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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宏觀經濟政策范文1
一、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取向需從短期轉向長期
2009年我國高強度的經濟刺激計劃和高度寬松的信貸高增長，是中國經濟領先于其他經濟體復蘇的主要動力。目前看來，這些措施已經取得了較為明顯的成果。中國經濟已扭轉了此前的下滑趨勢，實際產出正逐漸回到潛在產出值附近，2009年全年高達9.1%的GDP增速，已經從數字上證實了這一點。毫無疑問，2008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之所以在世界各國率先復蘇，主要得益于持續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措施。2009年廣義貨幣量接近30%的增長，2010年接近20%的增長率，迅速將經濟拉回到正常軌道上。按照政府的政策邏輯，面臨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沖擊下的巨大不確定性，宏觀經濟刺激政策可以適當矯枉過正。但中國經濟度過難關之后，目前的當務之急，或許也是最大的困難，將在于如何順利實現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的轉向，即從應急性的短期政策轉向處理中長期發展目標的問題。
在探討中國的事情之前，可以回顧一下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過程。應該說，起初美國的次貸危機從性質上來看，既不是政府財政收支危機，也不是國際收支的危機，而是發源于私營部門的金融交易和金融創新的危機?？梢园l現，這場危機很大程度上是一場由于資產負債表危機引起的金融風暴。在危機最為嚴重的時候，大量的金融機構、企業和家庭的資產負債表中，由于資產方迅速縮水而負債方不由市場定價而固定不變，這導致了眾多金融機構與企業出現了資不抵債的情況。實際經營中賬面上的巨額虧損和家庭財富的巨額縮水，引致金融機構貸款的大萎縮、企業投資的崩潰，以及家庭消費的下降，并進一步導致市場流動性枯竭和金融交易崩潰。可以說，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影響的主要傳導機制就是資產負債表的沖擊，這或許就是這場危機發生以來最本質的因素。本次全球金融危機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乃至日本上世紀90年代的經濟低迷的機理完全一致。認識到這一點有助于理解歐美發達國家救市的基本脈絡。
鑒于美國次貸危機的規模是私營部門所無法承受的，因此必須由政府力量大舉介入來克服危機。事實上，在明確了這場危機的本質后，美國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財政部增發國債購買有毒資產，政府直接注資于即將破產的金融機構，美聯儲印發鈔票，財政部出臺的公私合作計劃等等，這些措施的基本邏輯就是用美國的國家信用為擔保，用發行債券和印鈔所獲金注資于金融機構，注資于金融市場，以此增加市場的流動性。其最終目的就是把有毒資產從金融體系中剔除，幫助金融體系恢復正常交易，并借此推動經濟的復蘇。中國基本上遵循了與美國和歐洲國家相同的路子，在穩定的國內宏觀經濟環境下，全球金融危機后政府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短期來看確實促進了GDP的V型回升。但是從中長期來看，考慮到經濟刺激政策總是有一定限度，經濟的增長不能總是寄希望于政府的宏觀刺激政策等，政策的逐步退出將是最終的必然選擇。在這方面日本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
上世紀8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連續實行了幾個經濟刺激計劃，希望通過公共建設項目和貸款計劃來迅速振興經濟。但從1996年到2002年，日本經濟依然停滯不前，人均GDP只實現了0.2%的微小增長，持續的經濟刺激政策最終并沒有提高日本的經濟增長率。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是日本政府著眼于單純依靠經濟刺激計劃來推動經濟增長，而對于經濟增長的長期驅動力因素重視不足，經濟刺激計劃并沒有轉換成通過服務業和消費來拉動，導致刺激經濟的政策實際效果意義不大。一般來說，經濟復蘇初始階段最大的推動力通常是政府，但隨著經濟的逐步恢復，私人資本必須取代政府投資成為經濟的主要推動力，才能保證經濟的持續恢復和增長。探討中國什么時候撤出經濟刺激政策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必須要將下一步的政策取向轉移到保證經濟發展的中長期目標的實現上來。
根據我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實踐過去幾十年的經驗，如果貨幣流通量年增長率超過20％，一段時間以后就會反映到資產價格和通貨膨脹上面。如在2009年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之下，M1和M2分別增長了32.35％與27.68％，2010年即便在貨幣政策已經明顯轉向的情況下，M2仍增長近20%，遠超歷史平均水平。另外，在經濟刺激政策出臺初期，M1的增長速度一直低于M2的增長速度，但隨后兩者在2009年9月出現了M1速度大于M2速度的剪刀差。2009年12月底二者的差距已經擴大到4.67個百分點，這意味著貨幣流通速度加快，居民的通貨膨脹預期開始形成，國民經濟面臨著通貨膨脹預期加強和資產價格出現泡沫化的雙重危險。實際上隨后價格指數的持續上升也初步證實了上面的推斷。2010年后我國通貨膨脹現象日趨明顯，如三季度后CPI指數分別達到4.5%和5.1%的高位，居民生活消費品和農產品價格全面上漲，全社會對于通貨膨脹的預期更加強化。另一方面，從資產價格角度來看，2009年二季度后我國以房地產為代表的資產價格出現暴漲局面，盡管國務院分別于2010年4月份和9月份出臺措施加以抑制，但目前效果仍不明顯，包括大中城市和二三線城市的房價仍在繼續上漲，資產價格泡沫的蔓延似乎已經難以輕易抑制。
