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蘇軾文學獨特性論述，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王婷 單位：山東工商學院大學外語教學部
蘇軾是繼歐陽修之后成為文壇領袖、并領導古文運動取得完全勝利的主要文人。他是唐宋古文運動的集大成者，他的文學理論為散文的發展開拓了更為廣闊的領域，他的散文創作，體現了北宋散文的最高成就。他不僅有過人之才，更有為人之高風亮節。他生活在社會矛盾尖銳，黨爭激烈，朝政反復無常的北宋中、后期，卻心懷經世濟民之志，耿直正派，仍然堅持美好的政治理想，卓然自立，表里如一，致使他既不見容于新黨，又不得志于舊黨，屢遭兩黨摧殘，一生沉浮不定，歷盡艱辛，其仕途坎坷波折之多，實為我國古代文人中所少有。蘇軾一生的悲劇，確實是一種時代的悲劇。蘇軾政治上的不幸，帶來了他文學之大幸；政治上的失敗，帶來了他文學上的成功。蘇軾不但在詩、詞、文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書法、繪畫也是一代名家。他不但在文學理論方面有卓越的建樹，而且文學實踐方面也有豐富的創作實績。
一、技道兩進，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出妙理于法度之外
蘇軾十分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反對形式主義文風，堅持由歐陽修開創的北宋古文運動的正確方向。他景仰韓愈，“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他也非常推崇歐陽修，譽為“今之韓愈”。認為文章要有益于濟世之用，“詩須要有為而作”（《題柳子厚詩》），不能為文而文，強調文章針砭時弊的價值。他大力肯定歐陽修所說的文章“必與道具”的話，認為“道可致而不可求”，“學以致其道”（《日喻》），強調從日積月累的學習和實踐中得道，而不主張把文章的內容只局限于對儒家經典的闡發上。在《總策序》中，他明確表示對漢、唐以來某些儒者只因襲圣人之言而不務實際的不滿：“自漢唐以來，世儒者，忘己以徇人，務為射策決科（應科舉）之學，其言雖不叛于圣人，而皆泛濫于詞章，不適于用。”（《清波雜志》）由此可見，蘇軾對道的理解更為靈活、通脫，也更加實用，而他自己為文，就能做到“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在文道關系上，蘇軾強調“文章以華采為末，而以體用為本”（《答喬舍人啟》），反對多空文而少實用，猛烈抨擊五代余風。在詩新運動中，蘇軾與歐陽修的見解是完全一致的。
在文道關系上，劉勰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龍》），韓愈、柳宗元都強調“文以明道，文、道統一”，柳宗元特別重視文要“羽翼夫道”（《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即強調形式、藝術技巧要為“明道”服務。蘇軾繼承和發展了韓柳的這一觀點，但他更重視“文”，重視文章的文學性。他把作文章看做是不朽的事業，并為之傾注了畢生的精力。他不止一次地說“文章如精金美玉”（《答謝民師書》）“；文章如金玉珠貝”（《答劉沔書》），認為文章既是反映現實的工具，又是表達感情的手段。這就把“文”和“道”的關系講得更加透徹了，文要明道，但文和道并非一物，不可混同。只有理論，只有文章的充實內容并不等于有了好文章，還必須講究創作規律和技巧，否則就會出現“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文可于畫谷偃竹記》）的情況。在《答虔俞括奉議書》中，他說“：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達于口與手。所謂文章，能達是而已。”在《答謝民師書》中，他又說“：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乎？是之謂辭達。”這兩段話都說明文章應準確地反映客觀事物本身固有之道理，要準確地刻繪事物之形象，亦即應達物之理，求物之妙，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高度重視文章技巧。蘇軾把“能道意所欲言”（《達王庠書》）作為寫文章的最高境界，足見他對“文”給予了他的前輩們未曾有過的重視。既重視文章的社會功能，更重視文章的藝術特征，突出散文的形象性、文學性，自覺追求散文的文學色彩，這是蘇軾對古文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具有積極重大意義。
基于他對文章藝術特征的重視，所以他對古文也就有了更高的要求。蘇軾一生的文學實踐是始終朝著這一目標努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出妙理于法度之外。”（《書吳道子畫后》）這是辯證地概括認識藝術規律和發揮獨創性之關系。創新，不是隨心所欲；自由揮灑，不是信口開河，既要創新，又不唯務新奇，文理出于自然，姿態千變萬化。他要求作者必須有高超的駕馭語言的能力，強調言能盡意。在《答謝民師書》中，強調作家對于客觀事物不但要了然于心，更要了然于口與手，他認為“是之謂辭達”。據何蘧《春渚紀聞》載，蘇軾曾對劉景文說：“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逾此者。”講的都是作家駕馭語言的問題，要求作家能夠意之所至，筆亦隨之，把客觀事物、人們的思想感情準確地、恰如其分地用文字表達出來。“姿態橫生”主要是指文章的形象性、生動性。質木無文平淺呆滯，雖平易但無味。蘇軾在要求文章“文理自然”的同時，又要求“姿態橫生”，充分表明他高度重視文學作品形象性、生動性的特征的。為使文章能“姿態橫生”，蘇軾特別強調要“求物之妙”，要“隨物賦形”，注重神形兼備。深厚的思想和生活積累是產生優秀作品的基礎，而社會實踐又是產生創作沖動的基礎，所謂“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樸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與中，而發于詠嘆”（《江行唱和集序》），講的就是這個道理。但這些都只產生好作品的必備條件，并不等于有了好的作品，要寫出生動感人的作品，“求物之妙”是非常重要的。所謂“求物之妙”，就是要求作者能準確地抓住描寫對象的神妙之處，捕捉住描寫對象最富特征性而又稍縱即逝的形象，并用真切的文字表達出來。文可與畫竹，“得成竹于胸中”，然后“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寫文章也如此。“得成竹于胸”是觀察生活，孕育形象的過程，“追其所見”則是刻畫描繪形象的過程。蘇軾把“求物之妙”比作“系風捕影”，是強調不易做到的。#p#分頁標題#e#
