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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孔許友 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經過數十年的理論磋商和研究實踐,平行研究的方法日益顯示出其生命力,并被普遍接受。那么,到底什么是平行研究?平行研究到底有何功績?要比較全面地了解平行研究,我們首先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認識平行研究的基本特點和歷史功績:
第一,平行研究打破了影響研究局限于放送源與接受者的關系限制,從而擴大了比較文學的范圍,開辟了比較文學新的研究領域,使其不再受時間、空間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種條件的束縛。這是平行研究的最大特點,同時也是其最大的功績。不同時代、不同國度、不同文明背景、不同地位水平的文學現象,只要具備一定的可比性,置于一定的研究目的下,都可以被納入平行研究的視野。因此,它涉及的范圍和對象十分廣泛。概括而言,它涵攝比較詩學、主題學、文類學、跨學科研究和文學人類學等次學科。顯然,與影響研究依賴事實聯系相比,平行研究具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度,上下古今、東西南北皆可為我所用,功夫深處,信手拈來,左右逢源,自由馳騁。
第二,平行研究以文學性、審美性作為其自身規范的基礎。平行研究雖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強調,可研究的平行關系必須出自或圍繞文學的審美特征。所謂文學性,簡單地說,就是涉及的重點和內容必須與文學自身有關,不是文學之外的領域。不過,文學性本身又是個極其寬泛復雜的概念,大致地說,它必須體現文學之作為語言藝術的審美特征。平行研究之所以重視文學性、審美性,與美國學派受新批評影響有關。新批評雖然是在上世紀20年代產生于英國,但其成熟和鼎盛期都在美國。不少美國學派的學者本身就是新批評的成員,如韋勒克等。新批評反對以作者生平、時代背景等為研究的核心,強調以作品文本為中心,突出作品的審美價值、形式因素。平行研究的這一特點非常有效地使比較文學擺脫了法國學派一統天下時期的實證主義作風。而法國學派的實證主義批評方式確實存在著過分依賴材料和繁瑣零碎的嚴重弊端,以致于使本屬于文學研究領域的比較文學變成了社會學、歷史學、傳播學和文獻考據學。在這個意義上,平行研究使比較文學回歸文學,確實功不可沒。
第三,平行研究逐漸關注可比性問題。由于平行研究是對沒有影響關系的文學現象之間的比較,不需要做事實材料的考證,這就導致在不少平行研究的實踐中出現“拉郎配式”的隨意亂比或比附的現象,仿佛平行研究具有“無限可比性”。在中國,濫用“X+Y”的模式,為比較而比較的情況已十分普遍,被一些學者稱為比較文學的新危機。因此,可比性問題已成為平行研究能否站得住腳的大問題。我們知道,兩樣東西要進行比較,其前提在于它們必須既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完全相同或完全不同都無法進行比較。當然,這不是從一般的哲學角度講的,因為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全相同或完全不同。重要的是平行研究要找到同和異的點,找到關系,在類似處發現不同,在不同處發現類似,或者在看似無關的文學現象中發現某種思想觀念或形式結構等方面的聯系。平行研究的方法論前提是,“沒有什么文學現象不可比,又沒有什么文學現象完全可比。平行研究就處在了可比與不可比的微妙的境地”[1]。不過,找到比較點還不等于完全建立可比性。平行研究要避免為比較而比較的嫌疑就必須進一步明確比較的目標。“比較不是理由,只是研究手段。比較的最終目的是應當探索相同或相異現象之中的深層意蘊,發現人類共同的‘詩心’,尋找各民族對世界文論的獨特貢獻,最終融貫建立一種更完善的文藝理論體系。”[2](P270)從具體的操作層面上講,比較要有明確的問題意識。有的學者認為,要落實可比性就一定要從比較中得出某個結論。其實,文學研究本身難免帶有模糊性,我們很難要求每篇文章都有一個確定的結論,但至少我們可以要求,比較必須圍繞一定的論題,而且論題應該盡量具體,避免寬泛無邊,大而無當?？傊?隨著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建設的深入,平行研究的可比性問題逐漸得到比較文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通過可比性對平行研究進行規范已成為平行研究本身的特點。
