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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媒介對于文學而言,是文本生產、傳播、接受流程中必需的工具和載體,德國美學家韋爾施就認為:“有了傳媒的表征,日常世界便愈益根據傳媒的法則來框架自身。比如,它就正在適應快速切割、圖像化和高節奏系列化的需要。這導致了傳媒和日常邏輯的混合,至少是在那些唯有通過其傳媒表征才被認知的現實之中。”①新興技術媒介打破了以往文學紙媒精英的一元傳播,影視媒介、數字化媒介的出現和普及讓文學的傳播更加多元化。新媒介的興起不僅帶來了寫作工具和傳播技術的進步,也導致了傳統的文學場域發生了某種分化和裂變,促成了文學生態和文化身份一定程度上的轉型。文學已經搭載網絡、手機等新興媒體開始與傳統的印刷紙質文學分庭抗禮,并且大有拓展空間擠壓紙質文學的勢頭。在新媒介語境中,媒介的中介性和工具性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文學生產的思維方式、傳播方式和接受方式,自然也在影響著文學的生產機制。新媒體文學正在逐漸形成自己相對獨立的文學場,在生產者、消費者、產品、傳播中介、權力結構關系等各個方面都與以往主要依托紙質媒介的精英文學生產場和大眾文學生產場大相徑庭。新媒體文學的生產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傳媒場域對于文學生產的限制,以往那種“霸占”文學生產與傳播流通要道的情況正在被消解。文學與傳播媒介之間相互作用正在構成新的生產關系場。文學力圖借助新的媒介和新的傳播模式來重新搭建自己的話語平臺;而新興媒介也正在逐漸交織成為一張龐大的網絡,把生活在現代社會中的人們嚴密地罩在其中,傳統文學不得不面臨著新的電子藝術形式的挑戰。毋庸置疑,文學傳媒要素對于文學傳播的每個具體階段的影響力以及對于整個文學活動的意義是重大的。在迫使傳統文學面臨諸多挑戰的同時,傳播媒介的變化也對文學的傳播力起到了積極的提升作用。媒介日新月異的變化讓文學通過紙媒、電子媒介等渠道在全世界更廣闊的空間傳播并發揮影響,使中國文學在走向世界、影響人類的欲望驅動下,開始參與到全球化的語境中來。不論是中國傳統的經典作品,還是當下民間意識形態的個人化寫作,都在新媒體時代借助媒體以及新的推介方式不斷擴大自身的影響力。
由于作為載體的媒介出現了多元化、多樣化的趨勢,以往的傳播空間被打破和拓展,全新的、多元化的、更豐富和立體的文學格局正在被構建。新媒體突破了傳播的空間限制,開啟了互動的領域,促使文學樣式或寫作樣式更新。以網絡為代表的新媒介與推介活動直接與讀者市場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文學不可避免地進入流通市場。由于以資本為紐帶引進新的主體參與到文學生產的過程中,文學的生產活動在某種程度上也需要遵從市場規律的調節,為推介文學作品而采取的經營理念和手段也相應地給文學帶來新的變化。因此,新媒介對藝術受眾群體的進一步開拓,使包括傳統文學在內的各種文學樣式出現了新的景觀,新媒體已經不單單是文學傳播的新載體,同時也成為轉變文學身份、文學生態與文學生產模式的重要工具。新媒介的互動功能和市場的選擇功能,使文學接受者能夠以文化市場主體的身份廣泛參與到文學的場域中,擁有更多消費選擇和發表評論的權力,文藝民主在市場的公平競爭中有了更多保障。同時,新媒介也嚴重地影響到了文學本身的構成,文學與媒介的關系已經完全打破了先前的主從關系,媒介已經影響到了文學的創作者、閱讀者,甚至是文學評論者的思維與意識。新媒介通過其價值評估標準要求文學從內容到形式必須符合媒介的傳播特性和市場調節的法則,在為文學提供新的動力源的同時,也導致了作品類型化和模式化的趨勢。新媒介在刺激起更多的文學消費欲望之余,不斷地與文化市場合謀,以文學印刷文本為基點,覆蓋到影視、游戲、廣告等領域,正在逐漸培育著具有文學性質的生態鏈條或者說是產業鏈條。在混亂與生機并存的當前文學生態中,傳統文學不僅要在夾縫中生存和發展,還應該積極地去適應新媒介的發展狀態,改善和重塑文學生態,改變傳播技術上處于劣勢的現狀,在新的文學生態中找準自己的定位,抓住蘊藏著文學發展的新契機,與大眾文學、市場文學相互競爭、取長補短、相互滲透、競相發展。
