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哲學論文范例

1．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引入和傳播   我國對生態女性主義的接受最早是從對生態女性主義作品的譯介開始的?！都澎o的春天》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與生態女性主義有關的譯著，該書被視為是生態女性主義的奠基之作。書中描寫了濫用農藥、殺蟲劑給生物及人類帶來的嚴重危害，從環境污染的角度喚起人們對忽略的環境問題的關注。當時的美國總統肯尼迪也在一份報告中支持了卡森的見解。該書出版后，在美國和全世界產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拉開了美國現代環境保護運動的序幕。盡管該書并不是真正以生態女性主義的身份在中國登臺亮相的，但它在客觀上為國內生態女性主義研究奠定了基礎。之后，國內雖然陸續譯介了《自然女性》、《自然之死》、《真實之復興》、《女性主義與對自然的主宰》等一些與生態女性主義相關的著作，但總體而言，我國在對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相關論著的譯介方面成果較少。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國學界開始集中關注生態女性主義文化思潮，拉開了生態女性主義研究的序幕。1996年，《國外社會科學》刊登了關春玲寫的《西方生態女權主義研究綜述》，這是國內最早的一篇關于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研究的綜述性文章。該文簡要介紹了生態女性主義研究出現的新特點，論述了生態女性主義的主要流派及其觀點(關春玲1996:25-30)。之后，國內許多專家學者紛紛撰文探討婦女和環境的關系，從多個角度對生態女性主義進行介紹與研究。以中國學術期刊網數據庫為數據來源，對近十五年來國內重要期刊發表的有關生態女性主義的論文進行整理分析后，筆者發現我國對生態女性主義的研究是從哲學、倫理學、宗教等方面開始的，前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這些領域。1996年，曹南燕和劉兵二人合作發表了《生態女性主義及其意義》，論述了女性與生態運動相結合的原因，較為詳細地評述了生態女性主義對傳統哲學的批判，以及生態女性主義提出的新的價值觀和倫理學，并對生態女性主義的意義做出分析和總結(曹南燕、劉兵1996:54-60)。之后，陳喜榮(2002:525)在《生態女性主義述評》中，把生態女性主義歸為后現代主義的一個分支，指出生態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在反對傳統哲學中的二元論方面具有共性，又有區別。該文還詳細陳述了生態女性主義本體論的建設性貢獻，指出“非二元論是生態女性主義認識論根據”。臺灣的李慧利(2004:93)在《儒學與生態女性主義》中指出，儒學“天人一體”的概念“并不制止人類對自然的干預行為”，“承認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并不等于支持了某一種環境倫理。”二元論究竟是不是對婦女和自然雙重壓迫的根源?這個問題仍將繼續探討下去。李建珊和趙媛媛(2008:1-6)在《生態女性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一文中提出，生態女性主義可以借鑒吸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有機整體觀、“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仁愛觀念，這有助于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深化和發展。   2000年，肖巍在《婦女研究論叢》上發表了《生態女性主義及其倫理文化》一文，這是典型的從倫理學角度研究生態女性主義的論文(肖巍2000:37-41)。2007年，香港樹仁大學王建元發表了《生態倫理與中國神話》一文，該文嘗試從中國古代神話(特別是有關女神的)中發掘生態女性主義的論點，以期提煉出中國古典文化中的生態倫理(王建元2007:35-43)。   此外，四川大學陳霞(2000:37-40)的《道教貴柔守雌女性觀與生態女權思想》一文是國內第一篇將生態女性主義與宗教研究結合起來的學術論文，該文以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為參照，探討了中國道教獨特的女性觀念及其對婦女、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意義。作者指出，柔弱不是一種結果，而是一種策略，這是雌性反應的方式。如果我們尊重理解這種方式，在對待自然和社會時，不要盲目進取、以強力征服自然，也不要用暴力不公壓制女性，反而能保全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和男人與女人之間的和諧，從而提高我們的生活質量。2010年，李瑞虹的《綠色神學:女性主義神學家魯塞爾的生態思想探究》對美國女神學家魯賽爾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評述(李瑞虹2010:93-100)。   近些年來，生態女性主義作為一種理論概念已經正式進入文學研究領域。中國期刊網上的數據表明，從文學視角對生態女性主義的研究呈現多維度的局面，涉及批評理論研究、文本研究以及對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研究的研究等。2002年韋清琦在《外國文學》上發表的《方興未艾的綠色文學研究———生態批評》一文中提出，生態女性主義“是生態批評發展到第三階段的產物，研究的前景相當樂觀”(韋清琦2002:35-36)。同年，陳曉蘭(2002:42-48)在《文藝理論與批評》上發表的《為人類“他者”的自然———當代西方生態批評》一文中把生態女性主義看作“生態批評”的一個重要類型，是最激進的非馬克思主義批評，同時也是最具潛力的批評。從2004年開始，一批運用生態女性主義視角對作品加以闡析的論文涌現出來，例如左金梅的論文《〈千畝農莊〉的生態女權主義思想》，戴桂玉的論文《從〈喪鐘為誰而鳴〉管窺海明威的生態女性主義意識》，王文惠的論文《從生態女權主義視角對〈簡•愛〉的重新讀解》，張燕的論文《尋歸自然，呼喚和諧人性———艾麗斯•沃克小說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芻議》，吳琳的論文《解讀“海洋三部曲”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單乳女性家族回憶錄———〈避風港〉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解讀》等。筆者近些年來一直從事生態女性主義文學作品和批評理論的研究，力圖將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實踐研究相結合。2008年，筆者完成了以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美國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研究》，論文對生態女性主義文化思潮和批判理論進行了深入而細致的研究，著重探討了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對生態女性主義代表作家的作品進行闡析和解讀，試圖為國內的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研究提供可資借鑒的資源，為國內的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研究提供理論和實踐上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學研究領域，國內一些學者開始嘗試運用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闡析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展現生態女性主義對中國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借鑒作用。例如2006年，韋清琦在《江蘇大學學報》上發表的《中國視角下的生態女性主義》一文中強調，生態女性主義和生態批評類似，在參與經典的重構中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在文章中，他采用生態女性主義視角闡析了中國當代作家的文學作品，文章中涉及的不僅有女性作家的作品，還有男性作家的作品，通過對比分析，文章指出了男性作家與女性作家的生態女性主義寫作的差異。通過具體的文本批評實踐，他向我們展現了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對中國文學創作和批評的借鑒作用。他認為，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在中國有著良好的前景(韋清琦2006:19-23)。之后，他采用生態女性主義視角解讀了賈平凹的短篇小說，嘗試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提供一種綠色女性主義的解讀范式(韋清琦2009:28-30)。王明麗(2010:107-112)把生態女性主義作為一種新的敘事方式，用以解讀晚清女性小說，發掘作品的深刻內涵和重要價值。#p#分頁標題#e#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國內對生態女性主義的研究視角日趨多元化，除了上述幾種視角之外，還有語言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學術思想發展等視角，由于從這些角度進行研究的成果所占比例極小，筆者在此就不再一一評述。此外，自2003年以來，出現了以生態女性主義為研究對象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而且數量呈逐年上升的趨勢。由此可以看出，生態女性主義已引起國內學者越來越密切的關注，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研究呈現出日趨繁榮的局面。但是，生態女性主義是一種生成中的前沿性的理論思潮，其理論思想還遠未成熟，在理論建構方面還很薄弱，需要不斷改進和完善。在這一點上，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的學者，都還是剛剛起步。   2．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接受和發展探因   生態女性主義進入中國不過十來年的時間，已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從理論傳播和接受的特點來看，這主要與兩個方面的因素有關:一是受“本土”實踐需要的制約，二是受歷史文化的制約。從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歷史語境來看，它一方面是受到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發展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當代現實語境壓力所致，是改變當下人們生存狀態這一現實需要的呼喚。