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管理論文范例

一、后現代主義視域中工商管理學科商業倫理教育的缺失

20世紀中葉興起的后現代主義思潮最早始于哲學、文藝與建筑領域，隨后席卷到政治、社會、經濟和科技等諸多領域，受其影響，作為各學科綜合交叉的教育與管理領域也出現后現代轉向。后現代教育觀在教學目的、教學內容、教學手段、教學過程以及師生關系等諸多領域都與傳統教育不同，強調針對不同學科的具體特點進行有針對性、交互體驗式的教學。對于工商管理學科來說，傳統的商科教育凸顯對未來商業人才的知識和技能灌輸，以打造能夠高效地服務企業的管理人員為使命，卻淡化對學生的倫理與人格教育。在后現代主義看來，經典的工商管理模式存在諸多弊端，其中最嚴重的問題就是過于推崇理性主義，片面追求效率和利潤，將人的情感和倫理因素邊緣化。在1959年出版的《未來的里程碑———關于新的后現代世界的報告》一書中，德魯克在管理界率先使用了“后現代”概念，他提出了后現代世界變革的四個里程碑，其中第四個里程碑就是教育。他認為，后現代是一個“教育大爆炸的時代”，后現代社會的教育應使人回歸到精神價值上來，倡導將信仰作為醫治現代社會諸多疾病的良方，倡導信仰在后現代世界的公司中的重要性。而在目前的工商管理學科教育中，則充斥了功利主義導向和唯科學論，將倫理價值觀等規定著未來工商管理人才行動方向的重要維度在工商管理學科教育體系予以邊緣化。后現代主義者猛烈批判這種教育觀，主張恢復情感、倫理、信念等非理性因素在管理中的地位，并將倫理等社會性因素推演到管理決策的核心地帶。根據后現代主義者的主張，工商管理學科應該強化和凸顯商業倫理教育的重要性。商科專業類學生未來走向職場，面臨諸多經濟誘惑，極易在物質財富誘惑中喪失管理原則。此外，對工商管理類學生進行商業倫理教育還能極大地改善整個社會的倫理氛圍。由工業技術和實用主義觀念沖擊，現代社會存在著嚴重的倫理與信任危機，而企業是商業倫理培育的基本單元，對商學院學生強化商業倫理教育可以提高被教育者的倫理問題識別能力、倫理決策能力及倫理判斷能力，進而影響整個商業生態的倫理氛圍，引領和提升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由于特定的歷史與政策原因，目前我國的工商管理教育功利主義導向更為嚴重。在擴招的背景下，各院校為了提高學生就業率，在專業設置、課程體系及教學方法方面堅持以市場為導向，以實用為目的，過分重視管理知識、操作技巧的傳授而忽視對學生進行商業倫理教育。調查表明，在對我國115個高校樣本的統計中，僅有北京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等10所高校將商業倫理課程列為必修課程，另有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四川大學等18所高校將商業倫理類課程列為專業選修課，這些課程包括“管理倫理學”、“企業倫理學”、“商業倫理學”“、營銷倫理”、“領導倫理”和“會計倫理”等。此外，對工商管理學科進行商業倫理教育類的教研教改論文和課題也十分少見，從“中國知網”獲得的數據看，從2008年到2013年發表在CSSCI核心刊物上以“商業倫理教育”為主題的論文只有7篇，而且主要聚焦于國外商業倫理教育以及我國MBA學生商業倫理教學，涉及的范圍十分有限。最后，我國商業倫理方面的專門師資特別匱乏，很多教師都是商科出身，對倫理學等跨學科知識欠缺，未經系統化的商業倫理教育就直接走向崗位，致使商業倫理教學效果不佳。

二、工商管理學科商業倫理教學的國外經驗

與國內不同，西方高校的工商管理學科歷來比較重視商業倫理教育。在“利益相關者”理論影響下，歐美高校教育者認為，企業應該對顧客、供應商、員工、社區、公眾等各種利益相關者負責，培養有責任心的未來企業經營者是工商管理學科的基本目標，因而，工商管理學科的學生應該將生產、營銷、人力資源、財務管理以及研究設計等各方面納入必要的倫理議題。美國的大型企業集團一般都有專門的倫理機構委員會，將商業倫理納入到企業的日常管理之中，集中負責處理企業內外部的倫理道德事務，并有詳細和規范的倫理道德培訓計劃。與此對應，歐美高校在課程設置、研究機構和評價機制方面均有比較健全的商業倫理教育體系。統計表明，早在上世紀90年代，美國90%以上的商學院就都開設了“決策與倫理價值”等商業倫理學課程，西方商業倫理研究機構達到300多個，專業刊物達15種之多，相關教材和專著數千部。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等高校的商學院還專門組建了工商倫理系。美國的商業倫理教育以培育學生對工商管理的倫理議題敏感度為目標。未來的管理者事實上并非欠缺倫理精神，而是受傳統“經濟人”假設影響，往往在商業議題上對倫理問題缺乏認知和麻木不覺。商業倫理教學要幫助工商管理類學生認識到商業和社會需求、人類生活之間的相互關系，使其對商業的是非曲直有清晰的價值判斷，塑造有道德意識和責任心的商業管理人員；其次，在技能層面，提高學生在經濟績效和商業倫理的兩難困境中合理進行決策的能力。最后，鼓勵工商管理類教師參與商業倫理研究，進而對商業實踐倫理水平的提升儲備知識力量。美國商業院提供了豐富多樣的商業倫理教學內容，一方面教授商業倫理學的基礎理論，重點使學生認知到商業與倫理的本質聯系，剖析市場與企業的倫理學基礎；另一方面，討論具體的商業倫理案例，提高工商管理專業學生的倫理決策水平，相關研究者將不斷出現的商業丑聞和由于倫理問題引起的商業危機事件編進教材，在課堂上引領學生對這些案例進行分析和討論，以此開發學生處理商業倫理問題的技巧。在美國，商業倫理教學是一項倍受重視的系統工程，商業倫理的教學方式和教學手段也多種多樣。主要包括：專職教師或企業高級管理者提供的講座，分組討論的案例教學，靈活生動的故事，選擇典型素材進行視頻播放，圍繞商業倫理認知而撰寫的成長日記，以及走進現場的實踐教學。這些方法從理論認知、實踐觀察、模擬體驗、人生成長等各個層面強化學生對商業倫理的認識和學習。當然也有不少學者和教育者探索商業倫理的更加科學的教學方式，如采用合作學習法、現場調查法、經歷分享法、角色扮演和情境模擬法、道德模型運行法等教學方法。在各種商業倫理教學方法中，案例教學方法在美國商學院倫理教育中倍受青睞，該方面有利于借鑒各種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在現實情境中塑造德能兼備的商業人才。如麻省理工的斯隆管理學院將學生未來職業規劃和社會文化、價值觀因素介紹到課堂案例的研討之中，啟發學生重點討論“歷史、環境與倫理”等商業倫理問題，提高學生們運用倫理進行商業判斷的能力。

