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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研究方向范文1
【關鍵詞】中國古代文學 教學 現代闡釋 研究
【中圖分類號】I206.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5）16-0048-01
一、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現狀分析
1.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目的
中國古代文學是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發展演變歷史的學科。它是漢語言文學專業最重要的專業基礎課之一，所占課時比重較大。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目的是知識與能力兼顧，重在學生能力的培養，使學生提高對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閱讀與鑒賞能力與審美感受能力，在潛移默化的學習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和思想境界，成為知識基礎雄厚、能力素養良好的新型人才。
2.授課側重點各有不同
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知識覆蓋面廣、內容難度大，涉及文獻學、文化學、哲學、美學、史學等諸多學科，在高校教學實踐中，如何具體操作該課程的講授過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的教者強調與文字、音韻、訓詁學的近緣整合，認為對打牢基礎、充實底氣、克服浮躁學風是必須的；有的強調與中國古代史、文化史、哲學史等近鄰學科進行整合，目的是為古代文學教學提供多維視角和眾多參照系；有的強調與中國古代文獻學的整合，認為這是古典文學研究和教學自身的需要；還有的強調與文藝學、現當代文學乃至音樂、美術等學科進行整合，對“古典文學”進行真正的“文學”還原，對她的藝術魅力進行深入分析探索。
3.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目前高等學校教學改革的不斷深入發展，對于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改革發展方向需要新的定位認識。中國古代文學學科歷來是社會科學研究的熱點，是一個研究隊伍龐大，研究領域廣闊的成熟學科。然而，與學術研究的紅火相反，課程的教學研究一直相當冷清，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教學觀念僵化、教學方法陳舊、教學手段單調等問題十分突出，加上社會上急功近利觀念的影響，以及中國古代文學學科本身固有的內容與現實生活有一定距離等特點，應該說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目前存在諸多值得思考的問題。重新把握古代文學的教學實質，總結古代文學的教學特點，探索適合古代文學的教學方法，已成了學界同仁面臨的共同課題。
二、如何在教學中對中國古代文學進行現代闡釋
1.教學內容的闡釋要與時俱進
教師要在遵循傳統講授原則基礎上，提出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的新的認知，即如果僅只是以古代佐證古代，或者所研究和講授的東西限制在古代范圍內論古代，那么這種教學毫無意義。教者必須在研究和教學過程中從古代通向現代，也就是中國古代文學作品要對當代大學生的現代生活、情感、審美、價值觀念產生作用，產生現代的新意識，為現實服務。要真正使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為當下所用，增強古代文學的現代意識，用現代意識觀照古代文學的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拉近古代作品與現代生活的距離，引發學生的共鳴，從而達到育化學生心靈的效果。這應該是目前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改革所追求的一個重要問題。
2.教學中要深度挖掘古代文學作品的現實意義
在教學過程中應難易適當，教學重點放在作品的深度挖掘上，力求讓文學作品感染人，文學形象鼓舞人，文學事件教育人，在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和人文精神上下工夫。采用點面結合，點線結合的方法，進一步彰顯古代文學作品內涵所蘊涵的魅力，課堂上要最大限度的融入作品，做到一般作家一人一作品，主要作家一人多作品。從教學大綱所選的精讀篇目中確定課堂精講內容，由淺入深，選取人物形象豐滿、富有現實教育意義的內容，以名家名篇為主。開展以作品賞析為主的課堂討論活動，培養學生通過古代文學作品透視現實人生的能力。引導學生以小論文的形式，對問題進行理論總結，同時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能力、寫作能力等實際能力。
3.采用現代先進的教學手段豐富教學內容
目前高校的古代文學課程，都是以教師課堂講授，并且結合多媒體課件進行教學的。這樣的方式可以使學生對教學資源實現共享，但是其范圍是有限的，而且經研究發現，目前學生學習的興趣不高，學習古代文學的積極性比較低。“慕課”平臺可以有效的解決這樣的問題，它可以使全球范圍內有關古代文學教學的資源實現共享，“慕課”平臺的使用極大地擴展了學生的視野，完善了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內容，豐富發展了古代文學的教學方式方法，更主要的是激發了學生學習的興趣，調動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澳秸n”與原有的只提供課程資源的名校視頻公開課不同，“慕課”實現了教學課程的全參與。在這個平臺上，學習者可以完成上課、分享觀點、做作業、參加考試、得到分數的全過程。
當前，有相當部分大學生在社會行為上顯得孤獨、冷漠，對社會、對集體、甚至對親人朋友，他們缺乏基本的友愛之情，表現出狹隘和自私。因情感缺失而引發的生命悲劇日益增多，這些悲劇提醒我們在高校開展情感教育刻不容緩。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師要努力發掘古代文學作品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所具的人文價值，啟發學生思辨能力，拓展其他們人文思維的深度和廣度，使他們達到理想人格的塑造，人性境界的提升，使學生在閱讀、欣賞文學作品的同時，體味中國文學的文化意蘊和審美情趣，提高他們的綜合素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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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研究方向范文2
論文摘要：比較文學是一門研究跨越國界和超越同一文化背景的文學思潮、流派、運動、作家、作品以及和文學發展有關的各種現象的學科。縱觀世界比較文學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出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累進式發展的三大階段，即影響研究的歐洲階段(法國)、平行研究的北美洲階段(美國)和跨文化研究的亞洲階段(中國)。
在當今世界學術界，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無疑是最引人矚目的學科之一。自它在中華大地上復興以來，發展迅猛，至今仍然方興未艾。
一、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概念
比較文學法國學派的代表人物卡雷在他的《比較文學》藝術中對比較文學進行了定義：“比較文學是文學史的一支；它研究國際間的精神關系，研究拜倫與普希金、歌德與卡萊爾、司各特與維涅之間的事實聯系，研究各國文學的作品之間、靈感來源之間與作家生平之間的事實聯系。比較文學主要不考慮作品的獨創價值，而特別關懷每個國家、每位作家對其所取材料的演變?！?/p>
美國學派代表人物雷馬克對比較文學進行定義：“比較文學是超越一國范圍之外的文學研究，并且研究文學和其他知識領域及信仰領域之間的關系，包括藝術（如繪畫、雕刻、建筑、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經濟、社會學）、自然科學、宗教等等，簡言之，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p>
