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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監督范文1
截至2015年12月，中國網民規模達6.88億，手機網民規模達6.2億。以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主導了新傳播格局的構建和新傳播秩序的建立。一方面，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傳統媒體的輿論監督功能逐漸弱化，曾經扛起輿論監督大旗的“北焦點、南周末”早已失去壟斷地位。另一方面，十報告指出要加強黨內監督、民主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2016春年后的首場調研選擇了人民日報社、新華社和中央電視臺3家傳統媒體，并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新聞媒體要直面社會丑惡現象，激濁揚清、針砭時弊。以此為背景，研究傳統媒體在新媒體語境下如何扭轉頹勢、如何健康發展，對我國的新聞實踐有積極的指導意義。
傳統媒體在新媒體時代求發展，順應發展趨勢是前提，深耕優勢領域是關鍵，持續關注國情民情是方向。具體說來，就是要著力處理好與網絡輿論監督的關系，提高時政報道的可讀性，傳遞時代溫度。
一、加強與網絡輿論監督的互動
在輿論監督過程中，人們對于事實的疑問不斷出現，不斷需要得到確實的回答，人們對經過嚴格把關的信息存在剛性需求。但是單純依靠網絡并不能滿足人們的這種需求，第一，網絡新聞真假難辨，而新聞的真實性是輿論監督的基礎，建立在假新聞基礎上的輿論監督是毫無意義的。在單純網絡輿論監督中，每個問題都有很多答案，而每個答案的后面懸著的卻只能是問號，問題不斷產生，正確的解答卻很難得到呈現，這是因為，首先，由于網絡的海量信息，即便有知情者回答或澄清問題，也往往會在短時間內被淹沒；其次，由于負面信息受關注度更高，人們在轉發信息時，會不自覺地傾向更嚴重、更轟動的描述；再次，大量且迅速的轉載必然導致的可靠信息耗損。第二，網絡意見的非理性成分很大。媒體工作者的職業素養要求其在未經多方驗證之前對信息持懷疑態度，但普通網民并未經歷專業培訓，面對消息源不明的信息也無法保持高度警惕。因此，網民更愿意基于刻板印象得出結論，而不是將推理建立在大量真實可靠的信息上，民意表達粗糙、非理性。2003年哈爾濱寶馬車肇事案、2009年的鄧玉嬌案和小學生案中，網民都有對傳統觀念上的弱勢群體一方懷有先入為主的同情和信任，而對強勢一方則懷有偏見。其實，大量的偏見都是被社會普遍的“仇富”和“仇官”心理所支配，而產生仇視心理的原因之一，就是當時社會財富嚴重的兩極分化和公權力系統中的制度性腐敗，也是轉型社會難以避免的階段性矛盾。因此，傳統媒體輿論監督仍有可為的空間。
社會輿論監督從準備到最終實現，不是單向的過程，而是在傳統媒體輿論監督與網絡輿論監督的循環往復的互動中一點一滴推進的。近年來，熱點輿論事件中媒體和網民的表現顯示，當媒體提供事實是全面、真實、客觀，網民的意見就不會是激進、非理性的，而當網絡的意見能夠持續、有效的積累，最后往往能推動事件向好的方向發展，實現輿論監督的目的。因此，媒體要追求輿論監督的效果，就不僅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同時還要關注網絡，加強與網絡輿論的互動，“關注網絡，其實就是關注這個時代”。
二、探索時政新聞報道思路與操作手法
由于時政新聞在采訪權方面的限制，相比新媒體，傳統媒體這這個領域具備絕對優勢。而時政新聞的市場潛力在當今中國可謂巨大。2007年南方都市報奧一網CEO任天陽參加中歐論壇的網絡組會議，經過與歐洲的8位同行交流，他發現“國內的時政帖子有幾千或上萬條跟帖，這在歐洲是非常少見的”。同樣的差異也存在于中美互聯網之間，美國的主導性網站是商業網站，新聞網站相對冷清，中國互聯網的門戶性、新聞性、表達性之所以明顯，是因為互聯網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一種政治表達替代品。事實上，但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時政新聞的報道權確的確為機關報所掌控，而且在操作手法上有一套既定的模式，只談成績不談問題，報道的內容受到極大的限制。正是由于這種信息的不透明，公眾對公權力的輿論監督也十分有限。中歐、中美的差異正是中國時政信息的傳播存在嚴重缺口的反映，中國的老百姓希望對公權力的監督不僅限于機關報上呈現的那些內容，還要包括公權力決運行的一切過程，“包括評價和建議，有褒有貶，有支持有反對，這是社會民主化的體現”。有學者指出在“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公眾參與基本皆具有‘媒體驅動’的鮮明特點，公眾能否通過媒體對政治過程尤其是決策和施政進行監督，還取決于其自身素質。充分發揮大眾傳媒的紐帶和教育功能，讓越來越多的民眾具有公共意識和參政能力，是現代國家的成功經驗”。
