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論文范例

既有的版權保護體系基于傳統媒體環境而建立，學術期刊與新興媒體的融合使現有學術期刊傳播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隨之，該體系也呈現出較大的不適應性，出現了諸多困境，表現較為突出。

1.法律難以跟上新媒體發展節拍

學術期刊沒有作者許可是否可以網絡使用存量論文。“先授權后使用”是版權使用的通常法則。依此，學術期刊網絡使用論文除法定例外必須獲得作者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授權。然而，廣大學術期刊對歷史上的大量存量論文，尤其是互聯網還沒有興起時登載的論文，并沒得到這樣的授權。這意味著從法律意義上講，學術期刊們是無法直接網絡使用這些存量論文的，除非他們一個個找到作者，拿到授權，但這又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學術期刊與新興媒體融合是大勢，但若不能很順暢地利用這部分存量作品，融媒進程自會大大受阻。學術期刊是否有“孤兒作品”的網絡使用權。或者因為作者離世且無繼承人，或者因為版權管理信息不全而無法找到作者，或者其他原因沒有作者，等等，使得很多學術期刊掌握大量的“孤兒”或“無主”作品，對于這些作品是否能網絡使用，目前得不到相關法律支持。學術期刊通過“用稿聲明”方式獲取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法律效力問題。目前大部分學術期刊通過“用稿聲明”或“投稿聲明”方式來獲取作者的信息網絡使用權，諸如“凡經本刊采用的稿件，即視為作者同意授權本刊對其圖文作品形式網絡傳播再使用的權利”。對于這種獲權方式的合法性，學術界有不同聲音，司法實踐也未給予實質性支持。[4]經過作者許可的網絡使用是否不需要學術期刊的授權？依照我國現行《著作權法》規定，論文信息網絡傳播權在作者手里，為此，一些網絡媒體時常只獲得了作者的許可便轉載使用已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論文。這樣的網絡使用對學術期刊的利益損害很大，最直接的影響當然是發行，此外也是對學術期刊論文生產投入的否定。學術論文的最終成稿出版，并非僅僅是作者的勞動成果，外審專家的評審，編輯的選稿、審稿和與作者的反復討論，校對的審校，等等，學術期刊投入了很多，網絡轉載時不經過學術期刊的許可，這意味著這種投入是“為他人作了嫁衣”“被打了水漂”，是一種不公正的對待，也會嚴重挫傷學術期刊的積極性?，F有“合理使用”給融媒環境中學術期刊合法利益帶來潛在風險。如果微信或微博用戶個體在朋友圈或微博空間里以學習、研究或欣賞的目的將學術期刊的論文進行上傳或轉發，那么這樣的作品使用是否適用“合理使用”？依照傳統環境來看，這樣的作品使用屬于我國《著作權法》所規定的“合理使用”。但在融媒環境中，若也簡單將其適用，就有可能對學術期刊合法利益帶來較大的損害。因為假如用戶是網絡大V，那么這樣的上傳或轉發就可能帶來很大的論文點擊量和轉發頻次，這自然會沖擊到學術期刊的發行量，損害學術期刊和作者的利益。

2.學術期刊版權素養整體偏低

2010年9月《傳媒》雜志曾經展開過“中國媒體人版權素養調查”，數據表明，與其他媒體人相比，期刊人的版權素養最低，只有18%的期刊人經過版權培訓，3%的期刊社有自己的法律顧問。[5]其中的學術期刊也不樂觀。2014年和2017年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分別認定了兩批學術期刊名單，第一批為5756種，第二批為693種。這些學術期刊大部分處于“小弱散”的狀況：幾名編輯，有時會有一兩個編務和一兩名經營人員，加上社長總編，大致10人左右規模；經營收入大多是勉以度日或靠體外輸血；至今沒有一家叫得響的學術期刊出版集團，期刊之間的合作交流也很少。此外，這些學術期刊的體制機制時常較為保守，大量依然是事業單位，一些已轉為企業的也僅僅是“翻牌公司”?？偟膩碚f，學術期刊現有的狀態很不利于學術期刊版權素養的提升。一方面，沒有能力在版權領域做過多的投入，如設置版權管理部門、整理作品版權信息、展開維權保護、讓員工接受版權培訓，等等；另一方面，也缺少動力，體制的庇護和資源的紅利雖不能使日子“紅紅火火”但也能“旱澇保收”，版權保護所帶來的增利很難內化為一種激勵。