三、工商管理學科商業倫理教學模式改革的創新途徑

后現代主義的教育觀認為，知識不具有絕對的客觀性、普適性和中立性，基于理性主義、中心主義、實用主義的教學過程事假定教師及其知識的權威性，將學生視為消極被動接受知識的行動者，而事實上學生對知識的接受是一種重新詮釋和創造知識的過程。知識的創造者和講授者不可能完全做到客觀中立，難以規避其自身的社會背景和特殊價值偏好，因而教師不可能是真理的代言人，也不應被視為是教學過程中的權威，因而知識是動態的開放系統，需要在懷疑和批判中才能真正獲得發展。后現代主義教育觀充分認識到知識的相對性特征以及知識傳遞和傳授中主觀詮釋、體驗的重構意義，這對傳統的教學觀念帶來革命性的沖擊。工商管理學科的商業倫理教學更是具有強烈后現代主義色彩，需要進行一場基礎性的教學模式改革。倫理的傳授和傳遞與相對客觀、中立的科學知識的傳授截然不同，其價值色彩濃重，而價值和文化的傳授不能強迫而只能是被認同，因而在商業倫理教學過程中教師的權威性更弱，只能扮演一種輔助性角色。依照這種理念，未來工商管理學科的商業倫理教學應該嘗試探索以下幾個方面的創新路徑：其一，師生角色轉換，確立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商業倫理教師在商業知識方面具有豐富的積累，但不表明他同時是一位卓越的商業倫理實踐者，因而商業倫理教育要破解教師知識權威的代言人角色，主張師生在教學過程中都是平等群體中的一員，教師只不過是這些平等者接觸商業倫理理論與案例的首席解說者和故事講述者，同時扮演參考者與協調者的角色。在這種教學過程中，教師的任務不是單方面的傳授，而是通過協商對話啟迪或提高學生對商業倫理議題的敏感性。其二，回歸事件，還原情境，進行體驗式教學。在后現代主義者看來，教學的使命是讓知識在回歸事件的過程中培養學習者應對生活事件的智慧與能力，教學本質上是師生基于生活事件的互動與交流。因此，商業倫理教育應該把教學視為“即興創作”“、情境再現”和“社會交往”體驗過程，激發學生身臨其境、直面利潤與倫理沖突的能力，將商業倫理教學視為關于師生關于倫理議題的一種特殊體驗技術。其三，啟動自主學習機制，商業倫理教學是學生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建構的自組織過程。商業倫理學科知識需要學生在對商業情境的理解中建構倫理的意義以在兩難的管理困境中合理進行決策，這本質上是學生對商業知識和倫理知識的文本進行創造性解讀和綜合的過程。這種教學過程的核心是教師提供啟發性的故事和案例、情境，教學主要是學生通過自我理解、自主學習，對商業倫理的知識意義進行主動建構。商業倫理教學本質是教師參與的學生在真實性的任務驅動下進行操作性自我學習的過程，在其間，教師提供有關商業和管理目的的價值觀沖突，使學生從各種選擇困境中獲得情感體驗和知識的創造性增長。

