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市域社會治理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市域社會治理范文1
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工作，是于都縣委、縣政府著眼于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做出的一項重大工作部署，是推動該縣高質量發展，不斷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現實需要。于都縣民政局高度重視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工作，把其作為重要政治任務，牢牢抓在手上，落實在具體行動中，聚焦健全機制、狠抓落實，召開會議專題研究部署，制定了實施方案，細化工作任務、推進措施和完成時限；成立了專項領導小組，定期調度，大力推動，確保推進工作落地落實。
一、注重三個結合，強化主動擔當
一是將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工作與加強黨的建設相結合。更加自覺地把做好市域社會治理作為增強“四個意識”、做到“兩個維護”的實際行動，將各項具體責任細化落實到班子成員，把各項具體任務逐一分解到相關股室，形成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工作格局。二是將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工作與民政主責主業相結合。結合民政主責主業，對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工作任務進行分解落實，重點在推進城鄉社區建設、加強社會組織管理、發展志愿服務、關愛困難兒童等方面，統籌兼顧、整體推進，推動民政系統市域社會治理工作扎實有效開展。三是將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工作與聯創共建相結合。積極加強與縣政法委、組織部等部門的溝通聯系，研究工作方法，及時協調解決工作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共同為工作開展獻計出力。
二、突出三個重點，聚焦關鍵環節
一是突出基層社會治理創新。逐步理順基層組織與政府、職能部門的權責關系，制定事項清單，建立準入機制，使基層組織逐步回歸服務群眾的自治本位，切實幫助基層組織“減負增效”。全縣391個村（居）按照“四議兩公開”要求，落實了村（居）“三務”信息公開，將公開事項分為三類34項，建立了村（居）民會議、村（居）民代表會議、村（居）民議事會、理事會等議事協商載體，增強市域社會治理的聚合力。加強紅白理事會建設的指導力度，通過“以獎代補”措施落實，促進紅白理事會在扭轉“攀比之風”、抵制“高價彩禮”、樹立“婚喪新風”等方面示范引領輻射作用發揮。指導對達到條件的思源安置小區、城南新建小區群、盤古山鎢礦、銀坑移民安置點、葛坳圩鎮設立社區居委會，推進城鎮規劃區域內“村改居”試點工作，加強基層組織規范化建設。二是突出社會組織管理。適度降低登記門檻，對城鄉社區社會治理型社會組織采取備案制，以提高社會治理類社會組織覆蓋率，目前，全縣社會組織登記注冊350家，其中社會團體91家，民辦非企業單位259家，社會組織在村（居）覆蓋率達89.51%，社區工作者3000余名，占全縣戶籍人員3‰；組織開展社工理論和實踐技能培訓，今年“牽手計劃”廣州北斗星社會工作中心來該縣開展社工培訓78人次。推動行業協會商會涉企收費專項治理取得成效，強化線索摸排和行政執法，公布了該縣第一批非法社會組織名單，對12家長期活動不正常、不參加年度檢查的社會組織進行了行政執法。支持引導社會組織參與扶貧助學、關愛留守兒童、健康義診等社會治理活動，累計投入資金126余萬元，禾豐商會在2020年“百社解百難”行動中受到省民政廳、省扶貧辦的表彰，被評為“積極單位”。三是突出志愿服務隊伍壯大。合力在于都微愛公益發展中心、于都義工聯、于都應急救援協會、于都心理健康服務協會、于都“打鐵佬”平安協會等社會組織發展社區工作者3000余名，占全縣戶籍人員比3‰。積極開展婚姻危機干預和婚姻家庭疏導服務，促進家庭社會和諧。
市域社會治理范文2
【關鍵詞】治理；鄉鎮社會治理；體制機制；構建和完善；研究
治理，是指政府治理或公共治理，是公共權威為實現公共利益而進行的管理活動和管理過程。治理與統治存在著異同，統治的主體是政府權力機關，而治理的主體可以是政府組織，也可以是非政府的其他組織，或政府與民間的聯合組織。統治的著眼點是政府自身，而治理的著眼點則是整個社會。農村問題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根本問題，是中國社會的核心問題。農村問題反映到政治層面，是鄉村治理的有效性問題。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經濟社會事業不斷發展，農村社會利益格局深刻調整，城鄉一體化、新型農村城鎮化等新格局的問題和矛盾日益凸顯，人民群眾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要求不斷提高，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攻堅期”。要加大資源投入力度，建立和完善鄉鎮社會治理體制機制，切實為農民群眾提供優質高效服務，讓其享受市民待遇，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一、問題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義
