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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供給側改革是中央基于中國現實國情對國家治理思路做出的重要轉向，著力從供給和需求雙向發力，雙輪驅動經濟增長。供給側改革的提出不僅有其現實基礎，還有其深厚的理論淵源，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結果。通過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再思考，為深入開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研究提供理論啟發。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需錯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所謂供給側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經濟結構性問題的制度性矛盾而推行的改革。[1]2015年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要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2]其目標就是面對我國新常態下供需錯配的復雜經濟狀況，推動產需匹配拉動經濟增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是今后一段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指向標，引導著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而且也具有極大的理論意義，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和發展。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現實需求
1、解決供需錯配問題的需要
1978年以來，我國經濟一直保持著中高速增長，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但是在物質生產和財富積累迅速增長的同時，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也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問題和困難。（1）產能過剩。市場經濟在供求規律、競爭規律、價值規律的作用下調解市場供求。由于長期的利潤和GDP驅動，中國政府主要通過拉動需求刺激生產，鋼鐵、煤炭企業不斷增加產能擴大供給。但我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不完善，加上市場調節功能自身的弊端，導致供求不平衡。行業自律機制不健全，地方保護主義風行也加劇了產能過剩。另一方面有效需求不足：我國目前仍有大量貧困人口，支付能力有限，購買力不足。因而，我國應從供給和需求雙面發力，雙輪驅動推動經濟增長，加強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彌補市場缺陷，并在經濟領域進行一次徹底的結構性改革，解決制度性矛盾。（2）有效供給不足。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科技含量高、具有自主產權、能夠滿足消費者高端需求的物質產品明顯不足。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居民消費水平的提升，海外購買高檔消費品成為消費常態。據統計，2015年中國游客海外消費約1.2萬億元，買走全球46%的奢侈品。同時，因為國內產品的品質安全問題，國外高質量、性價比較高的一般消費品也深受中國消費者喜愛。在我國居民消費水平提高的同時，產業結構卻沒有做出相應的調整，有效供給不能適應和滿足需求結構變化后的市場需求，影響著消費結構升級。因此，一場針對經濟結構的制度性改革勢在必行。
2、新常態下經濟結構轉型的需要
自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2016年GDP比上年同期增長6.7%，而2011—2015年的同比增速分別為10%、7.6%、7.6%、7.5%、7%?？梢姡洕鲩L速度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也面臨著優化升級的問題，經濟發展驅動之前主要依靠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而創新能力不足。[3]這都預示著中國經濟已步入新常態，過去一貫堅持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已不能適應當前現狀。借此機會，改變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增強創新能力，通過深層次改革，實現經濟的可續性發展，這是“十三五”甚至更長一段時期經濟發展的重要任務，也是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3、調整改革措施的需要
長期以來，凱恩斯需求管理理論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占據指導性地位。該理論認為需求拉動經濟增長。比如2008年中央4萬億元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短期內帶動了經濟增長，但隨著國際經濟不景氣，跨國公司的投資主要轉向國內，對傳統產業再工業化，新興經濟體如雨后春筍般相繼出現，以及國內經濟體暴露出來的弊端，需求側改革效果逐漸弱化。[4]從現在的數據看來，需求側改革的預期效果也未完全達成，例如城鄉之間的差距仍然在加大，1978年農民人均純收入與城鎮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為2.9。1978—2001年，城鄉收入差距之比處在“2”時代，但在2002—2013年這一比率進入“3”時代，2009年城鄉居民的絕對差異達到12022元，這一年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無論從絕對值還是增幅都高于農民收入增長水平，都處于歷史最高值。[5]各方面、各地區的發展極不平衡，需求管理的刺激模式已無法延續，必須轉向供給側管理。供給側改革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進行的。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基于我國經濟發展態勢做出的長期安排和重要抉擇，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的具體運用與實踐，是馬克思理論成果在中國的又一次偉大嘗試與探索。
1、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統一原理是供給側改革的重要依據
不斷調整并促進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匹配關系，釋放生產活力，是“供給側改革”的本質含義。供給側改革的根本途徑顧名思義在于改革，即變革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因而，供給側改革必須遵循馬克思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統一的原理。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揭示人類社會經濟發展規律，也是正確指導我國改革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鍵問題。生產力是人們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生產物質資料的能力，生產關系則是人們在物質資料生產的全過程中，即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中所發生和結成的各種經濟關系。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具有能動的反作用。