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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騷原文范文1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忳郁邑余佗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仉捃囈詮吐焚猓靶忻灾催h。步余馬于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茍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2、翻譯
我長聲嘆息而淚流滿面啊，為老百姓多災多難而哀傷。我只是崇尚美德而約束自己啊，沒想到早上進諫晚上就被貶官。貶黜我是因為我用香蕙作佩帶啊，給我加罪是因為我愛好花香。這也是我心中向往的美德啊，縱然九死一生我也毫不懊喪。始終不能明了我心跡啊，我怨恨我那君王過分荒唐。眾女子嫉妒我長得美貌啊，放出謠言說我行為放蕩。本來世俗就崇尚投機取巧啊，任意而為將規矩背向。違背準蠅而追求彎曲啊，竟相把茍合奉迎作為榜樣。憂悶失意啊我孤獨彷徨，忍受著此時的窮困我好不心傷。寧愿突然死去隨著流水消逝啊，我也不肯做出世俗小人的模樣。雄鷹和凡鳥不可能生活在一起啊，自古以來就是這樣。方枘圓鑿自然不能結合啊，道路不同哪能有相同的思想。忍受著委屈而壓抑著意志啊，忍受強加的罪過又將恥辱品嘗。保持清白為正道而死啊，古圣先賢都認為應該是這樣。
離騷原文范文2
關鍵詞：《離騷》；女性意識；成因探究
中圖分類號：I207.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5）04-0090-02
《離騷》是屈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游國恩在《楚辭女性中心說》一文中說：“屈原對于楚王，既以棄婦自比，所以他們在《楚辭》里所表現的，無往而非女子的口吻?！庇蜗壬^的“以棄婦自比”、“無往而非女子的口吻”，無疑在《離騷》里表現得最為突出。《離騷》具有濃郁的女性意識，然而這種女性意識如何得以形成值得我們去探究。
《離騷》是楚國大夫屈原寫于戰國時代的詩歌作品，因而其女性意識的形成與淵源深遠的楚文化、戰國這個時代背景及屈原這個特定的創作者有著必然的關聯。
一、從文本與世界的關系探求《離騷》女性意識形成的淵源
世界這個范疇包含了文化與社會兩個因子，因而《離騷》女性意識形成的淵源就需分解為文化淵源和社會淵源兩個方面來闡述。
（一）文化淵源
1.偏于女性化氣質的中國傳統文化。華夏文明起源于兩河流域，這里的氣候和土壤都適合單一的農耕經濟的發展，這種經濟形式的最大特點即很容易將其耕作者固定在某一特定的范圍內進行長期的、相對穩定與延續的耕作與養殖。不同于游牧民族的身體強健，精力旺盛，必須不斷向外擴張，主動向外尋求賴以生存的物質與財富，將遙遠的外部世界作為謀生的必由之路，華夏子民向來安土重遷，自給自足，不到迫不得已不會輕易離開自己的家園而向外發展。
因果循環，這樣的地理環境造就了這樣的人，這樣的人又鞏固了這樣的地理環境，環境與人的相互作用最終形成了中國文化追求“穩固平和”的底色，而這“穩固平和”從來都不是父權制社會所要弘揚的“陽剛”文化，“穩固”趨靜，“平和”趨柔，而女性常靜、女性柔順是《易經》里規范了的女性氣質，因而中國文化的底色其實具有濃郁的女性氣質。偏居于南方荊湘秀麗山水之間的楚人更是集天地之靈秀。
2.陰柔浪漫的荊楚文化。宋人黃伯思《新校序》云：“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經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屈原的作品有著鮮明的南方楚地的地域文化特色，楚地、楚物，屬于物質形式的楚文化，楚語、楚聲是非物質形式的楚文化。前者是指楚地的自然景觀，后者則言楚之人文景觀，二者共同構成了屈原作品的“物境”。而詩歌無非包括物境與情境二端，獨特的物境，正是獨特的文學地域風格之表征。
江南草長，洞庭始波，屈原多造惝恍迷離柔麗物境之所由也，所以劉勰《文心雕龍?物色》云：“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鑒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南方凄惻綿麗的山水云煙構成了屈原詩歌的“自然物境”，而這“丈夫早夭”的物境里花草繁盛、芬芳襲人，無疑具有一種陰柔的女性之美。
3.巫歌的女性化審美價值取向。傳說中國最早的巫樂起源于夏啟時，《楚辭》云：“夏啟《九辯》與《九歌》，上帝三嬪?！薄跋暮箝_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而下?！庇伞冻o》中的《九歌》可知，夏啟時的《九歌》應也是巫歌，而其《九辯》與《九歌》產生于同一情境必也是巫歌無疑。《尚書?伊訓》云：“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闭沁@曼妙美人婉媚的歌聲和妖艷的舞姿使得“夏康娛以自縱”。女人在這種音樂中的地位之重要也可想而之，女人是巫歌巫舞的表演者，沒有了這曼妙美麗的女子，這音樂又何以娛人娛神？女樂之媚惑人心的力量在楚俗招魂中也可見一斑：容修態，b洞房些。蛾眉曼綠，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用容修態的女樂來招睞鬼魂，可謂極具誘惑力。在《楚辭?招魂》的描寫中女樂之美色濃墨重彩，可知美女是其美樂的前提，無其美女，便無其美樂。美女的誘惑力是主要的，而歌舞可更大地增生其誘惑力，因而為了更好地發展女性的媚態，配合女人輕逸的紗衣、纖細的腰肢，其歌曲創作也必然是符合女性審美價值觀念的柔媚風情，巫歌傳統的陰柔側艷的女性化風格得以建立。
諸多專家已論證了《離騷》的巫歌形式。聶石樵先生在《先秦兩漢文學史稿》中云：“屈原采取楚地之聲調，將民間祭歌加工、修潤成《九歌》，又由《九歌》演變成《離騷》、《天問》等鴻篇巨制?！薄峨x騷》既是巫歌，自然秉有巫歌傳統的女性化風格。
（二）社會淵源
1.男臣與妻妾同“道”的家國同構的社會模式。眾所周知，在中國古代父系宗法社會里，社會結構的基本特征即家（夫妻）/國（君臣）同構?！吨芤?坤?文言》云：“坤，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臣子在君臣關系中所處的位置與妻妾在夫妻關系中所處的位置是類同的，都處于弱勢附庸的地位，這種君臣與夫妻的對等關系可以泛化為君臣與男女的對等關系，這就是后世君臣與男女的社會學基礎。這種在君主面前絕對的附庸地位很大程度地抑制了男子為父為夫的相對的陽剛之性，這種絕對的附庸地位也使中國男人一直生活在君主絕對權威的壓抑環境之中，如同女性一直生活在男性絕對權威的壓抑之中，進而使其本性中的征服、進攻的雄性特征被洗蝕、沖刷為零星，而“拋光”了一層女性化的軟弱與無奈。怨憤難平卻又無可奈何，這便是“逐臣”與棄婦或失戀女子的相通之心理，或者說在君主面前“逐臣”所扮演的無疑就是棄婦或失戀女子的角色。屈原作為楚懷王之“逐臣”，自然曾有這種棄婦式或失戀女子式的心理體驗。
2.戰國的男寵風氣。孫次舟先生提出，戰國時代有崇尚男性姿容和男性的姿態服飾以模擬女性為美的風氣。有史可證，其論確也?！赌?尚賢篇》云：“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好美者也?！薄盾髯?非相篇》亦云：“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于女子。”這樣的男寵常常是主人身邊極為貼近的侍從或色藝才人，他們如同金絲籠里的鳥、玻璃缸內的魚，供主人玩弄、消遣。對于君主而言，文學侍從之臣正是這樣的消遣對象，由《離騷》知文學侍臣屈原之注重內美與外秀，眉清目秀、舉止嫻雅正符合于這樣的風俗與心態。這種男寵盛行的風氣，亦或也是女性化審美心理的一個緣起。
二、從文本與作者的關系探求《離騷》女性意識形成的心理動因
文化是抽象的東西，它必須有載體才能表露出來，最主要的載體是文人，有文化的人。劉勰，“然屈平所以能洞鑒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指出了創作活動受自然環境的影響，宋代李覯《遣興》詩云：“境入東南處處清，不固辭客不傳名。屈平豈要江山助，卻是江山遇屈平。”李覯卻反過來說：“屈平豈要江山助，卻是江山遇屈平”，揭示了不同的審美心理結構對同一種地理的自然之景也會有截然不同的審美感受和表現形式，因而作為文化傳載人的創作主體對于其作品的獨特風格才真正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屈原的特殊審美心理結構也是《離騷》女性意識形成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而其特殊審美心理結構的形成與其個人的身世與經歷又是密不可分的。