當代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出現了一系列矛盾，具體表現為一方面現代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極大地改善了人們的物質生活，提高了女性自身的素質，而另一方面，這種現代化進程又加劇了貧富分化，大多數人尤其是貧困婦女的生存狀況日益惡化。與此同時，環境問題也成為中國在新世紀里面臨的最大挑戰。雖然環境保護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在建國五十多年來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一些地區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還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生態環境破壞的范圍在擴大，程度在加劇，危害在加重，這不但影響國家生態環境安全，也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除了現實需要之外，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還有賴于中國本土的思想文化資源。從中國自身的思想資源來看，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中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資源，它是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哲學基礎和理論支撐。道家陰陽和諧的關聯性思維，化二元性為二級性，避免了本體上的二元對立;道生萬物的哲學觀體現了人與世界的連續性。著名漢學家安樂哲指出，在道家哲學中，關聯性思維模式占據著主導地位。“陰”和“陽”作為關聯關系的核心概念，并不是定義現象某個本質特征的普遍原則，而是表述具體差異之間的創造性張力的解釋性概念范疇(安樂哲2002:257-259)。陰和陽不是構成事物的本質屬性，而是在具體情境中相對而成的。“陰”和“陽”二者之間不是邏輯或因果的關系，而是一種美學秩序。它揭示了一種由不可取代的個別項所形成的特定同一性。“具體事物的這種執著的特殊性和這種特定統一性的和諧具有緊張的關系。”(安樂哲2002:80)也就是說，理解具體事物時，應承認其差異性和多樣性，尊重整體性，把每一個具體事物都作為一個獨立整體看待。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認為，西方父權制的二元論思維模式導致了對女性和自然的雙重統治，因此，它提出“徹底的非二元論”的主張，提倡多樣性，尊重差異性，強調整體性，相信事物之間的相互關聯性，而道家的這種非二元模式的整體性的思維正是生態女性主義所追求的。   漢學家本杰明•史華茲曾指出，老子“將女性作為無為和自然原則的象征而加以贊頌”(史華茲2004:209)。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守柔曰強”(陳鼓應1984:89，342，237，265)。這里，老子明顯表現出對與女性相關的品質“柔”的偏愛和推崇，強調女性的特性和價值，贊揚女性的智慧和品德的偉大作用?？梢哉f，中國傳統哲學與生態女性主義在主要觀點上的契合是西方的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前提。   中國現實的婦女和環境問題證明了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的“貴柔守雌”，“和而不同”的哲學思想是西方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契合點，我們可以此為基礎，合理整合內外資源，構建和諧正義的世界。   3．生態女性主義對中國學界的影響   生態女性主義自引入中國以來，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對環境哲學、女性主義批評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頗為引人注目。生態女性主義以獨特新穎的視角拓寬了生態批評和女性主義批評的視野。它從女性主義的視角分析環境問題，研究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理解生態環境問題及其他各種形式的壓迫，揭示破壞自然、壓迫女性以及其他各種壓迫都源于同一種力量:父權制文化。在以父權制文化為基礎的權力秩序中，女性、自然都受到男權意志的統治和剝削。在生態學家看來，造成目前生態危機的原因是以人類為宇宙中心的世界觀，但是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以男性為中心的世界觀才是造成這一危機的真正根源，所以，她們不僅反對人類中心主義，而且還反對男性中心主義。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對作為壓迫婦女和自然的共同根源的父權制文化的揭示和批評，使我們能夠避免把當代環境問題的根源簡單歸結為抽象的人類中心主義。   生態女性主義極大地豐富了女性主義和生態學理論，拓展了女性主義批評的內涵，為生態批評注入了新的內容，推動了生態批評和女性主義批評的發展。生態女性主義用生態學的觀點補充完善女性主義，意識到男性對女性的壓迫與人類對自然的壓迫相互聯系，理解這種聯系對女性主義和生態保護意義重大。它促使女性主義把對性別壓迫的挑戰拓展并延伸至包括反抗壓迫非人類自然在內的其他各種壓迫形式。生態女性主義不僅反對人類對自然的破壞，而且反對男性對女性的壓迫，白人對有色人種的歧視，異性戀對同性戀的歧視，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等任何形式的壓迫。它力圖消滅建立在父權制基礎上的二元論和統治邏輯，提倡尊重差異，主張和諧、正義的原則，呼吁恢復女性長期以來被壓抑、扭曲的天性，重建和弘揚女性美德，諸如平等意識、寬容精神、對他人的關愛等。#p#分頁標題#e#   生態女性主義既關注生態與性別的關聯，又注重考察造成這些問題的深刻的歷史根源，將其置于具體的權利關系和物質層面加以考究，并提出以本土知識體系為基礎重建生態文明，這對于我們在這個方面的研究具有積極的啟示作用。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有助于我們避免孤立、片面地看待婦女問題，把性別與環境、性別與發展等有機地結合起來，用歷史的、語境的方法對其加以研究，立足于我國的國情，整體地解決這些問題。“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理論雖然不能直接解答我們中國婦女面對的問題，但是它開拓了我們的思路，使我們得以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問題，甚至改變了我們的思維方式。”(王政、杜芳琴1998:2)   此外，生態女性主義在文學領域的運用，為文學批評引入了一個新的視角。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從“自然”和“女性”雙重視角解讀文本，重新審視女性與自然的關系，男性和女性的關系，揭露男性對女性和自然的剝削和掠奪，批判一切壓迫形式和觀念，使文學作品中一貫被作為背景和陪襯的、被讀者忽略的自然和女性突顯出來，從“缺席”轉為在場，從無聲變為有聲，喚醒人們的生態保護意識和男女平等意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生態女性主義有助于人們改造內心世界，達到塑造人、教育人的目的，為樹立正確的女性觀和自然觀提供精神資源，為緩解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的危機、實現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可持續性發展提供輿論導向作用，最終使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男性和女性和諧相處，協調發展。   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將“女性美德”和“生態原則”作為衡量文學作品價值的新標準，使文學作品中隱藏的或者被人忽略的意義被重新發掘出來，并被賦予新的意義。它積極推崇關愛自然與女性的創作，從而將一些新的文本納入批評的視野。凡體現出整體的、相互關聯性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洋溢著關愛、同情、撫育溫情的文學作品都受到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的推崇。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在經典文本的重構、對男性作家自然寫作進行生態女性主義視角的評定以及重寫文學史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   生態女性主義確立了新的倫理價值觀，改變了傳統的審美價值觀念、文學研究的思維模式和文學批評范式，為文學批評家們提供了新的文學批評尺度，為當代作家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新的模式，為文學理論的發展和進步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使得文學理論的建構更具方向性，同時更具時代色彩。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近些年來，中國的生態女性主義研究有了較大的發展，出現了一批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但總體而言，中國的生態女性主義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需要在廣度和深度上進一步拓展，拓寬研究視野，加強生態女性主義話語的多層次研究，發掘出有中國特色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資源。此外，國內的生態女性主義研究還需要加強跨文明比較研究，加強中西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交流，充分利用中國豐富的傳統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資源，為我國生態女性主義視角的文藝理論研究提供資源。   由于生態女性主義尚處于發展之中，理論還不完善，另一方面也由于國內一些學者對生態女性主義還了解得不多，而且在多數情況下，它是作為一種生態哲學或者環境倫理學被學術界引進和介紹的，研究者側重于關注它對中國環境保護和科技哲學建設的意義，而對于生態女性主義思潮之于文學研究的意義則重視不夠，所以，一些批評家指責生態女性主義過于偏激。筆者以為，生態女性主義在提升被壓迫者的地位、宣揚被壓迫者的價值、批判父權制給婦女和自然造成的后果方面，確實有些激進，但是非此不足以引起世人的關注，可以說正是這些偏激的特點才使生態女性主義日益成為人們重視的批評理論，這種“策略性的偏激”或許會有益于社會進步。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弘揚女性美德和生態原則，主張以此來抗拒、消除自然生態和文化生態的危機，對其中比較激進的觀點，我們應該仔細辨析，區分出有價值的部分和主觀、片面的觀點。此外，生態女性主義對現實的反思與批評卓有成效，在解構和顛覆父權制意識的過程中，扮演了理論先鋒的角色，但從理論建設方面來看，生態女性主義研究還亟待加強，需要不斷改進和完善。