3.版權的授權和評估環節不暢

版權的保護與利用相輔相成，合理的版權保護有助于版權利用的順利進行，順暢的版權利用能促使版權得到更好的保護?，F今融媒環境中學術期刊的版權利用不是太暢通，突出表現在版權的授權組織不發達和價值難評估兩方面。融媒環境中如何將學術期刊版權的三大利益方——作者、學術期刊和新媒體用戶聯系起來，這需要較為發達的版權授權中介組織。當前，與學術期刊版權相關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雖成立時間較早，但依然處于職能較弱、權限不大、規模較小、市場化程度不高的階段，學術期刊版權授權時較少會想到借助它的力量。版權作為無形資產，如何評估其價值，這本身就是傳統難題。一篇學術論文究竟價值幾何，慣例評估做法，一是國家法定規定，如《使用文字作品支付報酬辦法》的千字稿酬標準；二是合同約定，當事人互相約定價格。然而，現有法定規定針對傳統紙質環境中而形成，融媒環境中是否適用沒有法律支撐，也時常得不到相關當事人的認可，如論文的市場表現數據，如點擊率和轉載率的造假問題，便容易使作者或學術期刊質疑所獲得的版權報償。合同簽訂習慣的未養成，如很少有學術期刊與作者簽訂書面的授權協議，以及新環境中版權價格的很難達成等客觀因素導致的合同簽訂率不高，也使得借助合同約定來評估版權價格的這一方式不能有效發揮作用。

一、我國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誕生期

綜觀整個80年代，我國對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研究從對蘇聯相關文獻的翻譯，開始有了初步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繼續深入介紹研究國外青少年法制教育舉措，重點反映國外(主要是蘇聯)對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重視，希望我國也予以重視。第二，研究領域進一步拓展，從單純重視對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拓展到法制教育與預防青少年犯罪之間的關系研究，并提出要加強對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協調好道德教育與法制教育之間的關系，強調預防青少年犯罪是全社會的責任。此外，除了研究領域的拓展外，也有人提出拓展對青少年進行法制教育的場所與方式。第三，明確提出對青少年進行法制教育的重要性?？陀^地說，20世紀80年代是青少年法制教育的起步期和誕生期，出現了青少年法制教育方面的研究論文，相關研究成果涉及的面比較廣泛，有突出青少年法制教育重要性的，有域外借鑒的，有拓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場所和方式的。這個時期的研究基本上奠定了未來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研究基礎和發展方向，是我國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誕生期。不過由于當時整個國家尚處于法制的初創階段，相關研究還比較少，研究的水平深度還不足，有待進一步發展。

二、我國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發展期

進入90年代，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相關研究有了進一步發展，其中明顯的表現就是研究成果比80年代有了一定的增加。當然這只是表面的，深入的分析這一階段的研究成果，筆者發現圍繞青少年法制教育這一主題的研究呈現出兩個特點:一方面是理論水平的進一步加深，呈現出從多維度、多視角研究這一問題的趨勢;另一方面表現在實證研究的出現，開始出現了以某一地區為代表的研究成果。具體來說，在理論研究方面的深入主要表現在:第一，對青少年違法犯罪高發現象進行了反思，認為學校教育存在失衡，學校之外大環境惡劣，家庭教育不當是開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障礙。提出了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對策，用立法的形式保障青少年學習法律常識，實行多種形式的教育方法，加強綜合治理。第二，法制教育是青少年行為規范教育的必然選擇，而法制教育過程中還存在很多問題，最主要的問題在政府，并提出了政府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的對策性建議，即以學校為中心，依托社區，包括邊緣青少年，進行規范性教育，構筑法制教育的管理體系。第三，青少年法制教育存在法制教育目的偏差、流于形式化、過分依賴學校、農村青少年法制教育落后等亟待解決的問題。第四，首次出現了對鄧小平法制教育思想的研究，認為加強法制根本在于教育人，重點是領導干部思想覺悟，目標是使全體公民知法、懂法、守法和護法。在具體的工作中，要切實培養青少年的公民意識，樹立正確的權利義務觀;培養自覺維護社會秩序、校園秩序的觀念;學習市場經濟的法律知識。第五，在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思路方面也出現了專門的文章討論。在實證研究方面表現在:第一，結合具體地區的案例型研究。青少年法制教育伴隨著上海社區化的過程，上海市通過積極探索社區化的過程，努力開展針對青少年進行社區化法制教育的實踐，利用華東政法大學等研究優勢資源，推進這一工作的開展。第二，結合具體地區的調查型研究。共青團河北省委的工作人員赴滄州、衡水等地進行了專門調研，在調查的基礎上進行了分析，認為一方面青少年法制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另一方面由于青少年法制教育尚處于探索階段，還有一些問題，有待完善。并分析了青少年法制教育中存在的問題，剖析了相關原因。最后結合法制教育的相關特點，提出了一些建議。這些實證研究在當時應當說是有一定的進步意義，許多問題與建議都是建立在調查的基礎之上，比較有說服力。不過對于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整體判斷不甚準確。此外，媒體對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報道與宣傳在這一時期開始出現，報道內容簡單通俗，易于理解，對青少年法制教育走進普通人的視野中、引起大家的重視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其中，采訪相關專業的專家也成為一種凸顯青少年法制教育重要性的形式。

