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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史記范文1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118（2012）-03-00-02
司馬遷可以說是我國古代文人之典范。觀其一生，不論為官、做人抑或寫文，始終堅守自由精神與獨立人格。或許正因其才華與精神相輔相成、知識與人格交相輝映，才成就了他的宏篇巨著《史記》。本文從司馬遷生平著手，就其生平之于《史記》創作的影響進行淺析。
一、家庭出身之于《史記》創作的影響
據司馬遷所說，司馬氏在虞夏和周朝均擔任史官。西漢時期出生的司馬遷少年時代“耕牧河山之陽”，指在家鄉干農活。后來父親司馬談在長安做了太史令，司馬遷隨父來到長安，可謂家境良好。司馬遷在父親的影響和指導下刻苦攻讀，“年十歲則誦古文”，并研習《左傳》、《國語》等各類史籍，培養了深厚的文化底蘊。他拜訪過多位名師，曾向古文經學家孔安國請教《沿書》，向今文經學學者董仲舒請教公羊《春秋》。做上太史令后更是借工作之機遍覽皇家圖書館收藏的大量文史資料。其豐富的學習與閱讀經歷，為其后來的《史記》創作打下了基礎。
司馬遷家族世代為史官，其任務就是記載帝王圣賢之言行，以及搜集整理天下之遺文古事，還有通過敘事論人為統治者提供借鑒資料。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就有志整理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想撰寫一部規?？涨暗氖窌拗?。他當上太史令后，搜集和閱讀了大量史料，為修史做好大量準備工作。然而由于其年事已高，要獨修一部史著談何容易，另外從時間、精力和才學各方面都已力不從心，故此他寄厚望于兒子司馬遷，望他能實現這一人生宏愿。雖然司馬談最終也未能完成夙愿而憾恨而卒。然而其學術思想對司馬遷的深遠影響卻是巨大的。
二、漫游經歷之于《史記》創作的影響
司馬談寄希望于司馬遷后，加大了對其培養力度。先讓其“讀萬卷書”，接下來讓其“行萬里路”。在他的鼓勵下，20歲的司馬遷就踏上了為期兩年的全國漫游之旅。后來證明這次漫游成為了司馬遷《史記》創作的一次實地考察。漫游途中，司馬遷深入一線，親自采――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使《史記》更具真實性和科學性。此外，這次漫游還體現了《史記》的實錄精神。
例如，司馬遷漫游到汨羅江畔，他跑到當年屈原投江自沉之地高聲朗誦屈原大作，繼而痛哭流涕，體悟到了屈原精神，因此《屈原列傳》才極富感彩。再比如，他在韓信故鄉淮陰搜集整理韓信的故事，他詳細向別人了解韓信“受胯下之辱”的典故，分析韓信為什么不做非法之事，胸懷坦蕩地忍了？但是當時韓信真殺了人，后來他還能夠建功立業嗎？韓信助劉邦秦王朝建立西漢以后，封侯回鄉曾見到當年侮辱他的那人，韓信沒有殺他卻對他說，“如果當初我把你殺了，就沒有后來的建功立業，所以小不忍則亂大謀?！币粋€“忍”字，或者對司馬遷今后的人生也不無教育意義吧。
應該說，司馬遷的漫游之旅相當充實，他從不放過任何一個了解歷史的人，也從不放過任何一個口碑相傳的故事，他了解和搜集了許多古籍里找不到的歷史材料。同時，由于其深入民間，對人民群眾的生活感觸頗深，使得他對社會、對人生逐漸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認識。此外，他遍歷名山大川，飽覽祖國壯美山河，在陶冶性情的同時，更提高了文學表現力和審美精神。由此可見，司馬遷這次兩年“行萬里路”的全國漫游之旅，為《史記》創作的成功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三、堅韌的性格和不屈的精神之于《史記》創作的影響
李陵之禍讓司馬遷的人生徹底發生了巨變，也讓他蒙受了不白之冤。司馬遷結束了二年的全國漫游之旅，回來時正值22歲，成為了“掌守門戶，出充車騎”的郎中，也就是皇帝身邊的一個普通侍從。直到38歲時他父司馬談去世，司馬遷才繼承父位成了太史令。司馬遷從做太史令那天起，就遵照父親遺愿開始了《史記》的資料準備和撰寫工作。沒想到災難突然降臨。天漢三年的時候，匈奴舉重兵南下攻漢，大將李陵以不足五千兵力出擊匈奴，麈戰十余日后終因寡不敵眾兵敗后被迫投降，此事震驚了朝野。司馬遷自認為李陵戰功赫赫，足以表率天下，雖降敵也定是出于無奈，于是公正直言替李陵辯護，不曾想武帝大怒，不僅將其囚禁起來，還在入獄三年后對其施以了腐刑。
腐刑與死之間司馬遷選擇死更容易。即使奴隸和婢妾受辱都知道以死擺脫痛苦，何況是司馬遷！但“死有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司馬遷不能死！他不能讓自己的《史記》創作半途而廢！他死了，作為后人，他沒有繼承祖業完成父親遺愿，有何面目去見九泉下的先人？他死了，作為史官，他沒有留下半點文字史料，又怎向歷史后人交代？再者說，他死了，自殺也好被殺也罷，沒有人會認為他是殉節，而都會認為他智盡無能或罪大惡極死有余辜。面對這種情況，司馬遷只能接受腐刑，為了完成撰寫《史記》的大業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
司馬遷終被處以腐刑，在獄中他隱忍茍活了三年，期間始終堅持《史記》創作，武帝太始元年，時年50歲的司馬遷出獄后，被封做中書令，相當于一個宦官職務。獄中所受侮辱沒有讓司馬遷屈服，然而出獄后司馬遷卻感到身心疲憊，須發脫落、形容枯槁、弱不禁風，還時常精神恍惚。正如他在《報任安書》中寫的：（下轉第68頁）（上接第66頁）“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此時的司馬遷心里深處忍受著巨大的痛苦和無限的憤恨，精神上痛苦萬分十分無助。每每想起所受奇恥大辱，都會“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此外，他還經常遭到誹謗和中傷，就連好友任安也寫信批評他。支撐他活下去的惟一目的只有《史記》，《史記》就是他的終極人生目標！司馬遷在用生命書寫《史記》！
