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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論和古代文學的關系范文1
關鍵詞：理論教學 實踐課 辯論 言意之辯
古代文論作為高等院校中文專業的一門專業必修課，與其他專業課程，特別是文學類的課程相比，內容顯得艱澀抽象，需要學習者付出更多的心力盡心研習，而僅以理論傳輸為主的教學方式，常常阻礙著學生對古代文論學習的興趣和投入。面對艱澀的理論，學習者缺乏研讀的興趣、探究的熱情，就很難達到使他們準確地把握原理，進而深入地研究理論這一教學效果。
為此，必須大膽地做出在當代教學語境下重構高等院校古代文論課程新體系的嘗試――在古代文論的教學過程中添加一些實踐活動，以此來激發學生的學習鉆研興趣，以幫助學生理解中國古代文論的概念和知識體系。本文就此做了理論探討、實踐探索和經驗性的總結，以求教于理論教學的各位專家學者。
1 理論探討
我們所要做的新體系的嘗試并不是也不可能平地起高樓，而是基于基本科學和教育歷史發展及現實基礎之上的。
首先，這符合實踐與真知的辯證關系。我們的理論，無論它處于理論體系的哪一個層次，都直接或間接來自實踐。理論的最終目的是指導和引導實踐。沒有實踐基礎的理論是空泛的，不回到或是根本脫離實踐的理論，只能是空頭理論?！罢軐W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辈徽撌墙忉屖澜纾€是改變世界，都源于人的實踐，不可能沒有什么過程和媒介，古代文論也是如此。我們研究和教授古代文論的根本目的，是要研究和教授審美和文學創作的根本性規律，以此來指導文學欣賞和文學創作實踐，創作出更多更美好的作品，豐富人民大眾的精神文化生活。
其二，當前教育課程改革要求理論教學從教師單方面的灌輸轉向師生互動，學生之間互助互促的方式。從教育歷史上來說，在西方有古希臘的“蘇格拉底對話式”的教學方法，在中國有先秦的孔子師生交流式的教學方法，這樣的教育方式對后世一直有很大的影響。隨著近代科學興起，以往博學式的學者時代向各學科專門性的專家時代過渡。各學科向縱深發展，演繹出一整套一整套的理論。各學科的積累也日益豐厚，要進入各學科的門檻變得越來越高，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基本知識積累越來越不對等，教育就開始轉向以教師傳授為主的模式，理論教學也漸漸向“獨白式”過渡。這種“獨白式”傳授方式，是傳授者從個人經驗出發對理論體系的理解，以及依據教學規律和教學實踐對學生的理解平臺的評估建立起來的。這種傳授以高密度、體系式的范式使得學生很快能夠鳥瞰整個理論體系的全貌。由于理論的抽象、體系邏輯的緊密、教師掌握的學生的知識和理解平臺的誤差、學生們知識結構本身存在的差異，以及現在整個高校教育體系中面臨的學生厭煩理論學習，而只重視一些實用性強的實踐性課程的學習的短視性學習傾向，都從各個方面影響著我們理論教學付出與回報的不平衡。這就要求我們古代文論課進行改革，吸收“蘇格拉底對話式”和孔子式教育的特點，建立一種多方面、多層次、多角度的教學范式，把古代文學理論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和體系構建推到實踐中去，激發學生的課堂學習興趣，引導學生在實踐中提出問題，培養他們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無論是實踐的還是理論的問題，都是教師所歡迎的，當然理論問題的提出更是我們所期待的。同時，實踐中的周邊性、發散性能力的著力引導和培養，也是我們實踐課的一大目標，力求實現“一課多贏”的成效。
其三，受教育者的知識向能力的轉化需通過一定的實踐。教育基本理念的最終目的不僅僅要的是受教育者知識在量上的增長，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實踐能力的提高。如何通過生動活潑、喜聞樂見的課堂實踐方式把一些理論知識加以深化，加深學生對它的理解，乃至達到運用的程度，進一步達到知識的積累和實踐能力的培養，是我們要考慮的重點。這里的實踐能力不僅包括在正確的古代文論體系指導下閱讀、欣賞古代文學作品，更好地理解古代文學的發展脈絡，深刻透徹地體會古代文論的概念和體系，思考這些概念和體系的指向和回答的問題，并且能夠提出問題等等。
最后，從知識到實踐，再回到知識，關鍵是注意對學生理論思維的訓練，力爭讓學生能夠通過一種創造性的思維創造新知識，實現實踐能力和創新思維的雙向促進。引導學生對新知識的創造，這也是我們整個理論教學的目的之一。
總之，古代文論課程理論實踐的基本目的是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活躍課堂氣氛，開拓課堂教學的方式方法，激活學生現有的生活性體驗性知識和技能，通過深刻體驗和領會古代文論的知識概念和體系，達到一種常識與理論的對話，而不是老師個人經驗傳授中的獨白，從而讓學生在體驗中理解這些知識概念和體系的同時，在技能上得到深入鍛煉，加強他們對生活性體驗性知識理論化、體系化的總結水平。我們的目的是通過激發作用，讓學生在原有的知識體系上融會貫通，進入到一個更高的知識體系層次，從而引導學生在實踐中發現、提出、研究、解決理論問題，達到創造更多新知識和建構新體系的可能，推進整個知識體系的更新和進步。
2 實踐探索
有了堅實的理論依據，就需要在實踐中進行探索。本課程組經過精心研究，確定了課程實踐能力訓練的一系列活動，并安排了教師主持各項活動。筆者的任務是組織學生以辯論的形式，深入體驗和把握古代文學理論的基本概念。
首先，作為研讀性實踐活動的組織者，我選了“言不盡意”和“言能盡意”這樣一對辯題作為活動內容。一則這是古代文論的核心論題之一；二則該論題古往今來一直頗受關注，就理論和實例材料的搜集來說并不難；三則這個問題與學生個人的認知體驗緊密相連，容易將學生親身經驗激活，借助于這些經驗實現新知和舊識的對接，容易將新知融入已有的知識體系中去。
其次，確定在本科三年級安排辯論。古代文學理論辯題的展開，是在學生有較多的古代文學知識儲備的前提下進行的。我系的古代文論課設置于本科學生已經完成了古代文學史從先秦至唐代文學的學習，宋元文學史正在同期開設，學生已經具有了相當一部分文學現象的認識和文學作品的研讀積累，同時基本理論的學習也需要做一定的鋪墊。所以，我們把辯論活動設計在三年級學期中段，以傳統的教學――相應的基礎理論學習，給學生打下專業發展相應的古代文論的原理和知識基礎作為前提。這樣辯論才不會流于膚淺而毫無學術含量。另外，辯論這一形式受到高師院校的普遍歡迎，它可以鍛煉學生的思辨能力、口頭表達能力，并養成探究學習的習慣。我系該年級進校之初，就在教師的引導下成立了一個“鐵齒銅牙”辯論社，參加了辯論社的學生經過近三年的歷練，口頭表達能力有了明顯提高，而那些從未參與過辯論的同學，通過平時的耳濡目染也躍躍欲試，很有一些與之一較高下的激情。所以該辯論活動的展開，是建立在這一形式受到普遍歡迎的情況下的。