農村城市化的進程是由以農業為主的傳統鄉村社會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現代城市社會逐漸轉變的歷史過程。進入21世紀，中國城市經濟社會事業快速發展，同時也帶動了農村的不斷發展。但總體上看，農村發展仍然相當滯后，人民群眾對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追求有更高的期望。因此，促進農村健康、快速、可持續發展已成為一個極為緊迫和現實的重大課題。我國農村發展既面臨著巨大的發展機遇，也存在著許多問題和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農村發展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和挑戰中，不完善、不科學的社會治理體制已成為一切問題的核心。加強鄉鎮社會治理體制研究，強化黨的堅強領導核心地位，不斷發展經濟社會事業，是為了讓人民群眾過上安逸富足的生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促進社會和諧，實現長治久安。
二、中國鄉鎮社會治理體制存在的問題
（一）公共機構設置不科學，鄉鎮政府服務職能難以發揮
公共機構設置不科學，鄉鎮內設機構不合理，服務效率不高。鄉鎮政府是一級政權組織，依法治理本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和各項社會事務，是中國政權體系實現統一領導的客觀需要。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形勢的變化，一些行政職能權限相繼從鄉鎮體制中剝離，實行了垂直管理。但一些行政職能責任和義務卻沒有隨之剝離，使鄉鎮常常面臨有責無權、有事難管的窘境。鄉鎮職能正在被弱化，鄉鎮政府成了“有限的權力無限的責任”政府。鄉鎮內設機構遵循與上級機構、部門對等對口的設置模式，通常每個鄉鎮有15--30個“站、辦、所”，既有省、市、縣直機關向下延伸管轄的站辦所，又有歸鄉鎮政府管轄的站辦所。延伸的站辦所雖在鄉鎮，但人財物權仍由上級單位掌管，造成指揮調度不靈，責、權、利難以相互統一，機構運轉效率不高。缺少足夠的精力、人力、物力、財力投入為民服務、為民辦事。基層機構人員素質不高，存在“”問題，責任意識不強，大局觀念淡薄，宗旨和服務意識不強，服務效率低下，鄉鎮政府服務職能難以發揮。
（二）公共財政資源短缺，難以保障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根據“一級政府，一級財政”的原則，鄉鎮設置內設機構財政所。由于大多數鄉鎮不具備區域位置優勢，基礎設施條件落后，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導致鄉鎮財政資源極其有限。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和取消農業稅后，中央與地方存在“中央錢多地方錢少”的現象。鄉鎮政府財力不足，難以保障公共事業的發展。以上級轉移支付方式滿足公共產品的供給、分配帶有很大隨意性，出現跑“部”“錢”進現象，滋生權力尋租問題。財政收入逐級上移，責任逐級下移?！巴霖斦w制”的存在，鄉鎮需上繳部分財稅供上級政府使用。鄉鎮自行承擔自身運轉所有經費，財政嚴重入不敷出。有些鄉鎮舉借大量債務，財政收不抵支，無力償債，“面臨破產的可能性”。財政供養人員未統籌安排，存在人情財政情況。涉及人民群眾最直接利益的人口計生、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環境、就業等項目支出，無財力安排。缺乏有效的財政財務監管，亂收亂支現象有時極為普遍。
（三）鄉鎮政府職能轉變滯后，嚴重阻礙農村經濟發展進程
鄉鎮體制不合理，權力和責任不對等，鄉鎮權力被縮小、職能被收縮，責任并未減少?！叭苷钡哪Ｊ轿锤巨D變，部分鄉鎮工作還在靠傳統的行政體系和行政手段，工作上無所不包、無所不管，政事不分，村委會的自治權利被弱化，政社不分，村級職能政府化?？己肃l鎮政績指標體系不夠合理，導致鄉鎮由被迫玩“數字游戲”?？己藱C制存在缺陷，干部隊伍素質不高，鄉鎮干部的工作圍繞上級安排，難以圍繞農村工作。鄉鎮政府履行職能主要依靠行政推動，難以依法履行職責。公共服務職能薄弱，行政管理與命令難以有效滿足社會需要，制約農村經濟發展，激發新的社會矛盾，影響農村社會的穩定。鄉鎮干部觀念轉換不到位，缺乏組織資源和人力資源，工作自主性差，為民服務意識淡薄，農村公共產品不足，農村社會保障日益困難，農村文化教育缺乏，農村土地承包糾紛增多，鄉鎮職能轉變緩慢，作用難以充分發揮，嚴重阻礙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進程。
三、基于公共視角的中國鄉鎮社會治理體制改革新路徑
市域社會治理范文3
在北京市社會學學會舉辦的此次論壇上，傳遞了大量有決策參考價值的數據與觀點。與以往學術研討會不同的是，參會的十幾位專家學者在會議的前半程，紛紛追憶因病離世的我國社會學界泰斗鄭杭生教授治學為人的故事。而有關城鎮化的研究，正是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享年79歲的鄭杭生教授生前做了大量研究的領域。
公共服務不能糾結于“流動”與“本地”
