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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耀明 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
一、成一家之言
司馬遷極為重視立言不朽,提出“成一家之言”的目標。正是為了立言不朽,司馬遷甘受屈辱,百折不撓,努力著書立說。《太史公自序》、《報任安書》分別談到“成一家之言”及其具體內容,即是對六經異傳、百家雜語進行總結,搜集遺佚的文獻資料,探究自然與人事的至理,通曉歷史變化的規律,寫成有獨特的完整體系的著作。因此,《太史公自序》概括了《春秋》的筆法,同時表述了寫作《史記》的指導思想。為了闡說治理社會的基本法則,通過對歷史事實的敘述來辨明是非,對人物和事件進行表彰與批評,比之空發議論要深刻、切實、明白、顯著得多。作者在創作實踐中正是這樣,“藉人以明史”(《飲冰室合集》第九冊《要籍解題及其讀法》)[1]20,因事而見義。如“巨鹿破秦,鴻門張楚,高祖還沛,長卿如邛,范蔡之傾,儀秦之辯,張陳之隙,田竇之爭,衛霍之勛,朱郭之俠,與夫四豪之交,三杰之算,十吏之酷,諸呂七國之亂亡,貨殖滑稽之瑣屑”(《水滸資料匯編》卷一汪道昆《水滸傳序》)[2]3。這些精彩的篇章展現出一幅幅歷史和現實的圖畫,浸染著司馬遷的褒貶之意和愛憎之情,也顯示了他是自覺繼承和發展《春秋》的寫作傳統的。
為了真正實現“成一家之言”的崇高理想,司馬遷在長期的創作活動中,注意收集資料,觀察體驗,分析研究,實事求是?!秷笕伟矔窂娬{“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3]2735。作者廣泛獲取大量的歷史事實和思想資料,盡可能地建立和擴大寫作的材料倉庫。他博覽眾多的書籍,收集重要的文獻?!短饭孕颉氛劦健兑住贰ⅰ抖Y》、《書》、《詩》、《樂》、《春秋》的特點與長處。這表明作者只有閱讀和理解這些典籍,才能比較正確地論述它們?!妒酚洝窂V泛反映社會生活:《禮書》、《樂書》敘述文化生活的情況;《河渠書》描寫武帝時治河的場面;《平淮書》涉及武帝時經濟和政治的問題;《貨殖列傳》“洞達世情,敢質言而不為高論”(《管錐編》第一冊)[4]382,談到各地生產和交易的現象;《匈奴列傳》、《南越列傳》、《閩越列傳》、《朝鮮列傳》、《西南夷列傳》和《大宛列傳》等記載周圍各國和民族的歷史。這又表明作者如果沒有詳細地占有資料,充分地了解情況,就不可能以空前的規模出色地反映經濟、政治、文化和民族關系等各個方面?!妒酚洝吩谌宋锼茉?、性格刻畫和細節描繪等方面,在寫人敘事的材料方面,在語言風格方面,都從《左傳》、《國語》和《戰國策》中獲得豐富的教益和有用的東西。這還表明正因為作者熟悉和掌握這些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所以能夠集先秦散文之大成,開史傳文學之先河。由此可見,司馬遷寫作《史記》是與網羅天下史料分不開的。當然,這也是與“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欒城集》)卷二十二《上樞密韓太尉書》)[5]477,體驗現實生活,有密切的關系。漫游的經歷對司馬遷積累生活的各種知識和打下寫作的良好基礎,是極為重要的。
司馬遷的可貴之處在于他不是僅僅積累洋洋大觀的歷史資料和寫作素材,而是進一步辨別書籍記載和遺文古事的可靠性,從而考察歷史上成敗興衰的規律。《伯夷列傳》說:“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6]2121考信是司馬遷處理史料的原則。雖然他主張以六藝即六經為考信的標準,但是實際上他在處理史料時更著重通過自己對文獻資料和寫作素材的考核辨證來確定其可信程序。作為富有理想的史官,他深知寫作信史的重要性。他依據左圖右史,更注重實際考查勘察,調查人物和事件的全部歷史,探求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本質聯系和必然趨勢。