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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社會治理的重要性范文1
關鍵詞：生態清潔型小流域；重要生態功能；生態敏感性；時空優化；漁洞水庫
1 概述
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使江河湖泊水體污染、生態系統不斷退化的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對區域的可持續發展造成嚴重影響。近年來生態清潔型小流域建設理念充分體現了流域系統性治理特點，其提倡以水源保護為核心，以流域資源環境承載力為基礎，遵循生態優先的原則，堅持“山水田林路”統一規劃，治污與生態修復相結合，通過調整人類活動和布局，建立生態環境良性循環的流域生態系統，使流域內水土資源得到有效保護、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最終實現人與自然和諧、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1]?；谶@一生態清潔型小流域全新的治理理念，進一步開展流域重要生態功能區、生態敏感區及脆弱區的評價識別，并結合污染源構成及分布特征調查，提出“分區、分期、分級”的時空優化對策，將對流域污染治理和生態建設工程的優化布設和實施時序提供技術參考。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昭通漁洞水庫徑流區環境狀況的系統調查，通過開展流域生態系統敏感性、生態功能重要性評價，運用GIS技術將重要的生態功能區、生態敏感區、重點污染分布區進行空間疊加分析，以流域水環境保護為核心，結合漁洞水庫徑流區生態清潔小流域綜合治理需要，提出漁洞水庫徑流區“分區、分期、分級”的時空優化策略。
3 研究內容
3.1 研究區概況
漁洞水庫徑流區位于昭通市昭陽區西北部，徑流區面積709.06km2。受喜馬拉雅山運動強烈影響，徑流區地質構造較為復雜。在地質上地層發育較全，從古生代到新生代均有出露。地質以玄武巖分布最廣，庫區內有少量石灰巖出露，受水系發育影響，河谷深切，溝壑縱橫交錯，受河流、沖溝的切割，徑流區地形地貌復雜多樣，面積分別占流域總面積的28.1%、26.0%、22.1%、17.0%。徑流區屬北亞熱帶高原季風氣候，立體氣候特征十分明顯，降水集中在5～10月，多年平均最大一日降水量50～75mm。受山脈不規則分布影響，據現場踏勘統計，有小松樹河、瓜寨河、黑魯河、鐵廠河等30余條大小河流匯入徑流區。徑流區植物區系屬“中國-喜馬拉雅森林植物亞區”中的“滇中高原小區”，區內有種子植物98科，299屬、約521種，現存植被以人工植被為主，占流域總面積的54.52%，自然植被則以暖溫性針葉林、暖性落葉闊葉林、暖溫性灌叢灌草叢為主。漁洞水庫徑流區水土流失面積為410.46km2，占流域面積的57.89%，主要以中度侵蝕和輕度侵蝕為主。
從行政區劃看，漁洞水庫徑流區涉及昭通市昭陽區、魯甸縣、永善縣的9個鄉鎮、33個行政村，主要以農業人口為主，徑流區土地利用類型51.35%為耕地，約30.18%為有林地，徑流區林業用地面積過少，與水源保護區基本要求之間存在較大差距。
2013年漁洞水庫水質類別為Ⅳ類。對比漁洞水庫保護目標（GB3838-2002《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Ⅱ類），主要超標因子是總氮和總磷，水庫在運行初期為Ⅱ類水質，1999年水質類別為Ⅳ類， 2000年后趨于穩定，近十年來，水質在Ⅲ-Ⅳ類水質之間波動。[2]
3.2 研究區重要生態保護區識別
3.2.1 漁洞水庫徑流區重要生態功能區識別
針對漁洞水庫徑流區生態環境狀況分析，其生態功能重要性評價因子包括包括土壤保持功能、水源涵養功能。
（1）土壤保持功能重要性評價
評價方法：采用通用水土流失方程（USLE）的模型法，開展土壤保持功能評價。
模型結構：Ac=Ap-Ar=R×K×L×S×（1-C）[3]
式中：Ac為土壤保持量，Ap為潛在土壤侵蝕量，Ar為實際土壤侵蝕量，R為降水因子，K為土壤侵蝕因子，LS為地形因子，C為植被覆蓋因子。
根據土壤流失通用方程，求出R、K、LS、C、P因子的柵格圖層，然后在ARCGIS平臺下通過圖像乘積運算得到土壤保持量柵格圖層，采用GIS軟件Quantile（分位數）功能進行分類（Classified），共分為四級，即極為重要、較重要、一般重要、不重要，并賦予分類屬性值，得出漁洞水庫徑流區土壤保持重要性評價空間分布矢量圖。
通過GIS空間分析，漁洞水庫徑流區土壤保持功能重要性極高的區域主要分布在魯甸縣龍樹鎮、新街鎮及水磨鎮東部山區，涉及木瓜沖、梨園沙溝、沈家溝、公家溝、瓦窯沙溝、黑嚕小河流域。土壤保持功能重要性極高的區域主要呈現植被覆蓋率較低、坡度較陡，土壤侵蝕性強的特點，是徑流區產生水土流失污染較大的區域，這些區域是流域重要的水土保持強化區，生態空間管控中應根據重要性程度采取分類分級的保護策略。
（2）水源涵養功能重要性評價
評價方法：降水和蒸散的水量分解模型法：
WY=P-ET
式中：WY為地表總產水量，作為水源涵養服務能力的代用指標；P為多年平均年降水量，ET為蒸散量，PET為多年平均潛在蒸發量；ω為下墊面（土地覆蓋）影響系數，依據土地利用類型取值（表1）。該方法采用了高度概化的地表覆蓋因子，因此，需要對評價結果做不確定性分析和參數敏感性分析，以確保結果的可靠性。
基于降水和蒸散的水量分解模型法求出P多年平均年降水量、ET蒸散量，柵格圖層，然后在ARCGIS平臺下通過圖像乘積運算得到地表產水量的柵格圖層，采用GIS軟件Quantile（分位數）功能進行分類（Classified），共分為四級，即極為重要、較重要、一般重要、不重要，并賦予分類屬性值后，得出水源涵養功能重要性評價空間分布矢量圖。
通過GIS空間分析，漁洞水庫徑流區水源涵養功能重要性極高的區域主要分布在昭陽區蘇甲鄉，涉及瓜寨村、布初村等；魯甸縣新街鎮的轉山包、新街村、酒房村；龍樹鎮的照壁、新樂；水磨鎮的新棚村、鐵廠村等。水源涵養功能重要性較高的區域土壤條件好，植被覆蓋度高，坡度較為平緩，具有較強的水源涵養功能，但由于人類活動范圍的擴張與生產生活的干擾，對水源涵養功能產生影響。
（3）生態功能重要性綜合評價。本研究生態功能重要性是土壤保持功能、水源涵養功能單要素評價的綜合函數，采用加權求和的方法，計算最終湖泊流域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重要性綜合評價指數，運用GIS Quantile（分位數）功能進行分級，并賦予分類屬性值后，得出漁洞水庫徑流區土生態功能重要性評價分區空間分布矢量圖。經統計分析，漁洞水庫徑流區重要生態功能區面積為129.39km2，其中較重要的區域面積為116.36km2，主要分布在大山包鄉、水磨鎮、新街鄉；極為重要的區域面積為13.03km2，主要分布在龍樹鄉、蘇甲鄉。綜合評價結果為極高和較高等級的區域即為生態清潔型小流域優先和重點防控的區域。
3.2.2 漁洞水庫徑流區生態水土流失敏感性評價
評價方法：選取降水侵蝕力、土壤可蝕性、坡度坡長和地表植被覆蓋等評價指標，并根據徑流區的實際參考相關研究成果對分級評價標準作相應的調整。將反映各因素對水土流失敏感性的單因子分布圖，用地理信息系統技術進行乘積運算，公式如下：
式中：SSi為i空間單元水土流失敏感性指數，評價因子包括降雨侵蝕力（Ri）、土壤可蝕性（Ki）、坡長坡度（LSi）、地表植被覆蓋（Ci）。不同評價因子對應的敏感性等級值見表2。
根據水土敏感性評價模型計算，評價結果按表2進行分級并通過GIS進行空間分析賦值，得到漁洞水庫徑流區水土流失敏感性分布圖。
漁洞水庫徑流區土壤敏感性總體水平較高，統計結果具體為：土壤侵蝕不敏感性面積占總面積的42.11%，一般敏感面積占18.59%，較敏感面積占30.81%，高度敏感面積占8.49%。