1.文學弄臣的身份。聞一多先生從宋玉的職業勘出了屈原的身份，宋玉是“陪著君王說說笑笑、玩玩耍耍的一個‘面目姣好，服飾華麗的小伙子’，態度并且很不莊重?！倍斡袷恰白媲畯娜蒉o令”的，那么屈原的文學侍臣之身份亦可以推知，且屈原《惜往日》有云：“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詩?！币酁樽糇C，屈原為懷王所寵時，曾受命作詩，這自然是文學侍臣之份內事。
文學侍臣是貼近君主最近的人，其體驗類似女子式的附庸感比其他臣子都要強烈，伴君如伴虎，他們每天生活在君主的絕對權威之中，以文筆取悅君主，如同金絲籠里的鳥、玻璃缸內的魚，是君主的，他們同服侍君主的姬妾一樣，只是以不同的技倆服侍君主而已。他們是精神抑制得最為深入的男臣，面對君主，取悅與討好是他們生存的全部狀態，而依賴與軟弱是其對于君王的情感特征，如此，他們的生活情境幾乎同于男子之妻妾，陽剛本性早已在每天的壓抑中淹沒殆盡。
屈原作為文學侍臣，曾得懷王寵信，亦曾被懷王棄置，其被動、無奈于君主的絕對權威之體驗，不可謂不格外深切，這種強烈的抑制情結產生的同時，亦為其女性意識的升騰騰出了空間。
2.對中原“君子”理想人格的接受。楚國雖地處南蠻，但對于中原文化還是有一定之接受的。《國語?楚語》記載：“莊王使士傅太子箴，士問于申叔時。申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從善而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春秋、詩、禮等都是中原文化的精神寶典，卻為楚國的太子，王位的繼承人必學之箴，則楚國自上而下宣揚的文化中必然有一定的中原文化。
離騷原文范文3
原文：
《重午乏酒戲成》朝代:宋 作者:韓淲
小樓清坐意何如，休沐雖閑嘆索居。
解粽未忘良夜飲，研朱猶作午時書。
離騷原文范文4
2、出自：《離騷》是中國戰國時期詩人屈原創作的詩篇，是中國古代最長的抒情詩。
3、原文節選：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飲余馬于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驅兮，后飛廉使奔屬。
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
離騷原文范文5
關鍵詞：《史記》 文學批評 金圣嘆 評點
中圖分類號：I2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7）09-0091-02
一、關于《史記》文學批評的發展
《史記》的文學價值的發現比其史學價值發現得晚。學界普遍認為《史記》的文學價值的真正研究是在明代開始的。明代關于《史記》的研究出現高峰，有大量的史評與史抄，還有各類輯評，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凌雅隆的《史記評林》。王世貞曾為其作序，將《史記》評價為“良史至文”，并且認為《史記》的文學價值與史學價值一樣重要，要兩方兼顧。而之后的著名文學家金圣嘆更是獨辟蹊徑，為《史記》的文學研究開辟了新視角、新方向，其將《史記》列為“六才子書”之一，與《水滸傳》《西廂記》《莊子》《離騷》《杜詩》并列。
而《史記》研究與評點在明代之前也從專門的史書研究向文學作品研究過渡。
兩漢之際，《史記》研究與評點還更多地站在歷史敘事的角度，關注的主要還是史筆，不是文筆。但是也有個別文學家或文學批評家認識到了《史記》的文學價值。比如班固在其《漢書?公孫弘等傳贊》中曾云：“漢之得人，于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款；……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其余，不可勝計！”①此處班固將司馬遷與司馬相如歸于一類，重點突出了《史記》的文學性，在當時是不多見的。
唐朝時期，《史記》的史學地位確立，《漢書?藝文志》以《史記》為正史之首。而《史記》的文學地位也正在提升。韓愈等文學家們倡導的古文運動提出效仿先秦兩漢的散文，其中就提到《史記》的文學價值。古文運動將《史記》作為學習的模范，但是這種模仿與學習功利性還是很強。同時唐朝人也同樣注重學習《史記》的文風，唐朝恢弘大氣，注重修史，同時也喜愛《史記》壯闊的風格。柳宗元稱贊《史記》文章“峻潔”，韓愈評其“雄深雅健”。
宋代開《史記》文學評論風氣，從文學角度點評《史記》，研究其表現手法、文學形象。歐陽修是師法《史記》最經典的人物，蘇軾曾經評價其“記事似司馬遷”。而蘇洵發現了《史記》經典的“互見法”，即在本傳中展示人物的主要性格，在其他人的傳記中展現此人物的其他性格。北宋文人馬存長于史論政論，寫就《贈蓋邦式序》中重點探討了司馬遷游歷經歷對于《史記》文風的影響，其中的“非直為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后吐而為書” 的觀點影響了后代的《史記》研究。
元代是久負盛名的戲曲時代，《史記》中的故事與傳記被改編成戲劇，在當時有助于史記中的文學歷史知識的傳播。元代是少數民族執政的時期，漢人知識分子的地位低下，做《史記》研究的不是很多，沒有著名的專著出現。
明清時期“《史記》熱”形成。如上文所說的明代的史抄與史評風靡一時。原因之一就有明代前后七子派與后來的唐宋派提倡的不同程度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運動。對于《史記》文學研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明末清初的大文學家金圣嘆，其研究《史記》的方法前無古人后無來者。金圣嘆將《史記》這樣一本大眾眼中的史書，當作一本小說來閱讀，來點評，將其觀點收錄在《金圣嘆評點才子古文》中，在《史記》評論界有不小的影響。
二、金圣嘆評點《史記》
金圣嘆在《金圣嘆評點才子古文》中點評了《史記》中的五篇文章的節選，分別是《項羽本紀贊》《孔子世家贊》《伯夷列傳》《酷吏列傳序》《太史公自序》。金圣嘆將《史記》當成小說來解讀，將《史記》的文學價值放大，并且其評論方法也是前人的集大成者。之前的凌雅隆、李贄等也對《史記》的文學批評研究有一定的建樹，而金圣嘆則直接將其列為“六才子書”之一，提出了驚人的見解并且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其研究《史記》的方法著重于文學筆法，不看重史學筆法，讓人耳目一新。
金圣嘆在《項羽本紀贊》中做了如下評點：“此斷項羽全不師古，其亡固宜。只是起于暴興，卻是何故？凡作一揚三抑。注意正在豪杰‘不可勝數’句。言除卻重瞳，更不可解?！雹冢ā督鹗@評點才子古文》）
原文中：“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字’，又聞項羽亦重瞳子。”③（《金圣嘆評點才子古文》）此處評點認為《項羽本紀》通篇聲勢浩大，但是在夸獎項羽的時候，卻只是說其目重瞳，此處運用夸張地手法言明司馬遷寫《史記》時使用的寫作手法之一，夸張描寫。原文中先寫項羽“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候，政由羽出，號為霸王?！雹艽藶樵u點中“一揚三抑”中的“一揚”，而后文緊接著敘述“……難已”這為第一“抑”，接著“……過已”此為第二“抑”，“豈不謬哉！”這“一揚三抑”，展現了《史記》敘述手法的高妙之處，描寫人物時充分展現人物性格，讓項羽這個歷史人物鮮活生動地展現在讀者眼前，其文學價值躍然紙上，呼之欲出。
又如金圣嘆在《孔子世家贊》中評點：“贊孔子，又別作異樣淋漓之筆，一若想之不盡，說之不盡也，所謂觀海難言也?！?/p>
此評點中專門指出司馬遷善于煉字煉句，文章通篇布局，有理有據，情節以及發展順理成章。原文中有：“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此句承上啟下，是本段中的過渡句，此句前文寫所見的關于仲尼的事物與景象，內心充滿了敬仰之情，而此句后引出關于仲尼的評論與所思所感，引發司馬遷結合自身經歷的感慨。全篇布局合理恰當，讓讀者閱讀時有順著臺階而上的尋覓之感，不會枯燥無味。
除此之外，金圣嘆還對司馬遷寫《史記》所寄托的感情進行了評點，認為其情感之深沉真摯，既體現在《史記》中的人物身上，又體現在行文的過程中。金圣嘆贊美其隱忍以成就功名的深沉情感，并且對此類人物有著極高的評價：“棄小義，雪大恥”。在評價《伍子胥列傳》中評點伍子胥“隱忍是烈丈夫”；并且在《越王勾踐世家贊》中贊譽越王勾踐隱忍成就大業。司馬遷因為自身的經歷所以對此類人物有極大的贊譽之情，這也是司馬遷文化復仇，發奮著書，著書立說的體現。體現了《史記》中蘊含的情深似海。
《史記》的文學批評的發展經歷了各朝歷史，到金圣嘆這一獨辟蹊徑的評論家，已充分讓讀者認識到其“無韻之離騷”的本質，《史記》的文學價值與其史學價值一樣熠熠生輝。
注釋：
①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3：256.