據2014年11月國務院的《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特大城市”被定義為“5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而原標準是“100萬以上人口”。這樣一來，我國的特大城市由原來的140個減至16個。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在題為《城市化與特大城市人口治理》的報告中披露，目前我國的城市化率達到了53%，而流動人口約有2.5億，每年以近1000萬人的速度增長。未來規劃城市化率將達到百分之七八十，這意味著將來有近12億人長期住在城里。以北京為例，這座特大城市的流動人口接近一半。出于這一原因，翟教授認為，中國的這種城市化有別于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是“半城市化”或“注水城市化”。翟振武分析說，現在的流動人口呈現明顯的家庭化、居住長期化趨勢。據對全國106個城市連續追蹤調查顯示，16～59周歲的已婚流動人口中有84.5%與配偶一同流動。所以，“如今的流動人口其實不怎么流動了，工作也不頻繁更換，越來越穩定化、家庭化”。
針對這一新常態，翟振武教授建議決策機構轉變理念、梳理政策，按照“常住”或“永久”的標準，為所有常住人口提供公共服務和管理，不要再糾結于“流動”與“本地”。例如，現在有些人還把流動兒童視為 “外來的”，認為他們遲早要“回去”。而現實是，這些流動兒童已經成了“城里娃”，他們沒有地方“回去”，也不會回去了。我們的公共政策制定者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
翟教授還透露了一個令人驚訝的信息：據調查，流動人口中的人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最高等級的風險是“社會失序”
國家行政學院應急管理培訓中心主任龔維斌教授的發言，圍繞“特大城市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的話題展開。
龔教授說，城市越發達，人口越多，脆弱性越強，不穩定性越強，風險越高。據他介紹，社會治理主要分成兩部分，一是常態治理，二是非常態治理。非常態治理包括四類：一是地震、泥石流、海嘯等自然災害突發事件;二是事故災難，如交通事故、沉船、空難等;三是公共衛生，如非典、禽流感、食品藥品安全等;四是社會治安事件，包括恐怖襲擊、等。
龔維斌指出，當年“非典”的暴發就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在緊急狀態下怎樣去保護百姓的生命安全，政府應該怎樣有效地應對這種巨大的社會危機？應該說，當時很缺乏經驗。此后國內外發生了一系列突發事件，都給我們敲響了警鐘。
“我們正在研究特大城市面臨的最大公共安全風險是什么？”龔維斌說，必須有一套應急機制。而最高等級的風險是一旦出了事情，將造成社會失序。所以，發生突發事件后的信息公開、透明非常重要。
公共支出僅三成用于社會發展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所長陳光金在論壇上分析了在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情況下我國社會發展將面臨的挑戰。他說，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速度將下降為7%左右，而且得消除過剩產能，這將會對就業、財政收入、居民收入產生沖擊。除了挖掘、培育新的消費增長外，經濟增長戰略選擇的重點在于加大社會領域發展的投資，比如城鄉基礎設施、文教衛生、社會保障、住房保障、養老服務等。這些領域不發展，經濟新常態就難以維持。
陳光金認為，應該改變公共財政支出結構。“現代政府的公共支出里應有約60%左右用于社會發展，但我國現在只有約35%?！眹覒嵘绫Ｋ?，提高社會保障體系的運行效率，減少運行中的各種社會成本。他還強調，要強化社會組織的發展，擴大社會自我調節和治理的空間，讓社區自治回歸本位。
社區治理是社會治理的主要抓手
中國社會學會會長、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李強教授在題為《城市社會治理與清河實驗》的演講中提到，“社會管理”與“社會治理”雖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內涵完全不同?！吧鐣卫怼钡暮诵氖亲屓w公眾參與進來，激發社會活力。
據介紹，清河街道位于北京市海淀區東北部，常住戶籍人口近3萬戶，7.4萬人，另有外來人口8.4萬。李強帶領的研究團隊選擇了3個實驗點，分別是老毛紡廠單位大院型老社區、高檔商品房社區和混合型社區。他們嘗試在社區建立議事委員會（起到議事和監督功能），兩星期開一次會，先收集居民的意愿、需求，再告訴居委會，由居委會與街道一起想辦法處理或改變。調研證明，3個社區的居民都有很強的參與積極性。
市域社會治理范文4
關鍵詞：政治社會學；防災減災；災害評價；憂患意識
在政治社會學的當代視野里，我國的防災減災工作具有廣泛的應用空間，它既關乎社會發展，又與社會穩定密切相關。這項工作包括災害區劃、災情預測、災情教育、防災預案制定、防災工程建設、應急反應機制建設、災害發生后的社會力量動員、救災的組織實施和災后重建等內容。政治社會學強調社會治理的政治性及其效果，使防災的應急準備、實際救災能力和災后重建能力建設成為長期的、全面的思想、技術、組織準備和力量積蓄。本文的寫作初衷是從這一新的視角審視災害和人控制災害意識的現實關系及處在災害環境中的人的未來命運。
一、災害的“族群”與災害認知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在更高的起點和水平上全面推進，人口和社會財富進一步增長，人們的社會經濟活動更加廣泛，同時，各種災害發生的可能性和幾率趨于增大，并成為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種現實的制約因素。從增強公民對各種災害的憂患意識、強化社會責任感和自我救護的多重視角考量，應強化對兩大災害系統的認識。