應該看到，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操作中之所以出現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和資產泡沫嚴重的問題，從根本上說是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模式下宏觀經濟政策操作失當的問題。2009和2010兩年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推動力量是極度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而寬松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不可能持續太久，這是以往的經濟危機給各國提供的經驗教訓。只專注于短期目標并通過注入流動性救市而忽視長期問題的解決，單純依靠向國民經濟注入流動性的短期政策來保證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采用增加海量投資和貸款的辦法來增加總需求，是不可能長期持續使用的，最終將會影響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必須看到，鑒于中國一直采取依靠資源投入和凈出口（出超）拉動的經濟發展方式，短期經濟刺激政策無法解決經濟長期增長中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內部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內部的各種深層次的不平衡，等等，這些長期問題是“十二五”期間經濟實現持續發展饒不過去的坎。鑒于此，中國在“十二五”規劃時期必須盡快轉變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取向。具體而言，應重視經濟長期增長中的一些根本問題，如重視經濟體制改革，在保持經濟發展的同時逐步引導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大力發展內需，通過發展服務業和民營經濟緩解收入差距的擴大，重新認識市場，積極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等等，以便保證中國經濟未來長期持續穩定的增長。
二、將人民幣匯率作為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重要工具
對于宏觀經濟政策的各種組合而言，選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雙緊或者雙松組合是力度最大的，也是經濟金融形勢最為嚴峻的時候實施的。例如當有效需求嚴重不足時往往選擇雙松政策組合，包括增加財政支出、減稅、降低利率，以及增加貨幣供應量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全球實行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成為必然選擇，相對而言，中國采取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實際上就是最大力度的宏觀經濟政策配合，尤其是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突出問題是，宏觀刺激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帶來了市場的扭曲，尤其是目前我國面臨資產價格膨脹與通脹預期加強之后，如何根據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尋找合適的方式退出，就成為中國面臨的一個挑戰。
刺激政策只有短期的效果，中國經濟必須要回到可靠的增長基礎。從貨幣政策的運行來看，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與人民幣匯率制度的現行框架具有很強的關聯性。鑒于人民幣匯率事實上盯住美元，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在短期內給中國貨幣政策退出的方式和節奏形成約束，這導致中國貨幣政策的靈活性大打折扣。人民幣釘住住美元，導致中國在早年立法消除主動超發貨幣的制度漏洞后，人民幣又將面臨被動超發的新挑戰。如從美國方面來看，雖然金融危機后在787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和救助計劃下經濟觸底反彈，但目前仍未有改觀的10％左右的失業率和充滿變數的房市表現，仍然使美國未來的經濟復蘇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歷史經驗表明，失業率對美國選擇何時加息更為關鍵。鑒于“無就業復蘇”的現實，美聯儲在啟動第二輪6000億美元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基礎上，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在貨幣政策上維持0%-0.25%的聯邦基金基準利率水平，且短期內至2011年下半年可能不會調整利率水平，已經成為市場共識。甚至可以判斷，這一政策基調仍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繼續維持。目前美聯儲采取“數量型放松”工具微調貨幣政策，例如通過諸如“定期存款工具”（term deposit facility）和逆回購協議的方式，回收市場上龐大的存量流動性。但從某種意義上說，美聯儲推出的“定期存款工具”只是個技術性工具，更大的問題在于它對銀行資產的擔保實際上難以退出?？傊洕蝿莸膹碗s性使美聯儲目前面臨政策選擇上的兩難困境。如過早啟動退出政策，可能會延緩經濟復蘇進程，甚至導致經濟二次探底；而如果刺激政策退出太晚，通脹又可能失控。綜合起來分析，目前美聯儲更傾向于使用某些非常規工具和手段，而非更具效果的利率工具。對中國而言，在美聯儲寬松貨幣政策和長期的低利率政策環境下，需要做的是考慮與美國貨幣政策適度脫鉤，增加宏觀經濟政策的回旋余地。
目前，中國已經開始啟動了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政策，如2010年1月份后中國人民銀行陸續提高了存款機構準備金率；目前已經二次加息共50個基點；對部分放貸銀行征收差別存款準備金率；連續提高3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據發行利率引導市場預期；銀監會對商業銀行實現新的監管工具箱，實行針對銀行的差異化監管；等等。這些舉措均預示中國正在逐步退出2008年應對金融危機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對于引導市場預期，合理約束商業銀行的過度信貸投放是較為有效的方法。但同時還應注意，目前中國的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的退出還只是局限在一個相對有限的范圍，一些價格型政策工具如利率工具等使用的空間仍有限，匯率工具尚未大規模使用，這導致政策的實施效果受到一定阻礙。尤其是如果不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在貨幣匯率政策上進行適時調整，當下的各種宏觀政策將難以真正實現緊縮效果。