②金圣嘆.金圣嘆評點才子古文[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116.
③金圣嘆.金圣嘆評點才子古文[M]. 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116.
④司馬遷.史記[M]. 北京：中華書局，2003：167.
⑤金圣嘆.金圣嘆評點才子古文[M]. 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118.
參考文獻：
[1]宋秀秀.金圣嘆評《史記》之“精”――金圣嘆理論對閱讀《史記》的啟發[J].宜春學院學報，2014（2）.
離騷原文范文6
[關鍵詞] 《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總目》 ；紀曉嵐
[中圖分類號] G256.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1763（2016）06―0008―13
Abstract：In 2011 a photocopy was published of the Tianjin Library copy of Ji XiaoLan's manuscript draft of the Siku Quanshu Zongmu.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material wa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study of the Siku Quanshu Zongmu since it provides firsthand information to help understand the methods of editing and revising that text. For philological study of the Siku Quanshu Zongmu， the time that this manuscript was compiled is key to determining its academic value and to understanding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of the text.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investigate the time that this manuscript was compiled. Previously， both Professor Liu PuQiang， of Beijing University， and I published articles on the issue of dating， arriving at different conclusions since there were some flaws in our original attempts. As a result， there was no consensus and the issue needs further discussion before it can be resolved. This article continues those previous studies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dating and therefore the proper position of this manuscript within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of the Siku Quanshu Zongmu， thereby establishing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is manuscript for research.
Key words： Siku Quanshu； Siku Quanshu Zongmu；Ji XiaoLan
一 前 言
2011年影印出版的《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以下簡稱“津圖《紀稿》”），是現存《四庫全書總目》稿本中，最新也是最先影印出版的資料。此一文獻的出版，對《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方式與修訂重點，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對《四庫全書總目》的文獻研究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就《四庫全書總目》的文獻學研究而言，此一稿本的編纂時間究竟在何時，是確定本稿本學術價值與判定《總目》編纂過程的重要關鍵，因此探討此一稿本的編纂時間，自然是刻不容緩的要務。此前，筆者與北大歷史系劉浦江教授曾先后，討論此一稿本的編纂時間，雖然結論不同，但由于不同的原因，使得我們的初步嘗試，都有或多或少的瑕疵，并]有_到原本預期的目的，這是一個缺陷，有待于重新的探討與論定。
二 “津圖《紀稿》”內，另有誤羼入的
其他《總目》稿本殘卷
由于“津圖《紀稿》”并非完本而是殘稿，雖說如此，殘存的稿本仍有七十卷之多，為《總目》全書的百分之三十五，份量相當可觀。但通讀整部“津圖《紀稿》”，會發現影印問世的這部書稿，其實羼入了一些不屬于此一稿本的其他《總目》的殘卷，在進入主題討論“津圖《紀稿》”的編纂時間前，有必要先將這些殘卷加以剔除，以便就完整的“津圖《紀稿》”進行較深入的討論，這是進行本文論述時應優先處理的部分。
誤收入“津圖《紀稿》”的其他《總目》殘卷，包括影印本的卷七十七（史部三十三）、卷一三六、一三七（子部四十六、四十七）及卷一五一（集部四），這些殘卷的版式與“津圖《紀稿》”影印本的其他部分明顯不同，差異相當清楚，極易加以區隔。以下就此先行討論：
1.卷七十七除卷端標“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七”，小題標“史部三十三”外，未標“地理類存目六”。僅首葉版心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七”，既無邊欄、魚尾，亦未標部類名稱，更缺頁碼，全卷皆如此。又于卷末標“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七”，與“津圖《紀稿》”他卷體例不同。加以所收各書錯簡極多，排列順序混亂，常有前后顛倒，排列次序多異于殿本、浙本的現象，如：a.《崇恩志略》七卷下接《晉錄》一卷、《長溪瑣語》一卷…；b.《增補武林舊事》八卷、《帝京景物略》八卷下接“右地理類古跡之屬三十七部三百七十二卷皆附存目。”《豫章今古記》一卷、《西湖繁勝錄》一卷…。
竊臣于乾隆五十一年奏請刊刻《四庫全書總目》，仰蒙俞允，并繕寫式樣，呈覽在案。續因紀昀等奉旨查辦四閣之書，其中提要有須更改之處，是以停工未刻。今經紀昀將底本?？蓖昕ⅲS加緊刊刻畢工。謹刷印裝潢陳設書二十部、備賞書八十部，每部計十六函，共一千六百函，恭呈御覽。其板片八千二百七十八塊，現交武英殿收貯。再，紀昀曾知會臣于書刊成之日，刷印四部，分貯四閣，茲一并印就，請飭交武英殿總裁照式裝潢，送四閣分貯。查是書便于翻閱，亦應聽武英殿總裁照向辦官書之例，集工刷印，發交京城各書坊領售，俾得家有其書，以仰副我皇上嘉惠藝林之至意。伏祈睿鑒?！对瓚舨可袝芪嫩嗫趟膸烊珪偰靠⒐に⒂⊙b潢呈覽折》（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m中朱批奏折），《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頁2374-2375。
可見乾隆五十一年（1786）即已著手刊刻《四庫全書總目》，其后因查辦四閣之書，其中某些書籍抽出或補入，原有提要必須因應更換；某些提要因有違礙不妥文字，也必須適當校改增刪，因而中止未刻。一直到紀昀完成整部書稿的訂正校勘工作，才重新恢復《總目》的刊刻作業。這一耽擱，延遲到乾隆六十年十一月，武英殿將這部書刊印完竣，《四庫全書總目》的最后定本，也就是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才正式面世，距離高宗皇帝核定編輯此書，已有二十余年。就此而言，《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的修改工作，至遲應在乾隆六十年十一月之前即已告竣，而“津圖《紀稿》”的編纂抄寫，其時間理應早于乾隆六十年十一月，這是“津圖《紀稿》”編纂時間的下限。簡而言之，“津圖《紀稿》”的編纂時間，必然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與乾隆六十年十一月這一段時間之內，以下即根據相關文獻記載，探討《津圖紀稿》較具體的編纂時間。