三、我國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繁榮期

進入21世紀，青少年法制教育相關研究呈現出一片繁榮的景象，研究呈現出多層次，多視角，研究方法也更加多元，研究成果豐碩，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有體現。這一時期，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進入繁榮期，表現是多方面的。

(一)專門以青少年、青年群體為研究中心的學術期刊的繁榮

隨著技術創新與媒體生態變化，三年來媒體融合加速推進，前行至深水區。學術期刊為了破解傳統傳播渠道的“中斷”或“失靈”問題，幾乎全部把數字傳播的權利轉授給了中國知網、萬方等大型期刊數據庫，并嘗試運作“兩微一端”，希望由此搭上互聯網和新媒體的高速列車，實現華麗轉身。然而事與愿違，聚合型的數據庫由最初的合作伙伴，搖身一變成了競爭對手，導致孤立的紙本期刊學術傳播中心的地位日趨旁落。大型期刊數據庫不僅壟斷了學術期刊的在線傳輸渠道，更為致命的是引領讀者“去紙質化”的閱讀方式和數據庫下載論文獲取信息的方式?？梢哉f，學術期刊在媒體融合的過程中，舊的瓶頸尚未突破，新的問題又開始纏繞，距深度融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1．復合型編輯人才缺乏

媒體融合不是不同媒介形態的簡單拼接，而是技術融合、渠道融合、平臺融合、內容融合、經營融合、管理融合等全方位的調整，新技術的采用、傳播渠道的改進、內容生產方式的創新、傳媒組織形態的升級、傳媒產業鏈條的重構、管理體制與政策的改革都要隨之發生相應的變革。技術融合是整個媒體融合的基礎，其中最重要的是數字技術和互聯網技術，它們在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融合過程中能發揮巨大的推動作用。然而，目前傳統學術期刊的人才儲備與技術支持無法滿足媒體融合建設的需求。我國學術期刊的主辦單位以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學會為主，由“體制內”任命的部分期刊領軍人物，具有較高的專業水平和很好的學術理念，卻缺乏駕馭新媒體業務的技術素養，沒有樹立拓展新媒體業務的基本目標，更沒有規劃新媒體業務的長遠戰略。目前很多學術期刊已通過集成的采編系統實現了審稿、編稿、發稿過程數字化，以及這一流程與PC端和互聯網的融合，但這一流程與移動互聯網的融合卻進展遲緩。其關鍵在于，缺乏新型的復合型編輯人才。老編輯對新融合、專業技能（信息檢索能力、計算機操作能力與多媒介轉換能力等）的缺乏了解和掌握影響了他們對學術新媒體的熱情和探索精神，影響了互聯網思維在學術期刊領域的運用和發展，更制約了行業借助融合業務技能實現對多種媒體的資源整合。

2．媒體融合主導權缺位

我國現有傳統媒體管理制度產生于計劃經濟時代，形成了以審批制度、主管主辦制度、行業管理制度、屬地管理制度為核心的規制政策。在這種體制下，傳統學術期刊一直保持主流學術傳媒地位，發揮著主體性作用。“其一，擁有公開出版的刊號，具有體制授予的合法身份，不存在‘無米之炊’的生存威脅；其二，牢牢把控著學術信息源（專業邊界）和作者資源（學術水準），目前還沒有任何學術新媒體能夠與其分庭抗禮，對其構成挑戰；其三，在現行的學術評價與期刊評價機制之下，只有具有正式刊號的期刊才能得到行政權力部門與專業評價機構的承認，盡管紙本期刊的傳播功能早已名存實亡，但其‘記錄功能’仍然受到學者們的重視。”［15］然而，恰恰是這類媒體，在媒體融合的道路上走得跌跌撞撞，深陷“不做等死，做了找死”的困惑之中，無法承擔起媒體融合的主動權。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缺乏國家主導的大型公共服務數字出版平臺，表現為具有公益性質的學術期刊沒有公共技術平臺的強力支撐，盲目“嫁接”或重復探索；二是學術期刊的市場主體地位模糊，身份尚為事業單位或改制后只是換塊牌子的“翻盤企業”、改制后依然沒有建立現代法人治理結構的傳統媒體，在與新媒體融合過程中必然遭遇體制障礙與規制約束；三是學術期刊分散弱小、技術落后、經濟實力不強，作為媒體融合中的被動者，它們根本沒有實力與能力去主導媒體融合?；ヂ摼W企業與新媒體公司是否具有媒體融合的主導權？答案也是否定的。從技術、平臺與資本實力來看，它們有舍我其誰的優勢。然而，在深入思考探究媒體融合發展的趨勢時，我們會察覺到一些悖論的存在。首先，民營力量主導媒體融合，勢必與黨和政府強調的媒體的政治屬性、輿論導向沖突，很難滿足“可控可管”的傳播要求；其次，中國知網、萬方等大型期刊數據庫雖然在數字傳播方面幾乎取代了紙本傳播，但其在學術信息源、專業編輯權威性、學術共同體關系等方面存在明顯的短板，因而無法替代學術期刊承擔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再次，互聯網企業與新媒體公司并沒有獲得體制授予的合法身份，還不具備與學術期刊刊號相當的學術傳媒地位。目前流行的微信公眾號與論文在線網站，不過是學術期刊的附庸或補充，暫時不足以動搖學術期刊的主流地位。