其三，設計、組織、實施辯論。在程序設計上，筆者安排了四個步驟：選擇立場，完成書面作業；小組辯論；推薦辯手，進行班級辯論；教師和學生共同進行評點和總結。
為擴大實踐活動的參與面，讓這一個理論學習的過程人人都有話說，人人都積極思考，我們把選好的文論辯題以作業的形式布置給學生：“言不盡意”和“言能盡意”任選一題完成。學生通過自己對資料的收集、研讀，選擇自己認可的立場完成作業。在“選擇立場，完成作業”過程中學生以個體的形式獨立進行，教師沒有參與。作業完成之后，教師在批閱過程中發現，雖然兩種文論觀點在古代文論史上均有論述，但如今的學術熱點更多地集中在“言不盡意”的介紹與評價中，加上學生的思辨性和辯論激情還沒有被充分調動起來，他們更多地局限在對別人言論的接受上，作業呈現一邊倒的情狀，80%的人都站在了“言不盡意”一方。這僅是對知識理論淺表層次的認識，無法通過對話的形式互相啟發，實現共同進步。
在“小組辯論”過程中，持反方意見“言能盡意”的同學顯得底氣不足，不敢正面破題，甚至采用詭辯的技巧將“盡”字的含義闡釋為“盡可能地”“盡量地”。很明顯，這樣的闡釋方法，只能論證“言”可以表達事物的一般道理，而非所有道理。辯論會結束，教師有意識地幫助反方學生破題，從“言能盡意”中“言”的含義分析入手，指出“言”的豐富性、包容性。特別是文學作品角度所說之“言”――詩歌，它從《詩經》、“楚辭”深于取象、深于比興的文學傳統一路走來，并以和諧的語音、語象作為語言形式本身，具有普通之“言”所沒有的獨特的形式表現力。只要充分重視“盡意”的表達力量與“成文”的形式創造力量的統一，只要創造出有巨大情感表現力的語象、語音形式，詩歌就會超越“言不盡意”的表達困境。有了指導教師很小的一點理論點撥，更重要的是有了辯論形式的第一次交鋒，激發了同學們的興趣，腦筋開始動起來，思維開始活躍，真正開始以較高的熱情和積極投入的精神展開了資料的再收集和理論的再學習。更有甚者，同學們開始主動地在課后通過互相交流的方法提高自己：有的上網查閱資料；有的借閱其他同學的作業研讀；有的自愿參加其他小組的辯論活動，對每一個新見解都加以關注，表現出極強的參與意識和求勝心理。很快地，我們發現，后進行的小組辯論出現反方獲勝的情況，漸漸地又出現正反雙方各有勝負、勢均力敵的情況。每一個辯論小組是一批不同的同學參加，即每一個同學都只參加了一次小組辯論，但我們卻發現，在辯論的推進過程中，越往后發展，同學們對辯題的把握就顯得越為成熟；越往后發展，就越多關于論題的精妙見解；越往后發展，就越多對相關文學現象和文學理論的挖掘和分析。這些都是同學積極思辨、自主學習意識增強的表現。
在“推薦辯手，進行班級辯論”階段，大家把能夠代表小組意見和實力的同學推薦出來參加班級辯論，這些同學都積極準備、全力以赴，并以持同樣觀點的小組成員的大力支持作為后盾，因為在形式上，他們獲勝與否直接決定著這些小組成員的期中考核成績。我們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引導同學們學會協作與互助。而事實上，同學們在辯論準備過程中，的確通過協作形成了交流互助、共同進步的團隊意識。
在“評點和總結”階段，采取師生共同評點，先后總結的方法。評點和總結的主題放在整個辯論的技能、技巧和辯題含義的理解與升華兩個方面。通過對辯論技能、技巧的評點，同學們認為辯論的成敗并不取決于普通常識對辯題的看法，對辯題內涵的深入挖掘，引君入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等辯論技巧的充分運用，辯論中的急智和流利、明白、曉暢的口頭表達能力，都影響著聽眾和評委對辯題的理解和手中贊成票的投向。無論多么難以割舍，辯論總應該有勝利的一方。在決出勝負之后，總結勝負雙方對辯題理解上的閃光點和不足之處，并將其連珠成串，相映生輝，使學生進一步體驗到古代文學理論古時、現代乃至將來的永恒價值。
關于“言意之辯”的辯論實踐課，經過充分醞釀和預備，最后參加比賽的辯手在理論儲備、論題的挖掘、論點與論證過程的呼應及語言的運用、應變能力等方面都有了較大的提高。在論題的挖掘上，正方緊緊扣住“言不盡意”中“盡”的含義做文章，指出“盡”的意思是：“淋漓盡致”“完全的”“所有的”。分析了意內言外，意里言表，不可能一一對應。反方則對言的豐富性、包容性加以闡述，并通過實例給我們展示了“言已盡意”“言能盡意”的許多優秀篇章。學生通過辯論來學習和把握理論的過程告訴我們：從經典寫作來立論，是可以“寄言出意”的。攻辯和結論，雙方都做到了與理論緊緊相扣。通過旁聽同學的陣陣掌聲和活動末尾的點評，我們感覺達到了這個實踐課的目的――對這一文學理論有了進一步的學習和把握。
3 經驗總結
在堅實的理論指導、師生的互動交流努力下，辯論實踐課獲得了成功，基本達到了“一課多贏”的效果。對于這次初步的成功，筆者總結了以下幾點心得。
3.1 教師在設計實踐課時要充分了解到現有條件和學生的實際情況
現有學生的知識儲備、生活性體驗性知識和技能、興趣導向、能力所在，學校現有硬件條件、經費、場地、可能投入的時間等問題，都是需要我們認真考慮的。譬如，是不是有現有的活動本身可以利用，演講比賽、讀書會、戲劇社等。就這次的辯論賽，筆者對這些實際情況都事先給予了充分考慮。
3.2 不是所有的理論問題都可以用實踐形式來演化再現的，而且不同的理論所寄居的實踐形式也是不一樣的
我們應當選取合適的實踐方式來引導不同的理論焦點，不同的階段采取不同的實踐方式以達到目的，這才有助于對抽象的概念體系進行深入理解。在本課程組編著的教材《中國古代文論新體系教程》所列舉的辯論題之外，辯論賽方式的實踐課我們可資運用的辯題還有如下種種：例一：應當繼承古代文論的合理內核；應當以西方文論代替古代文論。例二：“言志”與“緣情”名二實一；“言志”與“緣情”不相等同。例三：作家品德無關創作宏旨；作家品德決定創作成就。例四：“遺貌取神”勝于“情事如畫”；“情事如畫”勝于“遺貌取神”。例五：“文”重于“質”；“質”重于“文”。例六：意境為詩詞獨有；意境是文學的共性。例七：古代文論沒有典型理論；古代文論典型理論突出。例八：小說戲曲的虛構重于寫實；小說戲曲的寫實重于虛構。例九：唯小說戲曲家須“閱世”；“閱世”為文學家之必須。例十：“文人相輕”對文學批評有促進作用？“文人相輕”只能使文學批評陷入誤區。例十一：文學鑒賞不需要理性；文學鑒賞離不開理性。例十二：“知音”無須“博觀”；“知音”務必“博觀”。例十三：知人論世；論世知人。例十四：文學發展的趨勢是代衰；文學發展的趨勢是代興等等。用合適的實踐形式引導學生學習并掌握不同的理論焦點，我們的《古代文論新體系教程》給出了不少嘗試性的經驗。
3.3 要注意實踐課中，學生在理論理解上受生活體驗性知識（感性知識）左右而產生的對理論體系的一些誤會