澎湃新聞立志于成為“中國時政的第一品牌”，雖為新興媒體，實際上是上海報業集團借助東方早報這一傳統媒體班底打造的，它的成功與其所擁有的對重大時政新聞和央企重大項目的采訪權緊密相關。近年來，國內政治領域新聞熱點很多，都是民眾長久以來關注的問題，需要有大量的時政報道摒棄泛泛報道的老方法，用“解剖麻雀”的方法來把事件和人物做細做透，輔助普通民眾看懂紛繁復雜的政治現象，把時政新聞的藍海開發出來，是傳統媒體做好輿論監督報道有效路徑。
三、平衡新聞專業主義的追求和新聞職業道德的堅守
當前中國正處在一個經濟結構、政治結構都急劇轉型時期，大量社會矛盾不斷積累，社會面臨諸多風險。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受西方新聞專業主義影響至深的一些傳統媒體新聞工作者，要求新聞采寫中杜絕情感流露，做到“完全”中立客觀，顯然是不切實際的。西方新聞專業主義并非糟粕，但應當避免教條主義，避免照搬照抄，因為我們有著不同的國情。以為例，在英美等國，游行、抗議等已經被納入制度化框架，民眾和媒體對這些社會沖突的表現形式已經習以為常，一些記者和編輯也聲稱“已厭倦社會運動”，因此，即使“西方新聞專業主義那套避免政治立場、推崇無背景、無解釋的操作方法會導致主流媒體忽略事件的全景過程及社會意義”，也不會對社會和群眾利益構成嚴重損害。而在國內，以2011年發生在廣東省汕尾市的“烏坎事件”為例，如果沒有媒體持續關注，很難說烏坎村民與當地政府之間的沖突能得到妥善解決，也很難說烏坎事件能以實現村民直接選舉告終。
我們說中國的新聞職業道德與西方的新聞專業主義存在某種程度上的對立，人們往往把這種對立歸因于中國的文人道德，歸因于社會習慣。但事實上并非如此。以梁啟超和李普曼這兩位中美新聞傳播領域各具代表性的、里程碑式的人物為例，梁啟超以報刊服務于“新民”、救國的政治目標，是一個熱情執著的“殉道者”，李普曼致力于以新聞為公眾預卜吉兇，是“一個冷靜的觀察者”。并不是傳統積習導致了李普曼和梁啟超的不同，而是政治文化環境。中國社會發展至今，取得了不小的進步，已與梁啟超所處時期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也仍然存在眾多制度性的難題，那么今天的新聞人，又怎么能夠超前進入西方新聞專業的范疇呢？“新聞專業主義是為獨立，可不等于取消立場，世上不存在無動于衷的新聞專業主義”，中國更不需要冷漠的新聞專業主義。尤其是傳統媒體做輿論監督報道，在堅守新聞專業主義的同時，更要考慮新聞的職業道德，以職業道德作為專業主義的保障，做有溫度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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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監督范文2
【關鍵詞】李昌奎；網絡；司法獨立
中圖分類號：D9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2)03-113-01
《第2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國網民規模突破5億。全年新增網民5580萬；互聯網普及率較上年底提升4個百分點，達到38.3%。中國手機網民規模達到3.56億，同比增長17.5%。從這些數據上可以清晰的看到，網絡在現今社會的迅猛發展。與此同時網絡媒體作為第四媒體更是在傳統大眾傳媒的疆域上攻城掠地， 其影響已全面而深刻地滲入到人們的經濟、文化、生活等各個方面，成為新聞傳播活動不可須臾離棄的手段和方式。
尤其是在近幾年，國內外的每一個重大事件，幾乎都會在網絡媒體上引起強烈的反響和激烈的辯論。但是網絡媒體的迅速發展雖然為中國廣大民眾提供了言論自由的廣闊空間，同時也上演了一幕幕網絡民意與司法公正博弈的悲喜劇。如何確保司法的獨立性，如何使輿論監督與司法獨立同行，是使我國司法走向民主化，推行司法為民建設進程中值得重視的問題。