四、我國工商管理學科商業倫理教學改革的政策建議

（一）

一、論文選題目標多重性應立足學生多方面需要

目前的行政管理專業研究生面臨著和其他專業研究生一樣重理論輕實踐，很難學以致用，就業壓力大等殘酷現實。從事純行政工作和純行政管理教學研究的只是一部分，絕大部分要到其他領域就業，未必都適合做純學術型選題。明智做法是從行政管理專業現實針對性出發，根據學生不同情況，通過目標多重性選題模式有的放矢地對學生進行綜合訓練，滿足學生多方面需要。論文選題是在構思初始階段選取一個主題或者明確一種立意。選題“既可從實踐和社會需要中選取,也可以研究本專業的研究空白或前沿方向,還可以對發生爭議的話題進行討論,或者對生活生產中遇到的實際問題進行討論研究,以及針對學科交叉的空白區的研究等等”。行政管理專業研究生目標多重性論文選題模式在滿足學生多方面需要方面的具體做法如下。一是政治素養的提高。行政管理論文大都涉及政治理論和大政方針，確立這些方面的選題有助于培養學生較高的政治素養和政策水平。二是從解決學生實際問題入手。行政管理論文面向實際的特點非常突出，從政治、經濟、文化到教育、醫療、住房無所不包，都是學生關心的問題，針對學生所需確定相應選題，就可帶動學生對相關問題的了解和處理，起到排憂解難的作用。三是培養初步的工作能力。行政管理論文選題都關涉行政能力和職場知識，為此，研究生入學就應該確定導師和選題大致方向，然后有針對性地從事一些行政事務性工作，并將其與選題結合起來，也可在工作中完善選題或發現新的選題，這樣的論文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就強，對學生初步工作能力是很好的訓練。四是提供就業指導?，F行入職考試都有行政管理方面的大量內容，而且行政活動還與其他領域工作聯系緊密，導師可以結合學生就業方向有針對性地確定相應題目，在撰寫論文同時也兼顧著備考和了解所關心領域的知識。五是多方面才能的積累和訓練。其一，針對行政管理專業跨學科特點使學生了解多學科知識，便于畢業后什么工作都能勝任。其二，針對行政管理論文大多涉及行政活動中復雜問題處理的特點，有意識地使學生掌握處理復雜問題的本領。其三，針對駕馭目標多重性選題難度大的特點對學生進行抗挫折訓練。其四，針對行政管理論文都關涉行政倫理問題的特點，帶動學生對倫理道德問題的了解，學會怎么更好地做人和處事。通過上述多方面才能的積累和訓練，學生既豐富了知識，又掌握了處理復雜問題的本領；既懂得了為人的道理，也受到了百折不撓、攻堅克難的處事訓練。學位論文的最終目的是為社會服務，選題的確定就應以社會需要為出發點，源于實踐，服務于實踐。從目標多重性出發確定行政管理專業論文選題源于學生多方面需要，是對學生一專多能的綜合訓練，有助于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學生帶著問題寫作論文，避免了空洞乏味和拼湊應付，學位就會保值甚至增值，為解決當下研究生就業難也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高質量目標多重性論文可作為咨詢報告提交有關部門

行政管理論文政策對策性非常強，具有政策咨詢功能，師生都應把自己當作外腦和智囊，將聯系現實的論文視為政策咨詢報告來對待，答辯實際上也是政策辯論。一是師生都要盡可能多地了解實際工作，有一定實際工作經歷更好，學院也應創造條件讓學生帶著問題到實際工作部門實習或調研。二是側重對策性研究，包括對問題及原因的實證分析，國內外經驗介紹及啟示，對策要有針對性和可行性。三是充分發揮理論對現實政策的指導作用，站在為相關部門出謀劃策角度，本著理論聯系實際原則進行研究。四是可聘請與選題相關的實際工作部門人員為答辯委員會成員，幫助解決論文中師生解決不了的問題；另一方面他們也能從論文和論文答辯中獲得啟發，更好地推動本部門工作。這項工作從確定選題后就應該開始，學生可到相關部門調研，請有關人員指點，還可聘其為副導師，或吸收到答辯委員會中，既可全程跟蹤，也可只在某個環節排憂解難。當然，這種副導師制是隨機的，前提是師生都非常困惑或選題對這些單位有重要參考價值。五是一些實際工作部門也可以把一些疑難問題交給學校作為論文選題，高校行政管理研究機構作為智囊和外腦承攬的一些相關項目，也可吸收有這方面選題的研究生參與，其參與部分可同論文結合起來，也可分出一個或若干個子課題作為論文選題。高質量論文可推薦到相關部門作報告或咨詢，由此可知，這種教學、科研、實際工作三位一體的選題模式，使學界和實際工作部門互通有無，做到了理論與實際的真正結合。