作者：黃碩 初廣志 單位：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

研究緣起

任何學科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積累數量龐雜的學術成果。這些成果在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研究結論等方面的價值都值得探究。為此，整理學術發展脈絡，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既有學術史方面的價值，又可以對當前的研究提供借鑒。走過三十年歷程的我國廣告學正處于這一階段。部分學者已經從新聞傳播類、廣告類期刊上的學術文章以及碩士論文入手，運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國內廣告學術研究的發展軌跡。歸納起來，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兩類：

（一）梳理廣告學術發展軌跡以定量研究手法進行歷時分析，描繪廣告學術研究文章在數量與分布、研究主題、論文著者、原載刊物及其他方面所體現出的特點，并對中國廣告學術研究發展的現狀和面臨的問題加以闡釋，揭示出我國廣告事業的階段性發展歷程。例如，何佳訊、王智穎分析了《中國廣告學研究20年主題分布與階段演進》[1]；姚曦、李名亮選取了1979-2002年《全國報刊索引》收錄的共計2375篇廣告學文獻，統計了廣告學論文的發表時間、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題及刊載情況，對中國大陸廣告學論文研究現狀做了詳細的評析[2]；于靜對廣告學期刊論文的數量及主題分布、著者及機構、期刊類別及核心期刊進行了定量分析[3]；鄭歡在分類界定的基礎上，分析了中國廣告三大學術期刊在2008年所發表的學術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對廣告學術研究的反思和規范李彪通過對1995-2007年我國四種主要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考察，發現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為主，尤其是思辨論證法，而定量方法很少運用[5]；丁俊杰等對1979-2008年我國五種主要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梳理，指出廣告學術論文研究方法簡單陳舊、論證深度不強、缺乏實質性理論突破等問題[6]；楊柳基于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新聞與傳播》的統計和分析，認為我國廣告業存在“重術輕學”、研究領域不平衡、廣告專業學術期刊缺失等問題[7]。此外，彭子玄基于對1998到2006年九年間美國《廣告雜志》雜志的內容分析，從研究主題的變化預測了西方廣告理論研究的發展[8]；鄭歡等基于傳播類博士論文選題的實證研究，對傳播學“5W”領域的研究進行了評述[9]。可是，目前關于廣告學博士論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學術環境下，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方法和結論應代表本學科發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試圖以歷年的廣告學博士論文為對象，從研究主題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參考文獻的專業性、學科之間的交融性等方面進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廣告學博士論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學科以廣告為研究對象的論文。

摘要：馬克思的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是馬克思根據兩位哲學家思想觀點的差別對比，綜合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和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精神來宣揚人的自由意識、個性的全面發展和現代意義上的唯物主義的堅持。其涉及范圍很廣，選擇其中一點，從原子運動偶然性與必然性的觀點切入，圍繞個人發展偶然性與歷史發展必然性這個維度，來解讀個人在社會進程中的進步成長與全面發展。

關鍵詞：德謨克利特；伊壁鳩魯；自然哲學；偶然性；必然性

《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以下用博士論文代稱）是馬克思的博士畢業論文，也是馬克思表達青年時期思想理論的重要著作，同時包含著馬克思人生中許多思想的啟蒙點，在論文中有很多有價值的觀點可以單獨加以論述與研究，它對后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價值。

一、原子論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馬克思的偶然性觀點的發展源于德謨克利特與伊壁鳩魯的原子運動之間的分歧。德謨克利特在古希臘哲學中的原子論等同于阿納克薩戈拉種子說的延伸。阿那克薩戈拉把世界萬物的出現與滅絕歸結為種子的聚散與分離，相當于每一事物的新生與消亡都源自于種子的碰撞，認為自然萬物是由多種多樣的種子所構成的，以此彰顯了世界萬物的多樣性；種子的性質也決定了自然萬物的性質。德謨克利特將虛空空間添加到原子運動的空間，認為世界的起源是原子和空洞,一切事物的變化都因原子的聚集和分離，沒有偶然發生的東西，一切事物的來由都有原因，一切事物的始終也都是必然，這一點與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說很相似，相信命定論，而德謨克利特本人也不相信感性世界，把其與真理割裂開來，導致德謨克利特的一生都在求取所謂的真知，是個實實在在的唯物主義者。而伊壁鳩魯的原子論則是種子說的另一種意義上的解釋，強調原子在形狀位置上的差別從而才有了自身內部的運動；伊壁鳩魯繼承了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但做了一些改變，認為原子非線性運動而是偏斜運動，他所謂的“偏斜”并不是真正的斜線運動，而是在下落過程中呈現為各種結果的可能性，是原子碰撞偶然性的表現，而且他認為德謨克利特所說的支配統治世界和人類的必然性的東西并不存在，主張反對宗教、迷信帶給人們的束縛，是一位堅定的無神論者。伊壁鳩魯在認識論上也是個教條主義者、獨斷論者，把感性世界看作是真實的，相信感覺的存在，認為“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報道者”。把兩位哲學家關于原子論的觀點做了對比之后，回歸到偶然性與必然性的觀點中來，在科學技術還不發達的古希臘時期，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被看作是當時自然哲學的最高成果，認為原子是沿直線運動的，但馬克思通過比較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原子運動方式，提出了與傳統不同的觀點；馬克思更傾向于伊壁鳩魯提出的原子偏斜運動，認為萬事萬物產生于各原子之間無規則的任意碰撞，由此引出了“偶然性”觀點，超越了“因果關系”的枷鎖，代表了對絕對必然性的挑戰，在當時很大程度上有著打破命運束縛、高揚追求自由的進步思想。雖然德謨克利特是哲學史上首位提出偶然性這一概念的哲學家，但是對于他本人而言放棄了對偶然性的研究，則更注重必然性的觀點，將生活中的一切都歸結為必然性；是必然性統治著這個世界和人；人被必然性所支配等等。

