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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范文1
采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問卷、青少年外化問題行為調查表、焦慮抑郁量表、學業成就問卷和感恩問卷對1518名中學生進行調查，考察了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低家庭SES)與青少年社會適應的關系，以及感恩在其中的補償和調節效應。結果發現：1)低家庭SES與外化問題行為和內化問題行為(以焦慮抑郁為指標)顯著正相關，與學業成就顯著負相關；2)感恩在低家庭SES與青少年社會適應各指標關系間的補償效應均顯著；3)感恩在低家庭SES與青少年社會適應各指標關系間的調節效應均不顯著。這表明低家庭SES對青少年發展具有跨領域的不利影響，而感恩在其中具有顯著“滯后的”補償作用，但“同步的”風險緩沖作用有限。
關鍵詞：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青少年；社會適應；感恩
中圖分類號：B8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184(2012)01-0061-06
1 引言
社會經濟地位的過大差異是影響個體成長的重要不公正因素。在青少年發展研究中，以往研究較多關注個體人格特質、父母教養方式等因素的影響，而忽視了社會經濟地位的作用。研究表明，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嚴重妨礙青少年發展(Huston & Bentley，2010；Matthews & Gallo，2011)。當前，由于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與轉型，我國貧富差異逐漸擴大，貧困和低收人口具有相當數量。因此，避免“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導致發展不利，發展不利又導致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惡性循環，促進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和現實意義。文章正是緣于此，考察了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我國青少年社會適應的關系。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多層面的概念，一般而言，指根據家庭所獲取或控制有價值資源(如教育、財富、社會地位等)而對其進行的層級排名，它反映了個體獲取現實或潛在資源的差異(Matthews & Gallo，2011；張衛，李董平，謝志杰，2007)。目前，SES往往從受教育水平、收入狀況和職業等級三個方面進行測量，但由于地域差異，收入狀況并不能準確反映購買力和生活標準，因而，有研究者建議采用直接測量家庭經濟困難替代收入評定(Matthews & Gallo，2011；Wadsworth & Compas，2002)。此外，職業等級評價存在諸多缺陷，它不能用于測量無工作的人，且等級劃分過于主觀，當前分類標準存在較大的差異性；同時，職業等級的劃分也主要是依據職業所需要的教育程度、收入的高低等，因而研究者建議僅采用受教育水平和經濟狀況兩個指標也能較好地反映社會經濟地位(Matthews & Gallo，2011)。因此，研究采用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經濟困難測量家庭SES。就社會適應而言，社會適應是指個體在與環境相互作用過程中達到人們期望的與其年齡和所處文化群體相適應的發展標準的程度(王建平，李董平，張衛，2010)。積極青年發展理論指出，青少年社會適應不僅僅是指問題的減少，學業、社會能力等積極結果的發展也同樣重要(Lerner，Phelps，Forman，& Bowers，2009)。因此，研究采用外化問題行為、內化問題行為和學業成就來考察青少年的社會適應。
家庭投資理論和家庭壓力理論闡釋了家庭SES與青少年發展的關系(Conger & Donnellan，2007；Matthews & Gallo，2011)。家庭投資理論認為，高家庭SES的青少年擁有較多的發展資本，如財政資本，父母與孩子的相處時間、教養方式等社會資本等，從而促進了積極發展；而低家庭SES的青少年發展資本較少，妨礙了其積極發展。家庭壓力理論認為，家庭經濟壓力會增加父母的心理壓力，進而導致父母低溫暖、嚴厲懲罰等不良教養行為，從而使得青少年發展不良。兩理論均得到了大量實證研究的支持(Matthews & Gallo，2011；Yoder & Hoyt，2005；張曉，陳會昌，張銀娜，孫炳海，2009)。因此，研究提出假設H1：低家庭SES與青少年外化和內化問題行為顯著正相關，與學業成就顯著負相關。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低家庭SES的青少年均發展不良，有些低家庭SES的青少年仍然發展良好，甚至比高家庭SES的青少年發展得更好，這可能是由于個體或環境某些保護因子的作用(Huston & Bentley，2010；Matthews & Gallo，2011)。近年來，隨著積極心理學思潮的興起，個體積極特性對促進積極發展的作用備受關注，感恩就是其中重要一員(Bono & Froh，2009)。感恩是指個體用感激認知、情感和行為了解或回應因他人或物的恩惠或幫助而使自己獲得積極經驗或結果的心理傾向(喻承甫，張衛，李董平，肖婕婷，2010)。大量研究表明，特質/狀態感恩均可促進個體壓力應對、目標追求、心身健康等積極發展(Wood，Froh，& Geraghty，2010)。因此，感恩是非常值得考慮的低家庭SES的青少年得以發展良好的重要保護因子。然而，上述研究結論大多數是基于大學生等成人群體以及臨床案例而得到的，有待在青少年中進行檢驗。此外，當前有關感恩促進風險逆境下個體積極發展的作用機制研究很少，亟待充實。明晰感恩起作用的具體機制是科學預防和有效干預的基礎，因此，研究擬考察感恩促進低家庭SES的青少年社會適應的作用機制。