三、系統規劃目標多重性論文選題模式

行政管理研究生論文目標多重性選題模式運作是一個系統工程，不單純是學生和導師的個體行為，學校、學院、答辯委員會都要協同配合，總體設計，周密部署。

詩歌何為？也許正如查爾斯•哈珀•韋伯（CharlesHarperWebb）所言，詩歌類似孔雀尾巴的進化狀態，“象一只嘲鶇引吭高歌一樣，一首詩即是一次奪人眼球的自我炫耀”。①要么詩歌的水平取決于詩人的自我調節本能（這也許是人們為什么選擇詩人作為性伴侶的原因）；要么詩歌創作能力在祖傳背景中取代了其他可取的思維和情感特征。詩歌的讀者在展示他們可以成功欣賞優美詩歌的時候顯示他們的魅力，文學評論家也是如此。在韋伯看來，達爾文的概念中，完美的詩歌“理解起來有一定的難度”，因此，好的詩歌在展示作者魅力的同時也避免了令讀者難堪。意志軟弱、小題大做、平庸普通的詩歌達不到顯示魅力或真正詩歌水準；滑頭滑腦、玩世不恭、太過時髦、過分自我的詩歌可能是成功的社交展示，但又不是藝術。很明顯，進化是要使自己盡量迎合“金發美女”的詩歌品位———既不是太聰明、費勁或自我，也不是大眾化的打油詩或者明信片之類的風格，這些恰好符合了韋伯自己的偏愛。   也許，正如艾賽多爾•那比（IsadoreNabi）在《科學與自然》（ScienceandNature）中說，即便是英國的十四行詩也帶有達爾文思想的痕跡。既然十四行詩不太可能在生存的競爭中具有優勢———物競天擇，那么似乎可以用性的選擇和競爭來解釋。和韋伯相同的是，那比提出：“我們的假定是……英語十四行詩是一個性器官，像其他更多的肉體性器官一樣，有一個被青睞的最佳尺寸。”①似乎十四行代表進化中達到的平衡，這種平衡居于“挑逗和高潮，求愛和安全，激情和謹慎之間，允許一個人以最小的險情和最大的收獲來繁殖自身”。②鑒于十四行詩寫作當中的文化差異，那比認為：“一首英語十四行詩大約7%的內容是受遺傳因素決定的，這7%必然包括制約詩歌篇幅的第14行詩。”   這兩個論點中一個帶有惡作劇的色彩，另外一個是嚴肅認真的。但誰又能識別出來呢？那比“對英語十四行詩的進化論解讀”的本質被其副標題“E.O.威爾遜還原主義的戲謔評述”以及據說是編輯加在結尾的一些“哲理性的評論”所揭示。然而，查爾斯•哈珀•韋伯并沒有從譏諷中受到啟發。“詩歌是魅力的炫耀”只是新文學批評運動中一個最不顯眼的例子———達爾文主義批評或生態詩學。他的文章總結了其中最糊涂的因素：淺薄的因果推理，歡欣鼓舞地從所謂的事實推演到自以為是的價值觀，魯莽地使用多少有些投機色彩的生物學術語，等等。最刺眼的是，他從把文學看做作者特有的自我調適的產物的有趣想法，跳躍到一個大異其趣且更為站不住腳的說法，即詩歌是“魅力的展示”，之后，又得出一個荒唐的結論：20世紀美國詩人之間的爭論有著宏大的進化意義。   韋伯令人尷尬的大膽之舉并不一定會戳穿威爾遜（E.O.Wilson）夸大其詞的結論：“人類思維最偉大的事業一直是，也將永遠是企圖將科學和人文結合起來，”③真正輝煌的事業將可能遭到那些拙劣或無能的人們俗麗的模仿。借用達爾文的著名術語“進化”，威爾遜的生命觀確實有其偉大之處，那就是，毫不含糊地獻身科學進步的啟蒙事業，聯合所有知識———包括社會科學、藝術和人文知識。來自學理上的挑戰是，如威爾遜所言：“我們知道，幾乎所有人類行為都是有文化傳播的。問題是，生物學和文化之間如何互動的，尤其是他們之間如何跨越所有社會群體進行互動來建立人類的共同性。”④對于真正因社會生物學的著作⑤以及推廣和維護物種多樣性的工作而出名的學者威爾遜來說，環保的任務要求人們在與歷史上偶然存在的文化的復雜互動中理解人性。   既然韋伯的推論證明目前許多已經發表的達爾文主義文學批評案例存在錯誤（盡管不是很明顯的錯誤），因此，在文學研究中，我們還遠不了解什么樣的融合是可以包含進來的。目前唯一一部相關的重要論文集《文學動物》（LiteraryAnimal），是拼湊雜混的：有對于一般敘事從進化的、適者生存意義角度進行論證的；有為“人性”觀進行辯護的（其中有伊恩•麥克尤恩（IanMcEwan）的一篇出色的文章）；有對注入了色情的作品、悲劇和羅曼史小說進行達爾文主義解讀的；以及對于一個經典作品的詳盡的、一氣呵成的解析，如約瑟夫•卡羅爾（JosephCarroll）對《傲慢與偏見》的解析，他嘗試擺脫用理論對文學作品進行穿靴戴帽式的解析，闡釋該文學作品作為對于“女人擇偶”敘述的根本意義。在一個詳盡的、勉勵的但又帶有批判性的評述中，史蒂芬•平克（StevenPinker）質疑了達爾文主義促進文學批評的潛力：“支持用達爾文主義解讀文學的人們……應該做好準備來詳細解釋進化論給文學研究帶來的不僅僅是人性論的復蘇。”平克建議說：“一個學科融合式的文學研究應該不光要利用進化心理學，而且還要利用人性的其他的科學：人工智能……，認知科學……，語言學……，行為遺傳學……以及社會心理學。”如威爾遜所示，生態學似乎證明了學科融合研究可以用來分析人性———通過文學或者任何其他文化形式，但是，似乎生態學無法直接和文化產生聯系，而認知心理學等卻可以?？_爾認為：“文學是由心靈而不是生態系統產生，心靈則是由‘自然選擇’產生的，”①當然，‘自然選擇’是否有制造文學的功能或者僅僅制造了一個大腦，是否該大腦制造了文學等這樣的重大問題還沒有定論。與此同時，格林•洛夫（GlenLove）認為：“生態思維———目前因為它涉及用一個擴大了的思維框架來回答有關自然和人類的位置這類問題時候需要考慮什么———必須包括一個更廣闊的、更謹慎的對關于人類行為學科的考量，這些學科包括進化生物學和遺傳學、生態文化進化學、進化心理學、神經學以及其他以達爾文主義思想為基礎的有關人類行為的科學。”②盡管這一觀點中暗含開頭提出的兩個多少有點戲謔的例子所顯示的危險，我還是同意洛夫的觀點。#p#分頁標題#e#   那么，學科融合對生態批評意味著什么？對于很多人來說，它會帶來隱藏在華茲華斯的名句“解剖就是謀殺”中的還原主義的威脅，威爾遜承認：“這個詞本身……有著滅菌的、侵略性的意味，就像是手術刀或者醫療導管。”③生態女性主義哲學家薇爾•普魯姆德（ValPlumwood）就是典型的把還原主義和機械主義看成是破壞環境和殘害動物的戰爭同僚：“還原的機械主義框架能產生一種心理上的距離，這距離使得權力、控制、謀殺和戰爭成為可能，使得笛卡兒的追隨者把動物用于科學試驗。”④“還原的機械主義”（reductivemechanism）———或者其他的什么稱呼，促成被特雷莎•布倫南（TeresaBrennan）出色地定義為“施虐式冷靜”（sado-dispassionate）視角的形成。盡管他們在人類歷史上很流行，然而，譴責笛卡兒導致“權力、控制、謀殺和戰爭”合法化，似乎不可信。