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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范文1
對此，食品龍頭企業正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通過科技研發和科學管理延展產業鏈，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
戰略圖譜
為什么要進行食品行業的“供給側”改革？中國食品工業協會常務副會長劉治告訴《中國名牌》：“我國食品供給體系總體呈現中低端產品過剩、中高端和個性化產品供給不足的現狀，消費者對國外產品的依賴程度高。特別是在當前速度換擋、結構調整、動力轉換的經濟新常態下，深入推進食品行業供給側改革，是實現食品行業健康長遠發展的必然選擇?！?/p>
供給側改革風向標，指向了食品行業天然、綠色、營養的發展方向。加多寶強調，食品行業存在產品生命周期短、創新不足、同質化嚴重、跟風性強、消費者信任度下降等問題。供給側改革力克行業頑疾，要求企業持續推動技術的進步及設備工藝的精進，給行業開了一副良藥。20年來，加多寶精耕細作，以“工匠精神”打造加多寶涼茶和昆侖山礦泉水兩大品牌產品，滿足消費者對食品的高標準、嚴要求。
供給側改革，不是政府的獨角戲。“2015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供給側改革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奔佣鄬毤瘓F相關負責人稱，“政府降低實體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成本、稅費成本；企業也要優化內部管理，提升產品核心競爭力，利用好涼茶行業逆勢發展的契機。只有兩方面勁往一處使，形成改革合力，才能促使供給側改革落到實處。”
短板攻克
供給側改革為食品企業帶來的是產業鏈的延展和產業發展的精準化運行。中研普華研究員葉奮強調，食品行業供給側改革，意味著食品行業由生存型消費向健康型消費轉變，由滿足基本的生活要求向基本保障食品安全、健康和滿足食品消費多樣化轉變。只有結合市場需求梳理資源投入和配置，企業才能找到最優方法應對消費大環境的變化。
“審視中國食品工業短板，必然追溯到作為原材料之農產品的質量問題。”劉治指出，“對于已初步實現現代化的食品工業來說，建議加快融合現代化農業，加大對原材料基地的投入，加強對以糧食為代表的農產品初級加工的力度，建立安全追溯制度，是供給側結構調整的必由之路。同時，供給側改革鼓勵企業以國際通用標準為參考，與國際接軌。”
“對此，九三糧油一方面直擊原料產地，減少中間環節，降低企業采購、生產成本，從而形成采購――生產――營銷的短線扁平化產業鏈；另一方面，以市場為導向，剝離不良資產，建立企業防火墻，增強抗風險能力，集中優勢力量進行創新轉化和產品體系建設?！本湃Z油工業集團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說。
科技領航
現代食品業的供給側改革，強調科技研發和轉化能力的提升。“比如引進和發展營養需求研究、感官科學研究、原料成分研究、包裝材料技術研究、風味技術研究、微生物控制技術研究的實施應用，將有助于向高附加值的兩端或者全產業鏈發展，滿足消費者更高層次需求。”劉治說。
“通過科技研發，初加工原料型食品企業可延伸至深加工產品甚至終端產品，為企業帶來更好的經濟效益和發展空間，從而實現供給側改革目標?！眳R源果汁集團副總裁李生延對《中國名牌》說，“匯源加大與科研院所的合作，研發新技術、新品種，為水果、蔬菜、農產品等創造較高的產品附加值。在上游，匯源果業、匯源農業作為產業基礎，為果汁產品生產提供了原材料保障。在下游，匯源直營公司、經銷商運營體系日漸成熟，為產業鏈的延伸提供了可能。”
供給側范文2
面對經濟下行的壓力，產能過剩，產品積壓，人們都在抱怨國內需求疲軟，消費者的消費意愿不強。事實果真如此嗎？日本民眾為中國游客的強大購買力而驚嘆，形容中國游客赴日掃貨盛況的“爆買”一詞被評為2015年度日本社會熱詞。在世界其他國家，中國游客的購買力同樣令人驚嘆。
然而，中國消費者在中國國內市場卻顯出疲態。消費者不去購買國內市場上堆積如山的商品，卻舍得將大把鈔票拋撒海外，這說明我國的消費需求已經升級，而企業卻依然在無視需求變化而盲目生產。市場上不需要的產品卻還在生產，市場上不需要那么多的產品，卻在超越需求規模地大量生產。事實一再證明，我國不是需求不足，或沒有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但供給的產品卻沒有變，因此產品價格再低也沒人買。這樣看來，問題都出在供給側，由此造成的產能過剩，導致中國經濟的供需關系被嚴重扭曲。