曾一度引發中國的李昌奎一案，隨著2011年9月29日李昌奎被執行死刑而塵埃落定。2009年5月16日，云南巧家縣村民李昌奎奸殺19歲少女后又摔死其3歲的弟弟，于2010年被一審判處死刑。在李昌奎被改判死緩后，一度有網友惡搞，為藥家鑫喊冤，以普通百姓的角度認為兩條人命才判了死緩，藥家鑫只是殺了一個人就被判了死刑，真是太冤了。于是“李昌奎案”在廣大民眾的抗議聲中迎來了再審。有調查稱約98％的網民對死緩表示不滿，認為輕判，而云南省高院副院長認為，不能以公眾狂歡的方式殺人。網絡民意與法院判決再一次站到了對立面。而再審的結果是，撤銷原二審死緩判決，改判李昌奎死刑，，并依法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2011年9月29日，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李昌奎在云南省昭通市被依法執行死刑。因此有人為李昌奎案二審、再審戴上了“媒體審判”的帽子，認為該案再審改判是輿論干預司法的結果，并呼吁司法不能為輿論所左右，應與輿論保持距離，但也有人認輿論監督司法，可能因其對實情的掌握，對問題合理分析以及對民意的反映而促進司法公正。
一個國家的司法是否獨立以及獨立的程度如何，是一個國家法治狀況和司法現代化的重要標志。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孜孜以求的目標，雖然在過去的幾十年內，我國立法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司法的獨立和公正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執法的環境依然不理想。一個案件從立案到審理,從開庭到裁判,從判決到執行,法官會遇到來自各方面的因素的干擾，而網絡時代的到來，一方面加強了網絡媒體對司法的監督，對司法公正起到了一定的監督作用，但同時由于網絡媒體的自由性，廣泛性，使得司法獨立面臨前所未有的的壓力。司法獨立是實現正義的前提和基礎，我們要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遏制司法腐敗，實現司法公正，就必須推進以實現司法獨立為重點的司法體制改革，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網絡媒體的監督雖從一方面來看有助促進司法公正，但又可能因妄評錯議破壞司法威信，損害司法獨立。盡管如此，根據我國目前的法治環境，我認為，至少在目前應當著重加強輿論監督；以防止“暗箱操作”，有效防止和糾正司法腐敗和司法損失。但是輿論對司法的監督必須做到：一是不擅自定罪；二是事后評論，對正在審理的案件不作具有明確引導性的評論。此外應當要求報刊內部審稿人員對該類批評嚴格審核，以防不實不當。
現代社會的文明程度與法治化程度賦予了社會公眾對案件一定的知情權，而在職業利益與投其所好的驅動下，網絡媒體有可能濫用報道傳播的權利，對案件的審理施加巨大的輿論壓力，從而干擾司法審判，侵害犯罪嫌疑人的權利。而司法審判是嚴肅的，客觀上是不允許被介入的，法官審案判案是根據法律條文的客觀理論做出的結論，但無孔不入的網絡媒體會使法官得知當下民眾和輿論對其審理案件的觀點想法。對于一些重案要案以及民意呼聲較高的案件，法官在做判決時會不自覺考慮到其做出的判決是否符合民眾的價值取向，結果就是即使法官最終做出的判決是公正合理的，也會在網絡媒體的渲染下或多或少的被染上些司法遭到輿論要挾的顏色。
在現代法治國家中，媒體監督和司法獨立是構筑社會公正體系的兩個不可或缺的基本組成部分。在民主與法治體系中，由于司法與媒體之間始終存在著相互評價的制度性結構，如何在媒體監督和司法獨立之間確立一條公正明晰的邊界，合理科學地構建二者的相互關系，以使國家社會統治內部各種利益和價值主體之間協調有序，這是法治國家必須面對的問題。公正、獨立的司法，理性、真實的輿論環境，需要我們一起共同去追尋和維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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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監督范文3
【關鍵詞】新媒體；輿論監督；現狀；媒介審判；發展趨勢
