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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化匱乏的表現范文1
關鍵詞： 醫學；人文； 素質教育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6）06（a）-0000-00
目前，中國醫患關系矛盾和沖突相當尖銳，破壞了人們就醫環境，甚至影響到了醫護人員的人身安全。據原衛生部統計，2010 年的全國醫鬧事件五年同比新增 7000 件，總數達到 17243 件【1】。而國家衛生部關于醫患關系的調查研究顯示，盡管大部分是由于醫療體制、看病難、看病貴等原因引起，但由于醫護人員的服務態度直接引起的亦不占少數。醫患之間缺乏理解、缺乏信任、溝通不良是醫患矛盾日趨激烈的重要原因。鐘南山院士在2011年“做人文醫師，促醫患和諧”論壇上，疾呼提高醫生的人文修養分外重要【2】。
醫學人文素質教育是是通過學習人文社會學科尤其是醫學人文社會學科課程、臨床實踐、教師的言傳身教、校園文化的熏陶，使醫學生成為既掌握醫學技術又有醫學人文素質、人文修養、人文精神的完整的醫務工作者，其核心是“人性教育”與“仁術教育”的統一【3】。一句話， 醫學人文素質教育就是醫學生如何做“醫學人”的教育。
1 醫學院校大學生人文素質及教育現狀
總體上看，目前多數醫學生的人
文素養是符合社會規范的【4】。但是 ，部分醫學生的人文素質仍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
1.1 重專業輕人文，人文知識匾乏、人文能力弱化
信仰的缺乏以及就業壓力的影響，使一些大學生看不到人文教育對人生的潛在影響，所以從認識上輕視人文學科，導致人文知識匱乏【6】。
由于人文知識匱乏，影響到人文能力，學生普遍人文能力較差，體現在：一是語言表達能力較弱，社會交往能力較差。據調查，在公眾場合里，能用語言清晰有條理地表達出自己的真實想法的僅占26.7%，不能完整表達的占7.3%。醫學生這種人際交往能力的弱化，在臨床實踐中常表現出與患者的溝通障礙，影響醫患關系【7】。二是缺少心理調試本領。遇到挫折情緒異常低落，不會自我調整情緒。遇到較難處理的人際關系時感到緊張、不知所措。
1.2 人文修養欠佳，人文精神迷失
在市場經濟浪潮的沖擊下，使得一些大學生重物質輕精神，對集體利益置若罔聞，一切以自我為中心，缺乏愛心與同情心。甚至有些學生道德觀模糊、是非、美丑難辨。在學生畢業走上工作崗位時，往往表現為醫德低下，不敬業愛崗。
價值取向上對金錢和物質享受過分追求；喪失了對理想和信念的追求。缺少義務感、責任感、奉獻意識和協作精神等人文素養，而這些正是其將來所從事的救死扶傷的醫生職業所必須的。
2 對醫學院校加強人文素質教育的思考
2.1 在教育理念上，重視醫學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
首先，我們必須從思想觀念上認識到人文素質教育在醫學生培養中的重要性，在教育理念上端正態度，不是“應試教育”，亦不是“應業教育”，而是要培養有理想、有節操、有社會公德心和愛心的白衣天使。
2.2 在教學模式上，構建全面系統的醫學人文素質教育格局
人文素質教育是一項工程，需要不斷的滲透給學生，非一蹴而就之事。
首先，和理論知識教學一樣，人文教育的關鍵環節在課堂教學上。在醫學院校應增設人文課程。并且，在醫學專業課上，也應不斷滲透人文知識。如在講到惡性腫瘤時，讓學生在課堂討論 “如果你現在面對一個惡行腫瘤患者，你如何對他交代病情？”讓學生重視思考這些問題，將對他走向工作崗位后的發展大有裨益。
第二，實踐體驗。多組織一些社會實踐、志愿服務、臨床見習、實習等活動，并將其納入醫學各專業的教學計劃。通過這些活動，使學生能夠在身臨其境、耳聞目睹中感受人文精神，提高醫學生處理人際關系的能力和技巧，培養人道主義精神。
第三，環境浸染。對于一個人的成長和人文素質的構建來說，環境的熏陶尤為重要。因此，醫學院校要重視校園文化建設，包括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建設。創造一個濃郁的、優質的積極向上的、健康的校園人文氛圍，它可以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使學生生活其中，耳濡目染，他們的人生追求、價值取向、思想品德會在不知不覺中慢慢改善。
物質文化環境包括校園景觀、綠地、場館、設施等等，要能體現審美、體現學校特色和校園的歷史文化。讓學生置身其中能感受到學校的美和對學校的敬重。人文景觀可以設置著名醫學家肖像、格言、以及本校培養的各行各業的杰出人物的雕像等?？梢栽鰪妼W生的職業認同感、責任感和自豪感，培育著他們為祖國、為母校爭光和為醫療事業奮斗的信心和決心。
精神文化環境包括校風、學風、校園人際關系，以及教職員工的思維方式等。良好的校風是塑造人才的無形土壤。加強校風建設，要從校領導隊伍到教師隊伍到學生隊伍，整體上形成和諧、上進、團結、奮進的良好氛圍。領導要以身作則，事業心強，責任心強，作風民主，關心教師，關愛學生。教師要做到愛崗敬業、嚴謹治學、為人師表，處處做學生的楷模。學風建設要努力形成奮發向上、誠實守信、敢于創新的學習風氣。另外，要精心設計、認真組織開展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活動。應從學生的視角和需要出發，組織一些學生感興趣的人文講座、讀書活動、社團活動等。這樣長期營造，使學生通過這些活動學到書本上學不到的人文知識。
今天的醫學生，是將來的白衣天使和社會公民，他們將來的所為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社會的發展。因此，醫學院校的培養目標應當是培養有正確價值觀、積極進取、有愛心、有責任感、有醫德、有水平的全面發展的醫療人才。
參考文獻：
[1]中央電視臺.新 聞1+1：醫院里，別鬧！[EB/OL]. 央視網，http：///china/ 20120502/ 114890.shtml.
[2]孫鵬.醫學生人文素質體系構建研究[D]. 四川：第三軍醫大學，2012.
[3]葉娟.醫學人文素質教育有效性研究[J].遼醫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12（2）：37-39.
[4]王貴勤.醫學院校的人文素質教育研究[D]. 四川：西南大學，2009.
[5]黃學勇.醫科大學生人文素質現狀調查閉.洛陽師范學院學報[J].2000，19（6）：103.
精神文化匱乏的表現范文2
文化的本質是創造。
自從有文化以來，舉凡能夠成為經世之作和勵志之論者，就無一不是獨特的藝術發現和極具個性的思想結晶與美學構制。
只有具有深刻而獨特的時代內容、思想內涵、精神價值和藝術魅力的文化產品、文化服務和文化制作，才會是有價值和有意義的，也才會在口碑相傳與省人濟世中，漸入人類的智慧艙門和精神寶庫，并深深地沉淀在歷史脈動的底蘊之中，成為時代的精神坐標和民族的集體記憶。
正因為如此，具有肇始性的獨立探求與創造，就不僅被尊奉為文化的特質和天性，而且更被看成是文化之生命與價值的至高體現。有一種說法，認為在文化場中，原創者是天才，模仿者是奴才，摹襲者是蠢才。話丑理端，其所道破的恰恰是文化創造中的真諦。事實上，從孔子、屈原到李白、杜甫，再到關漢卿、王實甫、羅貫中、曹雪芹，直至魯迅，又有誰個不是在獨立的開拓性創造中鑄冶文化的精神光彩呢？
自明朝末年袁宏道從“煙煤敗黑，微有字形”的殘卷中發掘出青藤藝術的內蘊價值之后，徐渭的詩、書、畫、文就一直以其炳輝史冊的獨創性而深為世人所傾倒，乃至就連嫻于詩畫創作的鄭板橋也自稱甘當徐渭門下的走狗，而被尊為畫壇老泰山的齊白石則把無緣為徐渭抻紙磨墨嘆為終生之憾事。至于魯迅，那就更是在其豐富而深邃、瑰奇而精致的獨特文化創造中，不僅塑造了一系列鈐刻著時代印跡和民族特質的藝術典型，而且猶如黃鐘大呂、驚雷鼙鼓般地宣示了深蘊民族大義的警世恒言，從而在獨特的藝術創造中將文化的力量和效能發揮到了極致，真乃文莫殊焉、功莫大焉！
顯然，文化的功能和指向，是要通過藝術的方式而作用于人的情感、智能、思想和精神的。但是文化卻不能硬性灌輸，不能強制受眾對之加以接受和認同，而是必須做到讓人在欣悅和自覺中主動親近和自覺吸納，并在這個過程中于不意之間感悟和接受文化之內蘊精神的熏陶與濡染，從而在審美中得到啟發、充實、升華和提高。文化要以這樣的方式發揮這樣的作用，就必須做到表里俱新、形質兼優、氣韻鮮卓、內涵豐富，首先要能夠強烈地吸引人和感染人，能夠給人以視覺沖擊和心靈震撼；其次便是要有品位、有韻味、有涵寓，能夠使人從中得到心靈的慰藉和精神的哺育。而具有獨創性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就最賦有這樣的素質、功能和品格。因為具有獨創性的文化不僅在內容上是對生活原汁的首次提煉和展示，而且在藝術表現形式上也有著與其內容相匹配的新穎和獨特。它既不可能是“新瓶子裝舊酒”，也不可能是“舊籠屜蒸新饃”，更不可能是“舊瓶子裝舊酒”和“舊籠屜蒸舊饃”。否則，那還算什么獨創呢？所謂“獨創”，就是唯一的創造，不可逆的創造、個性化的創造和從來不曾有過的創造。文化創造和文藝創作中的原創性所代表和所體現的，就正是這種獨創性。原創，就是首創，就是第一次創造，也就是無拓模、無依傍、無因襲的獨特創造。既然這樣，那就肯定是從內容到形式、從事件到場景、從人物到情節、從構思到意境、從題材到指向、從品位到韻味等，都或一或幾地具有肇始之質和獨到之處。這樣的文化創造和文藝創作，無疑是會以其形神俱新、俱佳、俱深、俱美而深得受眾的喜愛和社會的鐘情，并因此而得以極為廣泛、充分、強烈地展示文化的風采和發揮文化的效能。
獨創性――原創性的寶貴之處，正在于其秉有形神俱新、俱佳、俱深、俱美的素質與特點。然而獨創性――原創性的獲取與實現，卻并非就是一蹴而就的。它是要付出辛勞的，它尤其需要具有對生活和人的深刻體驗與理解，對歷史和時代的透徹認識與把握，對藝術和美的精準砥礪與運用，對真諦和理想的熱烈憧憬與追求。否則，便會出現原創力的萎縮與匱乏，并因此而使文化創造陷于平庸和猥瑣。我們現在或許正在陷于這樣的困境和經受這樣的煎熬，因為我們在文化創造和文藝創作上不得不面對這樣兩種不堪頡頏的事實，即一面是創作量的激增，而另一面則是精品佳作的稀少。特別是在有如云升霧罩的創作大潮中，更鮮見思想深刻、藝術精到、具有強大精神震撼力和時代標識性的藝術佳構與文化巨制。
這是我們時代的文化之憾，這更是我們心中的文化之痛。這不是我們所期待的文化收成，這更不是我們所應有的文化生態。因為無論在時代條件、社會條件和精神條件方面，抑或在文化環境、政治環境和生活環境方面，我們都大大優于和歆于以往的任何時代，當然就更是孔子、屈原、司馬遷、杜甫、關漢卿、曹雪芹和魯迅們的時代所遠遠不可比及的。那么，我們的原創力有什么理由衰減？我們的精品佳作又有什么理由罕見？
按說，我們現在的出版社有579家，文藝報刊多達600余種，每年的各類出版物總量超過30萬種。此外，在1000余家綜合網站和四五百家專業文學網站上，也有大量的文藝作品面世。每年除了產出400多部電影和500多部電視劇之外，還有200多部動漫作品會在不同時段中走上熒屏。應該說我們已經是一個產出量相當龐大的文化制造大國了，但我們同時卻又是一個缺乏精品佳作的文化進口大國。我們的文化產品在產量和效能的比值上顯然處于失衡狀態。何以然呢？原因就在于佳作少、影響小、效能差，又何以然呢？原因就在于創意不濟、獨特性差、原創力匱乏。