四、人生悲劇之于《史記》創作的影響
縱觀《史記》，其悲劇色彩較為濃郁。書中有約三分之二篇幅均為悲劇作品，而悲劇人物也多達一百余人，是悲劇作品和悲劇人物使《史記》洋溢著一股難以釋懷的悲壯和陽剛之氣，這是其它任何史書無法比擬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史記》是在通過悲劇人物在當時社會中的處境來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是在通過對悲劇人物的思索來闡述司馬遷獨到的人生哲學觀點。從創作選材上看，是一部極富個性化的作品。而這一切都與司馬遷的人生遭遇有著緊密的聯系。司馬遷遭受不白之冤之后又被施予腐刑，而后“發憤為做”《史記》，其創作過程不知忍受了多大的巨痛！從《太史公自序》中不難發現，司馬遷對自己的出身感到十分驕傲，對自己的學識也是非常自負，然而，就是這樣一個驕傲而自負的擁有高貴身軀和靈魂的人，遭受不白之冤之后又被施予腐刑，如此荒謬的人生造就了司馬遷的悲劇人生。
司馬遷對歷史上的悲劇人物可謂情有獨鐘，他的“古我契合”的視角，使其對悲劇人物進行選擇和評價時都具有個性化特點。司馬遷并不主張為虛假無用的節操而死，這一觀點這是他對自己遭腐刑而未自殺的人生經歷的肯定。正因如此，他對項羽“不肯過江東”的行為持否定態度，《報任安書》中他還列舉了諸多遭受困難后，隱忍成就千古言論的文人做了歌頌，對比之下，足以表明司馬遷重視生死的意義以及注重實現人生價值的態度。司馬遷講究生則頑強，能屈能伸，因此，借他國之兵屠滅祖國，甚至鞭尸泄恨的伍子胥成了他肯定的對象。然而，司馬遷并非重生輕死，他支持為信念和理想而死，死得其所，視死如歸。如此，伯夷，叔齊，屈原，田橫五百壯士都成為其熱情歌頌贊美之對象?！盀樾拍疃溃瑸槔硐攵馈蹦撤N程度上與司馬遷的“為信念而活，為理想而活”有殊途同歸之處。
五、結束語
司馬遷是一個思想崇高、人格偉岸的人，他的宏篇巨著《史記》代表了中華文化淵源的史學文化，雖經數千年滄桑巨變仍為后人倍為欽嘆。司馬遷的人生，正如《報任安書》中所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他忍辱負重，發憤著書，向我們闡述了“重于泰山”的真正人生內涵。
司馬遷史記范文2
關鍵詞：《史記》 司馬遷 理想人格
在《史記》中最能表現司馬遷理想人格的文章應屬《孔子世家》《管仲列傳》《屈原列傳》等篇章?！妒酚洝分小疤饭弧钡奈淖郑@種史論形式習慣上稱之為“贊”，一般情況下是作者褒貶歷史人物，述“一家之言”的重要內容，是全文的總評，以自己空前絕后的見識，評價歷史人物，真實、客觀富于人情化地復述了人的精神、價值觀、人性的優和劣，命運及生命意義的有關問題。有很強的提示性和概括性，有獨特的見解和情感，個性化的特點比較明顯。因此涵詠品讀典型篇章的“贊”有時可窺一斑而知全豹，能感悟到作者對主要人物品格和靈魂的洞悉以及對歷史和人生的深刻解讀，更能感知太史公偉大的人本主義和理想人格。
司馬遷的一生是復雜、苦難而又悲壯的。他的理想人格的形成也是充滿曲折的。以“李陵之禍”為界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司馬遷一心為朝廷謀劃，以求得皇帝的賞識，他的人格特質呈現出的主要是一種蓬勃向上、力求奮進為朝廷建功立業的精神，實現“立德，立言，立功”的理想。這是司馬遷一生的主旋律。
一.完美理想與精神的支柱
《孔子世家》“贊”中一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梢娍鬃幽且灰载炛?，堅持主張決不放棄的人格，正是司馬遷的立德之本?！爸洳豢蔀槎鵀橹?，積極用世的精神愈加堅強。一方面刻苦自勵，充實自己，等待時機，以用于世；另一方面另辟蹊徑，整理古籍，著書立說，收徒授業，表現了艱苦創業、不屈不撓的意志和積極用世的精神，也構筑了司馬遷完美理想與精神的支柱。司馬遷說過：“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詔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彼抉R遷向來將其著述之舉視為同《春秋》等量齊觀的事業?！犊鬃邮兰摇贰百潯痹唬骸翱鬃硬家?，傳十余世，學者宗之。白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司馬遷的不以成敗論英雄的態度，有孔子的影子，這是他們精神的真正契合處。事實上，孔子和司馬遷都是將功利建立在當世無法實現的，建立于未來的一種功利上，這種功利如孔子聽到“往者不可鑒，來者猶可追”時的一種覺悟，于是選擇了在當世的犧牲。
二.入世之道與變革的楷模
《管仲列傳》“贊”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表現了管仲務本求實，以民為本，因勢利導，而這一切恰恰成為了司馬遷的入世之道，立功楷模。變法改革在思想領域探索的基礎上，更為可貴的是有賴于一批實踐家勇敢地付諸實施，艱難地進行改革試驗。首先走上改革舞臺，進行較為系統的政治、經濟、軍事改革的要算齊國的管仲。司馬遷在《管晏列傳》中稱贊管仲輔佐齊桓公進行改革，發展生產，富國強兵，“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稱霸中原的赫赫功業。而“贊”中“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是借孔子的批評進一步展示了自己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匡世濟民的宏愿。