目前，世界范圍內面臨美聯儲寬松貨幣政策導致的流動性泛濫，各國的貿易戰和匯率戰也處顯端倪，中國需要立即引入匯率因素作為重要的政策變量使用?？紤]自身因素，中國經濟增長模式長期借助于出口拉動，這個模式的可持續性正在成為問題。同時資源逐步枯竭，勞動力成本也逐漸增加，隨著中國經濟走過劉易斯拐點，以及未來青壯年勞動力數量的下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逐步減弱?？紤]外部因素，各國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全球范圍內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這些因素將難以保證中國出口繼續增長。中國在退出宏觀經濟刺激計劃，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過程中，必須要有向內的對策給以支持，而匯率則是個重要的工具變量。中國需要有自己的貨幣政策工具，匯率可成為緊縮政策的一部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背景，是東亞貨幣在此前十多年一直采取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這一歷史教訓應該被充分吸取。
目前，我國需要改變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需要改變人民幣以美元為錨的取向，加大市場力量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過程中的作用，當然這不意味著中央銀行對匯率完全不干預。我國可以學習加拿大等國的做法，允許匯率在長期內大幅度變化，允許長期內升值，但在具體操作上，可以對每日的超常浮動進行干預。如果短期內變化太大，可以通過調整利率以影響匯率，穩定市場。當前需要作的就是選準適當時機，開始啟動人民幣有序、漸進的升值進程，推動人民幣恢復緩慢升值。人民幣升值的啟動也就意味著短期性反危機政策的全面退出，并向長期結構性調整政策的成功轉型。
三、“十二五”開局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
過去幾十年全球金融的實踐表明，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實施時間太長，便容易引發資產泡沫，這已在許多國家得到驗證。以往的經驗還表明，即便通脹相對穩定，產出實現增長，也不能防范資產泡沫破滅給經濟帶來的重大沖擊。目前，我國價格指數也在節節走高，資產價格泡沫問題日趨嚴重，這對于下一步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和選擇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目前在“十二五”開局之年，中央已經確定了宏觀經濟政策的主基調，即實行穩健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的配合。這意味著此前應對金融危機的經濟刺激政策中，拉動總需求的短期性貨幣和財政政策，在實行了一年多后，在GDP增速已逐步改善前提下，將逐漸有序退出。在宏觀經濟政策實施步驟上，鑒于目前我國人民幣釘住美元，中美利差的變化將影響中國的資本流動，貨幣政策的調整必須關注美國貨幣政策的變化，以及美國經濟刺激政策退出的溢出效應。目前來看，美國經濟刺激計劃的退出具有幾個特點。首先是臨時性經濟刺激措施正在逐步停止使用，但政策的退出時間仍不確定。目前，美國在危機時的臨時性刺激經濟政策不再擴大規模，但量化寬松政策呈擴大態勢。繼第二輪6000億美元量化寬松政策已經實施的基礎上，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仍有可能啟動。其次，貨幣政策仍然主要依賴于數量型工具，價格型工具尚未完全啟動。第三，美國正在削減財政赤字的規模，并逐步使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恢復正常，以便減輕此前的膨脹局面，還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一個正常的局面。鑒于中美經濟的互補性和關聯性，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選擇必須考慮到這些特點和變化，有的放矢，循序推進。
具體來說，在“十二五”開局之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需要考慮四個因素，即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情況、國內私人投資的啟動情況、通貨膨脹與資產價格上漲的情況，以及世界各國經濟政策退出的情況。從目前觀察到的世界經濟復蘇跡象和中國國內的實際情況來看，應當對2008年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進行評估后考慮退出，并在此過程中實現對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和選擇。
首先，采取措施使宏觀經濟政策向正?；A段轉變。在這個階段，財政政策暫且可以按兵不動，但應考慮調整政府支出結構，進行適度的結構性減稅等。而對于貨幣政策，這個階段應將“管理通脹預期，控制資產泡沫”作為核心內容。強調管理通脹預期和控制資產泡沫，有助于確定清晰的政策目標，形成市場穩定的政策預期，避免導致預期紊亂及對市場的沖擊。我國在政策實施中需要避免一個問題，即由于政策目標不清晰，導致金融機構為了防止可能的信貸緊縮而大規模提前發放貸款，引起信貸在不同季度和月份之間的分布更為不均衡。具體而言，在操作層面，當前貨幣政策應當設定一個清晰的信貸增長目標和貨幣供應量目標，并切實遵守，以便推動貨幣政策真正向穩健回歸。目前看來，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重點在于貨幣政策的選擇，而其中關鍵的指標在于信貸規模增長。鑒于2010年M2增長超過年初設定的計劃，綜合各方考慮，2011年我國必須嚴格要求，將M2增長控制在15％左右，以便促使貨幣政策的正?；貧w，減輕宏觀經濟層面的壓力。
目前房地產資產價格泡沫的控制已經成為宏觀經濟中的最大問題。這要求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操作上不僅要緊盯住CPI指標，還應將資產價格變化情況考慮在內。即貨幣政策不僅僅應該關注通貨膨脹，還需要對股市和房市的資產泡沫作出足夠反應。尤其在抵押貸款市場較為發達，“金融加速機制”效應較為明顯的經濟體中，貨幣決策應更為重視房價變量。因為資產價格對經濟運行和公眾預期變化更為敏感，資產價格持續上漲可以作為一種判斷流動性過剩的早期和直觀預警。需要提及的是，目前貨幣當局對于資產價格是否納入貨幣政策目標有不同看法，似乎傾向于暫時不予考慮的態度。這種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思維，意味著資產價格上漲時中央銀行對其放任自流，泡沫破裂后再進行救援。對于資產價格泡沫，可從全球金融危機中的美國、英國、冰島、迪拜等國得到一些啟示。那就是：資產價格泡沫引起的沖擊巨大，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策略可能帶來嚴重后果。鑒于此，在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框架內，應該重新定位中國人民銀行實施貨幣政策的對象，考慮將資產價格因素納入政策范圍之內，使貨幣政策更加關注資產價格和初級產品價格變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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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時間一致性 理論貢獻 啟示