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要求，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的這一要求，既點到了應對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關鍵，也明確了我國經濟改革的基本方向，意味著我國經濟政策將發生重大轉向。
但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前提是要準確把握社會需求的變化，而世界上最難把握的變化卻又是社會需求的變化，既有現實需求，更有潛在社會需求，現實需求往往是由潛在需求變化而來，這要求供給側必須對社會需求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及時發現潛在需求，并通過高質量的新產品將潛在需求變成現實需求。
在現實中，不少企業對社會需求患有嚴重的麻木癥，因此，供給側改革的根本目標是要提高市場主體對社會需求的敏感性，提高發現潛在需求的能力，提高滿足新需求的能力，真正知道“生產什么、為誰而生產”。
“生產什么、為誰而生產”，這是古往今來經濟活動中供給側都要面臨和解決好的核心難題。嚴格地說，在多數情況下，需求疲軟不是需求本身的問題，而是供給側的問題。而我們往往過度去管理需求、刺激需求，從而忽視了供給側在滿足社會需求方面存在的問題。同時，對經濟結構的調整，產業的升級，如果忽視了社會需求的變化，也就脫離了“生產什么、為誰而生產”這個核心。
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本質上仍是經濟結構調整與產業升級。如何調整與升級，雖然大有學問，但也非常明朗，那就是必須根據需求結構的變化來調整。當然，供給側改革的最終目標，就是要醫治供給側的麻木癥，增強供給側對社會需求變化的敏感性和適應性。一旦供給側的敏感性和適應性大幅度提高，真正能夠讓潛在的消費需求變為現實的消費需求，方可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提供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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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中財辦主任一行到浙江調研宏觀經濟運行情況，表示特色小鎮是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發展模式的有益探索，符合經濟規律，注重形成滿足市場需求的比較優勢和供給能力。同年12月24日，在中央財辦《浙江特色小鎮調研報告》上作了重要批示。
2016年10月13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國家發展改革委、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在浙江杭州召開特色小（城）鎮建設經驗交流會，推廣特色小鎮建設經驗。
截至目前，浙江省已經成功完成了兩批79個特色小鎮的創建工作。而特色小鎮也為浙江這一年的經濟轉型貢獻了巨大力量。拿杭州而言，2015年，浙江省杭州市GDP達10053億元，成為國內第10個萬億元級城市。
據統計，2015年浙江省首批37個特色小鎮的新入駐企業達3207家，完成社會投資超過1500個億。在眾多支撐杭州發展的引擎中，夢想小鎮、基金小鎮、云棲小鎮、貿易小鎮等特色小鎮作為杭州市創業創新的重要平臺，發揮了重要作用。
特色小鎮之所以在浙江省得到長足發展，主要原因有以下三點。
第一，浙江是全經濟大省、私營經濟強省、消費經濟強省，關鍵是塊狀經濟特征十分明顯，區域經濟發展均衡，具備特色小鎮發展的一切根植性條件。
第二，吳越文化體系魅力不斷彰顯，名勝風景強省優勢突出，文化及旅游根基深。
第三，以浙商群體為代表創新拼搏的精神，是全國其他地方難以比擬的，特色小鎮正式他們施展拳腳的優質空間，他們創造了浙江如今的輝煌，他們更有創造未來的實力。
因而，浙江實踐賦予了特色小鎮全新的內涵。特色小鎮聚焦信息經濟、環保、健康、旅游、時尚、金融、高端裝備等七大新興產業，是浙江轉型升級系列組合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浙江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新舉措，儼然已成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產業轉型升級的新載體。