3．政策與規制缺陷

新媒體與傳統媒體融合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也給政府的媒體管理工作帶來嚴峻的挑戰。一是多頭管理、權責不一。在互聯網的監管上，工業和信息化部是行業主管部門，公安機關負責打擊利用網絡實施的各種犯罪活動，文化部門對文化產品、文化活動實施監督管理，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負責全國網絡出版服務的審批和監督。這種管理體制職能交叉、條塊分割，致使在監管的具體過程中，形成政府管理越位或政府管理缺位兩種現象。比如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國是把互聯網和手機作為信息產業來定位的。但互聯網和手機既有產業屬性，又有媒體屬性。單純由產業部門管理，很容易造成行業管理和輿論監管的脫節。特別是新聞出版廣電部門實行嚴格的內容監管，而電信部門只管傳輸不管內容，結果因傳輸平臺的不同，就會產生天壤之別的規制差異。二是法律“跟不上、管不住”。近些年，雖然我國在新媒體管理方面已出臺數部法律法規，但總體上立法層級不高、法律效力較低，“一方面，行政機關對現行行政法律文件的修改、補充滯后于新媒體的快速發展，造成法律制度不該有的缺位；另一方面，各行政機關進行聽政活動所參照的法律文件多為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規定，效力較低，僅限于本部門范圍，造成有法可不依的尷尬；且各行政機關在制訂、執行部門規章和行政規定時往往各行其是，又造成了行政法律制度執行的沖突”［16］。在學術傳播領域，“雙重管理體制”使傳統媒體在發展新興媒體業務時，遠不如商業新興媒體那樣能夠放開手腳大膽創新，經常是稍有創新、稍越雷池，就可能被“約談”、批評。在媒體融合的大潮之下，盡管互聯網與新媒體具有快捷、方便、及時、聚合等優勢，但所在企業仍然拿不到體制所承認的正式刊號，那些僅在網絡平臺或新媒體上發表的論文統統被排除在體制認可的評價之外，這不能不說是體制壁壘與規制政策滯后性的體現。

作者：張紅 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

拉倫茨先生在偉大的著作———《論作為科學的法學的不可或缺性》中認為:“法學有三重任務:解釋法律，按照內在的法律制度的價值標準和思想盡可能發展法律，以及不斷尋求用統一的視角詮釋大量的法律資料，不僅為了外部的整齊劃一和條理清晰，也為了盡量實現各種規則的內部統一和客觀的協調。簡而言之，法學的任務就是解釋法律、發展法律以及———或許可以這樣說———整合法律資料。”［1］要實現這三項任務，需要法律人不斷訓練自己的法律思維，提高解釋、發展和整合法律的能力。作為法學研究生，欲達致此三項任務，需遵循法律史、法解釋與法釋義學的研究路徑。

何為法律史、法解釋和法釋義學?

我這里所說的法律史，確切地講是私法史，私法制度史，它不是關于某一歷史階段法律、法律思想等發展特點的板塊式概述，也不是一種全面的法律史解讀，而是一個個具體制度的歷史縱向發展線索的梳理，如不當得利制度從羅馬法———普通法———德國民法(BGB)以及現在的歷史發展。此種意義上的法律史常常被譽為“法律胚胎學”，其研究的動力在于為現行法解釋提供歷史線索，為現行立法的構建提供歷史證據。法律史主要不關注當下的法律問題，它是解構的學問，雖然其為當下服務，但其梳理過程本身對法律制度發展流變過程的完整展示(再現)才是其最終歸屬。還歷史于本來面目，具體制度的解構及其功過得失析出，都使其與歷史研究本質無異。法律史并不對當下的法律問題直接發表對策性意見。

法律史在統一的制定法之前是法學研究的主要素材和礦藏，《德國民法典》之前的19世紀法學———歷史法學派以研究羅馬法為主要任務，從古代法中發現和提煉裁判規則，來構建法律體系和法律原則。在那樣的時代，法律史的研究是法學研究的主流。但是，《德國民法典》之后，制定法成為唯一法源，法律實證主義取代法學實證主義，法學研究的主要任務轉向對《德國民法典》本身的注釋，對《德國民法典》具體條文的解釋和應用是司法實踐的需要，法律史的研究從此不再成為主流。與此相應地，法學院課程設置中的羅馬法課程也大為縮減，因為法學教育的主要任務在于培養學生依據《德國民法典》來處理案件，在于教會學生法律職業的技術———法律解釋和法釋義學，而不是培養學生如何去處理史料和已經死去的法律。