輿論監督是公共意見的媒介表達，是新聞媒體的一項基本功能[1]。它是新聞媒體通過傳遞政府事務、社會事務以及公共領域范圍內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務，而為公眾所了解，并在公眾充分討論的基礎上形成輿論聲勢而對社會權力機構的行為進行約束和規范的傳播活動。它對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新媒體的發展，尤其是網絡的普及使其作用更加凸顯。充分利用新媒體來完善我國的輿論監督機制已經成為我國輿論監督事業的發展趨勢。
傳統媒體報道下我國輿論監督的現狀
輿論監督總體效力不足。在西方，新聞媒體由于其輿論監督的強大力量而被稱為在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權力”，而在我國，輿論監督雖然在原則上備受各界的歡迎，但在實踐過程中，新聞媒體只具備輿論監督的權利，不具有強制性和法律效力，經常被各種力量所控制、所約束，沒有充分發揮自身作用，出現總體效力不足的狀況。
首先，輿論監督的相關法律制度不完善。所有為約束權力而進行的監督，要順利地實現自身的作用，都要有完善的法律對其進行保障，輿論監督更是如此[2]。記者常被人們冠以“無冕之王”的頭銜，是社會監督和社會正義的守望者，是社會輿論的引導者，理應受到法律的保護。近年來，我國的法制建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輿論監督方面的法律制度還不完善，還沒有建立起一套比較完整的輿論監督法律體系，使得新聞媒體在進行輿論監督時，往往要承受巨大的壓力和阻力，新聞工作者甚至有可能遭遇暴力侵襲，記者被打事件亦屢見不鮮。2012年2月13日，廣州日報記者由于調查校車超載事件而被打至骨折便是一例。類似事件屢次發生，使得記者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受到威脅和侵害，使得輿論監督時常難以為繼或半途而廢，而最終損害的是公眾的知情權。
其次，輿論監督的組織結構不健全。輿論監督之所以出現總體效力不足的狀況，最重要的原因是新聞機構——輿論監督的載體，仍未獲得相對獨立的地位[2]。在我國目前的媒介運營管理機制下，媒體屬于事業單位，能夠進行企業化經營，但仍歸各級黨政機關管轄，媒介仍會受到許多限制和制約。媒介要想使自身的輿論報道更加有力，首先就要獲得相對獨立的地位，要有獨立的財權、經營權和用人權。只有輿論監督主體獲得獨立，輿論監督才能真正實現獨立。
輿論監督的效力過度。雖然輿論監督在總體上效力不足，但在某些具體的輿論監督事件中，新聞媒體掌握著大量優勢資源，與報道對象處在不平等的地位，容易出現監督過度的狀況。
第一，媒體超越自身職能，越俎代庖，造成“媒介審判”，影響司法公正?！懊浇閷徟小笔侵感侣劽襟w在司法審判之前就對報道對象進行定性，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影響司法的獨立性和公正性，它是新聞競爭日趨激烈下的產物①。盡管司法公正需要輿論監督，新聞媒體通過對司法程序的監控和積極介入，可以有效地遏制司法腐敗。然而假如監督過度，超越媒體職權范圍，利用媒介資源，想當然地報道案件，甚至借助公共輿論的力量來影響司法判決，就可能變成“媒介審判”[3]。例如，在南京彭宇案中，由于媒介過度強調“救人反被誣撞人”、道德滑坡等論調，把彭宇塑造成為一個救人的英雄，使得公眾忽略了彭宇確實撞人這個事實，對司法機關產生了強大的輿論壓力，影響了司法的公正。
“媒介審判”是其職能錯位的具體體現，這不但會損害新聞媒體作為社會公器的形象，同時，也會造成司法獨立與新聞自由的天平過分傾斜，與法治精神相違背。
第二，媒體侵犯公民的名譽權和隱私權。媒體擁有得天獨厚的媒介資源，在進行傳播過程中，與傳播對象相比處于明顯的優勢地位，加之某些新聞從業人員缺乏職業道德，使得媒介在進行輿論監督時侵害公民名譽權和隱私權的事件時有發生。例如，在2011年11月10日發生的楊武事件中，記者為了吸引公眾的眼球，在違背受害人意愿的情況下，沖到受害人家里用“長槍短炮”對著女受害人，對其造成了二次傷害，侵犯了女受害人的隱私；在拍攝楊武的兒子時，記者也沒有采取打馬賽克等任何保護措施，這同時也侵犯了未成年人的利益。楊武事件中，記者對楊武一家造成了二次傷害，這不僅違背了基本的媒介倫理，同時也是媒體侵犯公民隱私權的典型案例。
新媒體崛起后我國輿論監督出現的新特點
新媒體的崛起使我國的輿論監督出現了新的變化，尤其是網絡的發展為我國輿論監督開創了新的局面。許多民眾自覺運用新媒體來進行輿論監督，使得輿論監督真正普遍化、平民化。筆者以網絡為例來揭示新媒體崛起后我國輿論監督出現的新特點。