而PPP方面，隨著財政部、國家發改委關于PPP政策的密集頒布以及各省市PPP項目的不斷推出，我國的PPP市場也已正式進入到大規模運行階段，由此帶來了城市開發、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節能環保、旅游文化、養老醫療領域政府治理、財政管理、商業模式、開發機制、投資機制、金融機制的全面革新。未來將有數萬億級規模的項目將引進社會資本，而PPP也將成繼土地財政、融資平臺之后新一輪地方基礎設施資金的重要來源。從發展上來看，特色小鎮的建設與PPP的結合必將逐步普及并綻放異彩。
為推進特色小鎮與PPP模式的進一步融合，幫助特色小鎮項目投融資單位了解新常態下國家重點鼓勵的項目、領域、政策和模式，解答PPP投融資模式存在的困惑與難點，分析篩選各地特色小鎮優秀招商引資合作項目并提供咨詢、融資服務和推薦合作伙伴，提高PPP項目合作和特色小鎮的對接與運營成功率，中國房地產雜志社、浙江省首屆特色小鎮展示會組委會決定在3月中旬聯合舉辦“2017特色小鎮+PPP高峰論壇”，此外，“浙江省首屆特色小鎮展示會”也將同步盛裝啟幕。
供給側范文4
在杭州市余杭縣倉前鎮，菜農張得新每周要向城里20多戶家庭供應三次新鮮蔬菜，每月收入超過5 000元。
四年前，張得新參與到浙江大學及其下屬城鄉合作社發起的農業實踐中。這項實踐項目叫“小美合作社”，以農民增收為導向，一頭連接菜農，另一頭則連接消費者，著力于解決優質農產品的供需矛盾，并試圖構建一種全新的城鄉關系。
小美合作社提供了兩種構架，一種是以老張為代表的模式A，采取1個農民對接N戶市民家庭，以農民為中心，形成一個類似專屬社群的菜友單元。這種模式的基本特點是耕作面積在15畝以下，以農民家庭或個人為單位的農業種植，強調的是精耕細作、高品質的農產品，同時也要確保農民的收益。
不論品種，老張的每種菜定價都是30元一公斤，偶爾供應的土雞蛋、土鴨蛋、自己腌制的筍干價格更高些。每周二、周四、周日中午11時30分，老張的菜會準時在“浙大小美合作社”的微信公眾號里上線。因為數量有限，一些賣得俏的品種要靠“搶”。
另一種模式B，則是小美合作社上線的其他單品。比如：來自陜西洛川的紅富士蘋果、山西榆林的小米……與老張的配送受限不同，模式B的單品輻射到全國，合作農戶也不限于浙江本地。
在小美模式里，農人與菜友在平臺上建立鏈接，農人知道給誰種菜、對誰負責；而菜友知道是誰種的蔬菜，并可以向農人提出定制化需求。價格方面，根據農民耕作成本和收益要求、菜友的價格接受程度進行制定，菜友和農人雙方都可以在平臺上看到每月的花費或收益。
小美合作社的價值在于，通過“農戶+市民”的城鄉互信合作社群，實現了從田間到餐桌，具有持續黏性的產銷對接。
產業鏈的想象力
傳統農業產業鏈，上游主要集中在生產和農資貿易環節，中游集中在農產品加工環節，下游集中在農產品貿易環節。
然而，互聯網、人才、資本、技術的集聚效應，帶來了整個產業鏈的顛覆與重構，從“空間、時間、成本、安全、個性化”五個角度全面改變農業生產和消費。
貫穿整個農業產業鏈的改造與創新，在上中下游分別呈現出以下特點：
1.生產的標準化和農資的電商化
互聯網和現代科技融入農業，提升了生產環節的可控性和規范性，有利于實現農業生產的自動化和標準化，從而提高農產品的安全性和供給的精確性。
農資是農業生產中投資最大的一塊，電商化大大縮短了農資交易的中間環節，降低了生產成本，增強了農業的抗風險能力。
2.加工環節的數據化
農產品加工商在整個農業產業鏈中起著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加工環節的數據化趨勢是實現農產品的全程可追溯。以肉制品企業為例，通過數據管理系統，可以打通上中下游信息，每一批次的肉制品都能追溯，從而實現對產品的數據化管控。
3.銷售渠道的扁平化
在傳統模式中，農產品從田地到餐桌要經過菜農―收購商―批發市場―農貿市場和超市―消費者等多個環節，層層加碼，價格自然較高。而沱沱工社、菜籃網等生鮮電商將流通環節縮短為農場―平臺―消費者三個環節，價格隨之降低。另外，生鮮電商還重塑了以往的產銷關系，可以通過大數據準確把握消費需求，再據此組織生產，調節上游，打造按需生產的經營模式。
再談產品
產品是整個產業鏈的基石，最終呈現在消費者面前的農產品品質，決定了產業鏈的優劣。除了在生產端控制質量，在消費端打造品牌同樣重要。
有品類無品牌，可謂中國農特產品的集體痛點。沒有品牌也就意味著農特產品沒有溢價能力，在市場上沒有話語權。如何做品牌？
1.人人都愛聽故事
農特產品的故事性很強，獨特的地理條件、人文背景、歷史典故、產品知識等都可以把農產品包裝得特點鮮明。
比如，農特產品電商“維吉達尼”，組織維吾爾族農戶建立專業合作社，銷售葡萄、枸杞、大棗、杏干等新疆特色農產品。維吉達尼以當地合作農戶名義實名微博，將農產品特征和農戶故事進行傳播，同時將生產農戶的肖像和檔案印在產品包裝上，結果不僅農產品大賣，維吉達尼品牌知名度也迅速提升。
