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水滸傳女性形象特征及原因，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水滸傳》［1］塑造的男性英雄人物，一個個光彩照人，對女性的描寫卻顯得不足，尤其是潘金蓮、閻婆惜、潘巧云等女性形象，都寫成了“壞女人”，這體現了作者封建的婦女觀，讓人感覺不舒服。那么《水滸傳》中的女性形象都有哪些特點，其產生的原因又是什么，筆者嘗試進行了一些分析比較。 一、《水滸傳》女性形象分類及其特點 《水滸傳》大肆描寫淫婦形象。主要是潘金蓮、閻婆惜、潘巧云、賈氏、白秀英。潘金蓮在小說中不良故事很多，加之后來有了《金瓶梅》［2］，于是就成了“淫婦”的典型、代名詞，一直被訂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進入上世紀80年代，魏明倫的荒誕川劇《潘金蓮》誕生，潘金蓮“既是有罪的，同時又是無罪的”，美惡并舉，著意刻畫了她在封建意識和封建道德逼迫下從純潔善良、勇敢潑辣一步一步變為丑惡殘酷、墮落沉淪的殺人犯，引起不小的爭議，各種現代影視劇中的潘金蓮形象也是褒貶不一，這也說明了《水滸傳》潘金蓮形象的強大影響力?！端疂G傳》著意刻畫惡婦形象。主要是所謂三姑六婆之類，有閻婆、王婆等。王婆道:“老身為頭是做媒，又會做牙婆，也會抱腰，會收小的，也會說風情，也會做馬泊六。”這樣就自己交待了素日就是靠坑蒙拐騙為生。其坑害的手段也十分高明，是她的設計和一手操持，西門慶與潘金蓮成奸并毒殺武大。她給西門慶策劃的勾引潘金蓮的10個關節，簡直就是一篇精彩的社會心理學論文。她拿捏事主的本領，索賄邀賞的心計，耍潑放賴的膽量，活脫脫就是“最毒莫過婦人心”的腳注?！端疂G傳》傾力推出不賢婦女的形象。這類形象，以劉高妻為代表。劉高妻被綠林好漢抓住后，宋江說情，將她放回，她卻唆使丈夫抓宋江。她的壞事還不只這一件，花榮說:“……打緊這婆娘極不賢，只是調撥他丈夫行不仁的事，殘害良民，貪圖賄賂，……”《水滸傳》即使寫梁山女將領，也讓人感覺到她們身上有一種賊氣和潑味。108個好漢中間有三個女性英雄，她們是孫二娘、顧大嫂、扈三娘。孫二娘，黑店老板娘，孟州道十字坡開人肉包子鋪的，綽號“母夜叉”，她“系一條鮮紅生絹裙，擦一臉胭脂鉛粉，敞開胸脯，露出桃紅紗主腰，上面一色金鈕”，“眉橫殺氣，眼露兇光。”這個形象以及她的作為，我們大概很難接受。武松眼中看到的這個黑店是“墻上掛了幾張人皮，梁上吊了幾條人腿”，這樣也算好漢嗎?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恐怕都是要法律追究的。說到底，孫二娘就是一個嫻熟于江湖黑道的女人。顧大嫂為救人，為義氣，敢說敢干，完全是女豪杰的氣派，但是她嗜殺的愛好一點也不在孫二娘之下。宋江三打祝家莊時，她“掣出兩把刀，直奔入房里，把應有婦人，一刀一個，盡都殺了。”大家對梁山上三位女英雄印象最深的應該是扈三娘，因為扈三娘美貌，英武。但她卻是一個非常不成功的文學形象，不管《水滸傳》寫扈三娘英雄了得，用了如何重筆濃彩，但是作為人物形象，作為藝術形象是單薄的，沒有性格可言，嫁給王矮虎已經是她的人生大不幸，最后又死于非命。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對女性的一種輕蔑態度。總起來看，《水滸傳》中的幾類女性形象，幾乎都走向了極端，要么極淫蕩，要么極殘忍，要么極陰毒，只有極少數的賢良。 二、歷代大家對《水滸傳》女性的評點 不只《水滸傳》塑造了一批讓人不爽的女性形象，就連封建時代的評論者，也受《水滸傳》的影響，順著《水滸傳》的思路看待這些女性人物。