（一）就“卷首”體制的差異，可知“津圖《紀稿》”的編竣時間，不應早于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
此前，在拙撰《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的編纂時間與文獻價值》一文中，
夏長樸：《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的編纂時間與文獻價值》，《臺大中文學報》，第44期（2014年，3月），頁185-222。 筆者曾根據“津圖《紀稿》”卷首收有乾隆《御制詩》與《御制文》六卷，論斷“津圖《紀稿》”的編成時間應早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由于新證據的發現，于今看來，這個判斷有所誤差，必須依據考訂后的相關資料，重新加以推定。
“津圖《紀稿》”與“武英殿本”（以下簡稱“殿本”）、“浙江杭州刊本”（以下簡稱“浙本”）《總目》的最大差異，
本文所謂“武英殿本”，即乾隆六十年十一月由武英殿刊行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首四卷；所謂“浙江杭州刊本”，即乾隆六十年十月浙江杭州刊刻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首一卷。參崔富章：《文瀾閣四庫全書總目殘卷之文獻價值》，《文獻季刊》（2005年1月第1期），頁152-159。按：本文所用“武英殿本”，乃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10月影印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浙江刊本”，則為1965年6月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浙江杭州本。在于“卷首”部分。浙本、殿本《總目》的“卷首”雖有一卷、四卷的不同，但其包含的項目其實相同，也就是說二者都有“圣諭”、“進表”、“欽定四庫全書勘閱繕校諸臣職名”、“凡例”及“門目”等項目
殿本的“門目”，即目次。浙本在“凡例”之后之后各卷的目次，未另恕懊拍俊畢钅俊 。與二者相較，“津圖《紀稿》”的“卷首”則差別頗大，明顯不同，不僅缺少“進表”，同時亦無“欽定四庫全書勘閱繕校諸臣職名”。最大的區別則在于，“津圖《紀稿》”較諸浙本、殿本《總目》，另多出了六卷“御制詩”、“御制文”。亦即是“圣諭”之后，津圖《紀稿》”即接“卷首”之二、三、四、五、六，均為“御制詩”；“卷首”之七，則為“御制文”，然后才是“凡例”。此六卷“御制詩”、“御制文”的存在，為探討“津圖《紀稿》”的編纂時間，提供了極具參考價值的線索。
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十三日，清高宗在看過《四庫全書》館進呈的《四庫全書總目》稿本之后，下了一道上諭：
據《四庫全書》總裁奏進所辦《總目提要》內，請于經、史、子、集各部，冠以圣義、圣謨等六門，恭載列圣欽定諸書及朕御制、御批各種。所擬殊屬紛繁。…至閱其總目，特載朕前后修書諭旨及御題四庫諸書詩、文為卷首，所辦未為盡協?！端膸烊珪敷w大物博，將來書成之日，篇帙浩繁，舉何為序？所有歷次所降諭旨，列之總目首卷以當序，事屬可行。且官撰諸書，亦有以諭旨代弁言者，自不得不如此辦理。至朕題四庫諸書詩、文，若亦另編卷首，將來排列，轉在列朝欽定諸書之前，心尤未安。雖纂校諸臣尊君之意，然竟似《四庫全書》之輯，端為朕詩文而設者，然朕不為也。著將所進詩文六卷撤出，仍分列入朕御制詩文集內，俾各為卷首，則編排在列朝欽定諸書之后，而四庫書內朕所題各書詩文，列在本集首卷，庶眉目清而開帙了然。將此諭令館臣遵照辦理。欽此。
《諭內閣著將列朝御纂各書分列各家著撰之前并將御題四庫諸書詩文從總目卷首撤出》（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軍機處上諭檔），《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頁1289-1290。
這道諭旨的主要內容，對收入《四庫全書》的清代皇帝欽定諸書及各種御制、御批書籍的編排方式，做了明確的指示。其中有關《四庫全書總目》“卷首”的編輯內容，高宗頗有意見，他不贊成將自己的六卷御制詩、文編在卷首，認為此一作法違背倫常，有所不妥。因此明文要求將原已編入其中的六卷御制詩、文全部撤出，分別改列入御制詩文集內，不要再列為“卷首”。高宗對這件事極為在意，兩天之后，又再度下諭、重申此意，他說：
昨據四庫全書總裁奏進總目，請于經、史、子、集各部，冠以圣義、圣謨等六門。業經降旨，令將列朝御纂、御批、御制各書，分列各家著述之前，不必特標名目，并令將“卷首”所錄御題四庫諸書詩文撤出，分列御制詩、文各集之前，所以示大公也。所有四庫全書經、史、子、集各部，俱著各按撰述人代先后，依次編纂。至我朝欽定各書，仍各按門目，分冠本朝著錄諸家之上，則體例精嚴，而名義亦秩然不紊，稱朕折衷詳慎之至意。將此諭令館臣遵照辦理。欽此。
4.“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這六卷，與第一卷“圣諭”的末五條上諭，不應同時出現在同一書稿之中。
就常理而言，“津圖《紀稿》”的“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這六卷，與第一卷“圣諭”的末五條上諭，不能同時出現在同一書稿之中。此因“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這六卷，是“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與“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五日”接連兩道上諭下令要移除的對象。然而第一卷“圣諭”的末五條上諭，卻是這道上諭頒布并執行后的皇帝諭旨，時間等于或晚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這部書稿既然正式收入這些上諭，理論上必然已經處理了上述六卷文字，否則即是公然違背皇帝的旨意；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來說，這種狀r是不可能發生的。由此看來，收有第一卷“圣諭”的書稿，同時也不應保留上述六卷文字。上述論證若是無誤，則第一卷“圣諭”與“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這六卷，二者絕無可能編輯在同一部書稿中，因為這種處理方式必然會產生矛盾，也難以自圓其說。
上述現象的合理解釋應是：此二者分屬于不同的稿本，其后整理時因故匯編在“津圖《紀稿》”中?？梢源_定的是，“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六卷是時間較早的書稿，第一卷“圣諭”則屬于較晚的書稿，既然同為《總目》稿本，北京故m整理時未加分辨，徑自將其合編在一起，因而成為“津圖《紀稿》”的一部分，這就是“津圖《紀稿》”影印本的目前狀態。
5.“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六卷，不應納入“津圖《紀稿》”。
既然第一卷“圣諭”與“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六卷這兩組資料，不能同屬于一部書稿，那么究竟哪一組不屬于“津圖《紀稿》”呢？就目前“津圖《紀稿》”的內容來看，應該是“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六卷這一組。原因在于“津圖《紀稿》”的“凡例”第二條有如下的記載：
其歷代帝王著作，從《隋書.經籍志》例，冠各代之首。至于列朝皇制、皇上御撰，揆以古例當弁冕全書。而我皇上道秉大公，義求至當，以《四庫》所錄，包括古今，義在衡鑒千秋，非徒取尊崇昭代。特命各從門目，弁于國朝著述之前。此尤圣裁獨斷，義愜理精，非館臣所能仰贊一詞者矣。
“津圖《紀稿》”，頁1-278，“凡例”。
這一段敘述，呼應了上述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十五日先后發出兩道要求將乾隆御制詩、文六卷從卷首撤出，“分列入朕御制詩文集內”的上諭。
《諭內閣著將列朝御纂各書分列各家著撰之前并將御題四庫諸書詩文從總目卷首撤出》（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軍機處上諭檔），《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頁1289-1290。參看劉浦江：《天津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殘稿研究》，《文史》，2014年第4輯（總第109輯），頁163-184。 換言之，“津圖《紀稿》”的卷首部分，除了保留有關修書的“圣諭”作為御制序之外，理論上已不應再收入高宗御制的詩、文。既然“凡例”有此明文，則上述兩組資料中應排除哪一組，已經十分清楚，亦即“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這六卷御制詩、文不應保留在“津D《紀稿》”這一書稿之內。