第32卷第1期
葉 婷等 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青少年社會適應的關系：感恩的補償和調節效應
心理學探新2012年
感恩促進低家庭SES的青少年社會適應的作用機制可能存在兩種模式：補償效應模式和調節效應模式(Huston & Bentley，2010；Matthews & Gallo，2011)。補償效應模式認為在控制了低家庭SES后，感恩對學業成就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而對問題行為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即感恩可有效抵消低家庭SES對青少年社會適應的不利影響(見圖1)。調節效應模式考察的是低家庭SES與青少年社會適應之間關系的方向(正或負)和強弱受調節變量的影響(見圖2)；研究的被試來自經濟欠發達地區，他們面臨相對低家庭SES，感恩可能在低家庭SES與青少年社會適應關系間起風險緩沖作用(Burton，Stice，& Seeley，2004；Matthews & Gallo，2011)，即對較低感恩水平個體而言，低家庭SES會妨礙其社會適應，而對較高感恩水平個體而言，低家庭SES的不利影響傾向于沒有或相對小的多；研究指出感恩可能是人類的重要韌性因子是該模式的依據(Johnson，Gooding，Wood，& Tarrier，2010)。
感恩的拓展建構理論、應對假說、成就動機理論和道德情感理論等從不同的角度闡釋了感恩在低家庭SES與青少年社會適應之間的補償效應和調節效應(喻承甫等，2010)。拓展建構理論認為感恩是一種積極情緒，可啟動和拓展認知，擴大注意范圍，增強認知靈活性；同時，感恩也可建構人際支持等眾多個體資源；因而，高水平的認知能力和豐富的資源提升了青少年在低家庭SES環境下的適應能力。應對假說認為感恩個體在面臨風險(如低家庭SES)時表現出更多的積極應對評價，同時采用更多的積極應對策略，以及失敗后更持久堅持和更少通過問題行為逃避等。成就動機理論指出感恩有助于激發個體目標奮斗和追求，如學業成就動機，因而可促進學業成就的提升。道德情感理論認為感恩是一種道德情感，可強有力地促進親社會動機和行為，從而問題行為較少。實證研究也表明，感恩與多種消極情緒、消極應對、風險行為等顯著負相關，同時又與大量積極情緒、社會支持、親社會動機和行為、積極應對、學業成就、幸福感等顯著正相關(Wood et al.，2010)。Johnson等人(2010)在分析自身研究和總結大量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指出感恩可能是人類的重要韌性因子，但有待實證研究證實。因此，研究提出假設H2：感恩在低家庭SES與青少年社會適應關系間的補償效應顯著；假設H3：感恩在低家庭SES與青少年社會適應關系間的調節效應顯著。
綜上所述，研究擬考察低家庭SES與青少年社會適應的關系，以及感恩在其中的作用，以期為促進低家庭SES青少年的社會適應提供實證性依據和支持。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對象
被試為廣東省廣州市、佛山市和東莞市多所普通中學初一、初二、高一和高二四個年級的學生1518人。其中，男生780人，女生726人，12人性別信息缺失；初一至高二各年級的人數分別為348、384、429、357人，平均年齡分別為12.78、13.88、1604、16.93歲。
2.2 研究工具
2.2.1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問卷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問卷測量了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經濟困難兩個方面。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測量是在參考師寶國和申繼亮(2007)研究基礎上，采用兩個項目分別測量父母各自的受教育程度，采用五級評分，1表示“研究生”、2表示“大學(專科或本科)”、3表示“高中或中?！?、4表示“初中”、5表示“小學及以下”。家庭經濟困難測量采用王建平等人(2010)使用的家庭經濟困難量表，共四個項目從衣、食、住、行四個方面進行測量，采用五級評分，1表示“從不”，5表示“總是”，計算四個項目的均分，分數越高表示家庭經濟困難越大，本次測量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1。根據師寶國和申繼亮(2007)研究，計算父母受教育水平和家庭經濟困難的均分代表家庭SES，分數越高表示家庭SES越低。