法律解釋與法釋義學是不同的。法解釋是解釋法律的技術概稱，如薩維尼所言的三大解釋方法:文義、歷史和體系解釋。此外，還有目的、擴展、縮減等解釋方法。法律不經解釋無法運用，解釋法律的過程也就是法律條文與案件事實不斷來回穿梭的過程，解釋者的眼光不斷在此二者之間來回徘徊，進而依據法律得出裁判結果。一定法解釋方法是科學判決結果得出的基礎。法解釋是一個法律應用的過程，也是一種法律應用的方法。

司法參與者必須掌握良好的法解釋能力，方能科學裁判。法學院的教學主要的任務在于法解釋的傳授與演練。共同的法解釋技術掌握也是法律職業共同體構建的一個基礎和對話的平臺。專門的法解釋技術使得法律適用是一門科學，大眾感覺并不宜成為裁判依據，司法應在這項技術的基礎上保持獨立。正是因為這樣，耶林在《法律是一門科學嗎?》這篇著名的文章結尾寫道:“如果要將我已經說過的事情，做一個總結，那么可以這么說:法學就是在法律事物(DingedesRechts)中的科學意識。這種意識，必須往法哲學的面向發展，以便探求現實世界法律之起源與效力所賴以成立之最終基礎;它必須在法律史的面向上，追溯自己曾經走過的所有道路，好能使自己從一個階段邁向下個階段，以臻于更高之圓滿;它也必須在釋義學的面向上，將所有我們借著對法律之認識與掌握，而獲致之暫時性的高點與終點，匯集于經驗與事實，并且基于實際使用之目的安排這些素材，進行科學的闡釋。”［2］Rechtsdogmatik、法釋義學、法教義學，是指從同類的眾多有既判力的判決(判例)中總結相對更加具體的規則或裁判標準，精心類型化、體系化，形成一套比法律條文更加細致、更具接近性的實踐規則，然后再應用于實踐。法釋義學的結果是形成體系的規則群，法釋義學的過程是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如果學者僅僅解釋法律本身而得出了某種結論，或者從歷史史料中得出了某種結論，那僅僅是Auslegung(學說)，沒有案例基礎的學說或者解釋不是法釋義學，不是以實踐為目的的學說或解釋也不是法釋義學。在德國民法中，典型的法釋義學結果比如關于§242BGB誠實信用、§134BGB違反保護性法律的侵權行為、§138BGB違反善良風俗的法律行為等等類型化的總結，這些可以從權威學者的教科書及法典評釋書(Kommentar)中找到。法釋義學結論的得出需要運用法解釋學的各種方法，二者的關系某種層面可以說是手段與目的、方法與結果的關系。當然，法釋義學的結果不是法解釋學的唯一目的。

摘要：成人學歷教育從創辦之初即帶有強烈的普教化、理論化的教學烙印，發展至今既與當前國家教育政策導向不一致，又與培養對象的在職特征、學習模式相沖突，辦學定位在普通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間首鼠兩端，特色匱乏，社會好評度急劇下降，生存空間極度萎縮，教學改革刻不容緩。根據四川經濟社會發展趨勢和法律事務專業的職業定位，?？茖哟稳瞬艖詮秃匣?、交叉型初級人才為培養目標，課程教學內容應進一步實務化，在教學資源設計、考試方式、考題內容上要針對成人學習者學習特點分別進行小微化、便捷化、應用化的調整。盡管法律事務專科職業化教學改革也暴露出實踐環節薄弱、教學質量保障體系脆弱等問題，但仍可以為下一步法學本科的教學改革探索在諸多方面提供有益的參考，如堅持培養目標的實用性與理論知識并重、課程內容建構如何進一步職業化、綜合實踐考核方式的多元化以及職業化與人文性相得益彰等。