蘇軾還要求文章求物之妙，自然就要求文章要寫真，要真實地反映客觀事物，使筆下的景物或事物惟妙惟肖。但寫真并不等于照相，不等于刻板描摹其形，所謂“真”“、妙”，既包括形，也包括神，并且重在神似。蘇軾在《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中說：“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即是說只求形似，乃兒童之見，而要真正做到傳神寫照，就不能囿于形似，必須用含有言外之意的語言去寫難言之景和難達之情，蘇軾所謂“妙在筆墨之外”，就是要求文章描繪事物，既要肖其形，又要傳其神，做到神形兼備。蘇軾閱歷豐富，知識淵博，他對前代作家的思想和創作，博觀約取，揚其長而避其短，并結合自己豐富的創作實踐加以創造性的發展。他高舉韓愈和歐陽修這兩面大旗，在文道結合，自然平易的基礎上又向前發展了一大步，他更自覺地把文藝當作獨立的事業，更重視文章的文藝特性和藝術技巧的巨大作用，更自覺地追求文章的自然美，多方面地探討了文章的特點、規律和技巧，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大大豐富和發展了古文運動理論。
二、豐富的散文創作實踐“技道兩進”之主張
蘇軾的散文創作十分豐富，都是“不能不為之”的有為之作。他對社會上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意見，他對社會、人生的認識，他豐富而復雜的感情，都一寓諸文。他雖為文字所累，在政治上吃盡了苦頭，也曾有過擱筆之念，但他至死也未停筆。他的散文數量大、體裁多，千姿百態，真正實行了“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出妙理于法度之外”的理論。豪邁奔放，雄渾恣肆。蘇軾的文章多是在強烈的創作沖動下產生的，有感于事，必盡吐而后快。其議論文大多雄辯滔滔，氣勢縱橫：像他的《教戰守策》《上神宗皇帝書》《留侯論》等，無不激情奔騰，縱橫馳說，雄辯有力，氣盛神旺，明顯地繼承了《戰國策》、《孟子》、賈誼、陸贄以及韓愈的特點。議論文如此，記敘文亦然。其他像《石鐘山記》《赤壁賦》等作品中的議論部分，也都寫得雄渾恣肆，奇崛奔放。姚鼐在《復魯非書》中談到文章的陽剛之美時說：“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鐵；其于人也，如馮高視遠，如君而朝萬眾，如鼓萬勇士而戰之。”若以此來衡量蘇文，蘇文確有一種驚心駭目，志變神動的力量，即有一種陽剛之美。
隨物賦形，姿態橫生。蘇軾一生政治上失意，但他熱愛生活，肯定人生，對一切事物都觀察精細，故其為文特別善于捕捉有特征的形象，進行生動的描寫。在他的筆下，人情物態，宇宙萬象，都窮形盡相，惟妙惟肖，生動傳神。寫人物，往往寥寥幾筆，即能再現人物的神情風貌。如他在《石氏畫苑記》中寫石氏之精神矍鑠，氣度不凡：“長七尺，黑而髯，如世所畫道人劍客，年六十一，狀貌如四十許人，須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石鐘山記》描寫夜泊絕壁下所見之奇景；《放鶴亭記》意在渲染山林之樂，文章卻寫得自然圓熟，激趣橫生，全文寫景、敘事，說理、抒情渾然一體，情、理、文兼勝，相得益彰，真可謂“隨物賦形”，無不如意?；顫姇尺_，行云流水。蘇文無論是長篇還是短章，不管是議論還是記敘，大都是敘述、描寫、抒情兼而有之，錯雜使用，隨筆揮灑，出于自然。他自謂其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其議論文雖縱橫馳驟，但開闔跌宕舒卷自如。當真做到了“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總策序》）。其記敘文更是自由通脫，如行云流水。像前后《赤壁賦》《游沙湖》《答秦太虛書》等，文無長短，均寫得活潑，條理暢達，形態變化多姿，行文收縱自如，或行或止，都能符合“求物之妙”、達物情之需要，而絕無刻意雕琢，苦心營構之痕跡，真可謂無意為文而文自妙。蘇文這種妙超自然、活潑暢達的特點，與作者文思開闊，才華橫溢有關，更與作者隨物賦形，妙解文理及高超的語言技巧密不可分。生動精練，明快自然。這是蘇文語言的突出特點。
蘇軾的散文除少數政論文篇幅較長之外，其他文章一般都篇幅短小，這與作者語言精練自然有著極大的關系。推敲錘煉，往往三言兩語即可敘述一事，描繪一景，創造一境。如他寫畫竹：“故畫竹必先得成竹于胸，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稍縱則逝矣。”（《文可于畫谷偃竹記》）再如《與侄論文書》：“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彩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絢爛之極也。汝只見爺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當旦夕學此。”這的確是經驗之談。“絢爛之極”而至于“平淡”，一語道出了二者的辯證關系，可見蘇文由“氣象崢嶸”到“平淡自然”，由“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即縱橫馳說）到“行云流水”，是其語言風格特征圓熟的表現。蘇東坡是唐宋古文運動的完成者，他的“技道兩進，能道意欲所言”，“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出妙理于法度之外”的文學理論主張與文學實踐，擴大了古文的運用范圍，豐富和發展了前人的文學主張，大大地提高了古文的表現力，增強了古文的文學色彩，把散文的實用性、通俗性都向前推進了一大步。蘇軾的散文創作體現了唐宋古文運動的積極成果，對后世散文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我國散文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