一、時間一致性理論簡介及其主要觀點
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在針對動態宏觀經濟政策的研究時發現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普遍存在時間不一致性問題，兩位學者通過以經濟政策與經濟個體之間的互動影響為主要參考因素建立了一個兩期模型進行分析，并據此重新闡述了一種反對相機抉擇政策的理論觀點，并在兩人1977年發表的論文《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規則勝于相機抉擇：最優計劃的不一致性》）中就時間一致性問題進行了詳細的闡述。時間一致性理論的提出為動態宏觀經濟學的研究開創了一個新的階段，兩人也由于在新古典宏觀經濟理論的發展和創新方面所取得的貢獻而被授予了2004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殊榮。
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認為時間一致性問題是指由于政策在時間上的不一致性（動態不一致性）所造成的無法完全達到預定政策效果的問題，換言之，即是指政策實施的結果由于受到政策時滯性和缺乏可信性等因素的影響而造成的無法達到預定目標，資源無法達到最優配置的狀況。為解決這一問題，兩位經濟學者提出是否能通過一種合理的制度安排（正式或非正式的）來增強政府政策的可信性，最終達到一種帕累托得以改進的狀態。他們的理論認為即使在一個公認的社會目標函數的規劃下，政府相繼抉擇政策也不能使社會達到福利最大化的狀態，原因在于當一個政府是理性的，并以謀求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發現其初始制定的最優政策變得不再是最優時，若賦予她重新制定政策的機會，政府一般會重新選擇和調整最優政策，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政策就出現了時間不一致問題，這也從側面證明了政府每一期實施的政策實際上并未達到最優。在此分析基礎上，基普二人提出了宏觀經濟政策的一致性，即在制定出使經濟實現完全競爭和達到有效率的均衡狀態為目標的最優經濟政策后，這些最優經濟政策的實施效果不會因為時間的影響而發生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它仍然保持了其最優的狀態；這就要求政府在一開始制定經濟政策時就要充分考慮到政策的長期穩定性，防止因為政策的不斷改變而導致公眾對政府決策的公信力出現懷疑，避免刺激市場的波動情緒和整體經濟的不穩定情況的出現。因此，基普理論認為政府制定政策時應該基于單一規則而不是基于相機抉擇。
二、時間一致性理論貢獻和方法論貢獻
一方面，該理論的提出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經濟政策提供了合理的解釋，另一方面，該理論的分析過程成功運用了博弈論的分析方法，開創了新的研究模式，對整個宏觀經濟研究方法產生了深遠影響。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在討論宏觀經濟政策的時間一致性問題時，通過將政府和個人作為兩個因素引入博弈分析模型中，研究了經濟政策與公眾預期之間的動態影響，提出了宏觀經濟政策一致性的觀點，動態模型的分析結果表明經濟個體在做出決策時不僅會對政府前期的政策及其實施效果進行比較，在此基礎上，還會對政府未來可能采取的政策形成一個理性預期，并分析自己的相關決策對政府未來政策可能造成的影響；因此在上述幾種因素的影響下，若政府根據相機抉擇的思路制定政策，當經濟個體在動態決策分析思路的引導下發現政府前后期政策不一致時，政府在以后做出類似的決策時可能會遭遇信任危機，從而極大削弱政策的實施效果。此外，政府在這個博弈分析模型中是作為普通參與人對待的，通過對政府和理性經濟個體的決策行為的動態分析為宏觀經濟政策分析奠定了更為合理的微觀基礎。目前，以基于典型行為人為基本分析單位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的全新經濟分析方法已經成為宏觀經濟學領域的主要研究范式，此模型對整個宏觀經濟實證研究產生的深遠影響將會使其發揮更大的作用。
三、時間一致性問題對中國宏觀經濟研究的啟示
總體而言，我們國家正處于關鍵的經濟轉型期，在這一宏觀背景下，我們不僅要努力保持良好的經濟增長勢頭，但同時更要兼顧穩定大局等綜合因素，那么在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時就需要在充分借鑒和參考時間一致性理論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我國經濟政策的分析、抉擇以及有效運用進行指導，以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實質上，在我國許多政策領域都存在著明顯的時間不一致問題，政府決策非一致性勢必會導致經濟個體形成不穩定的預期，從而造成政策實施的效果被削弱。實踐證明，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實質上是政府和經濟個體之間的一場博弈，政策的科學性、連續性以及時效性和經濟個體對政策的反應共同決定了政策能否達到預期的效果。因此，我國在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一方面要盡量減弱在宏觀經濟政策實施過程中因經濟個體采取相應對策而造成的抵消作用，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時候應綜合權衡各方因素，保證決策科學，盡量避免“朝令夕改”，這樣可以使政府的信譽得到提高，有助于經濟個體形成穩定預期，從而保證經濟平穩運行。
盡管時間一致性理論在宏觀經濟政策決定方面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但是我們也應認識到該理論也并非完美，它強調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應基于單一規則而不是相機抉擇，但如果一旦尺度把握不好，則會導致過分依賴某種規則，缺乏必要的彈性和靈活性，降低應對經濟活動中突發事件的能力，無法及時解決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問題。因此，在時間一致性理論的實踐應用中我們應在遵循按照單一規則制定政策的原則上，根據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不斷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努力增強把握政策實施的力度、節奏和重點的能力。
參考文獻
[1] Kydland Finn and Adward Prescott.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7.
[2] 徐文強.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理論貢獻評述[J].世界經濟研究，2004，(12).