關鍵詞：成人學歷教育；法律專業；職業化；教學改革；路徑

一、成人學歷教育法學專業職業化改革的必要性

1.成人學歷教育的職業特征

有論者指出，成人教育的職業化是指：“成人教育以滿足、面向服務對象的實際需求為導向，以促進服務對象就業、轉崗為主要價值取向，通過校內校外兩個課堂為服務對象提供學習產品，從而使服務對象在取得學歷的同時，獲得一技之長。”[1]有必要說明的是，成人學歷教育的職業化并不是將成人教育吸收并入職業教育，因為成人教育與職業教育的分類依據不同，屬于性質、定位不同的教育門類，那種“從某種意義上說，成人教育又屬于職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職業教育內容的重要補充、職業教育實踐的主要陣地。成人教育的職業化和職業教育的成人化，是成人教育與職業教育融合發展的重要交叉點”[2]的觀點并不妥適。成人學歷教育職業化的目標是滿足成人學生的實際需求，著眼于提升其職業技能或職場能力，其核心是去理論化，即去除人才培養目標、教學計劃、教學內容中過于理念化、理論性的內容以及脫離成人學習者實際情況的教學要求，回歸成人學歷教育應用化、技能型、職業性的初心。成人學歷教育的職業性主要表現在三方面。（1）成人學歷教育對象的職業特征。與普通高等教育相比，成人學歷教育最顯著的特征是，其教育對象是在職在崗的已就業者，多數在24—29歲這個年齡段，對依靠記憶作為主要甚至唯一的學習手段充滿抵觸，對記憶中的中學階段的填鴨式教學更是天然排斥，這些學習特點決定了他們對純理論知識的學習興趣不高。成人學習者已經就職于某一行業，和普通高校學生相比具有鮮明的職業背景，不管其求學目的是補償學歷，還是職場充電，或是重新擇業，進行職業技能訓練、著眼于提升職業能力都不違反其求學目的和職業需求。因此，對教學內容、教學模式進行職業化改革是符合成人教育對象的特征的。“認清成人教育對象的職業化特征，使其和普通教育相區別，這是制定教育目標和教學計劃的基礎。”[3]（2）培養目標的職業化。進入21世紀后，成人學歷教育盡管尚肩負著學歷補償教育任務，但培養目標已趨多元化，不少學生以提升職業能力為學習目標或雖以獲得學歷為目的但并不拒絕職業能力的提升（見表1）。更重要的是，就算以學歷獲得為目的，但學歷就排斥職業技能嗎？因此，培養目標的職業化既符合經濟社會對教育的要求，也有利于受教育對象，是雙贏之舉。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國際教育標準分類法（ISCED1997），教育級別被劃分為0-6級6個層次，其中ISCED5B類大致等同于我國的專科教育層次。ISCED5B類定位為“實際的/技術的/職業的特殊專業課程”（practical/technical/occupationallyspecificprogrammes），培養目標為使求學者獲得某一特定職業或職業群所需的包括技能和知識等實際能力，其教學計劃比5A（通常理解的大學本科教育）的計劃“更面向實際，更與具體的職業掛鉤”?？梢?，雖不能據此將成人學歷教育與職業教育劃等號，但根據ISCED1997，成人學歷?？平逃龔慕虒W計劃伊始就應該呈現出其相應的職業特征。（3）教育政策的調整。早在2000年，教育部就了《高等職業學校、高等?？茖W校和成人高等學校教學管理要點》（教高【2000】2號），其第5條規定，該要點供高等專科學校、高等職業學校和成人高等學校參照實施，說明在教學管理要求上，成人高等學歷教育與高職高專適用同一標準。其次，在?？茖I目錄上，“法學”已不再是教育行政部門認可的專業名稱，而代之以“法律事務”為代表的法律實務類專業。從“法學”二字到“法律事務”的調整揭示了專業定位從重理論學習到重實務操作的政策導向。鑒于目前只有成人高校和高職學院還開設?？茖I，這一定位轉換再次證明了成人學歷教育人才培養目標上的職業化特征。

2.成人學歷教育嚴重的理論化現狀

然而，與成人學歷教育職業化特征形成嚴重反差的是其嚴重的理論化現狀，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課程設置、教學要求上向本科院?？待R。成人學歷教育的“降生”是政策推動型的，上級政令一出，各地全面開花，要多快好省上規模，采取“拿來主義”，直接套用、照搬普通高?，F成的計劃、課程、教材、考試評價標準是最簡單易行的做法。在成人學歷教育興辦之初的1978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僅為1.55%，[4]客觀上還擔負有幫助大量優秀在職人員一圓大學夢的學歷補償任務，因此盡管也存在前期理論論證不足、頂層設計過于粗放、缺乏對成人教育特殊性進行系統研究、普教化嚴重等弊病，但鑒于當時主要教學目標就是彌補文化理論知識，矛盾尚不尖銳。而進入21世紀后，成人學歷教育學生生源構成、學習目的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對文化知識不再感興趣，對系統化的理論學習產生抵觸甚至厭倦情緒，而且隨著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的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和基本素質也無法與20世紀相提并論，普教化的教育理念、模式與學生現狀發生了根本對立，再加之個別社會教學點視辦學為生財之道，教學環節虛無、考風考紀差，口碑急劇下滑。（2）大量使用與普通高校高度同質化的教材。當前國家開放大學（電大）系統使用的教材編者不乏大家，在編寫、印刷、出版質量等方面也沒有任何問題，但偏重理論、內容枯燥、版式設計單調，與普通高校教材高度同質化，或者就是普通高校教材的翻版。其次，擁有與文字教材配套的音像教材或視頻講解曾經是開放教育引以為傲的特色教材，但觀看這類音像資料后，會發現多數授課專家一本正經地把概念的“定義—特征—比較辨析”從頭說到尾，講得多，互動少，在拍攝時長時間保持同一個鏡頭，畫面呆板，課堂實錄化嚴重，嚴肅有余而吸引力不足，不能激發學生觀看興趣，實踐中利用率極低，更別提對教學的輔助功能了。（3）考試題量上死記硬背題“一家獨大”。僅以開放教育民法學課程考試為例來說明。在2019年X月期末試卷100分的總分值中，除16分的案例分析和一個3分的單選題外，其余81分均系就概念術語、法律理論進行考核，學生必須在大量的背誦記憶基礎上方能作答。（4）實踐環節考核以論文等理論化成果為唯一方式。就法律專業而言，實踐環節是為數不多的將抽象的法律原理應用到具體生活現象的從理論到事實的思維訓練過程。實踐環節是將書本理論知識轉化為活知識的橋梁，是將法律條文實用化的過程。然而囿于在業余學習模式下組織集中實習幾乎不可能、實踐環節考核標準的高度主觀化等現實問題，實踐環節在教學過程中能省則省、能簡則簡，或干脆睜只眼閉只眼，其重要性僅停留在教學計劃中的文字表述上，徒具“理論價值”。實際操作中，多以論文寫作作為實踐環節的最重要甚至唯一考核方式，而論文寫作本身就是理論化的，用一種理論化的成果來評價實踐環節的教學效果，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摘要：