既原創力匱乏，而又深為騖名盈利所焦慮，那就只能是以低俗的審美趣味和拙劣的藝術組裝而饑不擇食地或掠取生活泡沫而制造文化噱頭，或獵殺經典名作而游戲現實人生，或在無矩的搞笑中而將莊嚴的人生主題庸俗化，或以粗鄙的時尚之風而使清淳的靈愫變為渾濁。其結果當然只能像社會所詬病和受眾所怨尤的那樣：媚俗的文化蝕人志，摟錢的文化不養心。
這既不是文化的正常生態，更不是文化的應有效能。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在于文化原創力的匱乏和審美趣味的走低，而提升審美趣味和振興文化原創力的關鍵，則在于文化創造主體必須深入生活、深入實際、深刻攖及時代精神的中樞和深切感受改革大潮的濤漪；必須切實走向人民群眾，切實沉入社會底層，切實賦有干預生活、志在擔當的社會責任的人文情懷；必須樹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志向和具有“抱誠守真”“利以義制”的品性；必須不斷錘煉藝術功力和淳化人生境界，具有苦心孤詣鑄佳作、嘔心瀝血創精品的夙愿與追求。
這并不是玄論和苛求，而是任何時候任何一個文化創造者想要獲致和提升獨創性――原創力的必由之路與必秉之質。歷史上的碩儒和現實中的才俊，不就都以其確鑿的創優弘績、鑄冶精品之實踐而兌證了這一亙世鐵律與赫然事實么！柳青為了寫 《創業史》，不僅長期落戶到長安縣皇甫村，而且徹底地融化在村民中間，真真正正地成了他們中的一分子，在整個生活過程和生命歷程中都與那里的村民事如親躬、感同身受。作為黨史人物和“魯藝”名師的周立波，本可自然而然地在京城當官、馭權、享福，可他卻偏偏要舉家遷往益陽鄉下，在那里住土屋、吃粗飯、耘大田、喂仔豬、采茶子花、看花鼓戲，捐出稿費為村里種梨園。他正是這樣在與鄉親們的“廝混”中實現了心靈詩化、情感摯化、境界淳化，接連寫出了以《山鄉巨變》為代表的一系列精品力作。一度出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的馬烽有一句口頭禪，就是“京華雖好，不是久留之地”，他的生活之基、生命之根和創作之源，始終都深蘊于最能給他激情與靈感的晉汾大地。而以《白鹿原》名世的實，則正是從對白鹿原的歷久深入與情甘如飴中才淘換出了具有史詩品質的小說名作。
精神文化匱乏的表現范文3
關鍵詞：稅務文化 基層 探索 實踐
一、對當前稅務文化的認識
（一）稅務文化的內涵
稅務文化是指廣大稅務工作者在繼承和弘揚先進文化的實踐中，以共同的目標、共同的價值取向為基礎形成的管理理念、制度體系和行為準則的總和，包括：物質文化、行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四個層面的文化成果，構成一個有機的稅務文化整體。
（二）稅務文化的主要特點
1、政治性。稅務部門作為國家執法部門，代表了國家意志，在執行公務時必須嚴格遵照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符合依法治稅要求。2、行業性。稅務人員必須具備良好的職業道德和過硬工作作風。3、地域性。稅務文化建設要與當地的文化建設密不可分。4、針對性。稅務文化具要針對各單位特色來創建。5、時代性。稅務文化建設既應當體現稅務傳統的文化，又應當與時展同步，達到不斷發展的目的。6、創新性。稅務文化建設必須保持旺盛的活力，與時俱進，以體現時代前進方向的文化內容作為自己的特征。
二、稅務文化在基層國稅實踐中的現實意義?
（一）稅務文化具有激發職工熱愛稅收事業的激勵作用。文化的動力功能體現在稅務管理上，可以把稅務人員的個人價值觀同組織價值觀統一起來，并通過目標激勵、獎懲激勵、民主激勵、感情激勵、領導行為激勵等方式，激勵稅務人員堅定信念、奮發向上，自覺獻身稅收事業。
（二）稅務文化具有培育團隊精神的凝聚作用。文化具有一種強有力的凝聚力量，當稅務文化的共同價值觀被認可后，會成為一種粘合劑,把全體稅務人員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形成一種為實現稅務目標和理想而奮力拼搏、開拓進取的觀念、行為和文化氛圍。
（三）稅務文化具有規范稅務人員行為的約束作用。稅務文化通過成文成章共同約定的規章、制度以及人際倫理關系等, 對稅務人員的思想和行為產生約束和規范作用，使稅務人員時刻提醒自己要自我約束，讓自己的行為符合稅務規范。
（四）稅務文化具有傳遞稅務工作信息的輻射作用。?稅務文化通過其自身的社會形象和各種渠道, 向社會傳遞稅務工作信息，對社會產生感召力和影響力，促使外部人員更加理解稅務工作，讓社會各界更加關注、支持稅務事業。
（五）稅務文化具有指導思想行為目標的導向作用。稅務文化強調重視人的因素，強調建立以人為中心的管理思想, 對于實現人的思想意識、價值取向與行為目標的有機統一具有鮮明的導向和調整作用。
三、稅務文化建設在應用實踐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 理論知識的匱乏導致思想認識誤區。目前，稅務理論匱乏導致稅務文化認知上存在偏差?！袄硐胝摗闭J為文化是社會共享的，不存在單獨的稅務文化；“神秘論”認為稅務文化建設虛無飄渺，與稅收工作關系不大；“萬能論”認為稅務文化建設具有巨大的能量和作用，可以解決一切稅收問題。
（二） 物質文化的差距彰顯稅務個性不足。 由于對有稅務特色的元素提煉不夠，缺乏現代感、文化氣息和親和力，文化載體構造不豐富，文化亮點宣傳不生動，缺少反映稅務文化的電視、電影及文學書畫藝術作品，缺少對稅務典型事跡、稅務精神的深度挖掘和宣傳報道等，使稅務文化形態彰顯不夠。
（三） 制度設計的缺陷體現人本和諧不夠。 稅制和稅收政策的設計體現公平、和諧、發展的原則不夠。表現為個別稅制老化，不能完全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制度對行為習慣的約束力不夠，制度更多的表現為文字條款而非深入人心的文化意識。
（四） 精神理念的模糊凸顯文化內涵不夠。 精神理念的模糊主要反映在價值觀不明晰和稅收精神理念不突出。從目前整體現狀看，存在核心價值觀的缺失，對核心的價值理念、組織框架、價值體系和實踐應用研究還不夠。
四、稅務文化建設在稅收實踐中的路徑選擇
（一）物質文化建設路徑選擇。物質文化包括稅收環境、征管設施和工作環境等硬件措施。1、要堅持收入數量與質量并重，實現稅收收入可持續增長，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堅強財力保障。2、積極營造優美環境，激發干部職工的自豪感、凝聚力，開展有國稅特色的群眾性文化活動，滿足干部職工不斷增長的精神需求。
（二）行為文化建設路徑選擇。稅務行為文化是稅務機關工作作風、精神風貌、人際關系的動態體現。1、塑造好領導者的示范行為。領導者作為稅務工作的決策者,其一言一行都會對他人產生重大影響。2、塑造好先進人物的模范行為。用先進典型個體優秀的品德、模范的言行、具體的行動影響著周圍的稅務干部，起著榜樣和示范的作用。3、塑造好干部隊伍的群體行為。要堅持把個人工作同群體行為和目標聯系起來,做到“1+1〉2”,把稅務文化轉化為寶貴的精神財富和內在動力。
（三）制度文化建設路徑選擇。制度文化主要指以文字形式出現的各種管理制度和行為規范。1、要抓好稅收執法權和行政管理權的監督制約，最大限度地減少稅務行政、執法過程中的自由裁量權，全面提高稅收執法水平和行政管理水平。2、以規范服務體系為重點，融洽征納關系。稅務文化建設促使各個部門、各個單位構建全新的納稅服務體系，推進稅收信用體系建設，不斷提高辦稅質量和效率。3、以人本管理為根本，提升干部素質。稅務系統的人本管理應集中體現在：重視人、理解人、尊重人、關心人、愛護人、激勵人、凝聚人、培養人。
（四）精神文化建設路徑選擇。精神文化是稅務文化的核心，具有強大的導向、凝聚功能。1、凝聚團隊意識，推動中心工作。在稅務文化的氛圍中，領導理解群眾的困難與愿望；群眾理解領導的責任與壓力，由此形成團結一心的團隊精神，努力推動中心工作順利完成。 2、培養創新意識，推進科學管理。創新是一個組織的靈魂，是組織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先進文化是創新的催化劑，只有不斷創新，才能有所發展。才能使干部隊伍始終保持奮發有為、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
參考文獻：
精神文化匱乏的表現范文4
【關鍵詞】農村文化建設 資金 基礎設施 隊伍建設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農民溫飽問題得到了基本解決，但農村文化建設相對滯后的問題開始凸顯。許多農村地區在擺脫物質貧困之時，卻出現精神貧困的新情況：農民文化生活匱乏，農村文化設施落后。在提高農村生活水平的同時，如果不能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要，就無法符合新農村建設的基本要求，無法實現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不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一、農村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 當前農村文化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繁多，概況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文化形式單一、流于形式。受多種因素的影響，當前農村的文化活動過于單調，只有在傳統的節日才會有秧歌、大鼓等活動，內容陳舊，而且受困于經費緊張以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因素，不少業余文化團體將精力放在演出上，缺乏平常的專業訓練，演員基本功不扎實，難以向百姓傳送優秀的文化內涵。
二是文化人才隊伍匱乏。由于農村的基礎條件比較薄弱，待遇難以落實，許多文化工作者紛紛上調，不僅如此，就連當地民間藝人也因為生活所迫紛紛改行，人才隊伍的流失以及后備人才隊伍的不足，這對于農村基層文化的建設不斥于雪上加霜。
三是資金匱乏，正常文化活動難以正常開展。目前許多地方的農村文化活動站依賴于鄉鎮資金的撥款支撐，不少鄉鎮本來財政就比較窘迫，在這樣的情況下文化工作更是難以為繼。許多農村文化工作站也只是流于形式；有些地方的“農家書屋”雖然也普遍成立，但是書刊、報紙僅限于上級發放，種類少，針對性和時效性差，沒有起到應有的效果。農村文化建設經費沒有保障，文化活動也難以開展，公共文化服務的職能無從發揮。
四是農村文化基礎設施匱乏。一是各鎮缺少文體活動中心。許多鎮沒有形成具有一定規模的文體活動中心，開展鎮文體活動缺少場所。二是各村缺少文體活動場所。村委會有文化室的為數不多，缺少文體活動場所，自然村有廣播設備和文體活動場所更少，農民參加文體活動難。三是電視覆蓋農戶面不夠。部分農民沒有收聽收看到廣播電視。