目前宏觀經濟政策范文3
【關鍵詞】宏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大學生就業；影響
宏觀經濟政策是指政府有意識有計劃地運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調節控制宏觀經濟運行，以達到一定的政策目標。從西方國家戰后的實踐來看，國家宏觀調控的政策目標，一般包括充分就業、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等。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原則是：急則治標、緩則治本、標本兼治。“急則治標”是指運用財政、貨幣等宏觀經濟政策處理短期經濟問題，如刺激經濟增長，防止通貨緊縮、應付外部沖擊等；“緩則治本”是指通過結構政策與經濟改革處理長期經濟問題，如調整經濟結構、促進技術進步、提高經濟效益、實現持續發展、積極參與全球經濟。因為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遠期戰略相一致的政策組合。正如上面提到，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包括：充分就業、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并且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原則是根據中國發展經濟前景的中遠期戰略相一致的政策組合，而充分就業是宏觀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并且從經濟學原理分析，在大多數情況下，政府開展的宏觀經濟政策來應對經濟問題時，這些目標一般是不能一起實現的，好多時候都是只能在當前經濟環境下去實現當前經濟環境所要完成的經濟目標。例如，假如我們要實現經濟增長這個長遠目標，所采取的的一些政策、以及相關工具的實施將會對穩定物價產生一定的影響。
一、宏觀經濟政策對大學生充分就業影響的主要表現
1.收入差異增大，產生了大學生在找工作中出現的“羊群效應”。羊群效應，這個概念被用來描述人類的社會現象，指與大多數人在一起，與大多數人一樣思考、感覺、行動，與大多數人保持一致。社會行為學家阿希在1951年做了關于線條長度的經典實驗。實驗表明，個人由于受群體壓力的影響，會在知覺、判斷、信仰和行為上表現出群體中的大多數成員相一致的傾向，這種現象在心理學上被稱為“從眾心理”。大學生在這樣的過程中，由于信息掌握得不充分，很難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做出合理的預期，他們主要是通過觀察別人的行為來獲取信息，從而出現了由“羊群心理”而導致的“羊群行為”。收入是大學生在擇業是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之一。現在的大學生在擇業中，追求的是更高的收益，致使擇業中的“羊群行為”不斷出現。經過對《中國統計年鑒.2012》進行了分析，將平均工資從高到低排列，依次是東部、西部、東北和中部，其中北京最高年平均工資為56061元；上海年平均工時為51968元；浙江年平均工資為46660元；而其中年平均工資最低的省是甘肅省，為32906元。2012年5月29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11年全國職工平均工資，其中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24556元，而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42452元，私營企業收入遠低于非私營企業。其中，非私營單位金融業的平均工資最高，達9萬元以上，最低的農、林、牧、漁業每年收入只有2萬元左右，兩者相差4倍多。私營單位中，其中非私營單位金融業的平均工資與私營單位的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相比，兩者差距超8倍。地區和行業間存在的物質回報性差異對大學生擇業造成一定影響，對高收入預期的追求，導致了大學生的最終流動。這種流動是“羊群行為”相互作用的結果，而不是以就業市場需求為依據。結果就是高收入地區和行業人頭攢動、競爭激烈，低收入區域和行業無人問津，從而導致了大學生的相對過剩。
2.城市與農村用人單位對人才發展前景的重視程度不
同，導致大學生自愿性失業。失業是指有勞動能力并愿意就業的勞動者找不到工作的現象，其實質是勞動者不能與生產資料相結合進行社會財富的創造。而自愿性失業是“一種不滿足于已有的工作而繼續尋找工作的失業現象”。當前，在經濟發達地區和大城市就業人滿為患，廣大的農村地區和基層單位急需大學生，而大學生卻不愿到農村基層就業。農村和基層人才缺乏，已成為制約其發展的重要因素。大學生不愿意到農村和基層就業，發展前景不明朗是主要原因。調查表明，發展前景也是影響大學生擇業意愿的重要因素。良好的發展機會意味著一個人會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但一些農村地區和基層單位對人才的重視程度往往不夠，發展基層相對較少，加之條件較差，工作福利待遇較低，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導致一些大學生寧愿在大城市自愿失業也不到基層就業。
3.中下企業發展前景的不確定性，導致大學生逆向性就業。逆向性選擇是指勞動者不愿意到吸納能力強的主要勞動力市場就業，而選擇了非主要勞動力市場就業的現象。以民營企業為主體的中小企業是吸納大學生就業的主要勞動力市場。在我國，中小企業的數量占到全國企業的總數的99%以上，就業人數占全國就業人口的80%左右，中小企業每年吸納80%以上的新增就業人員，已成為大學生就業的主渠道。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給我國中小企業帶來了很大的沖擊，許多中小企業市場萎縮、運行困難，甚至采取了降薪裁員的措施。經歷金融危機以后，“穩定性”已成為眾多大學生擇業時考慮的主要因素。中小企業的不穩定性使大學生把擇業目光瞄準收入不高、穩定性強、工作相對輕松、風險較小的國有單位。
4.產業結構不合理，產業發展水平低，導致大學生結構性失業。結構性失業是指由于經濟結構的變動，勞動力供給和需求在職業、技能、產業、地區分布等方面的不適應所引起的失業。發達國家產業結構的演進歷程表明，伴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勞動力的各產業間將發生規律性的轉移，將由一、二、三演變成三、二、一順次，而我國目前是二、三、一順次。雖然第二產業的產值在我國GDP中所占的比重達到了近一半，但其對大學生就業彈性值卻在逐年下降，吸納就業能力在減弱。制造業在第二產業中所占份額最大，我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工業制造國，許多行業和產品的產量躍居前列，被稱為是“世界工廠”。但是中國制造業大而不強，專業技術人員所占比例較低，多數企業尚處于產業鏈價值的最低端，屬于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而非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需要大量民工，而大學生需要在產業鏈中最高端的設計、銷售和服務等環節就業，因而在我國出現一邊是用工荒，另一邊是大學生就業難的怪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經濟學家郎咸平指出：“大學生就業難的源頭是不合理的產業結構。真正的制造業是由7個環節組成的鏈條，包括制造、產品設計、原料采購、倉儲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和零售?！边@7個環節被稱為6+1模式，制造環節是1，其余環節是6，除了加工制造環節1外，其余6個中高端環節急需要大學生，但恰恰這些環節是目前我國最缺乏的產業?！钡谌a業對大學生就業的拉動呈現快速增長的態勢，保持了較強的吸納能力。但我國的第三產業的產值占全部GDP的比重和西方國家（高達70%以上）相比還較低，僅為40%，而且我國的第三產業也存在結構性問題，傳統服務業所占的份額較高，與現代制造業相伴的生產業所占比例較低，生產相對落后。在發達國家，生產已經成為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跨國公司都將主要業務由單純的制造業向服務業延伸和轉移。據統計，美國服務型制造企業占所有制造企業的58%，而中國只有22%。我國部分行業專業技術人員的比例遠遠低于發達國家（75%左右）的水平，這說明我國第三產業的發展嚴重滯后，效率較低，這不利于吸納大學生就業。
