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學論文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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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學論文

傳統文學論文范文1

1.1網絡文學的發展涉及了傳統文學

很多以網絡寫作起家的作者在網絡寫作后,不僅積累了一定的文學經驗,還有了一定的人氣指數,逐漸的網絡作家身份已經無法滿足他們的追求,他們開始了向傳統文學方面發展。在傳統文學中,文學期刊以及出版社在以前一直都被認為是傳統文學的穩固陣地。但是,由于在近幾年來,網絡文化向文學文化的延伸,改變了傳統文學的穩固陣地,很多網絡作家已經進入了各級作家的協會系統,這一巨舉措標志著網絡作家和傳統文學作家的身份已經趨向于融合發展的方向。

1.2網絡作家與傳統文學作家之間的分歧虛假化

很多時候,網絡作家與傳統文學作家之間存在的矛盾被虛假化,這里的虛假化是指二者的分歧被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也被一定程度上娛樂化。事實上,網絡作家與傳統文學作家之間的矛盾并沒有那么多,因為有很多人對網絡與網絡寫作并不了解,并且,他們所持的文學觀念不同,虛化了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之間的矛盾,從而擴大了二者的沖突。

2傳統文學逐漸向網絡文學擴展

盡管傳統文學與網絡文學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但是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也存在著一定的互補性,不僅網絡文學向著傳統文學方向延伸,傳統文學也向著網絡文學方面不斷的發展。傳統文學作家在創作了一部作品以后,利用網絡發表自己的作品,或者是開設博客等等,其目的在于擴大傳統文學作者所創作作品的影響力。另外,也有很多的傳統文學期刊在網上將自己的作品開設了電子版,雖然傳統文學作者需要注意作品的發行量,但是,在網上上傳作品會使作品發行量滯后,可上傳后的傳統文學在此時也被稱之為“網絡上的文學”。除此之外,傳統文學不斷擁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創作團隊,還擁有一個文學批評團隊,這兩個團隊的存在,為傳統文學發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網絡文學作品的一個較大的特點就是篇幅較長,而傳統文學的篇幅一般較短,這也是兩者之間最大的一個區別。如,網絡小說與傳統小說,網絡小說的篇幅遠遠超過傳統小說的篇幅,這也是網絡閱讀的一個最大特點。網絡文學的出現給傳動文學帶來的不單單只有沖擊,它還從某一方面上推動了傳統文學的發展。二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性,也同樣存在著互補性,在某一方發展的同時,也會映射出另一方的影子,同時,兩者也向彼此延伸發展。

3結語

傳統文學論文范文2

[論文摘要]文學進駐網絡空間并且成為一個活躍的臣民,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那么,因為網絡文學的出現,傳統文學正在或者即將發生哪些深刻的改變,本文試圖通過研究網絡文學之現狀及其特點,進而分析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的關系。 

 

資深作家陳村慷慨地贈言網絡文學:“前途無量”。他在“網絡之星”叢書的序言之中說:“有人一口派定網上的文學作品都是垃圾,那是精神錯亂,我們應該憐憫他。有人說網上的作品才是文學,那是理想,我們要努力。”可見,網絡文學在當今文壇上其勢頭已經不可抵擋,有燎原之勢。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網熱背后的傳統文學,二者之間有著錯綜復雜的關系。 

一、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的現狀比較 

網絡的介入使得文學寫作不再是創作者一個人的事了,而變成一種集體智慧的凝聚,走出了文學創作的一條新路。但是,與傳統文學一樣,網絡文學的本質還是文學,它與傳統文學有著解不開,理還亂的復雜關系。 

(一)存在方式的比較 

網絡文學的存在方式較之傳統文學的存在方式產生了極大的變化,主要有文本載體、文本形式和文類界限的易位。 

(1)文本載體的不同 

傳統文學作品主要以書本、雜志、報紙等“硬載體”文本出現的,它們陳列在書架上,擺放在案桌前,構成一種廣延性的物質性存在。網絡文學則以電子符號的軟載體形式存在于電腦中,傳輸在互聯網上。在這里,文學創作具有更大的開放性和隨意性,也可隨時更改。 

(2)文本形式的不同 

傳統文學是線形平面的文本構造形式。盡管其也可以運用插敘、倒敘等手法或多線索結構,但由于媒介的三維物理空間的限制,其文本的空間是凝固的,容量是有限的。網絡文學顯示的是超文本鏈接的立體構成形式。它的特征是閱讀的多線性或超線性,即由線性結構轉向鏈接性結構,由剛性結構轉向彈性結構,由封閉結構轉向開放結構。 

(3)文類界限的不同 

在傳統文學類型中,有詩歌、小說、散文、劇本的“四分法”,同時,紀實文學和虛構文學、文學創作和生活實錄、文學和非文學的界限都非常明確。當我們在欣賞某一傳統文學作品前,我們都會事先知道它屬于那一種體裁或在閱讀的過程中輕易地分辨出來。但在網絡文學中,文類界限已變得模糊或被淡化。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們很難分清它們屬于哪一類文體,因為這些作品給我們的感覺往往是模棱兩可,傳統的文學分類法對它們無從歸類。 

(二)創作模式的比較 

網絡文學和傳統文學的創作模式的不同主要包括構思方式和創作手段兩個方面。 

(1)構思方式的比較 

傳統的文學構思是個人化的藝術思維,它要基于個人的生命體驗和生命感悟,不斷為內容而尋找形式,以整體的藝術觀照來施展自我潛在的藝術創造力,為作品的生成打造審美原創的藝術胚胎。而網絡文學則不同,它的寫作是隨意的,無需完整的藝術構思。如一位文學網友所說:“文字在我是生活狀態,只喜歡第一時間的真實感受,不會為文而文,沒話找話。我只是坦坦然然地寫下我的歌、哭、欲、求,我對人生的思考,我對社會的解說。你有你的體驗和實證,我也有我的,我們享有平等的話語權?!?nbsp;

(2)創作手段的變異 

網絡作者首先需要以機換筆,讓一筆一劃的“爬格子碼字兒”變成輕松的鍵盤輸入,也可以運用萬通筆或無線壓感筆作手寫輸入,或是在交互語音平臺上進行語音輸入。這種創作手段使文學創作者寫作時不再低頭,而是抬起了頭,十個指尖在鍵盤上飛舞。 

(三)傳播模式的比較 

(1)傳統文學以書面材料為載體。 

傳統文學,屬于單向傳播,其信息傳播模式是傳播者媒介接收者。對此,有學者評價說;“在這里,作者是一個絕對核心因素,是文本全知全能的主宰角色,一切都是已知的,既定的讀者只是等候智者訓導的角色。” 

(2)網絡文學有雙向交流的特征。 

網絡文學信息傳播模式是傳播者媒介接受者傳播者(或其他接收者)。在一般情況下,讀者面對自己感興趣的作品,才更容易產生閱讀作品與參與交流的渴望。網絡文學的作者和讀者的角色是可以互換的,因為交互活動本身常常將欣賞變成了創作,或將創作變成欣賞。 