基于上述所舉各點，可以確定目前置于“津圖《紀稿》”卷首的“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這六卷御制詩、文，原本屬于另一版本，其編纂時間早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與“津圖《紀稿》”并非同一部書稿，不能因北京故m移交給天津圖書館時已編輯在一起，
李國慶：《影印紀曉嵐刪定本四庫全書總目稿本前言》云：“天津圖書館收藏四庫館臣寫本《總目》共計三部，除上舉的這部紀曉嵐刪定《總目》殘存稿本之外，另外兩部，均無刪改批校文字?！@三部《總目》均是殘本，蓋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期（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隨同其他近百部古籍，由故宮博物院無償撥給了當時的天津市人民圖書館（即今天的天津圖書館）?！币姟敖驁D《紀稿》”，卷首，頁2。 即認定同屬于一部書稿。因此，討論“津圖《紀稿》”的編纂時間時，上述卷首的“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這六卷御制詩文，也應比照卷七十七（史部三十三）、卷一三六、一三七（子部四十六、四十七）、卷一五一（集部四）等卷的處理方式，將其排除在“津圖《紀稿》”之外，不列入討論范圍。
就此而言，“津圖《紀稿》”卷首“圣諭”部分所收最末一條時間既然已為“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則“津圖《紀稿》”的編纂時間必然晚于這個時間，也就是說，“津圖《紀稿》”應為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以后的稿本。
（二）由收錄李清《諸史同異錄》等書，可知“津圖《紀稿》”的編纂時間應早于乾隆五十二年三月
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月，在審閱四庫全書館進呈的續繕三分書時，清高宗發覺李清所撰《諸史同異錄》書內竟然有世祖順治皇帝與明崇禎四事相同的記載，震怒之下，立即下令撤出此書加以銷毀：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內閣奉上諭：四庫全書處進呈續繕三分書，李清所撰《諸史同異錄》書內，稱我朝世祖章皇帝與明崇禎四事相同，妄誕不經，閱之殊堪駭異?！藦那安檗k遺書時，該省及辦理四庫全書之皇子大臣等未經掣毀，今續三分全書，猶復一例繕錄，方經朕摘覽而得，甚屬非是?！兴拈w陳設之本及續辦三分書內，俱著掣出銷毀，其《總目提要》亦著一體查刪。欽此。
《諭內閣將諸史同異錄從全書內掣出銷毀并將總裁等交部議處》（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軍機處上諭檔），《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頁1991-1992。
此事影響極大，牽連范圍甚廣，李清的著作當然全都自《四庫全書》撤出銷毀。全面清查之下，連帶的周亮工、吳其貞等人的著作也遭波及，一并自《全書》撤出銷毀；不僅如此，《四庫全書》所收各書，只要提要內容涉及上述諸人的文字、書名，也都遭到牽連，必須刪除改動?！端膸烊珪啡绱耍端膸烊珪偰俊芬膊焕?，一概都要查刪處理。換言之，乾隆五十二年以后的《總目》稿本，理論上不應再收有上述諸人的著作提要，各書提要內容也不容許再出現上述諸人的名字與著作名稱。
禁令如此嚴峻，“津圖《紀稿》”的提要與文字卻與禁令并不一致。就筆者翻閱所得，“津圖《紀稿》”雖是殘本，但卻保存了不少李清、周亮工等人的著作，以下逐一條列說明：
1.李清《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卷五十，史部別史類）
“津圖《紀稿》”（頁3-621）在郝經《續后漢書》、薛虞畿《春秋別典》二書之間，原有此書。卷數原作“一百五卷”，紀昀改為“一百九十一卷”。
紀昀夾簽條云：“《南北史合注》已撤去，此提要應刪。存查。”
2.周亮工撰《書影》十卷（卷一二二，子部雜家類六）
“津圖《紀稿》”（頁5-149）在孫承澤《春明夢馀錄》、王士禎《居易錄》二書之間，原有此書。
紀昀將此條刪去。
3.周亮工編《賴古堂藏書》無卷數（卷一三四，子部雜家類存目十一）
“津圖《紀稿》”（頁5-552）在李曰滌《竹裕園筆語》、張潮《昭代叢書》二書之間，原有此書。
夾簽條云：“《藏書》周亮工編。宋字刻本已刪，底本亦應，以歸畫一?！?/p>
4.周亮工撰《賴古堂詩集》四卷（卷一八一，集部別集類存目八）
“津圖《紀稿》”（頁8-16）在高爾儼《古處堂集》、孫廷銓《b亭文集》二書之間，原有此書。
紀昀將此條刪去。
上述四書，“津圖《紀稿》”原有，其后浙本、殿本均已刪除不存。
著作之外，“津圖《紀稿》”各書提要中，依然存有不少涉及李清、周亮工等人的文字，例如：
1.明楊慎撰《丹鉛馀錄》十七卷、《續錄》十二卷、《摘錄》十三卷、《總錄》二十七卷（卷一一九，子部雜家類三）：
“津圖《紀稿》”（頁4-563）此書提要“慎博覽群書，喜為雜著”下，原作：“周亮工嘗刊其書目，凡二百馀種”；又“是編出而諸錄遂微”下，原作：“然周亮工《書影》稱其訛字如落葉”。
紀昀未改動。
文淵閣本《四庫全書》《丹鉛余錄》書前提要亦未改。
殿本（頁3-582）改為：“計其平生所⒙跡不下二百馀種”；“然書帕之本，校讎草率，偽字如林”。
文溯閣本《四庫全書》《丹鉛余錄》書前提要改作：“流傳甚多，世行書目，凡二百余種”、“然鋟版失于校讎，其訛字如落葉”；文津閣本《四庫全書》書前提要作：“其生平所著之書目，凡二百余種”、“然或者稱其訛字如落葉”。按：此處所謂“文溯閣本《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指的是《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閣本四庫全書提要》（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9年）；所謂“文津閣本《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指的是四庫全書出版工作委員會編：《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浙本（頁1025）同殿本。
2.唐封演撰《封氏聞見記》十卷（卷一二，子部雜家類四）
“津圖《紀稿》”（頁4-638）此書提要“元陰時夫《府群玉》實源于此”下，原作：“而周亮工《書影》稱真卿取句首字”。
o昀未改動，惟夾簽云：“六頁前八行 周亮工”。
殿本（3-599）未改，同“津圖《紀稿》”。
文淵閣本、文溯閣本、文津閣本《四庫全書》《封氏聞見記》書前提要均未改。
浙本（頁1033）改為：“而后人不察，有稱真卿取句首字不取句末字者，其說為杜撰欺人?！?/p>
3.清李瀅撰《懿行編》八卷（卷一三三，子部雜家類存目十）
“津圖《紀稿》”（頁5-460）此書提要，“揚州興化人”下，原有“李清之從弟也”六字。
紀昀刪去：“李清之從弟也”六字。
殿本（頁3-820）、浙本（頁1130）同紀昀所改，均刪除此六字。
4.明祝彥撰《祝氏事偶》十五卷（卷一三八，子部類書類存目二）
“津圖《紀稿》”（頁6-159）此書提要“義相仿而例則各殊”下，原作：“后來李清之《諸史同異》、周亮工之《同書》，其體實權輿于此。然彥采摘疏略，不能及李、周書之精密?！?/p>
紀昀改為：“大致與周亮工之《同書》，約略相似，而不能及周書之精密。”
殿本（3-913）作：“大致與同時陳禹謨之《駢志》約略相似，而不能及陳書之精密?！?/p>
浙本（頁1171）則作：“大致與后來方中德《古事比》約略相似，而不及其精密。”
5.明馬之駿撰：《妙遠堂集》四十卷（卷一八，集部別集類存目七）
“津圖《紀稿》”（頁7-569）此書提要“文二十六卷”下，原作：“周亮工《書影》引張綠居之言曰……觀亮工所記，即之駿之詩可知矣”凡百二十字。
紀昀刪去兩處“周亮工”字樣，內容成為：“張綠居之言曰：“新野馬仲良同鐘伯敬起家庚戌進士，自造新聲，偕吳門王留亦房唱和，其詩抉鏤性靈，鮮警秀異，足以移易一世。王、馬之名，宜與鐘、譚并。乃世惟口鐘、譚，不及二子，則為仲良者，不幸而詩不播于天下，為風氣所歸。抑幸而不列變中，得免世詆訶耶?！庇^此則之駿之詩可知矣?！?/p>
文溯閣抄本（1a-1b）同“津圖《紀稿》”原文。