三.人生困境與心靈的皈依
在《屈原列傳》“贊”中“悲其志”“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彼抉R遷面對屈原悲劇的一生、對祖國無限忠誠、剛正不阿的正直品德和不屈不撓的斗爭意志，產生了強烈的共鳴。真實而又相似的人生困境使司馬遷相見恨晚再也不能自已。他要尋找自己的心靈皈依。
在極度困厄時，人的壓抑與苦悶無法申訴，往往就會“述往事，思來者”，產生一種強烈的精神追求。在《史記》未完成之前，司馬遷深感他無權放棄生命，在現實生活中，“立德”、“立功”已經無法實現時，他卻隱忍以行，通過著書“立言”，以實現自己的價值追求。直面人生的苦難，通過著述擺脫對生命價值的困惑與疑問，在對歷史的思考與描述中獲得生命的尊嚴與生存的終極意義。此時，司馬遷內心盈溢著勘透自然、洞穿生死、直視生命真義的悲愴。有時也流露出對天意的懷疑，對天道不公的憤懣，以及對命運不可捉摸、難以把握的悲涼之情。在其理想遭受幻滅時，及時從自然，從人的本質出發，實現人本來的本質，自然性與社會性的統一――也正是儒與道的兼顧，才使司馬遷在“李陵之禍”后，顯示出大智大勇，大仁大義，這也許就是具有封建主義特色的東方人文主義。
司馬遷在歷史滄桑、歲月淘洗中，重鑄了個人的理想人格、民族的靈魂。
司馬遷史記范文3
江蘇省常熟市謝橋中心小學六（3）班 謝怡潔
讀了《司馬遷發奮寫＜史記＞》這篇文章后，我受益匪淺。
這篇課文的主要內容是：司馬遷從小受父親的影響，對歷史很感興趣，他讀了很多歷史書，游歷了許多地方，積累了大量歷史資料。父親臨終時，囑托司馬遷完成他平生想要完成的史書——《史記》。正當司馬遷專心致志寫《史記》的時候，一場飛來橫禍降臨在他的頭上。原來，他因替李陵辯護，得罪了漢武帝，因而受了殘酷的宮刑。司馬遷悲憤交加，幾次想血濺墻頭，了此殘生，但想到自己還有一件極其重要的事沒有完成，便打消了這個輕生的念頭，堅強地活了下去。
司馬遷史記范文4
陜西省歌舞劇院創作演出的歌劇《司馬遷》是陜西近年來力抓的一部重點劇目，也是文化部關注的重點劇目。這個戲以我國西漢時期偉大的文學家、史學家司馬遷不平凡的生命歷程為主線，置于黃河文化的背景之上，浸霪于古樸浪漫的大漢氣象，通過對司馬遷、漢武帝、李陵、李廣利等歷史人物密切相關的一段史實的連綴，用歌劇藝術的表現形式，攝人心魄地演繹出司馬遷偉大、屈辱、悲愴、壯麗的人生，熱情贊頌了太史公探求真理，不虛美、不隱惡、秉筆直書的治史精神和敢于抨擊黑暗，不畏權勢，憂國憂民，忍辱發憤的君子氣節。
《司馬遷》的創作過程
歌劇《司馬遷》的創作動因醞釀于1993年，當時正值歌劇《張騫》聲譽鵲起，方興未艾之際。但陜歌人已經透過眼前的光暈，看到了聳立在張騫之后的另一座高峰――司馬遷。為了這個題材，作曲家兼團長張玉龍與劇作家張平相約，在此后六年多的時間里，他們研究了《史記》、《漢書》、《司馬遷評傳》、《古文觀止》、《資治通鑒》、《史記人物百態》等多種與史圣有關的歷史著述，為劇本的創作做了充分的案頭準備。
1998年7月，主創人員前往韓城司馬故里、黃河龍門、壺口、漢武帝茂陵等地體驗生活，共同勾勒出了《司馬遷》的戲劇結構，用短短半個月時間就拿出了劇本初稿。
1998年10月，陜西省歌舞劇院院長著名作曲家趙季平率領《司馬遷》主創班子進京，參加文化部召開的歌劇《司馬遷》劇本研討會。在這個會上全國歌劇界的一些專家學者對《司馬遷》的初創給予了肯定性的評價，認為全劇有激情、有高度，首先是選材準確，歌頌了司馬遷堅持真理、求實求真、發憤著史的偉大人格力量，既富歷史意義又有現實意義。第二是形式準確。認為采用歌劇的形式表現司馬遷，比用其它藝術形式更合適。第三是寫法準確。認為作者遵循了歌劇藝術的創作規律，事件選擇既具典型性又簡約洗煉，結構完整，矛盾沖突跌宕強烈。第四是題材具有優勢。司馬遷是世界文化名人，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更是陜西人的驕傲，歌頌司馬遷，弘揚其偉大精神，應是后人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也為我們今天的時代所呼喚。
歷時三載，八易其稿，到2000年元月，當《司馬遷》劇本甫定，陜西省文化廳、省委宣傳部就將該劇列為當年全省唯一的重點劇目。三月初，成都話劇院著名導演查麗芳應邀擔綱導演，陜西省歌舞劇院由此拉開了歌劇《司馬遷》付諸實施的帷幕。經過兩個多月的精心排練制作，《司馬遷》正式于六月下旬搬上舞臺與觀眾見面。
《司馬遷》的藝術取向
歌劇《司馬遷》是一部凝重、悲愴、史實性很強的歷史題材。它的高度取決于司馬遷在中國文化史上“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而令高山仰止的歷史巨著《史記》。在于他蒙受常人不可承載的、比死亡或任何極刑更為殘酷的“宮刑”帶給他的奇恥大辱。也出自他為李陵辯護，“沮貳師”李廣利而“誣罔主上”，與漢武帝“剪不斷，理還亂”的一樁歷史公案。
劇作的主創人員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題材進行了深入的開掘。開掘的目的主要基于《司馬遷》題材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通過這一過程而最終形成的藝術取向，就是我們現在所感受到的情形――歌劇《司馬遷》以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為全劇的人文背景；以大漢朝文治武功時代為歷史的剖面；以史圣司馬遷個人命運的榮辱多桀，慘烈壯麗為主題；以李陵事件、受腐刑、發憤著史等典型戲劇情節作貫穿，突出表現司馬遷與漢武帝兩位時代巨人之間由君臣相知到失和，到相背，繼而引發悲劇，最后又在歷史的制高點上重新匯合的發展過程，展示了他們截然不同又互為條件的人格魅力。托出全劇輝煌與腐朽并存，正氣與陰霾對撞，叛逆與皇權抗爭，真理不畏謊言，屈辱升華為崇高，悲憤而不乏張揚，這么一幅生動充盈，濃墨重彩的歷史畫卷，一部化腐朽為神奇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正氣歌。