(四)語言的比較 

文學的存在方式和創作模式以及傳播模式的改變必然會帶來語言的變化。網絡文學作為一種新型的文學樣式,它的語言突破了傳統文學語言的藩籬,表現出了差異性。 

(1)傳統文學講究文學語言的情感性,特別注重文學的表情達意,通過氣氛的渲染,景色的烘托,傳達出人物的情感體驗。有時,為了作品思想內容和精神感情表達的需要,作者會對某些情節進行鋪陳敘述。但由于網絡文學受制于網絡閱讀和傳播所需要的明了通俗等因素,其語言往往追求簡約、形象和直觀,詞組縮寫和符號表意成為網絡文學中比較典型的語言形式。 

(2)傳統文學中,人物的性格特征通常通過個性化的語言體現出來。通過閱讀這些個性化的語言,你的腦海中就會勾勒出人物的形象。但網絡文學語言抹殺了語言的個人色彩,而取之以格式化、程序化的語言模塊,閱讀起來更加生動自然。 

作為一種新的文學樣式,網絡文學是適應時代而產生的,它雖然沒有傳統文學根深蒂固的地位,但它也有傳統文學無法比擬的優勢。我們應該用全面的眼光來看待問題,妥善處理好網絡文學和傳統文學之間的關系,使它們同時為我們提供優質的精神糧食。 

二、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的融合 

隨著時代的發展,網絡媒體對傳統媒體的沖擊力會越來越大,網絡寫作與傳統寫作必將共爭日月,網絡文學因為其自身的優勢比傳統文學更為普及,影響力更大,并且形成壓倒之勢。然而,它們畢竟是同根同源的,只有相互補充和完善才能真正共榮,促進文學的長足發展。令人欣慰的是二者的關系正走向融合,具體變現在: 

(一)開發工具的融合 

在文學創作中,過去那種伏案執筆,正襟危坐,滿地廢棄紙團的寫作方式,不多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輕松自由的“電腦+網絡”寫作方式,無論是在床上,在車上,在公園,甚至在兩萬米的高空,都可以用電腦進行文學的開發和修改。當需要時,作家可以通過有線或無線網絡,將作品立即發送到出版社的電子郵箱或網站的欄目下,沒有以往的紙質信件方式的緩慢和不安全,達到了現實意義上的零消耗。美國信息傳播學家保羅·利文森曾言:“個人計算機以及它對書寫的影響可以被看成是書寫缺陷的補救媒介?!痹陂_發工具的這一點上,傳統文學的作家在向網絡文學的工作方式靠近,進行著開發工具方式的融合。 

(二)方式的逐漸融合 

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在方式上各有優缺點,取長補短是兩派作家期望達到的目標。傳統作家在不斷的將自己的作品按照原來方式發行的同時,也在建立自己的博客,宣傳作品,和讀者進行即時的思想交流,使得每個人都可以擁有自己的“出版社”和“新聞中心”,一些網絡文學的先驅骨干人物紛紛嘗試融合傳統文學的形式,通過將作品在網上的同時,也出版成書或賣與報紙連載,獲得版權和收益,借用傳統文學的評價理論來要求自己作品,以獲得傳統文學界的認可,無論是傳統文學還是網絡文學,作品方式的改變都大大增強了作品的生命力。 

(三)思維觀念的逐步融合 

經過十幾年的發展,網絡文學逐漸成熟起來,認識到了自己的不足和缺點,努力從其它學科知識中吸取養料,尤其是從傳統文學中獲得的最多。傳統文學在這期間,也逐漸看清了網絡文學的本質,摒棄了先前的偏見,從中看見了諸多閃光點,為自己的發展開辟了新的方面。在許多的評價標準上,兩者在逐步的融合,以前的傳統文學,不是走大眾路線,而是精英路線,受眾很少,影響力在一個狹小的范圍內,傳統文學作家認為這才是合理的生長氛圍,能出精品,但是受到網絡文學的影響后,他們看到只要面向大眾,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勢,能更好的達到了普及文學的作用,非已往自斟自飲所能比擬,所以傳統文學在創作和傳播工具方面,以及反映社會新氣象和新的生態環境等方面,大力向網絡文學靠近。 

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的融合比以往任何時候速度都要更快,范圍都要更大。但是要讓網絡文學融入傳統文學中,讓傳統文學接納網絡文學,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歷史上來看,很多生命力很強、有深刻內涵的小說也是在經過長期的發展和努力后,才登上大雅之堂,最終成為經典之作的。傳統文學的根基雖然牢固,但也經不起時代的磨損,網絡文學可以成為填補缺陷的有用之才,在自身不斷發展的同時也為傳統文學添磚加瓦,二者逐漸融合為令讀者更滿意的文學作品。 

網絡文學的興起,并不意味著文壇的分裂,實際上是不同板塊之間密切的互動。一方面,網絡文學一些成功的作品出版,暢銷書籍又可以通過付費的方式在線閱讀,使商業出版為依托的大眾文學與網絡文學天然地聯結在一起;傳統文學也在親近網絡,創作上頻繁交流,理論研討和作家培訓不斷,各種評獎活動方興未艾,兩種寫作正在積極展開各種對話,試圖尋找到最多的關聯點。從一定意義上說,網絡文學就是新科學技術對文學發動的一場革命。對于這場革命,傳統文學領域的大多數人還顯得相對無知,我們必須進一步學習了解,積極接受網絡文學的長處和優點。這場文學革命是空前盛大的,注定意義非凡,由網絡文學引發的新的文學熱潮,正在開創當代中國文學的嶄新時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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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學論文范文3

我在教學《矛和盾集合》一課時,我板書標題后,我問學生:“由課題你會想到了哪個成語?”有學生說:“自相矛盾?!蔽野鍟诤诎迳?,又問:“誰知道這個成語是什么意思?”有名學生說得不夠清楚,我借機對學生們說:“希望同學們課下尋找資料弄明白這個成語的意思?!奔ぐl了學生課外閱讀的積極性。復習完本課的詞語,開始講讀課文時,我借助弟子規中說的“讀書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教育學生在讀書時要做到心到、眼到、口到,這三到都要實實在在地做到。教學《孔子拜師》時,我先出示孔子的名言:“溫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讓學生讀,然后我說:“孔子為什么能說出這么有哲理的名言,是因為他虛心好學?!比缓髮W習課文,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很高,教學效果較好。教學《和時間賽跑》時,積累了關于珍惜時間的名言“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一日之計在于晨,一年之計在于春;黑發不知勤學早,白首方悔讀書遲;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睂W唱了《明日歌》。教育學生懂得珍惜時間,努力學習。

二、利用故事熏陶學生小學生都喜歡聽故事

這是他們的共性。語文教材中有許多經典的國學故事,如成語故事《揠苗助長》、《守株待兔》、《三顧茅廬》、《聞雞起舞》等,三字經中的《孟母三遷》、《孔融讓梨》、《鐵杵成針》等等。在課堂中開展以故事為主要內容的聽、說、讀、寫、記、演等形式的綜合性語文訓練活動,能有效提高小學生的語文素質和文化素養。所以我每天利用課前幾分鐘的時間,由學生輪流講故事,目的是讓學生感到國學故事的無限精彩,對成語產生濃厚的興趣。然后,讓學生說一說從中明白了什么道理,從而為學生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打下基礎。最后,由學生合作表演故事,他們積極性很高,表演欲望強烈。表演的過程正是理解的過程,這樣不但展示了學生的表演能力,而且鍛煉了其合作能力。

三、結合學?;顒訉W習傳統文化

傳統文學論文范文4

關鍵詞:傳統文獻學;書目分類;版本分類

Abstract: Content of “documents” is current or historical, which allows no confusion. The object of document study is the text of documents, but not “documents” themselves as is commonly understood. “Classification” and “cataloging” as the two basic parts of catalog study are not to be misunderstood. A cataloged classification of books consists of general works and specific works, and the traditional practice of classifying books into specific classes and special classes should be given up. Edition study classifies editions into written editions, which are reclassified into hand-written, copied, and photo-offset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editions, which are re-pided into carved, typed, lithographic and block-printed editions. All these will be re-re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ime region, subject and craftsmanship.

