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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性勞動力市場范文1
關鍵詞：技能形成；勞動力市場；生產系統柔性
中圖分類號：F24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0)06－0119－06
近年來，我國制造業轉型已成為理論界和實業界關心的話題，現代制造業是未來的發展方向，但是在現階段還存在很多困難。首先，現代制造業是資金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需要巨額的資金投入。其次，高級技術工人的匱乏制約了現代制造業的發展，現代制造業不僅需要先進的機械設備，而且需要有維修、改造和自創的能力，否則花大量資金購入的設備，不久又會面臨淘汰，因此，高技能工人的培養是重要的一環。然而，高技能工人的培養不僅僅是建立技工學校，我們需要借鑒當年英國的經驗，英國面臨技能工人短缺時雖然也開辦了許多技工院校，培養了大量的熟練技術工人，但是由于沒有建立起完整的勞動力市場秩序、技能形成模式和雇用制度，導致勞動技能無法實現高級化，并因此喪失了其在制造業的競爭優勢。筆者認為，一國制造業的競爭優勢源于一國技能形成模式與生產系統柔性之間的高度耦合，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國勞動力市場秩序。因此，有必要研究如何在特定勞動力市場環境下提高勞動者技能，從而增強企業生產系統對市場需求和技術進步的柔性適應能力。本文試圖從技能形成模式與生產系統特性相契合的角度，通過對各國制造業勞動者技能形成(尤其是勞動力市場條件下)與生產系統柔性之間關系的分析，在借鑒國際經驗基礎上，探尋提升我國制造業競爭力的途徑。
一、技能的界定
不同國家在技能(skill)的界定上具有其自身的工業導向性，即不同國家對技能定義本身就反映出該國具有競爭優勢的制造業領域。以美、英、德、日為例，對技能的定義可做如下歸納：首先，美國對技能定義有兩個特征：一是較明顯的行為主義特征(受時間動作研究和勝任力模型的影響)。二是強調與工作相關的技能(job-related skill)。其次，英國對技能的定義，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推行國家主導的職業技能概念，使技能向通用職業化方向發展(Knasel&Meed)，Chivers認為這一職業技能包括認知能力、就業能力、行為能力、倫理能力和無能力，這樣英國更側重于“可雇用性”等方面的研究。再次，德國對技能的定義受“雙元制模式”的影響，技能的概念深深地扎根于Beruf概念基礎上，包含了通用技能和工業技巧兩個方面。最后，日本對技能的定義，小池和男從“知的熟練”的角度對現代企業中技能熟練的涵義進行了重新解釋。松本雄一在綜合相關研究成果基礎上，認為技能應包含以下要素：是練習和經驗的產物；是一種可以實現預期成果的能力，不僅指運用體力的作業能力；技能本身和使用技能的能力，以及在此結構基礎上的對環境的應對能力。
通過對以上技能理論的梳理，可認為技能實際上包含兩重含義：一是勞動者保有的技能(skill)，所謂技能形成實際上就是指技能現存能力和潛在能力的形成；二是勞動者如何發揮其技能的能力(ability)，它受企業雇用制度和人力資源管理模式的深度影響。
二、技能形成及勞動力市場的國際比較
技能形成(skill formation)的研究涵蓋了很多領域，包括教育學、勞資關系、勞動力市場和政治經濟學等，相應地在這些領域中，技能形成的主要模式包括如下典型分類：Furth劃分為學院模式、雙元模式和混合模式；Green劃分為雇主拉動模式、教育拉動的學院基礎模式；Calloids劃分為企業基礎模式、制度基礎模式和雙元制模式；國際勞工組織劃分為合作模式、企業基礎模式、意志模式和國家驅動模式(又可分為需求拉動模式和供給推動模式)；OECD劃分為市場驅動的高技能模式、市場驅動的低技能模式、交互模式、企業基礎的交互模式和中介驅動模式。然而，在討論制造業競爭優勢的前提下，技能形成模式研究則主要聚焦于“勞動力市場研究”視角，勞動力市場下的技能形成是以“生產系統對技能的需求”為邏輯起點的，所以本文將以勞動力市場視角對技能形成進行深度闡述。
1、技能形成與勞動力市場的類型
根據各國熟練勞動力市場(skilled labor markets)的現實狀況，可以將勞動力市場大致分為兩種類型，即“內部勞動力市場”(Internal Labor Markets，以下表示為ILM)和“職業勞動力市場”(Occupational Labor Markets，以下表示為OLM)。這兩類勞動力市場的共同點在于它們都具備完整的技能形成機制。
ILM的技能主要是在OJT(On The Job Training)的基礎上形成的，通常被稱作“基于工作的技能”(job-based skills)。由于ILM中的“工作”是企業內部定義的，因而這種“契合工作”的技能形成通常有“企業特殊性”(firm-specificity)；而OLM則基本以徒弟訓練為主，其形成的技能被稱為“基于職業的技能”(occupation-based skills)，由于職業通常是獨立于個別企業而存在的，因而這種“契合職業”的技能形成方式相應也具有更大的企業間可移動的特性。以OLM為主要技能形成機制的國家，如德國和英國，其技能具有更大的企業間可轉移的性質；而以ILM為主要技能形成機制的國家，如日本，其技能則具有更多企業特殊的性質。
2、制度化的技能形成及運用體系
從技能形成的角度，熟練勞動力市場可被分為ILM和OLM兩種類型。那么，技能在這兩種勞動力市場中是如何形成的，又有什么特點呢?
(1)OLM模式――基于職業的技能形成。在德國，勞動者的技能形成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通過徒弟訓練，指的是就職前的“初期訓練”(initial training)，形成的是在整個行業都能通用的技能，并通過社會化的職業資格制度保障其企業間轉移的可能性。二是被特定企業雇用后通過追加形成的部分，是技術工人晉升到高級技師(master diploma)所需的訓練。由于這種訓練是由所在企業進行的，因而有著更多的企業特殊性。需要指出的是，這里所說的追加訓練，不僅是對企業內部經驗的學習，還包括以脫產培訓形式在專門學校和工科大學等外部教育機構進行
的專業學習培訓。這種初期訓練和追加訓練相結合的方式，構成了德國型技能形成的“雙元制”特征。
而英國的OLM模式則有所不同，其技能不是根據職業而是根據職群(craft)來劃分的，因此在經過了徒弟訓練之后，形成的是一種多技能的熟練，并能夠在職群的范圍內從事多種職業工作。這些經歷了徒弟訓練的熟練勞動者通過成立行業工會來保障其權益。但行業工會一方面保障了熟練勞動者對保全和修理等熟練技能崗位的獨占，另一方面卻又阻礙了他們技能的進一步提高。從勞動者的角度來看，由于工人與管理層的分離，隔斷了工人向管理層晉升的可能性，同時又未在全社會范圍內建立起相應的職業資格制度來保障熟練勞動者的權益，因而員工缺乏進一步提高自身技能的意愿。而對企業來說，由于工會成員對熟練勞動崗位的獨占，企業無法通過對一般勞動者進行追加訓練來將其安置在熟練崗位上，只能從市場上直接雇用現有的技能勞動者，這也構成了英國低技能的現狀的主要原因。
從德國與英國的國際比較來看，雖然它們都屬于OLM的技能形成模式，由于在勞資關系、社會教育體制上的差別，使得二者分別向著OLM高技能和OLM低技能方向發展。這種高技能與低技能的差異在ILM中也同樣如此，即美國ILM低技能和日本ILM高技能。
(2)ILM模式――基于工作崗位的技能形成。與科學管理密切結合的OJT，將各個階段的技能培育限制在局部工作范圍內，通過短期內在職培訓使大量沒有工作經驗的勞動者能夠適應崗位的技能要求。OLM模式中的徒弟訓練過程，如果除去脫產專業課程的學習，與美國工廠勞動型初級技能形成實質上很相似。在美國企業的崗位結構中，其職務被嚴格定義和細分化，因此面向工作的技能形成也是細分化的，特點就是定型化和標準化，但其“技能熟練程度”并不高，即與日本相比形成了低技能局面。正如小池和男研究發現：在日本和美國的很多產業里，在ILM中都存在通過OJT來提高技能水平的機制。但是，日、美兩國在技能形成過程中，在平均水平上，日本的技能工人對工作中發生的變化和異常問題的處理能力要明顯高于美國工人的處理能力。
ILM型的技能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依存于其職務結構的，但與美國型ILM的工作控制型細分化職務結構不同的，日本型ILM由于實行的是職能資格制度，其職能的范圍較寬。在美國企業中，人力資源管理是以特定的職務為依據的，因而對勞動者的崗位變更比較困難，同時勞動者的晉升也要受到特定崗位是否空缺的影響。而日本由于實行的是職能資格評價，因而增加了晉升可能性，職能資格是與職務范圍的擴大、作業范圍邊界相對模糊、較靈活的崗位配置轉換，及以對工作內容變化的適應性為導向的寬幅技能形成是相輔相成的。因此，日本企業的勞動者能更深刻地理解各個生產設備和生產環節之間的相關關系，從而提高員工處理工作中發生的變化和異常問題的能力。這也就形成了日本高技能ILM和美國低技能ILM的對比局面。
三、技能形成模式、生產系統柔性與制造業競爭優勢
為了解勞動力市場下的技能形成模式與制造業競爭優勢的關系，需要在技能形成模式與企業生產系統之間建立對接關系，這種對接關系就是一個國家的社會生產體制，它限定了一國的優勢產品種類，并決定了勞動力的技能需求結構，所以有必要分析生產系統及其柔性對技能的需求。
1、生產系統與生產系統柔性
生產系統是由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的生產要素組織，其充分利用生產方法和生產技術，并將輸入的加工對象轉換為具有一定功能的產品過程。生產系統包括硬件(hard-ware)、軟件(soft-ware)和人件(human-ware)三部分：硬件涵蓋了車間的物理因素，包括了類似于設備設計和細胞式生產等；軟件則聚焦于生產流程與制度，包括物流、信息流、拉力系統、快速換模、質量內建和工作組織等；人件則是生產車間的最基本要素，包括持續改進、團隊作業、工作擴大化和對同事的尊重與信任等。
生產系統柔性則是指生產系統應對不確定性的能力，具體體現在引進新產品的能力、調整產量的能力、產品組合的變化能力、交貨周期的變化能力和客戶定制變化的應對能力。因此在實現生產系統柔性的過程中，要釋放硬件、軟件和人件的柔性潛能。但生產系統柔性的實現是以一定穩定性為前提的，正如De Leeuw和Volberda研究指出：一個柔性生產系統具有天然的穩定性，不穩定性是柔性不足或柔性過多的結果。因而生產系統柔性必然要求具備穩定性，這一穩定性的實現是通過“人一機”匹配得以實現的。以日本的JIT柔性生產為例，多功能機器(硬件)與快速換模時間(軟件)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作業人員對細微操作技術的不斷改進，這對多能工、頻繁崗位輪換、團隊自主活動等內部柔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時作業人員的這種內部柔性必須以長期雇用承諾為保障，即雇用制度起到了穩定器的作用。
