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司馬光哲學研討評論，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魏濤 單位：鄭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一、司馬光的思想來源與傾向
在晚近以來的研究中，學者們大多同意司馬光的思想屬于儒家(司馬光對佛道的態度相當排斥)，但又必須承認司馬光思想很明顯地與孟子思想有著相當的距離。面對此點，研究其史學思想或政治思想的學者多籠統地以“儒家思想”或“封建傳統”一筆帶過;研究其哲學思想的學者，亦有許多只意識到其與正統理學間的距離，僅斥之為保守舊學或傳統風習未脫，未能更進一步探索其哲學的精神內涵。究其根本，這極可能是因中國哲學長期“尊孟抑荀”的態度使然，所以人們有意或無意間，均未能更積極地將司馬光哲學的特點與儒家的另一范式“荀子”關聯起來，使其哲學未能與哲學史上這一更為深層的發展脈絡相聯系。注意到司馬光哲學與荀子關系的學者，大多因司馬光的天人關系論而注意到其與荀子之相近處［3］56。司馬光在《迂書•天人二則》中說:“天之所不能為而人能之者，人也;人之所不能為而天能之者，天也。稼穡，人也;豐歉，天也。”［4］916其推尊揚雄外，在先秦諸子中對于荀子最有善評，如在《中和論》［4］793－796中贊賞荀子“虛壹而靜”，亦曾在《答范景仁書》中引用荀子《天論》:“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4］753以說明他的養生之法。雖然他在人性論上批評孟荀主張性善或性惡均不對，認為性應是善惡混，但他的人性論從蘊謂層來看，實與荀子人性論相近，而不近于孟子。其他如重禮和重外王之學，也與荀學脈絡相近。司馬光甚至曾上書請求重新刊刻《荀子》一書［4］276，而對于孟子，卻寫了《疑孟》一文。凡此均可見司馬光之思想在儒家思想中的荀學傾向。雖然司馬光思想中有著較明顯的荀學色彩，但仍有學者對于此點表示懷疑與反對，甚至提出要與荀學劃清界線。這樣的疑問主要有一部分來自于對司馬光人性論之主張的理解，另一部分則來自于對司馬光天人關系論的理解。首先，在人性論方面，承前所述，若未能深入理解荀子人性論的深層結構，很容易就依司馬光表面對荀子的批評而認為司馬光哲學并非屬于荀學一路，而看不出二者的相近之處。
其次，在天人關系論方面，有學者就侯外廬等判司馬光為“天命主義者”的流行做法提出批評，認為這“不惟(唯)一般的‘定性’不準，更主要是表現了何等的膚淺”。“司馬光的‘天命觀’，本質上是解釋和論證君臣、父子倫常關系的一種思想理論，它與古代本來意義的‘天命’觀有根本的區別”［5］。如漆俠認為司馬光的天人關系近于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天是有人格會賞罰的至高權威，只有嚇唬老百姓的一面，所以與荀子的天人關系論不同［6］375－376?李昌憲則以為司馬光的天人關系論近于荀子“天人相分”其說，但也不乏天人合一的成分，所以也與荀子不同［7］348－354。相較之下，漆俠的觀察較為偏狹，而李昌憲的觀察則較為詳實，看到司馬光的“天命論”中確實明顯存在著仿佛對立的矛盾。但事實上，這樣的疑惑應來自于過去對荀子之“天人相分”與董仲舒之“天人感應”的刻板印象，荀子之“天人相分”實并未先預設天人完全分開沒有關聯，而是一種“合中有分，分而能合”［8］的天人關系。在張晶晶看來，此與董仲舒之“天人感應”當是一脈相承［9］，而司馬光的“天命論”亦應屬此一理路。雖然不少學者都指出司馬光思想與荀子思想比較相近，甚至指出“司馬光是北宋唯一承襲荀子學說的哲學家”［10］，但仍未有學者對此做全面的考察與研究。故此，司馬光與荀學的關系目前仍是個極需厘清的思想史與哲學史課題。