二、結語
當然，對于大學生就業難這個問題，既要考慮到宏觀經濟政策所導致的影響，又要對宏觀經濟政策實施過程中對大學生就業難這個問題所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進而找到解決的方案。當然，我們還需要從微觀角度進行考慮大學生就業難這個問題，企業對人才的需求方面，大學生自身能力的培養方面，人才市場方面等細節問題還亟待解決。
參 考 文 獻
目前宏觀經濟政策范文4
在近2011年年底的時候我們希望展望一下2012年的宏觀經濟前景，而為了能夠看清2012年中國經濟的前景，首先還是需要對于2012年的世界經濟前景有個了解。我們先從美國經濟談起。
對于美國經濟在2012年的前景和中期前景(例如3～5年的前景)，無論是美國國內還是國際上的研究機構，多數都對長期美國經濟不樂觀，認為美國經濟在未來5到10年將處于低增長的狀態(以GDP增長來衡量，是2％的增長或低于2％的增長)，其中一些原因可能是更加基本的、短期難以解決的問題，如國家債務問題。在經濟持續低迷的背景下，削減債務無疑會對經濟產生負效應。在保增長與減債務上，美國政府可能更傾向于前者，但任何在財政上的刺激措施，在美國國內都要通過復雜的政治博弈，通常在政治上有較大的阻力。另外近些年美國的中產階級收入增長緩慢，低收入群體增加，這將長期影響美國推動經濟主要動力的消費能力。
而在歐洲，在歐洲債務危機之外，更加核心的問題是歐盟(包括歐元區)整個系統出現的機制性問題，特別是歐洲高工資、高福利這一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難以為繼，國際競爭力下降的問題。但就是這些歐元區初始機制設計方面的問題，在歐洲目前要求保持現有基本機制的政治意愿面前，往往被加以掩蓋，因此歐洲政治家也難以正確審視自己的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歐洲經濟持續低增長，同時債務危機持續一段相當的時候是非常可能的。如果以GDP的增長來衡量，歐洲未來的經濟增長速度會在大部分時間內低于美國。
當然也要指出，從經濟復蘇角度觀察，美國的機會要大于歐洲的機會。這主要是由于美國的經濟狀況更有彈性。美國市場經濟機制總體上比歐洲成熟且更有效率。由于福利支出比歐洲少，工會力量相對弱小，美國勞動力市場也比歐洲更加靈活。美國擁有鑄幣稅優勢和實力雄厚的資產，在解決國家債務問題上的余地更大。因此在歐洲和美國目前通過政府政策刺激經濟的手段十分有限的背景下，美國利用市場機制本身的力量恢復經濟的能力仍然高于歐洲。
在這樣的全球經濟前景的背景下，對于中國宏觀經濟的基本判斷可以概括為如下幾點。首先，通貨膨脹已經見頂并開始回落，國內推動價格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食品價格和推動價格上升的國外主要推動力量――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都處在下降通道。今年四季度CPI會加速回落，年底月度CPI上升幅度低于5％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預計明年年中CPI可能會回落至3％左右，2012年的經濟增長會繼續減緩。在維持目前的宏觀經濟政策態勢的前提下，2012年的經濟增長應該在8.5％上下。
目前宏觀經濟政策范文5
GDP是反映國民經濟發展變化情況的重要工具。首先,GDP增長率是描述經濟增長情況的最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世界上幾乎沒有哪一個國家不關心經濟增長,因為沒有經濟的適當增長,就沒有國家的經濟繁榮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目前,各國政府的統計部門都把GDP增長率作為描述經濟增長情況最重要的綜合性宏觀經濟指標。
其次,GDP是描述經濟規模的最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是其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的重要標志之一。當然,經濟規模與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并不是對等的。在同樣的經濟規模下,因為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經濟增長的科技含量以及經濟增長的潛力不同,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存在較大差距。但是,沒有一定的經濟規模,就談不上有經濟實力,也很難在國際上發揮應有的作用。
第三,人均GDP是描述人均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人均經濟發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個國家的富裕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有的國家經濟規模較大,但人口眾多,人均經濟發展水平很低,仍然被認為是窮國;有的國家經濟規模不大,但人均經濟發展水平很高,被認為是富裕國家,例如瑞士、瑞典、丹麥等國。
第四,GDP是描述經濟結構的重要指標。經濟結構始終是經濟發展中的關鍵環節。許多重要的經濟結構,如產業結構、消費需求、地區經濟結構等等,都是通過GDP來描述的。目前,我國產業結構、需求結構和地區經濟結構都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如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比重偏低,需求結構中消費需求比重偏低,地區經濟結構中中西部地區比重偏低,等等。這些問題都是通過GDP反映出來的,它們是制定經濟結構調整戰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據。
第五,GDP是描述價格總水平變化的重要指標。國際上通行的描述價格總水平變化的指標有兩個,一個是CPI,即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它描述的是用于居民消費的最終產品的價格變化;另一個是GDP縮減指數,它描述的是所有最終產品的價格變化,即除了用于居民消費的最終產品外,還包括用于政府消費、固定資本形成、存貨變動和進出口的最終產品的價格變化。CPI很重要,因為它直接影響到居民的實際生活水平,涉及到居民的切身利益;GDP縮減指數也很重要,因為它反映的價格變化更全面。