Key Words: traditional document; catalog; edition classification

文史學界所謂“文獻學”(筆者謂之“傳統文獻學”)發展到今天,已經相當成熟。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冠以 “文獻學”之名的學術著作至少在五六十種以上,至于沒有冠以“文獻學”之名而屬文獻學各分支學科范疇的論著則數倍于此。另據《全國報刊索引》統計,1978-1998年文獻學理論研究的論文達500多篇,其中僅探討文獻學定義、學科體系的論文就不下百篇。但筆者發現,有關文獻學的諸多理論問題,至今莫衷一是,特別是文獻學中“文獻”的內涵與版本目錄學中的分類問題,仍然存在著相當大的理解誤區,有必要加以辯證。

一、 古今“文獻”概念的內涵

據現有文獻資料所載,中國“文獻”一詞最早出現在《論語·八佾》:“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薄抖Y記·禮運》也有類似話語:“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薄断臅r》,漢代經學家鄭玄以為即夏代歷法書,其殘者有《夏小正》;《坤乾》,鄭玄以為即殷代陰陽歷法書,其殘存者有類似于《周易》的殷《歸藏》。從此,“文獻”一詞,成為傳統文化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術語之一,僅《四庫全書》就可檢索到1 1000多條。但是,“文獻”一詞的內涵究竟是什么,不僅一般民眾不甚了了,就是學者們也眾說紛紜。在現有社科工具書和學者論著中,對“文獻”一詞的理解歸納起來就有好幾種不同聲音:有的指典籍,有的指典籍與口耳相傳的資料,有的指典籍與賢才,有的指具有歷史價值的圖書文物資料,等等。這種狀況顯然不利于文獻學理論的升華與普及。

“文獻”一詞的含義之所以如此眾口不一,筆者以為原因之一,在于古代“文獻”一詞的含義原本就有兩個不同“版本”:一是漢代大經學家鄭玄對孔子上面一段話的注釋:“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注: 引自何晏《論語集解》,見阮元《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可見,鄭玄以“文章”與“賢才”來詮釋“文”與“獻”。從此,“文獻”指典籍與賢人的含義廣為流傳,為學者所熟知。二是南宋學者馬端臨在其所編《文獻通考》一書中對“文獻”的解釋:“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謂獻也?!瘪R氏這里所謂“文獻”顯然包括三種歷史資料:正式印行的典籍,未正式結集印行的官僚名士的零散章奏詩文等,社會名流的談話記錄或采訪筆錄等。簡言之,就是指正式印行的典籍和未印行的文字資料。這種詮釋更為后世所接受,現代人們所理解與使用的古代“文獻”概念的內涵正是這個范圍。無疑,鄭玄與馬端臨對“文獻”一詞的理解是不同的,分歧主要在于對“獻”的詮釋不一,馬端臨釋“獻”為“賢才的論議記錄”,鄭玄則釋“獻”為“賢才”。令人不解的是,當代許多學者既服膺鄭玄的詮釋,又使用馬氏的定義,往往是先述鄭玄的詮釋,接著歸結為馬端臨的定論,卻對“賢才”是如何轉變為“臣僚之奏疏”、“諸儒之評論”、“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這一問題視而不見、避而不談。這就造成了“文獻”一詞在同一學者或同一著作中既指典籍與賢人,又指典籍與其他口耳相傳資料的混亂現象。實際上,只要認真作一番“證文考獻”的工作,就會發現,鄭玄的理解是有問題的:首先,先賢們已經注意到鄭玄注的問題所在,如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對“文獻”一詞作的說明是:“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彼⒉恢苯咏狻百t”為“賢才”,表明其意向與鄭玄是不同的,這是很值得注意的現象。近代學者劉師培也注意到了鄭玄注的問題,在《文獻解》一文中另辟蹊徑,指出:“儀、獻古通。書之所載謂之文,即今人所謂典章制度也;身之所習謂之儀,即古人所謂動作威儀之則也。儀之與文,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孔子言夏殷文獻不足,謂夏殷簡冊不備,而夏殷之禮又鮮習行之士也。”劉師培將鄭玄所謂“賢才”解釋為熟悉并能夠演示禮儀制度的禮賢之士,由泛指轉為特指,意思更為明確。當代學者王欣夫以為:鄭玄注《論語·八佾》,用“文章”解釋“文”字是容易理解的,用“賢才”二字解釋“獻”字則不好理解,“是根據《爾雅·釋言》:‘獻,圣也?!ブc獻,是同一意義。于是,‘文’與‘獻’有不同的內容。據《春秋公羊傳》卷一疏引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可以推知,……周有百二十國寶書,這就是‘文’,使子夏等十四人求之,這就是‘獻’?!?又認為,孔子所謂“文獻”是對“禮”而言的,而“禮”的范圍極廣,積累極富,要靠文章來記錄,而寫這些文章的人自然是博學賢才,這些賢才又是創造或研究典章制度、歷史文化的,因而后來凡是歷史性材料都稱之為文獻。劉師培“把獻字解為一個人的動作,比鄭玄更為明白”。[1]業師張舜徽先生則直接把“獻”理解為“耆舊言論”,包括口耳相傳的故事和士人學者的評議等。(注: 參見張舜徽《中國文獻學》第1編第1章,中州書畫社1982年版,第1頁。下引同此,不再注明版本。)可見,漢代以來的這些學者并不認同鄭玄以“賢才”釋“獻”的說法。筆者20年前曾撰《文獻之我見》一文,提出:“獻”有獻進之義,古有“貢獻”、“膳獻”、“羹獻”等說法,“文獻”之獻即古代祭祀薦進之物中的“獻進之文”,子夏等得百二十國寶書進獻給孔子亦屬其類,故孔子有“文獻”之謂。[2]其次,我們應該思考一個問題:杞、宋是夏、殷兩個王朝的后裔之國,這兩個小國的賢才對孔子考求夏、殷二代禮制有什么作用呢?無非是他們能夠憑著自己的學識與記憶,將夏、殷二代禮制復述或演示出來,以證實孔子從典籍或研究中得來的對夏、殷禮制的理解與體會。因此,孔子所謂“獻”絕不應是泛指意義上的賢才,而是那些既熟記禮儀掌故又能夠身體力行演示復述禮儀制度的專門人才所展示或口述的夏、殷禮制掌故。其三,也不能忽略另一個問題,即先賢言論必須要有載體才能流傳下來,任何議論話語只有通過文字記錄才可能為人所取資,故“考獻”最終還是要落實到這些人自己寫下來的和別人錄其口述的文字資料??傊拔墨I”之“獻”應該是指典籍之外社會名流留下的言談論議章奏詩文等文字資料,而不是單指“賢人”;孔子所言“文獻”應是指“典籍與賢人的口碑野史記錄”而不是“文章與賢才”,鄭玄注可能曲解了孔子之意,抑或后世對鄭玄的理解過于簡單。