《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3］中，金圣嘆是所有評點本中評點文字最多，也評得比較細致的一種。金圣嘆對淫婦這類女性形象的評點是最多的，主要是從對人物的刻畫和情節的安排方面來評價的。如第二十回《虔婆醉打唐牛兒宋江怒殺閻婆惜》回前評道:“此篇借題描寫婦人黑心，無幽不燭，無丑不備，暮年蕩子讀之咋舌，少年蕩子讀之收心，真是一篇絕妙針劄蕩子文字。”金圣嘆對這類淫婦形象的評價概括起來有這樣幾點:一是“淫婦好色”，二是“淫婦心毒”，三是淫婦“刁時便刁殺人，淫時便淫殺人，狠時便狠殺人”，四是淫婦可殺。金圣嘆對虔婆之類的惡婦是否定的，他稱“虔婆愛鈔”，視殺人如戲。對于行院妓女，他說:“行院妓女則可饒恕，敗壞風俗如潘氏，胡可得恕也?”金圣嘆對劉高之妻之類的不賢婦是痛恨的，將其與害民的貪官劃為一類。金圣嘆專門評價女英雄的文字不多，但也足以顯示其態度。在第四十八回中金圣嘆評道:“一篇寫顧大嫂，全用不著窈窕淑女四字”。接著有幾處夾批皆稱顧大嫂為母旋風，云“意思實與李逵無二”。黑旋風李逵是金圣嘆極稱贊的人物，這說明金圣嘆對這類女英雄也是肯定的。李卓吾、王望如、余象斗等人的評論，與金圣嘆觀點大致相同，余象斗有評曰:“觀此閻婆惜不肯拿文袋還公明，反欲害公明，諺云:‘青毒蛇而口，黃蜂尾上針，兩般還未毒，最毒婦人心’，此言是也。”王望如評說:“自古殺人之名正言順，理直氣壯，無如殺奸夫淫婦。”由上可知，各種明清《水滸傳》評點本都聯系現實從倫理、社會諸方面評價，對女性人物的評價意見也大致相同，《水滸傳》的藝術價值是世人所公認的，然而作者在其中有意無意流露出來的蔑視婦女等的封建意識，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該書的思想價值。書中僅有的幾位女性人物，不是淫婦、長舌婆，就是男性化了的女性，基本上都是臉譜化類型化了的人物，沒有自己獨特鮮明的作為一個正常女人的個性。 三、《水滸傳》女性形象缺陷的成因初探 基于《水滸傳》對女性的藐視，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有學者斷言《水滸傳》有“厭女癥”［4］，其實厭女癥不是一時一地一個作家的特例，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頑癥。 三個女英雄之所以被留在英雄榜中，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她們都沒有談情說愛的興趣。這三個女性被強行拉出風花雪月的女性環境后，作者沒有心思仔細描寫她們的角色演化過程，而是簡單地把男性化動作剪貼到她們身上。看來作者實在是沒有把握塑造好自己認可的女性形象，或者說，作者自己也搞不清楚理想的女性形象到底應該怎樣。但是，描寫起他討厭的女性形象來，作者倒是很有辦法。從藝術表現的角度來看，這些對蕩婦的描寫，比起對貞女的描寫，顯然要豐滿得多，她們除了淫欲無度這一最突出的特征之外，還有許多與個性有關的心智表演。欺，瞞，哄，賴，是她們對付丈夫與情夫的慣用伎倆。一遇關鍵場合，她們栽贓陷害，殺人滅口，毫不心慈手軟。#p#分頁標題#e# 由來已久的“女人禍水觀”不僅僅在士大夫中存在，在綠林好漢中也存在。他們視女人為累贅，視女人為物品，把女人處死就好像燒掉山寨一樣。那些女人是沒有人格地位的，《水滸傳》的作者也是這樣一種心態，輕視婦女，視婦女于草芥，如蟲蟻。另外，綠林中人認為練武藝跟女色是矛盾的，這是中國古代一個養生學里邊的理論，也是個誤區。 強大的傳統文化對性別角色進行了嚴格限定。