網絡作為新媒體的一種，引發了傳播方式和溝通方式的革命。網絡傳播無須第三者，可以順利實現無中介傳播；網絡傳媒使得具備相應條件的人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向任何同樣具備相應條件的人提供信息、分享信息真正成為可能；在網絡的虛擬空間中，任何民眾都能平等發表意見，網絡為輿論監督泛眾化和民主性的加強提供了技術上的便利性[4]。網絡的這些優勢都加快了輿論監督的步伐。
網絡加快輿論監督的進程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以新浪、網易、騰訊、搜狐等門戶網站為標志的網絡媒體通過對傳統媒體內容的整合，以及新聞中論壇的開設，能夠容納海量信息，并能夠快速地傳遞給公眾，使得公眾能夠更加快捷方便地獲得涉及自身利益或者自己所關心的涉及公共利益的相關信息，從而為其形成輿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強國論壇、天涯、貓撲、微博、博客以及QQ群等社交型平臺，為網民發表意見、相互交流、形成輿論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是民意表達的新渠道；網民通過對事件的關注以及意見表達，能夠形成輿論壓力，使事件成為熱點，受到關注并最終得到解決。
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有：2007年山西黑磚窯事件、華南虎事件；2008年天價煙事件、甕安事件；2009年躲貓貓事件、羅彩霞案以及2010年的宜黃強拆自焚事件、“我爸是李剛”事件，還有2011年的宋江明事件、郭美美事件，2012年成為治理環境污染“代名詞”的“PM2.5”更是受到新浪微博、網易微博等網友的普遍關注。這些重大輿論事件都是通過微博或者論壇披露、經過網民充分的討論后，形成了強大的輿論，而后引起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的介入，擴大了事件的聲勢，使事件獲得更加廣泛的關注，并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致使事件得到解決，相關責任人受到處罰。由此觀之，網絡等新媒體已經成為民眾遏制腐敗、維護自身利益的新方式。
綜上所述，新媒體崛起后我國輿論監督的新特點為：（1）擴大了輿論監督的范圍和監督對象，使監督更為深入；（2）借助新媒體，公眾的意見能夠得到更加充分的表達，其在很大程度上更能真實地反映民意；（3）新媒體使輿論監督更加具有即時性和連續性；（4）利用新媒體的潛在影響力，擴大輿論監督的聲勢和規模。
新媒體語境下輿論監督的發展趨勢
根據我國輿論監督的現狀以及新媒體崛起以后輿論監督出現的新特點，在新媒體語境下，我國輿論監督將會繼續呈現以下發展趨勢。
公民的輿論監督意識不斷增強。公民既是輿論話題的發現者，又是輿論話題的提供者，是輿論監督的主體。民眾公民意識的興起，新媒體技術的發展，使得“人人都是麥克風”成為可能，公民利用新媒體維權的例子也不勝枚舉，而受眾社會意識與自身素質的提高，必將帶來公眾輿論監督意識的增強。這將有利于我國輿論監督事業的良好有序發展，有利于我國公民社會的形成，使得輿論監督在促進我國政治民主化進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有關輿論監督的法律不斷完善。建立和完善輿論監督的法律制度是實現輿論監督法制化的基本保障。只有通過立法的形式，確立其法律地位，才能保障輿論監督的順利進行，從而起到利用法律效力來約束和保護輿論監督的作用；新聞媒體和新聞記者的權利和義務要在法律中予以明確，確保新聞從業者的人身安全，同時要確保輿論監督依照正當合法的程序來進行[5]。制定新聞法，是把輿論監督納入法制化軌道、避免外界或人為主觀因素影響的重要途徑，它不但有利于輿論監督本身的規范發展，而且也有利于在輿論監督的過程中媒體排除外界干擾[2]，保證其新聞報道對于輿論監督起到更大的作用。
傳統媒體結合新媒體共同進行輿論監督。新媒體與傳統媒體實現媒介融合，形成了有效的互動與聯動，在多次報道中，已經充分體現出其優越性。近年來對一些輿論監督事件的報道，就呈現出新老媒體共同出擊的新特點。在二者的互動中，傳統媒體以其權威性和輿論影響力為新媒體奠定了報道基調，使其更加趨于理性化和主流化；新媒體則憑借其自身優勢為傳統媒體增加了議程設置內容，有利于傳統媒體傳播效果的強化[6]。新媒體與傳統媒體在輿論監督過程中，充分利用自身的獨特優勢，相互配合，取長補短，使輿論監督的效果最大化。這種混合傳播方式的出現改變了以往傳統單一的輿論監督模式，手機短信、網絡論壇、社區、微博等新媒體傳播方式，在輿論監督事件中逐漸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成為輿論監督事件的發掘地，許多傳統媒體的從業人員，紛紛于網絡微博中找尋、驗證、挖掘新聞線索；對于一些較為敏感的輿論監督事件，新媒體還會憑借自身優勢特點，快速形成強大輿論，起到掙脫束縛，促使傳統主流媒體被動介入事件監督報道的作用[7]。