“文獻”一詞含義歧異的原因之二便是將傳統“文獻”概念與現代“文獻”概念混為一談?,F代“文獻”概念著眼于圖書資料所含有用知識與有用信息,故1983年制訂的國家標準《文獻著錄總則》將“文獻”定義為:“記錄有知識的一切載體。”《中國大百科全書》在此基礎上又增加了“信息”二字:“記錄有知識和信息的一切載體?!憋@然,傳統“文獻”定義比現代“文獻”定義要窄。一些學者在研究和撰述文獻學論著時忽略了這種區別,也以國家標準為模式,如法炮制,將傳統“文獻”與現代“文獻”本來很清楚的含義揉合在一起,試圖總結出一種能夠包括古今一切“文獻”的定義,結果弄得紛繁復雜,出現了多種“文獻”定義,這固然有利于百家爭鳴,但也有害于學科理論水平的整體提升。

二、 文獻學的研究對象

文獻學的研究對象,是首先需要重新思考的一個問題。一個世紀以來,文獻學界理所當然、自然而然地認為,文獻學的研究對象很明確,就是“文獻”。實際上,只要我們認真地聯系歷代文獻學家研究古文獻的歷程,剖析“文獻”結構,就可以明白,這是不確切的。因為,任何“文獻”,除了形態之外,其“內容”實際上可以分為學術內容(或者說思想內容)、文本內容(或者說文字內容)兩個層面。雖然兩者有時是難以截然分開的,有時卻是很不一樣的。以《老子》文本為例,河上公與王弼《老子注》本的經文約5 400余字,相傳為張道陵所作的《老子想爾注》本經文剛好5 000字,兩者的文本內容顯然是不一樣的;但兩種文本都是81章,其學術思想內涵則是一樣的。對于文獻學研究者整理《老子》來說,其81章的學術內容如何,并不是關心所在,其文本內容的不一樣則是我們要著重校勘考證的。又以《春秋》為例,其文本的文字含義與所包含的學術思想內容存在著較大的距離,故數千年來人們都在通過其文本文字內容來尋求其學術思想的“微言大義”,而我們文獻學研究者關心的僅僅是其文本的文字內容是否有缺、有誤、有衍等??梢赃@么說,一種“文獻”的學術思想內容是不變的,其文本的形式與文字內容則是有差異的、有變化的,即使當今光電時代的出版物,其同一版本不同印次的圖書,都可能因個別字詞改變而致文本有差異,更遑論古代抄本、雕版、活字本的差別了,而這些差異可能影響對其學術思想內容的理解。此其一。其次,文獻學研究者平日所從事的校勘、辨偽、輯佚等等工作,所涉及的都只是某種文獻的文本。換句話說,我們工作的平臺只是某種文獻的文本;我們所說的某種文獻的文字有誤、內容有佚有偽等,都只是就某種文獻的文本而言的,一旦文本變換,我們的結論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就不一定可靠了??梢?,文獻學研究者所整理研究的只是文獻的文本形態與文本內容而不是其全部。因此,準確地說,傳統文獻學的研究對象是“文獻的文本”。文獻學是一門以文獻文本為研究對象,志在整理與研究傳統文獻各種文本的整理、保存、檢索利用的規律與方法,以提高歷史文獻的完整性、準確性、普及性,確保人們對傳統文獻的傳承與利用的應用性學科。這個新定義,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研究對象是文獻文本而不是以往所說的“文獻”,這更加切合文獻學家的研究實際;二是學科內容是整理、利用文獻的方法論,而不是停留在以往所注重的文獻發展史上,這有利于學科理論的發展與提升;三是學科屬性是應用性,而不是理論性,這有利于避免人們盲目追求思辯理論、脫離實際的研究。

三、 目錄學中的分類與編目

在文獻目錄學研究內容中,“文獻分類”(或謂圖書分類)與“目錄分類”混而不清,是一些文獻學論著存在的一個問題。文獻分類,縮小一點說,就是圖書分類。中國最早的圖書分類法是西漢時代產生的“六分法”,即劉向、劉歆父子主持國家圖書整理時所分六經類、諸子類、詩賦類、兵書類、數術類、方技類等6大類,大類之下再分為38小類。再后來便是魏晉時代產生的甲、乙、丙、丁四分法,即一直流傳到現在仍在使用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此外,歷代還有一些不為主流文化所采納的其他分類法。對于圖書分類,有的論著稱為“目錄分類”,嚴格說來,這是不太科學的。因為,其一,“目錄分類”這個概念外延很廣,大大小小的圖書館館藏目錄所含圖書分類,可謂之“目錄分類”;而為研究某一問題而編制的大大小小的論著目錄所作分類,也可謂之“目錄分類”;還有將書目分類綜合目錄、專門目錄、檢索目錄、藏書目錄等等有關書目的分類也可稱為“目錄分類”,而這三種分類是大不一樣的,后兩種分類并不是圖書分類,而是為便于學術研究所作的分類。其二,任何時候、任何主體編制的圖書目錄,其分類都是實際圖書分類在目錄上的體現,即先有圖書的分類,再有編制目錄時的分類。而“目錄分類”這個概念混淆和掩蓋了這種先后源流關系。可見,用“目錄分類”來指稱“圖書分類”是不確切的。

“分類”與“編目”,混而不分,分而不清,是目錄學理論敘述中又一個需要辨析的問題。文獻經過分類,下一步便進入目錄編制程序而形成文獻“目錄”;“目錄”包括一書之篇目和群書之編目。一書的篇目構成一書“目錄”,群書的編目構成群書目錄,謂之“書目”。群書目錄著錄的內容,有的只有作者、書名、卷數等,有的則包含大序、小序、內容提要(解題)等等。文獻分類與文獻編目既有聯系更有區別。有聯系的是文獻分類有時是與文獻編目同時連續進行的,如一些藏書家對其書目的編制可能就是邊分類邊編目;有區別的是文獻分類在很多情況下又是與文獻編目分別進行的,是相對獨立的,如大型圖書館的圖書編目都是按照先擬定好的分類方案進行的,中國古代皇家圖書館的圖書也只能是先進行分類再給予編目。故“分類”與“編目”是文獻整理的兩個不同環節。中國古代、近代的目錄學家對此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宋代文獻學家鄭樵在其《通志·校讎略》中一再強調分類與編目的異同與依存關系,認為“編次必謹類例”,編目不成功根源都在于“類例不明”。近代目錄學家姚明達則強調中國古代目錄學的最大特點就是“重分類而輕編目,有解題而無引得?!保?]404在其《目錄學》和《中國目錄學史》兩書中均專設分類篇、編目篇分別加以論述。李日剛《中國目錄學》謂:圖書分類“應使學者有‘即類求書,因書究學’之便利”。“何為編目?編目在就書之本身,加以編識,如書名某,著作者某,何時出版?何處出版?若干卷,若干頁,內容若何?等等,均須加以簡明之敘述。此即目錄學定義上,所謂‘推闡大義’、‘疏通倫類’,此部分工作,在目錄學上,治書之第一步工作是‘分類’,接連發生者則為‘編目’”。[4]可見,“分類”與“編目”是目錄學中兩大基本問題,其理論與方法應是目錄學理論中的主干,其聯系與區別應該在相關論著中加以明辨。