第四,平行研究向科際綜合研究的更大范圍拓展。文學本身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文學性也好,審美性也好,都并非純粹與外界無關。事實上,文學是一個包含多種構成因素的復雜系統,對文學審美性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借鑒和吸收其他領域的成果和方法。這是對科際綜合研究的一種理解。但是,以文學為中心的科際綜合研究并非比較文學的專利,一般的文學研究也經常要“跨學科”,如涉及社會學、心理學、藝術學、宗教學、民俗學、哲學、歷史學等等。如果這些研究都冠以比較文學之名,顯然也會使比較文學失去自身的規定性。對科際綜合研究的另一種理解是研究“文學跟其他知識和信仰領域,諸如藝術(繪畫、雕塑、建筑、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其他學科、宗教之間的關系”[3](P208)。這種研究也稱為跨學科研究,它旨在揭示人類文化體系中的不同知識形態的一致性和共通性,同時,彰顯文學之為文學的獨特性,把握文學的內在規律。但是,美國學派在這個問題上有不同看法,如威斯坦因在《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一書中主張這樣的研究不應超越國家的界限。這一主張的內在緣由也許是認為不同文化的知識系統具有不可通約性。但這樣一來,從一國的文學與其他藝術門類的比較中抽象出一般意義上的文學規律是否可能又成為一個問題。其實,作為平行研究的科際綜合研究可以將兩種理解結合起來,同時將其置于跨文化和跨文明的視野之下。一方面,由于不同文化和文明的知識系統實際上既有不可通約的一面,也有可通約的一面,因此,跨學科對話的實現,需要在跨文化和跨文明的視野中,才能“弄清文學及其他學科在人類文化知識架構中的位置及其演變……清理不同文化背景下各學科知識體系的概念范疇、話語規則”[4](P167)。另一方面,科際綜合研究不只是文學本身與其他藝術、學科的對話,它還可以指將本屬其他學科研究范圍的社會歷史現象、思想文化潮流等作為研究某種與之并無事實影響聯系的文學現象的切入點或參照系,同時,這些切入點或參照系必須具有跨文化或跨文明的性質,即與被研究的文學現象分處不同的文化圈。[5](P102—112)這樣既保證了作為比較文學平行研究的科際綜合研究不失其內在規范性,又使其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傊?從歷史功績的角度看,平行研究以其開闊的胸懷和眼光,既在理論層面,也在實踐層面,開拓了比較文學研究的新領域,為比較文學注入了新的活力,從而使這一學科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p#分頁標題#e#
二、平行研究在運用中的問題
平行研究是從英文“parallelstudy”翻譯過來的。“parallel”一詞本身除了“平行”之義外,還有“類似”和“比較”之義?？梢?平行研究就其本義而言就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平行線是不交叉重疊的,這種不交叉重疊既表明平行研究中的被比較對象沒有實際的影響關系,同時也表明其深層的根源在于被比較對象處于不同國家、文化的意識形態之中,分屬于不同的文學傳統,因此具有各自不同的本質。另一方面,平行線又有共同走向,說明彼此之間具有類似性和可比性。這種類似性和可比性的根源在于人心、文心以及人類生存處境的類似。平行研究理論看似簡單,但在具體運用中仍有不少問題需要進一步厘清。