二、對司馬光氣論的詮釋與定位
關于司馬光哲學中的“氣”或“虛氣”的部分，是目前司馬光思想研究中之薄弱環節。由于司馬光尚平實，不喜論天道、天理，其宇宙論或本體論部分的建構也就更不容易為人所知。但由司馬光的《潛虛》、《溫公易說》、《太玄集注》等哲學著作可見，司馬光絕非沒有自己的本體論、宇宙論可言，只是需做更進一步的文本分析，才能揭其奧義。“虛氣關系”是詮釋司馬光本體論所必然面對的難題。目前對于司馬光哲學中的“虛氣關系”研究在論述上多受到唯物主義的影響，一些研究基于想把司馬光哲學解釋成唯物主義的立場，故而逾此不論。如漆俠由司馬光對《中庸》的詮釋來看司馬光的哲學，因此便認為“虛”即是”中”，又恐此會使其流于唯心主義，故不但未加深論，卻據此評論司馬光哲學為“駁雜”［6］378。這種矛盾，其實也暗示了司馬光哲學中的“氣”并非可以全用唯物主義來解釋。
綜觀對司馬光哲學中的“虛氣”研究，目前大致上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氣自虛出，另一種認為氣即是虛。司馬光在《潛虛》開卷語:“萬物皆祖于虛，生于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故虛者，物之府也;氣者，生之戶也;體者，質之具也;性者，神之賦也。”［11］1這段話中的“虛”與“氣”的詮釋，在論者眼中往往傾向于老子道家式的詮解，認為司馬光的“虛”即老子的“虛”，太虛生氣，故其宇宙論便有“虛”與“氣”兩層的生成過程，“虛”與“氣”似道家“無”與“有”的關系。如李昌憲在《司馬光評傳》中提到:“司馬光提出了萬物的最高本體是‘虛’和‘氣’這兩個范疇，司馬光在探討世界本原這一命題時，顯然受了老子影響。”［7］338故而司馬光認為“虛”也是充滿“質性”的客觀物質世界，因此，“這表明了司馬光在自然觀方面是‘氣本原論者’”［7］340。并提出張載與陳淳對于司馬光“虛”之理論的批評。這種認為司馬光以“虛”為本體的觀點，可能是單單從上述數語之字面上得出的結論。但《潛虛》此段話實無法只由字面上來詮釋，因為它放在《潛虛》之首的用意在于要點明《潛虛》的全幅架構。而《潛虛》有氣圖而無虛圖，是相當值得重視的線索，此在董根洪的《司馬光哲學思想評述》一書中有詳細的論證。董根洪根據司馬光的文本，提出司馬光理論中的“虛”與“氣”其實是一樣的，即“虛即氣”，與張載一樣虛氣一體，并不主張氣之上還有虛作為本體。本書的成果相當值得關注，但可惜太過囿于唯物主義的限制，對于司馬光氣論尚有未能自圓其說之處，乃是其缺憾所在。#p#分頁標題#e#
張晶晶在《論司馬光〈潛虛〉中的氣本論》一文中，透過對司馬光《潛虛》一書的詮釋提出，在司馬光的氣本論中，氣為一切萬物生成的根本成分、根本基質，氣的運行中自有一潛存的秩序，但并非先天現成，而是要在實際事物中運行才會慢慢形成價值，并沒有離開物而存在的神圣理體。陰陽二氣相互作用，形成萬物，萬物的消長均在氣之中，氣聚則生，氣散則亡。表現在工夫論上則是要人治心養氣，但此養氣與孟子的養浩然之氣不同，而是要讓身體的中和之氣“徐徐自復”，用正常的禮樂法度來規范自己，不去打擾氣的恢復［13］。她進而認為司馬光這種氣本論思想，并沒有一個強大的心體或理體來作氣的主宰，而是相信氣中自有一潛存的秩序傾向，因此有實現秩序的可能，這與明中葉以后的自然氣本論可以說有某種理路上的一貫性［14］184。此種以自然氣本論作為理論范型的研究，在一定意義上對于司馬光氣論的微觀揭示起到了積極作用，然而對于司馬光之氣論在宋代出現的意義、與同時代張載氣論的關系、與明中葉理學中出現之氣論的關系等問題均有待進一步厘清，也顯示出司馬光的氣論尚有許多研究空間。相信通過運用新的詮釋模式對司馬光氣論進一步深入揭示，可使司馬光的氣論將與張載的氣論一起充實我們對于北宋氣論乃至整個中國氣論哲學的多維理解。
三、司馬光與理學的關系