3.2.3 漁洞水庫徑流區污染分布
根據污染源調查，漁洞水庫整個徑流經濟區以種植業為主，農業農村面源是徑流區的主要污染類型。從各個污染物來看：COD的主要來源是人畜糞便、水土流失和生活垃圾，主要分布在龍樹鎮，占入庫總量的26%，其次是水磨鎮；TN的主要來源是農田化肥流失、人畜糞便、水土流失，主要分布在水磨鎮、占入庫總量的24%；TP的主要來源是人畜糞便、水土流失、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主要分布在龍樹鎮和水磨鎮，均占入庫總量的24%；氨氮的主要來源是人畜糞便、農田固廢和生活垃圾，主要分布在龍樹鎮，占入庫總量的25%?？傮w來看，徑流區上游的龍樹鎮、水磨鎮和新街鎮產生的污染負荷是整個徑流區主要污染分布區域。
3.2.4 重要生態保護區和污染防控區綜合分析
漁洞水庫徑流區重要生態保護分區將基于重要生態功能區及生態敏感區的識別，采用綜合函數進行評價，即生態保護重要性用V表示：
其中：V1為生態功能重要性，V2為生態脆弱及敏感性。
生態保護重要性評價等級劃分分級標準見表3。
根據公式（1）及生態保護重要性評級等級劃分標準，采用GIS空間分析技術，將生態保護重要性評價結果落實到漁洞水庫徑流區空間地塊。
經統計分析，漁洞水庫徑流區重要的生態保護區面積為168.31km2，其中較重要的區域面積為148.67km2，占徑流區面積的20.94%，極重要的區域面積為19.64km2，占徑流區面積的2.77%。從空間布局來看，徑流區重要的生態保護區主要分布在龍樹鄉、新街鄉、水磨鎮、大山包鄉、蘇甲鄉。結合徑流區污染分布情況，龍樹鄉、水磨鎮、新街鄉、蘇甲鄉同時是徑流區主要污染源分布區。通過綜合評價，漁洞徑流區內的龍樹鎮、新街鎮、水磨鎮、蘇甲鄉是開展生態清潔型小流域的重點優先建設區，此外基于單要素評價中的土壤保持、水源涵養、水土流失敏感的重點分布區將是集中進行專項水土流失治理、生態涵養建設的針對性區域。（詳見圖1和表4）
3.3 研究區生態建設時空優化對策
漁洞水庫徑流區生態功能重要性、生態敏感性以及生態保護重要性綜合評價等級的劃分與分布結果為徑流區開展生態清潔型小流域建設進行時空優化布置提供了技術支撐，本研究依據漁洞水庫徑流區具體到地塊的重要性和敏感性評價結果，以徑流區小流域為單元，提出“分期、分區、分級”的綜合治理策略，分為兩期生態建設時空策略建議：
（1）I期
建設區域：I期生態建設主要針對評價等級為極重要或極敏感，同時為徑流區重要污染源分布區。根據識別，布設I期生態清潔型小流域建設工程的區域為龍樹鄉塘房、照壁、新樂村村區域內的木瓜沖小流域、石龍河小流域、梨園沙溝小流域、沈家溝小流域、公家溝小流域；水磨鎮水磨村、黑嚕村的瓦窯沙溝小流域、黑嚕小河小流域；新街鎮的李家河、母豬溪小流域；蘇甲鄉坪地營大木橋河流域；大山包鎮車路村、大寨子雨霏村坡耕地區域；水庫樞紐工程和水庫正常蓄水位（黃海高程1985米）沿地表外延100米庫濱敏感區。
環境問題：農業生產生活較集中，人為活動頻繁，流域水土流失嚴重，生態環境脆弱，農業農村面源污染問題突出，由于缺乏整體系統性規劃，已有治理工程布局分散，治理效果不顯著。
治理策略：以水土流失治理為重點，強化河道整治與水源涵養，采取水利工程與生態修復相結合的治理方案，通過攔沙壩建設工程、河道清淤清雜工程、河堤加固生態建設工程、谷坊建設工程布設改善河道的水力侵蝕影響，進一步減少泥沙入庫量。經測算60.27km2水土流失高度敏感區中分布有基本農田、坡耕地、荒山區、灌木林新幼林區，通過實施中低產田改造、退耕還林及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等生態修復措施的實施，將有效減少小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積，進一步改善水土流失狀況，其中位于水土流失敏感區的基本農田應加強治水、培肥綜合改造，通過改善土壤理化性狀，提高土壤保水保肥保土能力，進一步減少農田面源污染。其中大山包車路村、大寨子根據當地的生態條件，實施退耕還草工程。在水庫100米庫濱敏感區修建物理和生物隔離設施，形成以喬木、灌木和草本植物合理配植的方式構成一道復合型的生態屏障，防止人畜活動對水源保護和管理的干擾，攔截污染物直接進入水體，保障飲水安全。
（2）II期
建設區域：II期生態建設主要針對評價等級為較重要或較敏感，同時為徑流區主要污染源分布區。根據識別，布設II期生態清潔型小流域建設工程的區域為蘇甲鄉瓜寨河流域、居樂河流域、布初河流域、魚壩河流域；新街鎮新街小河流域、酒房小河流域；水磨鎮關山小河流域、鐵廠小河流域、納黑租流域。
環境問題：土地利用以林地和耕地為主，坡耕地廣泛分布，農業生產生活集中，人為活動頻繁，流域生態環境脆弱，農業農村面源污染問題突出。
治理策略：以水源涵養林生態維護與建設為主，強化水土流失治理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與污染防治。水源涵養林生態維護與建設主要通過因地制宜、有計劃有步驟的進行宜林荒山的綠化造林、退耕還林還草以及全面禁封、適地造樹、低質林改造等，提高徑流區森林覆蓋率，增強徑流區水源涵養能力，減少徑流區水土流失面積；優化農業產業結構布局，改變現有農業廣種薄收模式，通過推廣科學施肥，實現減污不減收；進一步加強小流域綜合治理，采用水利工程與生態修復相結合的治理方案，通過實施水土保持、河道綜合整治與河口濕地建設等系列工程，全面控制流域內中強度侵蝕區水土流失、減少入湖河道泥沙含量、削減污染物入庫量。
4 結束語
（1）本研究中重要生態保護區的識別，主要基于重要生態功能評價和生態敏感性評價，采用簡單綜合函數模型進行綜合判別，模型函數權重的確定主要根據專家經驗判斷，存在主觀認識的偏差。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區域多年歷史數據為樣本，采用相關性分析、主成分分析、灰色系統理論等數理統計方法，輔以專家經驗判斷確定模型函數，進一步減小研究量化結果與現實世界的偏差。
（2）本研究評價標準分級主要采用GIS軟件Quantile（分位數）功能進行簡單分類分級，其目的主要為初步識別分區分級的差異性，其客觀性與科學性需要在今后進一步深入研究，甄別確定。
（3）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近年來基于GIS技術的生態系統評估模型快速發展，例如InVest模型、ARIES模型、MIMES模型等，這些模型采用多層級設計，可以對生態系統進行多尺度、多情境的綜合評價，在今后研究中方法學上可進一步擴充和深入，提高評估的精準性，為區域生態建設規劃提供更為精細的技術參考。
參考文獻
[1]祁生林，韓富貴，楊軍，等.北京市生態清潔小流域建設理論與技術措施研究[J].中國水土保持，2010（3）：18-20.
市域社會治理的重要性范文2
關鍵詞：生態環境 ；污水處理； 防洪
Abstract: Urban zoology to change development road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towns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creative planning and design. According to the " Huadian city Hongshilizi town overall planning " as an example, the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nd protection plan into the overall urban planning, in the design and the depth of scientific planning, special planning.