這種以農戶生活為中心的真實故事傳遞出兩方面價值：其一，這些農產品是天然、原生態，安全可靠，可以放心食用；其二，用戶品嘗優質農產品的同時，也是在幫助新疆農民脫貧。
2.吃貨是個圈
生鮮電商“伯果兒”主打國家地理標志保護農特產品，通過組建“美食俱樂部”和“吃貨在線”社群，匯聚資深美食達人。伯果兒讓美食達人推薦自己家鄉的好產品，并組織人員去采購，然后在吃貨群里對新產品測評，達到85%以上的好評率便會上線。
這樣一來，每款產品均由達人甄選和推薦，真正做到了“發現美食、體驗美食、分享美食”。這種媒體屬性將伯果兒的產品和品牌無限擴散，有效解決了美食入口和傳播出口的兩大問題。
把用戶社群化，通過C2B的方式，讓他們參與到產品的甄選、生產和傳播中，是農產品品牌打造的一個重要方式。
3.母雞帶小雞
對于區域性農業企業來說，靠單個主體去打響品牌并非易事；而抱團進行品牌整合，可能闖出一條新路子。
浙江麗水有茶葉、食用菌、筍竹等九大農業主導產業，2 800多個農業品牌商標，但單個品牌的知名度并不高。2014年，在當地政府主導下，麗水通過創建綜合類的農產品區域公用品牌“麗水山耕”，將優質農產品進行整合，以統一品牌形象面向消費者。
這種“母雞帶小雞”的方式，既體現了政府背書的權威性，又降低了生產主體進入市場的成本，實現子品牌產品溢價。運作兩年，“麗水山耕”聲名鵲起，加入其中的當地農業企業超過140家，實現銷售逾11億元，產品平均溢價30%以上。
供給側相對論
2016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提高農業生產的綜合效率和農業產品的競爭力，這也是當前我國農業政策改革的重點。
從2004年到2015年，我國糧食產量實現“十二連增”，但卻呈現出生產量、進口量、庫存量“三量齊增”的怪相。究其原因，就在于有效供給沒能很好地適應需求變化，導致農產品供求出現結構性失衡，所以必須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突破，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
對此，全國政協常委、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原副組長陳錫文認為，實施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點在于：
第一，必須使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起作用，讓農產品的定價主要由市場決定。
第二，必須加快農業科技創新。目前，糧食生產最大的問題就是大豆和玉米。小麥、玉米等畝產迅速增加時，大豆的產量始終不見大幅增長，究其原因還是科技投入過少。我國大豆的品種、栽培技術都遠遠落后于國際水平，農產品缺少競爭力。所以，應當重點發展農業科技，推進科技創新。
供給側范文5
關鍵詞：滯脹 薩伊定律 拉弗曲線 激進派供給經濟學 溫和派供給經濟學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中圖分類號：F0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7）02-043-02
20世紀70年代，美國等西方國家出現高失業率和高通脹率并存的“滯脹”問題，利用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很難解釋和解決滯脹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供給經濟學派興起。供給經濟學是20世紀70年代后期在美國出現的一個經濟學流派，從供給方面強調稅收對產量、勞動供給、資本產出率和勞動生產率的刺激作用，實際上是一種與凱恩斯需求學派的財稅政策完全對立的主張。
一、供給經濟學的主要觀點
需求側管理的理論基礎來源于凱恩斯理論中的國民收入均衡分析。凱恩斯認為經濟增長主要源于投資、消費與凈出口這“三駕馬車”的拉動，在需求側管理者看來，實現國民收入的增長，主要是依靠擴大需求，具體包括投資需求、消費需求以及出口需求。刺激這些需求增長的主要政策工具包括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在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普遍出現失業與通脹率并存的“滯脹”局面，較為典型的情況是美國經濟持續出現通脹率和失業率雙高的局面，到1980年美國的通脹率高達13.5%，失業率高達7.1%（見表1）。
凱恩斯需求管理理論一方面被認為是造成滯脹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無法解釋和解決滯脹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以供給學派經濟學為核心內容的經濟理論和政策應運而生。