據《宋元學案》中之《涑水學案》來看，朱熹將司馬光與北宋五子合稱為道學六先生，二程在語錄中亦時常提及司馬光，而從司馬光又與張載、邵雍、二程等人多有交往等情形來看，司馬光在理學發展史中，似乎并非是一個可以輕易略過不論的角色。但過去在理學史上，或因政治與史學的因素而被排除于道學家譜系之外，司馬光卻鮮被論及，因此其在宋明理學發展史上的影響與意義隱晦不明。除因司馬光在史學上的地位掩蓋其哲學光彩等因素外，或因司馬光在北宋歷史中作為政治上的保守黨形象深植人心，因此在宋學史中，司馬光之思想也就常被視為在王安石孟子升格運動之背景下，為反對而反對的無深義之學說，或是認為其哲學思想與政治思想一樣保守，所以并無可觀之處［15］。在少數關于司馬光的研究專著或傳記中，對于司馬光哲學雖有較正面的肯定，但對其在理學史上的意義仍未有更積極的闡釋。如宋衍申認為司馬光是“理學之偏師”［16］161，意指其思想雖已處于理學的氛圍之下，但畢竟無法與日后理學之重要人物二程等人相提并論。李昌憲的《司馬光評傳》對司馬光哲學的研究更為深入，指出司馬光的虛氣說、中和論、天人關系以及善惡相混的人性論之特色，但他亦認為司馬光是“平實之樸儒，道學之偏師”，認為司馬光雖然為道學初期的創建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然“在學術上，他與北宋五子尤其是與二程存在著重大的分歧”［7］371，所以在性命、義理之學這方面始終無法形成自己的哲學思想體系，故不足以與二程等人抗衡。李昌憲指出司馬光與“道學正統派”有一定距離是很值得參考的意見，但“偏師”一詞，似乎就認定了司馬光在理學史上無甚重要。但由李昌憲的研究來看，司馬光哲學所表現出來的種種與正統不同的特色，表明其在哲學史上的定位尚沒被放在一個更大的脈絡中來思考，即當理學在建構之初期，是否只有北宋五子所代表的這種可能性而已，而日后之理學范式的確立背后，是否仍有許多待挖掘的，不同立場之思想的影響?由此來看，司馬光在理學發展史中的意義，不會僅用“偏師”一詞即可涵蓋。
除上述對司馬光哲學與理學之關系較為傳統的說法外，亦有少數學者對于司馬光哲學在理學上的影響作出了積極的肯定。如漆俠在《宋學的發展和演變》一書中，從《中庸》的詮釋史角度來肯定司馬光哲學對理學的貢獻。他認為司馬光“對宋學的發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就是他對《中庸》的論述和闡釋。這個論述和闡釋，構成了司馬光哲學獨具的色彩”［6］366。在他看來，盡管司馬光對《中庸》的詮釋還不夠完整，但從司馬光的詮釋來看，其毫無疑問地給二程理學以有力的影響，所以雖然朱熹的道統觀否定了司馬光同伊洛之間的關系，但他們之間的關系確實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漆俠的看法很細致地提到了司馬光哲學對理學的直接影響與關聯，并且努力提出論證，很有參考價值。董根洪的《司馬光哲學思想評述》一書是目前已知對司馬光哲學最深入且全面的研究，該書對于司馬光哲學在理學史上的影響采取相當正面積極的肯定，認為司馬光是理學的重要創立者。邱佳慧的博士論文《諸儒鳴道與道學之再檢討》一書，通過對《諸儒鳴道》與兩宋理學史的研究，重新肯定了司馬光對于理學的影響，亦即肯定了朱熹理學道統的背后尚有多元理學發展的可能性，進而發現北方學界所認同的理學道統，與南方事實上有著很大的差異。由《諸儒鳴道》所收學者的特點推測所謂的理學道統并不真如朱熹所說的那樣一脈單傳，而司馬光在理學史上的地位，也應重新予以重視［17］56－57。這樣的說法雖有待進一步研究，但至少可以證明司馬光哲學思想在理學道統所造成的歷史斷裂下，尚有許多待挖掘的可能性，其哲學所表現出來的特色，究竟在整個中國哲學史的發展脈絡中有何更積極的時代意義與價值，亟待探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