四、 目錄學中的書目分類問題

自劉向父子撰成《別錄》,創立群書目錄之體,到梁阮孝緒《七錄》為目錄書專立“簿錄”一類,再到鄭樵《通志略·藝文略》,開始將群書目錄分為“總目”、“家藏總目”、“文章目”、“經史目”等四大類,表明目錄書數量已經蔚為大觀。據汪辟疆《目錄學研究》、孫殿起《販書偶記》統計,自漢至清,知見目錄書約300余種。顯然,如此眾多的目錄書沒有適當的分類,是不便于著錄和利用的。但目錄書究竟如何分類呢?直到目前,似乎還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清人湯紀尚曾把目錄書分為朝廷官簿、私家解題、史家著錄三類。汪辟疆則將目錄書分為目錄家之目錄、史家之目錄、藏書家之目錄、讀書家之目錄四類。周貞亮、李之鼎撰《書目舉要》分目錄書為部錄、編目、補志、題跋、考訂、校補、引書、版刻、未刊書、藏書、釋道目等11類,近人陳鐘凡在此基礎上又增加“自著書”而成12類。余嘉錫按照目錄內容結構將目錄書分為三類:第一,部類之后有小序,書名之下有解題;第二,有小序而無解題;第三,小序解題并無,只著書名。[5]近代目錄學家姚名達在綜述前人目錄分類基礎上將目錄書分為“史志目錄”、“宗教目錄”、“專科目錄”、“特種目錄”4大類。并指出:“??颇夸洖橛涊d各種學術之書目,必自成系統之學科始有獨立之目錄。與藏書總目錄及史志皆屬不同。此外,尚有許多性質特別而又不限于一科者,如地方著作、叢書、禁書之類,莫不各有目錄,其所貢獻于學術者并不下于專科目錄,然欲起一名以總攝之,頗屬不易,故姑名之曰特種目錄焉。”[3]375顯然,姚名達所謂“特種目錄”是在沒有適當名稱的情況下暫時使用的。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目錄編》將目錄分為綜合目錄、學科目錄、特種目錄三類,杜澤遜《古文獻學概要》將目錄分為公藏目錄、私藏目錄、史志目錄、專科目錄、特種目錄,周少川《古籍目錄學》則根據編制目的和社會功用分目錄為國家書目、史志目錄、私家目錄三類;又根據收錄內容分目錄為綜合目錄、地方目錄、??颇夸?、特種目錄。這表明:第一,關于書目分類,學界并沒有一個共同標準和一致結論,人云亦云、因循守舊的成分較多;第二,這些分類的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接受了姚名達關于“??颇夸洝迸c“特種目錄”的分類觀點。然而,“特種目錄”與“??颇夸洝痹趯嶋H歸類中往往容易混淆,如地方文獻目錄,姚名達歸入特種目錄,程千帆、徐有富歸入綜合目錄,杜澤遜歸入??颇夸浿械氖凡磕夸洠苌俅橹畣瘟幸活?。再如叢書目錄,姚名達、杜澤遜歸之特種目錄,程千帆、徐有富則納入專科目錄。這表明何為“特種目錄”,人們在實際運用中是很難把握的。從上述姚名達的敘述中可知,他所創“特種目錄”是為那些與專科目錄有“?!钡墓餐c而又不限于一“科”的目錄特設的,所列書目實際上都是某一專題書目,如地方文獻目錄、叢書目錄、禁書目錄等;而“專科目錄”所列書目則是某一專門之學的書目,兩者都是專門性書目,“專門性”是它們的共同點,與之對應的便是綜合性書目。張舜徽在其《中國文獻學》中將書目分為官簿、史志、私錄、其他,認為前三種是綜合性書目,“其他”則是各種專門性書目,這是很有道理的。[6]因此,結合圖書目錄編制實際程序和前賢時彥研究成果,我們認為,圖書目錄可以從內容、范圍、性質方面區分為綜合性書目與專門性書目兩大類。

綜合性書目包括所有非專一的圖書目錄,如國家藏書目錄、史志目錄、私家目錄等,其實質是藏書目錄(史志目錄絕大多數也是根據當時的藏書目錄寫成的)。國家藏書目錄指由政府組織學者對國家藏書進行整理后所編制的總目錄。有的論著稱為官修目錄或官簿,這實際上不太準確,因為隋唐以后許多史志目錄也是官修的,但并不能代表國家藏書目錄。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國家藏書目錄是西漢劉向、劉歆父子奉命主持整理朝廷藏書之后編成的《七略》,這也是歷史上第一部官修書目。此后,歷代都編修了大量國家藏書目錄。最有名的有王堯臣主持編撰的《崇文總目》和清代紀昀等人編的《四庫全書總目》200卷。《四庫全書總目》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綜合性國家藏書目錄,該書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著錄,四部之下分44小類,共著錄書3 461種,79 309卷;存目書6 793種,93 551卷。

史志目錄是指歷代史書中藝文志、經籍志所列書目,如《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明史·藝文志》、《清史稿·藝文志》等;其他體裁史書的藝文志、經籍志,如《通志·藝文略》、《文獻通考·經籍考》等。正史中藝文志、經籍志所列書目基礎是國家藏書目錄,但又不等于國家藏書目錄,因為史志中所列書目有一些可能并不是國家圖書館所藏,而是史臣從各種書目中收集而來的書名。私家藏書目錄是指歷代藏書家和學者所編藏書目錄。我國的私家藏書目大約出現于魏晉時期,南齊王儉《七志》,梁阮孝緒《七錄》即是早期的私家藏書目。此后歷代都產生了大量私人所編藏書目錄,如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尤袤《遂初堂書目》、祁承火業《澹生堂藏書目》、毛《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毛鳳苞《汲古閣題跋初集》、鄭德懋《汲古閣??虝俊贰⒅苤墟谀7隆端膸烊珪偰俊匪帯多嵦米x書記》等。

專門性書目包括所有非綜合性的圖書目錄。所謂??颇夸?、特種目錄所包括的圖書目錄都屬此類,如叢書目錄、地方文獻目錄、推薦書目錄、禁毀書目錄、引用書目錄、版本目錄、個人論著目錄、舉要目錄、知見(經眼)書目等。這些都是出于某一專門目的、按照某一專門方向或某一專題特色編寫的書目,其實質是檢索目錄。專門性目錄在中國歷史上,最早出現于魏晉時期,《隋書·經籍志》史部簿錄類即著錄有摯虞的《文章志》4卷、傅亮的《續文章志》2卷等,均為文學專門性書目。唐人私家專門目錄更多,見于文獻記載的有:玄宗時毋編修的《開元內外經錄》10卷,唐智升的《開元釋教錄》20卷,憲宗時李肇的《經史釋題》2卷,另外還有宗諫的《注十三代史目》10卷,常寶鼎的《文選著作人名目》3卷,尹植的《文樞秘要目》7卷,孫玉汝的《唐列圣賢錄目》25卷,以及不知撰人《河南東齋史目》3卷等,可惜,這些目錄大多都亡佚了。