2、生產系統柔性的實現方式
至此，技能及其對應的勞動力市場的差異性通過“人一機”匹配系統表現在生產系統的差異性上，可從兩個維度來衡量：一是作業崗位配置的自由度。二是雇用調整的自由度。前者可稱之為內部柔性維度，后者可稱之為外部柔性維度。那么日本和德國的生產系統屬于內部柔性和外部剛性相結合的模式，即其崗位配置的柔性較大，而雇用調整的柔性則較小。美國和英國恰好相反，其生產系統屬于內部剛性和外部柔性相結合的模式，即其崗位配置的柔性較小，而雇用調整的柔性較大。根據前述內容和對各國生產系統比較研究的歸納，可以對各國代表性生產系統做進一步地映像，如表1所示。
3、技能形成模式的社會基礎
各國勞動技能的形成和生產系統柔性特征并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在內外環境變化下進行不斷的演變?？傮w來看，經濟全球化的競爭壓力正在迫使現有體系向更加柔性化方向發展，因此內部柔性和外部柔性，即崗位設置柔性和雇用調整柔性相結合的模式似乎是最好的選擇。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向更加柔性方向的轉變是需要很大代價的，不僅包括教育體系和技能評價體系等的重構成本，還包括原有的雇用制度和勞動管理模式變革的成本。各國原有典型生產系統的競爭優勢越大，其轉變的成本相應地也就越高。因此，生產系統與技能形成的發展之間不存在簡單的線性關系。
Lloyd和Payne則認為，在對技能進行經濟學分析時，必須高度重視勞資之間的根本利益沖突以及國家在解決這種利益沖突中所扮演的角色。由于企業內部的權力關系與外部的制度約束這兩個因素，在影響工作的組織方式以及勞動者技能水平的提升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所以要轉變技能形成方式就需要優化制度環境和平衡勞資力量方面進行重大變革。因此，我們可以這樣概括：技能形成、生產系統和勞動力市場秩序(包括雇用慣例、教育制度和勞資關系等)等所
有這些制度形態共同構成了一個國家的社會生產體制，這一社會生產體制受其初始狀態的影響，具有較強的路徑依賴性，而對技能形成體系和生產系統柔性的改變往往要受到這一路徑依賴性的限制。P0weⅡ認為，一個國家要實施一種高技能發展路線需要具備以下條件：首先，需要開發一種能夠鼓勵并且支持工人進行持續性終身學習的工作環境。其次，必須確保所有相關利益者齊心協力于技能形成過程，并且積極參與對這些過程進行規劃和執行的實踐。最后，在開發那些有利于技能發展的國家戰略時，需要確保各種決定是建立在最新的精確勞動力市場信息基礎之上。
根據本文上面的分析，這種影響是通過大的社會生產體制來實現的，在于技能形成模式與生產系統柔性之間匹配關系，這樣的邏輯關系如圖1所示。
4、對我國制造業競爭優勢的解釋
美國的大批量生產體制始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當時美國大的同類市場逐漸形成的，競爭完全基于價格，規模經濟和標準化生產成為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在生產系統上，生產設備專用化，生產技術穩定且變化緩慢，技術并不復雜，同時生產環節傾向于垂直整合。這樣的生產系統要求職務被嚴格定義和細分化，技能形成體系的特征是細分化、定型化和標準化，并且在較窄的職業領域中技能具有企業間的轉移性，即前文強調的技能形成模式。這種技能形成模式增強了美國企業的系統分工能力――能夠拆分相互磨合的產品組件并迅速地連接產品組件，并逐漸在模塊型產品架構上展現出競爭優勢。Fujimoto等人認為，美國的這一歷史一直延續至今，從過去的福特互換型產品到近年來的數字網絡化產品(消除設計上的相互磨合)，都可反復看到美國企業減少“相互磨合”的實例。
日本的生產體制也被稱為靈活性生產體制、綜合性生產體制等，始于戰后日本企業在資金和人力短缺情況下針對異質性的市場而形成的。由于市場存在更多不同的偏好，競爭完全基于質量，在生產系統上較多采用多功能生產設備，生產環境傾向于垂直分解。因此其職務范圍的擴大、作業范圍邊界相對模糊、較靈活的崗位配置轉換，技能以寬幅技能或多項技能為主，技能具有企業特異性。這樣的柔性生產體制使得日本企業擅長的技術即統合一體化的組織能力，例如對產品組件之間的微妙相互調整、開發與生產的聯合、自始至終的工序管理、工作現場的密切交流等。因此，在汽車、小型家電產品、需要精密加工技術的機械產品等磨合型產品領域，Fujimoto認為日本企業的制造優勢持續至今。
如果以本文技能形成模式的觀點來考察，美國在模塊型產品和日本在磨合型產品上的競爭優勢差別，就存在著其歷史必然性。那么，如果以社會生產體系的視角去觀察中國，其優勢的競爭產品是什么呢?改革開放初期，由于我國研發與創新資源大都向國有研發機構集中，因此造成了當時我國制造企業設計資源不足的現象，因此海外技術授權、代工生產或模仿海外產品成為制造企業的主要生產方式。同時，由于勞動力流動性較高和二元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勞動力的主要形態不是以長期雇用為前提的多技能工，而是優秀的單技能工。這樣便形成了我國在所謂的“準模塊化”產品中展現出競爭優勢。概括而言，即流動的勞動力市場和單項技能形成體系造就了我國制造業在所謂勞動密集的模塊化產品具有了競爭優勢，但是這樣的競爭優勢卻因為勞動力成本低和產業結構轉型而逐漸衰弱，也為我國制造業的發展提出了挑戰。
四、研究啟示
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技能形成體系、雇用模式和生產系統特征的形成有以下特點：首先，形成的周期較長，少則四五十年(如日本)，多則長達一百多年(如德國)。其次，生成的路徑各不相同，由于這些系統的生成要綜合考慮各國歷史、經濟、社會和文化情況，因此，在不同的路徑依賴下，所產生的技能形成、雇用模式和生產系統也有所差別。再次，優勢領域不同，在不同的產業領域所發揮的效用有較大差異。例如，德國在高精尖產業有著獨特的優勢，但在對成本要求嚴格的產業如日用消費品方面的發展卻極為有限。最后，從當前應對經濟全球化的需要來看，生產系統整體的柔性已經成為日益重要的問題。以上提到的各個國家的技能形成、雇用制度和生產系統特性都在朝著這個方向發展。但是，Brown認為，由于原有體系的慣性，其可能改變的途徑和范圍都有較大的區別，對其制造業競爭優勢的強化或重構的作用也有很大不同。
競爭性勞動力市場范文2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分割;一體化
中圖分類號:F241.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8-0120-02
《珠三角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2009—2020年》明確指出，“統籌城鄉發展”是廣東省今后重大發展任務之一。要“按照城鄉規劃一體化、產業布局一體化、基礎設施建設一體化、公共服務一體化的總體要求，著力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完善和提升城市功能，率先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新格局?！逼渲小敖y籌城鄉就業，加快建立城鄉一體的人力資源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就業制度”是實現城鄉公共服務一體化的必要條件。
一、新古典經濟學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統一的勞動力市場
新古典學派在勞動經濟學領域一直是公認的主流學派。該學派有許多代表人物，但都遵循著一個共同的理論框架:第一，強調市場機制以及市場要素在決定工資水平和勞動力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而將其他影響因素如法律、制度、文化等作為事先給定的因素;第二，對人類行為模式的假設為:經濟人、理性選擇、偏好獨立;第三，對勞動力市場本質的假設:勞動力市場具有高度的競爭性，存在大量的需求者和供給者，雙方都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可以在市場自由進入和退出，通過勞動力市場的均衡可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研究方法有兩個特點，一是大量運用邊際決策原則，即在經濟人假設前提下，只要邊際收益大于邊際成本，就是有利可圖的。二是常常運用從一般到特殊的邏輯推理方法，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假設條件少，能夠推斷出精美復雜的經濟模型，但是這種方法也存在致命缺陷:一旦假設條件稍有偏差，模型和預測結果便可能被全部推翻。
根據上述對新古典勞動經濟學派的簡短回顧，可以看出，在其理論框架中，勞動力市場被當做是富有競爭性的、統一的整體，不存在地區、城鄉等的隔離現象，這是分析個人和企業行為的前提和出發點。
二、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分割的勞動力市場
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LMS)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與新古典勞動經濟學派的假設截然不同，認為新古典學派的競爭性假設無法解釋勞動力市場的許多現實(如貧窮、歧視、與人力資本相悖的收入分配等)，忽略了勞動力市場職業結構的性質和制度因素的作用。
該理論的特點是:勞動力市場不再被看做為一個連續的統一體，而是被分割為幾個不同的市場，各個市場有不同的特點，它們有不同的分配勞動和決定工資的方式;各個勞動力市場是相對封閉的，造成這種封閉的因素是集團因素的聯合和制度因素的約束。該理論在研究方法上表現為:第一，側重從需求的角度研究勞動力市場均衡和工資的決定，而新古典學派側重從供給的角度研究勞動力市場，人力資本理論是其重要的理論基礎。第二，強調制度、組織、習俗包括社會歧視對勞動力市場的重要影響。
最早全面闡述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是多林格和皮奧里，他們將勞動力市場劃分為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主要勞動力市場是有高度組織的正式勞動力市場，有詳細的雇傭決策原則，市場力量基本不發揮作用。其需求方生產的是資本密集型產品，工資分配遵循的并非新古典的邊際原則，勞動者收入高，升遷機會較多。而次級勞動力市場的雇傭與工資分配則根據邊際決策原則決定，市場力量工資和就業決定中發揮主要作用。其需求方為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小公司或行業，工資低、工作條件差、就業不穩定、缺乏培訓與晉升的機會，一級市場與次級市場之間存在流動障礙。