學生對理論和體系的理解與體驗性知識的接軌，有助于他們對理論概念和體系的領會，做到心有靈犀，但也要注意，學生平時的生活性體驗知識對理論概念和體系有時會產生誤導。概念和理論體系本身是一個自洽的系統，是各個學科中長期積累和認可的抽象知識群，學生限于自身的知識和經驗積累的局限，會對一些有特定含義的概念產生“誤會”，或因觀察的不夠全面而對整個體系產生“誤會”。每每遇到這樣的問題，也是我們的任課老師運用所學幫助學生解惑的最良好時機。“言意之辯”辯論賽中，起初學生對“言可盡意”的反方辯題，因現有的研究和個人對問題的常識性認知的影響，有些不太能夠領會，沒有人愿意選擇反方，經過指導老師的破題點撥，他們若有所悟，許多人開始對反方辯題進行探究。在最后的對決中，以學生為主的評委隊伍，還勇敢地把多數票投給了反方。
3.4 要強調實踐活動的目的性，時時引導學生對知識概念和體系的正見，而不是隨著興趣和性子，把實踐課變成了娛樂課
實踐課寓教于樂是必要的，我們需要這種娛樂性來激發學生的興趣，也希望通過這種輕松愉快的形式使得學生觸摸到古代文論概念和理論體系的瑰麗美感。但是，我們要注意引導學生并不只專注于這種娛樂性的形式，而是要關注這種形式所承載的內容，不能使理論實踐課演繹成“買櫝還珠”的故事。這就要求我們注意不要讓學生僅僅滿足于實踐中一點點外在能力的獲得，這不是我們的基本目的，我們的目的是要讓學生深化對概念的理解，進一步深化對整個豐富的體系的體驗。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從理論出發引導我們的實踐課，后來最終一定要回到我們的理論構建上來。
3.5 學生在學習和實踐過程中對理論問題提出的見解，要注意從體系中和體系外的知識加以引導，使得學生得出具有自身特征的正見
在“言意之辯”，對“言”和“意”的常識性理解和文學性解釋的區別中，我們就可以略見一斑。譬如，在“言不盡意”一文中，學生在識見之初僅是從字典中去查找文字的一對一解釋，將“言”解釋為：話、言論；說；漢語的一個字或一句話等。闡釋問題時往往從言語、言辭的角度入手；“意”也運用同樣的方法，釋之為“意思”“事物流露的情態”。這讓我們感到學生沒有將注意力放在古代文論體系中。這就需要教師在這里引導他們關注古代文論的相關論述，通過研讀《周易?系辭》：“圣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知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毙煦C《蕭庶子詩序》：“人之所以靈者，情也，情之所以通者言，其或情之深，思之遠，郁積乎中，不可以盡言者，則發為詩。”劉熙載《詩概》“文不能言之意，詩或能言之”的論述，幫助學生認識這里的“言”應該是文學語言而不是其他；對于“意”也應該認識到，盡管由于古代文論概念的復雜演化，同一術語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多種解釋，但如果從文學審美本質認識這個角度看，“意”指文學表現審美體驗和審美理想的功能，它具備意、味、韻、趣等審美價值。通過點撥，學生很快進入到古代文論體系中，展開了文學的繼承問題、文學的價值問題、文學的審美問題等方面的討論，最終得出了具有自身特征的正見。
3.6 在整個實踐課的實施過程中，教師的存在主要是在后臺，但其影響力應當是整個實踐活動的主導和核心
讓學生不知不覺、如沐春風式地進入理論體系理解和創造的殿堂中來，使得學生各方面的能力得到充分發揮，但又是在一種有條不紊的過程中實現。
理論教學實踐課的諸般好處，我們是一眼就能看到的，但要吃到這個豐碩的果子，教師需要付出的太多，一方面是理論本身實踐化的困難，一方面是時間上的有限性。所以，我們主張把幾個基本核心性的概念，加以仔細研究，探索它的合適的實踐形式，引導學生進行學習、鉆研和思索，從而得到自己的心得。以此為基礎，整個理論大廈的瑰麗體系就將漸漸展現在學生的眼中，種植在他們的心靈中。
當然，我們人文學科的一個核心是鑄造學生的人文精神、對現實世界的關注、解決問題的能力等等。但是，鑒于理論知識體系的宏大，我們不可能一一借助實踐來演繹，使得學生們能夠理解其深意，而仍然還是要在短短的時間里，把整個學科的基本構架和理論重點教授給學生。這當然主要只能依賴老師高密度、體系化“周公吐哺”式的辛勞傳授，這一直是我們歷代學人知識和經驗的結晶，現在乃至將來，也一直是我們傳授知識體系的主要手段。
我們的理論教學實踐課還處在一個探索嘗試的階段，但這些初步的嘗試，在激活舊知識和能力、幫助學生對新知識的理解上，還是達到了我們預計中“一課多贏”的實效。
參考文獻：
古代文論和古代文學的關系范文2
相比而言，古代文學史是一門傳統性很強的學科。首先，它的研究對象是中國古代的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時間跨度極長，作品數量極大。作為當代文學專業學生和教師，雖然實際接觸到的可能只是其中極小一部分，但如從專業內在要求看，冰山之下的巨大體量有時不得不隨時被挖掘出來，成為研究的對象或重要的證據。這一點與理工類學科有所不同，如數學等學科有一個由淺入深，由基礎到應用的過程，只有在學習了基礎性知識以后，才有可能理解高階的知識。而文學史雖分為不同時間段，但其中并沒有明確的難易之分和邏輯上的次序，具體作家、具體時代雖有互相影響的情況，但從認識的角度看，二者不是前因后果的關系。比如，研究明清小說的學者對先秦文學了解較少完全是可能的，某些學生關注較為次要的甚至極不著名的作家也是可能的。任何學習者都可以隨時對某些問題發生興趣，開始探究。因此，就文學史研究對象而言，該學科關注的潛在對象是所有歷史上的文學作品。其次，就文學史學科發展來說，對文學的研究和論述從先秦時期就已出現，并一直延續到當代，從未間斷。這些文學史研究者留下的大量著作成為后人無法繞開的環節，如同《文心雕龍》這樣的著作已勾勒出南朝以前的中國文學史，后世的文學史建構基本上以此為依據一樣，現代編著的中國文學史的基本框架也是從歷代文學批評著作中提煉延伸而來的，這就使中國古代文學教學者永遠無法擺脫對前代學者的繼承，在教學過程中或撰寫論文時總要引用參考前人的論述。因此，從先秦至近現代的著名文學批評家或學者的重要論述也成為教師或學生必須要面對的研究學習對象。再次，文學史研究對象如文學現象、作家現象本身是非常復雜的問題，并同紛繁的社會歷史因素發生關系，所謂知人論世說明研究文學需要了解作家的生平經歷，要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因此，史料是中國古代文學學習、研究的基礎，而中國存在的歷史資料又極為豐富，即使研究一個具體的問題，事先也很難把任何一部史料從閱讀書目中撇開。那么，學生如果對某個文學史問題產生興趣，從較低的要求說，基本的閱讀必須完成，如果要深入了解，則大量的閱讀史料不可避免。