事實上，“還原主義”（reductionism）至少有三個容易被混淆的含義⑤：無法避免的方法論的還原主義（無人可以同時學習所有的東西，所以范圍必須被限定，參數也需要被控制）；理論還原的目的是以一個層面的現實（如葡萄糖的生化氧化過程）來解釋另一個層面的現實（如為肌肉提供能量）的方式來理解現象；哲學上的或形而上的還原，大概是一個無益的理論還原形式，它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科學家和環境保護哲學家樹立的一個靶子。關鍵是人們都公認，盡管理論上的還原是一個強有力的工具，“隨著復雜性沿著原子、分子、基因、細胞、組織、有機體和人類級系的逐步上升，相互作用與相互聯系也上升到了新的水平，新的特征就出現了”。①生態系統和人類文化都是具有新特征的復雜系統。在威爾遜幻想出來的“完全融合”的一個“極端例子”中，“自然界是由統領所有其他法則和規律的簡單的、普遍的物理法則組織運行的”，這有接近形而上還原主義的危險。之后，威爾遜也承認說：“也許這樣籠統地預測最復雜的系統是不可能的。”②然而，目的不在于“還原”，“復雜性才是最終令科學家感興趣的，而不是簡單性。還原主義是理解它的途徑”。③事實上，正如不可能找到任何信奉“宿命論”（determinism）的生物學家一樣，似乎也沒有最新的證據證明：因為極端還原的科學家信奉把世界看成是一個機器的科學哲學，人們就把他們視為將世界當做僅僅是一個機器的人。在威爾遜看來，學科融合是人類知識相對于自然界那難以窮盡的、令人驚異的復雜性的對應物，這個復雜的自然界概念普及之后被稱為世界上生命的“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   用生態系統來解釋文化產物，有可能陷入幻覺，盡管這已經成為生態批評的習慣性修辭。比如，威廉姆•魯克特（WilliamRueckert）在《文學與生態學：生態批評的實驗》（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一文中，“將生態學和生態的概念運用于文學研究”④時，時而謹慎，時而隨意———有時他承認說，詩歌和生態系統里面的“能量問題不盡相同”；但是，之后他又忘乎所以地說：“如果理解得當，詩歌可以被當做對能量流動、社區建設以及生態系統進行研究的典范。”⑤魯克特倫理式的和教誨人的熱忱以及實驗的熱情應該控制把詩歌作為典范的沖動，盡管很大程度上應該看什么是“典范”。在科學中，典范往往指的是電腦對一個現象的模擬，這種模擬通過程序或算術指令不斷精細化，直到它最后令人滿意地跟蹤給定變量中的被觀察的波動對象（如在全球平均氣溫中應該與過去和將來變量吻合的氣候模型）。盡管地圖永遠不會和真實的地貌吻合，模型永遠不會和現實同一；但是，如果成功被看成是和真實的系統一致的話，地圖或模型和現實狀態可以完全同一———他們變化模式持續的一致表明模型設計者選擇了正確的初始條件、變量和指令。而在詩歌里面，沒有什么使得它可以和任何非語言的東西完全一致，遑論任何生物上的東西。換一個做法，詩歌可以是一個生態系統的類比物，此種情況下兩者肯定有差異，但是，驚人的相似性將很具有啟發性。然而，這樣又太生硬，詩歌和“綠色植物”畢竟不同，而且，詩歌是否具備“幫助創造一個永久自動的、不斷進化的系統”的功能并不清楚。⑥最好的情況下，詩歌與生態系統的關系可以是隱喻性的，或者說隱喻的程度到了生態系統是一個敘事行為或者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具體的物體，因此，它也是寓言性的。說“詩歌是一個生態系統”，就好比說一個老人是“掛在棍子上的一件破外套”———有極強的暗示性且令人記憶深刻，但是絕對經不起推敲。   安格斯•弗萊徹（AngusFletcher）的《美國詩歌的新理論》（ANewTheoryforAmericanPoetry），一部最近的、更全面的關于生態和詩歌關系的理論著作將兩者的關系進一步神秘化。書中說：“詩歌和自然界事件之間幾乎有著基因關系。”①“環境詩歌”（environment-poem）這一流行詞本身顯然就是這種詩歌與自然界之間緊密關系的縮影。這在惠特曼身上尤其明顯：“他的詩歌不是關于環境的……他的詩歌就是環境本身。”②一些詩人（如惠特曼、阿士貝里、克萊爾）聚合的、善觀察的、儀式主義的特性顯示出他們的詩歌是“可以自我調節的系統”，其特征是內部的多樣化、自我組織以及非線性等。③弗萊徹熱情的論證具有極強的、令人難以抗拒的力量，也極具惠特曼演說的激昂。但是，在這個意義上，生態系統果真是“自動詩意化”的，還是他們或多或少是一些有機體的偶然聚合？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Dawkins）以極為玩世不恭的口吻在他的著作《延伸的表型》（TheExtendedPhenotype）中指責“波譜生態學”（popecology）的“相互依存”以及自我調節的概念“可能是有一個關系網絡存在，但是它可能是由小的、利己的成分構成。那些利用有著公益心的同伙們進行繁殖的實體，比起那些為生態系統整體的利益付出的實體，往往更能成功地自我繁殖”。④即使生態系統是自動詩意化（autopoietic）的，它是否和詩歌具有一致性？數字化的非線性（或者是“混亂”）特征取決于恒定復現的過程，這個過程中，公式的結果被看做會再次出現的變量。這種數字的非線性特征看起來最多在隱喻的層面存在，且主要是和主觀解讀一首詩產生的非線性感覺相關，盡管后者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復現式的。#p#分頁標題#e#   此處有某種尖銳的諷刺意味，因為，就算大家都懂得如何處理比喻性的語言，往往也是文學專家，我們的評論家看起來忽視了同一性、類比和隱喻之間的區別。另一方面，科學家承認說，在他們的話語中，隱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需要謹慎處理。道金斯在其專著《自私的基因》（TheSelfishGene）中采用擬人手法的時候，心里有著清醒的意識，但是，來自人文科學的一些批評家卻難以理解這種擬人手法的含義。道金斯是樣寫到：“將基因擬人化不應該成為一個問題，因為沒有哪個頭腦清醒的人認為DNA分子有自覺的人格特征，也沒有哪個理智的讀者會把這種幻覺歸咎于作者。”⑤盡管道金斯的隱喻手法在進化生物學、胚胎學和人口遺傳學（還有其他自然科學領域）中大量使用，其隱喻手法還是被安德魯•羅斯（AndrewRoss）中所排斥，因為這種手法“對人類的尊嚴或社會的變革都不是一個有用的貢獻”，盡管自私和利他主義明顯是“對行為方式進行文化的特殊描繪”，此描繪在“西方”之外幾乎沒有意義。⑥這種隱喻描述在羅斯看來不可思議。事實上，把基因當作“自私”的做法會產生一系列的至關重要的假設和預想，如懷孕期間的矛盾特點，孕期胚胎和母親在一系列的領域爭奪資源，類似于主人和寄生蟲的關系。把詩歌當作生態系統的做法可能會給生態批評帶來累累碩果，但是至今這種做法缺乏解決問題應有的嚴肅和謹慎；詩歌———隱喻的其中一方，幾乎沒有努力獲得另一方———生態系統的道德色彩。   