《司馬遷》的劇作
《司馬遷》的編劇張平同志是陜西省藝術創作中心主任，也是省內優秀的中年劇作家。1981年就讀于中央戲劇學院文學系干修班，曾進藏工作20多年，擔任過劇協的副主席。早在1988年就出版了第一部個人劇作專集。90年代初調回陜西，先后在陜西省戲曲研究院、省京劇團擔任專業創作及領導職務。代表作品有話劇《贊普的子孫》、《古城墻》、京劇《琵琶行》，秦腔《少帝遺事》，豫劇《情祭秦王宮》等十余部，曾獲中國話劇編劇“金獅獎”，中國少數民族題材劇本金獎等。這位土生土長的秦人，紅潤的臉膛又多了些許青藏高原的成色，自來卷曲的頭發不事渲染，雖不善辭令但寫一手雋逸的美文，外表樸實靦腆內里卻是一腔熱血。他在動手寫《司馬遷》時，還是在醫院的病榻上，正值心身交瘁，憤懣已極的時候。大概是自古佳作都是圣賢發憤之作的緣故，張平當時雖身處逆境，但并不消沉，他憑著頑強精神的激勵，走近了《司馬遷》。在此之前他并沒有寫過任何一部歌劇，這次完全是受張玉龍的激情“煽火”，深深地被作曲家那種癡迷的歌劇情結所感動，于是倆人就上了《司馬遷》的船，開始了艱辛的創作苦旅。
張平寫歌劇并不具什么優勢，或許正是得益于以往積淀的戲劇功力和對歌劇的新鮮陌生，反倒使他沒有條條框框，只是在架構劇本文學體裁的取向上，牢牢把握住司馬遷這位語言藝術巨匠、散文大師，雄深雅健、逸氣縱橫的風范，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戲曲和古典詩歌的精髓，追求劇本文學的形式美。結構上的流暢疏朗，曲折自如，使大塊的戲劇結構以民謠、格律詩詞、長短句等多種形式巧妙雜陳，從頭至尾一氣渲泄下去，揮就為一部洋洋灑灑的史詩，敘事詩，抒情詩。其豐富生動的韻律變化，朗朗上口的音節語調，超乎尋常的大容量，集結成連綿不斷的詠嘆調和過渡銜接性的宣敘調，完全音樂化的語言替代了直白陳述，是一次對中國民族歌劇純粹歌唱意義上的有益嘗試。
當初稿出來后，省內的評論界一致認為，《司馬遷》是張平所有劇作中的最優秀的作品，這部作品充分展現了他卓而不群的文采和駕馭多種戲劇形式的能力。
《司馬遷》的音樂
著名作曲家張玉龍，曾在90年代初因創作《張騫》而榮獲第三屆國家“文華音樂獎”，從此愈發不可收，日復一日在編織著新的憧憬。這位“非常之人”對中國歌劇事業的癡迷執著是超常的，平素言談中的話題不離歌劇，念念不忘的人不外乎馬可。他時刻銘記著青年時代在中國音樂學院就讀時，院長馬可先生對他的器重，對他關于中國歌劇發展的諄諄教誨?？梢岳斫猓@份往日情懷對他來說已經是必循的“道”，從生命的意義上講也已是必“殉”而往之的。除此而外，他對一切都覺得無所謂。
張玉龍盡管有作曲家噴薄欲發的滿腔激奮，但對物質生活的追求卻很淡泊，除了固定的工資收入外，幾乎再無什么經濟來源。由于長期超負荷的寫作，他患有嚴重的腰、頸椎病，神經的壓迫已使左手蜷縮僵硬，再也不能彈琴。忍著病痛的折磨，他常年蟄居斗室與譜紙和筆頭為伴。他才思敏銳，十分健談，卻鮮與外界往來，獨守著一份君子式的冷靜和深沉。在作曲大師中最為推崇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維奇、斯特拉文斯基，尤對《悲愴》和《第一鋼琴協奏曲》情有獨鐘。他自認為在個性和審美情趣上與老柴合拍，所以搞歌劇特別傾心于悲劇題材。這次對《司馬遷》的創作，他認為就音樂的力度而言，將會比先前的《張騫》鍥入得更深，更有廣泛的空間可信馬由韁馳騁自己的情感。對《司馬遷》音樂的寫法，他是在總結《張騫》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繼續延伸了已經找尋到的將中國民族歌劇與西洋歌劇成功對接的感覺，并使這種感覺更明確更深化，固定為獨樹一幟的個人風格。
此番，在《司馬遷》的音樂創作中，他已不是停留或滿足于一般意義上的作曲，而是從最初題材的選擇確立，到戲的構成，到矛盾的鋪陳解決，乃至人物聲腔類別的設置，均以強烈的主體意識介入，使全劇的樂思和情緒早已在自己的胸中涌動，滲透到創作的全過程之中。關于這一點，從客觀條件講也與作曲家本人擔任一團之長不無關系。在一定程度或一定條件下，居于權力位置就可擁有發言權和先決權，且不說能否實現以主觀去改造客觀，最起碼也是較之旁人有“先入為主”的便捷。
長安“萬國之冠”的歷史位置和司馬遷生存的特定地域，給了作曲家在整部作品中盡情揮灑秦地豐富的戲曲、民歌、號子、民間音樂、宮廷鼓樂的自由。這些資源對張玉龍來說是非常稔熟，自幼就耳濡目染的，所以用起來得心應手，往往在經意與不經意間就滲潤到具體作品中。我們可從以下的譜例中鮮明地感受到這一點。
從《司馬遷》的序奏開始，前六小節充滿緊張和險峻的氣氛，強烈地切分節奏在減七和弦的烘托下，營造出濁浪排空，摧枯拉朽的萬鈞氣勢。（例1）
在銅管首當其沖作板塊式的撞擊后，樂隊全奏自上而下，由慢漸快，作類似戲曲“剁板”式的傾瀉，猶如黃河崩下，涌出龍門。（例2）
然后漸漸趨于平緩，引出單簧管在中低音區敘述般的吟唱。（例3）
這一象征性的黃河主題，是由秦腔因素衍化而來，徵調式“苦音”的調性色彩通過下行級進的過渡，特別是“降B”和“F”音作為旋律中核心音族的強調，使主導動機更賦于滄桑感，宛若千年歷史帷幕的開啟，古老中華民族禮贊式的淵源。這一主題的內涵深沉凝重，描繪出西部山川蒼涼的壯美，透出華夏人文精神的悲愴氣質，為全劇的音樂發展奠定了一個總的基調。
接下來，全劇序歌“九曲黃河”是一首無伴奏的男聲領唱與合唱，作者為了尋求對母親河的真切感受，曾幾度跋涉于龍門和壺口瀑布。尤其是張玉龍對這首全劇開篇第一歌的期待，足足讓編劇張平煞費苦心折騰了許多稿，最終語出驚人，不同凡響――“九曲黃河九十九道彎，九重龍門九十九層天；千折百回沖天喊，大浪劈開九十九座山”。當序歌的旋律從作曲家的心中涌出，已經是高亢激越，蕩氣回腸的天籟之聲。其中既有黃土高原人的“喊山”與黃河上搬船號子的迭加，又有合唱聲部對領唱的回聲式模仿，宛如晉陜峽谷中的空穴來風，象征中華民族的前仆后繼。為了唱出這首序歌的深邃意蘊，唱出黃河兒女的精神氣質，張玉龍經常在排練間隙情不自禁地放聲引吭，給大家作示范。