二、偶然性與必然性的自我把握

馬克思博士論文中所描述的偶然性是突出個體的隨機性、倡導人的個性自由；與之相對應的必然性則被看作一種限制、規范，具有濃厚的機械論色彩；隨著人文科學的發展，必然性與偶然性被看作一對相互聯系的基本范疇而存在。而馬克思結合辯證法思想不僅看到了德謨克利特原子論的缺點，而且又超越了伊壁鳩魯對原子論的解釋，從追求個人自由的意義上理解原子運動與必然性、偶然性之間的聯系?？v觀整個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偶然性與必然性總是被作為一對相應的范疇聯系起來。馬克思、恩格斯都有相關的具體論述，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和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中也可以找到相關例證。從原始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再到社會主義社會，這種社會變遷、歷史洪流對于個人來說是無法把握的必然性，而每一歷史階段的政權更迭，在大洪流中可以看作是變革的偶然性，承認歷史發展的必然性，這并不意味著否定個人在歷史發展中的積極作用。馬克思所倡導的是在必然性的規定下，人要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使偶然性可以推動必然性往積極方面發展。在整個人類進程中，赫斯曾說“馬克思作為人類思想的寶庫”，至今仍為受用，可以說是作為了積極的偶然性出現，而且一度在金融危機和國家革命中發揮作用，甚至把握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大方向。就像恩格斯曾說過：“恰巧某個偉大人物在一定時間出現于某一國家，這當然純粹是一種偶然現象。”同時也會有像天災、人害的這種消極偶然性的出現，在無法避免的同時也并非全無用處，可以讓世人吸取教訓并加以警醒，馬克思認為必然性與偶然性都是客觀存在的，無數偶然性構成了必然性的統一。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持的立場當然是一致的，偶然性突出了英雄人物的功績，但是也不能一味地崇尚偶然性而忽視必然性，否則就會陷入英雄史觀，陷入唯心主義歷史觀。而且馬克思所講的必然性中的偶然性也絕不是單指個體性格人物的成長發展，而是要求全人類中每一個個體的全面自由發展，他需要全人類的充分和自由發展，所追求的也是必然背后的自我意識的自由。馬克思之所以支持伊壁鳩魯，也是因為伊壁鳩魯重視人的“主體性”和對“自由精神”的追求，重視人本身的發展，用人的自我意識這個角度去觀察這個世界，雖然當時并沒有對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間的差別做出明確的區分，但對于當時受黑格爾唯心思想影響的馬克思來說，有一個啟蒙點思想的發現是很寶貴的。

作者：朱鏡人 張珍珍 韋立君 單位：合肥師范學院教師教育學院

丹尼爾•約翰•奧康納（Daniel．John．O’Con－nor，1914）是20世紀英國分析教育哲學代表人物之一。奧康納著作頗豐，其《教育哲學導論》是分析教育哲學的代表性名著。1979年，英國教育哲學界曾撰寫了21篇論文慶祝他的75歲生日。1991年，這些論文以《邏輯基礎：紀念奧康納論文集》（LogicalFoundation：EssaysinHonourofD．J．O’Connor）為題出版。該書主編在前言中特別強調，書中每一篇論文的作者都曾受到奧康納的影響，而且所有的論文選題都是奧康納曾經關注過的問題［1］vii?？梢妸W康納對英國哲學界的影響。換言之，研究英國分析教育哲學是需要深入研究奧康納的。

一、對傳統哲學的批判

奧康納的分析教育哲學思想的形成與其分析哲學思想關系密切。分析哲學家對傳統哲學是持批判態度的。奧康納本人對傳統哲學的批判歸納起來主要有四個方面。

其一，傳統哲學無力完成其自身的任務。在他看來，傳統哲學家大致有3項相互關聯的任務：一是審視宇宙以及人類在宇宙中的地位；二是對提出的問題作理性分析：三是設法論證其觀點或者至少能證明其具有一定道理，即便宗教的觀點也要有可以為其辯護的論據。［2］16但在這一方面，傳統哲學家工作的效果難以令人滿意。奧康納認為，在歷史上，在有關宇宙的學說中，很少有哲學家取得像像阿奎那和斯賓諾莎那樣的讓許多人滿意的成就。但奧康納強調，即便這樣，在他們學說體系的邏輯性方面或邏輯前提的真理性方面還是有明顯的破綻。因此，“不論他們提出的理論多么迷人和多么有說服力，人們仍然沒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們是真理”［2］16。奧康納認為，現代哲學家的目的要貼切實際的多了，哲學家僅根據自己的哲學觀提出有關學科范圍的見解，很少有人再持傳統哲學家的觀點了。因為，“傳統哲學家提出的假設超出了他們能夠證明它們的能力。他們關于宇宙的解釋應當像煉丹術、占星術、巫術一樣被否定掉。理由很簡單，任何探究的結果要想被接受就必須能經得起公開驗證以證明其可靠性，而且與其他公共知識一致。傳統形而上學，如占星術、煉丹術無法滿足這些要求”［2］17。

其二，傳統哲學方法缺乏新的突破，面臨窘境。傳統哲學源頭在公元前五世紀的希臘。奧康納認為，那一時期，學科概念缺乏清晰的邏輯性。哲學概念幾乎涵蓋涉及人和宇宙本質的所有問題，與現代的哲學概念相差甚遠。［2］18即便如此，一些學科的研究方法還是清晰的，如植物學家、地質學家和天文學家等使用的是觀察法，數學家和邏輯學家用演繹法。但傳統形而上學和自然宗教哲學家們使用的方法難以確定。奧康納說：“當我們轉過來審視哲學問題時，我們清楚地發現，很難確定它們的方法究竟屬于自然科學的觀察法還是數學和邏輯學的演繹法。”［2］18奧康納認為，這是導致傳統的形而上學和自然宗教后來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到16和17世紀時，自然科學開始加速發展，人們對科學方法有一個新認識，開始強調眼見為實，強調尊重事實。奧康納認為，當伽利略和牛頓的物理學在17世紀替代了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之后，哲學家們也因此可以卸去研究那些涉及可觀察的事實的問題以及探究自然規律的責任。但這種責任的減輕并沒有使哲學得到真正的解脫反而凸顯了傳統哲學方法面臨的窘境：“如果所有與可觀察的事實相關的問題都由科學家去研究，那么留給哲學家的問題還有哪些呢？他們又怎樣去研究剩下的問題呢？”［2］21對于這一問題，奧康納給出了自己的解答。他認為，哲學遭遇科學革命之后便形成了這樣的結果：一些屬于典型的自然和社會科學的問題可以通過經驗的方法來解決，即通過觀察而提出假設，并通過觀察驗證假設；其他的問題，如邏輯學和數學學科的問題，可以通過符合演繹規律的計算來解決。但是，還有許多問題無法劃入這兩類問題，比如傳統的哲學、倫理學和自然宗教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既不能通過經驗的方法也無法通過純演繹的方法去解決。［2］22這是自然科學獲得成功之后擺在哲學面前的問題，即哲學研究的方法問題。許多哲學家為此作了不少努力。如17世紀法國哲學家笛卡爾和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受數學方法的啟示，想用幾何學方法去證明哲學結論，結果沒有成功。奧康納認為，導致他們失敗的原因是他們誤解了數學符號與哲學語言之間的差異。［2］23又如，18世紀英國哲學家洛克和德國哲學家康德，他們雖然沒有直接提出方法方面的問題，但他們提出了一些與方法相關的問題：“人類知識的局限性有哪些？”他們試圖列出人類智力可以發現的問題的清單。他們沒有像古希臘和中世紀哲學家那樣去思考宇宙的本質和人類在宇宙中的地位，而是（用洛克的話來說）審視人類的理解力，檢查人類的能力到底適合研究什么事物。這種試圖檢查人類智力能量實際上與傳統哲學一樣困難且容易引起爭論。它所起到的作用是引起哲學家關注“知識論”，即關注有關人類知識的起源、性質及效度等一系列問題。在奧康納看來，這些溫和的哲學懷疑論者嘗試解決哲學方法面臨的問題，結果他們只是在開辟新探究領域方面獲得偶然性的成功。但是只要方法問題沒有解決，這種嘗試對于哲學領域而言，就好比在沒有找到應對舊細菌的方法之前又發現了一個新細菌［2］23，令人煩惱。

其三，傳統哲學的理論依據存在邏輯上的瑕疵。奧康納以中世紀哲學家為例作了說明。在他看來，中世紀哲學家的理論瑕疵在于理性探究不足。他說，“許多中世紀哲學家具有偉大的天賦和廣泛的興趣，他們所缺乏的是對人類認識事物的智能以及如何運用智能去獲取知識缺乏正確的理解。他們過于相信憑著常識和‘不證自明’原理，就可以對神的存在、人的本質、命運和物質宇宙的構成等等進行論證，但是由于缺乏像數學或科學的那樣證據，他們的結論因此難以獲得廣泛的認可”，甚至“本科一年級的學生就能指出所謂神的存在和靈魂不滅理論的邏輯瑕疵”［2］24－25。什么原因導致了這一現象呢？奧康納認為，是由于中世紀哲學家掌握的知識沒有具備公共性、可驗證性和可交流性的特點。換言之，是中世紀哲學家沒有意識到“哪種證據適合用來回答問題”［2］25。#p#分頁標題#e#