圖書館管理是一個計劃、決策、組織、領導和控制的全部過程，它對于圖書館文獻以及各種有效資源都非常重要，也能完成圖書館的管理目標。長久以來，圖書館管理都是一個熱點探討的問題，本文將以近年來的122篇文獻作為數據源，通過知識圖譜分析，來展現我國圖書館管理三個時期以及研究內容。

關鍵詞：

圖書館管理；三個時期；知識圖譜；文獻

隨著我國理事會制度的不斷完善，近年來我國法人管理結構已經確立，這使我國圖書館管理從理論轉向實踐過程中收獲了穩定進展，而學術界也從這些年的學術動態中發現了不少問題，只有在這些問題中不斷總結成功的經驗，以正面的姿態去面對出現的問題和挑戰，才能鞏固研究成果。本文將從空間、演化兩大維度，運用知識圖譜的方式對我國現在的圖書館管理研究現狀展開分析，擬能提供借鑒作用。

1來源數據庫與研究方式

我國當前文獻數據庫眾多，不同的資源庫的優點也不同，目前中國知網（CNKI）作為中國學術期刊網絡的出版總庫，它有著其他眾多資源庫所不具備的優點和功能，比如檢索數據快，更新速度快，資源更豐富，功能更完善，并且高級搜索針對性更強，對于CAJD檢索要選擇研究對象，而且主題檢索所獲得結果要更多，關鍵詞檢索范圍要小一些，不過主題檢索也有缺點，就是檢索出的無關內容多，要被檢索者進行再次篩選，這會相應損耗一些時間，舉個例子，比如主題檢索中，選擇“圖書館”并含有管理一次，第二選擇“圖書館”再加關鍵詞“理事會”，就會得到兩種相差甚遠的檢索結果，分別是358條和880條，筆者又將其中含有有效關鍵詞的文獻進行再次幾何處理，比如按照優先出版和增刊進行檢索，最終獲得了122篇可用論文。筆者此次研究采用的方式是信息計量并通過知識圖譜展現的方式，知識圖譜分析使用的工具是CiteSpace和VOSviewer，相較于其他工具，VOSviewer更注重圖形化展示，可以以顏色的不同來反映不同的類聚聯系。

摘要:

自十八大以來，依法治國的道路逐漸展開，根據我國國情，要實現法治國家的偉大目標:應當進行全面的普法教育，把法治文化建設和道德文化建設有效地結合起來，提高全民族的法律意識。高校作為培養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的搖籃，在對學生進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時將法治建設貫穿其中，增強學生的法治觀念，是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是實施依法治國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是大學生綜合素質提升與發展的內在要求。所以，在高校的教育中不能簡單的進行法治教育或者道德教育，應當對二者進行革新，主要體現在使其相結合，共同推動高校教育事業的發展。

關鍵詞:

高校;法治文化建設;道德建設;革新

一、法治文化建設和道德建設的聯系

高校法治文化建設可以讓學生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識，逐漸的形成一種法治觀念，并且通過提高學生的法治素養塑造學生的法治精神，從而使得受教育者自覺形成良好的法律行為和習慣。道德建設則是讓大學生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建設，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提高學生的道德覺悟，增強道德素養，從而做出符合道德的行為。通過對高校法治文化建設和思想道德建設，可以從道德和法律兩個方面來提高學生的綜合素養，令他們在日常的生活中做出的一系列行為符合法律和道德，減少違法犯罪的存在。在當前的政治形勢之下，進行高校的法治建設和道德建設的結合不僅符合依法治國的方針政策，而且與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策略也是相聯系的。