當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的發展時，就會拉動生產力的發展，當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時，就會成為經濟發展的掣肘。[6]改革開放以來，為了盡快擺脫貧窮落后的面貌，實現富國強民，黨和政府始終把經濟建設放在第一位。根據國內生產總值GDP=C+I+G+（X-M）這一公式可以看出，居民消費水平C、企業投資I和出口總額X是衡量GDP增長的三大指標，一直以來我國也通過不斷擴大內需，刺激消費，引進外資，擴大出口等手段拉動經濟增長。但伴隨著我國經濟進入“三期疊加”的新常態，結構性矛盾突出，國內“三駕馬車”乏力，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增長速度的變化、結構的優化與方式的轉化是當前經濟改革必須考慮的因素。顯然生產關系已經不適應生產力，必須在制度層面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因此，在中央財經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注重供給一方，引導企業順應經濟發展規律和注意需求結構的變化，提供有效供給，為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鋪平道路。
2、馬克思社會生產總供求平衡理論是供給側改革的方向盤
社會再生產的核心問題就是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問題。而社會總產品的實現需要解決生產與消費的矛盾問題。社會生產總過程包括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生產是起點，只有產品被生產出來才能有下面的環節，也即生產決定消費，但消費也對生產具有反作用。[6]社會生產總過程是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只有當生產出來的產品被消費了，這一生產過程才算完結，再生產才能繼續進行，這就要求生產出來的產品要滿足消費的需求。生產與消費的矛盾一直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為供給與需求的矛盾。馬克思總供求平衡理論表明社會總產品的供給與需求之間不僅要在總量上保持一致，更需要在結構上保持一定的比例平衡關系。[2]因此，Ⅰ（v+m）=Ⅱc是社會總資本簡單再生產的最基本的條件，簡單再生產不能順利進行，社會總產品也就難以實現，也就導致社會供給與需求相脫節。產能過剩與有效供給不足導致的供求錯位問題反映出社會總產品的生產在結構上失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指明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發展方向和著力點，注重從供給側入手，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化解過剩產能，利用價值規律調節社會產品兩大部類的生產，優化有效供給。
3、市場失靈理論是供給側改革的發動機
馬克思并沒有直接提出市場失靈理論，而是從其經濟危機理論中間接得出的。在市場經濟中，無限制的獲取剩余價值是生產的唯一目的，在價值規律和競爭規律的作用下，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價值相分離，生產與消費脫節，導致市場“失靈”。需要政府這只“有形的手”強力干預經濟運行，建立新的供求平衡。因此，調整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激發市場的活力，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適時發揮政府在宏觀調控、方向引導、彌補市場失靈方面的作用是實現經濟平衡穩定發展的保證。供給側改革不等于供給主義，不是不干預經濟政策，而是通過調整生產結構，提高產品質量，增強供給結構的靈活性和適應性，更好地滿足市場的需求，達到供需平衡對接。供給側不是和需求側相對立的，而是緊密相連、相輔相成的：一方面，供給一方的生產要始終以需求方為著眼點，以達到供求平衡；另一方面，持續創造新的需求以拉動生產的發展。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效果透視
1、供給側改革的五大任務取得一定成效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三去一降一補”。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一去產能，以鋼鐵煤炭產業為重點，2016年比上年下降9.4%，超額完成年度目標任務；二去庫存，11月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成品存貨增速同比放緩4.1個百分點，年底商品房待售面積比上年末減少2314萬平方米；三去杠桿，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及成本均有所下降，11月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為56.1%，同比下降0.6個百分點；四降成本，1—11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占比85.76%，同比降低0.14%；五補短板，短板領域投資加快，辦了一批既能解決當前需要又有長遠規劃的大事。[7]以上數據顯示，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各方面達到了預期目標，對我國整體經濟的發展趨勢也有較大的影響。
2、經濟增長有了穩中向好的趨勢
2015年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為68.9萬億元，增長速度在四個季度中分別為7%、7%、6.9%、6.8%，而之前一直保持在7%以上，可以看出中國經濟發展速度逐步放緩，并有一定的下行趨勢。在2015年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被提出并實施。2016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74.4萬億元，各個季度增長速度分別為6.7%，6.7%、6.7%，6.8%，[8]表明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勢頭有所控制，進入了探底區間。2017年第一季度增長速度為6.9%，GDP連續兩個季度增速加快，經濟呈現升溫傾向，有了緩中趨穩、穩中向好的趨勢。以上改革成果說明我國的改革方向整體來說是正確的，抓住了經濟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并提出了針對性的解決措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基于我國經濟的現實需求并結合深厚的理論基礎而作出的重大抉擇，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中國當前實際相結合的重大理論創新，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堅定不移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經濟發展的主要方針。
參考文獻
[1]李佐軍：供給側改革理論淵源與實踐依據[N].上海證券報，2016-03-19.
[2]劉向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J].嶺南學刊，2016（2）.
[3]韓艷紅：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J].教學與研究，2016（10）.
[4]李良燕：供給側改革理論淵源與路徑分析[J].中國財政，2016，11（712）.
[5]張志明、蔡之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邏輯及路徑選擇[J].經濟問題探索，2016（8）.
[6]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7]張雪艷：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這些新詞，你讀懂了嗎[EB/OL].中國軍網.
作者:何鳳懷 單位:上海理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