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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起步于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文物英譯研究，雖然研究視角更加多元化，但發展仍有不足，本文從關聯翻譯理論視角，結合文物翻譯實踐，總結文物英譯過程中應遵循的原則和翻譯策略，以期為中國文物英譯提供嶄新的思路。
關鍵詞:關聯翻譯理論;文物英譯;翻譯策略
作為數千年中華文化的見證者和承載者———文物從不同的角度展現了中華文明各個時期的藝術成就、文化特點和思想意識。在世界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文物已經成為中國與世界各種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這種文化交流需求和全球化發展的背景對中國文物外宣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文物翻譯研究現狀的綜述
相較于其他實用性文本的翻譯，文物翻譯具有更鮮明的民族特點和文化內涵。很多學者嘗試從不同的理論角度切入，對文物翻譯進行探討和思考，以期文物翻譯在兼顧民族特點的同時可以被其他文化背景的受眾廣泛了解和接受。西北大學的穆善培(1991)針對文物英譯中的忠實和通順問題進行討論;朱亞琴(2014)、邵新盈(2016)等基于目的論提出了適用于文物翻譯的翻譯策略;丁寧(2013)基于交際翻譯理論對文物翻譯的技巧和方法介紹進行探討，并提出了相應的翻譯原則;陳小娜(2014)以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為指導，結合國內文物翻譯的實例對文物翻譯中存在的問題以及翻譯策略進行探討;牛佩霞(2019)從模因論出發，將文物翻譯作為成功的文物模因傳播手段，對文物翻譯方法進行總結;王瑞雪(2016)以生態翻譯學理論為基礎開展文物翻譯研究。本文將從關聯翻譯理論入手，對文物英譯進行探討，結合實踐對具體文物英譯問題應采取的策略和遵循的原則進行分析，以期為文物英譯提供一些的新的啟示。
2關聯翻譯理論的發展
以美國語言哲學家、語用學家格萊斯(PaulGrice)1975年提出的交際“合作原則”(CooperativePrinciple)，以及后期衍生的“會話含義”(劉國輝，1999)為基礎，丹•斯珀泊(DanSperber)和迪爾德麗•威爾遜(DeidreWilson)在其著作《關聯性:交際與認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andCognition，1986)中提出了關聯理論:語言是一種演繹推理過程;人們總是希望在交際過程中付出最少的努力來獲取最多的信息，即取得最佳關聯性。由此可知關聯理論并不是一個翻譯理論，而是一個關于語言交際的理論。該理論對翻譯的認識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原文和譯文的對比，而是將其視為一種三元關系，即原文作者、譯者和譯文讀者參與的兩個明示－推理過程，即譯者根據原文文本信息，依靠自己的認知環境，推理出原作者的意圖，尋找出最佳關聯和目的語讀者根據譯者在譯文中提供的信息，進行推理，尋找最佳關聯的過程。關聯翻譯理論中的最佳關聯是指譯者期望譯文讀者在推導原文作者意圖和理解譯文時能“取得足夠的語境效果而沒有付出不必要的處理努力”。
3關聯翻譯理論下文物英譯遵循的原則及翻譯策略
文物英譯時譯者需考慮文本的特殊性。中國文物命名遵循通用標準，實現“觀其名而知其貌”。因此文物名稱雖簡短但是蘊含著豐富的文化信息，文物解說詞，會更加詳實地介紹文物的外形、年代、功用及其歷史價值等。譯者英譯時要充分了解兩種語言認知語境的差異、中西方文化和思維方式的差異，在翻譯過程兼顧語境效果，實現原文和譯文的最佳關聯。
3.1使原文的意圖與譯文讀者的期盼相吻合