我國學者季羨林先生對比較文學曾下定義：“顧名思義，比較文學就是把不同國家的文學拿出來比較，這可以說是狹義的比較文學。廣義的比較文學是把文學同其他學科來比較，包括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卞X鐘書先生的說法是：“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專門學科，則專指跨越國界和語言界限的文學比較。更具體的說，就是把不同國家不同語言的文學現象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研究它們在文藝理論、文學思潮，具體作家、作品之間的互相影響?！?/p>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把比較文學定義為：比較文學是以世界眼光和胸懷來從事不同國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學科之間的跨越式文學比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種跨越中文學的同源性、類同性、異質性和互補性，以影響研究、平行研究、跨學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為基本方法論，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來總結文學規律和文學特性，加強世界文學的相互了解與整合，推動世界文學的發展。
二、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
比較文學作為一種專門的學科，是沒有什么疑問的，但是，中西比較文學是否也能成為一種專門的學科，猶如“紅學”之于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魯迅學”之于現代中國文學研究？我們認為，把中西比較文學從比較文學中獨立出來，進行專門的、深入的研究，有著特殊而重大的意義。固然，對于中外文化交流，取異域文學之長，補我國文學之短，中國文學與朝鮮、日本、越南文學的比較，以中國文學為主體的東亞文學與以印度文學為主體的南亞文學的比較，乃至中國文學與中東文學、拉美文學、非洲文學的比較等等，也都是有待深入開發的研究領域。但是，對于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來說，從來沒有任何一種文學像西方文學那樣，對我們民族的文學沖擊那么大，發生過那么無孔不入的影響。直到現在，世界各國的文學傳統仍在受歐美文學傳統的沖擊。我們現在的文學教科書，甚至包括中國古代文學在內的教科書，都在使用著歐美文學的概念。我國當代的作家，仍在自覺或者不自覺、直接或者間接的接受著西方文學的影響，我國一般大學的外國文學課實際講授的是歐美文學課。因此，作為專門學科的中西比較文學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西比較文學，包括兩個相互聯系的大的研究領域。一是現代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的比較；二是中國古代文學與西方文學的比較。前者應側重于法國學派正統意義上的比較文學，即影響研究，后者應側重于美國學派提出的平行研究。中國新文學的歷史不長，而古代又有著悠久的文學傳統和豐富的文學遺產，這個傳統總在有形無形地對中國新文學發生影響。因此，隨著中西比較文學研究的深入，應該把研究的重點從現代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的比較移道中國古代文學與西方文學的比較上來。
三、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歷史與發展
曹順慶在《比較文學史》中談到“整個比較文學發展的一個基本特征和實施，就是研究范圍的不斷擴大，一個個‘人為圈子’的不斷被沖破，一堵堵圍墻的不斷被跨越，從而構成整個比較文學發展的基本線索和走向?！盵1]縱觀全世界比較文學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到一條較為清晰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發展的學術之鏈。這條學術之鏈歷經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三大階段，呈累進式的發展態勢。
第一階段，在比較文學歷史上，法國學派是最早出現的一個學派，從19世紀末開始至20世紀20年代已具雛形。法國學派的代表人物有：巴爾登斯貝格、梵第根、伽列及基亞等人。法國學派所進行的影響研究可以概括為：其一，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國與國之間文學的事實聯系和實際的影響關系，在有些學者那里，對這種聯系和影響的研究甚至被嚴格的限定在兩國之間，如梵第根就持有這種觀點。所以法國學派學者嚴厲，比較文學一詞是一門系統而科學的學科沒有起好的名字。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強調實證主義。認為要使學科建立在堅實的科學性上，只有對文學關系的事實聯系進行細致的、慎重的考察求證，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主張把比較文學看成為文學史的一個分支。
法國學派對比較文學的貢獻是巨大的。它在比較文學形成之初就為學科發展開辟了一條科學、嚴謹的研究道路，為學科理論和研究范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礎。雖然法國學派在學科定位、研究范圍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著一些偏狹的觀點，但影響研究至今，認識比較文學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個始終充滿生命活力的研究領域。
第二階段，1958年9月在國際比較文學協會第二次大會上，耶魯大學教授韋勒克做了題為《比較文學的危機》的發言，向法國學派的理論觀點提出了直截了當的挑戰。這個發言被認為是美國學派的宣言書，此后不僅打破了法國學派的一統天下，也確立了美國學派在世界比較文學領域中的地位。
美國學派對文學進行的平行研究在與法國學派爭論中確立起自己的理論體系，其理論重點和對學科發展的貢獻可小結如下：第一，擴大了研究的領域，把不同學科引入到文學研究中來；第二，把比較文學研究的目光轉向了文學的內部，更加關注作品的結構、語言、層次等方面的問題；第三，開拓了多元的研究方法，主張針對不同作品、不同問題運用不同方法，或綜合運用多種方法。
在第三階段，學科自我發展的又一次機遇是東西比較文學研究的崛起。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臺港及大陸比較文學研究的迅速崛起，為開拓比較文學的領域，尤其是東西方文學的跨文明比較做出了實績。這種跨越東西方異質文明的比較文學研究，將全世界比較文學引向了一個更加廣闊的領域，為比較文學拓展了更加寬廣的視界，將比較文學導向了又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在這一階段中，中國學術界正在探索甚至正在建構跨越東西方異質文明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新體系。臺港學者對于東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較文學研究和對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探索，已邁開了比較文學新的學科理論建設的步伐。而近年來中國大陸學者對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基本理論特征——“跨文明”的提出及其方法論體系輪廓的初步勾勒，更進一步奠定了學科理論建設的堅實基礎?？梢哉f，全世界比較文學正面臨著一個重大的戰略性轉變，新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這是一個更加廣闊的視界，是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新階段。
中國比較文學乃至世界比較文學今后邁向何方？我們可以肯定地說：“跨文明研究”，或者說著眼于在中西文明沖突、對話與交流的跨越東西方文明的比較文學研究，將是中國比較文學乃至世界比較文學發展的必由之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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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惇，孫景堯，謝天振.比較文學[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古代文學研究方向范文3