2.2.2 外化問題行為問卷
采用Zhang等人基于以往外化問題行為量表和問卷并結合當前我國青少年實際編制的青少年外化問題行為問卷。研究表明該問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喻承甫，張衛，曾毅茵，葉婷，李月明，王姝君，2011)。該問卷共16個項目，如：“喝酒”、“打架斗毆”等，要求被試對最近半年來自己在這些行為上的發生頻率進行評定，采用五級評分，1表示“從不”，5表示“經?！?。計算所有項目的均分，分數越高表示外化問題行為越多。本次測量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6。
2.2.3 焦慮抑郁量表
采用青少年自評量表中的焦慮抑郁分量表(Achenbach，1991)來測量內化問題行為，共16個項目，如“我感到寂寞”、“我神經過敏，容易激動或緊張”等，要求被試根據最近半年來自己的情緒體驗進行評定，采用三級評分，1表示“從不”，2表示“有時”，3表示“經?！?。計算所有項目的均分，分數越高表示內化問題行為越多。本次測量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5。
2.2.4 學業成就問卷
采用文超等人(2010)研究中使用的學業成就問卷，要求被試對自己在語文、數學和英語三門主科上的學業表現進行評價，采用五級評分，1表示“很不好”，5表示“很好”。計算3個項目的均分，分數越高表示學業成就越好。本次測量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65。
2.2.5 感恩問卷
采用喻承甫等人(2011)修訂的McCullough等人(2002)編制的感恩問卷GQ-6，共6個項目，如“我的生活里實在有太多值得讓我感激”，要求被試在每個項目上根據最近半年以來的實際感受進行評定，采用七級評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其中項目3和6為反向計分題，對其進行反轉處理后，計算所有項目的均分，分數越高表示感恩傾向越強。本次測量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3。
2.3 問卷施測
由心理學專業學生組織，以班級為單位進行團體施測。測試前表示知情同意，征得學校領導、班主任和學生的同意；學生自愿選擇填答問卷，作答完畢后現場收回問卷并致謝。問卷完成時間約為20分鐘。
2.4 統計處理
采用SPSS 11.5軟件進行，主要包括描述統計、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
3 結果
3.1 各變量之間的相關
表1列出了各變量的平均數、標準差和相關矩陣。相關分析表明，低家庭SES與外化和內化問題行為顯著正相關，與學業成就顯著負相關，即家庭SES越低，青少年的問題行為就越多，學業成就越低，因此，假設H1得到支持。
相關分析數據為剔除性別信息缺失數據后的1506份數據。
3.2 感恩的補償效應檢驗
以低家庭SES和感恩為預測變量(預測變量均中心化處理)、社會適應為結果變量進行回歸分析來檢驗感恩的補償效應。如果在控制了家庭SES的作用后，感恩仍可顯著負向預測青少年的社會適應，那么感恩的補償效應即得到支持。如表2所示，感恩在低家庭SES與青少年外化問題行為(β=-006，p
3.3 感恩的調節效應檢驗
采用層次回歸分析檢驗感恩的調節效應，將自變量(低家庭SES)、調節變量(感恩)、調節項(低家庭SES×感恩)同時納入回歸方程(見表3)，若調節項對社會適應的預測作用顯著，則表明感恩的調節效應顯著。結果發現，低家庭SES與感恩的調節項對外化問題行為、內化問題行為和學業成就的預測作用均不顯著。
4 討論
4.1 低家庭SES與青少年社會適應的關系
研究表明，低家庭SES與外化、內化問題行為顯著正相關，與學業成就顯著負相關，即家庭SES越低，青少年的問題行為越多，學業成就越低，這與研究假設H1一致。大量實證研究表明，家庭過程、教養方式是家庭SES影響青少年發展的重要路徑。家庭投資理論指出，低家庭SES通過貧乏的物質、經濟資源、更少與孩子的相處時間、低水平的教養能力等妨礙了青少年的發展；家庭壓力理論也認為，家庭經濟壓力會增加父母的心理壓力，進而導致父母低溫暖、嚴厲懲罰等不良教養行為，從而使得青少年適應不良(Conger & Donnellan，2007)。具體而言，低家庭SES是教育不公平的重要原因，相對于經濟良好的家庭而言，貧困家庭的孩子獲得的學習資源較少，且其父母往往忙于生計而疏忽了對孩子的行為管教、情感關懷和學習督促，因而孩子外化和內化問題行為較多，學業成就偏低。此外，低家庭SES的父母由于高家庭經濟壓力使得心理壓力較大，而這不可避免地轉移到親子關系和教養行為上，往往表現為親子關系較差，低溫暖、嚴厲懲罰等消極教養較多，積極教養較少，這直接導致了孩子適應不良。
4.2 感恩的補償和調節效應