供給學派針對傳統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復活了古代的薩伊定律，即供給會創造出自己的需求。任何產品的生產除了滿足生產者自身的需求以下，其余部分總會用來交換其他產品，即形成了對于產品的需求。任何數量的儲蓄都會全部用于投資。李嘉圖曾談到：任何人從事生產都是為了消費或出賣，都是為了購買對他直接有用或者有助于未來生產的某種別的商品。需求是無限的，只要資本還能帶來某種利潤，資本的使用也是無限的。所有商品都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是不可能的。
整個供給學派按觀點又可分為以美國經濟學家有羅伯特?孟德爾、阿瑟?拉弗、萬尼斯基、諾爾曼?圖爾和保羅?羅伯茨為代表的激進派供給經濟學，和以M?費爾德斯坦（M.Feldstein）為代表的溫和派供給經濟學。
激進學派的代表人物為阿瑟.阿弗，是里根執政期間的總統經濟政策顧問委員會成員，因其提出“拉弗曲線”而得名。拉弗曲線描繪了政府的稅收收入與稅率之間的關系，當稅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時，提高稅率能增加政府稅收收入，但超過這一的限度時，再提高稅率反而導致政府稅收收入減少。因為較高的稅率將抑制經濟的增長，使稅基減小，稅收收入下降，反之，減稅可以刺激經濟增長，擴大稅基，稅收收入增加。
拉弗曲線如圖1，圖中稅率到E點時，稅收收入達到最大，超過E點后，稅收收入反而隨著稅率的上升而降低。圖中D、F兩點稅率不同，稅收收入卻相同。圖中AEB的陰影部分被供給學派稱為“”，“”內的稅率與稅收收入負相關。
溫和派供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則為M?費爾德斯坦，其在1986年的《美國經濟評論》中撰文寫到，供給主義不過就是要回歸到亞當斯密以及19世紀古典經濟學家的擴大生產能力、減少政府干預、發揮個人創造力的基本思想，所以M?費爾德斯坦說，在聽說供給學派這個名詞之前，包括他在內的諸多經濟學家早已是供給主義者了。因此M?費爾德斯坦認為，供給主義有“新”、“老”，像他這擁氖恰襖稀憊主義者，而大家所熟知的供給學派是“新”供給主義者。兩者在政策主張上沒有本質區別，唯一的區別是在對供給政策的預期和實際效果上?！袄稀惫┙o主義者認為減稅等激勵政策是長期政策，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起顯著作用；而“新”供給主義者對于供給政策的短期效果非常樂觀，認為可以不付出失業代價而降低通貨膨脹、減稅也不會造成預算赤字等等。
二、供給經濟學在西方的實踐
在美國面臨“滯脹”困局的時候，里根上任后，接受了供給學派的建議，采用的措施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減稅，二是廢除政府管制。
里根執政期間，分別在1981年和1986年主導了兩次重要的減稅措施的制定與實施。1981年，新上臺的里根總統頒布了經濟復蘇法案。在個人所得稅方面，將個稅最高稅率從70%降到50%，規定從1985年開始實行個稅與通貨膨脹掛鉤，大大減少了納稅人的負擔。公司所得稅方面，實行加速折舊和投資稅收抵免等措施來減稅，刺激投資。1986年里根簽署了美國參眾兩院批準的修正稅法，強調稅收中性原則，簡化了稅制。在個稅方面，將最高稅率從50%降至28%，同時將最低稅率從11%提高到15%，將原來的15個收入等級歸并至4個收入等級。在公司稅方面，進一步延長了設備和房地產折舊年限。根據這一法案，降低了個人所得稅，改變了過去30多年來稅率越定越高、特惠越來越多的情況，它實際上是大規模減稅和局部增稅的結合，既使中產階級得到實惠，又推動了經濟結構的調整。
里根政府在廢除政府管制方面，比較典型的例子是航空業。當時美國的航空業有非常嚴格的進入管制，政府數年都不批一條新的航線，導致行業的壟斷度很高。除了進入管制之外，政府還搞價格管制，不準航空公司降價。里根上臺后根據供給學派的經濟學家的建議，廢除了航空業的進入和價格管制，不幾年間廉價航班爆發式增長，美國航空業迎來了繁榮期。
因此，“里根減稅”不僅僅是減稅，而且是改革。減稅也不是里根政府唯一重要的經濟政策，放松管制、平衡預算、降低通貨膨脹同樣是重要的政策手段和目標，其真正的目的也不僅僅是帶領美國走出滯脹，而是要徹底扭轉過去數十年來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恢復美國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傳統，以實現美國長期的增長和繁榮。