《孔子世家》載,“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6]1947?!肚Z生列傳》載,“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6]2503?!痘搓幒盍袀鳌份d,“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6]2629。類似篇章不勝枚舉。它們足以證明司馬遷通過實地考察,分辨真偽,去粗取精,掌握了真實可靠的材料,加深了對所寫人物和事件的了解。特別是《項羽本紀》肯定了項羽推翻暴秦的功績,也批評了他棄智獨專和迷信武力的過錯,反映了作者如實記載和公正評論歷史人物的正確態度。正因為司馬遷按照考信的原則處理史料,安排素材,調查研究,原始察終,見盛觀衰,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歷史發展的規律,對社會經濟生活有所注意,對陳勝等人反抗暴政加以肯定,對世俗所謂的“天道”表示懷疑,從而實現了成一家之言的理想。
由于司馬遷編撰《史記》時能夠秉筆直書,注重翔實可靠,班固《漢書•司馬遷傳贊》就說:“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3]2738實錄的確是司馬遷寫人敘事的基本原則。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司馬遷寫作時堅持實事求是而決不虛美隱惡,這是非常可貴的。實錄的思想光輝照耀著后世成千上萬的作家前進在我國古代歷史記載和文學創作的道路上,他們自覺遵循實錄原則,努力寫出各個時代的名篇佳作。
二、提出發憤著書
司馬遷從自己的切身體驗和歷史上許多人經歷磨難而著書立說的實際情況出發,總結出古代文學發展史上的一個帶有規律性的現象,提出發憤著書說,認為自古以來優秀著作都是作者心意有所郁結、理想無法實現而發憤著述的。這一觀點揭示了進步作者與黑暗政治的矛盾,肯定了發憤寫詩作文、大膽批判現實的精神。發憤著書說的產生是事出有因的,當時,李陵兵敗,武帝震怒,群臣媒孽之言沸沸揚揚,司馬遷則如實地評價了李陵的功過,同時描繪了袞袞諸公從奉觴上壽到不知所措再到媒孽人短的丑態,指出他們不赴公家之難,專營個人利益。因此,他得罪武帝,被捕下獄,受到宮刑。其時,他家貧不能自贖,平日交游無人援助。這些使他深受肉體痛苦、精神侮辱和思想打擊,也使他一度竭盡全力、忠勤供職的心情付諸東流。于是,他痛心入骨,悲憤填膺。在極度的痛苦和悲憤中,司馬遷曾經想引決自裁,但是,他想到著書尚未成功,不能有始無終,又想到古代人們從事著述所經歷的艱辛過程,從中受到鼓舞,因此,他抖擻精神,堅持寫完《史記》。作者的發憤著書說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的。他把悲憤之情、愛憎之意融入立言之中,使字里行間充滿著自己的真情實感。正如金人瑞說:“大凡讀書,先要曉得作書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記》,須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發揮出來,所以他于‘游俠’‘貨殖’傳,特地著精神。”(《讀第五才子書法》)[2]32《史記》的眾多篇章都是發泄作者憤懣不平的情緒,譴責歷史和現實的黑暗現象,歌頌為促進歷史發展做出努力的人們。#p#分頁標題#e#