關于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原因，有兩種不同的觀點。新古典學派從勞動力供給角度出發，認為人力資本是主要的決定因素。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則從勞動力需求角度出發，認為分割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產業結構的影響，如果企業面對的是產品需求穩定的市場，則企業創造的是一級市場，反之，則創造二級市場。另一方面是制度和工會的影響。二級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并非能力低，而是因為歧視等制度性障礙，難以進入一級勞動力市場。
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夾雜了許多體制性、制度性因素，而且這種制度性分割與西方國家的制度分割存在很大的差別，最明顯的表現是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
三、發展經濟學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
發展經濟學是以二元經濟結構為理論基礎的，該理論揭示了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原因以及一體化的趨勢。最有代表性的是劉易斯模型和托達羅模型。
劉易斯模型的主要觀點是:第一，經濟體系中有兩個部門，一個是只能維持最低生存水平的、以傳統方法進行生產的農業部門，在該部門中，工資不是由農民的邊際生產力決定，而是取決于勞動者平均分享農業的產量;另一個是以現代化方法進行生產的城市工業部門，生產率和工資水平較高;第二，傳統部門存在大量過剩的勞動力，勞動的邊際生產率為零或負數;第三，由于兩個部門在生產率和工資方面存在巨大差別，農村勞動力會向工業部門轉移，由于農業部門人多地少，即使資本主義部門現行工資不變，農村勞動力供給也是無限的。第四，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農業生產率逐漸提高，農業勞動力生產將會出現拐點(劉易斯拐點)，即農業部門工資隨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而上升;第五，當兩個部門的生產率接近一致時，工業部門對農業剩余勞動力吸收完畢，此時，農村勞動力不再向工業轉移，二元經濟結構就轉變為一元經濟結構。
劉易斯的這一模型，后來得到了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費景漢和拉尼斯的補充，故稱為“劉易斯—費景漢—拉尼斯人口流動模型”。但是卻受到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托達羅的批評與否定。托達羅認為劉易斯人口轉移模型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實際，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其主要觀點是:第一，決定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因素并不僅僅是城鄉的實際收入差別，而是轉移的預期收入。而影響他們的預期收入有兩個因素:城鄉實際工資差異以及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第二，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并不能自動實現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的轉化。因為，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很可能造成城市大量的失業。第三，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的有效轉化途徑是農村和農業的發展。在政策上， 應改變重工業輕農業的發展戰略，將發展重點放在發展農村經濟上。
從劉易斯模型和托達羅模型可以看出，兩種模型隱含著一個共同的假設:城鄉勞動力市場是處于分割狀態的，各自具有不同的用工機制和勞動報酬決定機制。分割的原因在于工業和農業兩個生產部門的生產方式和勞動效率存在巨大差別。兩種模型重要的區別在于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條件不同。劉易斯認為，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的流動會促進勞動力市場一體化。這種城鄉一體化會伴隨資本主義部門的不斷擴大和自給農業部門的逐漸萎縮，是農村完全融入城市的模式。其政策含義是加速城市工業部門的發展，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但卻不注重農業部門的發展。托達羅認為，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條件是農村和農業的發展。在政策上，傾向于發展農村經濟，建議政府應當改變重工業、輕農業的發展戰略，提高農業勞動者的實際收入水平，在農村勞動力轉移上主張實行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
此外，雖然兩種模型都隱含著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假設，但是，都將分割歸因于勞動力需求因素，沒有考慮到勞動力供給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響。
四、勞動力市場理論演進的啟示
各學派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從最初的整體觀，演變為分割觀，進而演變為城鄉分割觀，表現為對勞動力市場的理論假設越來越接近社會現實。目前，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是中國勞動力市場發育最突出的問題，勞動力市場要從分割走向一體化，關鍵要加快城鄉勞動力市場的融合，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
以上理論也蘊涵著實現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不同路徑和條件。新古典學派將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原因歸結為勞動力供給方的差異，其政策含義是通過發展教育培訓，提高人力資本，減少勞動力的質量差異來增進勞動力市場的融合。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則將勞動力市場分割歸因于產業結構等需求方面的因素和制度因素，其政策含義是通過提高產品市場的競爭程度和制度改進來促進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劉易斯模型和托達羅模型側重研究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將分割的原因歸結為工業和農業兩個生產部門存在勞動效率的巨大差別。其中劉易斯模型主張通過發展城市工業部門來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推動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托達羅模型主張通過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縮小農業與非農業的收入差距，促進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
因此，中國要建立一體化的城鄉勞動力市場，可從多個方面同時推進:第一，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不是以城帶鄉，也不是以鄉帶城，而是城鄉的協調、同步發展，對于城市問題與農村問題、農業與工業的發展問題不能割裂處理，要有統一的規劃和整體的布局。第二，發展農村教育事業，建立農村社區學院，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的技能培訓，通過縮小城鄉勞動力的質量差別來增進城鄉勞動力市場的融合。第三，提高各產業勞動生產率，在深化農業和工業改革的同時，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第三產業的發展將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發揮重要的吸納作用。第四，加快相關制度改革促進勞動力在城鄉之間、產業之間的自由流動，減少勞動力流動的障礙。比如，實行更靈活的土地政策，更寬松的人口流動政策以及建立統一、全面的社會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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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性勞動力市場范文3
關鍵詞：農村剩余勞動力 公共經濟學 就業機會舉措
中圖分類號：F241.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791(2012)02(c)-0000-00
農民問題是“三農”問題中的核心問題，長期影響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制約了現代化進程。而農民問題的根源則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據資料顯示，目前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約占1.22億～1.65億，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25%[1]。因此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就業機會，是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1 理論視角下就業機會的物品分析