里根經濟學的政策主張較有效地解決了美國的滯脹問題（見表2）。在美國處于高通脹、高利率的不利形勢下，里根經濟政策有效的平抑了通脹，通脹率由上任初期的13.5%控制到1988年的4.1%較低水平。從1983年起，美國經濟逐漸走出衰退，至1988年GDP的增速都保持在3%以上的水平。失業率也從上任初期的7.1%下降到1988年的5.5%。而且正是由于當年廢除暴利稅，才讓硅谷起死回生，才有了上世紀90年代美國克林頓政府之時IT革命的收獲期。
但是里根的經濟政策也帶來了一些明顯的負面影響。自1981年開始實施新經濟政策以來，里根注重的平衡財政預想一直未能實現。因為大規模的減稅和增加國防預算使得原本巨大的財政赤字不見縮小反而愈加龐大。在里根執政的八年間，美國財政赤字累計達到16673億美元，是以往美國歷屆總統204年間財政赤字的1.8倍。由于里根的導致高預算赤字，為了控制通貨緊縮貨幣供應量，政府不得不大量舉借外債以彌補赤字。1982年美國還是世界最大債權國，到了1986年便成為世界最大負債國了。
三、供給經濟學與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進入2015年以來，我國經濟出現下行的態勢，整體上看，我國經濟出了“四降一升”的狀況，即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工業產品出廠價格下降；工業企業利潤下降，經濟風險發生的概率上升。中國供給側出現了一些明顯的問題，如有效供給明顯不足，國內消費下降，境外消費需求卻大幅增加。于是在中央財經工作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指出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實行“三去一降一補”，即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中國的經濟要從供給側發力。
但是，我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能與西方的供給經濟學混為一談。
首先，供給經濟學強調的重點是減稅，過分突出稅率的作用。我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不只是一個稅收和稅率的問題，而是要通過一系列政策措施，如走創新型國家之路、鼓勵創業、加快城鎮化、促進產業優化等來解決供給側存在的諸如低端供給過剩、中高端供給不足、結構性的有效供給不足等問題，增加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用性和靈活性。
其次，供給經濟學思想方法絕對，只注重供給而忽略需求。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需求側的問題是投資和出口增速下降，供給側的問題則是供需錯配，結構性有效供給不足，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單純的需求管理無法解決當前的外需和投資乏力的問題，還可能帶來公共債務上升，金融經濟風險增加等不良后果，強調供給側改革可以促進結構性改革、提升科技實力、增加中高端產品供給能力、增強有效供給、找準在世界供給市場上的定位，與適度的需求管理相互配合。
最后，供給經濟學只注重市場功能而忽視政府作用。我國的供給側改革的五大政策是：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政府和市場都是現代經濟健康運行的重要組成部分，需發揮其各自應有作用，實現“雙到位”。在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條件，政府既是提供公共服務、監管市場運行的主體，也是部分特定領域的供給主體。中國目前仍處于完善社保保障制度的時期，如完善農村社保制度、農民工城鎮化等，本階段若生搬硬套供給經濟學，壓縮社保開支，不符合中國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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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廣東理工學院 廣東肇慶 526100）
供給側范文6
一石激起千層浪――自這一概念出現之后，無論是官方表態還是民間輿論，圍繞“供給側改革”的討論層出不窮。