盡管低家庭SES不利于青少年發展，但并不是所有低家庭SES的青少年均適應不良，有些低家庭SES青少年仍然適應良好，甚至比高家庭SES青少年適應的更好，依據個體與環境的交互作用觀，這可能是由于某些個體或環境因子的保護作用(Huston & Bentley，2010；Matthews & Gallo，2011)。鑒于此，在總結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研究考察了感恩在低家庭SES與青少年社會適應關系間的保護作用，探討了其補償效應和調節效應。結果表明，感恩在低家庭SES與青少年外化問題行為、內化問題行為和學業成就關系間的補償效應均顯著，這與假設H2一致，但其調節效應均不顯著，這與研究假設H3不一致。換言之，感恩可一定程度上有效抵消低家庭SES對青少年社會適應的不利影響，但其風險緩沖效應不顯著，這初步闡明了感恩保護低家庭SES青少年社會適應的具體機制。感恩是指個體用感激認知、情感和行為了解或回應因他人或物的恩惠或幫助而使自己獲得積極經驗或結果的心理傾向(喻承甫等，2010)。理論和實證研究表明，感恩可拓展個體注意范圍、認知靈活性等認知能力，建構身體健康、人際支持等個體資源，也可促進個體采用積極的應對方式、增強目標追求和成就動機。此外，感恩還可以促進個體親社會動機和行為(Bono & Froh，2009；Fredrickson，2004；McCullough，Kilpatrick，Emmons，& Larson，2001；Wood，Joseph，& Linley，2007)。就研究所探討的問題而言，感恩通過促進上述個體和社會資本，主要通過補償來保護低家庭SES對青少年發展的不利影響，表明感恩是促進個體積極發展的重要心理資源。此外，Johnson等人(2010)研究指出感恩可能是人類的韌性因子，但研究中感恩的風險緩沖效應不顯著，這表明感恩可能不具有韌性效能，或可能感恩的韌性效能發揮在低家庭SES與家庭過程、教養方式等家庭SES影響青少年發展的中介路徑的關系上，有關感恩的韌性效能有待進一步研究探討。
4.3 教育啟示
研究結論對于促進低家庭SES青少年的積極發展具有重要啟示意義。一方面，中國文化背景下低家庭SES對青少年發展具有跨領域的不利影響，如研究中的風險行為、焦慮抑郁、學業成就等，可見，低家庭SES的影響相當嚴重，這提示人們，全社會都應積極關注低家庭SES青少年的發展，盡可能減小貧富差距、完善兒童青少年福利保障制度等。另一方面，感恩對低家庭SES青少年積極發展的不利影響具有“滯后的”補償作用，“同步的”壓力緩沖作用不顯著；然而，盡管調節效應不顯著，但大量研究表明，補償作用和壓力緩沖作用對于青少年的發展同等重要(Huston & Bentley，2010；Matthews & Gallo，2011)，這提示人們，通過感恩教育可促進低家庭SES青少年積極發展，同時，也應注意到感恩在風險緩沖上的局限性，即將感恩與重要韌性因素結合培育，則能更好地促進青少年積極發展。
5 結論
5.1 低家庭SES與青少年外化問題行為、內化問題行為顯著正相關，與學業成就顯著負相關。
5.2 感恩在低家庭SES與青少年社會適應關系間的補償效應顯著。
5.3 感恩在低家庭SES與青少年社會適應關系間的調節效應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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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ental Consultation Center，Guangzhou Technician College，Guangzhou 510410)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范文2
關鍵詞：家庭教育指導；兒童父母；社會經濟地位
中圖分類號：G7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9094（2017）06A-0016-06
家庭教育指導工作已經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新階段中家長在家庭教育中遇到了新的問題，對指導服務提出了新的需求。[1]研究已經表明，父母對孩子進行的家庭教育與父母的自身特點有關。
由兒童父母的學歷、職業和收入等構成的社會經濟地位，是影響家庭教育的家長因素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父母社會經濟地位與兒童發展關系的專題研究已有不少；對家庭教育進行的許多全國性大型調查也往往將家長社會經濟地位設置為前置變量之一；父母社會經濟地位以家庭教育為中介影響兒童發展已經被許多研究者所重視[2][3]。然而，以家庭教育指導作為背景來研究家長社會經濟地位的發展趨勢和家長社會經濟地位對接受家庭教育指導的影響，尚顯薄弱。認識家庭教育指導對象群體的社會經濟地位的新特c，是新階段深化家庭教育指導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
本研究利用中國兒童中心2012年在全國六省市對12000余名3～18歲兒童父母進行家庭教育指導現狀調查時獲取的數據，以兒童父母的學歷、職業和家庭收支三項指標為核心變量，對兒童父母社會經濟地位的現狀、趨勢及其與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指導的關系進行統計分析，由此獲得對新時期家庭教育指導對象群體特點的認識。
一、兒童父母的學歷層次
1.兒童父母學歷的現狀與趨勢
如表1所示，分年齡段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從高中段、初中段、小學高段、小學低段到幼兒段，兒童父母的學歷層次隨兒童年齡段的下降而逐級提升，幼兒段兒童父母的大專和本科及以上學歷的比例分別達到22.7%和24.1%，高中以上學歷比例高達77.1%。
兒童父母學歷隨兒童年齡段下降而升高的現象，反映了我國未成年人父母群體學歷水平不斷提升的趨勢?？梢哉J為，兒童父母學歷層次的提升是我國家庭教育指導對象變化的特點。
2.學歷與其他自身特點的關系