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在20世紀經歷了斷裂、復蘇和繁榮。1985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中國比較文學成立大會暨首屆學術討論會在深圳大學召開，成為中國比較文學復蘇的標志。1989年5月四川省比較文學學會在重慶四川外語學院①正式成立。在中國比較文學成立大會上，關于比較文學的定義(尤其是對象與范圍)，大家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不少人認為用“國家”這個政治概念來劃定比較文學的研究范圍是不妥當的，特別是對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來說更是如此。所以，有人就提出建立兩個比較研究體系:國內比較研究體系———包括漢民族文學和其他民族文學的比較研究;中外比較文學研究體系———中國文學與世界各國文學的比較研究。當然也有人不同意這種意見，強調比較文學是兩種不同體系的文學之間的比較研究，而不包括同一種體系內部的文學的比較研究。但與會者一致認為，比較文學是一個開放性結構，可以先展開研究再逐步形成學科的體系。四川少數民族文學教學與研究者積極關注、參與了比較文學概念界定等問題的討論、研究。認為西方界定比較文學的主要指標(規定)“跨國別”實含有跨民族之意，因為西方絕大多數國家是單一民族，國家即民族，民族即國家。他們認為比較文學必須是不同體系的文學之間的比較，同一體系的不同作家作品的比較只能叫文學比較而不能叫比較文學，但他們也未明確表明不同民族文學之間的比較就不屬于比較文學范疇。正是基于此，我們贊同并主張:在多民族國家，在自成體系的不同民族文學之間的比較應納入比較文學的范疇。贊成在進行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時應該包括(或可構建)兩個研究體系:中國(包括漢族與少數民族)文學與外國文學的比較研究;漢族文學與自成體系的少數民族文學之間以及自成體系的各少數民族文學之間的比較研究?！拔膶W性”是比較文學最本質的規定性。正如韋勒克所說:“就方法論而言，文學研究如不決心將文學作為有別于人類其他活動及產物的學科來研究，就不可能有什么進展。為此，我們必須正視‘文學性’這個問題，它是美學的中心問題，是文學藝術的本質?！保?］133
換言之，在比較文學研究中，我們必須緊緊抓住“文學性”這個核心，這是因為，文學性是文學藝術作品得以存在的本質性的內在規定性，文學性更是比較文學有別于比較文化、比較哲學、比較教育學等學科的最根本的特質，文學性還是比較文學在當今文化研究浪潮此起彼伏的多元文化語境中能夠堅守自己的陣地，既不至于被文化研究所淹沒，還能利用文化研究的長處來推動比較文學研究，進而擺脫比較文學被比較文化淹沒的危機。“跨越性”是比較文學的根本屬性和區別性特征。跨越性是比較文學之所以能安身立命之根本所在。沒有跨越性，比較文學也就無從存在了。這在目前國外和國內比較文學學界已基本達成共識。但是，具體到“跨什么、跨多少、怎樣跨”上卻還存在著分歧。在比較文學研究實踐中究竟應該跨國界、跨民族、跨語言，還是跨學科、跨文化、跨文明，或者是要幾者兼跨，國內外學者至今還有不同看法。劉象愚在《關于比較文學學科基本理論的再思考》中就指出:“比較文學不一定要跨國界、跨學科、跨文化”，“比較文學是一種跨民族和語言界限的文學研究”［2］。我們主張在比較文學視閾下從事民族文學研究，是因為在當今全球化、多元文化時代，不應滿足于就某一民族的文學來認識文學，而比較文學的視閾則可以從思想觀念和方法論上來革新和促進我們過去的民族文學研究。過去的民族文學研究則多在某一民族的范圍內進行和展開，而我們在比較文學視閾下從事的民族文學研究則是在不同民族文學之間進行的文學研究。由于民族和國家這兩個概念在某種程度上有交叉，在特定的時空下某一國家可能包括有多個民族，從而導致國別文學與民族文學呈現為既區別又聯系的關系，主要表現為三種情況，一是國別文學等于民族文學，二是國別文學大于民族文學，三是國別文學小于民族文學。進而言之，當國別文學等于民族文學之時，比較文學就是在民族文學之間進行的;當國別文學大于民族文學之時，比較文學就是在國別文學之內進行的;當國別文學小于民族文學之時，比較文學則是在“跨國界”的范圍內進行的了。所以我們贊同陳惇在《跨越性、可比性、文學性———論比較文學研究對象》中所指出的，“如果從研究實踐來講，只要跨越其中的某一界限，就進入了比較研究的領域，不可能要求每一個課題每一項研究都同時跨越這四種界限?！保?］雖然有人認為這樣可能失之于過于寬泛，但我們認為這是非常有利于比較文學研究實踐的，尤其是我們可以在這樣的比較文學視閾下從事民族文學比較研究。正是在文學性、跨越性、自成體系性等方面民族文學與比較文學有了必然的聯姻。而且這樣的學理認識和研究實踐，在四川民族文學與比較文學學界有不少專家學者作出過深入地探討和卓有成效的研究。
二
在具體研究實踐中，四川比較文學界、民族文學界不少學者堅持在比較文學視閾下對民族作家作品進行比較研究，取得了可喜可賀的成績。他們或宏觀、或中觀、或微觀，均以文本細讀、個案研究為基礎、為根本、為特色，自覺地、有意識地運用比較文學的理論、原則、方法來燭照和透析少數民族作家作品。運用比較文學的相關理論和方法進行民族文學研究，徐其超、羅布江村主編的《族群記憶與多元創造:新時期四川少數民族文學》［4］就是眾多研究成果中的翹楚之作?！蹲迦河洃浥c多元創造》規模鴻巨，全書貫穿以跨文化為視角的比較文學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第一章“緒論”闡述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四川少數民族文學的五大特征:第一大特征是“族群記憶”與“多元創造”的關系，揭示民族文學與當代全球化語境繼承、創新、超越的發展趨勢;第二大特征是認同、審視與形象塑造的關系，論述民族文學如何在民族文化中展開;第三大特征是“和而不同”，“和實生物，同則不繼”，論述少數民族文學與漢民族文化相互依存，共同繁榮;第四大特征是傳統與現代的關系，論述民族文學如何以民族文化為根、為魂，學習外國文化;第五大特征是多元化與總要求的關系，論述民族作家群體如何在文化融合的時代趨勢中提高自己的素質。其后各篇，依次按詩歌、小說、散文、影視文學、雙語文學和四川籍少數民族作家文學的順序，在比較視閾中展開作家作品的個案分析與史的敘述和理論闡釋，比較文學的多種方法(主要如影響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等)在其中交叉運用。眾多作者中的徐其超教授多年來就主張，隨著民族文學創作的崛起，面對全球化語境的四川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應該明智地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和文化孤立主義的偏見，客觀、公正地將全球文化語境定格在多元共生，堅持多元文化人生的立場、高屋建瓴地對少數民族文學研究進行理論檢討、理論建樹和理論概括。［5］他與羅布江村和羅慶春、黎風、王玨等在主編《族群記憶與多元創造》之初就有一個基本的共識———文學原本具有鮮明的民族性、比較文學的興起就是為了突破民族文學之間的界限，而在不同民族的文學之間進行比較?？鐕鴦e對于單一民族國家當然是適用的，而對于多民族國家而言，則就不適用了，應將“跨國別”改為“跨民族”或“跨國家/民族”。基于這樣的共識，他們運用比較文學方法于民族文學研究自覺而執著，從而提升了研究的學術品格。徐其超教授是該書的主要著者，撰寫了多章多節內容，所以該書其實是徐其超教授自覺而嫻熟地運用比較文學的學科理論和方法而進行的一系列重大學術實踐活動的匯集。而該書的其他作者，也大都受到過比較文學的良好訓練，或者在工作實踐中熟悉了比較文學的學科研究方法。
從學理的角度講，研究中外比較文學的方法原則上都可以運用到我國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上來，自覺地從比較文學視閾來研究我國豐富多彩的少數民族文學包括那些運用雙語創作的少數民族文學，則可以極大地提升民族文學研究的學術品格。而四川少數民族眾多，其中藏族和彝族更是擁有眾多的作家。他們中就有相當一部分人，能夠運用自己的母語為媒介進行文學創作，多數人則既有漢語作品又有母語作品。因此，他們的文學創作既跨越了語言的界限，又跨越了民族的界限，從而構成比較文學研究的絕佳資源。吉狄馬加就認為《族群記憶與多元創造》“以博大的文化胸襟、廣闊的理論視野、客觀嚴謹的學術態度，憑借論者豐富厚實的文藝理論修養、睿智明敏的學術思維，將中西方多元的文藝批評理論并用于對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與文學研究這一特殊的文化研究領域，從理論定位的高度，深入剖析并肯定了當代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所具有的歷史性、人類性與世界性意義。在一定程度上，對過去理論批評界將少數民族當代文學僅視作民族民間文學的簡單延續或表面化的新時代傳聲筒，未從或未嚴格從學理層面和理論高度加以系統觀照的批評現狀，進行了大膽的、嚴肅的清理與顛覆，從而將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不可替代的文化價值重新凸現出來，為使當代人真正了解、體認中國文化的多元性、豐富性作出了應有的努力，為促進和推動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建設事業付出了艱苦的勞動。