二、農村文化建設的重要性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沒有農村的發展，就沒有社會的全面發展，沒有農村基層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也就沒有整體的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加強文化建設，難點在農村，重點也應該放在農村，加強農村的基層文化建設，符合我國的社會國情，符合我國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要求，加強農村的文化建設具有其必要性和緊迫性。 加強農村文化建設是滿足農民精神文化需要的重要途徑。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提高自身文化素質成為農民的普遍訴求。而如今農村文化資源的供給不足與農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要之間形成了尖銳的矛盾。不解決這一矛盾，農村文化土壤就會逐步荒漠化，甚至被大量消極文化侵蝕，從而使農民的身心健康受到影響，農村的社會和諧也就得不到保障。因此，加強農村文化建設符合民心、順從民意，在提高農民文化素養，維持農村秩序穩定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加強農村文化建設是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必然選擇。推廣科學文化知識，能提高農民的科學素養，使農民在農業生產中掌握新技術，新方法，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普及思想道德教育，能培養農民的誠信意識和道德觀念，從而提高農民的道德修養，凈化農村社會風氣；舉辦文藝活動，能豐富農民業余生活，發揚民間傳統文化。加強農村文化建設，在科學技術、思想道德和文化藝術等方面能全面提高農民的綜合素質，使文化效益向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轉化，推動經濟社會良性發展。
加強農村文化建設是發揚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效途徑。加強農村文化建設，能有效改變目前我國優秀傳統文化面臨的萎縮窘境，對于豐富農村生活，增加農村傳統文化節目和類型，改變我國農村業余生活單調的現狀有著重要的意義。
加強農村文化建設是轉變農民理念，建立和諧的農村精神文明的根本方向。加強農村文化建設，有助于農民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消費觀和精神文明觀念，自覺形成健康的生活理念，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我國和諧社會構建的全局具有深遠的意義。
三、農村文化建設的對策建議
（一）提高認識，加強領導，強化措施，大力加強農村文化建設。
沒有真正認識到新形勢下加強農村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就不能有效地克服和糾正實際操作過程中的一些短期行為。要樹立科學的發展觀，科學認識“增長”和“發展”的關系，加強農村文化建設推動農村經濟再次飛躍，改變以犧牲農村文化資源為代價,以換取經濟片面增長。增強工作的主動性和自覺性,更好地推動農村經濟和社會持續健康地發展。
（二）加大投入，整合資源，大力加強農村文化設施建設。
缺少資金是農村文化建設的突出困難。目前大多數農村的經濟狀況，決定它們短期內不可能解決文化發展經費問題。。因此，各級政府必須從財政收入中劃撥出一定的資金作為農村文化建設資金，并按比例逐年增長。另一方面，農村文化建設僅僅依靠政府的財政籌資是不夠的，完全依靠政府的財政籌資也是不現實的。必須在明晰產權關系的基礎上以政府籌資為主體，積極引導市場化籌資和社會捐贈等行為，建立起籌資主體多元化、籌資方式多樣化、籌資機制市場化等具有農村特色的多渠道籌資模式。只有這樣，才能使農村文化建設有足夠的資金保障。
（三）提升群眾素質，豐富群眾的文化生活，改進農民的思想觀念。
要大力普及現代國民素質教育，豐富農民的文化知識；疏通農村的信息渠道，使農民及時了解現代文化的發展方向，開闊農民的視野；在堅持“三下鄉”活動的同時，逐步變為“常下鄉”和“常在鄉”，結合農村傳統節日和平時重要活動，隨時舉辦能夠體現農民優良傳統或具有時代精神的、文明健康的文化活動；要引導農民樹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以民主法制為主要內容的新道德觀念。各級各部門要想辦法增加農村文化產品、文化服務供給，豐富農民文化生活。針對農村和農民需求，大力開發農村先進文化的形式和內容。多創作一些適合農民的藝作品，生產和提供優質和優秀的文化產品，不斷創新農村文化活動形式，使農民喜聞樂見。豐富群眾的文化生活，引導群眾抵制不良文化侵襲。讓先進文化、主流文化占領農村文化陣地的同時，還應該將知識性和趣味性與農村文化活動有機結合起來，不斷豐富群眾文化生活，滿足群眾文化精神需要，以先進文化推動農民走上富裕、民主、文明、和諧的發展道路。
精神文化匱乏的表現范文5
[關鍵詞]消費社會 需要 消費 發展
〔中圖分類號〕F06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7326（2007）05-0080-11
一、問題的提出
消費社會的到來，標志著人類社會徹底告別商品稀缺、奉行適度與節儉生活方式的生產社會，進入到商品豐裕、刺激消費與講求生活方式風格化的消費社會。新的社會形態的到來，意味著馬克思所預設的解決一切匱乏的總根源的先在條件，即經濟匱乏已經得以解決。① 如果經濟匱乏得到解決后，消費社會中還存在匱乏嗎？如果存在，其匱乏狀態究竟是怎樣？在馬克思看來，匱乏產生于需求的未滿足狀態，對需求的滿足無疑是克服匱乏的根本途徑。② 本文試圖從需求這一西方文明的邏輯生發點出發，通過探討消費社會的需求滿足狀況，來揭示消費社會的發展狀況，并就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做出展望。
二、需要滿足的可能性空間
個體需求的滿足同個體的消費活動有關，一切消費活動都是為了尋求需要的滿足。需要的滿足是從事消費活動的前提。這也是許多學科如經濟學和行為學等賴以建立的前提。需求的觀點最初來源于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Aristotelian physics）。在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看來，首先，不同時代的社會制度安排，特別是資本―工資勞動制度的安排，限制了個體的需要“視野”，比如富人對日常生活領域邊際效用的忽視和超越以及窮人只是關注對自己的胃的。其次，認為人類有著獨立于任何社會文化背景的同樣的需要結構是錯誤的，人類的需要不僅在生理需求上，更是一種社會文化的設計。
消費需要是人們的消費行為以至一切行為的動機和驅動力（王寧，2001：19）。只不過不同的學科從不同的學科視野出發，看待需要滿足的角度和側重點不一樣。經濟學和行為學關注消費滿足的效度和過程，即研究消費能夠發揮最大效率的滿足條件和研究從動機出發，消費需要得以滿足的各種條件和過程。在經濟學和行為學看來，從需要滿足的動機出發，到采取行動，最后到需要的滿足，這中間是一個連續的不間斷的過程。然而社會學的視角則不一樣，在社會學家看來，需要滿足的過程是一個不連續的間斷的過程，甚至，由于種種社會的原因，需要可能無法滿足或者只能得到了部分的滿足。分析導致需要無法滿足或無法完全滿足的社會原因就是社會學研究的主題（Per Otnes，1988：70）。
在社會學家看來，需求之所以無法得到滿足或者只是部分得到滿足主要可以歸為兩個根本原因：首先，由于個體的意識受蒙蔽或操縱導致個體的需求無法滿足或得到虛假的滿足；其次，盡管個體已經意識自身的真正需要，由于社會結構導致的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均，個體由于資源的貧乏而導致其需求得不到滿足。前者又可以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社會意識形態通過階級消費標準的劃分導致下層階級意識被蒙蔽，致使其只能從事與其階層相適應的消費。如果說在前一種形式中，社會意識形態強調階級壁壘，壓抑下層階級消費需求滿足的話，那么，當社會積累的財富日漸增多，消費需求成為激發經濟增長的契機時，社會意識形態又可以通過消除階級壁壘來激發消費需求，這就出現了另一種形式。這種形式稱為人為操縱的需要（artificial needs）或者虛假的需要（false needs），這也是社會體制性的原因造成的，因為社會體制決定需要體系，而社會需要體系決定個人需要的人為操縱性。在資本主義需要體制中，需要的滿足是建立在犧牲個體需要的多樣化的基礎上。這種人為操縱的需要也稱為虛假的需要（false needs）。虛假的需要是建立在倫理和本體論的基礎上。與虛假需要相對的是真實需要。真實的需要無非是真實而合理的，是符合倫理道德規范的需要，而虛假的需要無非是不真實的、操縱的和人為制造的，不符合倫理道德規范的需要。
由社會資源匱乏導致需要滿足的缺乏主要表現為奢侈需要與必要需要的對立。這兩種需要主要屬于社會歷史的范疇，是一個經濟的、社會關系的分類。奢侈需要與必要需要的對立是相對的，由于不同階級所掌握的社會資源的不同，往往一個社會階級或群體將另一個群體的需要定義為奢侈需要，反之，其本身的需要可能被定義為必要需要。一般來說，任何形態的社會根據其經濟發展水平，會定義出一個必要需要，而超出或者大大超出必要需要的需要則稱為奢侈需要。
由此可見，需要具有重要的政治經濟學意義。如何解除個體需要匱乏呢？無非一方面要求解除個體的意識蒙蔽；另一方面使生產關系更加透明、公正（至少這是馬克思的理論宗旨），解除個體的資源匱乏。要解除個體意識蒙蔽，使個體真正認識到符合他們自身的需要，如果說在傳統社會中，主要通過大力發展生產，積累財富，提高人民的教育水平便可提升他們的需要意識水平的話，那么到了物質豐裕的消費社會，就要使個體能夠辨別真實需要與人為操縱需要或虛假需要的區分，這正是西方者對二戰后的資本主義社會展開批判的理論宗旨。同樣，如何解除資源匱乏所導致的需要滿足的缺乏狀態呢？在馬克思看來，無非是解除生產關系中不公正狀態。然而自進入消費社會以來，不少學者認為馬克思的生產理論范式已經過時，并各自提出了相應的取代方案。① 盡管馬克思的生產理論范式受到了諸多的批判，但是其理論范式并未過時，仍是解釋現代社會的主導解釋范式。①
要真正達到個體需要的滿足，除了在社會層面提高個體的需要意識以及解除個體的社會資源匱乏狀態之外，還必須看到需要主要是一個主觀概念。個體是否得到了滿足，以及個體的滿足程度都是一種主觀感受。然而，一旦涉及主觀需要時，這個問題就顯得非常復雜。Per Otnes就指出，從個體層面來說，盡管社會從社會財富和消費結構定義個體的需要，但是需要主要是主觀概念，然而，一旦涉及到主觀層面，就使得需要的滿足顯得非常復雜。需要的相互主觀體制（inter-subjective system of needs）的確立并不是無懈可擊的；而且相互主觀的需要與主觀內的需要（intra-subjective needs systems）是不相吻合的。也就是說，首先，由于種種社會制度性原因或者個體自身因素的限制，個體并不一定能真正認識到符合自身的需要；其次，個體之間對彼此需要的認識、贊同，甚至建立共識性需要體系也是非常困難的。