（一）深入了解和把握關涉自然災害的基本理論和知識
目前理論界對自然災害的分類研究，是我們強化對自然災害認識的一個重要維度。
地質災害。地震、火山爆發、山崩、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陷等屬于此類。地震是地球運動的一種表現形式，是地球大規模、迅速地釋放能量的結果。地震預測的實質在于對地殼運動狀態進行深入的了解和科學的把握，對震前種種異常信息的捕捉和綜合分析也是地震預測的重要輔助手段。［1］關于火山爆發，到目前為止，人類對它爆發的時間和原因很難做出有說服力的解釋和科學的預測。我國傳統的治理滑坡的措施主要包括：排除地表和地下水，防止河水、水庫對滑坡體坡腳的沖刷，改變滑坡體外形、設置抗滑建筑物，改善滑動帶土質性質等。［2］有學者注意到山體滑坡、泥石流等山體突變災害多發生在雨季這一現象，把山體突變災害從理論上抽象成材料科學平面上的一條裂縫。這樣做的結果，不僅從理論上找到了山體驟變災害產生的條件、滑動的準則，而且以該理論為依據為預測這種災害的發生提供了現實可能性。
氣象災害。暴雨、洪澇、熱帶氣旋、冰雹、雷電、龍卷風、干旱、酷熱、低溫、雪災、霜凍等屬于這類災害。學者們普遍認為，多數氣象災害與人們面對自然顯示出的傲慢和無節制地利用環境資源有著密切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智慧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問題，人類如果能以愛心對待萬物，與萬物平等相處，世界將充滿生機而又呈現出豐富性和多樣性。生命智慧的形式不是“知識”而是“境界”，“境界”是心靈存在的方式，是存在與價值的統一，善待自然是人生的一種境界；境界又是情感與理性的統一。［3］人類生存是動態的，是生命創造與生命的延續與發展，友好地、理性地對待自然是減少氣象災害的基本途徑。
生物災害。病蟲害、森林火災、沙塵暴、急性傳染病等屬于這整理類災害。生物災害實際上是由自然界的生物失衡引起的。在政治社會學的視野里，人在發現、發明、掌握和運用科學技術解決實踐中遇到問題的過程中，即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同時也提高了自己的認識水平和實踐能力。一方面，科學技術是防治生物災害、維護人的全面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的革命和創新又使人類活動和追求的起點越來越高。人的本質力量在人類積累新知識、探索新規律、創立新學說、創造新方法的過程中不斷增強，當然也就為防治生物災害提供了更多的新手段和新方法。面對可能發生的生物災害風險，社會政策更多需要考慮的是，以科技新手段預防和管理這些風險，強調多元、參與、平等、協商和互動。
天文災害。天體撞擊、太陽活動異常等屬于這類災害。對天文災害的分析應有一個邏輯框架，這一框架必須以客觀可見的天文災害的定向變遷因素為基礎，而不應過多涉及主觀的、現時的愿望。換言之，天文災害的客觀性，不僅制約著對這種災害的認識，也規定著人們治理這種災害的能力，我們只能根據特定歷史環境中的天文事件來認識天文災害。危機與行動主體對危機的快速反應是政治社會學中的重要主題，天體災害的防控與現代高科技在這一領域的運用有著密切的關系，面對天體災害所選擇的手段是思維多樣性、理論多樣性和方法多樣性的統一，這是應對天體災害所應予以認真思考的問題。
其他自然災害。雪崩、冰崩、海嘯、鼠害等屬于這一類。對其他自然災害的強調，為人們提供了一種認識自然災害這種多“族群”實體并使之保持一個整體和互相關聯的狀態的視角：在一個統一的、正在進行更高水平小康社會建設的廣大疆域內，將自然災害實體看成一個整體，并時刻關注這個整體的另類，其社會效能顯然要遠遠高于只關注其局部、大部抑或某些即使是危害極為嚴重的災害個體。雪崩、冰崩與環境變暖有關，鼠災與生物鏈的斷裂有關，海嘯與地球內部的運動有關。對這類災害監控的關鍵是要組織人力、運用高科技手段對可能發生災害的地區進行跟蹤監控，注意搜集異常情形的信息并加以分析研究。
自然災害主要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這類災害一般都要經過潛伏期、爆發期、期、緩解期、消退期等五個階段。防災減災的中心任務是，發現自然災害在潛伏期的征兆，以最短的時間控制自然災害爆發后的態勢，縮短自然災害對人們損害的持續期以及從自然災害的突發性中吸取教訓等。還須注意，自然災害是自然界作用于人類的結果。自然的突變對人類產生巨大影響，人類反過來又要對災害產生巨大的反作用。從政治社會學視野里考察防災減災工作，才能更有意識地、不斷地強化這種反作用；逐步深入認識自然災害的特點和規律，不斷地跟蹤、研究、形成具有創新價值的行之有效的對策，消除自然災害可能給人們帶來的災難性后果。
（二）關涉人為災害的基本理論和知識深入了解和把握
生態環境災害。煙霧與大氣污染、溫室效應、水體污染、水土流失、氣候異常、人口膨脹等屬于此類。人類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動超出了大自然的資源承受力和廢棄物降解力，是導致生態環境災害的最重要原因。人類在科技、經濟和社會關系上協調不當，引起了自然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失衡，從而造成溫室效應、熱島效應、環境污染等人為災害。自然界是生命之源，應當把人與自然界看成是人的生命的整體，人與萬物應是生命共同體，萬物是“我”的朋友，不是與“我”對立的它者。所以在開發、規劃和社會建設的全過程中，應從社會意識角度切入災害和人的生活層面，重視對公民進行生態環境災害宣傳教育：要選擇最有說服力的理論和事例，促使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對生態環境災害進行現實體驗，體會災害給人們造成悲慘境遇的情景，逐步培養和強化人們人道主義的真誠思想、行為表達和對未來美好社會的追求。