為了發揮歌劇音樂的戲劇，作曲家為劇中主要人物塑造了性格各具的音樂形象：
司馬遷主題：（例4）
音域寬闊偉岸，富有莊嚴神圣的使命感和不屈不撓的沖力。旋律音程作連續四度的強進行跳進，兩次到達極限音“降B”，旨在表現司馬遷求索不止，志存高遠的偉大抱負。小的三連音裝飾音惟妙惟肖，潤色了主人公儒雅倜儻、翩翩君子的風度，美化了司馬遷的音樂形象。
漢武帝主題：（例5）
號角的擬人化音響威嚴而冷酷，裝飾音圍繞主音作上下八度大跳，寓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王道至尊。象征封建皇權的至高無上，圣命的不可抗拒。
從漢武帝的音樂主題，可看出作曲家著意拉開漢武帝與其他人物的距離，脫開西部的地域局限，用京昆的戲曲素材拓展出漢武帝“霸王道雜之，寬猛相濟”的思想境界及其桀傲不羈的個性。作曲家的這一設想獨具匠心，給雄才大略的漢武帝以準確的形象定位。
茜娘主題：（例6）
這一主題首先見諸于雙簧管的陳述，蕙心蘭質，清麗婉約，具有古典東方女性的溫存賢良。尾句的十六分音符連音是陜西碗碗腔的音調特征，美好的憧憬中蘊含著淡淡的憂郁色彩。
“祈雨”是第二幕結尾時，值全劇“轉”的節骨眼上，一處重要的插部。它突然跳出漢武帝與司馬遷業已陷入的情感對壘，用純民俗的音樂語言和祭祀場景，引出奔跑著嘶喊著的祈雨人群，以佐證司馬遷所言“雷霆下有悲切的嗚咽”的社會現實。打擊樂為先導的節奏動機，模擬民間鑼鼓，甩出一聲蒼涼焦灼的吶喊。（例7）
此時，黃河人的粗獷奔放，近似原始狀的人文形態，是一種積蓄已久的力的噴發。這一噴發表面上似乎是把自然作為對象，但實際卻隱含著人民對統治階級的不滿。
亦如古人李斯所云“夫擊甕叩擊，彈箏搏髀，而歌嗚呼呼快耳者，真秦之聲也。”大秦之腔的一大奇特就是“吼”，秦人慣于通過“吼一嗓子”來吐出胸中的塊壘。所以“祈雨”的音樂著力突出了這一特點，尤其是通過唱法的民族化更有助于這個特點的發揮。
“祈雨”從音樂到舞臺畫面的構成，于劇情的局部諧和來說是一個大的反差或不協和，但這正是其獨特功能的所在，即斷然地否定性――否定皇權，否定苛政，崇拜上蒼。在這時，人與自然，人與土地的關系被升華為天然的依存關系，相形之下其它一切都顯得無足輕重。在這一點上，劇本的主旨與漢武帝本人所尊崇的“民為貴，君為輕”的儒家思想殊途同歸，從兩個不同的軌道實現了相反相成式的對接。所以，“祈雨”的藝術價值在于它是全劇中人民性的一處集中體現，它使司馬遷這個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有了一個可依附的社會基礎。
張玉龍在《司馬遷》的音樂中對宣敘調的寫作進行了富有開拓性的探索。由于整部劇本就是一部長詩，所以音樂也就必須一以貫之。事件的聯系，人物間的交流，全要通過歌唱去實現。為了使宣敘調生動，作曲家把重點放在以字行腔上，特別注意從劇詩的語感、語氣、語速、音節、韻律中去體味和發掘“朗誦”的音樂性，使旋律既有線條美又與漢語言的平仄四聲相吻。有了這樣的追求，《司馬遷》的宣敘調就具有了民族性的特征，而少有佶屈聱牙，味同嚼蠟的感覺。
值得一提的是，在處理一些難度大，沖突性對比強烈的宣敘調段落，如第二幕“大漢朝早就亂了卑尊”（這是李廣利、李妃兄妹聯手輪番向漢武帝進讒言，誣陷司馬遷的一組對唱），經作曲家對劇詩重新進行梳理，就使得原本單線條的矛盾走向，變化為合唱介入、縱橫并進、多個層面的矛盾織體，形成兩個人稱之間一驚一詫、一問一答、一唱眾和的呼應場面?！胺e毀銷骨、眾口鑠金”，歌劇音樂的戲劇內涵在此充分展開，描述出以李氏兄妹為代表的腐朽勢力為虎作倀，助紂為虐，吞噬真理的丑惡。（例8）
“謊言重復千遍也會成為真理”，司馬遷在此起彼伏的討伐聲浪中被淹沒了。
《司馬遷》全劇演出時間約124分鐘，這也是音樂的總長度，如此大的容積對任何一位作曲家來說都是一個不輕松的浩繁工程。粗略地統計，全劇重點唱段包括有：詠嘆調14首；領唱與合唱3首；合唱6首；二重唱5首；三重唱2首；宣敘調（組唱）5首。其中篇幅最大的一段唱，要數第四幕司馬遷在獄中的詠嘆調“漆黑的地，漆黑的天”。這段唱劇詩長達48行，是司馬遷在全劇中最重要的大段內心獨白。長于悲情抒發的張玉龍在這首詠嘆調中飽蘸感情，字字血，聲聲淚，寫出了處在生死關前的司馬遷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痛苦萬狀的悲慘心境。曲調借鑒了秦腔“苦音”慢板和山西蒲劇的音素，但不囿于戲曲板腔體結構的影響，將二種素材資源進行化合提煉，創作成為完全歌劇化的語言。（例9）
這首詠嘆調的難度在于它是從司馬遷行將熄滅的生命之燭切入，幾經輾轉逐漸地讓主人公的心靈復蘇，繼而使他深刻理性地去審視死亡和卑賤（腐刑），通過對人生價值的再認識，戰勝自我和世俗，最終實現人格的升華，完成生命的涅。這一系列極具感情跨度、交織著理性思考與情緒激蕩的遞進過程，完全是憑借音樂的推進來完成。從《司馬遷》的初排到上演，張玉龍總是能夠以他的這首“慷慨悲歌”深深地觸動每一個參與者，這段詠嘆調在藝術上達到了悲至深，情至切，心至苦的感染力，演出時每每令演員動容，使觀眾愴然。
第四幕結尾“受腐刑”，是以司馬遷告別妻女毅然走上祭壇，把全劇推向了。這時司馬遷發出他生命的箴言“人固有一死，或輕于鴻毛，或重于泰山”。在主人公陳述之后，合唱涌入，托起這驚天地、泣鬼神的絕唱，也是全劇主旨的總結性點題。（例10）
作曲家對司馬遷三句名言的音樂處理，簡約而大氣磅薄，是在一個動機之下相同樂節的連續重復，盡管此時值全劇最壯麗的亮點，但音樂的作為并不流于習慣性的處理，沒有急于在大調上直接表達，也不急切地尋求解決，而是先在F小調上不斷地強調，合唱進入后依然在小調中回旋，直至最后兩小節才奔向下屬調（降B大調），實現的定格。