供給側改革，是指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具體而言，改革要求清理僵尸企業，淘汰落后產能，將發展方向鎖定新興領域、創新領域，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已經到了一個關鍵關口，短期需求管理雖然還有一定的空間，但已不能適應未來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因此，必須適時轉向供給管理，做到供求平衡，以創新升級的新供給滿足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的新需求?！眹倚姓W院經濟學部教授馮俏彬在接受采訪時表示。
馮俏彬認為，供給側改革最核心的內容是制度改革，就是要對政府在勞動力、創新等多個領域進行體制改革，進而推動市場體制、市場環境等方面的完善，促進經濟發展的活力。
“供給側改革”背后是治理思路的調整
11月10日，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
11月17日，國務院總理在主持召開“十三五”規劃綱要編制工作會議時強調，要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力促進產業邁向中高端。
11月18號，在APEC會議上再提“供給側改革”，指出要解決世界經濟深層次問題，單純靠貨幣刺激政策是不夠的，必須下決心在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給體系更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
在馮俏彬看來，這一概念在短時間內被高頻提及的背后，是高層在經濟治理思路方面的調整。
“供給側改革實質上是結構性改革，當前中國經濟結構性改革的主要含義，是從‘需求管理’到‘供給管理’的重大調整?！瘪T俏彬指出。
馮俏彬的判斷與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的觀點一致。楊偉民在今年的財經年會上指出，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問題，是中央“十三五”規劃建議的靈魂和本質。
這意味著經濟政策將從需求側管理上一直提倡的“三駕馬車”開始轉向。
在過去的幾十年的時間里，中國經濟管理與宏觀調控總體而言秉持的是“三駕馬車”理論――投資、出口、消費。
“應當說，需求管理對于中國經濟騰飛曾經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事實上現在也還在起一定的作用，比如，前段時間為止住經濟下行而祭出的加大政府投資和‘雙降’的大包。但之后的效果卻表明，以前效果顯著的措施現在開始減弱?！瘪T俏彬說。
相關的數據為馮俏彬的觀點提供了支持。
10月19日舉行的2015年前三季度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會的信息顯示，“三駕馬車”中的各個動力源的表現并不一致：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394531億元，增速比上半年回落1.1個百分點；出口102365億元人民幣，下降1.8%；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16080億元，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1個百分點。
投資和出口的增速都在回落，而消費的增速也還不夠明顯。需求管理效果的減弱，要求經濟政策必須作出適當的調整。
“究其原因，是因為需求管理屬于短期經濟管理工具，只能在一系列既定條件下起作用。一旦這些條件發生變化，這種方法便不再那么靈驗。例如，經濟進入重大技術變革或轉型升級的長周期，原來好使好用的需求管理就進入了邊際效用遞減的怪圈?！瘪T俏彬認為，需要尋找經濟增長新動能來應對當前的經濟下行壓力。
在需求增速回落的同時，供給側相對應的重化工業則是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國家統計局11月10日的統計數據顯示，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已連續44個月負增長。
“與增速下行壓力相比，工業企業利潤超過一年的負增長更具挑戰性，持續下去將會加大金融財政風險壓力。為了擺脫這種困局，必須高度重視并大力度減產能，通過生產要素的進一步解放、流動和優化配置，解決經濟生活中的‘低效率洼地’問題?！眹鴦赵喊l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認為，集中于要素市場的改革將是供給側改革的主戰場。
改革已在進行