摘要：從培養慣例來看，大三大四高年級學生的課程通常以專業選修課為主。但在實踐中專業選修課的教學效果往往不盡如人意?？陀^原因在于，高年級學生的時間有限，必須針對這一具體情況設計信息更加密集，轉化效率更高的課程。專業選修課的沉浸式融合是多門選修課的有機結合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決問題，在實踐中也取得了正面效果。其思路值得重視和優化。

關鍵詞：專業選修課；沉浸式教學；課程融合；畢業論文

從國內大學培養方案的慣例來看，一二年級主要以公共課、必修課和通識選修課為主，注重基本專業知識的體系性建構；三四年級則開始向專業選修課傾斜，注重建立在學生興趣基礎上的差異化培養。以西南政法大學哲學專業為例，三年級安排了《文化哲學》《法哲學》等一系列部門哲學專業選修課，以及《文獻檢索與論文寫作》《就業指導》等工具性選修課。但實踐中卻存在不少問題，如選修課到課率低，學生積極性差。結果導致高年級的專業選修課和工具選修課在老師和學生眼中處境尷尬。學生為了掙學分勉強出勤，老師由于缺乏嚴肅的聆聽者而意興闌珊，兩者共同形成了所謂的“大四現象”。［1－2］為此，我們在三年級下期的《法哲學》專業選修課中以畢業論文設計為模擬對象，嘗試了沉浸式的選修課多課程融合的教學實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相關的做法值得借鑒與審視。

一、高年級選修課處境尷尬的主因

從理論上講，“專業主干必修課”＋“專業部門選修課”的專業課程設置是尊重專業學科規律，尊重學生自主意愿的合理選擇。專業必修課提供各個專業基本的知識體系，專業選修課則照顧到了學生的興趣方向。但在教學實踐當中專業選修課的實際效果卻遠遠不如理論上那么美好。據調研報告顯示，八成左右的學生具有明確的選修意愿［3］，不過選修課的實際效果卻難以獲得多數學生的認同［4］。排除選修課體系設置不科學，比如內容重復、先難后易；教師積極性不強，比如備課成本和產出收益不成正比；高年級學生管理松懈等外在偶然因素，我們認為造成專業選修課“失格”的客觀原因有兩個方面。第一，高年級學生面臨升學、就業、職業資格認證考試、畢業論文設計等多方面的任務，專業選修課程雖然數量不多，但相對高年級學生對時間的分配和權重而言，仍然顯得過于繁重。在眾多任務當中，能夠分配給專業選修課的有效時間非常有限，因此在大三大四仍然指望學生全身心投入專業選修課程的學習，這是不現實的。第二，由于專業選修課本身屬性，難以同主干課一樣具有較高的信息有效率。簡單地講，相比于主干課程，專業選修課的開設范圍有限，并且各個專業選修課傳遞的信息范圍較窄，往往并不適應于本專業的每一個學生，或者說對不同學生的有效性差異較大。對于相當部分學生來講，專業選修課有效信息產出率低下，是一種不經濟的無奈之選。

二、課程有機融合的解決思路

專業選修課相對于專業主干課程具有補充性、靈活性、趣味性等特征。但由于升學和就業壓力，高年級本科生學習目的和動機明顯向實用方向傾斜，更愿意把精力集中在服務于各類考試的課程上。所以高年級專業選修課通常被當成“休閑課”“水課”，教學效果自然不會理想。專業選修課的理論價值和它的實際境遇天差地別，這個問題的成因是多層面的，消解這個問題辦法也是一項系統工程。但毫無疑問，其中重要的一環是專業選修課的突破創新。雖然高年級選修課課程數量較多，但單個課程的覆蓋面和信息量相對主干課程極其有限。如何在“專業主干課＋專業選修課”的框架下有效改變這一局面呢？我們認為課程的有機融合是最有可能成功的改革思路。如果專業選修課的課程融合能夠做到一方面減少學生的必要課時，一方面又能夠保留幾門被融合課程的核心內容，強化信息供給的效率，那么問題就能同時得到解決。這里的關鍵在于，如何從課程設計的層面上提高專業選修課的信息供給效率。就此問題，先對相關成功經驗進行考察。國外著名學府的選修課設計大多具有課程功能多元化，課程內容專題化，注重學科交叉的特點。［5］專業選修課設計向更加符合學術研究和社會實踐所需要的“問題導向”傾斜，表現為課程的“部門化”和“領域化”。這在國內也并非新鮮，原因在于專業選修課的部門化符合當下主動學習的理論。建構主義的學習理論認為，學習本身不是外界知識信息刺激心靈從而產生理解。理解的機制不是被動接受，而是主動統攝和涵蓋。當代學習和認知理論中的重要一派，建構主義學習理論認為，習得知識的關鍵在于新知識在原有知識結構基礎上的建構和生長。與這種學習觀相契合的方法則強調探究、合作、自主的主動學習，而非知識傳輸的被動學習［6］。按照學習者主動建構知識的觀點，教學所提供的無非是知識生長的平臺。相比以客觀知識體系為平臺，以對問題理解和闡釋為平臺，顯然同主體的聯系更為緊密。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是理解和解釋的主觀性所在。所以，專題化、問題化的課程總體上更能喚起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然而，僅僅在課程內容上具有“問題意識”，還不足以保證每個人都積極參與，主動學習。教學實踐也表明，部門化的選修課程也的確不能保證良好的教學效果，當然，這同學生、教師、管理等因素也有直接關系，但如前所述，偶然性和主觀性因素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問題的關鍵在于，適合主動學習的學習對象并不必然引起切實的主動學習和有效的主動學習。為此，我們的課程改革思路是把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教學實踐往前推進一步，以一種沉浸式的，或者說“角色扮演”的教學方法，通過師生之間共同實踐的方式，利用教師對相關問題的主動學習動機和知識建構經驗，為學生提供參考。簡單講，教師除了傳達必要的體系知識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共同的學習研究實踐中傳達理解、分析和解決問題的經驗。相比于一般的經驗交流，沉浸式體驗教學所傳達的經驗是在相似背景、相似處境、相似語言中的，是更容易被理解接受的。結合國外選修課的成功經驗以及當代教育理論，啟發我們設計一種沉浸式的課程融合模式。具體講這種模式包含三個步驟，第一，設計部門化、領域化、問題化的教學內容；第二，由教師賦予學生一種特殊的身份或任務；第三；教師引導、伴隨學生完成身份或任務要求的相關體驗。按照這種思路，我們能用一門選修課的課時涵蓋多門選修課的重要信息，并通過“問題化”和“體驗式”的課程設計，有效地實現多門課程的教學效果和教學目的。

隨著我國民辦教育事業的快速發展，民辦高校學術期刊應運而生并快速成長，目前已有期刊近200家，辦刊質量也不斷提升，成為我國學術期刊中一支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軍。隨著黨的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開啟以及貫徹落實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實踐的不斷深化，民辦高校學術期刊迎來了發展的大好機遇，但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一些刊物在學術水平和編輯出版質量方面尚存在不少問題。有鑒于此，筆者希望國家像重視民辦教育事業發展一樣重視民辦高校學術期刊的建設，主管部門應在堅持標準、嚴格審批的同時，適時對達到公開出版要求的民辦高校學術期刊取消公開刊號的限制。同時，辦刊者應把注意力集中在盡力克服困難、苦練內功和著力提高辦刊水平上，為刊物早日實現公開出版發行創造應有的條件。因此，筆者結合自己幾十年編輯工作的體會，針對近年來民辦高校學術期刊辦刊中的幾個問題談一些個人看法，希冀對改進辦刊工作有所幫助。