通過文學研究，論者還力圖深涉到對新時期以來的中國單一地域、單一民族文化與整體的中華文化、中國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系等一系列文化互滲、文化互補的藝術文化學和文學人類學命題進行復合研討的學術層面。”［4］序一，3張思齊教授認為:近七十萬字的《族群記憶與多元創造:新時期四川少數民族文學》一書就自覺地“運用了比較文學的學科研究方法。”［6］他指出該書“采用了當代西方文論所倡導的多種較為先進的視角，以族群記憶這一民族學研究的核心觀念把握了人類的意識活動，因而能夠潛人中國少數民族的人類意識活動的深層結構之中，從而避免了單純的事實羅列，簡單的與漢民族文學的比附和配列，以及勉強的與西方文藝理論觀念掛鉤，全面地改寫了四川(含重慶直轄市)少數民族當代文學史。由于該書提供了一個優秀的撰寫少數民族文學史的范例，它也必將有助于人們今后以科學的態度從事撰寫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的工作?！保?］《族群記憶與多元創造:新時期四川少數民族文學》這一比較文學視閾下的民族文學研究成果，以“族群記憶”與“多元創造”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關系的理論創新，發掘了中華多民族文學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文化價值、文學意蘊、藝術魅力，這既改寫了四川少數民族文學史，也推進了建構嶄新的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史。
三
在徐其超教授的倡導下，羅慶春教授帶領西南民族大學一批中青年學人致力于中國多民族文學比較研究。大家在比較文學視閾下把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置于全球化的文化語境中與外國文學進行比較研究，特別是與境外少數族裔文學如華裔文學、拉美文學、印第安文學、黑人文學、亞洲各國文學等的比較研究，致力于通過對民族文學作品和文學理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推動中外文化的平等對話，促進世界少數族裔文學之間的交流和共同發展。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語境的今天，加強中國各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之間的對話與交流已經成為全球文化發展的一種趨勢和中國民族文學學科建設自身的訴求。所以，我們有意識地綜合運用比較文學、文藝學、民族學、人類學、民俗學、民間文學等多學科理論方法，在世界文化的視野里、在比較文學的視閾下對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與外國少數族裔文學的作家、作品、文學現象與思潮進行比較研究，比較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與外國文學在文學觀念、審美尺度、文化內涵、創作思想等方面的微觀差異，以及他們發展的背景、規律、方向、前景等方面的宏觀異同。注重中華少數民族文學理論體系的全新建構;注重少數民族文學文本的系統闡釋和各民族文學的比較研究;重視世界少數族裔文學成就、現象、規律的總結與歸納;重視少數民族母語文化的保護與當代母語文學發展的理論導向;重視少數民族文學的對外評介和宣傳，擴大民族文學的國際影響;深入關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在全球化趨勢中面臨的任務與挑戰，注重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文化生態環境與文化性格培養;探討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如何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實現既借鑒外國文學發展規律，又弘揚本民族文學精神的多元化發展道路。我們這個學術團隊在研究實踐中傾向于對國內少數民族作家作品與外國文學作家作品進行比較研究，重視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文論經典與世界文學、文論經典的比較研究，這些研究及成果已經顯現出獨特而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學術價值。關于國內各民族文學的比較研究，徐其超、羅慶春在《從“文化混血”到“文學混血”———論彝族漢語文學的繼承、創新、發展》［7］一文中，在將彝族文學的歷史性變革即由原有的母語敘事模式全面轉向漢語寫作模式這一文化變遷現象，作為彝族文學繼承與創新的根本命題加以透視時，就闡明了一個基本事實、基本思想:中華各民族文化之間既有多姿多彩、形態各異的特殊性，又有血脈相通、氣韻相生的共通性。中華文化圈內各民族文化之間既相沖突、碰撞又相滲透、促進。因而“文化混血”必然導致“文學混血”，“文學混血”是“文化混血”的必然發展趨勢。其后，羅慶春在多年從事“比較文學與少數民族文學”研究過程中，出版了專著《靈與靈的對話———中國少數民族漢語詩論》［8］，發表了《轉型中的構型———論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批評當代轉向》［9］《“文化混血”: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文化構成論》［10］《“第二母語”的詩性創造》［11］等學術論文，就中國各民族文學的“文學混血”的做法和經驗從理論上作了進一步的概括和總結，并提出了“第二母語”、“第二漢語”、“文化混血”、“跨文化敘事”、“互譯性”、“遭遇漢語”、“寓言時代”、“英雄時代”、“藝術宗教”等一系列的范疇和命題。他認為文學研究的核心任務和終極價值就是實現“靈與靈的對話”。當然，比較文學的核心也應該是通過跨文明、跨族際、跨文化、跨語言的對話與闡釋來實踐和實現人類進行人文文化交流時的“靈與靈的對話”的境界，既然是對話當然就包含了相互的尊重、互補、互滲、互譯，以及、共同進步的基本精神品格。
在我國55個少數民族中，有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朝鮮族、傣族等21個民族有本民族的語言和文字，有22個少數民族雖無文字卻有本民族的語言。漢語言文字既是漢族的語言文字，但同時漢語言文字又不單單屬于漢民族，也不單單是漢文化，而是中華優秀文化的結晶。因為，漢語言文字本身也是中華各民族文化的綜合體。漢語言文字成為中華民族文化互相交融、共同發展的見證，也為保存各少數民族文化做出了積極貢獻。今天，漢語言文字也是全中國各民族的通用語言文字。所謂“第二母語”，當然指的是漢語。但羅慶春強調在運用漢語進行文學創作的少數民族作家中，漢語不是也不應是一種單純的信息工具，而是一種綜合了多重心理積淀、思維方式的藝術語言，是漢語及漢語言文化與各少數民族作家所屬民族的文化心理、文化氣質、精神結構、情感方式等的深度交匯、深度共振，是將少數民族作家所獨有的異質文化素質和精神特質全力貫注到對漢語的創造性運用?！吧贁得褡鍧h語詩人必須以迥異的認知觀念和獨特的語感能力對所使用的漢語的表意體系和詩性要素進行深刻的把握并在此基礎上上升到全面地反省與重構的努力。通過自己的詩歌寫作，令漢語走向多元意識內在整合的新的生成過程，也就是將自己所獨有的異文化的文化素質和精神特質全力貫注到對漢語的創造性運用當中去，讓自己的詩歌審美過程同時成為對漢語舊有的語義所指與能指體系的搗毀過程和對一部分死寂、呆板的漢語語匯的汰除過程。進而將漢語符號體系和這一體系所表征的文化積淀與本民族的民族意識、民族心理、民族審美、民族精神以及當代人的藝術精神進行高度熔煉之后獲得一種表意系統，即當代少數民族漢語詩歌所特有的藝術形式?！保?］7而所謂“互譯性”，一是語言題材內容層的互譯，二是文化意義(包括民族文化內涵、文化意義、文化精神實質及宗教內涵等)層的互譯，三是觀念意識(包括心理素質、文化氣質、精神結構、情感方式等)層的互譯。這就包括了時代精神與民族精神的互譯、生存精神與審美追求的互譯、個體生命自覺與族群文化命運的互譯、原始宗教精神與現代科學理論的互譯，等等。
四