對于供給側改革的著力點，從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10月在廣東考察期間的講話可以看出。
“要按照中央要求，大力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視供給側調整，加快淘汰僵尸企業，有效化解過剩產能，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要把增強企業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引導好社會心理預期，重視產權保護和知識產權保護，完善商業法制，切實發揮企業家重要作用，著力營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場環境?！敝赋觥?/p>
相關的數據顯示，產業結構調整的改革也已初步顯效。
截至2015年10月的經濟數據顯示，中國的產業結構已經有所優化，前三季度，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1.4%，比上年同期提高2.3個百分點，高于第二產業10.8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同比下降5.7‰
產業層面的調整，只是供給側改革中的一部分。事實上，圍繞供給側方面的改革已經推進多時。
“國企改革、財稅體制改革、PPP等方面的部署，其實是優化供給側環境機制的配套改革，這些領域的改革是供給側改革賴以發揮作用的基礎和平臺?！瘪T俏彬說。
但這些改革仍然不是“正餐”。
“已有的經濟理論認為，在支持經濟長期增長的供給一側，主要有五個要素，即勞動力、土地及自然資源、資本、制度、創新。結合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來看，這幾個方面都存在明顯的供給抑制與供給約束?！瘪T俏彬認為。
在馮俏彬看來，要想對供給側的體制機制實現優化，勢必要對這五個要素的領域進行改革，即：立即調整人口政策，從控制人口數量轉向實施人力資本戰略；審慎推動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流通制度；深化金融改革，全面解除“金融抑制”，改革金融監管體制；繼續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簡政放權，切實為企業生產經營“松綁”；全面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認為，供給側結構改革最終要落到結構改革上，政府要在某些領域進行體制改革，讓準入更加便利，讓更多社會資本能參與投資甚至主導投資，同時確保民間資本在這些領域的投資能有合理回報。
楊偉民將改革的重點指向了具體的領域，稱推動經濟結構改革要打好四個“殲滅戰”，即化解過剩產能、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持續發展、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等。
供給與需求仍需同時發力
值得注意的是，供給側改革并不是要排斥需求側的改革，而是一種重心的轉移。以中長期調控為目標的供給側改革和以短期調控為目標的需求側改革，都是激發經濟潛力的重要手段。
“從需求側到供給側管理不是簡單的管理轉移，更不是以供給側否定需求側，而是把兩者更好結合、優化處理動力機制和平衡機制?！比A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財政部財科所原所長賈康表示。
賈康指出，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不是主張取消對需求側的重視，還是應該給予需求管理必要關注，進一步適當擴大總需求，釋放新需求，但同時，要特別注重創造新供給，打開需求潛力和經濟活力釋放的空間，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
劉世錦認為，供給側改革并不是“三駕馬車”的替代措施。供求是雙方面的平衡關系，供給側方面的改革最終也是在創造需求，是在解決需求的問題，而且這種新的需求更可靠、更實在、更具有可持續性。
“比如，減產能、兼并重組實際上是調整供給結構，把不需要的供給減下去，同時創造市場需求。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也是這樣，放寬準入的同時就是在擴大投資。制造業的增長以及轉型升級、服務業的發展，都是通過供給側的改革來創造出新的需求?！眲⑹厘\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