工程事故災害。巖土工程塌方、爆炸、人為火災、核泄露、有害物失控（毒氣、毒物、有害病菌等）、水庫潰壩、房屋倒塌、交通事故等均屬此類。人類對災害的研究促進了材料科學的發展。在19世紀，鋼鐵材料在機器和建筑中廣泛使用，曾經引發災害事件，最典型的是19世紀中葉在歐洲多次發生火車車軸斷裂造成車毀人亡。對這類災害的研究，使材料科學理論和材料開發有了重大發展：一種新的試驗方法和一個新的分支學科——金屬疲勞（Fatigure）學應運而生。到目前，從對金屬疲勞的研究又延伸到新的更為廣闊的領域，擴展到了陶器、復合材料等方面。我們應該從中獲得某種啟示：既要從源頭上查找工程事故災害的原因，探討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方法，又要從設計、制造、加工、使用、監測等多方面堵塞漏洞，預防這類災害的發生。
社會災害。球迷騷亂、戰爭、集團械斗、人為放毒、車禍、海難、空難、毒氣污染、社會暴力、動亂、金融風暴等屬于此類。這些危害社會的行為如果發展成為特大惡性事件，就可能加劇社會系統的紊亂。政治社會學觀點認為，從全局上避免社會災害的發生，肯定了社會人作為個體的特殊性、意義和價值，實際上就是肯定了多數人；同時，要按照法治的要求社會災害識別，界定社會災害的主體，防止制造災害的行為，以法治理，消除危害。治理社會災害的道德和法律規范蘊涵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樣的規范如何論證和闡發，體現了國家和民族的能力和風格，我們要不斷地提高對社會災害的理論闡發能力和實際控制能力。
災害的多元并存格局對防災減災工作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同時也為各種防災減災觀念和方式的創新突破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在新的技術條件下，科學家關注的社會問題的范圍極其廣泛，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科學家自覺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與整個社會的利益結合起來。［4］政治社會學強調社會治理的政治性和相對平衡性，就此提出了一項現實而緊迫的任務：既要讓人們從整體上認識各種災害，進而為災害治理夯實現實的基礎，又要在科技和社會認知領域架起融通的橋梁，在災害的范疇內保持概念的多元性和層次化，為當下我國的防災減災工作提供強有力的分析工具，以便更好地指導防災減災工作。
二、災害的評價尺度
筆者認為，僅僅依據財產損失來確定災害危害程度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應該根據人員和財產損失程度、對本地區造成損害與GDP的比例關系，社會影響大小等進行綜合評價。具體地說，應該在以下三個方面予以注意：
（一）根據災害造成損失的絕對數把災害分成五類
根據災害造成的損失對其進行分類，是一種對災害的基本分級方法。這種方法對災情的判斷最為客觀具體，可以直觀地看出災害造成的損失的大小。1.巨災。死亡10000人以上，經濟損失在1億元人民幣以上。2.大災：死亡1000-10000人，經濟損失在1000萬-1億元人民幣。3.中災：死亡在100-1000人之間，經濟損失在100-1000萬元人民幣。4.小災：死亡人數在10-100人之間，經濟損失在10-100萬元人民幣。5.微災：死亡＜10人，經濟損失＜10萬元人民幣。［5］
（二）根據我國東中西部的差異對災害損失進行評價
雖然以損失和傷亡數為指標，可以給人具體而深刻的印象，但單純以絕對數劃分等級，也不盡合理。在我國東部地區，1000萬元不算大損失，而對于國內生產總值僅億元的中西部的縣市則是重大損失。所以在進行災害損失評估時，首先應測算出其造成的經濟損失的絕對數，第二步就是要看災害損失對GDP總量所占的比重。自然災害對GDP造成的損失超過35%的，為特重度影響區；對該地區GDP造成的損失在25%-35%之間的，為重度影響區；在15-25%之間的，為中度影響區；在10%-15%之間的，為輕度影響區；小于10%的，為微度影響區。［6］這種災害評價目的是要考慮災害給本地區帶中國整理來的財產相對損失，對政府科學估算災害損失和在多大程度上組織全社會力量賑災具有重要意義。
（三）根據災害給國家造成的不良影響進行評價
有些突發事件雖然沒有造成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但它們給社會和國家帶來了不良影響，有損于我國的政治形象或者傷害了民族大家庭的感情，給人民造成心理創傷，或者引起社會和民眾的恐慌等等。這種影響就是災害的社會危害和政治危害。由此可知，對災害的評估不能限制在定量分析比較狹小的視野和范圍內，必須盡可能地將主體的眼界放寬廣些。這樣，當災害來臨時，政府才能根據災情進行科學的把握，以便決定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圍、多大強度上進行社會動員，組織救援力量。
三、災害的演變規律與憂患意識培育
政治社會學視野里的防災減災工作反映了一種嶄新的災害觀，是災害治理的一種新的理念。它要求人們，既要對災害進行整體的、科學的把握，又要特別關注不同災害的特殊性和獨特的潛伏及爆發形式；既要強化人們對災害的整體把握和科學防范意識，又要提高人們堅持以人為本，關愛生命的精神境界。