一、關于堅持正確的辦刊方向

作為我國學術文化事業主要組成部分的學術期刊，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出版物，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吨腥A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十二條明確規定:國家發展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文學藝術事業、新聞廣播電視事業、出版發行事業、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和其他文化事業。1983年6月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對此亦有完整的表述:我國的出版事業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出版事業根本不同，是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堅持學術期刊正確的辦刊方向，就是要多出精品力作，通過推出更多具有創新價值的高水平的學術理論文章，深入闡釋與宣傳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發掘、整理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傳播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優秀的人文社科研究成果，推動科技文化交流，促進學術人才的培養，為不斷繁榮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貢獻力量。自1986年第一家民辦高校學術期刊《湖北函授大學學報》誕生以來，我國民辦高校學術期刊辦刊已走過32年歷程。但是，到目前為止，近200家民辦高校學術期刊中擁有公開刊號的僅有4家。當然，各刊在堅持正確辦刊方向和宗旨方面總體是好的，但在西方國家千方百計進行思想文化滲透的大背景下，我國學術研究和學術期刊辦刊工作也面臨著極其復雜和嚴峻的形勢。首先，我國人文社科學術領域曾出現宣揚所謂普世價值、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民主憲政和，尤其是否定黨的歷史、黨的領袖等思潮。對此，以《中國社會科學報》等為主陣地的報刊連續發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文章，進行旗幟鮮明地分析和批判。在各種思潮的影響遠未消除的情況下，學術期刊必須牢牢堅守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其次，從陜西省報刊審讀的情況看，近年來學術理論期刊上出現的導向和質量問題不少:有的違背有關政策規定，宣揚非主流價值觀;有的受影響，評價歷史人物偏離唯物史觀的正確軌道;有的背離唯物辯證法的思想方法，在評析作家、文化作品以及社會、自然現象時，觀點片面、說過頭話等。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除了受各種不良的社會思潮尤其是西方國家無孔不入的意識形態滲透等因素的影響外，“作者和編輯人員的政治意識、陣地意識、責任意識不強，報刊把關不嚴也是重要原因”①。最后，從我國學術期刊尤其是高校學報發表的成果看，一個明顯的事實是:重基礎理論和古代問題研究的多，對當代問題尤其是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現實和理論問題的關注及研究不夠。有些期刊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重大現實和理論問題研究的很少甚至沒有研究。民辦高校學術期刊雖大多為內刊，但編輯必須像辦公開刊物一樣，始終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和明確的質量意識，牢牢把握辦刊的正確方向。一是嚴格遵守憲法和國家各項法律法規、黨的基本路線和方針政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遵守黨的宣傳紀律和新聞出版工作的各項規定，自覺以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辦刊工作。在我國，所有出版物的底線是堅決不發國務院《出版管理條例》禁載的內容。二是關心國家的建設和發展，積極研究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學術期刊絕不能脫離社會鉆入象牙塔，學術期刊編輯的工作絕不能滿足于不出問題、不惹麻煩，而是必須把辦刊工作主動融于時代，自覺服務于黨和國家工作的大局，想國家之所想，急國家之所急，滿腔熱情地研究、解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提出的重大現實和理論問題，組織發表學習和闡釋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尤其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方面的論文，為黨和政府決策提供理論指導、智力支持及決策參考。學術研究和學術期刊為現實服務的道路十分廣闊，既可直接服務，如研究西部大開發、“一帶一路”建設和治國理政思想等，為研究、解決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提供思路和對策，直接服務于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也可以是間接服務，通過研究、解決各學科的學術問題，促進學科建設與發展，為建設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弘揚中華優秀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學文化素質和促進精神文明建設服務。事實上，中外的科學研究和學術期刊工作都有一個面向什么的問題，我國學術期刊要堅持兩個面向:一是面向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主戰場，服務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二是面向學科建設，推動學科發展和學術研究的繁榮②。對于普通高校尤其是高層次綜合性大學來說，其研究更偏重于基礎理論，更強調面向學科建設，解決學科建設中的重要難題;而對于民辦高校來說，其行業性、應用性辦學的特點，決定了其學術研究應兩者并重，甚至更偏向于實踐、應用和技術類問題的研究。因此，民辦高校學術期刊應更多關注當下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立足國家、行業和地區的需要，更多地研究和解決經濟、社會、科技及文化發展中的實際問題;關注、研究高等教育尤其是民辦高校辦學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服務教學和科研，促進學術交流，以促進我國民辦教育事業持續健康發展。

二、堅持特色化辦刊

特色化辦刊已成為當今所有學術期刊尤其是綜合類學術期刊辦刊的重要理念。教育部原部長袁貴仁在2002年召開的全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學報工作研討會的報告中，全面、深刻地分析了我國學報辦刊現狀尤其是全、散、小、弱的問題，強調要提高高校學報的辦刊水平和影響力，必須走特色化辦刊之路，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優。堅持特色化辦刊，深刻揭示了我國學術期刊辦刊的根本規律，是辦好學術期刊的一條重要經驗。面對眾多學科專業，綜合性學術期刊如無自己的內容和重點，所發論文面面俱到，各學科平分秋色，什么問題都研究，或來什么稿就發什么稿，根本無法辦出亮點，也永遠不能走出平庸?？疾煳覈宋纳缈茖W術期刊的實際可見，凡是辦得好的學術期刊都有自己的重點和鮮明的特色，如《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文史哲》等刊重點在文史基礎理論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學報》《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突出重大前沿現實理論問題研究，都形成了各自穩定的內容側重點和鮮明的辦刊特色，產生了很大的學術影響力。普通高校學報辦得出彩的也大都與其辦得好的特色欄目關系密切，如進入教育部名刊的除了一流大學的學報，還有不少普通高校的學報，首批入選的云南大學《思想戰線》，其水平和影響力主要來源于其民族學、人類學問題研究的深入、持久及高水平;《廣西民族大學學報》作為一家普通的民族院校主辦的學報，之所以在海內外廣有影響并躋身中國百強報刊、國家百種重點期刊、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和教育部名刊等，也主要得力于其突出的內容特色，即長期堅持開展人類學研究。僅以筆者看到的該刊2017年第4期為例:共設6個專欄，其中4個為人類學專欄，分別為商業人類學、都市人類學、歷史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理論與方法;刊文28篇，其中研究人類學的有22篇。黑龍江大學的《求是學刊》之所以能進入名刊，據筆者所知，其起點是因為“文化哲學”獲得首批教育部名欄，該名欄屬國內長期開設的僅有的專題專欄，其刊發的一批重要成果引領、開拓、推進并創建了我國文化哲學、生活哲學學科。有不少地方院校學報也因創辦特色欄目而逐步在期刊界引人注目，如安陽師范學院《殷都學刊》的“甲骨文字研究”、《邯鄲學院學報》的“趙文化研究”、《孝感學院學報》的“孝文化研究”、《衡水學院學報》的“董仲舒與儒學研究”、南陽師院《南都學壇》的“漢文化研究”、《渭南師范學院學報》的“司馬遷與《史記》研究”、《唐都學刊》的“漢唐研究”、《咸陽師范學院學報》的“秦漢文史研究”和《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的“秦漢史與青銅器研究”等都享譽全國。名欄帶名刊，名刊帶名校，這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目前，有不少民辦高校學報也十分重視策劃設計專欄，并努力組發大量有價值的論文，如《浙江樹人大學學報》的“民辦高等教育”欄目因發文數量多、質量高，已入選教育部名欄工程，并于2016年教育部名欄工程建設檢查評估中成績顯著，榮獲“名欄建設優秀獎”“名欄優秀論文獎”等多項獎勵。學術期刊突出內容重點和特色，主要落實在精心設計和辦好專欄上。學術期刊的專欄大體可分為學科專欄、問題專欄、專題專欄和地域歷史文化專欄等類型。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對以往以學科專欄為主的辦欄模式提出質疑，提出以問題專欄代之，實踐表明，比之學科專欄，問題專欄在提高辦刊水平、擴大期刊學術影響方面，確實收到了顯著的效果。筆者認為，在設計和編輯學術期刊專欄時，需特別注意以下幾點。