首先,通常認為平行研究要求被比較對象沒有事實聯系。其實,這個說法似是而非。事實聯系只是表層次的,影響研究也并不認為有事實聯系就一定有影響關系。影響關系最終是落實在因果關系上的,即如果一種現象是另一種現象的原因之一,那么我們可以說前者對后者造成了影響。如果兩種文學現象雖然有過事實接觸,但這種接觸不是實質性的,沒有因果關系,那么我們仍然無法采用影響研究。相反,如果從適當的角度和論題出發,則可以采用平行研究。例如,松尾芭蕉與杜甫的比較就是如此,松尾芭蕉可能接觸過杜甫的作品,但兩人的創作道路、文化觀念等都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對兩人的比較也就應該采用平行研究,而非影響研究。[6]其次,在我國的大量比較文學平行研究實踐中,被比較對象通常都是兩項。這就很容易使人產生一種感覺,仿佛平行研究就只能是兩項之間的比較。這其實是一個很深的誤解,平行研究完全可以是多項式的。錢鐘書先生在《談藝錄》、《管錐編》等著作中就經常運用多項式的平行研究方法,堪稱典范。而且,多項式比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輕平行研究經常遇到的問題,即“結論往往由于材料的兩極性,缺乏由眾多事實材料而提煉為規律性見解的基礎”[1]。其實,兩項也好,多項也好,成功的平行研究實踐都要求找準問題域,有的放矢,有理有據地進行比較。
再次,平行研究與影響研究之間也并非簡單的排斥關系。我們知道,平行研究其實不是美國學派的發明。早在法國學派興起之前就有平行研究的初步實踐。如但丁的《論俗語》把歐洲文學分為北、南、東三個部分,并加以對照比較。史達爾夫人的《論文學》與《論德國》以及格林兄弟對各民族民間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等實際上都涉及平行研究。后來,在進化論和實證主義的影響下,法國學派興起,影響研究開始占據比較文學的主導地位。應該說,這是比較文學歷史上的重要發展,它使比較文學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科學實證性,防止了隨意亂比。但是,隨著文學研究的深入,人們逐漸發現影響研究存在的問題,如過分繁瑣的材料堆砌和歷史考證使得影響研究看上去不像文學研究了。而且,影響研究雖然十分重視科學實證性,但事實上,由于文學本身乃關乎人心精神之事,我們最終很難把文學現象之間的影響關系像科學研究一樣明確地呈現出來。在這個背景下,以韋勒克的報告為導火索,美國學派提出了平行研究,這與其說是發明,不如說是一種恢復。平行研究被提出來后,經過幾十年的實踐,其成果已經蔚為壯觀。但是,也許是歷史開的玩笑,在對影響研究的矯枉過正進行反撥之后,平行研究本身也出現了矯枉過正的情況,即上文所說的拉郎配似的隨意亂比現象泛濫成災。有鑒于此,學界在對平行研究本身加以規范的同時,也開始重新思考其與影響研究的關系。于是,平行研究與影響研究逐漸出現彼此融合的態勢。一方面,影響研究反思自身,不再局限于外部的對傳播與接受的考證,而引入審美因素,從文本入手展開研究,分析作品在內容和形式各方面的復雜構成,從而指出文學現象間的影響關系。另一方面,平行研究開始意識到,從文學審美特征的比較中得出的結論最終仍然要接受事實的檢驗。當然,這種事實不再是傳統法國學派所要求的事實聯系的證據,而是文學本身的內部依據,如作品的辭句、文學歷史發展演變的實際狀況等。可以說,影響研究與平行研究在作品文本中找到了彼此的契合點,從而得以互相借鑒、相得益彰,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比較文學歷史上由于人為因素造成的對立和隔閡。其實,除了美國學派之外,俄蘇學派的歷史類型學也對平行研究頗有貢獻,從另一種學術背景出發豐富了平行研究理論,而且自覺地注意到平行研究與影響研究的結合。例如,被稱為“俄國比較文學之父”的維謝洛夫斯基曾提出比較文學的兩個重要概念———“借用說”和“多源說”,前者接近法國學派倡導的影響研究,后者接近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只不過,與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不同的是,俄蘇學派的歷史類型學更注重社會歷史性,更強調文學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