五、 版本學中的版本分類問題

對傳統文獻的版本進行適當分類,有利于我們對眾多流傳過的版本提綱挈領、按圖索驥,也便于分別論述。所以,有關文獻學論著和版本學專著都做了這方面的嘗試,但缺乏公認標準,分類的方式與結果殊不一致,不利于版本學理論升華。如有的版本學論著對版本的分類多達15個方面,細至從顏色、內容、質量、用途等方面去分,反而令人摸不著邊際。[7]有的則將版本類型與??彼冒姹拘g語混為一談,如所謂善本、校本、批校本、底本等,都是??惫偶畷r所用術語,不是版本的某種類型,而一些相關論著卻將其與所謂抄本、刻本、活字本等版本類型相提并論。筆者以為,對傳統文獻版本的分類,既要保持傳統約定俗成的合理部分,也要遵循科學分類的邏輯原理而摒棄傳統模糊非理的一面。科學分類的邏輯原則是:1.劃分必須按層次逐級、同一標準進行;2.每一層次各子項外延既不能相互排斥,其總和也不能超出上一層次母項外延。按照這一原理來給版本分類,不難看出,歷代文獻各種版本最明顯最基本的特征是錄載文字的方式不同。就這一方式來劃分,版本只有兩種類型:即寫本與印本。寫本就是手寫成的文本,印本就是運用一定方式將文字印在紙張上的文本。這可以看作版本最基本最上位的類型,兩者絕不可能再混合為一。其次,我們來看寫本和印本能否再繼續細分,根據古籍發展史和現狀,可知,寫本還可根據其“寫”的不同狀況和不同主體再分為稿本、抄本、影寫本三種類型。稿本是作者撰寫著作時手寫而成的,抄本是讀者在讀書時隨手抄成或專業抄書手按照一定要求對照原書抄寫而成的,影寫本是讀者或專業抄書手按照原書模樣摹寫而成的。印本還可根據其“印”的不同方式再分為刻本、活字本、石印本三種類型??瘫炯磳⑽淖窒瓤逃谀景逯希瞥蓵?,再著墨印刷于紙頁上;活字本即先將文字制成一個個的單字,然后根據文獻內容需要將一個個活字排成書版,然后再著墨印刷成書。在寫本和印本的各種類型中,還可以按照時間和地區來作區段劃分,但只有刻本因時間與地區不同造成版本形態與質量有很大差別,其他幾種類型的差別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同時,刻本也是傳統文獻版本中的大宗,故刻本可以按照地區劃分為浙本、閩本、蜀本、建本、麻沙本、平水本等,按照時間劃分為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等,按照刻印工藝不同劃分為原刻本、重刻本、影刻本、仿刻本、修補本、百衲本、套印本等,按照刻印主體不同劃分為官刻本、私刻本、坊刻本,按照形態大小劃分為巾箱本、袖珍本、大字本、小字本等。

特別值得說明的是,石印本究竟是一種什么類型的版本,在相關論著中多語焉不詳,只有姚伯岳的《版本學》一書敘述明白。石印術是一種以石頭為印版材料的平版印刷方法,1796年由奧地利人亞羅斯·施耐費爾德(Alois Senefelder,1771—1839)發明。他在刊印樂譜時,發現表面布滿微孔的石版涂上油脂后能吸附油墨,而未涂油脂的部分具有蓄水性能,根據水油相斥的原理,他用一種特制的藥水將文字書寫于一種膠紙之上,然后覆于石版上,使膠紙上的字跡反映在石版上,并使石版上的圖文部分具有親油排水性,而石版上的空白部分仍具有親水性,印刷時用清水將石版潤濕,使版面空白部分具有排油性,然后以墨輥滾過石版表面,這樣,石版上的圖文部分就粘附上了油墨,而空白部分仍是空白,再施以紙張印刷,就得到了印品。后來的油印術就是這種石印術的發展。這種石印術在19世紀30年代傳入我國,從此直到20世紀30年代,石印版曾一度取代雕版的主導地位,以上海點石齋、同文書局、拜石山房三大出版企業為龍頭的出版商出版了大量石印古籍。[8]可見,石印本是用石印術印制的一種近代新型印本,既非雕版,亦非活字排印,所以要將它看作與雕版、活字版并列的一種印本。

[ 參 考 文 獻 ]

[1] 王欣夫.文獻學講義:第1章(緒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 董恩林.文獻之我見[J].文獻,1986(4).

[3]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M].上海:上海書店,1984.

[4] 李日剛.中國目錄學:下編[M].臺北:明文書局,1983:281-282.

[5] 余嘉錫.余嘉錫說文獻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6] 張舜徽.中國文獻學[M].鄭州:中州書畫社,1982:157-158.

傳統文學論文范文5

一、哲學關于生命的詮釋

馬克思在其哲學研究中,深受黑格爾哲學思想的影響,其關于自我意識的學說就來源自于黑格爾。馬克思在黑格爾哲學思想的基礎上,對自我意識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使哲學把自我意識存在的矛盾推向了生命文化的高度。在此過程中,馬克思創造性地提出了具有實踐意義的文化哲學,他希望通過文化哲學,擺脫人在精神世界中的欲望,以及實現這些欲望所需的現實性與必然性,這是文化哲學體系的核心內容。

馬克思通過對人的價值生命、感性世界及人的創造活動與實踐關系的肯定,對其哲學思想體系進行了深入而充分的探討,這種探討著重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馬克思針對哲學史關于偶然性認識論的規定進行了明確。他通過研究分析,確定了偶然性在本體論方面的意義。該意義的確定,標志著兩種哲學思想上的矛盾得到了解決。即伊壁鳩魯將偶然性確定為本體論范疇,而德莫克里特則將偶然性確定為認識論的范疇。它的意義在于,在哲學研究的模式上強調了偶然性的本質、本體屬性,必然性則是偶然性的外部條件,而且需要不斷地被否認。其次,馬克思在哲學研究中,對伊壁鳩魯哲學中的倫理學原則進行了吸收與改造,把人確定為一種價值生命在現實中的存在。馬克思贊同伊壁鳩魯的一種觀點,即將倫理學的原則貫穿于哲學中,將哲學作為人享有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境界。馬克思認為,倫理學是哲學體系中的最高境界,只有達到這種境界,才能獲得人的價值生命,也就等于得到了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同時,馬克思并不認可伊壁鳩魯的悲觀主義思想,致力于消除其哲學思想中的消極因素,對感性生活賦予能動性的創造,將感性生活當作人的價值生命創造性的體現。最后,馬克思借鑒了伊壁鳩魯關于原子偏斜觀點,對感性世界中存在的矛盾進行了探討,從而對實踐在生命活動中的重要地位進行了確定。哲學認為,黑格爾的現象學說的矛盾在于,其未將應有的原則,即將精神生成方面的辯證法貫穿于哲學體系之中,這就使體系和原則產生了矛盾。該矛盾表明了黑格爾對其提出的原則并沒有真正理解。黑格爾哲學關于宗教的批判,僅從表面上消除了哲學原則與體系之間的矛盾,并未從根源上解決這種矛盾。馬克思認為,哲學得以實現的最佳途徑就是實踐,實踐是哲學內在的規定性與世界的歷史性。人的感性世界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世界,實踐的力量決定著感性的世界要沿著人性自我完善與自我創造的軌跡發展,人性的自我完善與自我創造的過程,就是文化形成的過程,也是人的價值生命實現的過程。通過這一研究,馬克思揭示了實踐在文化方面的內涵,也確立了其哲學性質。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實踐在本質上是一種表現,而不是反映。反映是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表現則是對生命價值的體認。人們為了實現生命價值,通過創造的感性世界和作品作為表現本質的一種現象。人的創造性的實踐是本體,人們所創造出來的感性世界以及外部世界是一種現象。