1．專欄的設計、策劃應堅持“兩個實際”。一是從本單位、本地區科研的實際出發，重點選擇能反映本單位、本地區優勢學科的問題和領域作為研究的重點與專欄;二是從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出發，重點選擇研究國家及本行業、本地區、本單位急需解決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對于民辦高校來說，除策劃設計有關本校學科優勢方向和領域作為研究的專欄外，還應特別關注民辦教育理論與實踐問題的研究，設計、開辦相關欄目。

2．努力改變“千刊一面”的狀態，積極探索開設問題欄目。民辦高校不要與公辦高校比，各民辦高校之間也不要簡單的模仿和攀比，辦學術期刊必須走自己的路，切實從本單位、本地區實際出發，確定各自的內容重點和特色欄目。如《陜西國際經貿學院論壇》根據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實際，依托本校養生文化研究中心、醫藥學院等教學研究機構，關注養生養老，開設“養生文化研究”專欄，并依托珠寶學院等特色學科專業，開設“玉石文化研究”等專欄并多有創新，如能長期堅持，定會彰顯學術特色和社會價值。另外，《西安思源學院學報》的“陳忠實研究”“白鹿論壇”、《浙江樹人大學學報》的“茶文化研究”、《黃河科技大學學報》的“黃河文明研究”“生態文明園地”、《南寧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的“飲食文化研究”“中國—東盟發展研究”等欄目特色鮮明，并組發了一批有價值的論文。但在欄目設置上也存在一些問題，如陜西某民辦高校學報某期刊發的研究思想的幾篇論文，其選題、內容均不錯，但欄目名稱為“黨建與思政”，范圍太大、太泛，不符合專欄要求。另一學報某期刊發的3篇研究“一帶一路建設”的論文，選題專深，卻被分別安排在“社會學研究”“法學研究”欄目內;其接下來的一期仍有《中國與中亞五國經貿合作及其障礙分析》等文，亦屬“一帶一路建設”研究論文，卻被安排在“經濟學研究”欄目中，從而失掉了這些論文應有的新穎性及內容特色。

2002年，教育部在《關于加強和改進高校社科學報工作的意見》中提出，綜合性學報要提升辦刊水平，必須走特色化辦刊之路，用時任教育部副部長袁貴仁的話說，就是要“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特”［1］。2003年，教育部在正式實施名刊工程的同時，也在次年啟動了名欄建設工程。由此，在全國高校學術期刊中爭辦特色欄目形成了高潮。十多年來的實踐證明，創辦名刊，必須精心打造名牌專欄。辦好特色專欄，是提高刊物學術水平、擴大其學術影響力的有效途徑?！短贫紝W刊》“漢唐研究”專欄開辦已有二十余年，發文六百多篇，推出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論作，其以在該領域研究方面所形成的鮮明特色，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影響，贏得了學人的贊賞。關于今后如何進一步開展“漢唐研究”，提高這一專欄的學術水平，大家已經發表了很多寶貴意見，在此，我僅從欄目編輯工作角度談一點個人的淺見。

一、關于欄目策劃設計，可在已有基礎上，再加細分、深化

漢唐研究，從時代之長及涵括的內容之豐富，都是一個十分宏大的課題。漢、唐作為中國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的兩個盛世，可以研究的問題非常廣泛，從大的方面說，漢和唐可以分開研究，也可以放在一起作綜合研究。而兩朝既有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又有科技、教育、文藝、宗教等等廣闊領域都可納入研究的范圍。因此，作為專欄的漢唐研究有點顯大，它既不像問題、專題，也不是典型的學科專欄，很有必要根據國內外研究的進展，結合本刊實際，對專欄加以細分和深化，以選擇若干方向、專題作為重點，持久、深入地開展研究。關于欄目的深化、細化，我在編輯《陜西師范大學學報》期間曾作過嘗試。主要是采用“欄目+專題或問題”形式:如“西部研究”曾根據稿源情況，細分為“西部經濟”“西部文化”“西部教育”“西部文學”等分話題開展研究。“學術前沿”是一個以反映在我校召開的高層學術會議新成果的欄目。該欄目主要采用“欄目+會議主題”形式:如“學術前沿: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學術前沿:文學經典的承傳與重構”“學術前沿:傳統倫理與現代社會”“學術前沿:價值哲學的哲學反思”“學術前沿: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機的治理與防范”“學術前沿:當代視野下的教育與幸福”，等等。關于“漢唐研究”專欄的細化、深化，似乎也應該更加重視薄弱環節問題、前沿問題，選擇相關專題作深入研究。目前，在陜西的期刊中，涉及漢唐研究內容的欄目有《西北大學學報》的“秦漢史研究”，《咸陽師范學院學報》的“秦漢文史研究”，《陜西師范大學學報》的“周秦漢唐文化研究”“唐史”“唐詩研究”，《渭南師范學院學報》的“司馬遷與《史記》研究”等。細化、深化“漢唐研究”欄目、選擇重點研究方向時，應盡量避免與上述陜西已有欄目過多地交叉重合，以體現“人無我有”的鮮明特色。在欄目策劃設計上，還可考慮從某一領域某一問題點上的突破向某一專題系列的研究擴展，從零散研究向形成系統成果深入。20世紀七八十年代，《陜西師范大學學報》“歷史地理”專欄，曾連續發表馬正林先生有關古都西安歷史的研究文章，如《長安城的興起》《漢都長安》《隋唐長安》等文章，其后作者以這些文章為基礎，撰著形成了論述西安歷史的系統專著《豐鎬—長安—西安》。另外，史念海先生一部具有開創意義的重要專著《中國古都和文化》也是以其發表于“歷史地理研究”專欄里的多篇論文為基礎構筑而成的。當前，我國正在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漢唐研究”專欄可否與之相聯系，在“絲路文明”等相關課題的研究上作文章，選準方向，有計劃地組發系列文章，推進絲綢之路研究取得某些成系統的大成果。鳳凰衛視近年連續播發“絲路文明”節目，看后深受啟發，關于這一課題似乎大有文章可作。