四川民族文學與比較文學聯姻的進程中，有許多理論探討、研究實績和創舉，對中國比較文學的學科建設、理論探索等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獨特的努力和貢獻。首先是四川高校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教學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四川高校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教學，分別在本科生、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四個層次進行的。比如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設有比較文學與對外漢語系，招收比較文學專業本科生。而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層面下設有比較詩學、中外文學比較、西方文學思潮與文論、英美文學、俄國文學、東方文學與文論六個研究方向。在博士研究生層面下設有比較文學與比較詩學、歐美文學、中外文化與文學、俄蘇文學、文學與音樂跨學科研究、中外文學關系六個研究方向。四川大學同時招收比較文學博士后。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下設有比較文學、比較詩學、歐美文學三個研究方向。西南交通大學藝術與傳播學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下設中外文學交流與互動研究、中外詩學比較、歐美文學研究、跨文化傳播四個研究方向。西南民族大學文學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下設有中國多民族文學比較研究、中外文學比較研究兩個研究方向②?？上驳氖牵拇◣煼洞髮W和西南交通大學的中國語言文學學科都已新增為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③，兩校即將在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下招收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四川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作為國家級重點學科，在學術帶頭人曹順慶教授的帶領下，已形成了穩定而富有特色和學術優勢的三個研究方向:比較詩學方向、歐美文學與中外文學關系方向、中外文論史研究方向。
而且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把“文學人類學”作為碩士研究生層次和博士研究生層次的專業在招收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我們知道，文學人類學是從文學與民族學④兩大學科的相關與互動著眼來進行跨學科的文學研究。這種聯姻的理論意義和實際價值，已經顯現出來并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首肯?？梢钥隙ǖ卣f，文學人類學無論是在比較文學領域還是整個文學研究領域的學理意義和學術貢獻是不容置疑的。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北京大學樂黛云教授就曾指出，文學人類學研究改變了原有的學科格局和文論體系，它將代表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一個方向。［12］185其次，當我們論及四川民族文學與比較文學聯姻時，不能不提到“中國多民族文學論壇”?！爸袊嗝褡逦膶W論壇”自2004年11月創辦以來，已先后在成都(2004)、南寧(2005)、西寧(2006)、成都(2007)、烏魯木齊(2008)、昆明(2009)、桂林(2010)、赤峰(2011)成功舉辦了八屆，在學術界形成了良好的學術反響。西南民族大學和四川大學、四川師范大學就是中華多民族文學論壇的發起者之一，四川比較文學界許多學人都參與了歷屆中國多民族文學論壇的研討。20世紀末先生提出了一個令人矚目且影響深遠的命題———“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13］。這一極具學理創見的命題，就是“中國多民族文學論壇”的一方堅實的思想基石，更是“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的理論基石。眾所周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一開始就明確地指出:“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這就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我國現有的56個兄弟民族以及在中國悠久歷史與遼闊版圖上曾經出現過的其他民族，都曾經為中華民族燦爛輝煌的文明做出過貢獻。而文學是人類文化中最為深邃幽遠、耀眼奪目的成分。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漢族在文學方面對少數民族的影響是相當巨大的，正因為如此所以也就容易被發現和證實。但是，我國少數民族的文學對漢族文學的影響卻是客觀存在的，只不過在方式上更多的是潛移默化，所以如果不對相關民族文學關系細細檢視，則容易被忽略。在此，比較文學的相關理論和研究方法尤其是影響研究則有了明顯的意義和用武之地。這種研究對構建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是功不可沒的。
論壇秉承創辦之初的宗旨，有效實施“圓桌會議”形式，為專家、學者、作家們提供了各抒己見、交流對話的平臺。如今參加“中國多民族文學論壇”人員民族成份越來越多，除了漢族專家、學者、作家外，還有滿、彝、藏、羌、壯、回、納西、朝鮮、達斡爾、錫伯、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專家、學者、作家。同時與會代表學術背景更是呈多元化，除了傳統的現當代文學、古代文學外，還有人類學、社會學、民俗學、民族學、文化學、文藝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宗教學等學科。中國社科院民族文學所湯曉青曾指出，回顧“中國多民族文學論壇”的學術歷程，論壇已經逐漸形成一個學術品牌，在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界乃至主流文學研究界產生了較大影響。［14］現在，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作家自覺地運用比較文學的理論和方法來關注和研究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充分重視和認真研究各民族的文學和文化，學術界有越來越多的人已認識到和接受“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這與比較文學視域下所從事的大量研究工作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以“中國多民族文學論壇”這一學術品牌為平臺展開的影響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必將改寫以漢語言文學為主要內容、依據漢語言文學編排原則來編排的中國文學史。
古代文學研究方向范文4
關鍵詞：日本古典文學選讀 課程建設 實踐
一.日語專業《日本古典文學選讀》課程
語言能力和文學素養是外語類人才培養的兩大目標。教育部高等學校外語專業指導委員會日語組制定的《高等院校日語專業高年級階段教學大綱》中，對日本文學課開設的目的進行了詳細的說明：“通過文學課教學，不僅要提高學生的文學鑒賞能力和審美水平，還要開拓學生視野，陶冶學生情操，培養良好的素質和氣質。另外，還應使學生初步掌握文藝批評的方法，為將來從事日本文學研究、教學或撰寫文學方面的學術論文打下基礎。”
其中，作為日本文學課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內大學日語專業普遍設有《日本古典文學選讀》課程，授課對象多為具備一定日語水平的高年級日語專業的學生，一般開設于本科階段的第五或第六學期，是培養學生基本文化素養，引導學生建立日本文學知識體系，擴大知識面，提高實際語言能力的重要手段。
二.《日本古典文學選讀》課程實踐
解讀非母語的外國文學作品本身就有一定的難度，日本古典文學作品中的古代日語更加深了鑒賞的難度，學生會因為其晦澀難懂而覺得枯燥。因此，如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學生認識到學習古典文學的現實意義，并且在學習過程中覺得有所收獲，是上好這門課程的關鍵。
筆者在多年的教學過程中，進行了各種有益的嘗試，致力于從教學內容、教學模式和考核方式上進行改革，旨在改變傳統的學生被動學習的模式，使學生做到自己獨立思考問題，提高其自主學習能力和日語運用能力。
更新教學觀念和教學內容：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為目的，根本日語專業人才培養方案及文學課教學的主要目標，根據學生的具體情況，精心設計多元化的教學內容。注重教學內容的趣味性和選擇性，對一些知識、古典語法點進行詳細講解，以便對考研和準備過八級的學生有所幫助；一方面，會找一些有趣的、和課本知識、時事等相關的、大家感興趣的內容；做到難易兼顧，讓參與的學生都感受到學習古典文學的樂趣，感覺上這門課有意義。
改革教學模式：采取Seminar“演習”教學模式，在教師指導下，引導學生積極參與，分小組按 “文獻檢索自主定題主題發表教師補充講解師生討論總結講稿”的步驟完成課堂教學。以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引導學生融會貫通地進行學習，不僅培養學生對日語的綜合運用能力（讀，寫，說），同時還能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改革學生考核與評價方式：學生在完成課堂發表之后，根據討論辯論的結果和教師的建議，在原有發表資料的基礎上整理出正式的書面報告提交，教師結合學生的課堂表現，給出相應的平時成績。期末學生在學期發表內容的基礎上，選取自己感興趣的主題，以小論文的形式提交一份研究報告，以此來替代傳統的卷面考試。另外，對討論中提出獨特見解和對課程教學提出建設性意見的可酌情加分。