如表2所示，兒童父母的學歷層次與職業層次、收入層次和業余活動之間存在聯系。其中，與從事行政管理工作和專業技術工作、家庭收支狀況以及業余忙于進修事業、親子游戲和輔導孩子功課之間呈現具顯著性意義的正相關，與職業為工人農民和商業服務業人員、業余忙于家務和成人娛樂之間呈現具顯著性意義的負相關?？梢哉J為，兒童父母學歷層次愈高，他們的職業層次、收入層次和業余教育投入程度也愈高。
3.學歷與家庭教育狀態和參與指導狀況的關系
如表3示，兒童父母的學歷層次與家庭教育水平和參與家庭教育指導的水平存在聯系。具體而言，兒童父母的學歷水平與家庭教育中家長的觀念態度、教育方法、教育要求、家庭環境氛圍的創設以及家庭教育的總體水平之間存在具有顯著性意義的正相關；與參與家庭教育指導的參與性、積極性、主動性和主體作用的發揮也存在具有顯著性意義的正相關。兒童父母學歷層次愈高，家庭教育的狀態愈好，家庭教育指導活動的參與程度愈高。
二、兒童父母的職業層次
1.兒童父母職業的現狀與趨勢
如表4所示，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從高中段到幼兒段，兒童父母職業為工人農民的比例逐段下降，為干部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的比例逐段上升。幼兒段兒童父母中，工人農民、干部管理人員、商服人員與個體戶和專業技術人員4類主要職業的比例分別為24.1%、17.6%、22.5%和22.9%，其中工人農民的比例比全體兒童父母低12.3個百分點；干部管理人員、商服人員與個體戶和專業技術人員的比率分別比全體兒童父母比例高出2.6%、3.2%和6.3%。從各年齡段兒童父母四類職業分布狀況看，不同職業間的差距隨年齡段的下降而縮小，到幼兒段，兒童父母四類職業的比率已經趨于接近。
可以看出，從高中段到幼兒段，兒童父母的職業層次存在逐級上升的現象?？梢哉J為職業層次的提升是我國家庭教育指導的對象群體變化的特點之一。
2.兒童父母職業與其他自身特點的關系
從表5―表7數據表明：兒童父母的職業類別與兒童家庭居住特點，兒童父母的年齡、是否獨生子女、學歷層次、業余主要活動以及家庭的結構類型和收支狀況之間存在聯系。具體表現為：
（1）職業為工人農民的兒童父母與其他父母相比較：未外出務工的比例較低，子女中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比例較高；平均年齡較大，其中80后出生的比例較低；自身為獨生子女的較少；學歷層次較低；業余主要活動中忙于進修或事業、親子游戲和輔導孩子功課的較少，而忙于家務和成人娛樂的較多；家庭的結構類型中，主干家庭較少，而單親家庭和隔代家庭較多；在家庭經濟狀況上，收支狀況較差，其中困難的較多而有剩余的較少。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范文3
關鍵詞： 大學生 職業生涯規劃活動課 思維假定
近年來，隨著高校擴招，高等教育日益從精英化向大眾化轉變。隨之而來是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越來越受到廣泛的關注。針對這一問題，各高校展開了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的實踐探索。如何能夠更加有效地幫助大學生認清就業形勢、認清自身條件，制定合理的職業目標是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指導課程的關鍵所在。
一、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課程的重要性與不足之處
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相關課程自1997年開設以來，發展迅速。尤其是最近幾年，大學生就業形勢日趨嚴峻，更加突顯了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課程的重要性。職業生涯規劃課程可以發掘學生潛能，增強個人實力；可以增強發展的目的性和計劃性，提升成功的機會；可以提升應對競爭的能力。［1］P13
當前我國大學開設的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課程主要以學科課程的形式或者以報告會、講座的形式進行，這些課程形式不僅枯燥、死板，不能幫助大學生形成對于當前社會就業形式和自我發展的形象的、直觀的認識，而且講授的內容脫離學生實際，雖然講授的內容好像與每個大學生都有關系，但是跟某一個活生生的大學生沒有直接關系，尤其是指導個別大學生形成與其自身實際相適應的未來發展目標的缺失，使得大學生容易產生“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心態，從而制約了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的實效性。
二、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活動課程的設計
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活動課，就是運用模擬和角色扮演等社會學理論，通過組織一系列活動，使學生在人為創造的、代表社會中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環境中，體驗自己未來職業生涯規劃目標的可行性，并對此進行重新評價、調整和制訂實施計劃的課程。
（一）準備工作