二、古代文學教學過于依賴教材產生較大弊端
古代文學史的傳統性意味著教學工作者和學生必須面對盡可能多的作品和史料，劉勰所說“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是不易之理。[1]586但當代古代文學史教學中常見的問題是視野非常狹窄，從學的角度說，集中表現在古代文學作品閱讀量太少和對作家作品的藝術理解過于簡單。根據筆者做過的對所教班級課外閱讀的調查，約有58%的同學除了上過的課文外，并不閱讀作為教材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中的其他篇目；約有71%的同學除了《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以外，從未閱讀任何其他古代文學作品的原著；完整讀完任一古代作家別集或古代總集的只有4%。在討論對作品的理解時，也表現出沒有獨立見解，回答內容程序化的情況。這種情況雖不能代表全部，但也反映了大多數高校古代文學教學的普遍問題。產生這一狀況的原因部分是圖書借閱制度和古籍閱讀的不便為學生閱讀課外書造成了障礙，從教的角度說，導致這些情況的原因在于在古代文學教學中，作品閱讀過于依賴作品選，學術觀點過于依賴文學史教材?，F在通行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朱東潤編）和其他文學史教材都有各自的問題。[1]257如《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初版于1962年，受當時的意識形態影響極大，選擇作品的標準常常偏向作者的政治立場和思想意識，即反映勞動人民的困苦，揭示統治者的黑暗，表現愛國主義情感，即使選入愛情題材的作品，也強調思想健康的標準，而藝術特色鮮明，藝術成就突出的作品常因為不太符合思想性要求而遭到摒棄。這種做法使得選出來的作品離學生的思想情感較遠，無法觸動他們的心靈，因此也不易被認同喜愛，學生自然也就不愿閱讀。如北宋柳永詞，在當時風靡全國，所謂“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原因在于這些詞通俗易懂而大膽生動的語言，在于對男女情愛的真誠表達。這一類作品在柳永的詞里實際上占絕大部分，所以李清照在《詞論》里批評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吨袊糯膶W作品選》對這些無一采擇，只選了看起來比較“干凈”的愛情詞《雨霖鈴•寒蟬凄切》和作品《望海潮•東南形勝》等，而柳永大量的描寫歡愛的作品如《定風波•自春來慘綠愁紅》《憶帝京•薄衾小枕天氣》《慢卷紬•閑窗燭暗》、《晝夜樂•洞房記得初相遇》等大量詞作，既符合古代文論家對柳永詞的評述，也能說明柳永詞流行的文學史意義，從現代批評的角度看也有非常高的藝術價值。《四庫提要•樂章集》說“永所作旖旎近情，使人易入”，[2]1807正是從這個角度說的。如果這些詞在教材中被忽視，柳永詞的真實面貌即所謂“詞語塵下”“冶”的特征是不能得到學生的理解的，[3]柳永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意義也不能得到很好解釋。還有一些文學風格從現在的評價標準來說確有問題，如齊梁艷體詩，藝術上難稱偉大，內容上也無甚可取，但在當時的文壇卻曾風行一時，從文學史角度也不無意義，并且這些作品的某些藝術手法對后世文學也有積極的影響，因此，作品選中稍微涉及也有利于學生對文學史全面的了解，即使不選入也可作為問題留給學生做課后的了解和思考。否則，初唐陳子昂等人的文體革新的意義便無法得到更透徹的說明。
三、古代文學的學科性質對電子書的應用提出了要求
中國古代文學史教材原先在全國范圍內基本上定于一尊，即游國恩的《中國古代文學史》，但九十年代以后，各地各單位紛紛推出了不同的版本，較有影響的如郭預衡、章培恒、袁行霈等先生各自主編的文學史教材。之所以存在一個文學史教材推陳出新的熱潮，根本原因還是在于文學現象本身的復雜性質使得人們對文學的理解各有不同，難以明確定其是非，這種狀況在可想見的將來必定仍然存在。所以，對古代文學現象產生不同的理解，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不是因為文學史教材編著者的水平不高，也不是用更多的人力財力資源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它反映了社會科學的某些內在特征，其實是積極的現象。同時，對文學的理解必須建立在個人親身閱讀、感同身受的基礎上，將研究者個人的體會和認識直接傳達給學生，要求他們作為真理接受，本身也不符合文學接受、傳播的規律。因此，從長期的教學改革目標看，在古代文學領域（也應包括其他文學領域），教材作用的弱化是發展的趨勢。怎樣通過大量閱讀作品，提高閱讀能力；通過作品比較，尋找作品的藝術規律；通過師生的心靈交流，加深對作品意蘊的理解；通過創作練習，吸收古代文學的營養是古代文學教學最重要的任務，應成為古代文學教學的主要內容，而最重要的前提則是大量的主動的閱讀。顯然，目前高校教學中依賴一套文學史教材和作品選的做法很難達到上述目的。即使在教學過程中，教師總要布置一些課后的閱讀書目，或組織閱讀交流，但受限于圖書館的條件和教學進程，在一個教學內容下，讓教師和所有同學同時擁有大量材料在原有教學模式下是不可能的，因而這種課后閱讀課堂討論的教學效果也難以保證。幸運的是，當代電子科技發展的代表———電子書及其設備提供了上述問題的解決方案。電子書的特點是大容量、可檢索和可復制。理論上，電子書每字占2個比特，1兆的容量可有524288個字，以2G的存儲量估算，則可儲存超過10億字。以《史記》為例，TXT格式文本的白話文《史記》共62萬余字，大小為1.22M，據此，2G的空間可儲存約1700部左右《史記》規模的著作，因此將古代文學課程的基本閱讀量容納進2G甚至1G的空間內完全是可能的。#p#分頁標題#e#