《太史公自序》具體論述了發憤著書說。此外,《報任安書》在說了類似的一段話后,著重指出:“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漢書•司馬遷傳》)[3]2735。正如錢鐘書說:“此處不復道屈原、韓非等而重言左氏、孫子者,二子如己之官體廢殘,氣類之感更深也。”(《管錐編》第三冊)[4]936司馬遷指出在封建社會中,仁人志士常受統治者和讒佞之徒的迫害,無法實現理想和抱負,不得已在著書立說中表示進步觀點和發泄憤懣。《周易》、《春秋》、《離騷》和《詩》三百篇等的作者們有正義感,不少人還博學多才,卻受到壓抑和打擊,這使他們對歷史和現實的認識水平有所提高,充滿激憤憂苦的感情。他們覺得“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史記•太史公自序》)[6]3300,就一定要發憤著書,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表達出來。他們敘述以往事情,寄希望于未來,緊密聯系現實,發表真知灼見。他們贊揚善良,憎恨罪惡,對黑暗現實的義憤越強烈,所寫詩文的思想性就越深刻。他們處在嚴重的困難和艱險之中,始終艱苦奮斗,堅韌不拔,終于完成了千古絕唱。雖然司馬遷所舉事例有些與史實稍有出入,但是發憤著書說反映了封建社會不少進步作家不滿現實、批判現實的共同性?!短饭孕颉泛汀秷笕伟矔芬鲞@些事例,實際上是表明心跡,針對現實,指出自己也與這些優秀著作的作者一樣,身處逆境,忍辱負重,發憤為文。司馬遷在《史記》里盡情抒發抑郁不平,深刻批判黑暗現象,非常同情社會下層人物。他曾經對西漢王朝相對穩定的局面有所幻想,希望對當時的社會、政治、學術文化等方面作一些彌補殘缺、振興衰廢的工作。后來,他遭禍遇刑,就拋棄了對統治者的幻想,加深了對社會現實的認識。他從個人的悲慘遭遇聯想到歷史上和現實中是非顛倒、黑白不分的情況?!恫牧袀鳌穼v來不正常的現象深表憤慨。他不僅懷疑天道,也批判封建統治階級。《封禪書》描寫武帝常為方士所騙?!镀交磿酚涊d武帝對外用兵,奢侈浪費。這些內容表現出對當時最高統治者的有力諷刺和嚴厲批評。《酷吏列傳》寫王溫舒、杜周,對酷吏的丑惡行徑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
在針砭時弊、批判現實的同時,司馬遷又著力描寫了社會下層人物和進步人士,熱情歌頌了他們的優良品質?!段汗恿袀鳌穼懞钯?、朱亥幫助無忌抗秦救趙?!遏斨龠B鄒陽列傳》寫魯仲連為人排難解紛而不肯受封?!洞炭土袀鳌穼懬G軻不顧個人安危而敢于與強暴作堅決斗爭?!独顚④娏袀鳌穼懤顝V既英勇善戰又與士卒同甘共苦??傊?,司馬遷在反映歷史和現實的真實情況之中,表達了進步的思想觀點和郁結已久的憂憤感情,從而使《史記》成為發憤著書的典范之作。發憤著書說是司馬遷文學思想的突出成就。它概括了前代進步作家著書立說的普遍現象,總結了司馬遷的創作經驗,肯定了進步的文學傳統。它闡述了文學與社會現實、文學與時代政治的密切關系,指出了作家的身世遭遇對文學創作的深刻影響,說明了作家憂憤郁結心中,有感而發,就能創造出批判黑暗政治、反映生活本質、富有真實感情的優秀作品。它鼓舞了后世進步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促進了西漢以后文學創作的發展和文學思想的研究。
三、重視文藝作用
司馬遷論述了文藝作用的問題。他繼承和發展了儒家的詩樂理論,注重文藝的教育作用和感染力量,強調文藝為社會政治服務。出身史官世家的司馬遷對文學和史學的造詣很深,他重視立言,把它看成不朽的事業并為之奮斗終生。然而,當時不乏輕視文史和天文歷法之學的觀點,司馬遷自然對此深表不滿。他高度重視史學和文學,特別是為文學家立傳,贊美他們的優良品德,同情他們的不幸遭遇,指出他們作品的思想意義和藝術成就,維護文學的重要地位,充分顯示出拔出流俗的勇氣和強烈的創造精神,也積極順應了文學發展的總趨勢。
因此,司馬遷對文學的教育作用和感染力量十分重視?!稑窌坊旧鲜菂R輯《禮記•樂記》等古書材料,它在簡述從上古到西漢詩歌音樂的發展概況后,大量引錄《樂記》原文。正如李景星說《樂書》“引《樂記》全文”,“《禮》、《樂》二書之采《荀子•禮論》及《樂記》,與《五帝紀》等篇之采《詩》、《書》傳記同”(《四史評議•史記評議》)。[7]28-29《樂書》在運用這些材料時,有的照錄文章,有的修整字句。全篇精心布局,敘議恰到好處,作者意思融入其中。這種通過引用古書材料體現司馬遷觀點的情況較多地存在于《史記》之中,如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里引錄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反映了自己對道家思想的推崇;在《屈原賈生列傳》里采用劉安《離騷傳》文字,表現出個人對屈原及其作品的深刻評論與高度贊美。