Key word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ewage treatment; flood control
中圖分類號：TU984文獻標識碼：A
一城鎮生態環境現狀
紅石砬子鎮是吉林省經濟“十強鎮” ，2009年被國家住建部、國家旅游局命名為首批全國“特色景觀旅游名鎮” 。全鎮人口6.79萬人，轄區面積1296.94平方公里，森林覆蓋率高達87.10%，水域面積289平方公里。域內資源豐富，地理位置優越。白山湖、紅石湖、松花湖坐落其境內，有“三湖連珠”之美，更有“森林水鄉”之譽。“三湖”中的水資源是吉林省、黑龍江省生活用水和工農業生產用水的主要來源。
近年來由于地區工業的快速發展、森林的過度采伐，使這里的生態環境遭到破壞，“三湖”水質下降，所以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就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據此吉林省政府于2011年下撥專項資金，用來制定《紅石砬子鎮總體規劃》 ?！翱傮w規劃”中指出了“三湖”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性：“總體規劃”設計不但要以生態環境保護與綠色經濟建設為著力點，而且要以創建生態家園為導向，突出生態安全對城鄉經濟發展的引領作用，有效指導紅石砬子鎮經濟健康發展。
二生態環境保護的基本思想
《樺甸市紅石砬子鎮總體規劃》在遵循《吉林省生態省建設總體規劃綱要》的基礎上，以松花江水系為紐帶，堅決實施環境保護，確保生態安全，推動“三湖”水資源的科學保護?！翱傮w規劃”設計是以污水處理、生態環境恢復、居民點防洪為設計重點，著力突出“三湖”水源保護的重要性和森林資源保護的科學性，以達到優化生態環境、創建文明社會、建設美好家園的目的，使紅石砬子鎮在規劃期內形成沿江、沿鐵路、沿主要公路的綠色經濟走廊，使生態環境成為助推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
《樺甸市紅石砬子鎮總體規劃》將保護生態環境，創建生態家園，打造特色景觀旅游名鎮作為經濟建設的總綱領，強調保護歷史遺跡，挖掘地域文化，突顯生態環境的對經濟的引領作用，并將創建生態環境、優化“三湖”水源作為規劃方案的主要切入點?！翱傮w規劃”不但要遵照城市美學、生態美學、環境美學以及旅游美學的要求，突顯“森林水鄉” 的自然特點，符合人們生產和生活的需要，而且更要符合生態安全、確保人們生命財產安全的需求。“總體規劃”注重城市形象與風格的塑造，保護 “森林水鄉”的自然風貌和景觀特色，延續和傳承松花江上的黑土地文化。
三生態環境建設與保護規劃
由于紅石砬子鎮自然環境復雜脆弱，區域產業結構不盡合理，生態安全仍面臨嚴峻挑戰，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任務依然艱巨?！翱傮w規劃”提出生態環境建設與保護目標要分三個階段：近期（2011－2015年）的主要目標是著力解決重點地區生態退化和環境污染問題，使生態環境進一步改善，部分地區環境質量明顯好轉。中期（2016－2020年）的主要目標是鞏固已有治理成果，生態治理范圍穩步擴大，環境污染防治力度進一步加大，使生態安全屏障建設取得明顯成效，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格局基本形成，區域生態環境總體改善，達到全面建成建康社會的環境要求。遠期（2021－2030年）目標是自然生態系統趨于良性循環，城鄉環境清潔優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由于紅石砬子鎮位于松花江 “三湖”兩岸的臺地之上，極容易受到洪水和泥石流的威脅。1995年、2010年松花江流域的特大洪水兩次沖毀了防洪大堤，淹沒了城鄉低洼地區，造成巨大財產損失，所以《樺甸市紅石砬子鎮總體規劃》要緊緊圍繞區域生態安全建設而進行設計：
1、生態環境恢復規劃
“生態環境恢復規劃” 詳細制定了生態環境恢復方案，生態環境恢復是以“三湖”區域內退耕還林、退耕還水、治理水土流失為主，依據“總體規劃”分以下三個時期：
近期規劃（2011－2015年）：“三湖”區域內退耕還林1500公頃，退耕還水15公頃，治理水土流失面積約200公頃。中期規劃（2016－2020年）：“三湖”區域內退耕還林增加1000公頃，治理水土流失面積約100公頃。遠期規劃（2021－2030年）：“三湖”區域內退耕還林增加500公頃，治理水土流失面積約50公頃。
2、污水處理規劃
“污水處理規劃”詳細制定了污水處理方案，近期2011年至2013年完成臨江污水處理廠、紅石污水處理廠的建設工程，兩個工程現已進入工程施工階段，2014年完成白山污水處理建設工程。工程項目采用國內先進工藝，要求出水水質從國家一級B標準提高到國家一級A標準。
污水處理工程的投入使用，將對提高“三湖”飲用水源質量，保護“三湖”生態平衡，減輕環境污染、拓展區域經濟發展空間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3、防洪規劃
“規劃”詳細制定了防洪方案，研究比較各種合理可行的防洪措施，并對規劃修建的各類防洪工程的條件與作用進行估算分析，組成若干有代表性的防洪方案，包括工程與非工程措施，并對其中的主要防洪工程進行工程可行性研究，提出工程技術經濟指標，并根據設計流量擬定河道寬度、堤壩標高與縱斷面形式等。“防洪規劃”是按穩定水勢利于行洪、防凌的要求，擬定防洪路線，確定護岸、堵汊、分水、疏浚、河道展寬、河道裁彎的工程地點?！胺趾榕c泄洪工程”要對超過防護河段安全泄量的洪水，因地制宜確定分洪區域和行洪區域，根據國家防洪標準，科學控制洪水來源與泄洪量，擬定水庫防洪限制水位、防洪蓄水位、防洪庫容及其防洪調度方案等，并建立洪水預報警報系統。在防洪調度中，既要考慮發揮各部門的綜合職能，又要考慮防洪人員的安全，建全防洪安全措施，以達到洪災損失最小和社會效益最大的目的。
結束語：
紅石砬子鎮是長白山下松花江流域的“重點旅游名鎮” ，美麗的松花江從鎮域中部穿過，轄“三湖”和國家級——紅石國家森林公園，其戰略位置十分重要?！稑宓槭屑t石砬子鎮總體規劃》主動與國家產業發展戰略相對接，在“長吉圖發展規劃”的指導下研究城鎮的發展和建設，形成了總體架構科學嚴謹、論述嚴謹合理、依據連貫通透，規劃內容豐富深入、條理清晰通暢的設計風格?！稑宓槭屑t石砬子鎮總體規劃》正在付諸實施，紅石砬子鎮的經濟必將得到良性循環發展。
參考文獻：
[1]屠鳳娜.生態文明視野中的生態城市規劃建設 [J]．未來與發展，2011（4）
市域社會治理的重要性范文3
關鍵詞：生態功能分區 治理模式 寧夏河段
中圖分類號：F30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3）09-0033-02
河流不僅在水利方面起到防洪減災、供水興利的作用，而且在社會和生態環境方面還是沿河地區人群與生物集結的場所及人文歷史發展的載體，影響著整個區域的發展和進步。傳統的河道治理模式往往只考慮行洪、灌溉等功能的發揮，隨著十生態文明建設的提出，觀念的更新，河道的生態功能越來越被人們所重視?！敖ㄔO人與自然相和諧的水邊環境”、“在水資源開發利用與生態系統健康之間尋找平衡”以及“河流生態建設”等成為新時期的治河理念。
本文從河流生態功能分區的角度出發，兼顧河流的資源、環境及生態功能，對黃河寧夏河段河道綜合治理模式進行探索。
一、區域概況
黃河干流自寧夏中衛縣南長灘翠柳溝入境，至石嘴山市惠農區頭道坎麻黃溝出境（右岸平羅縣陶樂鎮都思兔河），穿越中衛、吳忠、銀川、石嘴山4個地級市的10個市縣（區），全長397km，流域面積5萬km2。黃河兩岸是寧夏社會經濟發展的精華所在，沿黃經濟區的國土面積為2.87萬km2，占全區總面積的43.2%，聚集了全區60%的人口（城鎮人口占81.5%）和80%以上的產業，創造了寧夏90%的GDP和財政收入，在寧夏經濟社會發展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黃河寧夏河段屬黃河上游下段，全河段由峽谷段、庫區段和平原段三部分組成，其中峽谷段由黑山峽峽谷和石嘴山峽谷組成，總長86.1km；庫區段為青銅峽水庫及回水區段，自中寧縣棗園至青銅峽水利樞紐，全長44.1km；平原段總長266.74km，為沖積性平原河道。
二、河道生態功能分區
1.河道生態功能