電子書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可檢索，一旦檢索的底本范圍較大，所得的信息則非常可觀。它雖然不能代替逐行閱讀，但在教學中卻有獨特優勢，因為教學過程不同于學術研究，首先它目的性較強，文檔檢索完全可以用來配合教學內容，比如關于作家的生平資料，通過檢索正史和野史、筆記，加上一部分文集完全可以基本掌握。那么，學生閱讀的就不是文學史教材的內容，而是第一手資料，它的內容一定比教材粗枝大葉的介紹更豐富，對學生來說，由于接觸資料的全面性，歷史人物的形象也會更生動有趣。其次，教學過程并不需要太強的創新性，因此，也不需要學生像學術研究那樣全面掌握材料包括最新的材料和很少見的材料，基本的閱讀對學生來說更為重要，這也符合了電子書的特點：通過檢索可以掌握基本的信息，而避免過多信息的干擾。第三，教學過程總是由多人參與，比如課后作業和課堂討論，如需要閱讀某一部紙質文本，正常情況下，任何圖書館藏量都保證不了每位同學能同時閱讀，并帶到課堂上用作教學資料。而電子書的可復制性使每位同學都有充分時間去閱讀，并且如果工作量較大，可以分解任務，通過檢索詞的設定，使每個人都可以有目的閱讀，完成自己的電子稿后再整合成最終的作業。電子書的功能不僅在大容量和可檢索，從內容的角度來說，它和紙質文本完全是相同的，完全可以用來做仔細的閱讀。古代文學教學過程中重視電子書的應用可以避免上文所述的弊端，而具有獨特的優勢。最重要的益處是由于學生擴大了閱讀量，方便地接觸到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從而擺脫了用他人指定的范圍限制個人的興趣愛好，用他人的思想成果代替自己的思索過程的狀況。電子書的使用在現階段是完全可行的。得力于電子技術的突飛猛進，電子設備價格不斷下降，而性能卻在不斷提高。高校教室已實現了多媒體化，電子書的應用平全具備。高校學生的手機普及率已達到100%，其中智能手機已經占了大半，可想見在不久的將來，智能手機將全面代替原有的非智能手機，而即使是較低端的手機，一般也支持電子文本的閱讀，更不用說已有不少學生擁有了筆記本電腦。筆者在教學過程中就已發現這種傾向：越來越多的學生在課堂上針對教學內容用手機查找資料。從學生的角度說，推廣電子書閱讀不僅條件完全具備，而且也會深受歡迎，因為這種閱讀形式符合時代的潮流。因此，需要在教學改革過程中改變觀念，至少在特定的學科如古代文學專業準許學生攜帶手機電腦等工具，作為教學設備的一部分。
古代文論和古代文學的關系范文3
古代文學評論是一種以自我分析、自我學習、自我總結為主的綜合性的文學批評與藝術評論作品。其中，繪畫作為我國傳統社會的一種重要藝術形式，尤其是作為文人士大夫思想與審美的重要載體之一，不僅在各種古典文學評論中都有論述，而且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這些評論的影響，在創作思想、表現方式、審美追求、藝術價值方面發生著變化。通過對多方面的資料收集與分析可以看出，古代文學評論對中國畫創作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氣韻生動”與“骨法用筆”思想的形成
在我國傳統社會早期，繪畫與文字往往呈現出一種混沌的融合狀態。在沒有文字的情況下，以具象表現為主的繪畫不可避免地成了文字的替代品，發揮著事件記錄與信息傳達的功能。象形文字這種延伸自繪畫的文字形式，以似畫非畫、似字非字的方式經歷了三千多年的演變，才成為筆畫簡單的漢字。而長期以來，傳統的繪畫創作仍然沒有脫離具象的創作技法或者表現方式，比如從我國原始社會時期的一些壁畫作品中可以看出其這一特征。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以文字為主的文學創作和繪畫開始逐漸發展成為兩種相互獨立而又關系緊密的藝術門類。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一方面，隨著社會的急劇動蕩，尤其是連年的戰爭使無數的文人雅士開始不斷地思考人生價值，在文學、繪畫中尋求身心與思想上的解脫，其中當時的歸隱思想、佛教盛行與玄學的極大發展便是當時文人階層思想觀念最鮮明的寫照；另一方面，隨著域外文化的大規模流入以及與本土文化進行的碰撞與融合，從而將文學作品和繪畫創作兩種藝術形式推向了巔峰時期。其中，當時謝赫創作了我國藝術史上最早的以繪畫為主的文學評論作品“六法”，對當時傳統繪畫創作風格特征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該作品在吸取當時文學創作思想觀念、風格特征、核心價值的基礎上，提出繪畫創作也應當堅持“氣韻生動”與“骨法用筆”的風格樣式和創作理念。這與當時其他諸多文論對繪畫藝術的創作追求是相通的，并且鮮明地透露出我國傳統文藝的一個重要特征，即輕再現而重表現。在此種思想的影響下，當時諸多知名畫家的作品都體現出“氣韻生動”與“骨法用筆”的風格特征。
（二）“烘云托月，避實就虛”風格的形成
眾所周知，我國傳統社會的人們具有含蓄、間接的性格特征，因此，反映到傳統文學創作中，也就是歷來重視抽象化、意象化甚至是間接的文學創作與描寫方式，也即是通過“言此而意彼”的方法來拓展文學作品的想象空間，一方面提升整個作品的藝術內涵，另一方面也能極大地彰顯作家的文學水平。我國傳統文學創作的這一思維方式與風格特征不僅出現在諸多文論作品中，而且部分文論作品也由此提出了繪畫創作的“烘云托月，避實就虛”的風格追求和表現方式，從而對當時的繪畫創作也帶來了直接的影響。比如清代著名文藝理論家金圣嘆在《西廂記》評論中明確地提出：“‘烘云托月，避實就虛’是我國歷代文學創作潛意識中追求的共同表現方式，同時也是所有文學作品共同的風格特征，反映了歷代文人雅士的思維方式與審美追求，因此，在繪畫創作過程中也應當充分貫徹之一思想，即欲畫月也，月不可畫，因而畫云；畫云者，意不在云也，意固在月也。”此外，明代大思想家王夫之與劉熙載也曾對文學創作“烘云托月，避實就虛”的風格特征經過分析和論述，并引申至繪畫創作過程中去，由此對后世的繪畫表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與指導意義。事實上，也正是這種“烘云托月，避實就虛”的創作方式與風格特征，使我國傳統的中國畫一直堅守并張揚著自身獨特的藝術個性：以筆墨為主，略施淡彩，落墨草草，便能顯示出一種天趣和灑脫的視覺效果和藝術品位。正如沈雄先生在《古今詞話•詞品》中所說的：“情以景幽，單情則露；景以情妍，獨景則滯。”比如著名畫家徐悲鴻先生在畫馬的過程中，融西洋畫的造型與我國傳統繪畫的寫意為一體，綜合應用染、烘、積、潑等諸多墨法，使整個畫面中的物象產生細膩的色質變化，由此產生特殊的情感韻味和情景氛圍。
（三）“移物言志”創作思想的產生
《尚書•舜典》中記載：“詩言志，歌永言。”另外，南朝著名詩人謝靈運在《山居賦》中曾這樣寫道：“詩以言志，賦以敷陳，箴銘誄頌，咸各有倫。”簡而言之，文學作品是要用來表達作者的志向和決心的。然而，正如上文所說，我國古代社會中的諸多文學家習慣于含蓄、間接的創作方式，尤其傾向于采用“移物言志”的方式進行詩歌等文學作品的創作。當主體的思想情感難以進行準確而直接的描述時，“意”的表達就需要借助于自然萬物，即“移情于物”，通過物性來觀照或者是反映人的思想情感和藝術追求等，由此進行準確而流暢的思想表達。這種“移情于物”的思想是我國傳統詩歌創作的重要特征之一。
二、古代文學評論對中國畫創作的啟示
古代文論和古代文學的關系范文4