殿本（4-816）、浙本（頁1622）此段文字均改為：“萬歷季年，文體漸變，竟陵鐘惺、譚元春倡尖新幽冷之派，以《詩歸》一編易天下之耳目。之駿于惺為同年，亦與王W登之子留造作新聲，務以鮮警秀異相倡和，均別派也。鐘、譚之名最盛，后來受詬亦至深。之駿與留名不甚盛，故所作亦如花香草媚，不久自萎，談藝者遂不復抨擊，此集蓋偶爾得存耳”一百十七字，唯浙本作“不久而自萎”，多一“而”字。
6.清張習孔撰《貽清堂集》十三卷《補遺》四卷（卷一八一，集部別集類存目八）
“津圖《紀稿》”（頁8-105）此書提要“多直抒胸臆”下，原作：“無明末鉤棘纖佻習。施閏章序其詩，而周亮工序其文，蓋其趨向于二人為近也?！?/p>
紀昀刪去“施閏章序其詩，而周亮工序其文，蓋其趨向于二人為近也”二十三字，僅存：“無明末鉤棘纖佻之習也?！?/p>
文溯閣抄本（54a）同“津圖《紀稿》”原文。
殿本（頁4-863）同紀昀所改。
浙本（頁1643）則刪去“而周亮工序其文”七字。
7.清高阜撰《三蘇談》五十卷（卷一九四，集部總集類存目四）
“津圖《紀稿》”（頁9-391）此書提要“祥符人”下，原有：“與周亮工友善，此書以烏絲欄繕寫，板心有“賴古堂”字，猶亮工家舊鈔本也”二十九字。
紀昀刪去此二十九字。
文溯抄本（5a-5b）同“津圖《紀稿》”原文。
殿本（5-191）、浙本（頁1768）均同紀氏所改。
類似例子，仍有許多，不再一一詳舉。
如：[明]傅文兆《羲經十一翼》二卷（卷七，易類存目一）、[明]張萱撰《疑耀》七卷（卷一一九，子部雜家類三）、[明]陶宗儀編《說郛》一百二十卷（卷一二三，子部雜家類七）、[宋]趙崇絢撰《u肋》一卷（卷一三五，子部類書類一）、[明]李夢陽撰《空同集》六十六卷（卷一七一，集部別集類二十四）、[清]程正揆撰《青溪遺稿》二十八卷（卷一八一，集部別集類存目八）、[清]吳嘉紀撰《陋軒詩》四卷（卷一八二，集部別集類存目九）、[明]張溥編《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一百十八卷（卷一八九，集部總集類四）、[明]唐汝詢撰《唐詩解》五十卷（卷一九三，集部總集類存目三）、[清]鄭方坤撰《全閩詩話》十二卷（卷一九六，集部詩文評類二）等提要，均有涉及李清、周亮工等人或其著作的文字，有的遭墨筆刪除，有的改為其他文字，也有遺漏未改動的，各種情形都有。 上述所舉這些出現于“津圖《紀稿》”中的李清、周亮工等人名及其著作，大致上都在紀昀修改時墨筆刪除，或加以改寫。
有關各本《四庫總目》中，李清、周亮工等人著作及姓名遭修訂的詳細狀r，前舉陳垣《四庫提要中之周亮工》一文，有詳細的比對討論，請參看。 少數未改者，可能是一時疏忽，]有注意到，遂成了漏網之魚。這些更改刪減修訂，都應是乾隆五十二年三月之后所為?！敖驁D《紀稿》”既然完整收有這些資料，其上又存有紀昀以墨筆在稿本上修改更動的痕跡，正足以證明“津圖《紀稿》”的編纂寫定時間，必然早于乾隆五十二年三月。
（三）從丁煒所著《問山集》的銷毀，可以證明“津圖《紀稿》”的編纂時間應早于乾隆四十八年四月
乾隆四十八年（1783）四月，軍機大臣上奏，建議銷毀丁煒所著的《問山集》一書，奏折上說：
前蒙發下丁煒所著《問山集》四本，臣等詳細閱看，其中字句謬妄之處，謹逐一簽出呈覽。查是書經兩淮采進，現在《四庫全書》列入存目。前此該總纂等因存目書內恐有違礙應毀之本，呈請總裁奏明，派員覆閱辦理。而是書因該館提調遺漏送閱，是以未經列入匯奏應毀之數，應請即行撤毀，其存目之處一并扣除。并行文福建巡撫雅德查出板片，解京銷毀。至從前遺漏之該提調官，應請交部議處?？傋牍傥唇洸槌?，亦屬疏忽，應請一并交部察議。謹奏。
《軍機大臣奏列入全書存目之問山集字句謬妄請即撤毀片》（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七日，軍機處上諭檔），《纂修四庫全書n案》，頁1726-1727。
丁煒所著的《問山集》一書，高宗認為內容有問題，發交軍機大臣嚴加審核。軍機審閱結果，認為內容字句頗有“謬妄”，有所不妥，建議從《四庫總目》存目中抽出銷毀，同時懲處遺漏送閱的失職官員。此事經高宗皇帝同意后，即銷毀是書，并對相關官員分別予以懲處。
《諭內閣遺漏銷毀問山集之總纂等官著分別罰俸》（乾隆四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起居注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頁1730-1731）
《問山集》具體內容如何，因原書未見不得而知，該書提要謂：“煒以長短句擅長，詩文亦清切典雅，不涉王、李、鐘、譚之派。然醞釀未深，微傷于薄?！?/p>
“津圖《紀稿》”，卷一八四，集部別集類存目十一，頁8-305，《問山詩集》十卷《文集》八卷《紫云詞》一卷提要。 就此來看，此書文學成就雖不算高，卻也看不出觸犯政治忌諱之處?！敖驁D《紀稿》”卷一八四集部別集類存目十一，許尚質《釀川集》、陶季《舟車初集》之間，仍有丁煒《問山詩集》十卷《文集》八卷《紫云詞》一卷提要（兩淮馬裕家藏本）。天津圖書館藏文溯閣抄本《四庫總目》（頁3）刪除了丁氏原書，在《釀川集》、《舟車初集》之間，補入張錫爵《吾友于齋詩抄》八卷（浙江巡撫采進本）
張錫爵《吾友于齋詩抄》提要云：“國朝張錫爵撰。錫爵字擔伯，號中巖，嘉定人，寄居吾將。其詩酷摹王士禎，亦往往得其一體。其齋名“吾友于”者，取杜甫《岳麓寺》詩：“山花山鳥吾友于”語也?！保徽惚尽端膸炜偰俊罚?665），亦刪除丁氏原書，另在《釀川集》、《舟車初集》之間，補入尤世求撰《南園詩鈔》十卷（江蘇巡撫采進本）
尤世求《南園詩鈔》提要云：“國朝尤世求撰。世求字念修，長洲人。官南充縣知縣。是集分《金臺草》一卷，《永壺草》二卷，《湛華草》一卷，《懷新草》二卷，《沁雪草》二卷，《逢辰草》一卷，《都歷草》一卷。世求為侗之孫，故詩格亦與《西堂雜俎》相近?！?。至于殿本《四庫總目》（頁4-915），則完全刪除了丁氏書，未再補入他書。
就“津圖《紀稿》”原有丁煒《問山詩集》十卷《文集》八卷《紫云詞》一卷提要，而紀昀修訂時將其提要完全刪去的現象觀察
“津圖《紀稿》”丁煒《問山詩集》十卷《文集》八卷《紫云詞》一卷，書名下有紀昀墨筆“扣”字。，則“津圖《紀稿》”的編纂應在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七日之前即已完成，否則即與上述軍機處檔案的記載抵觸。
（四）由《契丹國志》、《離騷圖》二書提要的修訂改纂，可以推知“津圖《紀稿》”的編纂時間應在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之前
“津圖《紀稿》”中有兩部補纂與補繪的書籍，由于各本書前提要著錄校上的時間晚于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對探討“津圖《紀稿》”的編纂時間造成障礙，此處擬一并討論，以確定“津圖《紀稿》”的編纂時間。這兩部書即宋葉隆禮奉人撰的《契丹國志》與清蕭云從所畫并注的《離騷圖》。前者文溯閣、文津閣書前提要著錄的校上時間分別為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四十九年十一月；后者補繪后易名《欽定補繪離騷全圖》，文淵閣、文溯閣、文津閣書前提要著錄的校上時間同為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都在乾隆四十八年四月之后，又該如何解釋呢？以下就此進行討論。
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月，清高宗下令對南宋葉隆禮奉人撰的《契丹國志》這部書進行修訂，在上諭中，他詳細說明了對這部書的不滿：
其說采摘《通鑒長編》及諸說部書，按年臚載，鈔撮成文，中間體例混淆， 書法訛舛，不一而足。如書既名《契丹國志》，自應以遼為主，乃卷首年譜，既標太祖、太宗等帝，而事實內或稱遼帝，或稱國主，豈非自亂其例？又是書既奉南宋孝宗茸，而評斷引宋臣胡安國語，稱為胡文定公，實失君臣之體。甚至大書遼帝紀元于上，而以宋祖建隆等年號分注于下，尤為紕謬。夫梁、唐、晉、漢、周僭亂之主，享國日淺，且或稱臣、稱兒、稱孫于遼，分注紀元尚可。若北宋則中原一統，豈得以春秋分國之例，概予分注于北遼之下？又引胡安國論斷，以劫迫其父、開門納晉軍之楊承勛，謂變而不失其正。時承勛被圍，慮禍及身，乃劫其父，致殺戮，而己受爵賞。夫大義滅親，父可施之子，子不可施之父，父即（既）背叛，子惟一死，以答君親，豈有蔑倫背義，尚得謂之變而不失其正？此乃胡安國華夷之見，芥蒂于心，右逆子而忘天經，誠所謂“胡說”也！
《諭內閣契丹國志體例書法訛謬著紀昀等依例改纂》（四十六年十月十六日，軍機處上諭檔），《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頁1417-1419。
高宗指出，此書有“體例混淆，書法訛舛”，論斷失衡，“蔑倫背義”等弊病，經其詳加批覽，逐一指駁出來的有數十條之多。館臣雖請求直接將此書自《全書》撤出，但高宗則強調“《春秋》天子之事，是非萬世之公”，認為“今《契丹國志》既有成書，紀載當存其舊，惟體例書法訛謬，于綱目大義有乖者，不可不加厘正?！辈辉仕?，且嚴詞要求“著總纂紀昀等詳加校勘，依例改纂?！?/p>
同上注。