輿論監督的氛圍不斷得到優化。輿論監督的主體是新聞媒體及公眾，而公眾應是輿論監督的重要力量。公眾要進行輿論監督，除了自身自覺參與之外，還需要有良好的外部條件。然而營造良好的輿論監督氛圍，是離不開各級黨委、政府部門的重視與支持的。隨著輿論監督公眾意識的不斷提高，法律的不斷完善，各級黨委、政府機構會更加充分認識到輿論監督的重要性，正確對待輿論監督在監督權力機關行使公權力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改“堵”為“疏”，自覺地為輿論監督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結 語
美國著名報人普利策曾經說過：“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那么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云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告?！痹谛旅襟w的語境下，輿論監督更要成為現代社會革故鼎新、激濁揚清的一把利劍，維護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和公眾利益，捍衛公眾知情權。我國輿論監督事業在公民輿論監督意識不斷增強、法制不斷完善、新老媒體不斷融合以及良好的輿論監督氛圍下，將會平穩有序地發展。其對推進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促進我國公民社會的形成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注 釋：
①百度百科，baike.省略/view/12425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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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監督范文4
1月4日，河南省蘭考縣民間收養棄嬰孤兒的袁厲害家發生火災，造成7名孩童死亡。眾多媒體在第一時間將目光投向了這一事件，試圖還原孤兒救助體系的漏洞，推動政府部門對此加以完善。不過，對這一新聞事件報道的轉向，恰恰就出現在這個節點。
人民日報就該事件向民政部發去了采訪要求，然而一直得不到回應。1月8日，人民日報記者再次致電民政部，詢問對該采訪的安排，沒想到一上午打了15通電話，最終只得到“領導不在”的答復。1月9日，人民日報記者將采訪過程寫成報道刊發，并在微博上進行了呈現。
這一報道迅速成為新聞熱點，人們將目光從孤兒收養事件轉移到記者采訪難上。1月9日，民政部派出代表專程到人民日報接受專訪，表示電話事件“具有偶然性”。但在微博上，眾多記者大倒苦水，寫下了自己采訪政府部門的種種不易。
其實，這并非記者們遇到的新問題，多年來，采訪政府部門一直是讓眾多記者頭疼的麻煩事兒。是什么讓政府部門不能積極面對媒體？
首先是觀念依然沒有轉變過來。盡管中央一再強調政府官員的“人民公仆”定位，但在不少官員心中，服務社會的觀念依然只是冠冕堂皇的套話。對大多數官員來說，習慣了自上而下地傳遞信息，只有當自己需要講話的時候才會發出聲音，而當社會需要而自己不想說話的時候，往往是一拖了之、一推了之。
其次，自身的工作確實存在問題，不敢接受媒體的監督，也不敢面對記者的采訪。此時如有記者要求采訪，他們就會不僅不積極配合，還采取各種手段進行“公關”甚至威脅。
再次，與媒體溝通的能力尚待提高。1983年我國就已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至今已有30年的歷史，但效果不盡如人意。很多官員面對記者不知道怎樣才能將一個問題講清楚，有些甚至緊張過度。一次筆者參加某部委新聞會，會結束時，很多記者圍上去繼續發問，但新聞發言人滿頭大汗，一路小跑進了電梯，大喊“趕緊關門”，其緊張心態可見一斑。