（一）驟變型災害更要求人們強化憂患意識
地震、泥石流、山體滑坡和某些工程事故災害，如巖土工程塌方、爆炸、人為火災、核泄露、有害物失控（毒氣、毒物、有害病菌等）、水庫潰壩、房屋倒塌、交通事故等，會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對人們造成危害，有的危害后果極為慘重。這種突發型災害，乍看起來好像猝不及防，事實上事先防范與疏于防范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南美的智利，在憲法里明確中央政府在處理災難性事件中的責任。自1977年起，智利的學生每年都會參加三次地震演習。2005年，由于一個關于海嘯的謠言，大批居民在凌晨時分逃離家園。在沒有任何天災的情況下，逃離時的混亂造成1人死亡和17人受傷。這種慘痛的教訓增強了智利從國家到公民的防災減災意識。在這個國家里，所有建筑須符合非常嚴格的防災標準，以保證能抵御地震和其他災害的侵襲。如果你到了這個國家，就會有人告訴你，樓房承重墻在哪里，地震時應在樓房的什么地方避險。2010年2月27日，智利發生里氏8.8級強烈地震，只造成799人死亡。加勒比海島國海地則是一個在歷史上未曾發生過巨大災難的國家，對災害的憂患意識就不那么強烈。2010年1月12日，發生里氏7.3級大地震，造成27萬人死亡。這充分說明，是否具有防災減災的憂患意識，是否針對驟變型災害開展卓有成效的預防工作，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減災效果。
驟變型災害的發生通常缺少先兆，爆發是突然的，發生的過程歷時較短，但破壞性很大，而且可能在一定的時間內重復爆發，對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巨大損失。過程難以控制，但是人在極短的時間內是可以充分利用長期訓練積累的經驗和聰明才智的。政治社會學強調，對災害的關注和認知要具有特殊的政治情感和命運體認，這“有助于減少社會上的挫敗感，從而提高政治穩定性”。［7］這種從全社會強化人們對驟變型災害的警惕的內在精神感受和憂患意識應該成為我們全社會的共識，要進行典型經驗和教訓教育，采取近距離的觀察體驗以深化人們親身體驗的心理感受。
（二）發展型災害是漸進積累的結果
自然災害中的暴雨、臺風、洪水和社會災害中的戰爭、集團械斗、人為放毒、車禍、海難等屬于此類。與驟變型災害相比，發展型災害在爆發之前有一定的先兆，往往是某種災害漸進積累的結果。這種災害發展比較迅速，但是比驟變型災害要緩慢一些，因而其過程具有一定的可控性?！懊總€人的主要生活內容都總是屬于某一系統的，人們的共同活動的適當方式也就體現在社會生活體系中”。［8］面對發展型災害，各主體承受感的強化是政治社會學關注的基本問題之一，要使社會不同群體的思維和行動發生積極的變化，在全社會實現關注重心的下移，深化公民對人的生存和精神狀態的認知，力爭將發展型災害控制在潛伏期和預備爆發期。
（三）持續型災害表現為連續地對人類造成危害
旱災、澇災、傳染病、生物病災害等就是以持續性方式對人們造成危害的。災害爆發后，持續的時間可幾天、半年到幾年。在中國千百年防災減災的歷程中，由于受思想觀念和技術條件的規約，在過去很長的時間里，對持續型災害的防治缺乏自覺的政治關懷和災害意識。黨堅持以人為本，才使防災減災工作真正成為為人民解除痛苦、維護社會穩定和改革發展成果的重要手段。我們必須懂得，在現實生活中，國家的政治法律只是為公民預防各種災害提供間架，具體內容需要由各級政府和公民進行創造性填充。預防持續型災害必須以創新觀念為牽引，處理好政治法律的規定性和措施的創新性之間的關系。形式的規約對于內容的創新提供了保證并發揮激勵作用，防災減災內容的變革則是創造力的源泉。要進一步培養和強化人們負責任的生活方式，引導人們積極主動地為社會承擔防災減災義務并使之內化為社會的主流價值標準；要積極地將防災減災的思想理論成果運用于實踐中，以持之以恒的精神對持續型災害進行防治。
（四）環境演變型災害通過對環境造成危害危及人的生存
沙漠化、水土流失、凍土、海水入侵、地面下沉、海平面上漲、以及區域氣候干旱化等環境災害是以演變的方式對人類構成危害的。環境演變型災害的發展是一種長期的自然過程，是自然環境演化再加上人類不當行為造成的結果。因其進程緩慢，不易引起人們的重視而采取有效措施，更何況有些措施需要人類共同合作才能完成。不過，這類災害具有統計意義上的可預測、可預報性。如二氧化碳倍增可能引起全球氣溫升高1-3℃，這在理論上比較容易計算出來；它導致的區域干旱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后果，人類也可以比較準確地加以測算。
我們要發揮政治社會學的學科整理優勢，強化人們對災害的強烈的關注和應有的問題意識。政治社會學提出了一個長期被人們忽視卻又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要根據人與災害的矛盾焦點，更為廣泛地、內在地觸及民心民意，從中清理出那些具有價值或值得吸取的教訓，漸進地推進各種措施的落實，把現實和歷史、理論和價值統一起來。應設立科學的災情防御標準，以便在災害發生后，政府能夠確定在多大程度上動員和組織社會力量進行救災；還應強化全民族的防災教育，使防災知識教育以及實地演習走進人們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成為生存培訓的基本內容。這樣，當災害發生時，災區的政府和社會組織才能從容應對，企業、學校、社區才會更為積極地配合，而個人則有可能快速調節心理狀態以適應突如其來的危急情勢。
參考文獻：
［1］焦雙健等.城市防災學［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6：68.