不僅如此，從社會層面來說，要滿足每個個體的全面需要，除非人類活動從社會勞動分工中獨立出來，進行重新組織，或者取消勞動的社會分工，因為勞動分工只會強化個體某方面需要的滿足，而忽視其他需要；倫理法則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建立一個統一、恒定的倫理法則是不可能的；怎樣合理安排社會資源的分配，協調各種利益群體的利益也是困難的。最后，在本體論層面上說，怎樣協調需要與社會生產的關系，怎樣界定區分真實、虛假需要的合法性是非常困難的，“除非在我們認識到我們認為是真實的需要體系對我們現存的體系構成了威脅的情況下才討論這種情況”（Per Otnes，1988：40）。
為了解決以上問題，Bookchin認為需要除了有數量和性質的滿足之外，還有時間的緯度(Bookchin,1982：70)。因為對需要的選擇要受到時間的限制。既然，統一的倫理規則無法建立，任何社會的制度安排無法導致均等無差異的利益群體的產生，個人需要滿足的最大化只能通過需要的選擇表現出來。需要選擇的空間是在必要（necessity）和可能性(possibility)之間。必要與可能性的范圍是由每一個時代的需要體系結構決定的，不同時代的生產力水平和制度性安排決定了需要結構體系的不同。必要需要同義務性的時間相聯系，而可能性需要則是同個體可支配的休閑時間相聯系。Per Otnes則進一步指出，盡管在不少的社會學家看來，個體的工作同必要性需要或者義務性時間相聯系，而工作之外的自由大多與可能性需要相聯系，但是工作如果是在可能性范圍之內的話，工作的需要不一定是一種異化的活動?？傊?，“需要的選擇性范圍最終在于休閑的數量和時間使用的內容”（Per Otnes，1988：45）。
由此可見，受種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從理想層面談論需要的絕對滿足沒有什么意義。因此，需要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還必須有一種縱向的歷史角度，使我們能夠認識到每個時代的需求滿足現狀，以及在其可能提供的經濟發展水平下，需求滿足的可能性空間。
三、消費補償：自由、民主、正義社會的實現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生產體制之所以存在深層危機，在于生產資料分配的不均導致無產階級資源的匱乏。正因為生產資料分配的不均，使得生產過程中工人與勞動產品以及工人與工人之間的疏離。不僅如此，工人所能從事的消費僅僅只能滿足其基本生存需要，而無法滿足自身的享受和發展需要?？傊Y本主義生產關系導致了其生產方式本身生產了匱乏，而經濟上的匱乏是一切匱乏的總根源。為了解放被束縛的生產力，新的生產關系必將取代舊的生產關系，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的需要也將得到滿足。
隨著福特主義的推行，特別是凱恩斯的刺激消費政策的采納，資本主義并沒有呈現者所預期的晚期資本主義的特征，而是在克服其經濟危機的“痼疾”上以更快的速度發展，然而，盡管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得以進一步發展，是否意味著個體的需要得以充分滿足呢？繼馬克思之后，西方者認為消費社會的到來，國家的控制并不僅僅是經濟和政治控制，國家的控制已經滲透到消費控制，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所有領域。如果說，經濟危機的爆發是由于生產能力無限擴大與人們需求有限之間的矛盾的話，那么福特主義的推行，特別是凱恩斯刺激消費政策的實行，一方面提高了工人的工資水平，另一方面，通過刺激人們的需要，通過新的需要的開發，把經濟的發展建立在對人的需要的激發與滿足上。由于這些需要僅僅是為了達到追求最大利潤的目的，并不是真正為個體所需要，只是人工（artificial needs）或者虛假需要（false needs）。消費社會使個體在對各種需求的滿足中，甚至虛假需求的追逐中，喪失人的批判思維和自我意識，墮落、淪喪為“單向度的人”，即只懂得物質享受而喪失精神追求的人，只是被動接受而沒有主動創造的人，只能屈從現實而不能批判現實和改變現實的人（歐陽謙，1986：125）。
從西方的批判中，特別是葛蘭特的文化霸權的提出，除了打破經濟決定論的幻想，使人們關注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重要影響之外，生產與消費之間簡單的決定與被決定關系被打破，消費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經濟學意義。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的最新發展已經把人類通過生產資料的重構來追求民主、解放的企圖轉變為通過日常生活來謀求個體解放的“生活政治”上來。① 如果說，消費僅僅使個體墮落為“單向度的人”的話，那么，消費社會是怎樣喚起個體對美好生活的企盼和追求？
作為對此問題的回答，不少學者探討了消費研究中的理論解釋范式，主要有三種理論范式（Per Otnes，1988）。第一種研究范式是象征（symbol）消費理論（如Hirsch，1976；Lancaster，1966；Douglas & Isherwood，1978）。從象征的視角出發，認為消費不能僅僅被理解為購買和使用商品和服務的活動，它還有著更深的含義，即作為個性和文化歸屬的表達。如在Mary Douglas 看來，他把消費看作是信息體制，認為消費是文化因素的展示，是當地社區和家庭特征的表達。“如其說商品是為了滿足物質需要與進行炫耀性展示，不如說商品是為了使文化分類變得可見并穩定化”（Douglas & Isherwood，1978:59）。第二種研究范式是補償（conpensation）消費理論(Ahrne，1974；Marx，1968；Foa，1974)。由于人們在生產過程或工作中無法獲得自尊和自我實現，于是通過對高消費方式的追求來予以補償（Per Otnes，1988：67）。這種消費理論被稱之為補償性消費（conpensation consumption），意在獲得社會的尊重和自我價值的實現。從批判的視角出發，消費行為被認為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疏離狀況和拜物教有關，由于社會中真實人類關系的缺乏以及人與自身勞動的產品、人與人之間的疏離導致消費行為的產生，也就是說消費行為的產生被認為是對以上疏離狀況的克服?！肮I社會組織越來越復雜，強化了人們隸屬于不能控制的事件和結構中，對物質消費的強調，如汽車，單一家庭房子，是企圖去補償對其他方面的影響的缺乏。面對社會生活中和工作中的限制，人們投身于私人們的消費模式中尋找補償的自由”（Per Otnes，1988：79）。象征消費理論與補償消費理論相同之處在于它們都給個體的消費偏好提供了意義和內涵，都嘗試探討了消費行為是某種個人或文化的表達；不同之處在于，前者認為消費是作為生活方式的表達，后者認為消費是作為補償行為的嘗試。第三種研究范式是角色距離（role-distance）消費理論（如Berger & Luckman，1966；Per Otnes，1988； Goffman，1961）。認為工作和生活既是個體生活的兩個不同的領域，又是個體扮演的兩種不同角色行為。工作被認為必須經過訓練才能獲得，并且是對需要的取代，而消費被認為是自發產生的，僅僅用來滿足自身的需要，根本不涉及個人表達，也沒有任何深層次的含義。社會世界是由不同制度或不同習俗形成的相互競爭、相互矛盾的不同小世界構成的，而且在同一個人的角色行為中也存在種種分歧與不一致，因此在個體的主我（自我意識到的自我）與客我（他人眼中的自我）之間以及在整個主我與扮演特定角色的部分自我之間存在距離，這便是角色距離理論。對角色距離理論作詳盡論述的Erving Goffman，他把角色距離的存在作為自我調整與拒絕外界的中介。有時，人們使用這個概念表示非真實的自我或掩蓋對自我的直接表達。Goffman 主要使用這個概念來解釋這樣一種現象：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從消費中尋求需求滿足的飽和，人們對消費采取不重視的態度。盡管人們每天忙于工作與消費，但是自我并沒有得到發展。把消費當作文化的表達或尋求補償的方式，是對消費的一種夸大，因此，社會發展的動力并不在于消費者的需要，而是受市場研究者引導的資本積累的利益在推動社會的發展（Per Otnes，1988:59）。
由此可見，以上三種消費理論范式的共同之處在于，都把消費與工作對立起來，作為兩種不同的領域或過程看待。象征理論與補償理論更多看到了個體間的共同之處，認為個體間能夠形成或產生共同的消費看法或消費表達，相反，角色距離理論則更多地看到了個體間的差別與分歧，認為個體間并不能形成或產生共同的消費文化，消費活動僅僅是個體不同角色應對外在社會機制的策略而已。Per Otnes把馬克思的消費理論歸為補償理論，但是筆者認為這是對馬克思的消費理論的歪曲。盡管Per Otnes的補償理論也是試圖從社會制度的安排來探討個體價值的實現問題，但是與馬克思的消費理論是根本不同的。首先，在Per Otnes看來，生產與消費是兩個不同的獨立的領域，所以消費才是對生產中的挫折感的一種補償，而在馬克思看來，生產與消費是同一的過程，正是因為生產中異化的生產方式導致工人消費方式的異化，為了克服消費的異化，必須打破舊的生產方式。這樣看來，消費并不是對異化的生產關系的一種補償，而無疑是異化生產關系的超越和解放。
在后現代主義大師鮑德里亞看來，消費更是一種社會的拯救。在現代消費社會中，現代消費就是一種通過物而拯救的等級邏輯，是一種要通過自身努力來實現的拯救辦法（鮑德里亞，2001：47）。社會地位這個東西在傳統社會中是通過恩賜和繼承得到的，在無法從血緣上繼承社會地位的情況下，消費社會提供了滿足向往心理的替代力量，即人們在“無法通過恩賜的情況下通過自身的努力來拯救”。① 鮑德里亞認為，在消費社會中，以能力、責任、社會機遇、幸福等為標志的真正平等被物品擁有上的平等所取代，同樣，以體現社會關系的透明和充分體現個體價值為標志的真正民主被“在物以及社會成就和幸福的其它明顯標志面前的”地位民主或形式民主所取代?！爱攤€人的生活同物質過剩相聯系的時候，自由更多是同商品的擁有相聯系，而不是個人的自主；更多的同商品的管理相聯系，而不是同生活相聯系”，“而以個人擁有的房子和其他物質擁有在一個更復雜的官僚社會中成為個人自由的幻覺”(Per Otnes，1988：41)。因此，消費的補償并沒有導致一個真正平等、民主和公正的社會的出現。由此可見，不管是西方，還是Per Otner、鮑德里亞，他們對消費社會的批判，并沒有脫離開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體制批判的視域。在消費社會中，消費之所以仍然是以“異化”的形式出現，關鍵在于消費不是作為與生產過程或工作的結合，而是作為同生產相對立的異己的領域出現。② 而消費之所以作為與生產相對立的領域出現，最關鍵在于生產體制中資源分配的不公正以及生產關系的不透明。因此，如何做到生產資源分配的公正以及保持社會關系的透明度無非是實現自由、公正、平等社會的關鍵。
四、消費認同：個體自我價值的實現