1.人數。這項以體驗大學生職業生涯目標為主題，以模擬和角色扮演為形式的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活動課程一般要求30—50人為宜。每次實際參與活動的人數為12。同時，需要1—2名指導教師的組織和引導。
2.地點。這項活動課一般在一間普通教室即可進行。不過，教室需要按照一定的要求布置：教室中間準備六套桌椅，兩兩對立放置（即呈三行、兩列）。同時，從俯視的角度來看，三行桌椅呈金字塔形，即以兩邊任一一行為首，兩套桌椅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后面兩行桌椅之間的距離逐漸拉大，其他桌椅分布在教室四周呈圓形即可。
3.小道具。上述中，分為兩列的6套桌椅，其中一列代表社會中的“生產者”：作為行首的那套桌椅（即與其對立的桌椅距離最近者）代表生產者中的高收入者，需要的道具是在其桌子上準備房屋模型及一些一百元的代金券；中間的那套桌椅代表“生產者”中的中等收入者，需要的道具是在其桌子上準備一本書（代表其擁有的一定不動產）和一些五十元的代金券；最后一套桌椅代表“生產者”中的低收入者（一般定義為農民），需要的道具是幾張十元的代金券。另外一列代表社會中高、中、低收入的“消費者”，桌子上的道具與“生產者”一列相同。需要說明的是，“消費者”一列的低收入者，一般定義為工人。
（二）活動流程
1.首次發放問卷?；顒娱_始時，向參與活動的所有大學生發放問卷。通過首次發放的問卷，可以了解對未“進入”活動的大學生對相關信息的了解程度，并以此為基點，對比活動結束后填寫的問卷答案，評估活動效果。問卷包括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與大學生有關的基礎信息，包括姓名（可選擇不填）、活動日期、性別、專業等；第二部分是與活動有關的問題，包括：“什么是社會分層”“你認為社會分層影響你的選擇或未來嗎？它怎么影響？”“社會分層是我們這個社會存在的問題嗎？請你解釋你的觀點?！薄吧鐣謱尤绾斡绊懩闩c他人的交往？”“什么是社會流動”等五個問題。
2.分組。將實際參與模擬和角色扮演的12名大學生分為兩組，第一組的6名大學生經隨機分配，坐在事先布置好的6把椅子上。這里需要注意的是，此時不要將活動規則、課前準備的道具呈現出來，以免影響第二組6名大學生的活動。
3.寫目標。第二組的6名大學生要寫下自己未來的職業規劃目標。指導老師可以以自己為示范來說明如何清楚地寫下自己的目標，比如從事的行業，收入、工作環境、升遷機會等說明。6名大學生寫好后，隨機分配6人分別站到第一組6名大學生后。
4.說明規則。指導老師首先說明第一組大學生與第二組大學生之間的“親子代”關系，即坐著的6名大學生扮演“父親”或“母親”，站在他或她身后的是其“兒子”或“女兒”。其次，說明“親代”的社會經濟地位，并將事先準備的道具分別放置在他們面前的桌子上。最后，說明討論的主題，即在當前給定的“親代”社會經濟地位的前提下，你所列舉的職業目標能否實現？這一社會經濟地位對你實現目標的優勢和阻力分別是什么？
5.討論。活動正式開始，由6名代表“子代”的大學生朗讀自己的未來職業規劃目標，并回答上述規則中說明的幾個問題。然后，由代表其“親代”的大學生對其目標及回答進行評價。代表其他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親代”和“子代”，以及周圍的同學都可以加入討論。這是這項活動中第一次討論。代表“子代”的6名大學生分別朗讀完目標并進行討論之后，指導老師要求這6名同學以現實中自己所處的社會經濟地位談談自己的想法，并讓其他同學也回歸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中，反思自己的未來職業規劃目標的可行性。這是這項活動中第二次討論。
6.再次發放問卷?；顒咏Y束后，再次發放問卷。再次發放的問卷第一部分與首次發放的第一部分內容相同，第二部分中增加了兩個問題：“你認為在我們的社會中實現社會流動可能嗎？”“這項活動課程對你是否有幫助？它是否形象的說明了以上的概念？”
（三）評價
根據社會分層理論，父母一代（即親代）的社會經濟地位，對其子女（即子代）的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現代國家為了保持內部的相對穩定，都為社會不利家庭出身的孩子提供了“向上流動”的機會。教育在實現這種縱向流動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教育不是萬能的，真正能夠實現“向上流動”，改變自己親代所“賦予”的社會經濟地位的還是少數。畢竟一方面所謂的“上層社會經濟地位”是有限的，如果某個人實現了“向上流動”，那么必然會有一個人“向下流動”，另一方面，這個社會上每一項工作都需要有人做，如果每一個個體都只向往環境優越、待遇優厚的工作，那么這樣的社會同樣無法長久的發展。
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活動課，為大學生更加理性地認識親代社會經濟地位，與他們未來發展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之間的關系，制定和調整自己的目標是至關重要的。目標的確立具有指向性、動力性，每一個個體只有制定了適合自己發展的目標才有可能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走得更加順暢。