河道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概括起來主要包括自然功能和社會功能[1]。自然功能包括水文功能、地質功能和生態功能[2]；社會功能包括水利、資源、人文景觀、休閑娛樂、場所及形象功能等。一條健康的河流既要滿足河流周邊生態環境的要求，同時還要滿足社會經濟發展和人類活動的合理需求[3]。河道各項功能得以充分發揮的重要條件是河流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河道生態功能是河道各項功能的基礎。根據生態學理論，生態功能是指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能量流動和信息傳遞三大基本功能[4]。河道生態系統具有棲息地、過濾作用、屏蔽作用、通道作用、源匯等方面的功能（河道的生態功能主要表現在棲息
黃河寧夏河段位于黃河上游下段，是黃河生態廊道內極為重要的一段，保證了生態廊道在上下游之間的貫通，其上承黃土高原西部農業生態區，下啟內蒙古高原草原生態區，是二者之間的連通走廊。因此，寧夏黃河的生態作用就是黃河流域的生態廊道，也是寧夏全區內最重要的生態廊道。生態廊道把各個斑塊中的生態系統串聯溝通起來，促進物質、能量、信息、物種的流動，既有利于生態系統的平衡與進化，又實現了棲息地、通道、屏障和過濾、源匯等方面的功能。
2.黃河寧夏河道生態功能分區
2008年環境保護部和中國科學院聯合了《全國生態功能區劃》，根據生態系統的自然屬性和所具有的主導服務功能類型，將全國劃分為生態調節、產品提供與人居保障3類，216個生態功能一級區，依據生態功能重要性劃分為水源涵養、土壤保持、防風固沙、生物多樣性保護、洪水調蓄、農產品提供、林產品提供、大都市群和重點城鎮群等生態功能二級區。
2011年國務院批復《全國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區劃（2011-2030年》[8]。水功能區劃分為兩級體系，一級水功能區分四類，即保護區、保留區、開發利用區、緩沖區。二級區劃在一級區劃的開發利用區內，細化水域使用功能類型及功能排序，協調不同用水行業間的關系，劃分為飲用水源區、工業用水區、農業用水區、漁業用水區、景觀娛樂用水區、過渡區、排污控制區七類。
根據《全國生態功能區劃》和《全國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區劃（2011-2030年》的成果，兼顧河道功能的完整發揮，將黃河寧夏河段劃分為4個功能分區，即生態保護區、開發利用區、生態緩沖區和生態過渡區。其中生態保護區和開發利用區是河道主要的核心生態功能區，生態緩沖區和生態過渡區是將核心生態功能區聯系起來的生態廊道。
2.1生態保護區。生態保護區是指對流域生態安全、水資源保護、水生態保護、珍稀瀕危物種保護及獨特的自然人文景觀保護等至關重要而禁止開發利用的區域。寧夏河段的生態保護區主要是指河道內的濕地生態保護區，以現狀黃河灘地上大面積連續性的天然植被分布區為基礎，劃定生態保護區，利用其本身優厚的自然條件和豐富的野生動植物資源，加強生態保護工作，擴大棲息地面積，提高生物多樣性，使之成為整個區域內野生動植物的種源地、避難所和遷徙中繼站。黃河寧夏段現狀灘地上大面積連續性的天然植被分布區及其相鄰河道等生態系統保護較好的地區劃為生態系統保護區。
2.2開發利用區。黃河寧夏河段的開發利用區是指河勢基本穩定，無特殊生態保護要求或特定功能要求，開發利用活動對河勢穩定、防洪安全、供水安全及河流健康影響較小的區域，主要是指城市河段。根據各地城市發展規劃，河道所涉及的城市河段包括中衛、中寧、青銅峽古鎮、吳忠、靈武、銀川興慶區6處。
2.3生態緩沖區。生態緩沖區[9]位于生態保護區和其它區域之間，將外來影響限制在生態保護區之外，同時連接破碎化生境，起到生態緩沖和社會緩沖的目的。對生態保護區內生態系統不會產生負面影響的前提下，該區域內可以開展一定的科研活動；生態緩沖區的主要作用是減輕外界人為活動對生態系統保護區帶來的負面影響，保護河道生態系統不受外部干擾的強烈沖擊。
2.4生態過渡區。生態過渡區是為開發利用區和生態修復區順利銜接而設置的區域，該區內允許開展各種實驗性經濟活動，這些活動要與當地社會經濟條件相適應，維護河流系統的系統性和完整性，并且應當是可持續的。
三、河道綜合治理模式
1.基本原則
河道綜合治理是指在河道規劃、設計、施工中綜合考慮工程設計和生態功能要求，利用生態學原理和生態水利工程學的技術手段，在人工干預下能充分發揮河道生態系統的自組織、自設計、自我恢復能力，最終將河道建設成為生態化河道。
根據黃河寧夏河道生態功能分區，考慮河流生態系統的連續性和功能的完整性，不同分區在治理側重點和具體目標上存在差別。河道綜合治理基本原則主要包括以下5個方面：
1.1在保證安全行洪前提下，統籌兼顧生態環境的改善、自然性和河道親水性等多個目標的實現；增加河道沿岸公共設施建設，提高河道周邊土地利用價值。
1.2杜絕未經處理污水直接排放到河道內，保護生態環境，促進水體環境質量的提高。
1.3堅持生態化治理的原則，實現人與生態環境和諧統一。
1.4注重河道自然景觀與人文景相結合，維護歷史文脈的延續性。
1.5堅持“點、線、面”相協調的原則。使城區河道像自然河流一樣，形成穩定、豐富的生態體系，保護和維持生物多樣性。
2.生態保護區
生態保護區的治理應側重于保護，主要是維持其重要的生態價值和自然現狀。在生態系統保護區內部，現存保留較好的珍稀植物分布區、典型生態系統分布區、野生動物主要棲息地、產卵場、撫育場、覓食場，是生態保護的核心區。核心區是野生動植物的高度集中區，不僅關系到當地生態系統的健康發展，而且對維持大區域內的生物種群規模結構與動態發展具有重大意義。核心區內生態敏感度高，是保護工作的重中之重。
為了給生態保護區內生存的珍稀寶貴的野生物提供棲息地，通過植被結構來實現棲息地的多樣性（水平和豎向），栽植不同高度的植被形成錯落有致的植被層，為魚類等水生生物提供食物來源。對該區域進行生態保護治理時可以應用河道治理的孔隙理論，即在河道治理中，使用適當質地和結構的材料，人為的創造適合生物生存的空間環境，保證在河道治理中，不破壞其生態系統的自然屬性，更進一步的創造條件，促進其發展，使河道成為保護和恢復其原始生態功能的空間。
3.開發利用區
開發利用區采用融合“水安全、水環境、水景觀、水文化、水經濟”五位一體的河流生態系統建設模式，構建良性的城市河流生態系統。
黃河寧夏城市河段的特點是人類活動頻繁，己有大規模的河道建設和開發利用設施，生物棲息地多樣性缺乏，人為沖擊強度大。針對該段的特點，我們將其劃分為開發利用區，并且提出“防洪保安，面向經濟發展，體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集防洪、生態和經濟效益為一體”的綜合治理模式。
首先要建立控制性骨干工程，達到河段的設計防洪標準；在此基礎上，以河流為軸心，科學規劃城市建設與發展總體布局，努力打造現代化城市，進行灘地整理、綠化美化工程，建設河濱公園，為市民的游憩娛樂創造條件；然后，通過改變設計思路，采用生物防護措施努力為河流生物營造適宜的生存空間，。在濱河公園里，也可以通過設置自然景觀區、歷史文化遺跡區和濕地生態保護區等措施進行生境修復。
4.生態緩沖區和過渡區
生態緩沖區位于生態保護區和其它區域之間，目的是將外來影響限制在生態保護區之外，同時連接破碎化生境，起到生態緩沖和社會緩沖的目的。
生態過渡區是為開發利用區和生態保護區順利銜接而設置的區域，該區域要有一定的規模和長度。區域內可以植樹造林，進行林副業生產和一些實驗性經濟活動，并且要與當地的社會經濟條件相適應。
四、結語
在生態功能分區的基礎上，實現河道的生態化治理和建設，是現階段及將來河道建設的新要求和發展趨勢，預示著我國水利工程建設向“生態水利”階段發展。因此，開展河流綜合治理，探索綜合治理模式，完善生態化河道的內涵，研究生態化河道的建設標準及模式，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在今后的河道治理過程中，應將治理工程寓于生態環境建設的興利之中，以人水和諧的方式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充分考慮河流多方面的功能，最終實現生態化河道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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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社會治理的重要性范文4