GDP是制定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和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工具和重要依據。首先,GDP是制定經濟發展戰略和規劃目標的重要工具。例如,“十一五”規劃關于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經濟指標有22個,其中和GDP有關的指標有6個,包括兩個經濟增長指標,兩個經濟結構指標,兩個人口資源環境指標。兩個經濟增長指標,一個是GDP年均增長7.5%;另一個是人均GDP2010年比2000年翻一番,年均增長6.6%。兩個經濟結構指標,一個是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從2005年的40.3%提高到2010年的43.3%;另一個是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占GDP的比重,從2005年的1.3%增加到2%。兩個人口資源環境指標,一個是單位GDP能源消耗2010年比2005年降低20%左右;另一個是單位工業增加值用水量2010年比2005年降低30%。上述目標是“十一五”規劃確定的目標,特別是單位GDP能耗,是約束性指標。
其次,GDP是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依據。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與經濟增長和價格總水平變動存在十分密切的關系。例如,1998年,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經濟增長率和CPI漲幅迅速回落,國家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2003年至2007年,我國經濟又一次連續保持5年兩位數高速增長,經濟運行再次出現過熱的現象,2005年至2006年國家實施了穩健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2007年實施了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貨幣政策適度從緊;2008年9月,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外需急劇收縮,經濟增長率迅速回落,國家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可見,GDP描述的經濟增長率是宏觀經濟決策的重要依據。
GDP是檢驗宏觀經濟政策科學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手段。GDP不僅是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依據,而且是檢驗宏觀經濟政策科學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手段。例如,在經濟衰退的時候,國家往往采取刺激性經濟政策,這些刺激性政策是否有效地抑制了衰退,促進了經濟的復蘇;在經濟過熱的時候,國家往往采取緊縮性的經濟政策,有關緊縮性政策是否有效地抑制了經濟過熱,拉動經濟回歸到正常水平;在經濟結構不合理的時候,國家往往采取調整經濟結構的政策,有關經濟結構調整政策,是否發揮了預期的作用。所有這些宏觀經濟政策的科學性和有效性,都要通過GDP來檢驗。
GDP是對外交往的重要指標。一個國家承擔國際義務的輕重,享受優惠待遇的多少,以及在國際社會發揮作用的大小,往往和這個國家的GDP有密切的聯系。例如,GDP和人均GDP是聯合國確定其成員國承擔聯合國費用、維和費用的重要依據之一,也是世界銀行確定其成員國享受優惠待遇的重要指標。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確定其成員國發言權時也要重點考察這一指標。
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深入發展,僅憑GDP這一指標來評價國民經濟的發展狀況,并不能得出全面正確的結論。
GDP不能全面地反映經濟發展。首先,GDP沒有充分地反映公共服務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政府部門提供的行政服務、公共安全服務、教育服務、醫療衛生服務、環境保護服務等公共服務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GDP核算以市場活動為主體,它衡量經濟活動的標準尺度是市場價格,由于政府部門提供的公共服務不存在市場價格,目前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是利用政府部門提供這些公共服務投入的成本來衡量其價值,而這些投入成本遠不能反映這些公共服務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GDP不能反映經濟發展的質量差異。不同國家的產品質量、擁有的品牌數量差異很大,尤其是經濟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具有顯著差異;不同國家的技術水平、勞動生產率、資本生產率、資源產出率差異很大;不同國家的排放強度也具有很大的差異。GDP沒有反映出這些經濟發展質量的差異。
第三,GDP不能準確地反映財富的增長。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它所擁有的財富存量,而不僅僅是當期新增加的財富;一個國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個國家的人民所擁有的財富存量,而不僅僅是當期新增加的財富。經濟增長質量不高會導致財富的巨大損失和浪費,導致財富存量的減少。在這種情況下,財富存量不能與經濟增長率保持同步增長,從而GDP不能準確地反映財富的增長。
第四,GDP沒有反映非市場性家務勞動。家務勞動對于人民生活來說是必不可少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家務勞動的市場化程度截然不同。一般來說,發達國家家務勞動市場化程度比較高,而發展中國家家務勞動市場化程度比較低。不管家務勞動市場化程度高低,這些勞動本身都是存在的,但由于GDP只計算市場化的家務勞動,從而導致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其GDP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比性。
GDP不能全面地反映社會進步。一是GDP沒有充分地反映公共服務在社會進步中的重要作用。由于GDP利用政府部門提供這些公共服務投入的成本來衡量其價值,它沒有充分反映這些公共服務在社會進步中的重要作用。二是GDP不能反映就業狀況。GDP反映的是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但是它并不涉及多少人參與了這種生產成果的創造活動,更不涉及還有多少人希望參與到生產活動中去,因此,它不能反映一個國家的就業狀況。三是GDP不能反映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GDP是一個生產指標,不是一個收入分配指標,它只是利用這幾種收入形式反映生產活動成果,不能完整地反映收入初次分配,更不能反映收入再分配,從而不能反映一個國家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四是GDP不能反映社會福利改善情況。例如,GDP不能反映社會最低生活保障、失業保障、醫療保障、住房保障的改善情況。