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殘卷，其史部別史類正好收有此條提要，雖僅殘存“洪皓所親見，其為金人事甚明”以下文字，但提要內容原文明確止于“固可以存備參考焉”?！敖驁D《紀稿》”卷五十史部別史類提要底本（頁3-602）則已將末句文字改為“存之亦可備參考”，其下另增添了：
惟其體例參差，書法顛舛，忽而內宋，則或稱遼帝，或稱國主；忽而內遼，則以宋帝年號，分注遼帝年號之下，既自相矛盾。又書為書為奉宋孝宗人撰，而所引胡安國說，乃稱安國之謚，于君前臣名之義亦復有乖。至楊承勛劫父叛君，蔑倫傷教，而取胡安國之謬說，以為變不失正，尤為無所別裁。今并仰尊圣訓，改正其訛，用以昭千古之大公，垂史冊之定論焉。
《契丹國志》提要，“津圖《紀稿》”卷五十史部別史類，頁3-602。
從上述一百三十七字中可以看出紀昀稟承上諭大幅修訂，并就提要內容斟酌損益，刻意迎合高宗意旨的用心。不僅如此，紀昀又再三考量，在底本文字上復作局部修正，將“至楊承勛劫父叛君，蔑倫傷教，而取胡安國之謬說，以為變不失正，尤為無所別裁”三十二字移至“既自相矛盾”下，并于書眉上墨筆詳細說明文字移動調整的處理方式。如此看來，紀昀為了順應上意，不憚繁瑣，一再修正文字與內容的作法，用意無非在貫徹高宗的指示，彰顯圣意，這由提要末置入“今并仰尊圣訓，改正其訛，用以昭千古之大公，垂史冊之定論焉”一段文字，可以得到具體證明。
就相關檔案的記載，也可以看出《契丹國志》的修訂，從高宗下諭令紀昀等人改纂修正起，到修訂完成進呈御覽，中間經過一段不算短的時間：
1.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十六日，《諭內閣契丹國志體例書法訛謬著紀昀等依例改纂》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頁1417-1419。
2.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軍機大臣奏遵旨將各館纂修擬定各書完竣日期等清單進呈片》（附清單）
所附清單載：“《契丹國志》，現在趕辦，擬于九月內全部進呈?！?/p>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頁1586。
3.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二日，《軍機大臣奏各館纂辦未竣各書分晰開單呈覽片》（附清單）
所附清單載：“《契丹國志》，改纂已竣，F在繕寫正本進呈?！?/p>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頁1707。
4.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二十日，《軍機大臣奏遵查契丹國志辦竣情形并將正本呈覽片》：“遵查《契丹國志》于四十六年奉旨改纂，四十八年二月辦竣進呈。謹將四庫館寫出正本呈覽。謹奏?！?/p>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頁1790。
從上述各檔案的記載來看，《契丹國志》自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十六日，乾隆下諭改纂起，開始進行改訂纂修。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尚未完成，至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二日已辦竣進呈，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則將正本呈覽。根據這些資料，可以確定《契丹國志》于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二日即已辦竣進呈，至于現存各閣本書前提要所載校上時間較晚，時間有所出入，那是此書辦竣進呈后另行抄寫的版本，不能直接視為《契丹國志》辦竣進呈的時間，二者是兩回事，不可混淆為一。
《契丹國志》之外，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高宗亦曾下諭要求將清蕭云從所畫并注的《離騷圖》一書，
關于蕭云從與《離騷圖》，吳哲夫有專文介紹，請參看吳哲夫：《蕭云從的離騷圖》，《故宮文物月刊》4卷11期（總47期），1987年2月，頁62-68。重行補繪，在《諭內閣離騷圖中各圖缺略不全著重加訂正補畫中》，高宗說：
四庫全書館進呈書內，有蕭云從畫《離騷圖》一冊，蓋踵李公麟《九歌圖》意，而分章摘句，續為全圖，博考前經，義存規鑒，頗合古人左圖右書之意。但今書中，所存各圖，缺略不全，著南書房翰林重加訂正。其應補者，酌定稿本，令門應兆補行繪畫，以成完璧。書成即錄此旨，冠于簡端。
“軍機處上諭檔”，《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頁1449。按：“但今書中”以下文字，文淵閣書前所錄上諭較為詳明，作：“所存各圖，已缺略不全。又如蓀荃蘭蕙以喻君子，寄意遙深，云從本未為圖，自應一并繪入，以彰稱物芳。著于《古今圖書集成》內采取補入，南書房翰林等逐一考訂。將應補者酌定稿本，令門應兆仿照李公麟《九歌圖》筆意，補行繪畫，以臻完善。書仍舊貫，新補者各注明，錄旨簡端，即以當序。欽此?！?/p>
圣旨既下，群臣自然不敢怠慢，隨即遵命組織人力，開始進行訂正補繪的工作。根據上述乾隆諭旨補繪成書的《欽定補繪離騷全圖》究竟何時完成？現存《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中，完全]有此書完竣進呈的記載。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與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二日軍機大臣兩次所上纂辦未竣各書的清單中，也沒有關于此書的資料。
雖說如此，《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之外，也不是沒有其他線索可資爬梳追索，最具體的資料其實就存在于文淵與文津兩部影印出版的《四庫全書》中。兩部《四庫全書》集部《楚辭》類所收入的《欽定補繪離騷全圖》，其實已提供了解決此書完成進呈時間的重要依據，只是過去無人關注而已。文淵閣本《欽定補繪蕭云從離騷全圖》的“凡例”前，
按：文津閣本《欽定補繪離騷全圖》的卷前無“凡例”及“目錄”，文淵閣本有。除了依慣例“錄旨簡端，即以當序”的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頒下的《諭內閣離騷圖中各圖缺略不全著重加訂正補畫》圣旨之外，次頁還收了一首御制詩《題補繪蕭云從離騷全圖八韻》
按：文津閣本《欽定補繪離騷全圖》詩題作：“題補繪離騷全圖八韻”。。這首詩在“批憐長卷情”與“共圖得百五”之下，各有一段高宗皇帝的自注，與編纂相關較具參考價值的是“共圖得百五”下的一段注文。在這段自注中，高宗說：
云從踵李公麟《九歌》為《離騷圖》，頗合古人左圖右書之意。但今書止存《卜居》、《漁父》，合繪一圖，《九歌》九圖，《天問》五十四圖。其余或原本未畫，或舊有今闕。因命南書房翰林等逐一考訂，令門應兆補繪九十一圖，合之原書六十四圖，共一百五十五圖，俾臻完善。
此處高宗明言：“令門應兆補繪九十一圖，合之原書六十四圖，共一百五十五圖，俾臻完善。”原書所存六十四圖，門應兆所補的為九十一圖，合計共一百五十五圖。數目具體明確，這不可能是事前的預估，而應為事后的統計，亦即是說，這首詩是乾隆親眼看過四庫館進呈的《欽定補繪離騷全圖》這部書后，所寫下的詩作?？上У氖恰端膸烊珪繁舅涊d的這首詩沒有注明寫作的時間，甚為遺憾！幸好《清高宗御制詩文全集》中的《御制詩四集》卷八十九中收錄了這首詩，雖無具體月日，寫作時間還是可以經由比較其他詩作推算得出來?！队圃娝募肪戆耸澹摪撕螅┲辆砭攀⒚魇侨梢甑脑娮?，壬寅年是乾隆四十七年?！额}補繪蕭云從離騷全圖八韻》未注寫作時間，但《御制詩四集》的詩作是依照寫作先后編纂的，卷八十八最后一首詩（曉起）所系的時間是“三月廿九日”，已為三月底，則卷八十九所收入的詩作，應從四月初開始?！额}補繪蕭云從離騷全圖八韻》之下的《徹夜》詩為四月十一日作品，《夜雨》為四月十二日所作，依此比較推算，則寫作《題補繪蕭云從離騷全圖八韻》的時間，應可推定為四月十日之前，放寬估算，大概是四月上旬。據此詩推測，《欽定補繪離騷全圖》應在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上旬之前即已補繪成書，并已進呈御覽，提要的完成應在同時。
《題補繪蕭云從離騷全圖八韻》之外，上述論證還有一個旁證，即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修竣進呈的《四庫簡明目錄》，該書提要有如下的記載：
《欽定補繪離騷全圖》三卷，國朝蕭云從原畫并注。舊只六十四圖，余多闕佚未備。乾隆四十七[六]年特命內廷諸臣考訂補繪，自離騷篇至香草止，共增九十一圖，通計一百五十五圖，《楚詞》景物于是無不賅具矣。 [清]永、紀昀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原鈔本），頁254。又：趙懷玉刻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傅卜棠校點），頁578亦同。