環境治理這個議題突出而且生動地反映了現代社會治理形態的一種深刻變遷：現代國家的治理在尺度上正在發生重大變化，這種變化體現為國家的功能在三個向度上被分散了：向上、向下、向外。也就是說，國家的角色功能正在被重新定義，一種新的治理地理正在出現（Reed＆Bruyneel，2010：646－653）。具體而言，治理尺度的“上移”指的是，原來地方或者國家的功能越來越多地被更高一層級或者跨區域的組織和機構所承接。同時，重大議題也越來越超越地方國家甚或民族國家的界限，變得具有地區性或國際性的意義；治理尺度的“下移”指的是，人們開始把視線從自上而下的政治過程轉向“在地化”的一些方面，意識到地方層面的權力、關系、地方性知識的重要性，希望通過地方層面的審議、協力而達成更高效、更具有合法性、回應性的一種治理。這主要體現在更多的非政府組織、民間企業和公民逐漸參與到治理過程中來；治理尺度的“外移”涉及到很多維度，不僅指治理過程從國家機器更多地向社會開放，也是指行政和管轄邊界層面的外移。環境問題通常是跨空間區域和時間邊界的，因此就有必要在政府和相關行動者之間找到一個環境治理的合作模式。這種多層次的治理不僅強調水平的跨地理空間的聯結，也強調垂直的跨空間層級和組織層級的聯系，強調多層級政府之間的知識、信息共享以及合作、對話。同時，這一治理體系并沒有削弱國家的地位，而是著重于國家在各種政策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不同面孔”。引入治理尺度這個概念，是因為它能夠很好地涵蓋今天中國空氣污染治理所面臨的一些基本問題。反過來，空氣污染這個議題也十分典型地體現了現代國家治理尺度變遷的趨勢和特征。首先，空氣污染是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全球性議題，對中國這樣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而言，空氣污染問題也不能用特定的行政轄區加以區隔，那么，中央政府如何將空氣污染的政策下放到地方以保障地方政府對空氣質量問題負責，地方政府如何通過府際合作以實現區域污染的治理，這些都需要我們去思考治理尺度的變遷。同時，空氣污染屬于風險社會的一種表征，風險社會的來臨呼喚更加開放、透明的民主機制的運行。風險的高度不確定性以及風險與民眾利益的高度相關性決定了空氣污染這類議題已經遠遠超出傳統的政府行政管理的范圍，而需要地方性知識、日常性知識的進入，需要公民社會、民間組織更廣泛的參與，來共同化解其管理風險。這些也都需要我們去思考治理尺度的變化。
（一）發展型地方政府與空氣污染治理的困境一般認為，中國現今環境問題的一個重要體制性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發展主義特性。由于地方政府在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環境問題的產生和環境治理兩者在空間尺度上具有較大不一致性。正如白雪梅分析城市地方政府環境治理的困境一樣（BaiXuemei，2007：15－29），把類似空氣污染的環境問題整合進地方政治面臨著兩個基本困境：首先，在緊迫度方面，發展中的地方面臨著更加緊迫的地方經濟發展問題；其次，在尺度方面，環境議題超出了地方政府的關注范圍，地方政府處理環境問題在空間、時間和制度三個維度都是困難的?？臻g維度的困難是指，地方政府一般會認為環境問題超出了其管轄范圍，應該交由全國性政府去完成；時間維度的困難是，地方政府一般會認為處理環境問題超出了其任期范圍。環境問題的出現不是一朝一夕的，其治理更是需要一個較長的時段，因此，政府官員并沒有強烈的動機去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內應對環境問題；制度維度的困難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縱向上要受到更高層級政府的約束，在橫向上要面對地方經濟社會組織的壓力，因此環境治理對于它們而言已經超出了自身的職責范圍。地方政府的發展主義和其在治理污染問題上的激勵缺乏當然也反應在空氣污染上。如果瀏覽中國近30年空氣污染治理的歷程，就會發現，空氣污染的防控和治理總是在“疲憊地追趕”高速發展和變遷的經濟狀況。20世紀70年代，空氣污染治理的主要對象是煙塵；到了80年代，中國大氣污染防治進入以酸雨治理為核心的第二階段，重點轉移為對硫等污染物進行集中控制。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溫室氣體排放成為全世界聚焦的一個中心，溫室氣體的減排使得中國如何在能源消費方面采取節能措施、提高能源效率、調整工業結構成為新的問題。最近10年左右，中國大氣污染的復合型特征日益增強，高濃度的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時存在，城市灰霾天氣不斷增多。這種新的空氣污染引發了公眾的強烈關注，特別是從近兩三年起，二次污染、復合污染、區域污染等這些名詞開始進入公眾的視野，對政府和環保部門的環境績效構成了較大的社會壓力。但二次污染物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未被列入空氣污染物指標體系，因為一旦列入則意味著中國七成城市的空氣質量不達標，環保部門近30年來的空氣污染治理又將面臨一份“滿紙黯然的成績單”?？傮w而言，不同階段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空氣污染使得污染的控制策略不得不相應地發生變化，但是這種“倒逼”機制始終太過滯后和低效。因此，要從目前的總量控制真正轉向質量改善，真正從環境和資源的可持續發展以及公眾的健康出發進行污染治理，把空氣污染的議題維持在公共議程中，就需要把空氣污染從一個地方性的議題變成國家性的議題，在這個過程中，國家需要發揮首要作用。
（二）復合型區域型空氣污染形態和治理體制的困境中國近30年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使得多種空氣污染問題在30年內集中出現。這些污染問題并不是國外上百年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污染問題的簡單疊加，而是一種更加復雜的污染狀況。因此，中國目前的空氣污染呈現出“復合型”和“區域性”①兩種特征。首先在“復合型”特征方面，中國現今的空氣污染是發達國家各個污染階段的濃縮體，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使得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時集中出現。其次在“區域性”特征方面，關于空氣污染這個議題到底更具有地方性特征還是更具區域型特征，其實在國外就早有爭論（Switzer，1998：191－192）。空氣污染在其源頭上可能更多地來自固定點源污染，具有很強的地方性，但是空氣污染物會隨著氣象條件而長距離傳輸，因而經常呈現出跨行政轄區界限的區域性特征。然而，相較于復合型和區域型的污染形勢，中國現行的大氣污染控制策略和管理體制卻暴露出嚴重的弊端。首先，現行的空氣污染控制是一種量化控制。在現行官員考核制度和激勵機制下，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考核一般采用、同時也被認為最便捷高效的辦法就是量化考核，抽象的、難以測度的指標往往無法被采用②。在這種指揮棒下，地方官員的目標是對上負責，完成指標、做足數字。就空氣污染而言，政府關注的始終是“排放量”而不是“空氣質量”。這也就是說，目前的空氣污染控制和管理只是需要各級政府對現下有明確規定的某種污染物進行排放量的控制，完成其減排量。而這些污染物的選取并未見得反映空氣污染的真實狀況，真正的空氣質量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無人負責的。這種單一總量的考核機制很難用以應對復雜的污染現狀，因此空氣污染治理的實際效果非常有限；其次，中國的空氣污染管理模式是行政轄區區隔的管理模式，以行政區劃為基本單位進行考核和管理，各地之間難以進行真正的協調治理。空氣污染監測數據表明，高速發展的城市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使得中國地區空氣污染一體化現象日趨明顯，各城市的大氣污染正逐漸從局地污染向區域污染演變。盡管大氣污染越來越呈現出明顯的區域特征，但是現行的環境管理還是沒有太多突破行政轄區區隔化管理的窠臼。