隨著消費社會的出現和“生活政治”的時代轉型，個體是否在私人生活中擁有更多的實現自我的手段呢？在馬克思看來，要實現個體的自我全面發展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個體能獲取充分的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第二，避免了勞動分工，個體能充分自由地選擇職業，并且能擁有充分的休閑時間。也就是說，在馬克思看來，取消了勞動分工意味著個體能自由地選擇自己所喜歡的職業，自由發展各項能力，從而克服因勞動分工對個體能力發展的限制。伴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社會就能為個體提供充分的各項資料，同時，個體有充分的休閑時間從事各項有益于提高自身的活動。馬克思所設想的個體自我全面發展是建立在生產關系透明、公正和生產力水平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其生產力水平能夠為個體提供充分的生存、享受和發展資料。盡管在消費社會中，已經基本上具備了為個體的自我發展提供充分的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的生產力水平，但是不論是在生產關系上，還是在休閑時間上，并沒有具備馬克思所論述的實現個體全面發展的條件，那么在消費社會中，個體如何實現自我價值呢？
首先，我們看一下不同時代的社會價值觀念的變化。不同時代的消費概念和內涵的變化深刻反映了社會運作體制和社會價值觀念的變化。而這種變化無疑通過青年價值觀念的嬗變最充分地體現出來。在以強調勤奮、節儉、禁欲為主要價值觀念的傳統社會中，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為實現資本的高速積累，通過媒體大力進行勤奮、節儉、禁欲和注重自制力等美德的宣傳，鼓勵人們努力工作，加強資本原始積累。隨著消費社會的到來，人類社會進入到以強調激發人欲，刺激消費為主要特征的消費文化階段。在過去的60年中（即自20世紀40、50年代以來），在整個社會里，愈來愈多的人覺得已漸漸脫離企業型的性格及美德了。個人的價值，及個人在他人眼里的價值，已逐漸變為由個人的生活方式、消費方式及職業地位來決定了（川崎顯一，1996）。因此，今天的西方青年，不像他們的先輩那樣推崇在競爭中靠努力工作獲得成功的傳統價值觀，而是把注意力轉移到如何追求享受上來。
美國學者大衛?理斯曼根據人類社會人口的增長規律，結合特定社會對社會性格的塑造，把人類社會分為三個階段，即傳統導向型社會、內在導向型社會和外在導向型社會，并分析每一種類型社會的社會性格塑造方式和社會性格特征，如表2所示。在大衛?理斯曼看來，社會性格是指在社會和歷史因素或多或少的作用下，形成的個人驅動力和滿足需要的結構，即個人用來接觸世界和他人的一種“套路”（大衛?理斯曼，2002：4）。理斯曼揭示了從傳統導向型社會到外向導向性社會，個體從遵循傳統到注重內心世界再到內在人格的培育和展示內在的發展軌跡。由于他是以不同時期人口增長的態勢來說明不同時期個體人格的變化，因而，有必要從社會運轉的主軸和時展的重心來予以補充。盡管有不少學者批判馬克思對消費關注得不夠，其實這也是受時展的視域所限。馬克思當時所面臨的時代是物質匱乏時代，物質匱乏時代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大力發展生產，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因而，在物質匱乏時代（相當于內在導向型階段），個體的個性都打上了深刻的生產社會的烙印，具有明顯的“生產”特征，當時社會倫理主要強調工作倫理，克勤克儉，“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便是工作倫理的表現。而到了物質極大豐裕的消費社會后（外在導向型階段），物質匱乏時代的問題已經得以解決，需求成為刺激經濟發展的契機，需要一種能夠享受奢侈、閑暇和富余產品的“富裕心理”，即養成一種消費倫理?！八^消費倫理，鼓吹的是得過且過、享樂主義、自我表現、美的身體、異教主義、逃避社會義務、向往異域風情、培養生活情趣，使生活有獨特的格調”（邁克?費瑟斯通，2000：166）。消費者的個性不是通過其做事的風格體現出來，而是通過其消費的物品表現出來，注重外在型的表現方式。
按照吉登斯的說法，現代社會正在實現由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轉變。生活政治是自我決策的政治，也就是關于自省關系的政治，個人不會動不動就對其他人的行為提出抗議，而更關心通過探討個性問題來控制他或她自己的生活狀態?！耙环N在自我反省的、井然有序的環境中實現自我的政治，在此環境中，反省將自我及身體與整個認識體系聯系起來”（吉登斯，1991：214）。盡管消費社會提供了個人發展的多種可能性，但是越來越多的自由是與越來越多的責任相關聯的，而且由于藝術-文化體系領域內的多元文化或者多元評價體系的增多，導致社會對實現個人意志的普遍焦慮。在消費社會中，物質的豐裕使得人的需要擺脫了社會集體或者工作的束縛，而具有更多的選擇機會，因而，個體的人格擺脫了社會本位的價值取向，而具有更多的個性色彩，“伴隨著消費文化的發展，人們已經從宣揚自己的美德轉變為宣揚自己的個性人格”（邁克?費瑟斯通，2000：167），個性則必須吸引并擁有朋友的必要性，強迫別人喜歡你，具有個人魅力和吸引力。正如齊美爾所認為的，每個時代有其特有的時尚，在傳統社會中，時尚提倡競爭、平等和仿效，而在現代社會中，時尚則顯示差異、個性和區分，力求表現自己的主觀性而將內在的東西風格化。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講，消費選擇能力是影響個人特色或個性概念的重要概念，“消費者選擇仍然是一種方式，我們的社會借此思考個人和自并評價個性。――社會和個人不再以更大范圍的肌體的或外在的道德觀為參照（家庭、社區、所有人的更大的利益或上帝的旨意）來評價自我，也不根據他們完成任務和職責的好壞來評價自己，而是根據他們實際的（消費者）選擇能力的大小來評價之?！保ㄎ骼騺?盧瑞，2003：247）然而，由于社會中相當一部分人生活在貧窮中，限制了他們參與消費選擇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種族等等原因，也導致消費選擇能力是極其不平衡的。
在虛擬不定的符號編碼支配下的現代媒體時代，不僅代際沖突加劇，而且青年一代之間也出現了鴻溝，形成了不同生活風格的群體。如在20世紀60年代大學生風潮之后，日本社會出現了一種稱為Peter Pan或Moratorium類型的人，或“感覺派人”、“玩樂型人”，日本學者稱之為“延緩成為社會人”。他們拒絕承擔任何社會責任，對社會漠不關心、無動于衷、無責任感等。漸漸地，“新的表現主義”開始取代“延緩成為社會人”，成為新的青年類型。他們只管享受著現成的優裕，追求玩樂領域中的自我表現。西方把這些在20世紀60、70年代出生的青年稱為“X”代，日本則把這代人稱為“新人類”。他們所持的價值觀不同于以往的幾代人，當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成為成年人時，他們被稱為“新人類”。之后，當西方又把20世紀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稱作“Y代”（指雅皮士），日本媒體則視之為“新新人類”。他們坐享著現成的富裕，履行著最低限度的責任，醉心于外在表現與他人的差異。在他們看來，內容與實體本身已是無關緊要的。差異只是表現在外觀上，內容如何并不重要。個性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經由商品而被建構或加強的，尤其是那些顯而易見或容易辨認出來的東西，如服裝、汽車、房屋等。
對于這種在大眾傳媒時代新出現的精神價值，即表現主義文化，學者們做出了諸多的探討。A?托夫勒在他的《第三次浪潮》中，把農耕社會的價值意識稱為“第一次浪潮”，把產業社會的價值意識稱為“第二次浪潮”，把新的富裕社會的價值意識稱為“第三次浪潮”。在第三次浪潮中，社會將朝進一步的個別化、少量化以及需求與生產相結合的訂貨生產型方向發展，將會出現人與人之間的差異。E?弗羅姆也認為，商業社會的社會價值意識出現了新的變化，從“擁有”變成“表現”，即從to have轉向了to do。甚至有學者認為形成了物主自我(possessive self)或者物主個體（possessive individual）（西莉亞?盧瑞，2003：49）。物主自我是這樣一個人：人們根據他所積累的財富數量來評判之，而且，對他來說，身份本身就是一種財富（物質財富、知識財富、記憶財富和經驗財富）。而且，個體不是被動地享用消費的技巧和快樂，而是通過積極地占有和重新加工商品來構建一種表達其特性的生活方式。甚至在以前提到的“角色距離”理論看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從消費中尋求需求滿足的飽和人們卻對消費采取了一種不重視的態度。盡管人們每天在忙于工作與消費，但是自我并沒有得到發展。
總之，由于現有的理論研究強調工作領域與消費領域的分離，將生產的消費性與消費的生產性加以割裂，并過多地強調前者。即使討論了消費的生產性，也是過多為現存的不合理的資本主義生產體制作辯護，沒有真正在消費的視域中，突出消費對完善個性、促進個人全面、自由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生產作用，導致消費社會中的個體不能真正實現其自我價值。① 比如理斯曼在論述內在導向型階段的個體時，認為在內在導向階段，個體消費的目的或者是為了炫耀其財富，或者是為了逃避工作的壓力，而在外在導向型階段，個體消費的目的則是對工作的補償。在Per Otner看來，消費也僅僅只是一種生活的成功（achievement）。他把消費定義為生產之外的活動（outside of paid employment），消費大多局限于日常的消費活動中。所謂消費的成功則主要表現為日常生活中的學習和創造性。同樣，在鮑德里亞看來，消費是對工作的拯救，消費被定義為社會關系的建構。由此可見，他們都沒有關注消費的生產性。只有真正關注消費的生產性，才能真正實現個體的自我發展。如何規范這種重視享樂、不思進取的表現主義文化，并將其改造成一種有助于個人發展、完善及人、社會、自然和諧共處的新的創造性文化無疑成為時代探討的主題。①
五、消費文化：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
人類學的研究發現，消費本來就是一種表達的實踐，是對自身的價值與身份的詮釋。消費也是一種溝通，是并不局限于物質滿足的信息交流，消費的獨特之處在于它以符號作為首要的載體。只不過，由于某一特定時代階級文化的建構，過分地夸大了消費品的物質屬性，而相應地忽視了消費品所內含的社會文化屬性。如傳統政治經濟學把消費定義為對商品的使用價值的使用和消耗，用以滿足基本需要的活動。二戰后，葛蘭西提出的文化霸權理論，即知識和道德上領導權，不但糾正了人們對經濟的決定作用過分看重的偏見，開始重視文化對社會生活的制約作用，而且還使人們更多地關注消費所體現的文化體系構架。可以說在葛蘭西之后，人們對消費所展示的社會與文化過程的研究才真正凸現。有關消費研究的第二次轉折是美國哲學家蘭吉提出的象征概念。在把象征納入到消費分析之后，消費分析不僅停留在宏觀的社會制度層面的文化上，而是深入到常常被人們所忽視的日常生活深處，甚至是個體的潛意識深處。這樣對消費的研究拓寬了。因此，可以說，從人類學的基礎看，消費本身就是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和符號價值或象征價值的結合。只不過，在不同時代，有著不同的消費符號，體現著不同的社會區分和社會建構?，F今社會，符號價值或象征價值的凸現更反映了人們在物質需求得到滿足之后，對精神消費的更深層次的追求。