摘要： 古代文論研究大致有“求真”與“求用”兩種研究路向，厘清二者各自言說的合法性非常重要。古代文論研究的“二重歷史化”是對這一問題的積極回應，第一重歷史化主要指通過重塑古代文論產生的特殊歷史語境以“求真”；第二重歷史化主要指在新的歷史語境下，通過將古代文論歷史內化以“求用”。只有實現“求真”與“求用”的和諧貫通，才能更好地推進古代文論研究的發展。
中圖分類號： I206.09文獻標志碼： A文章編號： 10012435(2012)03033106
古代文論研究大致有“求真”與“求用”兩種研究路向①，但是由于我們之前對這兩種研究路向各自言說的畛域未加以限制，使得二者之間經常糾纏不清，這既不利于合理闡釋各個命題的意義，也不利于不同命題之間進行有效的對話。比如對“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命題的接受和質疑。眾所周知，“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經宋元明人陸續提出，到王國維始集大成②，然后逐漸被文學史書寫所采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③。但是隨著古代文學研究的深入，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時有對這一說法提出質疑之聲④。
乍一聽，這些質疑之聲確實言之鑿鑿。比如他們對以宋詞為宋代文學代表的質疑就很有說服力。首先，宋詞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地位并不高，最初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詩余”，其次，就現存文獻而言，宋詞無論在作者數量上還是作品數量上都無法和詩、文相比，這些都是我們必須予以充分注意的歷史事實。但是隨著筆者對這一問題思考的深入，發現事情好像并不如此簡單。我們可以追問質疑者提出的這些事實是否和王國維他們“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觀相矛盾，也就是兩者的問題意識是否處于同一個層面上，二者是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關系？答案是否定的。我們認為盡管這兩個問題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但是它們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必須予以區別對待。概括言之，質疑者的聲音更多地代表了一種“求真”的精神，它們主要注重的是歷史事實這一層面。而王國維他們更多地代表了一種“求用”的精神，它們更多地注重的是價值真實這一方面。二者不是水火不容的，而是可以并駕齊驅的。王國維不僅研究過宋元明清戲曲史，而且還考察過宋代的金石錄，他對宋代詩文創作之盛是了解的，他獨推宋詞，不是基于事實的判斷，而是基于價值的裁決。他在《宋元戲曲考序》中緊接著開頭那句話后就寫到：“獨元人之曲為時既近，托體稍卑，故兩朝史志與《四庫》集部均不著于錄，后世儒碩皆鄙棄不復道。而為此學者大率不學之徒，即有一二學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觀其會通，窺其奧窔者。遂使一代文獻郁堙沉晦者且數百年，愚甚惑焉。往者讀元人雜劇而善之，以為能道人情，狀物態，詞采俊拔而出乎自然，蓋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1］57由此可見：一是王氏深知戲曲在古代是“儒碩皆鄙棄不復道”的非主流性的；二是王氏肯定元曲主要是從其“能道人情，狀物態，詞采俊拔而出乎自然，蓋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的角度來說的，這里明顯地透露了他對戲曲的價值認同?！耙淮幸淮膶W”雖然是結合時代與文體來談的，但是在這不同時代的不同文體之間是否有相同的東西，是需要加以深入研究的?！耙淮幸淮膶W”雖然在元明清時代已有人提出，但是在當時并沒有獲得主流地位。而之所以能夠在近現代以來獲得主流地位，并陸續被文學史書寫所接受，這恐怕與隨著時代的變化人們的文學觀念也發生深刻的變化有關。所以我們認為之所以發生一些學者所言的誤導，責任并不完全在王氏之說上，而在我們的接受者誤把別人的價值判斷當作事實判斷了，從而影響了自己的視野和判斷。
這么說并非為王氏辯護，也并非抹殺質疑者的意義，而是反思文學研究的復雜性，并合理限定各自言說的有效性。其實這一問題在中國文學史上帶有普遍性，比如爭訟不已的唐宋詩之爭也存在類似問題。因此，我們只有對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各自的有效性作嚴格的“畛域”限定，才能實現有效的對話，也才能對復雜的文學現象采取比較圓融的態度。比如文學史書寫可以有兩大類。一類是“求真”型的，主要是盡可能準確地描繪古代各個時期文學的真實狀況——以歷史事實的真實為最高追求。一類是“求用”型的，主要是在整個古代文學的萬花叢中采擷那些最鮮艷的，對今人最有精神裨益的經典之作——以當下價值意義的合法性為最高追求。為了從學理上厘清“求真”與“求用”各自言說的有效性，筆者認為古代文論研究要“二重歷史化”。
二、“求真”與“求用”糾結的解脫之道——“二重歷史化”
古代文論和古代文學的關系范文5
一、對魏晉南北朝及其以前文論的見解
美國伊利諾依大學蔡宗齊《先秦漢晉言實之論與陸機劉勰的文學創作論》認為，陸機、劉勰的創作論是從先秦漢晉言實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貢獻是建構了文學創作的理論框架，它也是辨別和描述創作過程不同階段的復雜的精神和語言活動。在此基礎上，作者還反思了陸、劉創作論對后世文學和美學發展的影響。武漢大學曹建國認為詩的本事文學價值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作為一種詩歌解讀方式的文學批評價值；一是作為一種故事文本的文學價值及其意義。陳伯?！稙橐庀笳分赋觯阂庀蠹幢硪庵?，意象不能等同于詩中名物。陳允鋒《中國古代詩學語境中的風骨觀述論》指出，風骨是不斷發展演變的動態范疇。他將詩歌風骨理論涉及的主要問題概括為三：一是情感類型，二是作者的本源功夫，三是以語言文字為載體形式技巧。戴景賢《論劉勰〈文心雕龍〉之文學本質及其玄學基礎》探討了劉勰以文為德涉及的哲學體系，依“幾”、“神”說所建構的哲學理論與其導引產生的文學本質論以及其所涉及的藝術論議題。董乃斌《劉熙載〈藝概·詩概〉的詩歌敘事論》認為其敘事觀在以下三個方面較為突出：敘事、抒情對舉的概念確認；對詠史詩敘事成份的辨析；對杜甫、白居易的敘事分析。