近幾年，雖然中國也出現了一些區域性大氣污染的試驗，比如中國的四大城市在近幾年的大型事件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聯防聯控”，通過聯合相鄰城市采取共同措施控制城市的空氣質量。但是，這種區域性空氣污染治理目前還遠遠沒能形成一種長效的機制。目前，面對空氣污染的區域性特征，中國現有的制度架構和政府體制中還沒有一種相對常態和成熟的制度安排以解決這一問題。復合型、區域型空氣污染時代的來臨意味著治理尺度怎樣的變化？它們對于現行空氣污染治理體制，乃至整個治理體制會產生什么樣的沖擊呢？首先，復合性的空氣污染形態意味著以“指標”為核心的考核和激勵機制將面臨“失敗”的局面。諸如PM2．5這種二次污染指標無法用單一污染物排放量限定的方法來控制，如果說原來的污染治理尚可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現在的情況則是連這一點都難以為繼了。也就是說，傳統的通過指標、配額方式進行治理的方式已經越來越低效；其次，區域性的空氣污染也意味著以行政轄區為區隔的治理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將不得不被打破。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看到中央政府仍然試圖在現有的考核體制下去解決轄區間的交互影響問題③，但是這種努力可以期待的績效和適用性是值得懷疑的。在遭遇更復雜議題的情況下，這種區隔化的管理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到盡頭?？諝馕廴揪褪沁@樣一個議題：一個轄區的污染源可能對諸多其他地方帶來污染，同時，任何地方也不可能視其他地區的污染為于己無關。各地之間互相污染、交叉污染，并且這種交互影響的不確定性和不可控性要強過水污染等其他跨域環境問題。
（三）風險社會及其民主意涵空氣污染是一種典型的生態風險。風險不僅是一種客觀存在，更是一個社會和集體建構的過程。雖然風險必定部分地來自于事實，但其更重要的部分在于大眾通過社會的公共交流對風險進行闡釋、界定和認知的過程（Strydom，2002：84）。也正因為如此，空氣污染對思考當今中國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形態也提供了很好的一個切入點?，F階段的中國，在空氣污染控制和防治方面，出現了一種“民意已過河，政策摸石頭”的現象，民眾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走在了政府的前列。以PM2．5為例，民眾是促使政府將這項污染物納入污染評估指標體系的直接推動力。早在政府作出反應之前，民間就已經開始了各種形式的空氣質量調查，公眾、環保NGO和媒體持續關注PM2．5數值變動，甚至走上街頭自主去監測PM2．5數據；一些活躍的民間環保人士通過社會媒體引導公民參與空氣污染的測量，推動政府的污染數據公開以及空氣污染立法進程。環保人士潘石屹等人在微博上發起關于空氣質量立法的動議，倡議應該對清潔空氣立法。社會的壓力最終促使環保部拿出了空氣污染治理的時間表，擬定在2016年前分階段地將PM2．5納入空氣質量體系。為什么空氣污染這個議題突出地展現了這一點？傳統上，政府可以利用其對科學技術的掌握及其對話語的壟斷，來阻止污染等風險事實進入公眾的視野。對于政府而言，總是希望很好地去“管理風險”，對民眾的風險意識進行引導，通過專家壟斷技術知識的定義和解釋，進行“安全敘述”（郭巍青、陳曉運，2011：95－122）。但是，在面對空氣污染這樣的新型治理問題時，民眾卻并不會一味受制于國家對風險的管理，民眾作為環境風險的直接感受者，能夠用自身的日常性知識，也就是“社會文化理性”（Fischer，2000：40－44），來對抗國家對于科學和技術理性的壟斷。國家與公民社會的這種新的力量格局，再加上長期以來國家對于公民表達的行政壓制、體制運作中的協商不足等等，都更進一步地導致了公民對政府不信任的累積和發酵。從這個角度講，我們看到了現代國家治理尺度的下移，更重要的是，類似空氣污染這樣環境風險議題的出現賦予了人們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機會，推動人們去更加積極地進行政治參與、公開討論和民主協商，理性面對危及公民切身利益和社會安全的風險，增強作為一個普通公民對于自然問題以及人與自然關系問題的發言權，爭取公共決策者、技術專家以及普通公民之間更加平衡的權力－責任的關系。
二、保障型國家———國家角色再認識
治理的尺度是一個描述性概念，但它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價值意涵。通過尺度的討論，這一概念將治理的跨域化、在地化以及協力治理等多種治理的趨勢整合起來。同時，這一概念也促使人們去思考：在面臨諸如空氣污染這類新的議題時，怎樣在新的治理實踐中對尺度和空間進行新的定義，治理的邊界怎樣被實體地和社會性地重構？而這些又為我們改進公共政策提供了怎樣的啟示？更重要的是，面對現代國家治理尺度的變遷，國家需要在治理的實踐中怎樣做出回應和應變？這一問題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但是，本文認為，事實上吉登斯所提出的“保障型國家（EnsuringState）”（吉登斯，2009：9）概念已經為我們思考這個問題提出了一定的框架?！氨Ｕ闲蛧摇蹦依丝諝馕廴局卫磉^程中我們所需要面臨的最重要的三個維度的思考，即：國家獨立于利益集團來倡導環境政策的自主性、中央政府對于環境政策的貫徹力以及在環境議題上國家與社會的有序互動問題?！氨Ｕ闲蛧摇笔羌撬乖凇稓夂蜃兓恼巍芬粫刑岢龅母拍睿皻夂蜃兣膯栴}很多人都在談，但很少有人愿意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行為與氣候變暖的問題聯系起來”———吉登斯將這種現象命名為“吉登斯悖論（GiddensParadox）”（吉登斯，2009：2）。為了解決這一困境，吉登斯提出了“氣候變化的政治”的概念框架。這個概念框架主要由兩個概念構成：“政治斂合（politicalconvergence）”和“經濟斂合（economicconvergence）”。吉登斯認為，如果政治斂合和經濟斂合兩者之間形成一種良好的互動，就會系統性地推動氣候問題的解決。為此，吉登斯提出了一種更為積極的國家的概念———“保障型國家”。他認為，國家應該在應對環境問題時扮演“催化劑”、“協調員”的角色，鼓勵和支持多元的社會團體共同推動好的政策，同時確保環境治理的切實成效。為此，國家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要全力去提高政治和經濟斂合度，比如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就是兩個具有高度關聯性的公共議題，是尋求政治經濟斂合的一個典型例子；二是要讓氣候變化的關切深入到民眾的日常生活當中；三是要避免讓政治資本流出這個政策領域。因為對抗氣候變化需要長期的政策，那么就需要把這些政策一直置于政治關切的最前端，把它牢固地鎖定在政治議程中。
保障型國家對于我們討論中國的空氣污染治理有著很重要的借鑒意義。首先，中國環境治理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矛盾問題，這個問題在本質上是吉登斯悖論的一種表現。保障型國家應該在這種矛盾中擔當起環境議題倡導者的角色，致力于克服經濟發展的盲目性。事實上，空氣污染從一個地方性議題變成國家性議題也的確經歷了一個過程。吉登斯在其語境下思考保障型國家的出發點是希望國家改變“去監管化”的態度，加強實質性的國家調節。對于中國而言，保障型國家首先是確保國家公共政策相對于地方保護主義利益、產業部門以及能源行業的自主性。其次，正如吉登斯特別提到的，中國治理氣候變化的政策遇到的最大障礙就是中央政府試圖加強“政治斂合”和“經濟斂合”的各項政策在上令下達的過程中，往往經過層層官僚制的過濾，再次被簡化為GDP崇拜。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環境政策的貫徹執行問題，是中國環境治理中關鍵的一環。在中國，量化考核和目標責任制是國家能力建設的一個重要路徑，國家希望藉此控制地方官員的晉升機會，從而確保國家的重大政策在地方的執行以及地方官員對上級政府的忠誠。但事實上，現有方式并不能適應環境治理中的諸多問題。一方面，環境指標很多時候是復雜的、不可量化的；另一方面，地方官員為了達到考核目標往往操縱和扭曲真實的環境信息，在缺乏公民參與以矯正這些信息扭曲的情況下，重大的治理問題往往得不到有效的處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量化管理和目標責任制等管理方式事實上是削弱了而不是加強了國家的能力（Gao，2009：21－31）。這也正是“保障型國家”的第二個意義向度。以空氣污染為代表的環境議題為我們重新檢視國家治理能力，加強國家能力建設提供了一個場域。環境治理需要政府努力尋求環境政策的政治和經濟斂合，使得環境意識和環境政策能很好地與國家其他政治經濟政策結合起來，保障環境政策的實現。