GDP不能反映資源環境的變化。GDP是反映經濟發展情況的指標,但是經濟發展勢必消耗自然資源,也往往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例如消耗土地資源、水資源、森林資源、礦產資源;例如水污染,空氣污染、土地污染等,GDP沒有反映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資源消耗成本和環境損失代價。GDP也不能全面地反映人類的自覺行動對自然環境的改善。因此,國際上有人提出綠色GDP的概念,這是一個科學的理念,但實際操作起來很困難。目前,國際上還沒有一套成熟的方法計算綠色GDP,還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統計部門正式綠色GDP數據。
GDP不能全面地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變化。一是GDP沒有充分地反映行政服務、教育服務、醫療衛生服務等公共服務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的作用,從而它不能全面地反映這些公共服務的改善對人民生活水平的影響;二是由于GDP不能反映就業狀況、收入分配狀況和社會福利狀況,從而它不能反映這些方面的社會進步所帶來的人民生活狀況的改善;三是由于GDP不能反映自然環境的變化,從而它不能反映環境損失和環境改善對人民生活質量的影響。
綜上所述,GDP既有重要的作用,也存在明顯的局限性。我們應當客觀地評價這一宏觀經濟統計指標,在強調它的作用的時候,不要忽略它的局限性;在看到它的局限性的時候,不要否定它的作用。我們不能奢望GDP能夠滿足方方面面的要求,世界上沒有哪一個統計指標能夠做到這一點。關鍵是我們要清楚利用GDP能夠做什么,不能夠做什么,在它的適用范圍內,正確地使用它;在超過GDP適用范圍的領域要發揮其他合適的統計指標的作用。
目前宏觀經濟政策范文6
關鍵詞：新常態；宏觀經濟；實證分析
一、前言
2014年，隨著國家方針政策的大調整，各行各業正式進入改革的深水區。中國宏觀經濟開始朝著“新常態”的軌跡不斷前進，“降增速、調結構”也成為了“新常態”以來中國宏觀經濟的主要特征。未來幾年中國將進入深化改革全面推進的關鍵階段，這不僅決定了中國經濟能否從新常態的陣痛中逐漸走出，還決定了“十三五”能否順利開啟，因此做好宏觀經濟數據的統計與分析，對合理制定相關政策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2014年中國宏觀經濟統計與分析
本文通過國家2015年3月給出的2014年全年經濟數據，對其10項最主要的經濟指標進行如下統計，并作具體分析（見表1）。
表中數據表明，除了新增貸款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外，其它經濟指標皆呈下降趨勢，宏觀經濟指標很不樂觀。
1、世界經濟環境尚未好轉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了著名的國際金融海嘯，并不斷蔓延到世界各個角落，逐漸形成新一輪的世界經濟危機。中國在這次經濟危機中也沒能幸免，從2014年進出口數據可以看出，中國全年出口總額同比僅增長3.4%，遠低于經濟危機前的數據。隨著中國工業的持續蕭條，恢復尚待時日，未來仍不樂觀。
2、中國宏觀經濟整體下挫
從10項主要數據來看，2014年中國宏觀經濟呈現整體下滑的不良態勢，其中GDP更是創下了中國經濟統計以來的最低點，PMI全年處于較低水平（見圖1）。GDP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國內傳統工業增加值的不斷疲軟所致，雖然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也有所下挫，但是考慮到多項政策的出臺和區域性“微刺激”政策的扶持，未來其增加值、增速應可以保持相對穩定，所以工業領域和建筑業領域的困境是未來“十三五期間”需要高度重視的問題之一。
3、進出口業務增長緩慢
2014年全年新增貸款總額9.78萬億元，同比增長13.3%，這主要得益于寬松的貨幣政策（見圖2）。分部門看，住戶貸款增加3.29萬億元，其中，短期貸款增加1.06萬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2.23萬億元，同比略增；非金融企業及其他部門貸款增加6.48萬億元，其中短期貸款增加1.40萬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3.83萬億元，票據融資增加9574億元，均略有增長。未來一段時間內，隨著美元的逐漸走強，美聯儲進入加息通道，國際貨幣供給不斷減少，因此未來幾年穩健的貨幣政策依然是刺激經濟增長的重要工具。
4、收入分配政策初顯成效
近些年來，隨著國家多項收入分配政策的不斷出臺，2014年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再次呈現增長趨勢，并保持9%以上的增速，遠大于消費價格指數的增幅（見圖3）。在未來的幾年內，由于收入分配政策的不斷完善將有助于我國社會資本更合理的流動，也有助于居民財富的不斷累積，由此將緩解國內需求疲軟的現狀。
5、房地產泡沫依然存在
從經濟數據來看，中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在大幅度縮減，這首先要歸咎于近5年土地成本的走高，投資熱情受到抑制；其次隨著國內存量房增速的下滑，剛性需求不再是抬高房價的主要推手，僅靠社會閑余資本的投資熱情難以維持房價的持續走高，所以目前中國房地產仍然處于泡沫擠出狀態，而且在未來較長時間內這種狀態還會不斷發酵。
三、新常態下中國宏觀經濟發展對策
1、保持適當、定向寬松的貨幣政策
從統計數據來看，目前中國經濟下滑不僅源自于國內需求的疲軟，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已經遭到了破壞，所以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如何有效恢復工業生產，使基本面恢復正常是經濟政策關注的主要環節，同時基于物價的基本穩定，所以適當、定向寬松的貨幣政策還應進一步加強。
2、保持宏觀經濟政策“均衡取向”
目前中國宏觀經濟總體下降的趨勢不可逆轉，經濟的恢復應保持一種戰略平常心，不宜采取“唯增長”或“唯改革”的取向。未來中國政府的目標應當是在堅守底線管理的同時，全力推進各行各業的“大改革”與“大調整”，通過深化改革、改變傳統體制來提升企業的工作效率。
3、采取政策引導消化房地產泡沫
中國房地產問題并非個案，早在上個世紀日本和美國都經歷過類似的房地產危機，供過于求的局面在后來的十幾年中逐漸消化。所以，中國的房地產問題不應該進行過多的政策干預，之前的限購、限價等措施并沒有起到抑制房價的作用嗎，反倒加速了房價的上漲，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因此未來中國政府應該從價格干預向政策指引過度，加快城市化改革步伐，撬動剛性需求，逐漸去除房產庫存。
四、結束語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2014年是中國宏觀經濟“新常態”持續發展的一年，其典型特征開啟了中國“大改革”和“大調整”的序幕，未來將延續“新常態”的運行邏輯。因此，宏觀經濟政策必須全面配合改革方案的具體實施，切忌不宜采取強刺激，過度人為干預。
參考文獻
[1]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中國宏觀經濟報告2013―2014[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