根據以上分析,表明馬克思在研究感性世界和對價值生命的確認上,在對創造活動與實踐的關系進行肯定上,都融入了文化哲學精神,在其研究的思維方式方面超越了黑格爾學說及近性主義學說。因此可以確定,馬克思通過對偶然性范疇的厘清和改造,創造出了實踐哲學的范式。該范式因為運用了文化哲學思維,因此也可以被稱為實踐文化哲學范式。[1]

二、文化哲學的原則

馬克思對實踐進行了歷史與理論考察,在考察生命活動中確立了歷史主義的原則,即文化哲學歷史主義的原?t。他提出,有意識的自由的活動,即為人的類特性。這個診斷對生命創造中的能動性進行了闡釋。

所謂類特性,指一個物種整體的特性以及種群的類特性。馬克思指出,一個種群整體的特性,決定于生命活動中的性質,其含義有兩個方面:一是把生命活動化作自身意志與自身意識的對象,是人自我意識的建立活動。在此活動中,人的精神實現了雙重化,即生命自身與生命意識。雙重化的活動是抽象能力實現和意識分離的過程,而抽象和分離能力又是進行文化創造的前提與基礎,也是人的文化創造能力的一種。人之所以具有文化并創造文化,是因其生理上本來就具有文化創造的本能??梢钥闯觯R克思對人的生命活動和動物生命活動的區分,本質上肯定了人創造文化的能力,并把這種能力看成是一種天賦。二是通過實踐改造無機界、創造對象世界,證明了人是具有意識的、類存在的物種。

在對實踐進行歷史研究中,馬克思指出,對實現手段進行異化的本身即為實踐。[2]該論斷以異化勞動的觀點,對人類文化創造的歷史性進行了說明。在馬克思將人類的抽象能力與分離能力當作人類的特性時,其中就已經包含了異化勞動觀點。抽象與分離即為異化勞動,二者意義相同,其不同僅體現于運用的范疇上。抽象和分離從靜態的視角對人的生命活動特性進行了說明,異化勞動從動態視角對人類生命活動特性進行了說明。此外,異化勞動還蘊含現實生產活動的內容,這也是歷史性活動的一種。馬克思認為,這種活動有四個方面的含義:一是人與自然世界、外部世界相異化,指的是物的異化;二是人和自身生命的活動相異化,指的是人自身的異化,也稱自我異化;三是人和自身類本質相異化;四是人與人的異化。這幾種關系表現了人類生命活動外在的實現與內在的發展。前兩種是人類生活外在的表現,后兩種是人類生活內在的發展。馬克思在對國民經濟事實考察的基礎上,認為前面兩種異化導致后面兩種異化,然而,根據人類特性,從人內在欲望與自我實現要求來看,二者的關系則相反。也可以說,后二者是前二者內在必然性和目的,前二者是后二者的外在表現與實現的手段。

三、文化哲學中文化發展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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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軍事院校 傳統文化 專題式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5)18-0052-02

軍事院?!吨袊鴤鹘y文化概論》是對學員進行文化素質教育的基礎課程,其根本任務是幫助學員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知識、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和人文精神,掌握中國傳統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成就,提高學員的人文修養和對文化現象的自主分析判斷能力,培養其愛國主義情操和創新先進文化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要充分發揮該課程的作用,必須正視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從教學模式轉換方面深化改革,以提高該課程的人文內涵和育人效果。作為一名《中國傳統文化概論》課程的授課教員,筆者認為專題式教學模式的運用,可以明顯提高本門課程的教學效果。

一、專題式教學模式概述

(一)專題式教學模式的內涵

專題式教學是指以原有教材為基礎,打破原有教材章節體系的限制,按照課程內容的內在思想和邏輯關系,有選擇地整合、提煉、優化、充實教學內容,將教學內容精心設計成既前后聯系又相對獨立的系列專題,并根據專題確定教學實施方案,相對集中深入地進行教學的一種教學模式。它突破了傳統的按章節體系依序授課的教學模式,矯正了以注入式教學為主的傳統教學模式缺乏對某一專題的強化和知識內在關系的整體把握,導致學員對知識的理解與掌握出現片面性和局限性,不利于學員綜合能力培養的弊端,突出了教學內容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二)專題式教學模式的特點

1.教學內容新穎務實,重點突出

專題式教學根據課程體系和實際教學的需要,突破原有教材體系,統籌兼顧,進行結構性改革,通過專題的設計,將某一領域的有關理論和實踐問題有機地統一起來,在教學過程中,經過教員與學員共同的全面、系統剖析、探討,主題更鮮明,難點、重點更突出,加深學員認識,促進教學與實踐的結合。

2.在教學方法上更具有多樣性

專題式教學模式有利于采取引導式、研討式、辯論式、案例式、比較式等不同教學法,提高學員的學習興趣,有效克服“填鴨式”傳統教學模式的不足,充分尊重學員在教學中的主體地位,形成師生互動的良好局面,使學員思路更活躍,視野更開闊,提高課堂教學效果。

3.充分實現“學為主體、教為主導”的教學理念

采用專題式教學模式,教員在教學實踐中不但是組織者、指揮者,而且是參與者,與學員共同對熱點話題、問題進行研討,充分調動學員的學習積極性,培養學員創造性的思維能力。同時,在專題式教學模式下,學員通過課后搜集、分析、歸納學習資料,使自己的自學能力、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得到鍛煉和提高。

二、實施專題式教學的背景

目前軍校《中國傳統文化概論》課程教以傳統教學模式為主,教學效果差強人意,結合自己的教學經歷和教學實踐,筆者認為這門課程的講授適合采用專題式教學模式。軍?!吨袊鴤鹘y文化概論》課程傳統教學模式主要存在以下主要問題。

(一)教材選用混亂,教學內容駁雜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內容廣泛,涵蓋思想、宗教、教育、語言文字、文學、藝術、科技、服飾、飲食、和民俗等領域,目前出版的針對高校中國傳統文化課程的教材可謂汗牛充棟,但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中國古代思想史或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史為主體,闡釋中國文化的形成、發展、演進,分析歷史進程中的社會變革、風云人物和著名事件等對中國傳統文化傳承和變異的影響,理論性、專業性較強,內容偏深,份量過重,導致教員在課堂上講授的內容往往晦澀難懂,學員難以承受;另一類是以普及中國傳統文化知識為主,這類教材一般從中國歷史分段、地理概貌講起,導出中國文明的發展,然后分哲學思想、藝術、教育、科技、民俗等類型進行分述,因為內容繁雜,所以教員或者是浮光掠影、面面俱到地進行蜻蜓點水式的講授,要么是片面、單薄地截取內容,對學員而言真正內化于心的知識并不多。