中國的文物通常是通過文物的造型、主題花紋、名字、年代、工藝等要素進行命名。這些因素中蘊含著豐富的中國文化信息，且很難全部在英語語境找到對應因素，因此在關聯翻譯理論指導下英譯這些文物名稱時，應充分發揮譯者的責任，不能只是翻譯文本的語言特征，還要保留原文的交際線索，并通過譯文為譯文讀者提供原文中的交際意圖線索，使譯文讀者通過這些線索推導出原文想要表達的文化內涵，進而使原作者的意圖與譯文讀者期盼相吻合。如中國青銅器類文物名稱的英譯，此類文物通常按其造型和功能用途命名:簋(食器)、鼎(食器)、斝(酒器)、罍(酒器)、觚(酒器)、尊(酒器)、卣(酒器)、盤(水器)等。其歷史特點決定了其名稱很難在英語語境中找到對應的專業表達。因此在翻譯此類名稱時，應以讀者期盼和原文意圖相切合為切入點。此類文物名稱英譯是為了向西方世界介紹中華文明，因此在英譯時會沿用其在中國歷史上使用的名稱，并且名稱本身就是重要的文物歷史信息，也是向讀者傳遞其文化內涵的重要媒介。而英語語境的讀者閱讀文物英譯文本的目的，大多是為了了解更多的異域文化歷史，或者希望對文物本身有更多的了解。要同時契合這兩點需求，宜采用直譯加音譯策略，以便最大程度地在譯文中保留中國文化元素。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田率博士翻譯的《白金漢所藏中國銅器圖錄漢英對照》(2014)一書中，便采用了此類策略。如:簋(食器)———FOOFVESSELKUEI鼎(食器)———FOODVESSELTING斝(酒器)———WINEVESSELCHIA罍(酒器)———WINEVESSELLEI這種翻譯方式即可使具備專業知識的學者通過文物名稱就可以獲知該文物的形狀、用途，以及文物背景信息等，同時還有促進中國文化的輸出，使更多的英語讀者可以了解中國文化。
3.2在文物英譯過程應注重其隱含意義的傳遞
格特在關聯翻譯中提出了直接翻譯和間接翻譯的概念，并在概念的解釋中明確關聯翻譯側重的是傳遞文本中所包含的意義，而不是僅僅傳遞原語的文本語言特征。因此在文物英譯時，譯者應向讀者傳達文本的隱含意義，使讀者可以依據自身儲備知識和認知語境正確地推理出文物所代表的意義和用途。在中華文明延續的數千年中，衍生出很多具有象征意義的形象，如象征皇權的龍鳳形象，蘊含吉祥寓意的各種瑞獸形象，還有象征愛情美滿的鴛鴦、并蒂蓮等形象。但是英語讀者要領會這其中的寓意卻是步履維艱，因此在翻譯過程中我們要注重其隱含意義的傳遞。如:“玉如意”，如僅按照文本來翻譯的話，我們可將其譯為“JadeRuYi”，但是這個譯文并不能幫助譯文讀者推理出該文物的用途或者其文化含義。因此在翻譯此類文物時，我們應在音譯的基礎上適當進行增譯，從而全面性地展現該歷史文物背后的文化內涵，因此我們對這個玉如意的譯文應為:“JadeRuYi(S－shapedornamentalobject，formerlyasymbolofgoodluck)”。這個版本的譯文不僅包含了該文物的名稱、材質，還增譯了其形狀和寓意，使譯文讀者在對其外觀形成綜合性認識的同時，也可理解其蘊含的美好含義。
3.3兼顧原作的意圖和讀者的認知語境
關聯翻譯理論追求的是最佳關聯———譯者期望譯文讀者在推導原文作者意圖和理解譯文時能“取得足夠的語境效果而沒有付出不必要的處理努力”。但中西方受到地理環境、社會制度等因素的影響，形成了不同的歷史文化、意識形態和語言文字，進而造就了兩種語言使用者在背景知識、思辨和推理模式方面的差異。所以譯者在進行翻譯時要兼顧原作意圖和讀者的認知語境，并盡最大努力平衡語境效果和處理努力。如在文物翻譯中關于文物年代的翻譯，根據《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工作手冊》的規定，中國古代文物有確切紀年的，名稱中的年代信息一般標示朝代、年號和紀年數字，不標示公元紀年。因此在中國文物解說詞中年代多以朝代標注，如首都博物館中對瓷器的年代翻譯:原文:景德鎮窯珊瑚紅地琺瑯彩花鳥瓶清(雍正)譯文:Vasewithdesignofbirdsandfloweronthecoral－redbackgroundincloisonnéenamelJingdezhenwareYongzhengEraoftheQingDynasty(1723－1735)此譯文處理文物年代時，即保留了原文中的時間標注形式———朝代信息，又在該信息后加注了該朝代的公元紀年。這樣可使英語讀者依據其認知語境推斷出該文物的歷史時期。原文中標注文物年代是為了使參觀者結合文物產生的時代對該歷史時期的文明發展有所了解，但是僅這些信息無法為不了解中國文化的英語譯文讀者提供足夠的認知語境，譯文讀者在通過譯文對原作的意圖進行推理的過程中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獲得與原文讀者相似的信息。因此在對此類信息英譯時應采用加注的形式，在保留原文文化因素，介紹中國歷史發展的同時，也為譯文讀者提供足夠的認知語境。
4結語
文物既是華夏歷史發展的見證者也是中華文化的傳播者。隨著時代發展，對文物英譯的研究視角更加的多元，但是尚未生成系統化的規范。作為一種新的研究視角，關聯翻譯理論主張文物英譯應盡量使原文的意圖與讀者的期盼相吻合，且在翻譯過程中不拘泥于文本信息，注意隱含意義的傳遞，另外還要兼顧原作的意圖和譯文讀者的認知語境，從而實現關聯翻譯理論所追求的最佳關聯，使譯文在譯入語環境中被廣泛接受。
作者：魏翠翠 單位：西安工程大學社會與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