《樂書》接受了儒家的詩樂理論,并加以發揮。作者認為音樂可以用來節制欲望、陶冶情性、觀風變俗,不同的音樂可以產生不同的效果,音樂具有極大的教育感染作用。《樂書》進一步指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6]1236司馬遷在談論音樂問題時,帶有儒家倫理思想色彩,他深知古代賢明的君王正是利用音樂動蕩血脈、通流精神的特點,推行教化,端正人心,改變風氣和習慣,分別上下和貴賤,達到天下大治的目的?!稑窌愤€詳細論述了音樂教育對道德修養、實行仁義和除去邪辟所起的重要作用?!稑窌分姓f:“故圣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正因為音樂有如此重要的教育作用,所以,作者非常強調音樂應該為政治服務。當然,司馬遷還認為詩歌和散文等文學作品與音樂一樣可以教育和感染人,也都應該為政治教化、社會治安服務。他在《十二諸侯年表》和《太史公自序》里指出,通過《詩》、《書》、《禮》、《樂》、《易》和《春秋》等作品的教育,人們能夠獲得豐富的知識,掌握重要的史實,節制各自的行為,抒發中和的感情,了解事物的變化和明白禮義的意旨,因此,必須充分發揮著作的教育作用,從而有利于清明政治的實行和社會秩序的穩定。
司馬遷發表的關于音樂、史學和文學等問題的見解,表現出古來文史不分、詩樂并稱的雜文學觀念,他曾實際接觸文學的教育感染作用,具體敘述詩文作品激動人心、引人共鳴的狀況,并以自己沉博絕麗、理在其中、情溢文外、描寫逼真的佳作令人回味無窮?!犊鬃邮兰摇氛f作者讀了孔子著作,深受感動,心向往之?!稑芬懔袀鳌氛f:“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6]2436《屈原賈生列傳》說作者讀了屈原作品,不禁感慨系之,長歌當哭,“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鵩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6]2503?!端抉R相如列傳》說:“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云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6]3063《史記》所提到的這些沁人肺腑的詩文,以其成功的寫人敘事、出色的議論抒情,寫出了偉大的人物、真摯的感情、可貴的理想和神奇的場面,深深地感動了包括司馬遷在內的許多人,引起了他們思想感情的回旋激蕩。他們聯想起類似的社會矛盾和生活環境,心潮自然隨這些詩文內容的變化而起伏,愛憎分明,共鳴強烈。#p#分頁標題#e#
司馬遷在創作活動中,筆酣墨飽地描繪歷史和現實的風貌,生動傳神地寫出許多人物的性格特點,并滿懷激情地對這些人物進行批判或者歌頌。《史記》突出了項羽的勇猛頑強、陳涉的胸懷大志、張良的多謀善斷、張儀的能言善辯、毛遂的沉著干練、信陵君的禮賢下士、藺相如的智勇雙全、荊軻的剛強勇敢、韓信的不善自處、石氏父子的偽作謹厚、田蚡的虛偽兇狠、張湯的刻薄殘忍和王溫舒的濫施淫威等。自西漢以來,《史記》所寫的這些人物有的為人所欽羨,有的為人所鄙棄,也有的為人所嘆息,他們的故事流傳久遠,影響不小。由此可見,司馬遷的創作實踐表現出他重視文學的教育感染作用,他的創作成果也真正起到了教育后代、感動人心的作用。
四、評價作家作品
為文學家立傳是司馬遷的一個創舉,并為后世史家所效法?!妒酚洝返摹肚Z生列傳》和《司馬相如列傳》記載了這些文學家的生平事跡和重要作品,評價了他們的成就,還從理論的高度闡述了不少重大的原則問題。