數字化新媒介的廣泛應用,無論是在文學創作還是文學傳播和文學接受等方面都給人們帶來了極大的便利??梢哉f,從外部生存背景上,數字媒介不僅對文學這種藝術樣式,就是對整個社會文化生態的滲透都已經是全方位的。然而,這不能成為導致文學存在方式大范圍轉向“數字化生存”的理由,不能使文學在技術與商業的雙重壓制下喪失自身文學性的原因。傳統文學承載著傳播社會主流價值取向的重任,媒介的技術性雖然改變了文學的閱讀、寫作和傳播方式,但是文學所包含的人類對世界的審美判斷與思考,在某種程度上承擔的引領人類精神超越純粹感性并向詩意升華的責任,不能因為傳播媒介與傳播態勢的變化而逐漸趨于淪喪。雖然新媒體時代的文學寫作格局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寫作和傳播更加便捷,文學創作幾乎徹底趨向了大眾,平民化與自由化的話語形式開始讓讀者習以為常。然而,文學主體過分泛化也會在某種程度上削弱文學話語由于缺乏藝術體驗和藝術思維而具備的文學性,可以說,這種“價值理性和意志自由的反面”從根本上說就是人被工具異化,是人在數字化面前的主體性的缺失,是“數字的知識化對意志自由的限制”②,這已經引起了有識之士的警惕。
二、傳統文學與商業力量的博弈
在新的文學生態系統中,以往以權威面孔出現的作家、編輯的地位日漸式微,數字化的表意系統也讓文學文本的符號面臨隨時被增改、刪除的可能,文學的神圣性、嚴肅性遭到前所未有的質疑,大眾似乎可以不受多少約束就可以進入文學的領地狂歡,以往的文學秩序在變化中不得不面臨重組。新媒介的發展毫不留情地改變了傳統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接受方式,文學的傳播模式也開始依托紙質文本、影像文本、網絡文本為媒介進行多元傳播,雖然文學的詩意和雋永遭到新媒介無情的吞噬,但是不可否認,不同形態的媒體在文學傳播中已經構成了共生互動的格局。與此同時,媒介的快速發展對傳統文學作品、文學期刊等文學傳媒也造成了巨大的影響。新媒介由于具備快捷、經濟、方便等技術優勢,已經迅速并廣泛滲透到公眾的社會生活領域,并快速牢固地占據文藝市場的份額。由于伴隨著電子書寫和網絡技術的普及,文學已經出現了產業化的趨勢,這讓文學的生產方式以及讀者的閱讀體驗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改觀。“商業力量通過對文學價值評價尺度的改造,確立了一套從文學消費的終端———讀者入手,完全以商業收益為終極標準的文學評價體系。通過這套評價體系,網絡商業文學形成了一個自成系統的文學生產網絡。在此系統中,文學產品與其他商品一樣,形成了完整的生產———銷售———消費的產業鏈條,并且,最終由市場反應亦即消費端形成了一只看不見的手,反過來決定生產環節的各產業要素。”③文學作品的文本風貌和結構形態在文學產業化的趨勢中,必將出現寫作的異化狀態,而這種狀態只能使創作主體喪失支配話語的權力,逐漸淪為羅列話語符號和關注所謂“排行榜”的“文奴”。傳統文學表意的習慣模式基本是先驗地預設了文學內容之于物質現實的依存性,作品一般以表現人與現實世界之間的藝術審美關系為主旨,并且用獨具魅力的文學語言去表征,以彰顯對人生的終極追問、對彼岸的關注和對真、善、美向往的本性,這在任何時候都是無法被取代的。#p#分頁標題#e#
文學產業化的出現對文學外部環境的重塑以及對文學內部規律的滲透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而社會整體性的審美趣味和閱讀興趣勢必會與產業的謀利性不斷進行著博弈,這已成為一種無法避免的現實。然而,這種趨勢對傳統文學空間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它將擠壓傳統文學原本并不寬敞的生存空間,使之相對狹小,并逐漸消解文學的尊寵地位;而另一方面,面對如此困境,傳統文學可以通過對現代傳媒的滲透,利用媒體的便利來擴展文學自己的生存空間,從而激活作家的創作欲望與創造精神。面對具有多元性、開放性、包容性、想象性和易變性的新媒介,傳統文學以往牢固的中心地位被邊緣化了,以至于出現“文學終結”、“藝術死亡”的哀嘆。在這種情況下,長篇歷史小說《大秦帝國》的成功運作為傳統文學帶來了希望和生機?!洞笄氐蹏窙]有服膺于文學產業化的商業邏輯,而是打破了傳統的文學文本從形式到內容與商業訴求并不相符的規律,主動利用紙質出版與網絡、影視等媒介以及新的營銷手段,將一部多達六部十一卷五百多萬字的長篇歷史文學巨著打造成了暢銷類的文學作品,銷售已逾十萬套,一百一十多萬冊,改變了以往只有商業化的寫作才能成為市場銷售寵兒的慣例,成為一個傳統文學經受市場考驗的成功案例?!洞笄氐蹏返膫鞑ツJ阶屛覀冎匦聦徱?媒介的技術因素并非與文學完全對立,影視、互聯網、手機等新媒介的崛起為文學生產和傳播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平臺,把握和利用好新媒介的傳播智慧與傳播平臺既可以擴大傳統文學的影響力,也可以為文學的生存創造出新的空間。在泛娛樂化的時代,新媒介的發展可以說一定程度上給傳統文學帶來了新的機遇與力量,在擴大文學傳播范圍的同時,深化了文學的某些內涵并提升了其人文底蘊,更好地致力于人類價值理性的建構。