二、在欄目的編輯上，應再進一步強化問題意識，主動組織開展學術問題的討論與爭鳴

學術研究必須從問題出發，研究、解決學術發展中的難題。在這方面，《陜西師范大學學報》曾先后開設過不少問題欄目，如“哲學體系問題討論”“農民戰爭的歷史作用”“中國哲學史方法論討論”“學術期刊影響力及其評價”“高校辦學自主權及其實現”“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文學經典的承傳與重構”“延安文藝與20世紀中國文學”等，其中辦得最理想的問題欄目則是“歷史地理研究”中的“人類活動對地理環境的影響”。該專欄組發表葛劍雄等專家、學者的論文8篇，分別質疑、探討了全球氣候變暖的成因、農耕活動與湖泊的消亡、西北干旱區河流水量的古今變化、人類活動與毛烏素沙漠南擴、人類社會需求與動物的減少和滅絕等重要問題，在學界產生了較大影響［2］?！短贫紝W刊》應考慮與相關專家尤其是欄目主持人，共同策劃設計漢唐研究領域里類似前沿問題、薄弱環節以及難點問題開展研究。對學術問題的討論與爭鳴，始終是推動學術研究深化和發展的最重要的途徑。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觀點的分歧、結論的不同是不可避免的。學術期刊及其專欄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組織開展不同學術觀點的討論，形成大膽創新、百家爭鳴的氛圍。在學術期刊史上，不少期刊都因為組織重要學術問題討論與爭鳴而成為名刊。如20世紀50年代山東大學校長華崗主持的《文史哲》因長期深入討論中國封建社會分期問題，發表李希凡等批評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有關觀點的論文等，在我國學術界享有盛譽;筆者主持編輯過的《陜西師范大學學報》之所以在文史學術界具有一定影響，其中就與其所開展過的學術討論與爭鳴有很大關系。如著名歷史學家黃永年先生與柳存年先生關于《西游記》《封神演義》成書先后問題、牛致功先生關于西安建都朝代問題的討論等，都為《陜西師范大學學報》擴大影響力起到了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有鑒于此，《唐都學刊》如何在漢唐研究等領域里挑起話題、選擇有價值的問題及其分歧看法，組織討論，這對于擴大專欄及整個刊物的學術影響，都不失為十分有效的舉措。

三、在作者隊伍上，應在重視專家名人的同時，注意把眼光投向有潛力的中青年學者

當前，我國學術期刊辦刊、辦專欄，競爭都十分激烈，其焦點集中在優質稿源上。優質稿件的匱乏，成了當前普通院校一般學術期刊欄目建設和辦刊的最大困難。筆者的建議是，一方面編輯部仍要積極主動地工作，加強與專家等高水平作者的聯系，包括登門組稿，挖掘高水平論文;尤其要重視在高層次學術研討會上面對面地向專家學者組約稿件，這也是提高組稿效率的好方式。另一方面，根據筆者多年編輯工作和指導研究生的體會，博士研究生的博士論文、博士后的出站報告，大都是花費了巨大的精力完成的，不少都有真知灼見，有較大學術價值和較高水平。編輯部可以加強與相關學科專業博士生導師等專家的聯系，發掘有水平有價值的學位論文，選用其中出彩章節?！短贫紝W刊》以往在這方面已經做得不錯，專門開設有“博士論壇”，我認為還應進一步加大這方面工作的力度，更多地把眼光投向有實力的年輕學者。如此，努力建設形成一個老中青相結合的骨干作者隊伍。

音樂是人類在自然之美的觸發之下的感慨，也是內心情感推動下的表白。音樂能喚醒人的內心，滋潤心靈的情感，滋養內在的智慧。作為人類實踐中如此重要的一個部分，音樂及其教育一直存在于人類生活之中。從古至今，無數人為音樂的發展作出重大探索和貢獻，讓其一代一代地傳承下來。然而，不同的時代特征會賦予音樂以不同的內涵甚至特色。時至今日，在科學已經發展到如此地步的時代，在音樂以如此多樣化形式深入到每一個人的精神生活之中的年代，音樂教育的重要性由此變得更加突出。盡管今天我們已經將音樂教育的時間和階段提前，但這不代表我們的音樂教育是有史來最佳。很多時候，音樂教育僅僅被視為一種技術教育或業余愛好的培育，沒有與其他課程尤其是主要的文化課程有機結合起來。在當今高校的音樂教育中，這一點也表現得非常明顯。普通高校的音樂課程設置不僅有不合理之處，而且有時候有違音樂教育之本質。為探索這些問題，由馮蘭芳所著的《普通高校音樂教育》（2018年1月版）一書，結合自身幾十年音樂教學的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認真反思了普通高校音樂教育的現況，從哲學的理論高度和實踐的現實角度系統論述了音樂教育的本質和方法，為當前的高校音樂教育課程設置等具體問題提供了科學的指導和寶貴的建議。具體言之，該書具有以下三大亮點。

一、合理兼顧理論的高度與實踐的廣度

該書實際上是作者對其多年來對音樂的一種哲學理解，同時也是對其多年音樂教育經驗的科學總結。鑒于音樂是一門涉及人的精神生活和情感表述的藝術學科，它不像自然科學門類那樣具有明顯的步驟和章程可循，故該書以論文集的形式成書，充分迎合了音樂的這一特征。這些看似沒有太大關聯的論文之間透露了作者對音樂的哲學理解，如《對音樂欣賞教學的一點看法》《音樂思想的四個要素之間的關系》《現代音樂與大學生》等論文，作者深入剖析了音樂教學和鑒賞背后的哲學基礎，理清了音樂教育與人的生活之間的內在關聯，從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高度剖析音樂作為一種人生哲學的內涵和意蘊。此外，該書還包括系列關涉到音樂教學實踐的論文，如《藝術實踐的目的、價值及研究的方法》《實踐與理論探索》等文章，不僅針對音樂教育的實踐步驟和方法，而且就其實踐目的以及與理論之間的關系進行詳盡的探索，充分反映出該書是一本理論高度和實踐廣度兼并、同時恰當銜接理論與實踐的專業性著作。

二、深入思考高校音樂教育課程的設置問題

在音樂教育過程中，課程設置問題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它猶如指南針對于航海，稍有偏差，便可將整個航行帶入歧途。故此，該書的第二大亮點在于作者深入反思了當前高校音樂乃至藝術教育的課程設置問題。首先，作者分析了當前藝術教育所面臨的普遍問題，那就是機構不健全，師資不充足。這一問題直接導致課程設置不健全的現象，使得一些對于音樂或藝術教育極為關鍵的課程無法得到開設的保障。此外，作者專門針對普通高校音樂課程設置的目標和內容進行探討。該書認為普通高校一定要認清自身的定位，將自身與專業性音樂院校區別開來，以提高學生的審美意識和精神境界為目標來設置課程，其教學內容也應以引導和培育大學生正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為指向。最后，該書還對音樂教學評估等具體問題進行了詳細探索，并針對上述問題提出對策和方案。如關于師資不足的問題，作者特別提出教師跨校兼課和學生跨校選課的教學模式，強調在教學評估中應注重“思路是否開闊”、“內容是否創新”“知識面是否廣博”等標準，從而確保普通高校音樂教育更專、更新、更廣。

三、廣泛吸納經典案例闡釋音樂教育的實際效應

除了高端的理論論述之外，該書也引入了大量的經典實際教學案例，并以之為基礎來闡述音樂教育的現實效果。在《雄風來天地真情出肺腑———訪“亞洲雄風”詞作者張藜》一文中，作者以《亞洲雄風》的歌詞創作為契機，結合張藜的創作經歷，闡述音樂創作和個人的人生經驗及其對人生的哲學領會之間的關系，同時對音樂創造的時代性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強調音樂乃至其他藝術與時代背景之間的大地情緣關系。同樣，在《“追夢紅樓”蕩氣回腸———記首師大的演出盛況》一文中，作者集中從音樂表演的現場闡發音樂對人的情感和理性所能帶來的沖擊和激發?？傊?，借助這些具體的案例，作者旨在于以實際的案例和經驗為出發點，具體實在地闡發音樂教育的現實效應，從而科學論證音樂教育在普通高校教育中的重要性地位和基礎性意義。綜上所述，該書在深入挖掘音樂教育的理論深度的同時，極為恰當地切合到實際的教學實踐之中，尤其是對普通高校的音樂教育課程設置問題所進行的探索，以及對音樂教育的現實效應的闡發，反映了該書具有較高的造詣和旨趣，具有較為深遠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