［2］全國重大自然災害調研組.自然災害與減災［M］.北京：地震出版社，1990：306-307.
［3］蒙培元.追求生命的智慧［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2）：14-15.
［4］鄒農儉.社會學的視野［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492-493.
［5］原國家科委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自然災害綜合研究組.中國自然災害綜合研究的進展［M］.北京：氣象出版社，2009：60-140.
［6］高慶華等.中國自然災害風險與區域安全性分析［M］.北京：氣象出版社，2005：63.
市域社會治理范文5
在此發展背景下，全面深化改革，實施依法治國，需要社會組織的積極參與，如果社會組織與社會工作在新常態下運行不當，極易出現秩序失范，影響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因此，為進行有效的組織和管理，加強社會管理制度和模式創新，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中應發揮積極作用。針對社會組織的自身特點，應該加快社會組織發展，即強化社會組織的服務功能，著力培育引導各類社會組織，建立健全社會組織規范管理機制與科學模式，進一步加強隊伍建設，加強理論和實踐研究，不斷完善社會組織管理制度，創新管理模式，處理好政社關系，更好地發揮社會力量在管理社會事務中的作用。
在我國社會組織廣泛發展的背后，有著政治、經濟與社會等方面的促發原因。通過對各種社會組織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當前我國社會組織發展的主要特點。同時，現行的管理制度在應對社會組織大量出現時存在諸多缺失。對此，需要從理念與制度兩方面著手改革現行的管理制度，形成社會組織良性發展與國家有力監管的新模式。
一、社會組織管理存在的問題及改革的基本途徑
為現代社會管理提供一定的整合平臺與管理途徑，是保障現代社會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在當前的社會組織管理模式中，社會組織面臨法律體系薄弱、監管體制落后、社會支持不夠、缺乏活動資金等問題，需要當地政府部門和社會力量根據實際情況，采取健全法律體系、改革管理體制與模式、豐富扶持政策、拓展資金渠道等一系列具有針對性的措施與方法，以促進社會組織與社會工作的科學發展。適應新形勢，亟需加強社會管理模式創新，而社會組織模式建設創新也是題中應有之義。要從體制創新、機制創新和法制創新以及工作舉措創新著手，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組織建設模式創新的發展之路。大多數社會組織將自身的功能限制在文化、健身與娛樂等領域和本社區范圍內，其組織化協調作用未能很好地發揮。解決社會組織功能封閉問題，拓展社會組織功能，需要建構組織化協調機制。在外部環境上，要營造公共領域創造出有效連接社會與政府的方式。在內在動力上，需要加強社會組織自身能力建設。
二、社會組織管理制度改革背景下社會團體分支（代表）機構管理模式的創新問題
社會組織管理體制改革就是要沖破以政府為單一主體的社會工作管理格局，全新塑造“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工作管理新模式。社會組織在促進經濟發展、創造就業機會，激發公共意識、擴大社會參與，加強政府與公眾溝通等方面具有天然優勢，成為社會管理新格局中的多元主體之一。因此，政府要積極推進政府職能的轉變、加快社會組織登記制度的創新、拓寬社會組織籌資渠道，進一步推進社會組織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實現。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政府角色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轉變，“小政府、大社會”、“強政府、大服務”逐漸成為政府改革的基本方向。與此同時，社會力量的成長也推動著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模式從國家主導型向國家與社會合作型轉變，社會治理不再是由政府作為單一主體進行，而是不斷轉向由非政府組織和市場組織參與進來的合作治理模式，社會治理不再是政府獨攬，而是不斷轉向與社會組織和市場組織合作共贏。目前通過改革社會組織登記管理體制、構建“樞紐型”社會組織工作體系、建立監督管理體制等一系列措施，探索完善社會組織管理分級管理、分類負責的模式。
三、社會組織管理制度改革背景下管理體制創新問題
社會組織在社會建設與社會服務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而對于社會組織培育與發展而言，增強其自主性、獨立性是關鍵。注重完善社會組織扶持政策，建立社會組織孵化基地，健全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機制，重點培育公益類、服務類社會組織，營造社會組織發展良好環境。同時，加強對社會組織涉外活動和網上社會組織的監管，嚴厲打擊非法社會組織及違法活動，保障社會組織的良性發展。傳統的重登記、輕管理的行政監管體制是制約社會組織發展的瓶頸，針對由此導致的社會組織活力不夠、政社不分，自主發展、自我管理能力較弱等問題，改革了社會組織登記管理體制。“樞紐型”社會組織是指由負責社會建設的有關部門認定，在對同類別、同性質、同領域社會組織的發展、服務、管理工作中，在政治上發揮橋梁紐帶作用、在業務上處于龍頭地位、在管理上承擔業務主管職能的聯合性社會組織。
四、逐步推進社會組織管理新模式的創新發展