在貝斯特看來，德波的景觀社會是從馬克思的商品社會到鮑德里亞關于模擬社會思考的中介，也是從、西方到后的中介，從現代性到后現代性的中介（Stven Best，1994：42）。在德波看來，“景觀是商品實現了對社會生活全面統治的時刻”（Debord，1983：42）。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景觀社會是商品社會的完成階段。但是，德波的景觀社會與馬克思的商品社會是有著重大的差異的。如果說在商品社會，物或現實被分解為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話，那么在景觀社會中，則分解為現實與意象，景觀社會就是一個被意象統治的社會，“景觀社會不是意象的收集，而是指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被意象所中介”（Debord，1983：3）。電視等大眾傳媒的發展，特別是時尚與廣告的彌漫，使得廣告中所宣傳的產品意象成為人們消費的依據，也就是說，物的消費過程，首先必須轉變為符號的生產與傳播過程，只有通過廣告的影響，在人們心中形成了一定的消費意象之后，人們才會去購買物品。秉承德波的景觀社會理論，鮑德里亞發展他的符號社會理論。在鮑德里亞看來，德波的分析還是停留在傳統媒介的分析層面上，著重于大眾傳媒的內容分析。鮑德里亞從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出發，對德波進行了符號學的批判性解讀。按照麥克盧漢的觀點，“媒介即訊息”（馬歇爾?麥克盧漢，2000：33），不是媒介傳達的內容影響著人們，媒介本身就直接構成了人們的存在方式?，F代媒介的基礎，就是符號的運作，廣告創造出來的意象，其基礎就是符號。因此，在鮑德里亞看來，進入消費社會之后，人們面臨的不是以意象方式呈現出來的景觀社會，而在其深層是符號社會。
對消費文化的解釋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稱為生產主導論，認為生產決定或者形成消費本身，又由此間接地形成了特殊的消費文化結構。在生產主導論看來，消費文化的出現受到產品生產方式的約束，商品的生產已經被“合乎文化標準的制造方法”所支配。首先，資本的擴張，擴大了市場的時空，而勞動過程中的強化和重組改變了消費規模和本質。廣告的出現是商品生產者控制消費者的工具，通過生產和分配產品過程中運用專門的美學知識，生產者將消費者并不需要的商品交給他們。其次，生產者對消費者需求的操縱之所以成功，還跟現代化過程是一個使商品美學得以產生的環境。現代化使人擺脫了熟悉的家庭、社區模式和思維方式，而商品提供了個人自我認同的方式，因為個體在現代化過程中有異己感，感到無所適從。從而導致了個人的人格從內在導向型向他人導向型的轉變，即由內在的或主觀的道德感和倫理價值角度來理解自我認同感到通過外在的、表象的、通?？吹靡姷奶攸c來定義自我。生產主導論在一些方面受到批判：第一，認為生產或工作是人類自我創造中唯一真實的手段；第二，夸大生產商品模式對產品分配或消費的影響，而忽視消費者的主動性；第三，貶低了藝術-文化體系在消費文化發展中的重要性，忽視了消費者創造性地使用文化商品在消費文化中的意義。
另一種稱為消費主導論，認為消費本身是一系列有組織的社會實踐活動。消費者頻繁地將商品當作社會地位和文化方式的標記，他們試圖以自己和其他消費者的關系來界定自己的社會地位?？傊?，生產主導論強調消費需求是生產者活動的結果，而消費主導論強調消費需求是消費者活動的結果。消費主導論認為消費既不是對生產的自動的反應，也不是對意義的自動的反應，而應該被看成源于自主的、獨立的源泉。如坎貝爾認為消費者對新奇事物無止境的追求是現代消費固有的動力。同樣，費瑟斯通也認為個人具有模仿藝術家的亞文化生活方式的沖動，即適度的享樂主義，適度的情感宣泄，導致人們慣于從唯美主義角度看待日常生活，也就是說，美學已經成為日常生活決策的基礎。同時，高雅文化階級壁壘的消除，藝術家的生活方式成為時代的消費英雄，導致符號和概念的快速流動滲透到當代社會的日常生活。而波德里亞卻更進一步認為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并不能解釋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對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強調，使人認為交換價值導致了錯誤需求的產生。其實，所有需求都是社會制造的。生產的邏輯不再是最重要的，相反，意義的邏輯成為至關重要的。這樣，消費不應該理解為和使用價值有關的物質用途，而是作為意義，主要與符號價值相關。符號價值的邏輯代表了資本主義強加一種與商品的大規模生產需要相適應的文化秩序的勝利。總之，在消費主導論者看來，消費文化是自我意識創造生活的一種方式，不管是在商品的設計方面還是商品使用的美化模式方面，即商品被作為藝術品、概念或符號使用，通過幻想、游戲、想象和制造意念的過程產生聯想，用以表達人與自我之間的反省關系，制造和變革個體的身份認同。
消費社會的到來，反映了宗教的世俗化和科學的世俗化。一方面，消除高雅文化的階級壁壘，使其為大眾所掌握，無疑提高了大眾的精神文化水平；但是，另一方面，藝術瓦解了道德的基礎，新教的工作倫理讓位于對新感覺、愜意的享樂主義的追求。消費不再僅僅是為滿足特定需要的商品使用價值的消費。影像的過量生產和現實中相應參照物的喪失，也是消費文化中的內在固有趨勢。國內外學者對消費社會造成生態破壞，環境的不可持續性進行了批判，并就如何看待消費、如何確立一種合理的消費文化來促進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進行了探討。主要提出了三種變革辦法，即消費正名法、顛覆取代法和歷史建構法。
消費正名法是指要求對消費的含義進行正確的定義，從而建立起一種健康的消費文化。如日本學者見田宗介認為消費的本來涵義是指一種對生命的充溢和喜悅的直接追求，建立在消費原義基礎上的消費社會應該是一種對自然和社會掠奪少的社會（見田宗介，1988）。建立在一種以“活著的喜悅”作為需求基礎上的消費社會，能克服原有的消費社會的弊端，從而建成一個健康有序的消費社會。美國學者杜寧認為要突破消費社會的“樊籬”，首先必須打破“不消費就衰退的神話”（艾倫?杜寧，1997）。更重要的是，發達國家應該實現價值觀的轉化，培育一種持久的文化。人們不再以物質的成功來定義生活，而是以社會關系、有意義的工作以及休閑作為衡量生活的準則，從而尋找一種簡樸的、回歸自然的生活。
顛覆取代法主張對消費社會采取顛覆性變革或要求以另一種符號體系代替現有的符號體系，主要以鮑德里亞為代表。鮑德里亞認為消費社會是一個徹底異化的社會。消費邏輯不僅支配著物質產品，而且支配著整個文化、、人際關系以至個體的幻象和沖動?！斑@是一個充斥著白色的飽和的社會，一個沒有眩暈及沒有歷史深度的社會，一個除了自身神話或者不斷生產，消費神話之外，沒有其他神話立足點的消費社會。只有激進的革命的突發事件和意外的分化瓦解才能打碎這白色的彌撒”（鮑德里亞，2001：231）。
歷史建構法在看到網絡時代電子符號的意指方式和編碼作用的同時，更看到了主導符號生產的資本的生產機制和運作機制所發揮的作用，同時認為個體在消費社會中并不是消極、被動的符號吸納者和盲從者，而是現實社會積極、主動的建構者和創造者，在此過程中走出消費社會的困境。如邁克?費瑟斯通認為文化消費之中的這種文化失序不僅是由于廣告人、設計者、文化媒介人生產出一系列體驗，而且還決定于這些機構的所有者、贊助者、受托人及財政支持者之間結成的聯盟（邁克?費瑟斯通，2000：154）。①
由此可見，消費社會的到來，標志著人類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建立與消費社會時代相適應的價值觀念勢在必行。任何形態的社會都有其精神價值，以工商業為主的現代社會也不例外。只是現代富庶社會的精神基礎不容易為傳統社會了解而已（漢寶德，1986：58）。 這就要求建立一種通過提升人們生活品質和增進個體自我發展來促進經濟發展的消費文化。但是最關鍵的是這種消費文化必須是建立在生產過程或工作基礎上的文化，即不是作為逃避生產或工作場所的枯燥、訓誡而出現的消費文化，這就要求使消費具有生產的性質和特征。要求在繼承和發揚馬克思的生產理論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消費的生產性質，即在消費的視域中，研究消費對完善個性，促進個人全面、自由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生產作用。以消費生產作用的充分發揮來促進生產體制中資源分配的革命，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北京大學高丙中教授在《消費就是生產》一文所說的“消費幫助生產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生產著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從而真正建立公平、正義、自由的社會，推進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六、結論
消費社會的到來，一方面由于其經濟的發展建立在刺激需要的基礎上，因此個體的需要得到了極大的激發和滿足，但是，另一方面，對這些需要的滿足僅僅停留在“物以及社會成就和幸福的其它明顯標志面前的”地位民主或形式民主以及物品擁有的平等上，并沒有導致一個真正民主、平等、自由社會的出現。同樣，就個體的自身發展而言，盡管消費社會給個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用以發展和完善自身的手段和機會，但是個體并沒有真正實現自我的價值。消費社會是一個自我決策的社會，但是，由于受社會體制的限制，一方面，個體受自身“視野”的約束，不能真正認識到符合自身的需要，從而做出合理的決策；另一方面，由于個體社會資源的匱乏，導致個體在自我決策方面也是不平等的。尤其是對商品符號價值外在表現意義（凸現個體的身份、地位等）的重視，而對符號價值的精神內涵意義（如創造性、哀、社會關系的和諧等）的忽視，② 形成了以物主個體為核心的表現主義價值觀。不管是消費正名法、顛覆取代法和歷史建構法等消費文化變革方案的提出，要克服消費社會的弊端關鍵在于全新地看待與處理生產或工作與消費的關系。如何克服不公正的生產關系對個體生產、發展選擇的限制；工作分工對人性和個體能力發展的約束；克服工作與消費的對立狀態，工作與消費，而不是強調一方是另一方的陪襯與補充，③ 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一種注重物品的符號精神意義的消費文化才能走出消費社會發展的困境。當然，就目前的社會發展而言，要完全實現生產關系的透明與公正以及取消勞動的社會分工，畢竟是烏托邦的幻想，但是通過減少工作時間、增加休閑時間，克服工作的規訓和約束，增加個體利用休閑時間發展自身的空間，無疑朝一個更美好的社會前進邁出了可喜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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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化匱乏的表現范文6