通過《日本古典文學選讀》課程的研究性教學，使學生更加客觀的認識和評價日本文化，并用開闊的視角比較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的異同，加深對兩國文學、文化的理解，增強學生跨文化交際的能力。同時充分挖掘課程參與者（教師、學生）的學理潛能，最大限度地進行多角度、多層次的認識互動，從而深化對某一主題的認識，實現學術交流的最佳效果，真正達到“學有所獲、教學相長、日學日進”的教學效果。另一方面，作為高年級的學生，在查閱文獻資料等方面也得到一定的鍛煉，可以為其寫好畢業論文打下良好的基礎。
三.關于《日本古典文學選讀》課程的思考
首先，作為以鑒賞為主要內容的《日本古典文學選讀》課程，需要結合日本文學史的相關知識展開。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是某個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生活的產物，對作品的解讀和鑒賞不能脫離文學史知識而獨立進行。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引導學生結合相關的歷史和文學史知識，就作品周邊（時代背景、文學概觀、文學史地位）等方面展開調研，只有當學生了解了文學作品的背景、意義和動機，才能從宏觀的角度更準確的把握和理解作品。同時可以通過閱讀文學作品了解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審美情趣，培養學生的跨文化視野。例如，介紹《竹取物語》、《伊勢物語》等平安時代的作品時，可以在講解過程中就漢文學的隆盛，和歌及女性文學的興盛等時代文學特征，以及平安時代的政治經濟特色等方面進行說明，幫助學生理解作品的內涵。
第二，擴展課堂知識，引導學生從比較文學研究的角度進行鑒賞學習。眾所周知，中日文學間存在著極深的淵源，這點在古代文學階段體現的尤為明顯。從上代、中古，至中世、近世，日本古典文學深受中國文學影響，很多作品中都有中國六朝、唐代、直至元朝時代作品的影子?；谡n程內容的這個特點，在《日本古典文學選讀》課程的學生發表環節，除了作品本身的介紹，同時設置“中國文學とのがり（與中國文學關系考證）”一項，使學生在了解日本古代文學的同時，加深對本民族傳統文學的了解和認識。例如在講解上代和歌集《萬葉集》時，引導學生從題材、作品風格等方面著手，對《萬葉集》與《詩經》、《文選》等中國詩集進行比較。通過比較，一方面有益于學生從宏觀上對日本古典文學作品進行理解和把握，同時可以敦促學生進一步深入地了解本國古典文學作品。在“國學熱”升溫，古典文學價值重新被人們重視的今天，這種形式的研究性教學顯然具備較強的現實意義。
第三，在鑒賞過程中對常用的古典文法做適當的介紹和講解。日本學者阪倉篤義認為，文學教育的根本在于指導學習者關注一個問題，即文學作品是通過語言，運用句子與句子的搭配或措辭的選擇等表現方式而創作出來的，并使學習者有意識地去理解其效果。由此可見語言基本功對能否正確理解作品具有重要意義。日語專業高年級學生經過前期基礎日語的學習，雖已具備閱讀日語原文文學作品的能力，但是，由于還未學會和掌握分析作品的方法以及日本古典語法，致使在閱讀過程中，還無法解讀出作者是借助什么樣的藝術形象和技巧，來傳達出其在作品中所要表達的主題思想。因此在課程進行過程中，教師在對作品內容及相應時代背景的介紹的基礎上，可以就經常出現的常用古典語法進行普及和說明，一方面有益于學生正確理解和把握作品，另一方面，也可對高年級學生順利通過日語專業八級考試有所幫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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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研究方向范文5
一重寫文學史的可能性
正如陳平原在《現代文學與大眾傳媒》中指出的那樣，中國學界業有的學術傳統非常重視考據與材料的工夫，而熟讀細尋文學傳媒上承載的文學作品與文學事件，應該說是一條最基本與最重要的獲取材料和考據考證的途徑。通過整理、挖掘、闡釋，一系列曾被遺忘或疏漏的傳媒事實與文學文本被還原聚焦，最終完成建構或重寫文學歷史的宏大任務。因此，這種本著還原歷史真實、重建文學現場的史料性研究試圖將充滿矛盾與斷裂的傳媒文本轉敘成更為連貫清晰的歷史事實。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領域，1980年代以前的學術研究者，就是憑著這種實錄精神，以文學史家的毅力和使命感，將深埋在地底下，面臨毀絕的大批史料整理出來，呈現出可觀可感的文學歷史概貌。在這個意義上，方修所編著的《馬華新文學史稿》及《馬華新文學大系》功過千秋。這位深諳傳媒之道的南洋報界老前輩，用最原始的和最辛苦的抄錄方式在早期的華文報刊上成功地搶救出了新馬地區的大批作家作品資料，新馬地區新文學發展的歷史脈絡得以立此存照。同樣，國內學者陳賢茂等在寫作《海外華文文學史》這本作為學科確立標志的文學史著述時，也非常重視文學傳媒的作用。在此書中，文學傳媒不僅是作品的來源與平臺，更是文學史重點梳理與研究的對象。同時，在寫作文學史的過程中，為了獲取足夠充實的史料，陳先生等還創辦了《華文文學》這一刊物，把傳媒運作與文學史寫作融為一體，刊物也成為海外華文文學史的潛文本。方修和陳賢茂等的研究實踐，無疑正是有關海外華文文學的歷史著述高度依賴傳媒的鮮活例證。應該說，資料的拓展和視野的開闊，對于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來說仍是首要的和基礎的，海外各國已成歷史或正在運作的華文傳媒正等待我們潛心整理與關注，史料性研究仍有不可取代的地位。然而，上述學者固然重視傳媒，也非常清楚傳媒與文學歷史之間的密切聯系，但對傳媒的看法并沒有超越媒介工具論。對于這一代學者而言，傳媒始終是研究者接近文學事實的平臺和橋梁，他們所關注的焦點仍然是作家作品，并非傳媒本身。但是，“傳播不是中介”的現代傳播學理念已經粉碎了這種美好的工具論。我們清楚地意識到，傳播媒介與傳播過程影響的不止是文學功能的緯度，也建構出不同的文學存在。媒介性是文學的內在因素之一，傳媒本身應該成為我們研究的目標與對象，研究傳媒就是研究文學的存在方式與特性。因此，自1990年代以來，一種新的傳媒研究思維出現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場域。借鑒從傳播學與社會學角度業已獲取的海外華文報刊研究成果，一些文學研究者對境外華文傳媒的研究初見成效。如陳嵩杰的《獨立前馬來西亞報章對文化與文學本土化建設的貢獻》、李志的《海外華文報刊對濫觴期海外華文文學建設的貢獻》［2］和《境外的新文學園地———五四時期南洋地區文藝副刊〈新國民雜志〉研究》。［3］其中，李志對《新國民雜志》的研究是頗有啟迪意義的研究范例，他通過這一傳媒文本把摸到了新馬地區新文學生長的特點以及現代文學在東南亞的影響方式，可謂以大觀小、深入淺出之舉。因此，帶著問題意識進入文學傳媒的整理與重讀之中，作為有關海外華文文學傳媒研究的新路徑，確實具有誘人的前景。如果說李志的研究不過隱現海外華文文學與傳媒這一命題的話，那么王列耀等人則在研究之始就非常自覺地確立了“傳媒制造”的理論制高點。他重視傳媒現場所呈現的歷史細節的意義，但更關注的是傳媒的具體運作，即傳媒以怎樣的方式介入到海外華文文學生產與歷史之中。如新近的網絡傳媒與傳統的紙質傳媒、影視傳媒有著怎樣的功能差異，具體的傳媒事件怎樣進入文學歷史之中等都進入了其研究視野。王所在的暨大“漢語傳媒與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心自2007年成立以來，已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或可將“海外華文文學與傳媒”的命題系統化、理論化。①上述研究都可謂著述文學史的沖動與實踐。在這里，文學傳媒作為充滿了暗流與偶然性的文學現場，成為文學史家自我言說的資源庫。研究者們不但精心挑選也重新闡釋，使文學歷史和文學史觀的重建成為可能。當前已有的各種有關海外華文文學的區域或總體文學史所引發的彼此輕視與責難，不止出現在大陸學者和海外華裔學者之間，也出現在新馬等地的代際話語中，除了各自把握的文學史料有所差異之外，更在于各自堅持的史料闡釋原則的差異。因此，如果將來重寫一部海外華文文學史或者世界華文文學史的話，應該以文學傳媒作為文學歷史的第一現場，考察不同地區國家華文傳媒所形成的傳媒場之復雜性，著力于呈現“傳播與交流”的過程及結果，如分析特定作家作品跨文化傳播時的意義遷移與文化影響、分析某種文學思潮在漢語文學界的旅行經歷等。這可謂海外華文文學中的“媒介”研究的第一種走向，也是當前成效最大的一種研究方向。
二研究范式更新的可能性