從表面看，生態概念比起進化觀念更不可能被直接運用到文學上來。詩歌既不是形體展示，也不是生態系統，盡管詩歌和這兩者都有暗示性的平行關系。詩歌所能做的可能是，充當一個責任心強且教學方法得當的老師手中的教學工具，并與其他方法一起，通過鮮明的隱喻手法，引起倫理變革和政治變革。但是，教訓之一是這個工具本身———在這里是被挪用的生態術語———事關重大。舉例來說，“共生”（symbiosis）一詞是生態批評家們的最愛———人們對之贊不絕口。我不希望我舉的例子會讓人指責我以怨報德———在《印度生態批評報》（IJE）的第一版中，斯旺那拉沙•蘭嘎加蘭（SwarnalathaRangajaran）在編輯評論中認為，生態批評“清楚地表明了土地和風景、文本和地貌之間的共生關系，同時意識到了語言和自然界不可分割的關系”。①在同一期中，艾倫•德雷森（AlanDrengson）捍衛阿恩.奈斯（ArneNaess）的“生態哲學”（ecosophies），說它是“尊重如多樣性、共生等生態價值觀念的個人生命哲學”。②而與此同時，大衛•巴恩希爾（DavidBarhill）把社會生態學的理想狀態描繪成“自然和社會區域的共生合作”。③拉馬皮里亞（R.Ramapriya）用花和它們的授精花粉的共生關系來表明“任何環境、社會和個人的區別都是人為的”。④可以這樣說，生態觀念的形成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德雷森不無道理地指出：“我們應該尤其尊重那些和我們意見相左的人，我們不應該認為他們幼稚或愚蠢。”⑤顯然，他的目的是敦促讀者努力和自然保持一種平衡關系，這是一個包括本人在內的任何生態批評家都不會反對的道德目標。況且，IJE的撰稿人總的來說都是典型的生態批評家。然而，正如我在《生態批評》（Ecocriticism）中所表明的，“平衡”這個比喻已經和現代生態學中復雜的自然系統里那難以預測的動力機制所能提供的證據失去關聯。⑥“共生”在生態批評語境中被用做“提喻”，表達一個更大的、不受干攪、自然和諧的理想狀態，該理想狀態在條件最好的情況下都是罕見的，如果條件不好就是一種虛構。這事實上是通過20世紀早期的生態學折射出來的伊甸園版本。如達納•菲利普斯（DanaPhillips）所警告的那樣：“對于生態批評來說，如果想要成為一個重要的跨學科領域，它需要意識到生態學不是一個融事實、價值觀和隱喻為一體的行賄基金，而是一個很難說具有一致性，有著成敗相隨的過去和相當不確定的未來的領域。”⑦當我們忘記了我們的隱喻不過是隱喻，并把它們當做是實際的真實的時候，就如我們想象人類和自然界的關系竟然可以親密交融到像是果園和黃蜂兩者之間必然共生的狀態一樣。簡言之，我們一定是心甘情愿地找出已經沒有生命力的隱喻并使之復活成為明喻。這樣，經不住推敲的比較和對比則更加顯而易見。   生態批評的“共生”主要是對抗達爾文令人不快的“自然界是你死我活的斗爭場所”的觀點，人文學者堅持保守派的立場。盡管自然界有著明顯的猖狂掠殺，我們還是希望，如果我們把共生想象成比競爭更普遍的現象，我們將充滿熱情建設更加合作的社區。有時候，正如歐內斯特•卡倫巴赫（ErnestCallenbach）的《生態學：袖珍指南》（Ecology:APocketGuide）中“相互依存”這個條目所顯示的，達爾文的“生存競爭”（struggleforsurvival）被一個童子軍的義賣行為所代替。“我們每呼吸一下，就會為植物提供重要的二氧化碳，為生命的延續貢獻我們自己的一份力量。任何其他的生物也有著自己的貢獻。”①似乎哺乳動物呼吸系統的生化進化是為了制造光合作用的原材料。地衣中的海藻和真菌，或者人體細胞的線粒體、細胞質和平、互惠型的共存都無疑是我們的范例。然而，真正的共生系統應該包括“奴役”其他螞蟻的螞蟻（是同種關系、類比關系還是隱喻關系？）、動物和體弱的人類體內的寄生蟲、傾占其他鳥類鳥巢的考伯德鳥和杜鵑鳥。奴役和寄生顯然不是克魯泡特金（Kropotkin）所指的互助，但是這是生物學家“共生”概念所應該包含的一部分內容。   在生物學中鮮有強有力的歸納，更別提什么規律了。即便如此，共生的一個共同特征是，所有有機體中，至少有一個機體的分化程度要少一些。事實上，與將進化看成是朝著更復雜的形式發展的大眾觀念相反的是，共生可能有時候要求持續簡化，比如在腸道寄生蟲發生的情況。拋開將“共生”和“合作”進行簡單而不確切的等同不談，對于競爭和合作的適當的平衡關系也沒有一個共識。對這一點，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動物學家看到了更多的競爭，而微生物學家看到了更多的合作。等位基因與遺傳基因作競爭，從而超越有機體，使整個生態系統發生變化的過程給道金斯的基因選擇論（geneselectionism）以啟迪，這就是海貍壩、白蟻堆，甚至可能是人類的城市所體現出來的延伸表型（extendedphenotype），而林恩•馬古利斯（LynnMargulis）的“共生基因論”（symbiogenesis）在生化協同作用中發現了真核狀態的細胞起源。道金斯的方法成功地預示了試圖吸收復制機制的“非法”或“極端自私”DNA的存在，而細菌質粒交換理論（bacterialplasmidexchange）則致命地打擊了達爾文—門德爾（Darwinian-Mendelian）式的“生命樹”意象，代之以用DNA作為流通手段的合作交流系統。這樣，如何看待競爭和合作，關鍵取決于看問題的角度。#p#分頁標題#e#   無論如何，想當然地認為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聯系的看法會帶來一種有益的道德影響，但都是幼稚的。這不會給李爾王帶來任何好處，比起任何一個人和任何一個生態系統來說，他和女兒們的關系更為直接和感情用事。人們在應對相互依存的關系時方式各異，甚至可以猜測，人們的關系越親密，他們的反應就越有可能趨于強烈的不理性。在正義和情感之間存在著至關重要的平衡關系。   在維多利亞的“國際文學與環境研究會”（ASLE）大會上，我半開玩笑地呼吁生態批評界暫停使用“共生”一詞，至少需要等到生態批評家對該詞的含義有了更確切、更精細的體會之后再使用它。正如道金斯說“還原主義”是一個“喝倒彩的詞”，“共生”是一個沒有經過生物學的允許的“喝彩詞”（boo-word）。人類確實有共生體存在，在以下所有關系中，共同生體的關系既是力量的來源，也是軟弱的起源。我們有大米、燕麥、小米、母牛、香蕉、豬、玉米等，我們處在共生的相互聯系之中，但是共生的證據應該出現在美國西部小麥大平原上，而不是出現在唯美的冒險家們所追尋的想象的和諧世界的詩歌當中或國家公園里。文學和生物科學之間的學科融合幾乎沒有什么積極的進展。只有公正地對待生態學，謹慎而適度地從中挖掘思想資源，才能促進兩者學科融合的發展。