關鍵詞：消費文化 社會均衡發展 快樂原則 正義 和諧消費
在物品匱乏的時代，消費即是滿足人的最低生存需求的行為。由于受到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自然環境等因素的制約，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人類獲得食物、御寒等物品滿足自身基本生理需求的消費行為，是一切實踐活動的基礎。然而，自近代工業化革命以來，物品的逐漸豐富增加了人們的消費選擇，同時也改變了其消費心理與消費行為。特別自21世紀以來，源自于虛假需求、以追求快樂為原則的非理性消費行為與文化，不但使經濟畸形發展，破壞生態環境，而且嚴重沖擊了傳統文化價值觀，導致社會心理失衡，社會均衡發展的目標難以實現。因此，對消費文化形成的原因及特征進行探討，從消費文化的視域提出促使人們理性消費、重塑正確的消費文化價值觀，使社會能夠得以和諧、均衡發展的策略研究，對于解決社會現實問題尤其具有重要意義。
一、從匱乏到豐盈：消費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
需要是人類自身因為生理和精神內在缺失所引起的一種追求滿足的傾向性狀態，而消費則是人類滿足自己生存和生活需要過程中的一種社會現象，其本質是人的需要的滿足。從學理上講，消費是一個歷時性概念。漢語消費一詞最早見于漢代王符《潛夫論浮侈》：“此等之儔，既不助長農工女，無有益於世，而坐食嘉谷，消費白日?！逼浔玖x是“消磨”與“浪費”，與英文消費（consume，expend）最初的涵義相同。到唐宋之際，消費變成了“開銷”與“耗費”之義，與現代之意思相似。英語的消費一詞同樣也經過演化，自資產階級工業革命后，其含義逐漸變成：“為了滿足生產與生活的需求而消耗物質財富。”現代意義上消費一詞，不僅指物質財富的消耗，而且也指精神財富的消耗，是滿足人類需求的一種社會行為和生活方式。
在史前社會、農耕社會以及前工業社會，由于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物質匱乏是社會的主要表征之一，如何制造滿足自身生存的基本物質資料是人類長期面對的首要問題。馬克思認為匱乏是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真正原動力，同時從歷史辯證法的角度來分析匱乏也是社會的內在否定結構，而經濟上的匱乏是一切匱乏的總根源。因而保羅薩特在《辯證理性批判》-書中認為匱乏是馬克思論述社會歷史發展理論的前提預設和先在條件，整個人類社會就是在與匱乏進行的斗爭中不斷向前發展的。顯然在以匱乏為主要表征的社會中，消費行為對于少數貴族之外的普通大眾而言只是滿足自身最基本的生存行為而已。
隨著科技與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以機器取代人力、以大規模工廠化生產取代個體工場手工生產的工業革命誕生，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呈幾何級數增長，從此人類逐漸擺脫“為生存而掙扎”的匱乏與危機時代。匱乏由此從社會生活的中心地位淡出而逐漸邊緣化，現代意義上的消費行為則逐漸成為大眾行為，成為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
真正意義上大眾消費現象的出現是在以福特大規模、標準化生產線誕生為標志的1913年――福特發明的工業生產裝配線無論是從效益還是其它角度來看是“使生產進入標準化、規?；男码A段，大批量生產構成了福特主義的時代特征，而大規模的生產必然要求大規模的消費?！庇捎谏a裝備線的生產效率得到極大提高，工人工資等生產成本也隨之下降，工人們在單位時間或者在相同的時間內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已經遠遠多于以前；從另一方面分析，工廠能夠獲得較多的利潤，企業有條件提高工人的工資收入，而較高的工資收入無疑會增加工人的購買力，相對而言工人們可以較多地出入消費場所，客觀上促進了整個社會進入消費時代。
勒費弗爾（Henri Lefebvre）認為隨著社會消費群體的擴大，大眾消費時代已經來臨，特別是自二十世紀60年代以后，社會與以前的時代已大不相同，社會的理性控制已經從生產領域延伸到了消費領域，這是一個傳統風格喪失的時代，也是走向物的功能化時代。他在《現代世界的日常生活批判》一書中依次以“工業社會”、“技術社會”、“豐裕社會”、“閑暇社會”等概念描述當前的社會，認為它是一個“被消費所控制的威權社會（the bureaucratic society ofcontrolled consumption）：生產意識和創造的意義變成了消費意識。總之這個時代已經被消費所控制，可稱之為消費社會或消費時代。
鮑德里亞在《物系列》、《消費社會》相《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等著作中對消費現象進行了深入剖析，他認為西方社會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社會已經從以生產為主導與目標的社會轉化為以消費為主導與特征的社會。鮑德里亞認為在現代社會里消費既不是單純以消耗物品為主要表現形式的物質實踐，也不是一種‘豐盈’的現象學。人們既不能由所吃的食物、穿的衣服、居住的房屋以及所開的汽車來定義什么是消費，同時也不能由視覺、聽覺以及觸覺所感知到的物質形態與所包含的信息來定義，而是應當“被定義在將所有這些作為指意物（signifyingsubstance）的組織之中。消費是當前所有物品、信息構成一種或多或少連接一體的話語在實際上的總和?！币驗榕c以“匱乏”為特征的社會相比，“豐盈”社會中的消費者與物之間的關系已經出現根本性的變化：“他不會再從特別用途上去看這個物，而是從它的全部意義上去看全套的物?！憋@然，物的全部意義實際上對于消費者而言只是一個關于物的符號。在消費時代，人的欲望被大眾傳媒無形地挑動而日益膨脹，人們所購買與消費的物品并不僅僅是消耗品本身，在它們進入消費領域之前首先必須經過廣告的包裝與宣傳，而消費者在無孔不入的傳媒宣傳中盲目購買和消費的物品其實只是一個代表物的意象即符號。此時人們已經被商品所轉化的符號所籠罩，“信息的內容、符號所指的對象相當微不足道”，主體在符號世界中已失去了原有的自主性，逐漸成為被所操縱、被宰割的對象。物品本身的價值不再以傳統的使用價值為載體，它所承載的更多是自身的符碼價值。在消費社會里人們被無限的物品所包圍，消費者將自己的情感投射到代表物品上，物的符號影響和操縱著人們的社會行為和心理變化，因而傳統社會的生產控制已被消費社會一種新的符號體系模式控制所取代，成為社會控制的主要形式。
文化是包括知識、行為方式與“習俗在內的一種綜合體”，是“集體意義上作為‘集體目標’、‘共同價值’和‘主觀實在’的概念?！毕M是一種社會行為，消費的行為方式在一定的地域與時間內形成一種習俗，也就成為一種文化。在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之時，亞當 斯密認為“消費是所有生產的唯一歸宿和目的”，消費只能滿足人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當生產力水平發展到足以支撐大眾相對豐盈的物質財富時，消費“才能成為一種具有某種價值取向的文化選擇?！币环矫?，人們在進行消費時的行為習慣發生了改變，消費已經不只是滿足物質與生理需要的行為；另一方面，人們的生活目的、愿望和夢想以及世界觀與價值觀等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最終是作為人的本體的存在方式發生了改變”，這種改變不僅是社會結構與行為習慣的轉變，同時也是一種整體性的文化轉變。在消費社會，消費行為具有極為豐富的集體行為意義，是一種獨特的文化模式，并成為人們占主導地位的觀念、認識世界與社會實踐的方法，從而形成了一種文化意識，即消費文化。
消費文化具有以下六個方面的特征。一是符號性。在物品豐盈的時代，消費者在消費時并不優先考慮消費品使用價值和滿足生活、生存需要的具體功能，而把注意力、關注焦點集中在物品所蘊含的符號意義上，即符號的象征、代表意義，如地位、身份、美感、情調、檔次、文化品味等價值意義。對這些符號價值的消費形成了消費意識與文化的符號化特征。二是享樂性。消費者消費物品的目的不是滿足自身最基本的生理與生活需要，而是追求感官的刺激與享樂，只要能獲得刺激與滿足，其消費行為與方式即使對自身與社會有害無益也無所顧忌，這種即時享樂的消費觀念與意識形成了消費文化的享樂性特征。三是時尚性。消費者拋棄傳統的消費觀念，在追逐與引領潮流中表現大膽與叛逆，其消費行為目的主要在于心理的滿足，抱有成為最新消費內容與方式引領者和追隨者的強烈意識，、四是夸示性。滿足個人舒適感與樂趣并不是消費的唯一目的，“消費新一代更完善的產品，說明一個人擁有足夠的財富，因而值得尊敬、與此相反，消費品的數量和質量都不高，那就表明一個人地位低下、有缺點。”因而，通過消費夸示自己的財富與地位成為消費文化的一大特征。五是世俗化.消費意識逐漸脫離理性，走向盲從與欲望的宣泄。消費者不再尋求物品與消費行為的本質、中心和隱藏在表層下的某種深層意義，而是遠離神性與理性、漠視權威與傳統文化價值觀，表現為裸追求感官與心理滿足的世俗化傾向。六是全球化。隨著科技發展與交通的便捷化，消費品、消費生活方式和消費觀念在全球范圍內擴散，消費文化的全球化表現為跨文化性、同質化與同步性。
二、快樂原則：消費文化對社會的異化與危害
在傳統社會中，消費的目的是滿足生理生存與社會生存的需要，一旦需要被滿足，消費就失去存在的原因與意義。然而在以消費文化為主導的豐盈社會中，消費者的需要在得到滿足之后也不會自動消失，有時反而會變得更加強烈，使滿足成為不可能性任務。對此現象齊格蒙特鮑曼在《被圍困的社會》-書中認為，“在消費社會中，消費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它是自我推進的”。消費所依據的生存需要，不再是身體或社會認同的需要，而是欲望本身的需要，它造就了消費者。哈維弗格森認為消費主義并不是以欲望的調節為基礎，而是以幻想的解放或滿足為基礎，“愿望最終取代了欲望，并變成了消費的動力”，因此消費“不斷地結束，不斷地重新開始，成為所有人都可得到的生活方式，而且是可以共同得到的唯一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成為消費主義文化的載體。
弗洛伊德認為“現實原則”是對“快樂原則”的制約，兩種原則是相互沖突的，快樂的追求者只能通過冒險才能跨越兩者之間的界域。鮑曼認為在消費社會中，現實原則與快樂原則可以協調起來：“快樂會奇跡般地轉換成現實的支柱；尋求快樂會變成模式維持的主要手段?！痹诖吮尘跋?，追求快樂或娛樂成為榨取利潤的主要源泉――或許成為最大的取之不盡的利潤源泉，因此“現代社會的實質是消費的最大化”，滿足消費欲望的快樂原則成為實現消費最大化與利潤最大化的手段。而整個社會在利潤最大化與快樂原則的裹挾之下，必然走向一條非理性的自我膨脹之路。