《屈原賈生列傳》高度贊美了屈原的人格,充分論述了他的作品的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積極肯定了進步的文學傳統。它是我國歷史上現存的第一篇正確而全面評價屈原的文章。作者運用知人論世的批評方法,把屈原的生平遭遇和他的作品結合起來考察,認為他“正道直行”,“信而見疑,忠而被謗”[6]2482,由于處境困苦和怨憤滿懷而寫作《離騷》。其所言無疑是符合事實的。由處境困苦而產生怨憤,再由抒發怨憤而寫作詩文,這不僅總結了屈原遭讒被逐而抒情寫詩的創作情況,也概括了司馬遷堅定立言信念而發憤著書的艱辛歷程,還指出了歷史上進步作家從事創作的共同特點。司馬遷采用劉安的觀點,進一步評價了屈原的杰出作品。他認為《離騷》闡明道德的重要性和國家治亂的因果關系,表現作者的美好理想,揭露和鞭撻當時的黑暗政治,顯得內容豐富,觀點進步。他指出屈原作品文字簡約,言辭深微,它們“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6]2482,在眼前的普遍事物的自然描寫中寄寓重大的意義和深刻的道理,具有鮮明的藝術特點。司馬遷為屈原立傳,熱情稱贊了屈原的愛國思想和斗爭精神,準確指出了他的藝術表現手法,概括說明了作家的品格、作品的思想內容與藝術特色之間的關系,因而成為后世文學批評的楷模。
司馬遷不僅肯定屈原的思想言行和作品的文辭藝術,也高度評價了賈誼。賈誼的生平、著作與屈原頗有相通之處。因此,司馬遷把他們兩位作家合傳,給以很高的評價。這種評價實際上也是對賈誼作品反映出來的創作傾向與文學思想的肯定。雖然賈誼沒有提出明確的文學主張,但是他的散文與辭賦充分表現出關心國計民生、反映現實生活、抒發真情實感、崇尚情文并茂的創作傾向與文學思想。賈誼的名篇佳作為司馬遷所贊賞和提及。《秦始皇本紀》說:“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6]276《屈原賈生列傳》說:“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6]2503司馬遷通過記載賈誼的生平和著作,指出西漢社會思想、時事政治對作家作品的影響以及作家在作品里反映現實、表達思想的情況,從而體現自己對賈誼的同情與贊美,對進步文學傳統的繼承與發揚。從對屈原、賈誼的評論中,我們可以看出司馬遷是非常注重作家的政治態度和作品的思想內容的。這種觀點又表現在他對宋玉等人的評論上?!肚Z生列傳》認為宋玉、唐勒、景差等辭賦家雖然愛好辭章,以賦聞名,但都是效法“屈原之從容辭令”[6]2491,而缺乏屈原辭賦進步的思想內容,沒有強烈的斗爭精神,始終不敢以辭賦來直諫。對于這些作家,司馬遷則頗有微辭。司馬遷正確地評價了屈原、賈誼等人,還大量地記載了司馬相如的作品,從中流露了他對這位辭賦大家的推崇之意。正如李景星說:“《史記》列傳,于諸家之文多不濫登。屈、賈文辭之士,只載其騷辭數篇;即賈生《治安》一疏,關系治亂得失,為千古推重之作,猶從割愛,他可知已。獨于司馬相如之文採之最多,連篇累牘,不厭其繁,可謂傾服之至。”(《四史評議•史記評議》)[7]109與此同時,司馬遷全面地評論了司馬相如。《司馬相如列傳》說:“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6]3073《太史公自序》又說:“《子虛》之事,《上林》賦說,靡麗多夸,然其指風諫,歸于無為。”[6]3317辭賦風行于西漢,司馬相如文才雄富,作品獨步一時,但應該指出的是他的辭賦確實存在夸飾過度、虛無縹緲的缺點。于是,司馬遷批評他的辭賦有“虛辭濫說”,顯得“靡麗多夸”。這種批評是非常中肯的。當然司馬相如的作品常有反對奢侈淫靡之意。因此,司馬遷也肯定他的辭賦有諷諫的一面。由此可見,司馬遷對作家作品的評價還是比較公允正確的。
司馬遷為文學家立傳,論文學家作品,這顯示了他高度重視作家作品的研究,也說明了西漢文學趨向獨立發展,文學理論水平有所提高。他以知人論世的方法、重視思想內容又注意藝術水平的標準和公允正確的態度來評價屈原、賈誼和司馬相如等人及其作品,肯定了進步作家和文學成就,指出了不足之處。這些評論恰當精辟,具有進步意義,對當時和后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