如果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的媒介轉向只止于文學史重寫這一目標的話，它還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問題。因為它尚未引發海外華文文學自身及其研究特殊矛盾的顯現與解決，而是停留在中國現當代乃至古代文學研究所持媒介視角的同一層面。那么，“傳媒”問題如何將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引入新的場域呢?在我看來，它首先讓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者意識到了自己所面臨的理論絕境，開始重審自身的研究前提與研究基礎。傳媒制造意味著我們所命名和圈定的所謂“海外華文文學”也可能是一種想象與建構，我們的研究有可能不過在傳播意識形態設置的籬笆之內徘徊。如果海外華文文學這一研究對象本身就是內地傳播媒介及其傳播意識形態的產物，是我們和文學傳媒共謀制造了它，那么我們怎樣面對這樣一種動蕩不安的幻覺呢?如何理性評價我們已有的研究思路與成果呢?我們還有沒有必要反復強調海外華文文學的本質特征與獨特詩學話語這樣的命題呢?由此，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提出媒介問題，其實是提供了一種自我批判和反思的可能性。它將引發的是一種研究思維的突破與創新，我們不再執著于它的詩學本質，而開始思考它的建構過程、方式及意義，即從是什么到怎么樣和為什么?化文學文本詩學建構為文化語境和文學生態研究。海外學界對大陸學者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早有質疑之聲:但來自外部圍追的功效遠遠不如自我懷疑的威力。事實上，上述自海德格爾以來認識論的轉向，已經深深影響了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者，或者說，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的自我懷疑與批判之聲本身就是這一轉向的體現與產物。當解構與自我否定的精神成為新一代學者的主要學術思維方式時，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自省就開始了。早在本世紀之初，吳奕锜等青年學者借助《文學報》的威力，樹起了反思的大旗，盡管他們的口號也有不當之感，但“文化的華文文學，獨立自足的華文文學”［4］的提出卻說明他們已經清醒地意識到海外華文文學在中國內地被建構的程度。顯然，任何時空都不可能存在“獨立自足的華文文學”，它總是被語境化，也就是被文化塑造的華文文學。而“文化的華文文學”這一命題本身盡管頗受爭議，但從文化角度來理解海外華文文學的獨特性卻深入人心。正是在這一層面上，劉登翰先生從方法論的高度提出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理論突圍”問題時，就非常重視對業已輝煌的華人學知識與方法的借鑒，呼吁建立起有關海外華人的文化詩學。①然而純粹的文化轉向是否可能改變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困境呢?事實上，鑒于一種海外華文文學缺乏審美性的潛在偏見，從文化角度去解讀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不是少了而是太多。如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的詩學話語與理論資源便高度依賴華人學，王庚武對華族整體性神話的解構可謂最時尚的理論話語，由此文學文本也往往變成演繹華族身份理論與事實的佐證材料。但是，如果文學文本僅僅作為同類問題的有效例證，這種研究的意義又在哪里?也就是說，如果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僅僅反芻已經形成有關海外華人文化的歷史社會結論，這種研究就是重復無效的。此外，在洶涌而來的文化研究潮流中，海外華文文學的文化轉向也可能是迷失自我的表征與選擇。傳媒時代信息傳播的廣度與速度，使一向惟我獨尊的學術空間也變成了一場時尚秀，不斷變化的研究方法與理論話語使業有的研究范式不斷被質疑與刷新，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與當下學術走向的一致性雖在情理之中，但令人擔憂的是，我們往往忙于追隨也止于追隨，從離散、空間詩學到傳媒研究，直接挪用并未產生新的智慧，我們的研究瓶頸并未得以突破。或許，饒芃子先生對跨文化與海外華文詩學的建構與探索以及朱崇科近來提出的華文比較文學之概念，［5］應是解決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困境的有益構想。饒先生早在1990年代中期便倡導將“跨文化和比較方法”作為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基本方法，②這是符合海外華文文學生產的實際情況的，但如何落實和具體運作卻仍需要更多成功的研究實踐。朱的華語比較文學概念無疑是王德威的整體觀，王潤華的跨界整合等理論資源的具體化，但他在強調新馬華文文學本土性前提之下對漢語文學內部差異性與權力關系的解剖，可謂另類的研究思路。上述理論嘗試不妨將之定位為走向比較文化詩學(跨文化詩學)范式的探索之路。盡管各自的理論設想與研究嘗試并不完美，卻是新研究范式出現的強有力的前奏。因為其理論基點都已從理論預想回到文學現場，強調海外華文文學彼時彼刻、此時此刻的具體性和復雜性。這一研究思路應意味著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真正啟始。正是在這一思路之下，傳媒問題的意義顯現出來。首先，文學傳媒作為文學與社會交匯的一個動態場所，它本身就構成了復雜流變的文學現場，保留了更多富有闡釋意義的歷史細節，為我們把握文學的內部肌理提供了可能。其次，在全球文化交流中，傳媒空間作為呈現精神沖突和文化對話的接觸地帶，可以呈現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華文文學的差異性及其根源，為比較搭建了平臺。由此，傳媒研究的意義不但可以在重建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范式的認識高度上得以確認，也可以在如何將研究范式具體化的操作性、可行性層面來確認。具體做法如不僅在文學文本研究中建立起行之可素的詩學話語，更著重考察詩學話語在不同語境下建構與傳播的原因、變異及影響。如此，諸如中國性與世界性、華文后殖民文學，離散敘事，邊緣與中心、父子沖突與家園主題等詩學話語就有了重新探究的可能性。
三創作的意義清理與突圍
提出海外華文文學中的傳媒問題，其意義歸根到底應該與創作有關。海外華文文學的存在意義，應該在于其所表現的與主流漢語文學抗衡的異質性，而不是共通的漢語美學。就算它只是小寫的漢語文學與美學傳統，若可不斷流淌出清新另類的文學乳汁，其價值就是不可替代的。這樣，海外華文文學的存在將不僅有利于漢語文學多樣性的保持，更將對世界文學作出重要貢獻。這種異質性自然是由作家創造和保持的。無疑，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海外華文文學具有獨特性，在有關故鄉情結、異國情調、文化沖突以及財富幻象的書寫中，海外華文文學構筑了一種與主流漢語文學迥異的美學風景。然而1990年代之后，海外華文文學獨特性神話已遭遇挑戰，隨著地球村的時代來臨，本土與離散、文化沖突與異國風情難以引發美學震撼，若作家仍執著于書寫舊的題材與主題，則必定被快速刷新的傳媒時代所遺忘。因而，海外華文作家如何保持獨創性的個人問題正是海外華文文學存在合法性的普遍問題。在此，傳媒的重要性再次凸顯出來，因為作家獨創性的保持實際上是作家在個性書寫與社會要求之間如何取得平衡的問題。作為一個讀者與作者交流接觸溝通的公共領域，作為作家作品最終自我實現和物質轉化的重要鏈條，傳媒的重要性正在于協調作家的個性書寫與社會要求之間的矛盾，實現文學生產的運轉。由于傳媒意志對創作走向有著重要的規范與引導作用，作家與傳媒的博弈過程與方式也將決定文學的意義走向及生產方式。對于海外華文文學創作而言，市場與讀者問題從來都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在東南亞地區，華文創作由于得不到政府強有力的支持，其生存空間極為狹窄，“出口”往往是其拓展影響的重要途徑。
古代文學研究方向范文6
[關鍵詞] 唐宋；筆記小說；海洋文學；敘事模式；生物人格化
【中圖分類號】 GI207.4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4244（2013）10-192-2
中國古代海洋文學是中國古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先秦時代，自《山海經》中海洋審美文化因素初露端倪，到《詩經》、《楚辭》、《莊子》的部分篇章體現出濃厚的海洋文化意識，都引起人們的聯想和向往，總體來看，當時的海洋文學的主體內容是神話傳說，但由于當時先民的認知水平的局限，他們往往將神話傳說看作是現實存在。到了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海洋文學有了很大的發展，數量增加且質量多上乘之作，題材和表現手段多樣，《史記》、《漢書》等史書和一些地志都表現出涉海人物和涉海生活；在魏晉南北朝還產生了很多涉海的志怪小說，這些志怪小說內容豐富，形象具體活潑，海洋意象多種多樣，藝術手段運用的十分嫻熟；而這時的詩歌更是以它們豐滿的意象和慷慨的氣勢贏得人們的贊嘆，最具代表性的詩歌就是曹操的《觀滄?！?。