在找出問題解決的方案之前，首先應清楚所要研究的對象的實質是什么。從公共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就是要了解所要研究的對象是什么物品。文章旨在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機會。其理論依據具體闡述如下：
1.1 就業機會是混合物品
在公共經濟學中，根據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競爭性，可將物品分為以下四類：一是純公益物品：既無排他性，也無競爭性；而是俱樂部物品：有排他性，而無競爭性；三是共同資源：無排他性，但有競爭性；四是私益物品：既有排他性，又有競爭性。除了第四類私益物品外，其他三類都是公益物品?；旌衔锲肥侵讣婢咚揭嫖锲泛凸嫖锲诽匦缘奈锲?，或者說混合物品是具有較大的正外部效應的私益物品，這些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是不完全的。[2]屬于此類物品的有科技、教育、醫療等。根據該概念界定，就業機會屬于混合物品研究范疇。
其一，就業機會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私益物品的特征，既具有競爭性，也具有排他性。一方面是有限的就業機會，也即滿足了就業機會在消費上具有競爭性?，F實社會經濟中，大量失業問題的存在，實際上也就是就業機會的需求與就業機會供給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增加就業機會的邊際成本不可能為零。一般來講，當勞動市場上的就業供給與需求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當需求小于勞動力的供給時，就會出現失業。所以，增加勞動力需求是新增或創造就業機會的前提，而增加的勞動力需求則要求用人單位花費一定的成本（如工資成本）[3]因此，新增加的就業機會成本不可能為零。而且，就業機會的獲得也與一個人受教育程度和能力等條件有非常大的關系。從此層面上講，就業機會也符合私益物品的特征。
其二，就業本身就是人的立足之本，沒有獲得就業，社會人就不具備能實現精神和物質方面需求的條件。從這個角度分析，就業就具備了私益物品的特征。從社會角度來看，妥善的就業，能有效的整合社會資源，實現最優的資源配置，同時也能更好的讓每個人為社會發揮自己的能力，最終可使整個社會獲益。所以，就業機會是一種較大的正外部效應的私益物品。
其三，從實踐角度分析，把就業定義在混合產品的研究范圍內，也有利于政府在解決就業問題和協調市場管理中的合理定位。
1.2 混合物品的提供可采取政府與市場相結合的方式
根據混合物品所具有的私益物品和公益物品的雙重性質，在其提供方面，從理論的角度分析，可采用政府與市場相結合的供給方式。因為混合物品具有私益物品的特征，所以在開始階段，私人總能發揮其充分的激勵來提供這種物品，這也就表明，在市場經濟下，市場本身就可以發揮其特長，創造一些可供就業的機會，也即是，為了實現勞動力需求方的利益最大化，勞動力需求方對勞動力有一種內在需求。然而，當勞動力的需求量到達飽和時，也即雇傭勞動力的邊際收益等于其邊際成本時，勞動力需求方就不會在增加其勞動力，于是就會出現市場在提供就業機會中的失靈現象。[4]如果廣大的勞動者失去了就業機會，不僅其個人無法獲得其物質和精神上的需求，同時社會也會為此付出較高的代價，如社會不安定因素和社會失業保險金的增加等。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且人口眾多，社會資源相對有限，勞動力供給過剩。而我國目前正處于結構升級和體制轉軌的關鍵時期，就業問題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下顯得尤為嚴峻。雖然市場機制在就業問題中能發揮著積極作用，但面對我國的剩余勞動力的絕對過剩，市場的調節作用顯示出了很多局限性。這也就表明了通過市場的調節所提供的就業機會是有限的，它只能根據市場規律的變化在一定的條件下發揮其效應。
市場調節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的失靈為政府干預提供了機遇。從理論的角度分析，市場與政府相結合是為混合物品提供的最佳方式，市場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其主導作用，政府干預可以矯正就業的正外部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矯正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失靈。也就是說，我國勞動力的供求一方面要充分發揮其市場的調節作用，但也不能完全聽之任之。
2 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難的公共經濟學解釋與根本原因
為什么會產生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難的現象呢？從公共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它是由市場無法有效地矯正外部性導致的。根據公共經濟學理論所說，市場經濟體制中，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不過，該結論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信息需充分、交易費用應該是零、理性經紀人并且必須是完全競爭?？墒沁@個假設條件在實際的經濟生活中基本無法滿足，如此市場就會失靈，也就無法有效地矯正外部性了。我們知道，在正外部性存在的基礎上，該物品的私人價值會小于其社會價值，如此，就業作為一種私益物品，并且它的正外部效應還比較大，自然而然的，因為它的正外部性，就業一直是過少供給的，也就是它的社會最適量遠多于私人市場決定的數量。由此我們說它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大缺就業機會的前提。
細化而言，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說明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難的原因：
2.1 從農村剩余勞動力自身角度來看，總體就業能力較欠缺。其一，由于他們偏低的文化水平、偏弱的職業技能，導致在就業市場上農村剩余勞動力根本毫無競爭力；再則，經常會有這種現象，某用人單位培養出的熟練工過段時間又會流失到其他用人單位，也就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動性較大，這樣用人單位就必須重新招聘、重新培養，使得用人單位的成本大大提高，利潤也就相應降低。因此企業就必然會減少雇傭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比例。
2.2 從社會制度上來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受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與社會保障制度的制約。因身份限制，古往今來，農村人口大多被束縛在其戶籍所在地，這樣就極大限制了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組合，使得資源得不到優化的配置，因此必須廢除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能夠自由遷移，這是一種大勢所趨。此外，和城市居民所擁有的各種福利待遇（例如住房、醫療、退休金和最低生活補助等），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上不成熟，盡管這些年，我們對它進行了一些試點探索工作，但是如何更好地統籌城鄉社會保障，還是我們目前需面對的相當艱難并重要的任務。
2.3 從農民進城的現實情況來看，存在著各種壁壘。其一，如果農民進城，相應的生活支出、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尤其是經營資本的高昂支出，導致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因為沒有大額財力的支撐，又回流到農村。其二，現有的用工政策（國家的或地方的）還不夠完善，例如和城鎮職工相比，農村人口無法同工同酬、同工同時和同功同權，甚至還有一定的行業限制，這些都對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就業大大不利。
3 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機會的幾點建議
根據前述的原因我們可以得出，若想排除農村人口進城就業的難度，增加農村人口進城就業的機會，必須要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身份轉換問題，切實打破其自由流動的壁壘，這是一個關鍵所在。具體來說，我們可以考慮先排除農村勞動力的顧慮，各個方面（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都要建立一些有效地制度，如下所示:
3.1 政府應建立有效的政策激勵機制。
針對用人單位，政府可以制定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或財政補貼政策來減少其雇傭成本，例如若是雇傭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可以提供稅收優惠或進行適量補貼。針對農村剩余勞動力，政府應提高農村教育投入（包括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用以切實提高農村勞動力的文化的素質，提升其就業能力。提高農村人口素質是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迫切需要[6]。農村勞動力文化素質低下，學習能力薄弱，這已經極大的限制了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若是綜合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農民工整體素質這兩個問題，我們就可以得出更為銳利的問題：大量文化素質低弱的并且流動性大的農村勞動力如何適應我們期望的企業從 “三高”企業（勞動密集型）向低碳時代的技術密集型企業轉換。因此，企業若是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首先要重視勞動力素質的提高。[7]
3.2 改革戶籍制度，完善社會保障。