三、平行研究中變異學維度的提出
平行研究理論的形成與成熟凝結了包括韋勒克、雷馬克、列文、奧爾德里奇等在內的一大批優秀比較文學學者幾十年的心血。它克服了法國學派的實證主義局限,一方面擴大了比較文學的研究范圍,另一方面將研究的重心集中在了文學性上,使比較文學回歸文學。雖然,在數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平行研究也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出現了一些由于理論不健全而引發的弊病,但平行研究也自始至終在豐富自身和反思自身。例如,俄蘇學派的歷史類型學,雖不自稱為平行研究,但就其實質而言,可以看作是平行研究的分支,它豐富了平行研究的理論和實踐。又如,中國的中西詩學比較研究從王國維、錢鐘書、朱光潛等老一輩學人開始,到近30年來取得蓬勃發展,這既是對偏重西方內部詩學比較的西方比較詩學研究的重要補充,同時也豐富了平行研究的內涵。平行研究在自我反思方面的最重要成果,就是與影響研究握手言和,并進而攜手合作。早在1969年,美國學派的布洛克就曾公允地承認:“沒有巴爾登斯貝格、梵第根等人的努力,可能就不會有比較文學,沒有法國比較文學大師在半個多世紀內作出的努力,就不大可能有比較文學研究近年來在美國和其它地方的蓬勃發展。”并進而指出:“任何適當的比較文學研究都要求同時應用分析方法和關系方法,……比較文學就其本質而言,是開闊的,是開放的。”[7]事實上,到上世紀60年代末期以后,美國學派與法國學派的學派之爭就已經基本不存在了,雙方都贊成影響研究與平行研究、歷史考證方法與美學批評方法的兼收并蓄和綜合運用。不過,從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建設的高度看,平行研究與影響研究的結合是否就完美無缺、天衣無縫了呢?事實上,大多數比較文學概論性著作在比較的方法論問題上都滿足于美國學派與法國學派的融合,滿足于審美與實證的相加。近年來的一些著作則增加了中國學派的異質文化雙向闡發的比較文學新范式。法、美、中比較文學學派其實可以看作比較文學發展的三個歷史階段,中國學派是對前兩者在理論上的新建構。不過,對這三個階段的描述屬于歷時性的、學科史的研究。這種歷時性的學科理論模式有著明顯的缺陷,比如,主題學雖然經常被歸入平行研究,但實際卻是既有平行研究又有影響研究,這種歸屬問題正體現了歷時性模塊拼合成學科理論的重疊痕跡,這是值得我們反思的。實際上,“作為一個學科范式,我們所追求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不應該是三個理論體系的簡單相加,……(而應該)從學科史的研究走向共時性學科新范式的建構。”[8](P119)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有必要提出“變異學”作為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建設的新范疇。上文說的主題學和文類學其實就可以歸入文學文本方面的變異學研究,因為“不同文學/文明體系中存在的文本之間的主題和文類在某點的類同之外,更多的卻是不同之處,那么我們的比較文學研究的任務就是‘不僅在求同,也在存其異’”[8](P125)。比較文學變異學不是與影響研究、平行研究以及闡發研究相并列的第四種理論體系,而是普遍滲透在傳統的前三種范式之中,對文學變異現象進行研究的維度,它理應成為比較文學研究的主要維度之一。#p#分頁標題#e#