最后，上級領導的指示影響著官員對媒體的“發聲”。在一次座談會上，某地宣傳部長對記者倒苦水：“我們平時就想盡辦法讓市委書記、市長適應媒體的監督，但一旦出了負面新聞，領導卻讓宣傳部門去滅火，這樣一來，沒有誰敢出來面對媒體?！?/p>
媒體是對整個社會進行監督的一種力量，政府部門當然是被監督的重點，政府部門需要轉變觀念，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習慣被媒體監督。
媒體監督范文5
關鍵詞：媒體監督；企業社會責任；流動性風險；非線性
DOI碼：10.13956/j.ss.1001-8409.2015. XX.XX
中圖分類號：F270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5）00-0000-00
媒體披露企業失責行為加劇企業流動性風險，影響其經營成本，但其程度如何？現有文獻很少進行定量測度。本文以存在質量問題，且被媒體曝光的企業作為研究樣本，比較考察曝光前后，媒體監督、流動性風險對產品質量問題企業經營成本的非線性作用機制及其具體效應。
媒體披露影響企業的經營目標、決策機制和行為取向。媒體披露作為社會監督的有效載體，其監督效力影響企業的經營質量。特別的，媒體曝光質量問題產品，如藥中“毒膠囊”等，直接侵害消費者（居民）的合法權益，誘發消費者的恐慌心理和抵觸情緒，加大企業流動性風險。因此，媒體監督效力的發揮，表面現象是新聞披露及其傳播，其深層原因是居民積極響應和市場消極反應（Mariani et al.，2014）[1]，及其導致的企業資本結構和短期債務結構失衡等流動性風險。
資金流動性風險影響企業經營成本。問題產品曝光所引致的企業信譽危機，誘發消費者對原有品牌的否定，導致企業產品銷售停滯和信譽危機等問題，從而降低產品銷售和現金流入。在投資機會稀缺和現金流出既定的環境下，經營性現金流入作為流動性風險的衡量指標，反映企業所面臨的短期債務風險（Ding et al.，2013）[2]，直接決定企業的經營效率和行為決策。此外，管理者對資金需求、融資預期的偏差，引致流動性短缺抑或冗余影響企業經營成本。
同時，風險偏好加劇企業經營成本膨脹。問題產品曝光后，企業風險偏好決定其對質量問題產品的態度和企業資信的可靠性。不同風險偏好機制下，緣于信息非對稱、逆向選擇、資信受損和資本結構失衡等問題，媒體披露顯著降低企業的經營效率。
然而，現有文獻主要考察了媒體的監督效應，如媒體曝光確能督促企業改正違規行為（李培功和沈藝峰，2010）[3]、增強企業自我監管（倪國華和鄭風田，2014[4]；Hayo & Neuenkirch，2014[5]）、有效規范高管薪酬（楊德明和趙璨，2012）[6]、遏制財務重述行為（戴亦一等，2011）[7]和影響企業聲譽（李焰和王林，2013）[8]等。而未涉及不同風險偏好機制下，媒體監督及其機制下流動性沖擊對企業經營成本的經濟效應。
媒體監督范文6
【關鍵詞】新聞媒體 輿論監督 形象
一、媒體輿論監督的含義與方向
所謂媒體輿論監督，就是通過媒體的力量增大社會現象的曝光度，將社會信息公開化和透明化，幫助群眾了解周圍事件的發生和經過，了解地方事務和社會事務的過程，對社會不公平現象起到監督作用，促使社會沿著法制軌跡運轉。
我國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新聞媒體監督能夠讓一切不公平現象暴露在陽光之下，幫助人民群眾了解社會情況，監督政府工作力度，指出政府的錯誤并加以改善，制定正確仿真和規劃。2009年，我國在在世界媒體峰會中強調，應該鼓勵媒體搞好政府監督工作，并對公眾情緒及時疏導，弘揚社會正氣，傳遞正能量，讓人民群眾能夠參與國策方針的制定，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確保老百姓的正當訴求有地方申訴。應該創造條件加大新聞媒體的監督力度，從而讓政府接受批評和監督，讓權力在陽光下健康的運轉。
二、媒體輿論監督優勢與現狀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國力逐漸強大，新聞媒體事業同樣獲得了空前發展。過去，我國新聞媒體機制寥寥無幾，如今遍地開花，鋒芒畢露，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歷程中扮演著重要的監督角色。