現代化生產高度發展的邏輯演繹是消費者擺脫物質貧乏、追求自由平等。表面上，消費主義是一種不同于傳統消費模式的消費觀念，反映某種文化意識形態方面的價值觀念和生活行為方式，是體現消費者消費觀念、思想、情緒、愿望及調節消費者行為與相應實踐活動的總稱。然而消費主義的消費至上理念源自于一種虛假的需求，正如馬爾庫塞所言：“‘虛假的’需求是指那些在個人的壓抑中由特殊的社會利益強加給個人的需求：這些需求使艱辛、侵略、不幸和不公平長期存在下去?！敲?，結果將是不幸中的幸福感?！币蚨商摷傩枨笏鶎е碌淖非笊莩蕖⑴时认M行為無情地將消費者淪為金錢與物的奴隸，淪為消費的機器，成為被“異化”者與“單向度的人”。鮑曼認為消費主義具有欺騙性，欺騙性的“第一點在于它藐視公正原則；第二點在于它藐視自我實現原則。”在物質豐盈的現代和后現代時期人們追求自由的愿望十分強烈，但在消費主義所隱藏的欺騙中，消費者的“自由事實上被降格成了消費主義”。
消費社會不復是一個物質貧困、富有精神風格的社會，而是一個被“膺足型”消費主義文化邏輯所引導著的、焦慮不安的世界。消費主義的本質是物質主義的“拜物教”，認為“只有物質生活的豐富和感望的滿足才是重要的、有價值的，只有人所占有和享用的物質財富才是人生意義和價值的象征”。在消費文化的裹挾之下，消費主義的觀念與行為就如一匹怪獸在社會中橫沖直撞，對傳統文化價值觀、生態環境與社會心理等諸多方面造成嚴重的破壞，成為當代不得不嚴肅面對的社會問題。
1.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喪失。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認為，資本主義的萌芽與發展是通過新教倫理精神的支撐而得以實現的。馬丁路德倡導的新教教義認為人們勤奮、節儉、禁欲、努力賺錢與積累財富，目的不是為了個人享受，而是為了榮耀上帝并獲得救贖。因而勤勞簡樸、精打細算，傾心致力于財富的積累和增長，絕不唯利是圖、貪得無厭，成為資本主義中早期的傳統文化價值觀。它與中國傳統社會勤勞、節儉、絕不見利忘義的文化價值觀相一致。
然而消費主義認為消費既具有經濟功能，又有著政治和倫理意義。消費本身不僅是個人幸福和社會福利的唯一源泉，而且是人生的終極目的和根本意義。因而他們徹底拋棄了節儉、節制等傳統文化價值觀，轉而通過奢華、無節制的饕餮消耗追求感官的刺激與滿足。除此之外，消費主義將消費與社會地位、身份等聯系起來，認為“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能力、是否成功，是通過他的消費來體現的”。消費檔次越高、數量越多就代表消費者地位與身份越高，這種畸形的觀念逼迫許多人通過所謂的高消費體現自己的存在，因而消費至上、金錢至上的觀念成為他們生活的動力與目標。為了金錢，道德、政治信仰、法律、傳統價值觀等不但不再是行為的準則，反而將其視為妨礙而拋棄之。節儉、勤奮、低調等傳統價值觀的喪失是消費主義觀念對價值觀與道德的侵蝕，是對社會最深層次的傷害。
2.破壞生態環境。巴巴拉?沃德和雷內?杜博斯在《只有一個地球》中認為，如果“對消費品的喜新厭舊成風，無限制地使用能量，那么我們的前途只能是生態系統的災難”。消費主義文化所倡導的“大量生產一大量消費一大量廢棄”的運轉規則，導致人們消費方式的轉變，一次性消費、超前消費、過度消費、高檔奢華消費等消費行為方式加速了消費品的更新換代，促使人均消耗資源量與消費總量的快速增長。無節制的過度消費必然導致對自然資源無節制的過度索取，當這種非理性索取超出了地球生態的再生與自我修復的能力界限時，生態環境必然會受到暫時或永久、局部或全局的損害，使地球生態系統微妙而脆弱的平衡關系遭到破壞。如今由貪婪的消費所帶來的生態危機已經成為國家實現發展目標、人民實現幸福生活理想的巨大障礙。大批地球物種瀕臨滅絕，水資源污染、空氣污染、土壤污染日趨嚴重，河流干涸、垃圾堆積如山，人居環境越來越背離“天人合一、詩意棲居”的生活理念。為滿足自身欲望、追求“我買故我存在”的消費主義理念，消費大眾展開了一場對大自然無止境的索取，最終演變成人與自然之間從原初性的和諧統一轉化成日益嚴重的沖突與對立。
3.社會心理失衡。社會心理是社會群體、階層和集團對自身生活條件和狀況的直接感受、評價和行為傾向等的總和。在消費文化的沖擊下，“金錢至上，享受第一”的物欲化傾向與文化虛無主義越演越烈。在對金錢、消費與享受的追逐中，許多人利欲熏心，不惜靠投機取巧、行賄受賄、偷稅漏稅、坑蒙拐騙等非法手段牟取暴利，而現代市場經濟的推進則提供了大量的爆發性機會。許多所謂的富人在畸形消費心理驅使下，極力比富夸富、揮霍無度，進行炫耀式消費。維布倫在《有閑階級論》中認為：“處于體面的考慮，妻子必須帶有夸耀的色彩消費一些財物，為家庭和戶主贏得榮譽?！倍@種夸耀式消費在贏得富人心理滿足的同時卻在貧困者心目中產生巨大的心理不平衡，一旦這種不平衡在社會群體間相互刺激、感染，必然導致社會心態的失衡，從而構成社會危害，成為社會行為失范的重要根源。
消費文化渲染下的商業贏利原則泛化，使金錢成為人們獲得自我價值與尊重的唯一砝碼，人們由此產生了強烈的“角色意識”，漸漸忽略“本我”的真實狀態，在社會交往中總是以利益為考量而選擇性地進行，從而與外界隔離產生孤獨感。真情的喪失與人際交往的疏離，在貧富差距與社會不公愈演愈烈的大環境中，必然引起社會心理不平衡的加深，使構建和諧社會的理想陷入困境。
4.經濟畸形發展。在經濟上消費主義傾向于利用擴大消費的策略來刺激經濟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短期的經濟效益。然而消費主義者追求的是通過大量消耗奢侈品而炫耀財富、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等具有象征意義的符號性消費。按照經濟學“理性人”的假設，理性的消費方式應該是選擇使用價值大而價格低廉的商品，但在消費文化的熏陶之下消費者卻熱衷于勞力士手表、LV手包等奢侈商品，這一虛假的需求在本質上只是一種非理性的炫耀性消費，不會增加總的社會福利，是一種零和博弈。因為在一定時期內，人們生產社會財富的總量是一定的，如果將人力、物力與財力集中投入到奢侈品的生產中，必然導致其它生活必需品生產能力的下降，即如果滿足一部分富人的炫耀性奢侈消費必然導致大多數普通消費者消費能力與生活質量的下降，是對普通人生存權利的一種變相剝奪。地位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如果一部分人的地位相應提高，那么必然對應著其它一部分人相對地位的降低。經濟學原理認為邊際消費傾向與收入呈反向變化：由于絕大多數邊際消費能力較強的人收入水平低，難以形成旺盛的消費需求，而少數擁有較高收入的所謂富人由于其邊際消費能力較低，也難以支撐強勁的消費需求。消費需求的低迷與消費主義所導致的畸形消費需求，無論短期還是長期都會對經濟持續健康的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三、正義與均衡：消費時代社會均衡發展的新策略
在消費社會中，滿足消費欲望的快樂原則成為實現商業利潤最大化的手段，消費行為與觀念在非理性的自我膨脹中對傳統文化價值觀、生態環境與社會心理等方面構成破壞性的侵蝕。面對如此困境，從消費文化視域提出利益與資源均衡分配、消費文化價值觀重塑、平衡社會心理、和諧消費等新策略，不但是學術上的一種有益探索，而且對于社會均衡、和諧發展也尤為重要與迫切。
（一）利益與資源分配的均衡化策略
約翰?羅爾斯以洛克、盧梭及康德之社會契約論為基礎，用社會制度的正義論為現代社會提供了功利主義之外“高度康德式的”正義與自由理論基礎。他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從社會制度層面而言，正義的主要問題是社會的基本結構問題，“是社會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權利和義務，決定由社會合作產生的利益之劃分的方式”。由此可見，羅爾斯新的社會公平理念的基礎是社會制度（特別是分配制度）公平本身，離開了這一基礎，社會公平的理念不可能真正實現。
在消費社會中消費能力與傾向受消費者自身財力資源的制約，一部分人追逐“名牌”商品包含的符號功能，肆意浪費資源、揮霍錢財；另一部分人則懼怕自己入不敷出，消費觀念保守，不得不壓低必要的消費需求。出現消費觀念與行為兩極分化的根源是貧富差距過大與社會不公。因而對社會利益與資源的分配適當調整，縮小貧富差距是規避消費主義文化對社會諸多方面侵蝕的必要手段。通過調整國民收入分配體系、壓縮灰色收入空間以及稅收、轉移支付等措施，逐步縮小社會群體間的貧富差距。只有貧富差距縮小到合理的范圍，人們不能通過過度消費行為而獲得社會地位與尊重等符號后，消費主義的炫富等行為與觀念才能從根本上失去存在的土壤。由此可見，社會分配制度層面的公正與均衡極為重要。
（二）消費文化價值觀的重塑
在消費主義思潮影響下，消費大眾把物欲享受與滿足視為人生目標，把“虛假需求”的“符號性”消費作為實現個人價值的手段，并將這種觀念滲透于各種意識形態文化中，顛覆了傳統社會的價值觀，其本質是對消費主體的異化，使他們成為物欲與商品的奴隸――“單向度的人”。因此，重塑被消費主義文化破壞的傳統價值觀尤為重要。
重塑消費文化價值觀的機制與路徑，包括下面幾個方面。一是完善社會教育機制。通過良好的社會教育機制，引導大眾理解與領悟消費的價值追求、價值目標、價值取向與價值評價標準。一方面把價值觀教育融入到各種教育體制之中，另一方面把正確的消費觀教育貫徹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提高大眾的價值判斷、價值分析和價值選擇能力。二是完善輿論監督與引導機制。公眾輿論對人們的消費行為有很強的影響力、感召力和約束力，在現實生活中要充分利用報紙、電視、網絡等新聞媒體大力宣傳正確的消費價值觀，在整個社會中形成良好的輿論環境。三是完善法律規范機制。利用憲法和法律對人們行為具有的良好規范作用，通過懲罰鋪張浪費等消費現象，規范人們的消費行為，從而形成良好的消費行為規范機制。
（三）社會心理的平衡
炫耀式消費行為、狂熱的感官刺激消費沖動以及貧富差距巨大等現象，容易在群體間產生仇視、自卑、狂躁、猜忌、冷漠等心理問題，人們的需要、情感、意志等心理因素也隨之偏離軌道，引起心理不平衡而形成錯誤的“心理定勢”。如果不對此及時調整，人們情緒上的波動會導致認知失真、心理不平衡以及意向的錯亂，其外在表現就是各種各樣的心理障礙，既影響自身的身心健康，也影響社會的和諧。因而對消費者進行心理疏導、抵制消費主義文化的侵蝕十分必要。
對遭受消費主義文化侵蝕的消費者心理進行心理調整，可從以下方面入手。一是通過宣傳教育讓大眾樹立健康的消費觀，建立合理的生活方式。無論是節儉消費觀主張的節約物質財富，還是奢糜消費觀無節制地消耗物質財富滿足自身的需求和欲望，在現代社會都有其弊端。而適度消費觀追求自律消費、自覺消費與理性消費，既不為清貧所迫，又不為物質所累，是健康的消費觀念與心態。二是通過人文關懷對大眾進行必要的心理疏導。優秀的傳統文化不僅具有較強的灌輸功能、解釋功能、激勵功能，還有導向功能、調節功能和傳播功能。利用優秀傳統文化改變消費主義的心理認識、情緒、行為和意志，達到消除心理不平衡的目的，是一種切實可行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