歌劇《司馬遷》的兩位作者張平、張玉龍都屬于傳統型的中國知識分子的一族。毋庸諱言，從他們在自己的作品中所表達出的對司馬先哲的頂禮膜拜，就能夠清晰地讀懂這樣一代人對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注解，對信仰的執著，對“精神家園”的守望。由此及彼，再看看與現時中國歌劇所面臨的窘況形成鮮明對照的那些浮光流俗的名利場，不能不使人引發關于“是什么？”“為什么？”“怎么辦？”的思考。
司馬遷史記范文5
司馬遷，字子長，我國歷史上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在漢武帝時，曾任太史令，因為李陵降匈奴事辯護而觸犯了武帝忌諱，遭受腐刑。被行刑后，他懷著極大的悲憤和憎恨的心情，堅持完成了五十萬言的歷史巨著——《史記》，展示了從傳說中的黃帝到西漢武帝時代三千年的歷史畫卷。魯迅稱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薄妒酚洝穯柺酪院?，歷代都有專門研究《史記》和司馬遷的學者，國外也不斷涌現研究《史記》的專家，可是對司馬遷難解的生卒年月和死因之謎，始終未能得到滿意的結果。
司馬遷的生年推測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自稱“遷生龍門”。即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城）西南，靠近龍門。龍門山，很有名氣。傳說大禹曾在龍門開山治水。龍門山的南面是黃河。司馬遷的家正好在黃河、龍門之間。當地名勝古跡很多。司馬遷從小在飽覽山河名勝的同時，也有機會聽到許多歷史傳說和故事。
但司馬遷的出生年月沒有正史記載。
一說：司馬遷生于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卒于公元前90年，55歲終。
持此說的依據是《太史公自序》的《正義》，唐代張守節對《正義》注稱：“太初元年，遷年42歲?！闭沾送茢啵瑥奶踉辏ü?04年）往上推42年，則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國維，梁啟超等主張此說。
持“景帝中元五年” 說者，除依據張守節注稱的《正義》外，還提出以下幾個問題，或者說是論據。第一，王國維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認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年“二十八”應是“三十八”之誤?！墩x》注稱太初五年，司馬遷“四十二”是正確的。第二，根據《史記·游俠列傳》所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將各地豪強和資財三百萬緡以上的富戶遷往茂陵，郭解財產不多，也被強行遷徙，司馬遷也見到郭解，他說：“吾觀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采者?！比羲抉R遷生于建元六年，當時年僅九歲，決不可能對人有如此深刻的觀察和心理活動。如果按司馬遷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齡為十九歲，似更合適。第三，根據《漢書·儒林傳》，司馬遷曾向孔安國學習古文，然據《史記·孔子世家》和《資治通鑒》，孔安國在元朔二年為博士，元朔二年司馬遷年方九歲，一個九歲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學向一個經學大師求教和商量問題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乎較為合理。
一說：生于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
持“漢武帝建元六年”說者，依據是來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隱》，晉代張華《博物志》稱“大夫司馬遷，28歲古六月乙歲卯，石也?！边@就是說，漢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升為太史令，年28歲，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應為司馬遷生年。郭沫若等主張此說。
持“建元六年說”者，千方百計證明《博物志》是對的，而認為張守節《正義》的記載是錯誤的。他們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其一，《博物志》該條所錄的是漢代記籍簿，它記載著司馬遷的姓名、年齡、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祿等等。如此詳細而真切，是錄自漢代文書，其真實無疑。這是原始材料，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一般史書中的材料。
其二，司馬遷《報任安書》中有一句話：“今仆不幸早失二親。”如按《正義》所言司馬遷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馬談死時，司馬遷應是36歲。按常理，36歲死去父母說不上“早失二親”。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馬遷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歲父死，說早失父母尚說得過去。