輿論監督具有以下特點：第一，涉及范圍較為廣泛，涉及話題關系群眾生活。第二，在社會上具備一定威望，具有很高社會影響力。第三，關注度高，具有很強的輿論導向能力。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我國新聞媒體對黨和政府的工作進行了高度關注和監督，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時，新聞媒體在社會風氣建設，社會團結穩定，弘揚正氣等方面也起到了積極作用，切實維護了人民的利益，促進了法制建設。但是，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由于機制的不完善和不規范，直接導致了媒體機構與社會矛盾的產生，并出現損害人民利益的現象，引起公眾憤慨，大大削弱了新聞媒體的公信力。有些新聞機構為了一味的追求經濟效益，爭奪讀者“眼球”，人為的制造一些虛假新聞，并刻意進行錯誤引導，造成嚴重的社會現象，這些缺乏真實的信息報道流入社會后造成了巨大的社會恐慌，極大的損害了公眾利益和媒體自身形象。
由于媒體機構為了提高關注度，刻意制造噱頭，加大夸張，從而進行錯誤的輿論引導等，給人們群眾和市場經濟造成損害的案例非常多。比如2007年3月，在廣州發現了巴拿馬病，這是一種只有香蕉才會的得病，并且很難治療，出現這種病的地區一般30年內都不適合種香蕉，所以被稱為“蕉癌”。可是，有些香蕉商為了打壓價格，利用媒體鼓吹吃香蕉會致癌，這種嚴重的誤讀給香蕉產業造成了沉重的打擊，并引起了社會恐慌。教訓非常深刻，應該引起大家的重視。
三、媒體輿論監督的完善路徑
面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的不斷進步，如何有效利用新聞媒體，真正發揮輿論監督作用，和承擔起弘揚社會正義的責任，切實落實黨和政府的意圖，建立起科學健康的新聞媒體監督機制，維護社會正氣，構建健康文化風氣，是目前新聞工作者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為了更好的進行輿論監督，少走彎路，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健康穩步發展，媒體機構在發揮輿論監督作用時應該堅持黨的原則，公正、公平、公開，一切以大局為重，堅持以促進社會和諧為最終目標。
新聞媒體機構在進行輿論監督時，扮演的是調解員的角色，是為了糾正社會的不良風氣，維護社會安定團結。而不是刻意制造社會矛盾，加劇沖突，造成各方面的對立。因此，在工作中應該注意以下幾點：應該將糾正政府工作中的問題與維護政府形象同步進行；在反應人民意愿的同時，不能將政府與人民的關系進行對立；在抨擊社會歪風邪氣的同時，應該對社會穩定團結進行維護和鞏固。
例如，2008年我國南方遭受了百年一遇的巨大冰凍災害，受災地區斷電、斷水，災民缺衣少食，并且由于積雪冰凍阻塞，外部物資很難輸送，這是各大媒體紛紛前往受災前線，第一時間將受災畫面展現在全國觀眾面前，并刊發了許多催人淚下的構建，將災區前線中的感人事跡進行報道，將全國人們的心凝聚在一起，軍民一心，共同抗災，演繹了一場又一場感人至深的英雄事跡。鼓舞了全國人民，一起投入到救災工作，為此次救災立下了汗馬功勞。
四、正確發揮媒體輿論監督作用的政策
誠信和公信力是新聞媒體的巨大財富，不能為了經濟效益和短期利益而故意制造噱頭，報道虛假新聞，隨意揮霍新聞媒體的公信力，否則到頭來一定會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
首先，新聞媒體應該強化自身的責任感，堅持新聞報道的自由性、原則性、真實性和獨立性，如果在新聞工作中出現虛假新聞，或缺乏承擔社會責任的報道，就會大大降低媒體的公信力度。
其次，新聞從業者應該加強自身職業道德修養，在工作中本著真實誠信的原則，杜絕惡意炒作行為。因為惡意炒作喪失了新聞中最重要的真實原則，愚弄群眾，容易引起公眾的反感，使新聞媒體喪失了尊嚴，降低了公信力，對社會造成了不良影響。
再次，新聞記者應該崇尚科學，不斷提高科學知識素養。因為在采訪工作中經常涉及到衛生、飲食、健康等領域，具備一定的科學常識，可以有效甄別新聞報道中的虛假訊息，提高新聞質量，確保新聞報道的科學性和權威性。
最后，充分保障群眾的知情權，在保障人們群眾基本權利的同時，將媒體輿論監督作用發揮到最大化，進一步促進社會主義民主建設。
總之，新聞媒體機制還存在很多不足，應該不斷完善，同時，在鼓勵和加大新聞媒體輿論監督權利的同時，做好對新聞媒體報道的監督工作，防止虛假信息流向社會，造成社會恐慌，破壞安定團結局面。切實保護好人民群眾基本知情權，新聞媒體發展才會擁有巨大的生命力。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