如前所說，要改變二元戶籍制度，建立起以身份證管理為主的統一的一元戶籍制度。例如，不再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落戶城鎮和進城就業（通過勞動部門和勞務市場）進行限制，并且，要切實考慮進城農民工（包括其所攜家屬）的經濟適用房申購問題、教育問題、勞動就業問題、養老醫療問題以及治安管理問題，將這些工作列入各有關經費預算，以便有效地實現城鄉人口和勞動力的合理流動。
對于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問題，首先要建立農村“低?！?，使得特困農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由政府和社會提供。其次要在政府的支持和指導下，建立并健全以大病統籌為主的覆蓋各個農村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然后改變以往普遍存在的農民將土地經營當作“生活保障”的情況，建立并健全以個人出資為主，國家、集體扶助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
3.3 推進城鎮化進程，加快小城鎮建設。
首先，還是要繼續堅持大中城市并舉發展的道路。相比而言，我國的大中城市在數量上比較少，因而所需的農村勞力并不多；況且，我國的大中城市分布極為不均，大多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這就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無法就近轉移。因此，我們要以繼續發展大中城市，并且有重點的發展中西部地區的大中城市。其次，要尤為重視小城鎮的發展。因為如前所說，我國大中城市少導致能吸納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也相應有限，所以更為有效地并且是更為經濟的方法是利用發展小城鎮的第二、三產業進行吸納。
3.4 建立完善勞動力市場和公平、公正的制度環境。
目前第一、二產業能夠提供的就業能力已經下降，第三產業發展空間還很大，且在第三產業中女性所占的比例日益增加，所以，為安排農村多余的勞動力，應在第三產業上好好下功夫。與此同時，要建立健全完善的勞動力市場制度，使就業信息公開，建立公正、公平、自由合理的勞動力市場，為營造公平、公平的就業制度環境，監查部門應對勞動力中介組織進行監管督查。
3.5 拓展勞務輸出；增強鄉鎮企業活力。
鼓勵農民到境外就業，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提高就業機會的非常行之有效的措施。這樣以來，農民的收入不僅能夠得到大大提高，還能夠使農民學習新技術、拓展新理念、增長新視野。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鄉鎮企業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很多就業機會，大大緩解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壓力。根據鄉鎮企業的特點，其資金密度低，就業能力比大中城市國有企業高，在安排農村剩余勞動力方面，將一如既往的發揮其作用?！俺浞掷棉r村各種資源和生產要素來發展鄉鎮企業，是發展農村經濟、拓展農村內部就業空間的主要途徑”[8]
安排好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僅關系到社會發展的進程，而且也是關系國泰民安。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不僅需要勞動者勤勞肯干提高技術跟上社會的發展，而且也需要各級政府機構領導部門提供更多可行性政策和方向進行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一項任重道遠的工作，需要我們認清國情，開拓思維，積極提高農民工素質和培養其技能，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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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性勞動力市場范文4
(一)就業服務的職能初級且不完善，難以滿足變化的勞動力市場的要求
我國當前的就業服務職能局限在單一的崗位匹配、簡單的職業指導。但大多數失業者文化水平低、缺乏市場需求的勞動技能，或對自身職業能力缺乏了解，或心理脆弱等，低層次的服務無法滿足他們的真正需求。就業服務職能的不完善還體現在地區、群體差別。我國沿海發達地區的就業服務體系非常發達，形成了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多層次、多樣化服務體系，能夠靈活滿足不同群體的需求，而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就業服務還留有很深的計劃烙印，服務僵化，政府壟斷，而這些地區下崗職工、農民工等貧困人口相對較多，他們迫切的求職需求難以滿足。
(二)營利性型服務驅逐非營利的現象普遍
就業服務產品種類繁多，有公益性較強的，也有可營利的。由于這些職能沒有得到科學劃分，致使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在履行職能、財務管理等時無法實行歸口管理。一方面在政府財政資金的支持下承擔免費為下崗職工、農民工等弱勢群體提供求職服務，另一方面又開展營利性的勞務市場業務。趨利機制使得服務機構更偏好于提供可收費的服務產品，而對難以獲利的服務產品不愿提供，即使在政府強制要求下，也不過是聊以塞責而已，服務的質量因而難以得到保證。
(三)管理僵化，政出多門，職能交叉，難以有效協調
公共就業服務的各項職能之間的相關性非常強。例如，短期化的職業介紹往往需要長期持續性的就業計劃予以支持，而個性化的求職幫助又會成為進入培訓、再培訓和創業計劃的關鍵。這需要職能部門密切配合。例如，我國針對下崗職工開展的社區就業服務，創造的崗位涉及規劃、城建、衛生、公安、工商、稅務、民政、勞動和社會保障等多個部門，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和支持。由于對這些部門之間的職責界定不清，服務重疊，經常發生矛盾，阻礙了社區就業服務工作的開展。
(四)與私人組織合作能力低，難以形成多元化、多層次供給的競爭性市場
就業服務需求具有多層次、多元化特點。就服務強度來看，有自助服務、一般服務和強化服務；就服務層次來看，有全國性勞動力調配、市場信息的傳播和就業政策的解釋，也有地方轄區的就業安排和指導；就服務主體來看，有政府行政性就業機構、民間營利性和非營利性組織。這樣，就業服務格局才能提供高質量的服務。但是，我國當前的就業服務市場基本還是政府為主導的壟斷格局，運行效率低下，同時民間機構力量弱小且不規范，二者難以有效合作，限制了就業服務功效的發揮。
二、制度安排的思路——基于公共品理論的策略選擇
從上述問題來看，其癥結的根源在于缺乏對公共就業服務內涵的全面、細致的把握。理論認識上的模糊使得制度安排的具體工作難以向縱深發展，阻礙了公共就業服務制度的成功構建。由此，必須對公共就業服務這一特殊的公共品做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礎上選擇制度構建的具體策略。
(一)公共就業服務產品的特性
盡管公共就業服務的制度安排、任務、戰略和組織在不同的國家千差萬別，但各種職能服務產品卻有許多共同的基礎。下面以國際勞動組織公認的四項基本職能為支點(如表－1所示)，具體分析服務產品的特性。
1．職業介紹)——職業中介的市場化和個性化服務的公益性同時加強。職業介紹是公共就業服務的最基本職能，目的是為求職者和空缺崗位進行撮合。不管在我國還是西方國家，該職能的特性都經歷了一個從政府壟斷的純公共品到多元化供給主體的市場化過程。該職能的市場化表現在互聯網技術的載體之下的自助服務的普及。求職者可以利用各種自助設施進行工作的查詢而不再過多依賴公共就業服務工作人員。對于雇主而言，互聯網可以為他們解決最通常的勞動力供給的需要。這些都意味著普通的職業介紹職能弱化，而高質量的職業介紹市場化能力很強，一般由私人職業介紹機構來承擔?；ヂ摼W技術在弱化政府某些職責的同時，針對弱勢群體的個性化服務使公益性得以繼續體現，這表現在對無法或不能利用自助設施的弱勢群體、對不熟悉求職擇業的人以及長期失業的人員進行個別輔導。
2．勞動力市場調整計劃——政府為主導的多元化供給。失業的持續增長和勞動力市場的瞬息萬變，使崗位匹配、直接創造和維持就業崗位等傳統就業服務職能難以滿足宏觀勢態發展的要求。因此，勞動力市場調整計劃出現，并在很多國家成為替代職業介紹基本職能的主要職能。目的是利用政府干預的方式對勞動力市場供給和需求的失衡狀況作出調整，創造一種有利于勞動力市場開發新崗位的環境，以彌補政府在維持現有就業機會、創造持續性崗位中能力的不足。具體調整計劃包括求職幫助、培訓和教育計劃、直接創造工作崗位和工作經驗，以及其他各種綜合計劃。這些縱深領域的服務意味著服務受益群體的分化和范圍的縮小，通常以小組甚至是一對一的方式出現。這些調整計劃的種類繁多，有公益性較強的服務，也有需要收費的個性化服務，由服務受益群體的不同特性決定。由于勞動力市場中弱勢群體占大多數，需要政府在多元化供給中把持其主導地位。諸如教育和培訓一類的服務產品更多是由私人辦學機構來提供，因此政府必須與這些機構建立親密的合作關系，通過外包、特許經營或者“代用券”制度等市場化運作的方式實現與私人機構的合作。
3．管理失業補貼——消極的政府就業政策。失業補貼作為消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公共就業服務需要對其提供三種服務：提供求職幫助或再就業服務；持續資格認證與求職認證；對失業補貼計劃的總體管理。為平衡失業補貼的消極作用，幫助領取失業補貼的人員盡快重新就業，需要對其提供求職幫助，如制定求職計劃、接受教育培訓等，以作為繼續領取補貼的條件。這要求失業補貼與其他職能特別是勞動力調整計劃密切配合，建立合作伙伴關系，至少在補貼管理機構、公共就業服務和地方一級的一站式服務機構之間保持這種關系。
4．開發勞動力市場信息系統——政府和私營機構共同參與的競爭。勞動力市場信息開發職能對消除失業是間接性的，但它是自助服務最主要的信息提供者，這也決定了該職能的公益性。這一性質要求公共就業服務從全國范圍搜集、加工、解釋并勞動力市場信息，以滿足不同客戶的需求。但對信息的需求也造就了私營市場，公共就業服務機構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服務提供者，是政府和私營機構共同參與的競爭。
(二)公共就業服務中政府職責的界定
對公共就業服務產品性質的分析，初步明確了政府的職責。這些服務的強度隨受益群體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別，要想進一步明確公共就業各項服務的強度和界限，需要對受益群體的特性做詳細分析。