(二)教學方法單一,學員興趣索然

《中國傳統文化概論》課程涉及的了解性、知識性的內容繁雜,傳統的教學內容或偏重“史”,或偏重“論”,或偏重哲學思想,而且傳統的教學模式還停留在以理論教學為主、教員“滿堂灌”的層面上,這樣一來,枯燥、抽象的講解往往讓學員昏昏欲睡,課堂成為了教員的個人表演秀場,沒有令學員激動的實踐環節,缺乏教員和學員激烈交鋒的互動場面,教學氛圍沉悶,勢必影響教學效果,難以達到教學育人目標。

(三)師資力量薄弱,教學水平有待提高

中國傳統文化跨文越理,縱橫交錯,教員因為自身專業及能力所限,在教學過程中勢必產生此生彼熟,甚至現炒現賣,窮于應付的現象,以致形成了教員原有的單一的知識結構與課程龐大的知識體系之間的矛盾。

三、實施專題式教學的意義

(一)優化教學內容,提高教學效果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包羅萬象,教員在教學過程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地一一講授,應該本著“擇優務實”的原則,科學合理地對教學內容進行取舍,重點選擇有利于培養學員任職能力、學員感興趣、對當今社會發展富有借鑒意義的內容,設置為集知識性、趣味性、哲理性于一體的專題系列,使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富有中華民族精神的內容得到突出體現,使講授的知識系統化、規范化,強化人文精神對學員的感染。

例如我院本門課程建設團隊經過反復調研探討,制定了包括中國傳統文化的發生機制、中國傳統思想、中國傳統藝術、中國傳統教育與科技、中國傳統民俗文化、中外文化交流六大模塊的專題體系,通過考察中國文化生成演化的環境,闡釋儒、釋、道對中國文化的深遠影響,分析中國文化的表現形式,最后歸結到世界格局中的中國文化和對新世紀中國文化的展望,結構清晰,各專題既獨立成章,整體上又頗成體系,前后呼應,相得益彰。教學實踐證明,這種教學體例與內容安排既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和特征作出了較為全面系統的概括和總結,又比較切合學員的求知需求,教學效果良好。

(二)靈活多變的教學方法,充分調動學員積極性

專題式教學模式的實施,為改革傳統“一言堂”教學法提供了平臺,可以根據不同的教學內容實現講授法、研討法、比較法、情景法等多種教學方法的融通創新。講授法是一種傳統的教學方法,以教員為知識傳授主體,講授要求概念清楚、條理清晰,邏輯性強,教學內容既要系統全面,又要突出重難點,語言要求精準生動,另外,還要求寓啟發于講授之中;研討法,則是從“以教員為中心”轉向“師生合作”,強調學員的主體性,尊重學員的主體地位,注重師生交流,在課堂上既要給予學員話語權,允許學員在課堂上隨時質疑,鼓勵發表獨創性的見解,肯定學員的積極參與態度,以激發學員興趣,達到教學相長的教育效果,又要加強引導,掌控討論方向,做到有的放矢,能夠及時歸納總結,切實提高本門課程的教育意義。另一方面,教員課前提出討論任務,分好討論小組,指定組長,在組長的安排帶動下,各小組分別搜集材料,組織討論,寫發言稿,制作多媒體課件,課堂上各派一名組員匯報發言,聽完一位學員發言后,先讓其他組的學員提問,本組學員予以回答,然后教員作出點評。隨后下一組學員代表發言,照此進行下去,旨在培養學員的思維能力、創新能力和演說辯論能力;比較法,主要是通過對相關內容的比較講授,使學員在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和知識體系的基礎上,理解其區別于西方文化的特點,從而加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真正了解;情景法,主要是課堂上為了避免純理論的枯燥乏味,可以舉些生動的、現實的例子,寓教于樂,使學員在審美中愉悅心靈,錘煉心智。

(三)教員交叉授課,效果事半功倍

按傳統的教學模式,一名教員獨立擔任一個班次的授課任務,意味著一個人要精通哲學、倫理、科技、美學、文學、藝術、民俗等多個領域的知識,應該說,對中國傳統文化幾個領域有精深造詣的不乏其人,但對中國傳統文化各個領域、層面都有深入研究的實屬罕見,目前的實際狀況是,擔任軍?!吨袊鴤鹘y文化概論》課程的多是中文或政治教員,單一的知識結構與本門課程多學科交融的特點產生了不小的沖突,導致不同的教員因自身知識結構的不同,對本門課程講授的重點就不同,往往對自己精通的環節大加發揮,而對自己知識儲備較弱的部分則一掠而過,影響了課程教學目標的實現。雖然通過培訓、交流、集體備課以及自學等方法可以完善教員的知識結構,提高教員的理論素養,實現每名任課教員都能夠駕馭本門課程的目標,但這需要一個過程,決不是一蹴而就的。鑒于目前任課教員知識結構的狀況,可以利用專題式教學法的實施,采取教員交叉授課的方式,來提高教學水平。即授課教員組合為多元化人才團隊,不同的教學專題由擅長相應內容的教員講授,例如中國傳統思想這一專題,由哲學專業的教員講授;中國傳統藝術這一專題,由相對擅長這些內容知識的教員講授等等,這樣的分工協作,使得優勢互補,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但必須引起注意的是,較少課時內的頻繁更換授課教員,教學方法、教學風格的差異往往容易造成學員眼花繚亂、思維斷裂的難以適應感,不利于學員對中國傳統文化整體性、統一性形成清晰的認識,從而影響了教學效果。為了避免這一現象的產生,可以采取優勢組合的方式,即一位教員選擇兩三個專題作為自己的專攻方向,這樣一個班次的授課任務由兩三位教員共同承擔,這種“互助組”式的教員配備,既擺脫了因教員更替頻率快而造成授課內容產生斷裂感的弊端,又可以使教員有針對性地對自己所擔專題的難點和重點進行深入探究,從而可以從容順利地進行教學。這種授課方式效果頗佳,富有借鑒意義。

(四)有利于開展“主課堂+第二課堂+網上課堂+社會課堂”的四堂聯動

專題式教學模式的實施,優化了教學內容,減輕了學員在課堂上的疲憊感和焦躁感,為實現“主課堂+第二課堂+網上課堂+社會課堂”的四堂聯動教學方式提供了有利條件。主課堂基本采用研討、啟發等教學方法和手段;第二課堂依托國學等俱樂部舉行演講、詩歌朗誦、禮儀大賽、人文知識競賽等活動,調動學員的課后學習實踐積極性;網上課堂主要是根據教學專題擇優搜集一些課本和講義之外的優質教學資源,包括音像、書籍、評論文章等上傳到校園網絡平臺,指導學員課后時間自學;社會課堂就是布置學員利用節假日到家鄉或駐地觀察當地的建筑、飲食、服飾、禮儀等領域保留下來的傳統和地方特色,讓學員以小論文的形式概括總結出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創新。

當前,在軍事教育轉型的背景下,根據教材逐章逐節按部就班講授的傳統教學模式已不適合軍校培養目標的要求,因此,對科學高效的教學模式的探索和創新顯得尤為重要,專題式教學模式的實施,將過去面面俱到、平均用力轉化為關鍵處點撥、梳理,避免了簡單知識的不必要重復,增加了知識信息的有效性,完善和深化了學員的知識體系,提高了學員的綜合能力和綜合素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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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葉崗.中國文化概論課程的體系和重點探討.臺州學院學報,200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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