從變異學的維度來看,我們會發現傳統的平行研究仍然潛在著根本性的問題。我們知道,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在新批評的指導下主張從“文學性”、“審美性”出發,強調研究不同體系內文學的共同點,著眼于文學的普遍性,注重文學現象間的“關聯性”(雷馬克)或“親和性”(韋斯坦因)。這實際上說明,平行研究是一種以求同思維為中心的研究模式,而平行研究與影響研究的結合也并未改變這種情形,因為傳統的影響研究同樣也局限于求同思維,只不過平行研究追求的“同”是類之“同”,而影響研究關注的“同”是源之“同”?？偟恼f,這與西方比較文學一般局限于單一的西方文學/文明體系有關。然而,當我們將比較文學的研究視野投向不同文明體系時,就會發現真正相同的往往只是一些基本的文學原則或表層的文學現象,而“更多的是面對同一個文學對象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學表達形式或觀念的變異”[8](P123)。當然,目前國內的一些學者已經意識到這種求同思維的不足,從而提出平行研究也可以研究相異或相襯的文學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美國學派平行研究理論的缺陷。但是,這些彌補并沒有從比較文學共時性學科理論建設的高度來思考問題。而我們所要做的正是從比較文學變異學的維度重新考察和界定不同文明體系中文學現象的差異、變化和變異,從而更為有效地展開不同文學間的對話,更為明了地總結人類的文學規律。美國學派平行研究的求同思維還使其多少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傾向,其對文學、文學性、藝術、學科等的定位,基本上依據的是西方知識體系,它的“比較”“并不是一場文化間的對話,而是以西方‘詩學’的眼光對各種文學經驗及其理論表述的發掘”[9](P301),如用現實主義、浪漫主義、模仿、表現、典型等西方傳統文論話語來規定東方文學的特性,而像風骨、氣韻、意象、虛實等東方文論范疇卻被排除在外。而現當代以來中國的文藝理論界也基本上是自覺地被動套用西方文論話語來解釋自己的文學,甚至是古典文學。這固然體現了我國文學研究越來越走向開放的新格局,但不少學者也發現這種被動的吸收顯得消化不良,因為,一方面,用西方文論來解釋中國文學,在許多情況下顯得似是而非,言不中的;另一方面,這些西方理論進入中國后與其在源發地的原貌不一致。前一種情況的根由其實在于我們沒有建立完備的適合本國文學的文論體系,而沒有自身文論體系的深層原因又在于我們淡忘了自己的傳統文論話語,這種淡忘使我們失去了與西方文學文論進行平等對話的基礎。沒有基礎,我們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吸收、融會其他國家其他文明的文論話語,“消化不良”也就在所難免了。因此,重建文論話語體系的問題應該被提上日程,而要重建文論話語體系,我們有必要在中西文學文論的“互補性”、“異質性”比較中重新認識中國傳統文學文論話語,在這個意義上,比較文學的變異學研究就凸顯出了自己的重要性。而從變異學的眼光來看,所謂“消化不良”的另一方面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因為在中西文學文論的比較中更深刻地理解西方文論話語是變異學研究的題中之義,同時,我們也可以認識到,更深刻地理解異質文明的文論不應該也不可能是照搬其原貌,“理論旅行”必然發生變異,重要的是“具體分析‘拿來’的歷史動機、情景針對性、歷史狀態中的意義、變異和歷史效果。……‘變異學’所著力關注的不是旅行之地的理論與理論原本的‘同’,而是‘異’。”[10](P156)而且,這種“求異”“尚不是出于表面的求同求異之爭,而是出于在歷史與理論的關系中以歷史為理論本源的認定”[10](P157)。當然,比較文學變異學研究并不排斥求同的價值。就平行關系變異學而言,變異學將“同”理解為彼此沒有影響關系的文學現象之間互補性、對話性的和諧共振關系,并在異質文明互異性的更高層面上闡釋這種和諧共振關系,即以文明差異為基礎追求“異中之和”或“和而不同”。所謂“和而不同”,這種源于中國古典文化傳統,如今被視為中西文明交流之理想形態的觀念,顧名思義,是由“不同”與“和”兩方面內容組成的。“前者正是強調了文明之間的異質性,有了不同才能有資格進行交流,才可能‘和’;后者則說明了互補性的重要性,文明的異質帶來的并不應該是沖突和矛盾,而應該是互補短長和融會貫通。”[11](P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