三、傳統文學在新媒介語境下的傳播策略
“產業化的生產方式使文學藝術超越了個人心靈的想象和獨語狀態,走向生活化和社會化。它在寫作方式、傳播方式、發表方式和接受方式等方面,都深刻地改變了傳統文學的過程。它需要我們突破以往的對文學的認識論框架,把對文學的觀照從靜態的認知拓展為人類的共同體的一種活動。”④在產業化的趨勢中,傳統意義上要求文學秉承人文性的精神原點和自覺履行文學的價值承諾之間的矛盾似乎不再那么尖銳了;甚至以往文學媒介的權威性、人文性、一元性、不可變更性等特點也日漸喪失。文學產業化的生產傳播模式、商業化的評價體系、細化分類的消費目標群體,文學的空間呈現出向普通大眾延伸的普泛態勢,這些不僅給我們提供了當代媒介的新景觀,而且還使我們對傳統文學與新媒介的理解和思考變得更加全面深入。事實上,無論是傳統的紙媒還是數字媒介,對于文學而言,它們已經不單單是一種純粹的載體工具,它們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內在參與了文學文本審美特質的建構,媒介的力量已經不容忽視。諸如《大秦帝國》等文學作品的傳播、推介和營銷模式讓我們看到:利用新媒介資源策劃新聞事件引發媒體聚焦,并契合市場規律運作以牽動讀者視線,完全可以讓傳統的、主流的、嚴肅的、高雅的文學作品占領讀者市場,發揮應有的影響力。未來應該是不同媒介傳播模式并存的時代,以往一元化的文學傳播觀念需要被打破,伴隨著新媒介的發展,要逐步培養和建構起新的文學傳播生態觀念,讓傳統文學與新媒體文學、市場文學能夠相互慰藉、相互補充、相生共榮,為文學開拓新的生存空間。當前的文學舞臺可謂是形態各異、魚龍混雜,文學的發展仍然需要從傳統的精英文學中汲取營養,因為“文學的建設最終作用于人的精神,作為物質世界不可缺少的補充,文學營造起超越現實的理想世界。文學不可琢磨的功效在于人的靈魂,它可以忽視一切,但是不可忽視的是他始終堅持使人提高和上升,文學不應認同于渾渾噩噩的人生而降低乃至泯滅自己”⑤。文學在堅守人文審美的價值承諾的同時,對于新媒介不能一味地批判,更不能無謂地逃避,要以此為契機,懂得運用媒介,不斷發展與拓寬文學發展的新空間,讓主流的、厚重的、高雅的文學作品可以通過媒介和營銷戰略占領一定的市場份額,在調整與轉型中吸納新媒介文學的傳播經驗,在豐富和改變自身中重塑文學的新境界。
新媒介已經似乎使當前的文學生態進入了自為的市場調節,出現了更為色彩斑斕的新局面,文化價值坐標也由過去的政治認同、社會認同、群體認同大幅度轉向媒介認同和市場認同。文學在今天的商業喧囂中注定無法抽身逃離,與其讓商業生產邏輯沖擊與充斥文學的母體,不如在保留傳統的文學生產、傳播和接受方式的基礎上,增強傳統文學自身的生產與傳播力,在這場博弈中搶占發展的空間與制高點,讓文學在多元共生的傳播模式中為人們提供更多樣化的載體和觀念。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話語是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恰恰是人類所特有的產物,要通過主流文學的話語系統,抵制數字符號、多媒體電子話語及“擬話語”在文學話語系統中的泛濫。正如《大秦帝國》所蘊含的精神價值:戰國時代特有的張揚奮發、猛士慷慨、奇才縱橫的生命狀態,在那個充滿偉大魅力的時代蘊藏的理想信念與人生精神正是這個時代所亟需的。當今的文壇上需要更多諸如此類優秀的、充滿魅力的文學作品,來更好地來刺激社會的神經,敲打人們的靈魂,確證崇高或美好的欲望,還人類以靈魂的潔凈,還社會以健康的理性。傳統文學與新媒介以及新媒介文學已經從排斥、觀望逐步發展到溝通、互動的狀態,對于文學而言,相互融合、共同振興仍然低迷的文壇,似乎比追究血統更為重要。正如陳平原教授所說: 即便再精彩的理論,也都無法窮盡紛紜復雜、眾聲喧嘩的文學世界。以活生生的文學現象為“對話者”,在一系列審美的和歷史的交談中,實現人類的精神超越與文化更新,應該是文學史家的最大愿望,也是其基本的工作方式。在這個意義上,文學研究既是一門精湛專深的技藝,也是一種元氣淋漓的行動———對話過程很可能比具體結論更重要。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