摘要:“工匠精神”包含了工匠的審美意識與審美情趣?，F代職業教育要將“工匠精神”融入到人才培養過程中，注重技術與藝術的融合。高職藝術素質教育據此要進行重新定位，從文化素質教育與專業教育融合的視角，將培育“工匠精神”融入到藝術素質教育中;要促進人才培養理念的調整，通過轉變傳統的“技能本位”職業能力觀，實現精湛技術與審美情趣的渾然一體。針對性的社團活動、有效的教學模式、與職業生涯規劃銜接的教育內容，是促進藝術素質與“工匠精神”同頻共振，實現藝術素質教育與工匠精神培育并舉的有效路徑。

關鍵詞:高職教育;藝術素質教育;工匠精神

高職藝術素質教育是通識教育的重要內容，通過培養“學生感受美、鑒賞美和創造美的基本能力”，在普及藝術知識，提高學生心理素質的同時，“培養學生的創造潛力，實現學生的個性價值”，最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培育“工匠精神”也是高職學生素質教育的重要內容，從實踐層面而言，就是培育學生的“專業精神、職業態度和人文素養”，以解決高職技術教育中“理性缺失”困境。［2］在高職教育教學實踐中，藝術素質教育因其具有通識課程教學與校園文化藝術活動的支撐，通常比較具體;而“工匠精神”培育的形式主要是宣導教化式的，因其缺乏具體支撐，效果通常并不明顯。藝術素質教育與“工匠精神”培育的互不統屬、相互分離，制約了高職素質教育的效果。因此，如何理解并準確把握高職藝術素質教育與“工匠精神”培育之間的關系，進而尋找到兩者并舉的路徑與方法，對于促進高職學生素質教育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藝術品味與精湛技藝緊密對接———高職工匠精神培育的特質