到了唐宋時期，中國海洋文學也和唐宋文學一樣進入發展的繁榮期。隨著唐宋商貿活動的增多和對外開放的深入，唐宋海洋文學快速發展，海洋文學作品作家數量激增，涉海內容進一步拓展，有神話傳說、海景、海洋資源等，想象力愈加豐富，海洋的藝術表現走向成熟。這在詩詞上表現得十分明顯，李白的“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和張若虛的“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等成為詠海的名句，柳永的《煮海歌》吟詠煮海鹽工的生活，更有“海鷗”“海槎”“滄海桑田”等意象反復被運用。唐宋時期的海洋文學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是體裁內容豐富多樣，許多作家運用新的文學體裁――傳奇和筆記小說去表現涉海生活，唐傳奇中涉及海洋審美因素的最著名的是李朝威的《柳毅傳》，柳毅傳是一部典型的龍王龍女小說，由為河神傳書、龍女報恩、凡夫與龍女婚配等情節框架組成，是一部優秀的海洋小說。
唐宋筆記小說，是古代意義上的“小說”，即不登大雅之堂的珍品，包括敘述雜事、記錄異聞、輟輯瑣語等類型，在這一類作品中，涉海的也有很多，但與意象豐富、氣勢恢宏的唐詩宋詞相比，其成就雖然不高，但它們既承載了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海洋情景交融的藝術境界和深入的涉海體驗，又下啟元明清時期海洋小說、戲曲極為繁榮的時代，它們在敘事模式的成熟、人物形象的定型這些方面也是很有意義的。下面將以《酉陽雜俎》中的《長須國》和《洛中紀異》中的《歸皓溺水》為中心，分析其敘事模式與人物形象。
一
倪濃水先生提出過中國海洋小說的幾個敘事模式：“海洋神仙島”模式、“人魚”模式、“海上遇風暴漂流至島嶼”模式、“海洋國（市）”模式等。在世界各地的神話中大多談及早期人類經歷了一個人神雜糅的時代，后來才人神懸隔，所以出現了一系列人仙交往的傳奇。尤其是魏晉以后，文獻中開始越來越頻繁的出現凡人進入仙鄉的奇遇。一個凡人由于異人的引領或者一場意外，通過一段艱難的路程得以進入洞天或者仙境，從而形成了所謂的仙境奇遇和仙鄉淹留的故事。到了唐朝，這個模式可以是風暴或者其他險象，而艱險的通道則演變成海上漂流，海上漂流因此成為通往仙境或者異國之路，這樣中土海上漂流故事開始與仙境和海外各國想象密切聯系，形成了這幾種敘事模式。
（一）《長須國》的“海洋國（市）”模式
《酉陽雜俎》，唐記小說集，二十卷，續集十卷，唐段成式撰。此書在唐人筆記小說中別具特色，內容廣泛駁雜，所記有仙佛鬼怪、人事以及動物、植物、酒食、寺廟等，分類編錄，一部分內容屬志怪傳奇類，另一部分記載各地與異域珍異之物。魯迅先生稱此書“或錄秘書，或敘異事，仙佛人鬼，至以動植，彌不畢載，以類相聚，有如類書。雖源或出于張華《博物志》，而在唐時，則猶之獨創之作矣?！边@里選擇的《長須國》，是一則典型的與海洋有關的筆記小說，但與其他一些志怪小說不同的是，它不是作者想象出來的，是作者當做真實事件來記錄的，是紀實性的。
《酉陽雜俎》中，記錄了一個大海之中的水族國――長須國，故事背景設在唐代大定初年，有士人跟隨新羅使臣去朝鮮，在大海中，被風吹至一島上，名曰扶桑州長須國。士人在長須國被召為駙馬，從此過上威勢赫的生活。后來忽然有一天國王讓駙馬去向龍王求救，說國家禍在旦夕。當士人來到龍宮求救時，才知道自己是被蝦所魅，現在蝦群都在鍋里準備成為龍王的吃食了。而為什么士人在去龍宮求救時蝦群已經在龍宮的鍋中，這期間蝦國發生了什么，讀者不得而知，這在敘事上，成為一個圓，甚至還有博爾赫斯“空缺”的技巧在其中。而士人是如何進入蝦國的，更引起人們的聯想。當士人看著鍋里的蝦而悲泣，更是令人唏噓。
海上漂流所遇到的不僅僅是神仙境界，同樣也會像“士人”這樣遭遇蝦國等奇特或恐怖的各種經歷，“士人”不僅進入了異類境界“長須國”，也在求救的時候進入了龍宮水府，這兩種模式都屬于“海洋國（市）”模式，基本上綜合了中土對于水域世界和仙真生活的傳統想象，反映了此一時期對海外世界的基本認知，并通過繁文麗詞加以進一步的美化與渲染，長須國中對龍宮的描述“龍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迭激，目不能視”，就造成了華美、神異的效果。而“海洋國（市）”模式的故事往往會產生婚配悲劇，這樣的悲劇對讀者心理而言存在著缺憾，所以在后代作家的相關創作中，此類故事有了新的發展，作家或者在最后將故事哲理化，用來闡釋人性，或者將故事戲謔化，化悲劇為溫噱。
（二）《歸皓溺水》的“海上遇風暴漂流至島嶼”模式
宋記小說整體成就沒有唐記小說高，但仍有一些膾炙人口的故事傳世?！堵逯屑o異》，或作《紀異錄》、《紀異志》，作者秦再思，原書散佚嚴重，佚文散見于《類說》、《分門古今類事》、《說郛》等書?！稓w皓溺水》選自《分門古今類事》卷四。這篇海洋小說值得關注的地方在于提到了“海上鬼國”、“海上遇風暴漂流至島嶼”的敘事模式趨向成熟。
《歸皓溺水》敘述了錢塘人歸皓帶領眾人泛海朝貢忽然遇到風暴，船破人溺，唯有歸皓一人抱得一木得以生還，經過三天漂流到一個島上的故事。他在島上隨道士進入水中拜見海龍王，但海龍王說溺水簿里沒有歸皓的名字。朱衣吏趕快召來“吳越溺水歸侍郎一行”，二百多人見到歸皓都趕快拜見，“為之流涕”，這里的二百多人便是鬼魂，跟隨歸皓出海的二百余人除了歸皓，全部在那場風暴中遇難。歸皓是足夠幸運的，他抱得木頭，漂流至島嶼，得知溺水簿上沒有自己的名字便在仙人的幫助下回到萊州，并且得以善終。
在很多宗教傳說中都有海上神靈救難的事跡，宣傳觀世音信仰的數量最多，但在中土故事中，無一例外變成了在江湖中遇難。歸皓在漂流登島之后見到了與他隨行的二百余人的魂魄，這就涉及到了“海外鬼國”的傳說。在航海技術不發達的古代，海上事故很是普遍，無數的生命葬身于大海之中，中土人士想象中的鬼國，大多是客死他鄉、流尸到此的水手，因此古人就設想有“海外鬼國”的存在。
《歸皓溺水》的敘事模式幾乎可以成為“海上遇風暴漂流至島嶼”模式的范本。早期的海上交通與漁業，所駕馭的船只靠人力驅動，并依靠風力與海流，因此受氣候的影響較大。加之古代航船規模小，設施簡陋，人們每次都無法主動控制航線，也就無法順利到達目的地，因此，在海上交通、出海捕撈的過程中常常會出現被迫的漂泊現象。在漂泊的過程中，很多人會因此死亡、失蹤，一去不返，但也有人足夠幸運，能夠進入以往從未經歷過的社會單元與人文空間，并安全返回。海上歷險故事是海外知識的主要來源，這些半真半假的歷險故事和海上的異域傳聞一起構成了海洋小說最精彩的部分，成為新的時代條件下的彼岸想象，并對后世小說的主題內容產生了重大影響。
二
生物的擬人化原本是文學創作中最常見的手段，然而這兩個故事將生物擬人化進一步發展，形成了生物社會化。這些生物不但以人的方式行事、對話，而且它們還具有和人類一模一樣的城市宮殿、國家組織、社會制度和禮節儀式。類似這樣將生物社會化的想象，最早出自《莊子?則陽》中的“蝸角觸蠻”，而至唐朝已相當普遍。其實中土人士想象的“鬼國”也是現實社會的翻版，其行事習俗無一不同，只不過一為陽，一為陰而已，而通過諷念符咒等行為能夠實現陰陽人鬼之間的轉化。
在寓言或其他文學體裁中的生物人格化，往往是保留了生物的形象而像人一般行事，人們一望而知是某類生物。但在唐朝以后的擬人化作品中，作者讓這些生物完全以人的形象出現，使外人和讀者不辨其為生物，構思越發狡黠。但是作者往往有意識地在外形和行為上保留該生物的一些基本特征，就像是“長須國”的公主雖然容貌甚美，卻“有須數十根”，因為公主是蝦變的，所以就保留了“蝦須”這一特征；而海龍王基本上都是龍頭人身的形象，使誤入龍宮的人看到龍王便產生敬畏之感。有了這樣的鋪墊后，收束時有一個出人意料的結局，但細細想來卻是在情理之中。類似的手法為以后的作家所沿用。
三
唐宋筆記小說除了上述兩篇外，還有《徂異志》、《縉紳脞說》等筆記小說集中涉及到了海洋文學。其中《徂異志》中的《人魚》，描述了“紅裳雙袒，髻發紛亂，肘后微有紅鬣”的這樣一個人魚，她“能于人奸處，水族人性也”，是繼《山海經》“陵魚人”、《博物志》“鮫人”之后的又一個“人魚”形象，而且故事敘事更加曲折豐富。
《縉紳脞說》中的《雨中望蓬萊詩》屬于寓言類小品，通過君方的夢境――因吟誦《雨中望蓬萊詩》道出神仙名字導致巨獸哮吼波上，風濤大作，借此來諷刺世人爭入神仙，不自量力，而海洋中的蓬萊山作為一種圣潔和超然力量的象征，凌然于世俗之上，反映了當時人們對海洋力量的敬畏。
文學來源于生活，唐宋文學中產生了如此繁榮發展的局面，除了文學自身的積累和發展的繁榮規律外，唐宋時期開放的社會環境和海洋事業的發展，人們海洋生活的豐富和涉海經驗的增加，是其社會基礎與根源。唐宋的筆記小說也應承了唐宋海洋文學的繁榮發展，在涉海詩詞之外開辟出一條新的敘述道路，并形成了一些經典的海洋敘事模式，擴展了海洋文學的表現內容，并對后世海洋主題小說的題材內容形成了重大影響，而其中表現出來的生物人格化和生物社會化的手法也為后世所沿用并且得到了更好的發展?？傊?，唐宋海洋筆記小說作為海洋文學的一部分，是中華民族創造的豐富燦爛的海洋文化的華彩篇章，也是古代人民對海洋的想象和感情，其藝術表現具有獨特的藝術價值，值得人們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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