探索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引入競爭機制，探索一業多會，以改變行業協會商會行政化傾向，增強其自主性和活力。重點培育、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為了申請便利，應簡化申請程序，成立這些社會組織，直接向有關部門依法申請登記，不再需要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但是，成立政治法律類、宗教類等社會組織以及境外非政府組織在華代表機構，在申請登記前，仍需要經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堅持一手抓積極引導發展、一手抓嚴格依法管理，建立健全統一登記、各司其職、協調配合、分級負責、依法監管的社會組織管理體制，推動社會組織完善內部治理結構，促進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
市域社會治理范文6
關鍵詞：國有企業；工會組織；加強創新社會管理；
中圖分類號：G4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3520（2014）-08-00-01
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全面推進社會建設，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是維護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必然要求。
國有企業工會作為黨領導的重要群眾團體，應在加強自身建設的同時，充分發揮組織職工、引導職工、服務職工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方面的重要作用，貫徹“組織起來、促進發展，依照法規、切實維權，協調關系、構建和諧”的工作主線，積極參與社會管理，為營造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良好社會環境作出積極貢獻。
一、目前工會組織在參與社會管理工作中的現狀
（一）國有企業工會參與創新社會管理具有的優勢
一是職能優勢。工會組織在企業健康發展中始終有一個正確的定位，即按照發揮工人階級主力軍作用精準立位，維護員工權益科學占位，提升員工綜合素質主動進位，加強自身建設努力擺位。二是協調優勢。在現階段，國有企業工會在促進企業與員工個人提升目標、企業管理體制與民主管理體制有效對接等方面，具有其它組織不可替代的作用。三是組織優勢。一直以來，在國有企業中一大批具有豐富工會工作經驗的專職工會干部，廣泛聯系職工群眾，為工會組織參與創新社會管理建立了廣泛而堅實的群眾基礎。
（二）目前國有企業工會在參與創新社會管理中存在不相適應的地方。一是思想認識的不到位；二是工會干部隊伍的素質不適應創新社會管理的要求；三是工會工作缺乏有效性。
二、轉變觀念，提高工會參與創新社會管理的認識
（一）工會參與社會管理是適應社會結構轉型、增強企業凝聚力的需要。工會組織應在企業與職工群眾之間架起溝通、協調的橋梁，建立起雙方平等對話的平臺和平等協商的機制，強化“聯系黨和職工群眾的橋梁紐帶”這一作用，增強企業凝聚力、向心力，以維護企業的和諧穩定，從而實現企業持續健康發展。
（二）工會參與社會管理是適應利益格局深刻調整，協調社會利益關系促進社會和諧的需要。工會應該把建立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作為參與社會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積極協調職工與企業的利益矛盾，協調職工群體與其他社會群體的利益矛盾，協調職工群體內部的利益矛盾，以鞏固黨的群眾基礎，增強黨的階級基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
（三）工會參與社會管理是適應思想觀念深刻變化，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需要。作為職工群眾自愿結合的群眾組織，工會在做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具有傳統優勢，通過加強職工思想政治工作，加強職工文化、企業文化建設，在參與社會管理中發揮應有的作用，是國有企業工會參與創新社會管理的本質要求。
三、強化職能，發揮工會組織在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中的作用
（一）加強工會組織自身建設，夯實工會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基礎。一是要積極推動企業依法建立健全工會組織，最大限度地把職工群眾組織到工會組織中來；二是要增強工會組織工作活力，深化開展“職工之家”、“職工書屋”等建設活動，增強工會組織的凝聚力和號召力，為工會組織參與社會管理打下扎實的組織基礎。
（二）以協調勞動關系為重點，在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中，切實推進工會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工作。濟南水務集團有限公司工會自成立以來，堅持以協調勞動關系為重點，成立勞動關系協調和仲裁委員會，并代表職工與公司簽訂了《集體合同》及其三個附件，從源頭上參與維護職工權益和協調勞動關系；同時堅持扎實推進以職代會為基本形式的廠務公開、民主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職工訴求網絡機制，實行職工代表聯系制度，保障了職工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