依據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的《質郡王永等奏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等書告竣呈覽請旨陳設刊行折》所載，改正后的《四庫總目》就在此次與《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四庫全書考證》等一并覆進。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頁1602。《四庫簡明目錄》著錄的書名既已改為《欽定補繪離騷全圖》，與“津圖《紀稿》”及各閣本書前提要相同，按理“津圖《紀稿》”的提要此時應已一并改撰。此外，《簡明目錄》提要的“自《x騷篇》至《香草》止，共增九十一圖，通計一百五十五圖”，與《欽定補繪蕭云從離騷全圖》“凡例”的文字雷同，各項數字亦與津圖《紀稿》”該書提要的記載相符。就此而言，此時本書的補繪增訂應已完成，否則統計數字不會這么具體精確。
除此之外，文津閣本書前提要（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總頁4-5，原書總頁495）、文溯閣抄本（9a-10b）、浙本（總頁1268）、本（總頁2926）、殿本（總頁4-5）、“津圖《紀稿》”等，書名均作“《欽定補繪離騷全圖》”，文淵閣本（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總頁495）、文溯閣本（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總頁662）則作：“《欽定補繪蕭云從離騷全圖》”，雖書名微有差異，但仍可見各本所收均為修正后的補繪本。唯一例外的是浙江圖書館所藏的文瀾閣抄本《四庫總目》，抄寫的時間晚于各本，但該書所收的卻依然是“《離騷圖》一卷（安徽巡撫采進本）”提要，
按：據臺北國圖所藏《文匯閣四庫全書目錄》著錄，文匯閣所收亦為《欽定補繪離騷全圖》，同于他本，而異于文瀾閣本。原因何在？文獻闕如，難以探討，暫時只好存而不論。
上述諸書中，文淵閣本、文津閣本與文溯閣本提要所標的進呈時間都是較晚的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又應如何解釋？鄙意以為，著錄書籍的校上時間通常晚于辦妥進呈時間，上述所舉《契丹國志》的書前提要所署校上時間較辦竣進呈時間晚了一年九個月即是一例。書前提要內容即使完全相同，也會因各閣《四庫全書》抄成的時間不同，所署進上時間也有所差異，如同一朱熹《四書或問》，文淵、文溯、文津三本提要內容全同，但校上時間卻分署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四十七年八月與四十九年四月；又如蘇轍《古史》提要，文淵、文溯與文津的內容全同，而所署校上時間則有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四十七年四月與四十九年正月的差異，類此之例極多，究竟應以哪一部書為準，就成了一個問題，目前仍找不出系年的通則。此外，最關鍵的因素在于前述丁煒《問山集》的抽問題，檔案具在，不能否定。這使得“津圖《紀稿》”的編纂時間不可能晚至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這是決定性的證據，除非有其他文獻記載可以將其，否則無法任意棄置不顧。
就此而言，“津圖《紀稿》”不可能為乾隆五十一年刊刻時的清稿本。既然如此，“津圖《紀稿》”的抄寫時間亦不可能晚至乾隆五十一年。
三 附論：“津圖《紀稿》”與陳垣
所得《四庫全書總目》殘稿的關系
民國二十五年（1936），當代史學家陳垣根據他新得的“四庫館精繕底本”，撰寫并發表了《四庫提要中之周亮工》一文，說明四庫館臣如何刪改《四庫全書總目》中與周亮工有關的違礙文字，舉例詳盡，結論精辟，頗具參考價值。
陳垣：《四庫提要中之周亮工》，陳樂素、陳智超編校：《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386-394。亦見于陳智超編：《陳垣四庫學論著》（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頁36-42?？上У氖牵愂纤玫倪@部殘稿其后下落不明，究竟是否尚存于世亦不得而知，令人頗感遺憾。
2011年“津圖紀稿”出版后，為這個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考文獻。在翻檢“津圖《紀稿》”的過程中，筆者不時發覺陳垣論文中所舉的與周亮工有關的資料，在“津圖《紀稿》”中都可以找得到，幾乎無一例外。這一發現引起筆者頗大興趣，于是就該文所舉的例子逐一與“津圖《紀稿》”比對，卻因此得到出人意料之外的結果。
陳垣所舉出涉及周亮工的書籍提要有如下各條：明楊慎《丹鉛余論》（卷119，子部雜家類三，“津圖《紀稿》”4-563）、明李贄《疑耀》（卷119，子部雜家類三，“津圖《紀稿》”4-576）、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卷120，子部雜家類四，“津圖《紀稿》”4-641）、明陶宗儀《說郛》（卷123，子部雜家類七，“津圖《紀稿》”5-208）、宋趙宗絢《雞肋》（卷135，子部類書類類一，“津圖《紀稿》”5-644、明李夢陽《空同集》（卷171，集部別集類二四，“津圖《紀稿》”7-412）、明馬之駿《妙遠堂集》（卷180，集部別集類存目七，“津圖《紀稿》”7-569）、清程正揆《青溪遺稿》（卷181，集部別集類存目八，“津圖《紀稿》”8-9）、清張習孔《貽清堂集》（卷181，集部別集類存目八，“津圖《紀稿》”8-105）、清吳嘉紀《陋軒詩》（卷182，集部別集類存目九，“津圖《紀稿》”8-170）、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189，集部總集類四，“津圖《紀稿》”8-649）、明唐汝詢《唐詩解》（卷193，集部總集類存目三，“津圖《紀稿》”9-350）、清高阜《三蘇談》（卷194，集部總集類存目四，“津圖《紀稿》”9-393）、清鄭方坤《全閩詩話》（卷196，集部詩文評類二，“津圖《紀稿》”9-642）、明祝彥《祝氏事偶》（卷138，子部類書類存目二，“津圖《紀稿》”6-160）、清李瀅《懿行編》（卷133，子部雜家類存目十，“津圖《紀稿》”5-460）、清周亮工《賴古堂藏書》（原在卷134，子部雜家類存目十一《竹裕園筆語》后，“津圖《紀稿》”5-552）、清周亮工《賴古堂詩集》（原在卷181，集部別集類存目八《古處堂集》后，“津圖《紀稿》”8-16）。
上述陳氏所舉與周亮工相關的提要，共計十五條，全都見于“津圖《紀稿》”中，刪除修訂更動處亦一一相符，此一現象應該不是巧合，值得注意。
另外，陳垣還舉了一條與錢謙益相關的資料，亦與“津圖紀稿”有所關連。在明祝允明的《懷星堂集》（卷171，集部別集類二十四）中，提要熱葑浴啊兌趙墳囪浴芬云蚨唱蓮花落詆之”下，原本有評論錢謙益一段文字，云：
錢謙益《列朝詩集》乃謂其晚益自放，不計工拙，興寄爛漫，時復斐然，所錄桃花塢歌之類，殆于釘鉸打油。朱彝尊《明詩綜》凡例，謂謙益無是非之心，是亦一端乎。
翻檢殿本、浙本及其他通行本，此六十一字均已刪除。透過比對，這段文字目前僅見于“津圖紀稿”（7-406），提要原文雖在，但已遭墨筆勾除。
除了上述相同現象之外，陳垣云該底本六十冊，亦與“津圖《紀稿》”冊數相同，由此看來天津圖書館歷史古籍部所收藏的這部“津圖《紀稿》”，應該即是陳垣民國十年秋天所得的“四庫館精繕底本”。
劉浦江《天津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殘稿研究》一文，在檢討現存的幾種《四庫全書總目》稿本時，也曾提到“今以陳文所引該稿本與天圖稿本相比勘，知其所見即為此殘稿，且稱該稿本六十冊，亦與天圖稿本相吻合?！边@是探討“津圖《紀稿》”編纂過程中意外的收獲。
四 結 語
“津圖《紀稿》”是現存各種《四庫全書總目》殘稿中，最早影印出版的書稿。2011年此書之出版，對《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過程，提供了極為方便的研究資料，配合稍早整理出版的《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使得過去難以進行的《四庫全書總目》編纂史有了具體可循的方向，這是《四庫》學研究的一大福音，其有功士林自不在話下。接下來的問題自然是這部書稿究竟完成于何時？它與現存的各種《四庫全書總目》殘稿相較，其編纂時間是早或是晚？彼此之間有沒有關系？這些問題若能有合適的答案，對《四庫》學的研究幫助極大，也是文獻學界關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