公共就業服務的客戶群體可以分為六大類：新失業者：長期失業者；新進入勞動力市場者；企業富余人員；殘疾人、農民工、婦女群體；想提高生活標準的已就業者(如表－2所示)。其中，新失業者是指原本有工作但因技能落后、所在單位關閉或者某些個人因素被拋入失業大軍，這些人缺乏渡過失業歷程的經驗，往往精神沮喪、求職迷茫，公共就業服務需要對其提供小范圍的求職幫助，教授求職技巧，提高求職信心，或者提供培訓使他們獲得新的技能。對長期失業者而言，他們往往經歷屢次失業打擊，學習能力較差，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再就業障礙，是最難也是最需要幫助的群體。需要實行“個案管理方法”，提供特殊就業咨詢，制定長期就業扶持計劃，進行持續追蹤調查。這一職能在很多國家都得到了細致縱深的發展。對于新進入勞動力市場者，通常指應屆畢業學生，他們掌握了最新的技能，但由于年輕而缺乏對職業的了解，公共就業服務除了對其提供職業介紹、求職咨詢等外，應提供針對學生特點的直接創業計劃，使他們盡快融入市場，使科技成果盡快轉化為生產力。企業富余人員在我國表現為下崗職工群體，他們一般技能落后，年齡較大，知識水平較低，需要接受再培訓和教育，掌握新的技能，或者提供創業計劃，直接創造就業崗位實現就業。對殘疾人、農民工和婦女這些比較特殊的失業群體，需要公共就業服務提供個性化或小組范圍的深入咨詢和教育培訓，提出針對他們自身特點的就業幫助。對想提高生活標準的已就業者，可以通過收費的方式予以提供或完全交由私營機構。
通過表－2的分析，公共就業服務要承擔的職責主要體現在勞動力調整計劃中，對于不同群體的服務強度有很大的差別。職業介紹一般通過自助方式實現，受益群體數量和規模也最大，是最低層次的服務；個性化服務或強化服務需要對求職者的技能、能力和興趣等進行評估，提供有針對，對工作人員素質的要求很高，需要較高層級的機構配合；這些評估會成為進入培訓、再培訓和創業計劃的關鍵，而培訓一類的最高層級服務需要更高級次的政府機構統一調配，使其能與私人辦學機構順利合作。
三、完善我國公共就業服務制度的政策建議
通過上述分析，要想成功構建公共就業服務制度，平衡勞動力市場供需失衡的矛盾，降低失業率，實現和諧社會，必須完善這四大職能，并根據各職能的性質改善、調整就業機構的管理運行體制，建立起多層次、多主體、多樣化的就業服務制度體系，使公共就業服務的功效得以最大發揮。
(一)完善公共就業服務職能，建立多層次、多樣化的就業服務體系
1．建立統一的標準化的服務流程，為求職者服務。大多數公共就業服務的客戶群體所需要的求職幫助可以利用自助服務設施自行完成，互聯網的普及使這一職能的價值得以充分體現。瑞典每個月通過互聯網進入公共就業服務的人數相當于勞動力總數的6％。自助服務成為最基礎、最活躍的服務。新技術的普及要求對該層次的服務建立統一的標準化服務，便于監督管理和高效率服務。統一的標準化服務還體現在一站式服務中心的建立，將求職幫助、就業咨詢、職業分配、幫助填寫失業保險申領表、教育和培訓機會的信息獲取等職能整合在同一場所中，確保計劃和服務的一體化和綜合性，使客戶普遍得到服務。
2．為失業者提供一般服務。一般服務是對自助服務的補充和拓展。互聯網技術的普及弱化了傳統的職業中介職能，轉向提供更多的就業咨詢和指導，諸如組織求職技巧的講習班、大型職業招聘會、幫助求職者了解自己能力的職業指導、制定失業者連續性的扶持計劃等一對一的深入咨詢服務等。這些咨詢和指導往往與職業匹配服務相結合，同時它也為求職者接受后期的教育和培訓提供了指引。培訓和教育使缺乏技能的人掌握新的技術，提供的方式有很多，如脫產和教室課程、在崗培訓或二者結合，并根據勞動力市場需求隨時調整。這些調整計劃對幫助失業者提高就業能力、克服再就業障礙，重新融入工作環境效果明顯。
3．針對特定群體，提供特殊的強化服務。我國勞動力市場中的劣勢群體，包括年齡偏大、知識水平偏低、屢次就業失敗的國企下崗職工、缺乏勞動技能的農民工、殘疾人、婦女群體，以及因吸毒、酗酒、育嬰、債務等個人問題而失業的群體等。對這些群體的就業幫助是公共就業服務公益性的集中體現。針對該群體的特性，需要發展特殊服務。(1)特殊就業咨詢。需要針對他們的心理特點提供深入面談，進行行業測試，推薦職業，甚至陪伴他們面試求職。這需要高素質的工作人員，并與社會救助等服務相配合。(2)培訓教育。但因為這些群體的學習能力相對較低，培訓教育比較困難，成效不顯著。(3)直接創業計劃。提供直接的就業崗位通常是針對該群體最直接的需要提供有效的求職幫助。一般要借助于社區、街道、中小企業等提供一些臨時性、短期的崗位，建立非正規就業體系，政府提供必要的財政補貼，甚至直接參與崗位的創造，使該職能成為一項幫助弱勢就業群體的基本社會保障“安全網”。
(二)構建合理的公共就業服務管理模式
1．權力下放，建立多中心的就業服務體系。公共就業服務機構作為一種專業性、地方性較強的公益機構，應當采取政事分開、自主管理的模式，地方服務機構有自己相對自主的權利，形成在政府委托之下覆蓋全國的服務網絡。在政府的監督管理之下，大力開展地方機構，充分利用地方的信息優勢，密切與用工單位的合作關系，根據當地的經濟結構、就業結構靈活提供服務。(1)專業性設置。針對不同的服務群體，設置下崗職工再就業中心、進城務工農民就業中心、青年就業中心、臨時就業中心等，充分發揮專業化優勢。(2)地區性設置。根據不同地區勞動力市場人口密集度、供需狀況等設置社區就業服務中心，并采取多元化主體的供給模式，由政府機構、私營組織以及非營利性組織共同參與，充分發揮信息優勢，根據轄區勞動力市場特點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當然，保證這些服務中心之間的交流合作，政府必須承擔起統一協調的職能，抵消結構調整對整個勞動力市場的負面影響，實現勞動力資源的有效配置。
2．部門整合，加強政府各相關職能部門的密切合作。實現就業或再就業是一項涉及眾多政府職能部門的綜合性工作，需要各部門密切配合協調，予以充分支持。(1)通過電子政務的建設使政府各職能部門及社會組織實現橫向對接，協同開展工作，聯動辦理業務，使求職者可以享受到全方位的服務。(2)建立專業化就業市場，搭建縱向的統一就業體系，使部、省廳及區(縣)、街道、社區連接，確保就業政策頒布實施、就業服務開展的連貫性和準確性。
3．打破政府壟斷，提供競爭性的就業服務。就業服務領域需求的多樣化為私營機構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要求政府必須打破壟斷，主動與私營機構合作，建立競爭性的就業服務體系。(1)開發勞動力市場信息；(2)勞動力教育和培訓；(3)可以有效監控的服務，如失業保險的管理、失業人員的管理等?？梢圆扇〉钠跫s合作模式有外包、市場測試、“代用券制度”，以及純粹的私有化。政府要根據不同的就業服務公益性強弱，承擔起相應的職責。對公益性較強的服務在外包過程中，政府要予以資金支持，嚴格監控，保證弱勢群體能夠免費獲得公平、公正的服務。
[參考文獻]
競爭性勞動力市場范文5
關鍵詞：歧視理論；農村大學生；政府失靈
中圖分類號：G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1)04-0235-02
大學生就業問題近年來一直是一個備受關注的熱點問題，尤其是農村大學生在城市就業時所遇到的歧視更是引發了學者們的無數討論，他們從政治學、社會學以及經濟學等角度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本文試圖運用西方勞動經濟學的歧視理論對農村大學生就業歧視問題進行分析。
1、個人偏見模型對農村大學生就業歧視問題的解釋
1.1雇主歧視模型
雇主歧視模型理論認為，雇主對具有某種特征的勞動者存在偏見，從而使這類勞動者的生產率在雇主那里遭到了貶值，即使這類勞動者具有與其他人相同的生產率，但是雇主寧愿支付較高的工資雇用其他人，而不愿雇用這一類勞動者。那么農村大學生在城市里所遭遇的就業歧視是緣于雇主的歧視嗎?答案不像人們想象中的那么顯而易見。從表面上看，農村大學生所遭到的歧視性待遇，都是拜雇主所賜。那么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呢?
假定雇主對農村大學生存在偏見，也就是說，即使農村大學生與城市勞動者具有相同的生產率，卻仍然被雇主假設具有低于城市勞動者的生產率，從而雇主愿意支付給農村大學生的工資Wr將會低于其愿意支付給城市勞動者的工資Wc(假定Wr與Wc的羞為d，即Wc＝Wr＋d)。如圖所示，對于歧視性雇主而言，將會雇用NO的人(因為在這一點上，MRP＝Wr＋d成立)，而非歧視性雇主則會將雇用一直擴大到N1(即滿足MRP＝Wr)。從圖中可以看到，歧視性雇主相對于非歧視性雇主而言，將損失BFG這一區域的利潤。因此，歧視性雇主為了堅持他們的偏見，將不得不放棄BFG這一部分利潤。如果產品市場是競爭的，歧視性雇主必將會受到市場的懲罰，最終被排擠出市場。
因此，理性的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的雇主，理論上不應該采取歧視性的雇用政策，除非雇主既有機會又有實力滿足其“偏好性口味”，符合這種條件的雇主，通常是在某個產品市場上有一定程度壟斷力量的企業，目前在中國基本上指是那些國有大中型企業，尤其是有壟斷地位的企業。和所謂不簽訂勞動合同等事情均發生于一些中小企相反，這些國有壟斷企業表面上看勞資關系和諧，但事實上，這些企業在第一層次上就把農村大學生歧視了，因為農村大學生即使愿意接受低工資，也無法進入這些企業。而具有壟斷地位的國有大中型企業是卻代表了政府來歧視農村大學生，因為那些最具有壟斷地位，因此也最有能力和機會歧視農村大學生的企業，其壟斷地位歸根到底來自于政府的“授權”。因此，以雇主偏見模型來解釋農村大學生所遭遇的就業歧視，不是完全不合理的，也是不全面的。因此，僅從雇主角度來探尋農村大學生就業歧視問題的原因和解決問題的辦法，顯然是不夠的，而應當放到更廣泛的社會制度環境和經濟環境中加以剖析。
1.2雇員歧視和顧客歧視
雇員歧視理論認為，某一類雇員(如白人)不愿意或拒絕與具有某種特征的那類雇員(如黑人)在一起工作，而按照非歧視性標準進行雇用的雇主就必須向前一類雇員支付一種工資獎勵(一種補償性工資差別)來留住他們。在農村大學生就業所遭遇的歧視中，從雇員的角度上講，城市雇員一旦下崗或失業，就可以領取生活補助金或失業保險金。而農村大學生一般考上大學便把戶口遷出去了變成了非農業戶口，畢業后沒有正式工作的，要上回戶口也只能上成非農業戶口，城市雇員的保障享受不了。農村大學生作為社會較弱勢群體，得到政府或社會的幫助本無可厚非，然而正是由于制度二元化的特征，才使得具有歧視情感的城市雇員有了歧視的“資本”，這代價的一部分是由城市政府買單的，政府成為了城市雇員歧視農村大學生的第三方付費者。再來看企業，許多城市政府對于雇用本地下崗失業人員的企業采取了一系列的激勵措施，包括種種補貼、獎勵，這事實上降低了企業雇用本地勞動者的成本。如果將那些具有歧視情感的城市雇員與農村大學生置于一元化的社會保障體系中，平等的競爭環境中，歧視自然而然就會消除，同工同酬也會實現。而顧客歧視理論對于農村大學生就業歧視的解釋力更低了，主要是存在那些與顧客有較高程度接觸的職業領域中。
2、統計性歧視模型對大學生就業歧視問題的解釋
統計性歧視的根源在于信息不完全。由于雇主很難知道某個求職者的實際生產率是怎樣的，而獲取這些信息需要支付成本，因此雇主在雇用時往往將求職者所屬群體的特征，推斷為求職者的個體特征，這種做法就會使某些群體成員遭受歧視。