(一)高校法治文化建設以道德建設為基礎

國內學者研究英國與歐洲一體化關系的研究不外乎按照時間劃分為兩個階段以1993年歐盟成立前后為界分為英國與歐共體關系以及英國與歐盟的關系。研究這個問題國內外學者對此都有著自己的觀點，他們主要觀點涉及政黨政治、外交、法律、政策傳統、安全防務通過這些方面來闡述著重分析了歐洲一體化給英國帶來的影響以及英國給歐洲一體化帶來的變化。最近幾年研究歐盟的學者日益增多并且角度開始有學者開始研究英國學派與歐洲一體化的關系。   有許多學者關注的是英國對待加入歐洲一體化表現出來的獨特態度。主要有陸梅《英國在歐洲一體化上政策搖擺的多元形成因》趙懷普《英國緣何對歐盟若即若離》王鶴的《論英國與歐洲一體化的關系》分別論述了從二戰結束以來一直到二十世紀末英國對待歐洲一體化的態度的變化。陸梅在其論文《英國在歐洲一體化上政策搖擺的多元形成因》談到了英國與歐州一體化若即若離的原因主要有三因素：地理因素、歷史因素、英美特殊關系。   趙懷普《英國緣何對歐盟若即若離》指出了三個因素影響英國對待歐盟的態度：入盟涉及英國的對外戰略選擇、入盟侵蝕英國的主權、入盟沖擊英美特殊關系。作者認為英國與歐洲一體化若即若離的困境是由深層次英國的獨特政治文化和外交傳統決定的，這同時意味著擺脫這一困境的艱難。   王鶴在其文章《論英國與歐洲一體化———評價英國政府的歐盟政策》按照時間順序表述了英國與歐盟的關系，從70年代加入加入歐共體始終是一個難以合作的伙伴。以后自80年代末期以來英國在歐盟中處于一種自我選擇的孤立狀態，主要政策可以總結為不全盤接受歐盟又不從歐盟中退出；立足點是本國的國家利益為主要立足點。指出主要的英國與歐盟的爭論點包括兩個方面就是主權問題的爭論和經濟問題的爭論。   有的學者從議會政黨政治的角度來分析英國與歐洲一體化的關系:主要代表有李世安《英國議會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的政策與措施》以及王展鵬《政治文化的趨同與英國工黨的親歐轉變》、謝峰的《英國保守黨歐洲一體化政策評述》，這三篇文章分別從議會如何捍衛主權以及工黨、保守黨如何對待歐洲一體化角度來表明歐洲一體化對英國的影響。王展鵬關注與工黨對歐洲政策的轉變在其《政治文化的趨同與英國工黨的親歐轉變》一文中提出了這樣的看法總的來講工黨政策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由反歐向親歐方向轉變表現為兩個方面。   一方面歐共體早期的政策與工黨國有化、福利國家的理想是有沖突的。另一方面80年代中后期歐共體自己采取了一些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措施而工黨自身選舉的連續失敗轉向了第三條道路（即新的社會民主主義）二者在某些方面是有契合點的。作者認為國內研究歐洲一體化問題時往往重視文化差異所構成的障礙，忽略了同樣重要的另一方面，即文化的趨同與文化學習的過程。謝峰在他的論文《英國保守黨歐洲一體化政策評述》提出了究保守黨的對歐政策基本上可以劃分為兩個各方面進行研究其一是保守黨領導核心公開的對歐政策其二是保守黨內部與前者向差異的個人組織和派別對歐洲一體化的意見。   汪波的《論英國對建立冷戰后歐盟共同安全與防務政策》從安全防務角度闡釋了歐洲需要防務的原因：冷戰結束以后出現了大量種族沖突和民族矛盾，使歐盟意識到滋生建立起一個安全防務機制的迫切性。但是英國兩黨基本上對此采取一種消極的態度有以下幾個原因：政治文化傳統、歷史現象原因、深受英美特殊關系影響、對歐洲合作的期望。國內學者也有從法律角度闡述了歐洲一體化對英國司法體系的影響例如王展鵬：《主權話語與制度變遷：歐洲一體化背景下的英國憲法司法化》看出了英國司法體系與歐洲大陸法律體系有較大的差別。作者得出結論應該說英國在三百年以來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面對內外部的挑戰表現出來了一種漸進變革的能力值得贊賞，全盤照搬歐美的法律體系未必明智。   國內學者也有從學術角度來分析英國與歐洲一體化例如常鵬飛曹永偉《英國學派與歐洲一體化：一項基于歷史、理論和現實結合的比較分析》分析了英國學派，英國學派：是國際關系理論研究領域獨立于美國“主流”學派之外的一個學術特色鮮明的學者群體，其最大理論特色是運用歷史學、法學、政治學、哲學、社會學等學科的方法來闡釋國際政治。總的來說未來的歐洲一體化的前景是樂觀的，向前進的，英國學派的介入給予處于困境迷茫中的歐洲一體化以新鮮的空氣有助于擺脫目前一體化研究的定式。所以說，作者認為門戶開放的英國學派與螺旋上升的歐洲一體化相結合是有大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