其三，司馬遷《報任安書》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這一年應是55歲，他做郎中是在20歲左右邀游各地回來后的事，那么，他應該說待罪輦轂下30余年了。顯然，司馬遷不會連自己做過的事都記不清楚。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說。
但是，一般史記，采用前者說為多。
司馬遷的卒年及死因
關于司馬遷的卒年，正史中沒有記載，有人認為這是司馬遷善終的證明，也有人認為這恰恰是司馬遷死的不明不白，大有疑問?！妒酚洝ぜ狻芬龞|漢學者衛宏《漢陽儀注》云：“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舉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葛洪在《西京雜記》也有類似記載。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兵敗的消息傳到長安后，漢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為李陵辯護。他的直言觸怒了漢武帝，于是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司馬遷被關進監獄以后，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據漢朝的刑法，死刑有兩種減免辦法：一是拿五十萬錢贖罪，二是受“腐刑”。司馬遷官小家貧，當然拿不出這么多錢贖罪。腐刑既殘酷地摧殘人體和精神，也極大地侮辱人格。司馬遷為了完成《史記》，他毅然選擇了最殘酷、最痛苦的腐刑，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
有人據此認為司馬遷是因作《報長安書》而死的，且死于作《報長安書》的當年。據王國維考證，《報長安書》作于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郭沫若認為司馬遷下獄的事世上必有流傳，故衛宏、葛洪均筆之于書，他們都是當時頗有名望的大學問家，不會無中生有，歪曲事實。
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的“贊”中嘆息“以遷之博物恰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悲其“既陷極性”（指腐刑）之后，又不“能自保其身”，這說明司馬遷不是自然而死?；笇挕堆澡F論·周秦》篇文學（讀書人）所言：“……日下蠶室，創未療，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俸祿，食大官享賜，身以尊容，妻子或其饒；故或載卿相之列，就刀鋸而不見閔（憫）?！丙}鐵會議召開于西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離司馬遷生活年代相去不遠，《漢書》記載，司馬遷被行刑之后，又“尊寵任職”，為中書令（皇帝的御用秘書），可以說是“載卿相之列”。
郭沫若認為《鹽鐵論·周秦》篇中的既“下蠶室”而后又“就刀鋸”，就是暗指司馬遷的再度下獄致死之事。對此，有的學者則提出異議。目前尚存衛宏提及太史公及司馬遷行事的四條記載，經考證，至少有兩條不符合史實，故衛宏說司馬遷“下獄死”一事，殆不可信，至少也是孤證。古人認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稘h書》嘆司馬遷“既陷極刑”，不“能自保其身”，應當從古人的這種含義上來理解。《鹽鐵論·周秦》篇文學之言與司馬遷根本風馬牛不相及，“下蠶室”之后又“就刀鋸”，愿意只是指一種刑罰所造成的社會不良風氣，乃證明酷治的無效，不能解釋為司馬遷兩次下獄。
不過，也有人認為，司馬遷可能死于漢武帝晚年的“巫蠱之獄”。巫蠱案發生在征和元年，身為治巫蠱使者的江充與衛太子有怨，恐武帝宴駕后為太子所誅，遂大開殺戒以借助剪除太子，太子殺江充后自殺，武帝窮治巫蠱之獄，轉而窮治太子死之獄，一直到征和四年，前后死者達十幾萬，司馬遷的好友仁安，就是“巫蠱之獄”的殉難者之一。這場災難，牽及到當時許多文武官員，司馬遷恐怕也難以幸免。再從《史記》記事的內容分析，太初四年至征和二年還有記事，征和三年后無記事，司馬遷很有可能是《漢書》所云“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的犧牲者。照此說，那么司馬遷的辭世應該是公元前91年。
司馬遷史記范文6
"這句話的注釋是"想要研究自然現象與人類社會的關系，究，推究，研究。天，自然界。人，人類。"我以為這個
注釋是錯誤的，對"天"的注釋應當"古代君王"，這樣才符合司馬遷寫《史記》的目的。
關鍵詞:課文注釋矛盾疑問探討商榷
我教授高中語文多年，每講到第五冊書中"司馬
遷"單元的《報任安書》一課時，面對著課文中"亦欲
以究天人之際"這句話的注釋，心里總是疑云一團，蹊
蹺再三。
當然如果按照現代人對宇宙萬物的認識，孤立地單
就這一句話解釋，那么天是自然界，人是人類，確實能
自圓其說，無可非議。但是如果把這句話放回到司馬遷
《報任安書》一文中，立足整體，瞻前顧后，思考教科
書這一句的解釋就覺得這條注釋有些不盡如人意了。在
《報任安書》里和這句話是一個整體的大句子是"亦欲
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作者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對自己《史記》一書的寫作目
的的全面闡述?！妒酚洝肥亲髡咚抉R遷歷盡艱辛，耗盡
心血撰寫的，記載上起傳說中的皇帝，下迄漢武帝太初
四年，共約三千年歷史的一步通史；是以記述人事為主
要內容的記傳體史書。"亦欲以究天人之際"是他闡述