對農村大學生的統計性歧視顯然是存在的。因為農村大學生都是背景離鄉，經歷十年寒窗苦讀才考入城市的大學。很多城市民營中小企業考慮到本單位的業務情況與當地聯系緊密，所以只選用有一定人際關系網的城市大學生。有些單位從自身利益出發，在大學畢業生需求日益下降的情況下，明令只接收本地區考生生源，對外地生源實行嚴格控制；有些行業也只接收本行業院校的畢業生以及本系統職工子女的畢業生，從而把農村畢業生拒之門外。從這個角度上講，對農村大學生的統計性歧視是存在的。這可能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而并非“當前勞動力市場歧視”。
3、非競爭性歧視模型對農村大學生就業歧視問題的解釋
3.1雙重勞動力市場理論
雙重勞動力市場理論將整個勞動力市場看成是相互分割的兩大非競爭性市場：一級勞動力市場和次級勞動力市場。一級勞動力市場中的提供的工作是具有相對較高的工資率、較穩定的就業、良好的工作環境以及進一步的發展機會，而次級勞動力市場中的工作只能提供較低的工資率、不穩定的就業以及較差的工作條件，而且根本沒有發展機會。并且這兩個市場之間的相互流動是非常有限的。毫無疑問，絕大多數農村大學生是沒有機會進入一級勞動力市場的，只能在次級勞動力市場上求職。由于次級勞動力市場上企業沒有積極性為其提供職業技能的培訓，從而使得農村大學生通過提高自身技能來改變就業現狀的可能性非常小。雙重勞動力形成的原因有很多，在我國，雙重勞動力市場包含了人為因素，有其制度基礎，如果僅以經濟學理論對其進行解釋，是遠遠不夠的。
3.2擁擠效應假說
西方勞動經濟學的擁擠效應理論認為，女性收入低于男性，黑人收入低于白人，在于他們的就業被限制在狹窄的職業領域，從而形成“擁擠效應”。
擁擠效應理論對農村大學生就業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農村大學生的就業被限制在某些領域，從而使得該領域的勞動力市場過于擁擠，壓低了工資率。農村大學生被
限制在某些領域主要原因是人為因素一制度性壁壘，最典型的就是戶籍制度，此外也包括城市政府對農村大學生就業設置的一些限制性條款。從理論上講，如果允許勞動力市場自由競爭，是有利于本地經濟發展的。然而，由于城市勞動力認為農村大學生構成了對其自身的就業競爭，因而會想方設法加以排斥。盡管對于農村大學生和本地勞動力所從事的職業之間究竟存在著多大程度的重合并沒有明確的結論，但是，即使農村大學生只是對少數本地勞動力的工作崗位構成威脅，這些人也會結成利益集團借助各種手段向當地政府施壓。因此，在這里擁擠效應的實質上并不是歧視，而是城市勞動力和城市政府官員出于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而排斥農村大學生，是政府干預的一種表現。
3.3與搜尋成本有關的買方壟斷假說
該假說認為，由于歧視性雇主的存在，從而使得有相同生產率的不同群體成員的工作搜尋成本不同。由于前面的分析表明雇主歧視并非大學生遭受就業歧視的根本原因，因此，農村大學生工作搜尋成本的提高不是由于不知道哪些雇主的歧視情感更強，事實上，農村大學生在求職時會“自覺”地繞開那些對其有明顯歧視的雇主，而只會在有限的范內尋找工作。因此，與其說農村大學生的搜尋成本高是由于不知道哪些雇主會拒絕他們而花費了更多的時間和金錢，不如說農村大學生對那些可供他們選擇的職位信息、不會拒他們的雇主信息掌握不足，而這些信息本來應該主要由市政府來提供。
3.4串謀行為假說
該假說認為，雇主們彼此聯合起來，合謀對婦女勞力或外來勞動力進行壓制，從而制造一種被壓制群體不得不接受買方壟斷工資的局面。該假說最大的缺陷在于并沒有告訴我們如何保證所有的雇主都能遵守串謀所形的協議，因為一旦有雇主違背協議雇用了被壓制群體的勞動力，而其行為又得不到懲罰的話，串謀必會破產。如果說在對農村大學生的就業歧視上存在串謀的話，那串謀者顯然不限于雇主，而是雇主、地方城市政府(代城市勞動者)的串謀。在對農村大學生的其他一些歧視性待遇上，雇之間以及雇主與政府之間的串謀卻可以說很成功，例如低工資、不提供保險待遇等，有些地方政府即使不是明的，也是默許的(如出于招商引資的需要等)。
4、結 語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到，西方勞動經濟學的歧視理論對我國農村大學生的就業歧視的解釋力并不強，原因是歧視理論主要關注當前勞動力市場上的歧視，而農村大學生在進入勞動力市場之前就被歧視了，由于制度性因素把勞動力市場分割了；壟斷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政府直接干預的結果。西方勞動經濟學所指的勞動力市場歧視根本上來講是市場失靈的一種表現，而糾正市場失靈的一個重要方法是政府對市場進行干預。
與此相反，我國農村大學生就業歧視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市場失靈，而是長久以來在勞動力市場供過于求的背景下，通過一系列政策手段對勞動力市場進行干預，反而是政府失靈致。在維護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和特權的同時，嚴重損害了農村大學生這一群體的利益。農村大學生出現心理上的自卑以及自愿或非自愿的自我隔離的情況，用西方的勞動力市場歧視理論都是無法解釋的。在分析農村大學生就業歧視問題時，我們承認來自雇主的歧視是農村大學生遭遇就業歧視的重要原因，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一些制度性因素至少助長了對農村大學生的就業歧視，而這些因素有時甚至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因此，解決農村大學生就業歧視問題，僅僅靠規范企業的用工行為在目前來講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如何規范政府自身的決策行為，校正政府政策對勞動市場的扭曲，還農村大學生就業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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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性勞動力市場范文6
[關鍵詞]人力資本；投資失衡；市場分割；歧視效應
[中圖分類號]F24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7)06-0037-05
西方現代人力資本投資理論產生背景是歐美等國家剛剛完成工業化的時代，其理論建立在勞動力市場是統一完全競爭的假定基礎上。但是，統一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在現實中并不存在，尤其在二元結構的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市場之間分割比較突出。勞動力市場分割導致居民人力資本投資失衡主要表現在農村與城市勞動力市場之間、西部與東部勞動力之間。
一、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與現實
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提出時間為20世紀70年代初，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帕雷(Piore，70年代)，戈登、愛德渥茲和瑞奇(Gordon D，Edwards R andReich M，1982；Reich，1984)等。這是對西方20世紀五六十年代提出的現代人力資本理論的一個基本前提，即對勞動力市場是一個統一競爭性市場做出質疑與否定，這些質疑與否定促進了人力資本投資理論的發展。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認為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勞動力市場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主要勞動力市場的特征是：就業穩定、職業有保障、工資高、工作條件好、享有平等的權利和晉升的機會。與主要勞動力市場相反，次要勞動力市場提供的是小企業、小公司的崗位，它不要求也不鼓勵發展穩定的工作習慣，其特征是：工作不穩定、周轉性(流動性)大，工資低、工作環境差、規章制度嚴厲、晉升機會少等等。勞動力市場分割假設的基本結論是人力資本作用的發揮取決于一定的制度和社會性因素；如果勞動力市場是分割的，被阻擋在主要勞動力市場之外的居民人力資本就可能存在不足的現象，這為筆者的分析找到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基礎。20世紀60年代是美國實施“人力資本的時代”，在舒爾茨、貝克爾等人的理論影響下，美國政府實施了龐大的“人力資本計劃”，企圖通過加大人力資本投資使窮人階層擺脫貧困。但是，這一美好的計劃最后以失敗而告終(Doeringer and Piore,1970)。帕雷認識到，盡管中下階層進行了人力資本投資，但由于勞動力市場是分割的，所以中下階層不能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而他們的人力資本在次要市場上不能發揮作用，造成了人力資本投資的浪費。換言之，如果個人進行了人力資本投資后不得不留在次要勞動力市場上，那么，他的人力資本就是過度的。
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的程度則可以從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向特征及城市失業者在就業部門分布特征得到說明，而勞動者較低的職業流動率也是市場分割的一種重要體現。蔡等研究表明，農村向城市遷移的勞動力具有較高的受教育程度，同時表明，從進城的農村勞動力就業市場狀況來看，行業分布相對集中，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就業主要集中于制造業、批發零售貿易與餐飲業、建筑業和社會服務業。在這四個行業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就業總數的90％以上。蔡認為農村勞動力就業的行業集中是由于農村的人力資本水平較低，以致他們在城市的勞動力市場處于較低端，不得不主要從事簡單勞動。另一方面，反映了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特征非常明顯，來自農村的勞動力面對許多就業崗位的進入障礙，導致農村遷移進城的人在次要勞動力市場就業。勞動力市場分割假設和中國二元經濟結構是相符的。筆者旨在分析中國二元經濟結構下勞動力市場分割導致的人力資本投資失衡：在完全隔離的勞動力市場上，由于勞動者不能獲得預期的投資回報，則勞動者傾向于減少人力資本投資，人力資本投資產生失衡和扭曲現象。