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活動課，可以改變傳統的以教師講、學生聽為主的教學方式，豐富了課程形式。這項活動課是對現實的一種模擬和角色扮演，模擬和角色扮演不同于前述的純認知的學習方式，是以情感為基礎的。通過創設課堂情境，幫助學生體驗現實感。在模擬和角色扮演中，學生對現實的困境和問題的感受性提高了。在假設的情境中，根據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扮演角色，學生們主動地再造了現實情境。出于對自己在現實世界中承載的社會經濟地位的認識，他們會在活動中更加真實地反映出在日常生活中不易察覺的既有想法。
三、大學生自身存在的思維假定矛盾
大學生就業難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近年來高等教育擴招，大學生人數激增。另一方面，社會及家庭對于大學生的認識和期望還存在一些差距。從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活動課程本身所關注的焦點及大學生在活動中的表現分析這一現象可以發現，這是大學生自身存在的思維假定造成的，這一思維假定是：由過去的“經歷”形成的影響與否認過去的影響、只著眼未來的矛盾。
思維假定通常稱做“看法、意見或觀念”，然而與它們不同的是，思維假定發生作用是非常隱蔽的，“盡管思維本身在發揮的非?；钴S的作用，但它卻認為自己什么也沒干——它認為自己只是如實地向你報告事物的本來面目”。［2］P10每個大學生都有自己獨特的生活經歷，有其特定的社會、經濟、文化、環境等多種因素復合而形成現在的“他”，這些因素不僅為他以后的發展形成了有形或無形的基礎，而且形成了固有的思維方式。
由于當前我國處于市場經濟條件下，對于社會資源的競爭日益激烈。處于社會不利地位家庭的父母，對其子女的教育理念多為只要通過讀書、上大學，就可以改變當前的社會經濟地位，實現“向上流動”。這種社會經濟地位的轉變不以知識內在的價值為標準，而且與其現存的社會經濟地位沒有任何聯系。這就導致了大學生自身對于職業目標的認識僅僅著眼于未來，然而，“目標的影響是涵蓋于此刻的心理環境的背景之下的”。［3］P38忽視對由過去影響下形成的各種因素共同作用而存在的當下的考慮，必然就會使大學生無法正視未來的職業生涯規劃，制定不切實際的目標，而在畢業后進入社會不得不面對到處碰壁的困境。
正是為了消解這種普遍存在于大學生中的思維假定的不良影響，才有必要開設旨在讓大學生體驗自己未來職業規劃的目標，認識其實際的社會經濟地位之間的關系及具有可行性的活動課程。
參考文獻：
［1］張恩生，劉相明，李輝主編.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范文4
主導本研究的英國?？巳卮髮W歐洲環境和人類健康中心醫學家泰瑞爾說：“這項研究表明，化學物質會積聚在每個人身上，但重點是化學物質的類型是由個人財富多寡所決定。我們還發現，其中18種化學物質長期累積與社會經濟地位密切相關?！毖芯咳藛T檢查了人體179種低含量化學物質的積累情形。他們利用美國一組尿液和血液測試樣本（該樣本來自2.2萬個個體）進行了深入研究，將參與者的社會經濟地位與體內化學物質進行了比較。
英國研究人員發現，9種主要化學物質與社會地位較高的人相關。其中涵蓋了來自海鮮的砷、汞，還有鉈、全氟辛酸和全氟壬酸；此外，防曬產品中的二苯甲酮-3成分也與富有階層有關。另外，化學物質鄰苯二甲酸單酯化合物，常用于食品及個人護理產品如洗發水的包裝上，在富有階層的體內濃度也較高。
研究人員發現，有抽煙習慣或居住在重工業區附近的居民多來自貧困家庭，體內鉈、鎘和鉛含量均高。而其他用于熟食品包裝的化學物質，往往與社會經濟地位較低者相關。另外，英國皇家婦產科醫師學會在報告中也建議準媽媽避免使用不粘鍋、購置新家具或屋內油漆，因為這些都會讓胎兒暴露于含量過高的化學物質之中。他們警示說，盡管目前醫學界對這些危險知之甚少，但最好事先采取預防措施。
泰瑞爾博士說：“能接觸化學物質的環境日益增多，因此身體處理復雜化學混合物的負擔也逐漸升高。”目前，科學家對這些化學混合物在體內所產生的實質影響所知不多。一般科學界所持的主流看法是，愈接近貧窮線的人體內存在高含量化學物質的風險越大，但泰瑞爾說：“這項研究結果十分讓人驚訝，化學物質竟與富裕階層有關。以往眾多的焦點集中于減少窮困民眾體內化學物質負擔，今后應該將焦點轉移至更大范圍，而不局限于窮苦人家?！?/p>
貧富差距總是存在的，從血液的化學物質含量已經反映出來。但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似乎并沒有更好的方案，貧窮者想要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也不那么容易，而富有者的選擇余地似乎更大一些?，F在所謂的有機食品大行其道不無道理，但這樣的食物選擇又會進一步加大社會經濟“鴻溝”。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范文5
關鍵詞：女性；和諧社會；
文章編號：1674-3520（2015）-05-00-02
一、女性在和諧社會中的主體作用
在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中，婚姻中的男女都是聽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權社會中男人都被認為是強大的，從而導致以男人為中心的男權文化的誕生。男性往往被英雄化、偶像化，他們有著偉岸的身軀和堅強的臂膀，他們被認為是世界的主宰，他們是女人可以依賴的靠山，并高高傲立于女人之上。而女人則要遵從所謂的社會性別制度把自己置放于從屬地位的生存環境中，依附于男人而生活。