自己寫作《史記》之目的的第一句話。而按照教科書中
的解釋，司馬遷寫作《史記》的目的首先是要通過《史
記》一書的寫作，研究自然現象與人類社會的關系。我
覺得這樣認為不大合適。依照漢朝當時的自然地理現
象、司馬遷的閱歷和他對周圍事物的認識，他都不可能
在當時把研究自然現象與人類社會的關系看成迫在眉睫
之事，更不可能把它當作自己一生奮斗寫作《史記》的
首要目的?！妒酚洝芬粫鳛槭窌膊豢赡艹阶陨淼?/p>
功能及涵蓋面，憑一部社會科學的著作就能異想天開地
完成研究自然現象與人類社會關系的這一原本是自然科
學屬性的課題。
我認為首先漢代，人和自然的矛盾還沒有形成，或
者說還沒顯露出來，那時的自然環境不像現在這樣，植
被遭到嚴重破壞，土地沙化范圍日益擴大，沙塵暴頻頻
暴發、侵襲人類。那時還沒有因為人為的諸多因素導致
出人類和自然界關系的不協調，也沒有像現在那些由現
代工業引發的不可抵御的自然災害威脅人類的生存，據
史書《漢書?匈奴傳》記載，那時我國的大西北，如大
青山一帶還是一個"草木茂盛，多禽獸"的地方。呼和
浩特蒙古語的意思是青色的城；包頭的意思是有鹿的地
方。有些都清楚地告訴我們，直到蒙古人統治這些地方
的時候，我國西部邊遠的地方，人和自然關系和諧，各
自相安，沒有暴露出相互對立的矛盾，自然也就不可能
引起人們的關注，更不可能讓司馬遷超前客觀真實，把
這個尚未形成的自然問題作為自己協作《史記》的第一
目的。
其次，我認為研究自然現象與人類社會的關系這
一課題應該是自然科學家的事。盡管漢代自然科學和社
會科學的分野還遠不像現代這樣清晰，但司馬遷畢竟不
是張衡，世人一致認為他是個史學家、文學家，最多只
85
教育教學
CONSTRUCTION
能說是個社會科學家，從他撰寫的《史記》一書的具體
內容，也能看出來他在書中對自然現象沒有什么描述。
縱觀司馬遷一生的行跡和《史記》的內容結構，"網羅
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始終，稽其成敗興壞
之紀，上起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
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報任安
書》）可以看出司馬遷的《史記》是一本主要以人物傳
記為載體，以人事為中心內容，來研究人際（君臣）關
系，歷史興替規律為宗旨的書。兩肩擔道義，鐵筆著春
秋的司馬遷在《史記》中是虔心著力地還歷史以本來面
目，至于自然現象如何、自然現象和人類社會關系怎
樣，書中卻從不見其涉筆。我想世稱"史圣"的司馬遷
該不會在寫作《史記》的過程中駕權不了筆墨，偏離自
己的寫作目的吧，更不要說當時中國通往西亞、歐洲的
絲綢之路遠未打通，中國人當時只知道"天圓地方"，
根本就無從知道"人類"――地球上其他洲還有人。
對于司馬遷闡述自己寫《史記》的目的中"亦欲
以究天人之際"這句話中的"天"、"人"到底應作何
解釋，我也查過幾本字書?！掇o?！罚ㄉ虾＾o書出版
社）《漢語大字典》（主編宛志文，四川辭書出版社、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沒有把"天"解釋為自然界把
"人"解釋為人類的。與之近似的意思是："天"，指
自然。泛指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必然性。（《漢語
大字典》）"人"，由類人猿進化而成的能制造和使用
工具進行勞動，并能運用語言進行思維的動物。（《辭
?！罚┑@兩個字都分別還有其他的義項?！稘h語大字
典》中的"天"字條對"天"解釋義項第14則為"古代
指君王；也指人倫中的尊者。"我認為司馬遷在這句話
中把"天"和"人"并列對舉，"天"之義應該為"古
代君王，人倫中的尊者"，而"人"應為《辭?！分?/p>
"人"字條之第②條義項；"泛指民眾"。即《書》中
"神人以和"或"敬授人時"中"人"的意思，也就是
"民"、"百姓"。我們如果這樣解釋，那么就能把司
馬遷寫作《史記》的目的和《史記》一書所寫的內容統
一起來了，化解了教科書中因解釋之誤造成的《史記》
寫作目的的內容不統一的矛盾。
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參照司馬遷一生的行徑和遭
遇來看司馬遷有沒有研究國君和人臣之間關系的心結。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及自己的遭遇和寫作《史
記》的心愿時說李陵征匈奴兵敗被擒，"主上為之食不
甘味"，自己"誠欲效其款款只愚，""推言陵功，欲
于廣主上之意"，結果"明主不深曉，以為仆沮貳師，
而為李陵游說"，遂遭冤獄，被迫處以宮刑，"重為鄉
黨戮笑，污辱先人"。而唯有自己寫成《史記》，才能
"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這或許能夠有
力的說明司馬遷寫《史記》前后耿耿于懷的心結和他自
己所述寫《史記》目的中的第一句話的意思。他要以史
為鑒，研究國君與百姓、皇上與臣子之間的關系。惟有
這樣理解，才符合《史記》是一部社會科學類巨著的本
質屬性，才不至于由于人為的解釋不到位而把原本前后
一致，是一個整體的司馬遷寫《史記》的目的和《史
記》一書的具體內容弄得支離不堪，前后矛盾。
綜上所述，從司馬遷所處時代的自然環境，從他
一生的遭遇、心結以及他所寫《史記》的實際內容來
看，我認為把《報任安書》中"亦欲以究天人之際"的
"天"解釋成"君王"或"人倫中的尊者"妥當，于情
于理于事實都無相悖。如果"天"是"君王"之意，那
么句中和"天"對舉的"人"字自然是"人臣"之意，
全句的意思即；"也想通過《史記》寫作，研究君王和
人臣的關系，通曉歷史從古到今發展演變的規律，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