二、勞動力市場分割引致人力資本投資失衡的理論分析
在人力資本投資中，就社會資源配置的角度而言，在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率高于物質資本投資收益率時，資源分配將向教育領域傾斜，大量的資源被用于教育活動并將提高未來經濟的總體效率。就個人角度而言，當人力資本投資的邊際收益率高于市場長期均衡下的收益率(包括風險貼水及正常的收益率)時，個人就會增加對其自身的教育投資。由于教育投資的時間長，對未來收益影響較為間接，較難計算教育投資在已知“投資期”內的投資量和收入量。為此，加里?貝爾提出了一個簡化的教育投資收益率模型。在此，筆者將運用該模型從理論上分析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如何影響沒能進入自己期望的部門(往往在主要勞動力市場)就業并獲得期望收入勞動者的人力資本投資行為。
假定農村和城市是兩個完全的市場，勞動者個人是惟一的投資主體。理性的決策者在進行投資時，要對成本和收益進行比較。例如，一個農村的學生在受教育上考慮念11年書和念12年書時，他就會比較多念1年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及以后更高就業工資。假設該農村學生接受11年教育后預期的工資是A，而接受12年教育參加工作后的預期收益為B，又假定退休之前的工作時間為T，則他多讀1年書的投資收益貼現值為： 其中，R為總收益，r為利息率。接受教育是有成本的，這些成本包括必須繳納的學費、課本及學習用具方面的開支等，這些可以認為是直接成本，用C。表示。除此之外，讀書還有一個機會成本，也就是說在受教育期間放棄的收入。如果多接受教育這1年期間工作，則會再獲得一個收入No，但如果選擇繼續讀書，則會喪失這個收入。這樣，如果選擇讀書，其總成本開支為：
C=Co+No (2)
投資者對收益與成本進行比較，如果R>C，說明投資是值得的，他會選擇繼續讀書；如果R
在這個公式中，有6個因素影響著人力資本投資決策：
1．是否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未來收益之差At-
Bo。這個差越大，投資者就越有可能獲得預期的收益，對人力資本投資的激勵也越大。
2．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后能夠獲得較高收益的概率P。P值越大，投資者就越有可能獲得預期的收益，對人力資本投資的激勵也越大。
3．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機會成本No。在工資水平普遍上升的情況下，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特別是接受正規教育)的機會成本就會提高，是影響個人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時間選擇的重要因素。
4．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直接成本Co。成本較高時，人們會較少投資。由于人們對未來可能得到的貨幣和手中的貨幣評價是不同的，更加看重當前的貨幣，對未來貨幣則要根據利率水平進行貼現，所以如何有效地使用這些更值錢的貨幣是他們消費決策和投資決策的重要內容。更有一部分被心理學家稱為“目光短淺”的人，他們比平常人貼現水平更高。人力資本投資的直接成本成為投資的重要約束因素。
5．退休的時間與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時間之差T－t。這個時間越長，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期就越長，投資的可行性越高。顯然，在年齡較小時接受正規教育是劃算的，一方面政府的教育制度是初級教育的直接成本很低，有些甚至是免費的，同時，這時接受教育的機會成本較低(由于勞動法的限制，年齡很小時也沒有就業機會)，更重要的是，年齡較小接受正規教育離退休的時間較長，一生中收益總量將會較大。
6．利息率r。利息率是影響貼現的重要因素，如果利息率太低，則當前的貨幣會更加“值錢”，只有當未來的收益率更高時投資才是可行的。
在上述6個因素中，后3個因素與勞動力市場的特性沒有必然的聯系，人力資本投資的直接成本(特別是接受正規教育的成本)、開始接受正規教育的時間和退休年齡、利息率等在一國的范圍內基本上是相同的。而前3個因素和勞動力市場因素的特性有直接的關系。
在一個統一、開放的、可競爭程度比較高的市場上，所有勞動者獲得某種職業的機會大致是均等的，勞動者會根據整個市場上的平均收益水平對投資收益進行預期。但如果勞動力市場是分割的，某一特征的勞動者被限定只能在特定的市場上就業。一些勞動者只能在次要勞動力市場上尋找工作，而次要勞動力市場上工資率普遍較低，則這時勞動者只能按照這個較低的工資率對人力資本投資收益進行預期，投資收益對人力資本投資的激勵作用就會大大降低。即便勞動力市場分割并不那么嚴格，勞動者有可能按照整個市場上的平均收益水平進行預期，但如果他們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的機會很小，很難獲得自己認為的理想工作，則他們對未來的預期收入也會大打折扣。他們會選擇較少的人力資本投資。例如，對一個農村的孩子來說，如果他長大以后只能憑體力在農村做農活，顯然他是高中畢業還是初中畢業是無關緊要的，這使他寧愿選擇較少的受教育時間。
圖1是不存在勞動力市場分割情況下的工資曲線。曲線M是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情況下工資隨著年齡增長的情況，曲線N是未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情況下的工資曲線。對于N來說，O到C這段時間是沒有收入的，因為還沒有開始工作，并且要付出成本開支。其中OBEC圍成的區域表示直接成本開支，如學費、書本、文具費用等；AOCD圍成的區域表示機會成本(間接成本)，即因為開始工作較遲而很少獲得的收入。但當M開始工作后，工資率會迅速超過N，D的右側由MN兩條工資曲線圍成的區域即是M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凈收益，只要這個區域的面積超過ABED圍成的區域面積，這種人力資本投資就是可行的。
但是，在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情況下就不同了。由于分割的勞動力市場上某些勞動力只能從事工資較低的工作，他們的人力資本的投資便不能獲得相應的回報。如圖2中W是在次要勞動力市場上的工資上限，也就是說，在任何情況下勞動力的工資都不會超過W，這樣M的工資曲線將會變形，D的右側由MN圍成的區域的面積會小于沒有市場分割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只有減少人力資本投資，才能使投資成本和投資收益相等。農村人力資本投資的最優值被分割性的就業市場扭曲了。
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原因
是什么因素導致勞動力市場分割?一般而言，勞動力市場分割有3個原因：產品需求、制度性歧視以及技術性分割。對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來說，勞動力市場分割與產品的需求特征有關，有穩定需求的產品市場創造了能夠提供充分就業保障的主要勞動力市場，而不穩定的產品需求則創造了次要勞動力市場；另外，人力資本偏向型的技術也會導致勞動力市場分割，這是引起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另一因素，這是由于技術本身形成的壁壘阻礙了低水平人力資本勞動力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中國多變的產品市場需求和以勞動密集為特征的工業結構造就了一個龐大的次要勞動力市場。勞動力供給過剩特征則大大降低了勞動者的談判能力，強化了雇主對求職者進行挑選的權利，從而使市場的分割有著很大的非自愿特征。但在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首先產生于以戶籍制度和勞動用工制度為代表的一系列歧視性制度安排，正是這些制度及其慣性作用導致了中國嚴重的城鄉分割。這些制度中的一部分仍在繼續實施，而基于這些制度產生的各種利益集團則在不知不覺地維護著這些帶有明顯歧視色彩的傳統制度。
四、勞動力市場分割(歧視引起)的效應分析
農村過剩勞動力及城市失業工人絕大部分是在次要勞動力市場上謀求就業的，而次要勞動力市場上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率很低，降低了這兩個巨大的群體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同時，因為他們基本上沒有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的機會，也使其喪失了在主要勞動力市場上通過“邊干邊學”積累人力資本的可能性，而較少的人力資本積累反過來為他們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設置了更多的障礙。制度性歧視將主要勞動力市場內部競爭限制在較小的范圍之內，只要進入了核心員工的圈子，則其被逐出的可能性是較小的，以致他們不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就可以保留現在這個職位。主要勞動力市場內部人享有很多的特權，他們不和次要勞動力市場上的人在同一平臺上競爭?，F存的制度性保護會形成市民的既得利益，可能促使市民尋求進一步保護，喪失了進取精神，而不是提高個人人力資本參與市場的公平競爭。這導致了目前一方面有一些工作沒人干，另一方面一些市民拿“低?！辈还ぷ?。同時制度性保護還可能導致員工工資的高估，提高企業人力成本，降低競爭機制的激勵作用，壓抑了城市勞動力的人力資本開發。
現行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分割主要是戶籍制度與勞工制度。城市居民與農民工相比，作為經濟上的多數、城市人口的多數，城市居民對城市政府就業政策制定的影響要大，因此許多城市相應出臺偏向城市居民的就業政策。這構成對農村勞動力的歧視，使農民工與市民不能享受同工同酬的公民待遇，并且在社會福利、政治權利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盡管中央政府即將出臺相應的給農民工國民待遇的政策，但是政策的制定、完善、貫徹執行，特別是各級城市政府貫徹執行，還存在現實的困難和時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