最后，保障型國家區別于早期環境主義以及環保運動中“對抗國家”的思想，認為應該從現有的體制中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這對在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下思考空氣污染等環境治理問題有著很重要的啟示意義。雖然社會運動、抗爭政治似乎是一個古老的政治話題，現有學術研究也有很多集中于關注環境抗爭，但是這并不一定能反映問題的全貌，尤其在諸如空氣污染這類的環境問題上，公民的相關行動很多時候并不是高度政治指向的。公民所訴求的并不是挑戰現有政治制度的權威和合法性，而是希望幫助國家、也從國家那里尋求幫助，以改善自身基本的生活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講，公民社會和國家在這類議題上的關系更接近于合作主義或者協同治理。因此，在保障型國家的框架下，國家尋求與公民社會的互動和互強，通過理性的協商和審議以共同推動高效的環境政策的產出和執行是解決環境治理問題的應然路徑。這也是現有政治體制之下中國環境治理的應然方向。
三、結論
市域社會治理的重要性范文5
中
國綠色發展基金發展已進入快車道。
自“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發展綠色金融，設立綠色發展基金后，國內各地相繼成立了不同類型的綠色發展基金。8月31日，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發改委等聯合印發了《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中央財政整合現有節能環保等專項資金設立國家綠色發展基金，同時鼓勵有條件的地方政府和社會資本共同發起區域性綠色發展基金。
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的《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社會責任報告（2015年度）》顯示，截至2016年7月中旬，國內已有以低碳、環保、新能源、清潔能源、可持續為主題的基金96只，規模約978.2億元。
綠色金融是系統工程，需要綠色發展基金、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證券、綠色保險等互相配合，共同發展，且綠色發展基金是其他綠色金融工具的基礎和載體。
同時，由于綠色發展基金種類的多樣性，可以適應不同的生態環境保護目標和綠色項目的融資需求，并根據不同的融資需求特征設計不同類型和形態的綠色基金。
簡單說，在綠色基金平臺上，可集合各種融資手段和工具，形成各種融資組合來降低綠色項目的融資成本和融資風險并最大化地聚合社會資金。
綠色發展基金還可依托資金優勢所形成的社會網絡和管理平臺，組合綠色發展中的上下游產業鏈，集合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使綠色項目通過技術創新、產業鏈的延伸和商業模式創新，增強盈利能力并降低融資成本，將原來盈利空間達不到市場化要求的綠色項目推向市場。
更重要的是，綠色發展基金通過股權融資注入股本金，與綠色產業共進退，同成長，是正在起步和迅速成長的綠色產業極為重要的綠色金融資金來源。
堅持公益性
從基金參與者來劃分，目前各地成立的綠色基金既有政府與社會資本共建的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 模式綠色發展基金，也有全部為社會資本組建的綠色發展基金。純社會資本投資的綠色發展基金的出現，也說明了中國綠色金融市場具有巨大的商機。
但這些純社會資本投資的綠色發展基金主要投資于盈利性較強的綠色領域，對一些具有較強公益性特征且收益較低的綠色領域卻鮮有涉及。因此，從統籌綠色金融發展市場的角度看，政府與社會資本共建的PPP模式綠色發展基金將會在綠色產業發展中發揮更大作用。
之所以強調政府與社會資本共建的PPP模式綠色發展基金的重要性，是因為PPP模式綠色發展基金能夠實現公益性、商業性與市場化的共贏。而純社會資本參與的綠色發展基金對盈利目標有著本能追求，會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但通常會因此忽視綠色項目的公益性訴求。
例如，一些農村或者新建小城鎮迫切需要污水處理，純社會資本成立的基金往往會因收益較低而放棄投資這類項目。
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建立基金，不僅帶入了公共資金作為引導資金，而且政府代表直接參與基金的管理與決策。從而在基金的管理決策層面上，形成既有社會資本代表也有政府代表的一種制衡機制，有利于實現綠色發展基金在公益性和盈利性方面的平衡和雙贏。
目前，部分地方成立的PPP模式綠色發展基金，雖然地方政府屬于出資單位，但在基金管理方面往往只是引入基金管理公司，采取與普通市場基金一樣的管理方法，這將導致地方政府出資的資金無法有效發揮引導實現綠色發展目標的作用。因此，PPP模式綠色發展基金應該有明確的綠色發展目標。
例如，在區域內，希望通過綠色發展基金解決怎樣的生態環境問題、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和建設哪些項目、這些項目的總體資金需求有多大、融資特征和商業模式如何等。
也就是說，PPP模式綠色發展基金是為解決特定生態環境問題所形成的一種新型融資工具。為了保障綠色發展基金的運作，真正能實現這些生態環境目標，在基金管理層形成政府與社會資本的共同管理模式十分重要。
兼顧靈活性
PPP模式綠色發展基金本質上是一種政府融資行為，是政府為實現綠色發展目標向社會資本進行的融資。因此融資前的規劃編制時就應該目的明確。
例如，如果是“流域綠色發展基金”，就要基于流域內的生態環境保護規劃；如果是某個地區綠色發展基金，就要基于該地區的生態環境保護規劃。根據規劃的生態環境目標，確定所須融通的資金總量以及項目群特征和金融需要扶持的發展方向。
但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綠色產業，其金融需求的發展方向和趨勢也不相同。例如，脫硫脫硝除塵以及污水處理廠等重資產行業，適合單項做強做大，形成具有核心技術優勢的領先企業，綠色發展基金或下設的子基金就可采取股權投資方式，通過資金注入幫助其上市或并購重組等。綠色股權投資基金嫌貧愛富的特征是有益于優質企業的識別和培育。
對于流域治理、生態改良等區域性或者地域性較強且需要多產業聯動治理的生態環保問題，則須綠色發展基金或者下設的子基金將整個區域當作一個“大項目包”進行全面的綜合融資和管理。
因為區域產業鏈間環環相扣，如果只是運用股權投資基金選擇收益好的產業，就會導致產業鏈的失衡，使一些在產業鏈銜接中很重要但單項收益不高的產業面臨困境，最終影響整個區域生態環境保護大項目包市場化的推進。
目前大部分地方綠色發展基金采取的是股權投資模式，在綠色項目中選擇盈利較高的項目，并規定對所有綠色項目投資總額不超過項目資金總需求的10%或者20%，這很適合扶持單項做大做強的綠色項目。
但對于大型的流域治理、生態城建設、海綿城市、工業園區綜合環境整治等項目，需要培育可以提供環境綜合服務的強大企業。
市域社會治理的重要性范文6
【關鍵詞】流域治理；碎片化；整合；公共管理
2012年12月31日的山西長治苯胺泄漏事故在新年的同時震驚全國，此事件中，苯胺泄露流入山西境內的濁漳河，進而造成下游多個省份的河流污染，影響了人們的正常用水與生活。而這次重大事故之所以會發生，與我國的流域治理方式有著必然的關系。這就再次將流域治理的問題凸顯了出來，流域大多是跨地區的，其整體性決定了治理的不可分割性，而我國的流域管理體制卻是以行政區劃為主，呈現“碎片化”，忽視了同一流域的不同行政區劃之間的聯系，從而導致了水污染及水資源利用等流域水問題。因此，下面將以公共管理的視角，詳細分析流域碎片化治理的整合。