漢班昭在《女誡》中說:“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唐宋若莘在《女論語》中告誡女性:“行莫回頭，語莫掀唇，坐莫動膝，立莫搖裙，喜莫大笑，怒莫高聲”。明呂坤在《閨范》中稱:“婦人者，伏于人者也。溫柔卑順，乃事人之性情”。作者施耐庵，元末明初人，進士出身，曾任錢塘縣縣尹，是一位正統的儒者，故受封建理學影響較大，對女性的看法難免是落后的。 《水滸傳》女性淪為配角也與小說的題材有關。元末明初的亂世，百姓向往統一大業，期盼英雄，而在政治舞臺上活躍的多為男性，所以《水滸傳》是一部英雄傳奇的合集，男性是絕對的主角，這點與同時期的《三國演義》［5］有相似之處。《三國演義》中的女性有兩個突出的特征，其一是女性形象幾乎被忠孝節義等倫理道德觀念所消融。徐庶進曹營，徐庶之母見到兒子，非但沒有絲毫的欣喜和寬慰，反而勃然大怒，當即嚴厲訓斥兒子，并且為了讓曹操死心，竟自縊而死。趙云冒死前去相救糜夫人，糜夫人考慮的卻不是自己個人的安危，而是劉備的骨肉阿斗，并言辭懇切地囑托趙云:“妾已重傷，死何足惜!望將軍速抱此子前去，勿以妾為累也。”最后她以“投枯井而死”的代價為劉備留下血脈，實踐其夫為妻綱的道德理念。其二，《三國演義》中的女性大多只是作為一種點綴鑲嵌在小說的情節中，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并成為小說中男性主人公和作品意蘊的某種附庸，其工具性特征非常明顯。中國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貂蟬也許是小說中塑造得最為讓人矚目的一個女性形象，但是她作為政治工具的特征也最鮮明。她真正愛什么、恨什么我們一概不得而知，作為個體，她的形象是模糊的、曖昧的。 《水滸傳》女性形象也與元末明初特殊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氣候”密切相關。面對元末的社會動亂和綱常禮教盡失的現實，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明確宣布了他的統治策略:“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墮于小人。”［6］于是，有利于對各階層民眾實行精神奴役的程朱理學便被其定為官方哲學，成為明初的統治思想。同時，男尊女卑的封建觀念被進一步加強，婦女的貞節觀尤其得到強調，“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提法出現了［7］，被稱為婦女緊箍咒的《女兒經》出現了，這反映明代對婦女歧視的加重，禮教對婦女束縛、摧殘的深化。在這種大氣候條件下，作者在小說中自覺不自覺地向讀者極力灌輸忠孝節義等封建倫理綱常思想，也就顯得順乎自然了。 同樣是明清小說，一百多年后的《西游記》女性就有很大不同了，其女性形象無論是女妖魔、女神仙或者俗世女子都充滿對人情人性的渴求，對生命長存的期望，對世俗生活的向往。鐵扇公主活脫脫世俗中人，過著被遺棄、被冷落的凄苦生活，渴望夫妻長相廝守，透過這一形象，我們可以感受封建社會一夫多妻制給女性帶來的內心痛苦。女兒國國王是一個有情有欲的凡塵女子形象，美麗多情，聰慧靈秀，毫不掩飾自己對愛情婚姻的熱烈渴盼，與《牡丹亭》中的杜麗娘一樣，飽含人性解放的時代精神?！督鹌棵贰穭t是一部婦女的頌歌，對婦女充滿了同情、憐憫和贊美。［8］而《紅樓夢》中的金陵十二釵等女性形象更是有血有肉，豐富多彩，各具特色。這一變化包蘊著豐富的社會歷史信息，它是時代風云激蕩的必然產物，離不開社會經濟的發展、文化思潮的急劇變化，也表明作家主體意識進一步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