黃霖《文學名著匯評本的文學價值》指出，文學名著的評點主要是關注名著的文學性，匯評的優勢是集各家之說于一處，充分顯示百家爭鳴的特點，有助于真知灼見的形成。黃仁生《中國古代文論中的通變說》探索了文學通變說形成的思想基礎、劉勰構建的文學通變理論及文學通變理論的影響。李建中《中國古代文體學的理論譜系》追溯了中國古代文體學之起源，建構起以“用”為華實，以“言”為主干，以“體”為根柢的理論譜系。劉暢《從劉勰與“時流”的社會距離觀其文學思想的形成》認為，若離若即的邊緣性狀態是劉勰與時尚主流的距離，導致了他思想意識尚北，審美趣向宗南，因而對變新與復古通融折中。劉疏影《宗炳繪畫美學理論命題“應目會心”探微》尋索了“應目會心”的基本內涵及其影響，認為它在中國繪畫理論及美學思想中具有奠基意義。楊明《讀湯用彤〈魏晉玄學與文學理論〉志疑》對湯用彤魏晉文學原理出于玄談并不認同，指出哲學對文學是有影響的，但應厘清影響的范圍、程度，研究這種影響決不能離開文學本體。二者的關系是從文學到哲學，而不是從哲學到文學。王定璋《孫綽的鑒人與品文》指出，孫綽長于鑒人，往往緊扣所論對象的本質特征；品文則與文本緊密聯系。鄔國平《詩歌曾經被這么解讀》探尋了文字獄與自由釋義的關系，認為凡涉及文字獄的作者，其作品在接受史上一般都會“被文字獄化”，這是自由釋義的惡果。
二、對魏晉南北朝以降的文論研究
《文鏡秘府論》在日本影響頗大。顧春芳《近年日本關于〈文鏡秘府論〉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問題》對其版本、傳承，其對后世的影響，對書中漢字音的研究等問題提出見解。查屏球對元明“和唐詩風”源流進行了考辨剖析。陳詠紅、利敏瑩認為李商隱詩歌創作中的陌生化程序值得探索——它使李商隱的詩歌具有朦朧化和多義性，用典和結構都散發出陌生化的美感。代迅《中國文論話語方式的危機與變革》認為，步入現代社會以來，傳統中國文論面臨深刻危機，必須改變中國文論“述而不作”、“依經立義”的傳統及其經驗性和點悟性的局限。丁放、甘松認為詞集的箋注、點評是值得研究總結的文論形式，二者既有區別和側重，又互相交叉聯系，構成詞學銓釋學的重要內容，對詞集傳播接受、詞派形成意義重大。
鄧新華《妙悟與活參》，對佛禪思想影響下的詩學解釋學原則進行探析，指出受“以禪喻詩”風氣影響的文論家的妙悟、活參的佛禪理論與詩學解釋學結合，提升了詩學理論。胡傳志《元好問與戴復古論詩絕句比較論》比較了二者的異同：內容上元年輕氣盛，重在批評他人，告誡自己；戴年近古稀，意在自述體會，教導他人。對論詩絕句，戴成就遜色于元。元成功發掘論詩絕句體系的體制潛能，超越了杜甫《戲為六絕句》，成為后人仿效的對象。杜桂萍《序跋題詞與蔣士銓的戲曲創作》認為，透過序跋題詞可以深入理解其戲曲觀念，推究其創作心態與藝術追求，值得深入研究。房瑞麗《明代〈韓詩外傳〉評點論略》認為明代對《韓詩外傳》的研究形式多樣，成果豐富。其特點是圍繞義理闡釋、文學鑒賞及對比校勘等三個層面來進行，在《韓詩外傳》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關愛和《劍氣簫心龔自珍》指出，在嘉道學風、士風轉換和文學精神的形成過程中，龔是開風氣之先的領軍人物，其特征是留心古今而好發議論的激昂慷慨；而指天劃地、歌哭無端的浪漫狂放等，則被、時期新一代志士仁人所繼承延續。龔的書生意氣、劍氣簫心，成為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行為情感的憑借范型。
黃念然《論中國文學批評觀念的現代轉型》指出，近現代文學批評的自我反思是中國文學批評觀念現代轉型的重要契機。全桂臺《明代文學書信探究》則從另一視角挖掘了文人書信中的文學精神與審美趣尚。劉再華《李慈銘的駢文理論與批評》指出，李認為“惟文之有偶與有韻，同皆文章本質”，并根據用偶、用韻、用典及辭藻風格的不風，以中唐為界，對中唐以前的駢文基本上予以肯定，對盛唐以后至清以前的駢文則整體上持貶抑甚至否定的態度。呂玉華《中國古代小說概念的演化》尋索了小說概念的萌芽、分化、演變并趨于定型的歷史過程，頗具條理。
古代文論和古代文學的關系范文6
論文摘要:意境是中國傳統美學中最重要，也是最能引起人們興趣的范崎，更是中國古典藝術的最高審美理想。意境的產生與發展都表現出鮮明的民族特征。該文從理論到實踐總結了意境的發展史、分析了意境的本質，從而探討了意境理論的民族性特質，有利于全面理解中國古代意境審美理論:
意境，也稱境界，不僅是中國古代的特殊的文學審美范疇，而且也是中國古代最基本的文學審美范疇，幾乎是古代眾多文學審美范疇的中心。歷史是一面鏡子，研究意境，有必要了解一下意境所走過的路，以史為鑒我們才能少走彎路，才能不斷創新。
1、意境發展小史
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尤其是詩歌，意與境合，即思想情感與自然景物，人生境遇的高度融合。《詩經》與《離騷》是意境之濫筋，因為這兩部著作中大量運用比興手法，而比興正是創造意境最重要的方法和工具。如《詩經》中《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以楊柳之依依狀離別之難，而以雨雪之霏霏寫盡歸來之時內心無限矛盾與痛苦以及所處環境之滄桑。《離騷》中作者以美人香草自喻，同樣是借客觀之物表現主觀性情之高潔。又如阮籍《詠懷》中的“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這里著力烘托的是秋夜孤獨的心情，表現出對現實不滿而又無法解脫的矛盾苦悶的境界。陶淵明《飲酒》中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集中反映了他渴望從污濁的社會羈絆下獲得自由的愿望，形成一種自由獨立的境界。常健《題破山寺后禪院》中的“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反映的是高僧居處的超脫的毫無塵事沾染的境界。王維《終南別業》中“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寫的是“蟬蛻塵埃之中”的不以得失存心的境界。盛唐詩歌中的意境更是不勝枚舉。