“工匠精神”是工匠對于職業和產品所擁有一種追求極致的態度和精益求精的理念。自“工匠精神”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弘揚“工匠精神”成為我國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加快實現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的重要理念。“工匠精神”所帶來的現代職業教育戰略調整以及社會對用人觀念的變化，使得高職院校將培養學生的“工匠精神”作為教育教學改革的重要內容。但是“工匠精神”屬內在精神層面，高職“工匠精神”培育工作需要若干具體的培育載體才能奏效，其中藝術素質教育就是一個重要的載體。高職“工匠精神”培育的特質就是藝術品味與精湛技藝緊密對接。工匠雖然是充滿傳統色彩的詞匯，但是擁有“精湛技藝”是對工匠最基本的定位。技術與藝術都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產物，兩者的關系可以用“技藝相通”來概括。從詞源上而言，“技藝不僅指工匠活動與技巧，而且也是他們心靈的藝術或美的藝術與技巧”，［3］所以，擁有“精湛技藝”的工匠所制造的產品往往兼備實用性與藝術性，是工匠技能與審美情趣、審美觀念的物化。手工業時代工匠制造的產品，小到日常生活用具，大到房屋橋梁，無不將藝術品味與精湛技藝融入制造過程，實現了技術性與藝術性的高度結合。工業化時代工匠盡管在稱謂上發生了諸多變化，其技術活動仍是追求“技”“藝”融合?，F代各種具體技術形態既是科學技術發展的產物，同樣也是文化綜合發展成果。以工業產品為例，產品設計造型的基本原則就是注重“技術與藝術性的統一、功能與形式的統一、微觀與宏觀的統一”，如果缺乏審美因素，沒有藝術品味，技術含量再高也難以獲得認同和接受。“工匠精神”是工匠們對設計獨具匠心、對質量精益求精、對技藝不斷改進、為制作不竭余力的理想精神追求，可以概括為尊師重教、一絲不茍、求富立德、精益求精、知行合一等五大精神內涵。［4］培育“工匠精神”可以從多角度來理解，就技術與藝術的關系而言，培育學生將“技術做成藝術”的理念，似乎更切合高職“工匠精神”培育理念和目標。高職教育從人才培養定位上而言，是培育知識、能力、素質三位一體的技能性人才，其技術教育與技能培養是重點，因而追求精湛、卓越的技術技能，崇尚責任、擔當的職業道德，是高職教育的應有之義，但是對于“工匠精神”中所蘊涵審美情趣、審美觀念的培育相對缺失。要弘揚“工匠精神”，促進學生將藝術品味與精湛技藝緊密對接，只有堅持以現有的藝術素質教育為載體，在“工匠精神”培育中嵌入藝術素質教育課程體系才能實現?？梢?，就工匠以及“工匠精神”的定位與內涵而言，工匠勞動是一種創造勞動，而創造勞動是天然地帶有美的活力，因而“工匠精神”必然包含了工匠的審美意識與審美情趣;現代職業教育要培養工匠，要將“工匠精神”對美的追求融入培養過程中，注重技術與藝術的融合。藝術品味與精湛技藝緊密對接，這是高職“工匠精神”培育特質，也是方向。從這個意義而言，傳統的高職藝術素質教育需要在培養“工匠精神”的視角下重新定位。

二、文化素質教育與專業教育有效融合———高職藝術素質教育的定位

高職藝術素質教育作為文化素質教育的重要部分，它“既是發展智力、培養學生創造力的重要方面，又是培養學生審美能力的重要手段，既是學生人格成長的必要內容，又是推動校園文化、豐富學生生活的重要載體”。［5］但目前高職院校藝術素質教育課程的設置寥若晨星，藝術活動追求短期效應，成了少數特長生的專利，大部分學生被排除在藝術素質教育的大門之外。高職人才培養體系中，藝術素質教育更多地被當作專業教育和技能教育“錦上添花”式的“補充”。高職藝術素質教育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其根本原因還在于對文化素質教育與專業教育關系理解存在誤區。高職的文化素質教育是除專業教育以外的人文科學教育與藝術素質教育。開展文化素質教育一方面是為了完善人的心智，另一方面是激發人的潛能。在高職教育中，文化素質教育與專業教育是相互促進、密不可分的。專業教育是文化素質教育的主陣地，文化素質教育是專業教育的基礎。［6］但是，高職教育是面向職業崗位的專業技能教育，技能本位的教育使得教育的功利化現象難以避免，因而在高職實際操作層面上，文化素質教育與專業教育“客觀上”存在著“疏離傾向”。重新定位高職藝術素質教育，就是要將培育“工匠精神”融入到藝術素質教育中，促進文化素質教育與專業教育融合，使得學生實現精湛技術與審美情趣的渾然一體。將“工匠精神”融入藝術素質教育，高職人才培養理念要適時調整，職業能力觀也要從基于“技能本位”向基于“綜合本位”轉變。職業能力是高職教育的目標和特點，適應經濟社會發展要求，培養學生的專業基礎能力、職業崗位能力和職業通用能力是高職教育培養目標模型。［7］“技能本位”將職業能力視同于崗位技能，忽視了學生面臨不同崗位的職業遷移能力，忽視學生將來發展所必需的綜合素質，培養出的是機器生產環境下的“附屬”，而非能動的駕馭者和創造者;“綜合本位”將職業能力作為綜合能力，是“人們從事一門或若干相近職業所必備的本領，是個體在職業工作、社會和私人情境中科學的思維、對個人和社會負責任行事的熱情和能力”。［8］基于“綜合本位”的職業能力，注重將技術技能與職業素養有機融合，審美意識、審美情趣、藝術素養理應成為職業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適應職業能力觀的轉變，高職人才培養體系要進行相應調整。要圍繞培育“工匠精神”，將工匠對精湛技術追求和對藝術品味的領悟，融入專業課程體系與教學內容，融入藝術素質教育與藝術活動之中。藝術素質教育不再是專業教育的附屬，而是與專業教育一樣成為培育“工匠精神”、打造現代工匠的重要載體。因此，只有從文化素質教育與專業教育融合的角度定位藝術素質教育，才能使學生結合自身的專業與個人的興趣，走進藝術、理解藝術，吸收到藝術的精髓。對于大多數理工類的學生而言，藝術素質教育與專業教育的有機結合，一方面使學生形象思維得以完善，創新能力得以提高，另一方面也使他們感受藝術中所表達的情感，體驗藝術中所蘊涵的情緒，達到塑造他們完美人格的目的。［9］273這也正是現代“工匠”培養的最佳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