一、我國的流域水管理體制
（一）流域水管理體制的內涵
1.水資源管理體制。流域水管理體制是由水資源管理體制發展而來的。水資源管理體制是指國家為管理和監督全社會水事活動、保證各方面合法權益、實現水資源可持續利用所確立的組織體系和權限劃分的制度。
2.流域水管理體制。我國的流域水管理體制是國家對水資源實行流域管理與行政區域管理相結合的管理體制（來自于新《水法》的明文規定）。從規定可看出，國家是強調了流域管理、行政區域管理各自的重要性及其相互結合的關系的，但是現在的現實卻是以區域管理為主、流域管理為輔，不能很好地發揮流域管理應有的作用。并且，流域管理的理想模式是在水資源統一管理的前提下，建立政府宏觀調控、流域民主協商、準市場運作和用水戶參與管理的運行模式（摘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部部長汪恕誠在水資源管理與可持續發展高層研討會上的發言），而我國的流域管理模式卻不是這樣，具體情況將在下部分闡述。
（二）流域水管理體制的結構設置
目前，我國的流域水資源管理是三級管理體制，即水利部、流域機構和地方水利廳三級管理。其中，流域管理機構是水利部的行政派出機構，依法行使其水行政管理職能。本來流域的治理應該是由流域管理機構負責，從而形成以流域治理為主、行政區域治理為輔的治理辦法，但由于流域機構分屬于不同的行政區劃，所以流域治理權相應地被分割條塊，出現了相反的治理結構。目前我國流域水資源管理體制的特點是多部門、多層次，即以條條為主、條塊分割的管理體制（來源于水信息網“流域水資源管理體制再探——關于機構設置的研究”），這種管理體制是不利于流域水的綜合治理的。
二、流域治理的“碎片化”
（一）“碎片化”現象
碎片化原意為完整的東西破成諸多零塊，主要應用于社會傳播，是傳播本質上多元化的表現。而在流域治理中是指本文中已提到的治理的條塊分割，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流域整體治理觀念問題。聯合國早在1992年就提出水資源的管理需要采取整體路徑，2012年第六屆世界水資源論壇上，聯合國官員和專家也依據惡化因素跨地域、用水需求跨領域的情況，警告水資源管理不能實行“碎片化”。這些都表明流域的整體治理已達成國際共識。但是，在我國，對水資源進行流域整體治理這一國際共識并無反映，沒有把它當成流域治理的原則，仍然是以行政區域為主要劃分實施流域治理。就像巴澤爾所說的，“沒有界定產權的公共領域，不同區域、不同部門的政府都展開了對公共領域的爭奪”，流域就屬于沒有界定產權的公共領域，而流域上下游的不同行政區域都是為了自己的私利，其治理政策也是為此服務的，難以實現價值追求的整合。
2.流域治理政策制定問題。我國的流域治理是以行政區域為主進行劃分的，因此，流域的政策制定過程也是各自為政、互相割裂的，這就很容易使各地根據自己地區的經濟利益制定政策。眾所周知，流域是一個綜合的整體，聯系緊密，一旦忽略整體進行分割治理，就難以解決流域存在的問題。另一方面，各地分割治理的同時是不進行信息交流的，交流平臺的缺乏，加重了流域治理難度。
3.流域水資源分配問題。同一行政區域的不同職能部門之間是存在著價值分配的，比如說，林業、農業、漁業對水資源的分配就很容易產生爭議，難以統一；同一流域的不同行政區域之間的分配更加明顯，這在文章開頭提到的山西長治苯胺泄漏事故中得以表現，上游區域依托濁漳河發展化工業卻不慎造成河流污染，進而給下游城市帶來巨大影響，最終就會產生糾紛。而針對以上問題，現有的流域治理碎片化體制無法很好地解決。
（二）“碎片化”的成因分析
1.流域治理的政策規定存在缺陷。我國現有涉及流域治理的法律為：《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防洪法》四部，其他的是國務院和有關部委頒布的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這些法律法規并不完善，有較大缺陷。其中的《水法》與《水污染防治法》的某些規定不夠清晰，甚至有的規定不一致，這使基層單位及人員失去執法依據，進而出現執行與政策違背的現象，也不利于行政權力的行使。我國缺少流域治理的綜合法律，管理較為分散，難以推動流域的綜合治理。
2.區域治理與流域治理間的矛盾。流域治理是考慮到了流域的整體性，以流域整體發展為目標的，關注的是水資源的合理利用與流域內的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有利于流域水治理；而區域治理更多地關心區域內經濟，將經濟發展放在首位，為之可在流域環境治理上做出讓步和犧牲。而我國恰好就是以區域治理為主，不能發揮流域治理的優勢，卻形成碎片化現狀。
3.流域管理中利益相關者及公眾的參與不夠?，F行流域管理是行政為主導，重政府對下治理，輕利益相關者及民眾參與。政策制定過程中公眾被排斥在外，未能充分發揮積極性與創造性，利益相關者亦是。這就難以在決策制定時考慮全面，造成對一些問題的忽視，最終影響流域的有效治理，也難以實現公眾對治理的監督。因此，利益相關者及公眾的參與急需提上日程。
三、“碎片化”整合建議
（一）保障社會公眾及利益相關者的參與
流域治理不僅是政府機構的事，更是一項重大的社會公共事務，它與每個社會公眾都是息息相關的，社會公眾及利益相關者都有權參與到其中。保障社會公眾的參與一方面是在保障公眾的權利，另一方面也可以發揮其作用，為我國的流域治理開拓新途徑。為實現這一點，可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健全政府流域治理的信息公開制度。現今社會的信息公開制度不夠完善，社會民眾獲得政府治理信息困難，阻礙了他們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步伐，應加快信息公開，保障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與監督權，進而促進其積極性。
2.通過立法手段使公眾參與成為可能。應健全法律法規，改善政府“門難進”現狀，避免將想參與流域治理的公眾排除在外，讓民眾有能力、有可能實現流域治理的參與。
3.開辟新途徑，為公眾建議建言提供通道。應在將流域信息公開的同時，開辟出一條新途徑，以供公眾在發現流域治理的問題或有好的建議時，能夠讓政府獲悉。同時，這條途徑還可以用于公民監督通道，進而及時改進政府的流域治理。
（二）政府組織內部的整合
1.橫向層次整合。橫向層次上，必須加強不同行政區域、不同職能部門之間的管理制度建設。在流域治理中，行政區劃各自為政，地方政府將其自身的地區經濟利益放在首位，搶占水資源，不注重對流域水的保護與治理。這種區域間的分割是流域治理的一大障礙因素，應建立跨區域的治理機制，避免流域被分離治理的現象。不過，在增強地區間聯系，強調地區合作的同時，也應注意各區域間的合理分配，避免“搭便車”現象。
2.縱向關系梳理。流域治理的關鍵問題是流域管理機構與區域管理機構的沖突問題，流域管理機構的權利過小，受到行政機構的嚴格限制。二者關系的改革應依賴縱向上中央政府的機構改革，需重建流域水治理的管理體系，設立專門的流域綜合管理機構，加強流域治理機構的行政權、執行權、監督權等權利，保證流域管理的整體性。
（三）公私部門的整合
為減輕碎片化現象，政府與企業之間可進行合作，也就是公私部門的整合。以前，政府與企業的關系是政府對企業進行強制監管，企業賄賂政府官員，尋租現象嚴重。流域的污染大多是由于企業的不正確排污造成的，為避免流域水污染，應想辦法實現政府與企業的合作，使企業變被動為主動。因為企業在獲得收益的同時也承擔著社會責任，政府可倡導其認知自己的環保責任，還可以通過環境管理講座、政策宣傳等方式加強其環保認知，提升環保能力，使企業與政府共同為流域治理作出努力。
四、結語
流域治理是我國區域管理中的一項重要工作，對于環境保護及經濟發展都有著深遠影響，但現在出現的“碎片化”治理模式卻引發了眾多問題。本文對其進行了深入探討，分析了其現狀與成因，最后從公眾參與、政府組織內部整合、公私部門的整合三方面提出了一些個人建議，以期改善流域分割治理的現狀。相信新的流域治理模式將改變我國流域治理的碎片化狀態，促進流域的可持續發展。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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