如果說以上是從創作實踐中體現意境的話，那么從理論上對意境的探討也早已有之。先秦是意境范疇的哲學奠基期，《周易》和《莊子》可以說是意境產生的兩個源頭。《周易》中提出的“象”、“‘言”、“意”三者之間關系，論及到象內與象外，這些具有思辯色彩的文化底蘊成為意境產生的哲學之基;《莊子》提出“神游”思想以及“言不盡意，得意忘言”的言意關系之辯，這些具有精神自由的追求成為意境產生的哲學之根。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意境美學的準備期。王弼提出“尋言以觀象，尋象以觀意”，“得意而忘言，得意而忘象”以及“以無為本”的本體論哲學，進一步為意境產生奠定哲學構架。陸機《文賦》中“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已經注意到了季節變化所引起人的情感變化，初步領悟到時空變換在意境中的作用。《腮嘴文心雕龍·神思》中“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云之色。”這里雖在說構思情況，但構思中卻充滿意境之美—聲如珠玉，狀如風云。鐘嶸《詩品序》中“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彼岢龅摹白涛墩f”使意境之美進一步走向抽象化。唐代是意境的正式誕生期。王昌齡在《詩格》中提出“‘詩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日意境”。第一次提出“意境”的概念。皎然《詩式》中取境之時，必至難至險，始見奇句”，對意境創造廣泛提出深刻見解。至宋以后意境理論繼續發展，宋代嚴羽飛滄浪詩話·詩辯》中“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這一段話是評盛唐詩之精典，好就好在他準確地說出唐詩的意境美。再往后如清代王士禎之“神韻說”，袁枚之“性靈說”，都在不斷發展意境理論。近代學者王國維是意境理論集大成者，他提出“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提出“人生三種境界”以及“隔與不隔”，都對意境理論有十分重要的貢獻。
從以上意境之發展小史我們可以看出意境與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哲學宗教、思維方法、表現方法以及傳統概念等文化底蘊都密不可分，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意境之美就是天人合一之美，就是思辯之美，就是東方文化之美，華夏精神之美，因此研究意境，就成為探討我國古代文學藝術的獨特風格和古代文藝理論的拄特成就的一個重要課題。
2、意境本質的民族特征
意境是中國古典藝術審美理想范疇，意境在中國古代文學中源遠流長，但不同時期對意境的理解也不同。意境是什么?從上面意境發展小史中我們看到各文學大家眾說紛紜，看法不一。有關意境的爭議分為四家:“‘情景交融”說、“典型形象”說、“想象聯想”說以及“情感氣氛”說，思路各異，難免聚訟紛紜，莫衷一是。那么我們怎樣認識意境的本質呢?概括地說，中國意境理論，是一種東方超象審美理論，其哲學基礎是一種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理論。換句話說，意境就是特定的藝術形象(符號)和它所表現的藝術情趣、藝術氣氛及它們可能觸發的豐富的藝術聯想、幻想的總和。要準確而全面的理解意境的民族特性，我們應從以下幾個方面掌握意境的本質:
2.1意境是情與理的統一。文學作品和其他著述不同，不是以理服人而以情感人，沒有情就不足以感人。嚴羽在《滄浪詩話》中就特別反對宋人“以議論為詩”的離.棄感情的詩風，他認為“詩者，吟詠性情也”，并舉例說“如《離騷》可以使人歌之抑揚，涕淚滿襟”，也即以情感人，那才算有興趣，有意境。王國維《人間詞話》中則直截了當地說:“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p>
強調情，并不是就不要表現理，沒有理，情也不會深刻。說有真感情才有意境并非不重視思想性，而是要求在飽含情性的藝術形象之中蘊含著哲理，要渾然一體，無跡可求。嚴羽特別推崇盛唐的詩歌，他說詩歌“截然當以盛唐為法”，為什么呢?他認為唐詩歌的特點就在于“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理要在意興之中，意興之中蘊含著理，如此渾然一體，才是可以效法的榜樣，才能謂之有意境?？梢娨饩骋榕c理的統一。
創作本來就是一種精神活動，精神活動既有情感活動，又有思想活動，是情與理的統一。我國古代文論中一再強調“以禮節樂”，“以禮節欲”，“發乎情，止乎禮義”，都是這個意思。
2.2意境是情與景的統一。中國古代文論家十分注意情景關系的研究，形成了具有我國民族特色的美學思想。劉腮在《文心雕龍·物色》中對情與景的關系就有過精到的論述:“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四季的景色不同，人們的情感也會隨著外物變化而變化，這同陸機《文賦》中“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紛”的觀點是一致的。范希文《對床夜話》推崇“情景兼融，句意兩極”的詩。楊載K詩法家數卜說:“寫景，景中含意，事中瞰景:寫意，意中帶景，議論發明。”《四溟詩話》說:“詩乃模寫情景之具…景乃詩之媒，情乃詩之胚，合而為詩。”情景交融，抒情與寫景互相影響，互相滲透，才能構成具有藝術感染力的完美形象。
就情與景結合的關系看，前人把它分為兩類，一類是景融于情的“情語”，一類是情融于景的景語王國維又把前者稱“有我之境”，后者稱為“無我之境”。這種分類當然總是相對的，文學作品中的“情”與“景”應是密不可分的。王夫之中、《堂永日續論·內篇》中說:“情景名為二，而實不可離。神于詩者，妙合無垠。巧者則情中景，景中情。”在真正好的作品中景語里是飽含著情感的，景與情景是統一的。歌德就看到中國詩人有這樣一個特點:“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
2.3意境是內容與形式的統一。意境要由一定藝術形式表現出來，藝術形式也要把意境鮮明表現出來。意境的創造自然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只有形式的意境或只有內容的意境是與意境本身相悖的，內容與形式不是機械相加而是有機結合。如錢鐘書《談藝錄》中說:“理之在詩，如水中鹽，蜜中花，體匿性存，無痕有味。”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更是提出要“不隔”，什么叫“不隔”?他說:“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辭脫口而出，無矯揉妝束之態?！币簿褪且髢热菔巧羁潭问?多指語言)要渾然天成，不加雕飾。
我國文論中一向崇尚自然，要求內容與形式要融合無間，否則就會破壞作品的完整藝術美，不能造成令人傾倒的藝術境界，真正做到如劉熙載在《藝概》中所說:“極煉如不煉，出色而本色。人籟悉歸天籟”，這樣才能“不隔”，才能造成文學的意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