在漫長的中國古代，支配權、話語權和社會分工開始形成，社會角色依據獲取的勞動成果來制定，誰獲取的越多，誰就有明確的定位。在這種定位下，被浸染幾千年歷史文化束縛的中國女性具備了堅忍、含蓄、克制的品質，面對充斥整個社會的男權觀念，女性不會為超越社會對她們的定位，而擅自為改變自己的命運，克制、順從讓她們心甘情愿地被命運安排，而無法覺悟的找出解放女性的途徑。這是中國女性始終處于被動狀態的根本原因。女性解放運動任重而道遠，全社會必須摒棄陳腐的、狹隘的、非文明的舊文化觀和女性觀，把女性從與人類文明進步不相適應的觀念誤區中解放出來，實現兩性的共同發展。
當代絕大多數的中國婦女都有著家庭主婦和職業婦女的雙重身份，承擔著雙重職責――家庭職責和社會職責。然而當今，中國的女性終于迎來了自己的春天，她們豪邁地走出家庭的樊籠，邁向社會的廣闊天地。當今女性已充分認識到自身的價值，她們為不斷提高自身參與社會的能力，和不斷增強自身的社會主體意識而努力奮斗著。如今的中國女性也能銳意進取，更加自信，勇于拓展自己的領域，并且敢于創新，敢于在競爭中發揮自身的長項和優勢，并勇于挖掘自己最大的潛能，以便能在實踐中更好的展示自身的風采，發揮自己的主體作用。
二、女性在和諧社會的經濟發展作用
女性是我國人才結構中的重要資源，是推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昂椭C社會”強調以人為本的發展觀，既要實現男女平等的社會體系，同時也要促進人和自然以及男女兩性的同步發展，實現男女兩性的可持續發展。女性的作用在構建和諧社會中將起著更加重要的作用，其地位也將更加的突出，她們將越來越廣泛地參與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中來。女性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在現代社會中表現明顯。歐美等一些西方媒體指出：“近10年來，世界各國女性就業率不斷提高，女性作為消費者、管理者和投資者的價值日益凸顯。女性是經濟繁榮的功臣，也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一大動力。”婦女問題研究的一項調查表明：65.5%的人認為“女性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貢獻與男性差不多，都不錯?！毖芯堪l現，擁有更好財務業績的公司都擁有更多的女性高管人員。女性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大家有目共睹，并受到一致的認可。
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研究女性的經濟地位：一是家庭職責方面，當今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有著自己獨立的收入權、財產繼承權，經濟上已擺脫過去那種對丈夫或他人的依賴，女性掌管著家庭中的財務、支配著收入，得上兩點，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顯著提高；另一個是社會職責，讓女性同男性一樣平等地參與社會經濟活動，進而獲得平等的經濟收入。提高女性經濟地位的根本途徑在于促使女性更多地參與社會經濟活動。正如所說：“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經濟方面女子不能獨立，女性全面參與社會發展，參加生產勞動是實現婦女解放，提高婦女地位的先決條件?！?/p>
建國以來，中國的女性得到了黨和政府努力為其走出家庭去參與社會經濟活動所創造的物質以及精神的雙重支持條件。我國人口的男女比例在較長時期內都基本穩定在51：49左右，而衡量女性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重要標準就是女性的職業化趨向。有五個方面的表現可以看出我國女性在越來越多的參與到社會經濟活動中來。一是表現在女性就業比重不斷上升、就業人數的不斷增加；二是表現在女性就業層次不斷的提高、就業結構不斷地調整；三是表現在女性緊跟新經濟形式的步伐不斷加緊；四是表現在女性參與經濟活動時所做出的貢獻不斷增大；五是表現在女性就業的自主性不斷增強。在當前的市場就業機制逐步確立的情形下，女性就業途徑也呈現多樣化的局勢，不再是單獨的變現為由政府開安排，而是更多的變現為應聘求職、自己創業等。
三、女性在和諧社會的參政作用
女性的參與政治，不僅僅是體現了女性自身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而且也體現了一個地區和一個國家的文明進步程度和經濟社會的發展。廣大女性要積極地投身到市場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來，依法維護女性的權益，全面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努力提高女性的參政議政水平，以行動來取得平等和發展。首先要注重發揮女黨代表、人大女代表、婦聯常執委、政協女委員和廣大女性代表的積極作用，建立完善的女性利益表達機制、女性權益維護和監督機制，以便能真實地反映女性的自主意愿。其次要暢通女性民主參與、民主管理的監督渠道，大力提高女性對政治權利的認識度，參與保護有關女性章程和權益制度的制定，維護女性在政治、經濟、文化、家庭、社會等各方面的合法權益與特殊利益。大力推薦女性人才到重要崗位和部門去工作鍛煉。再次要注重提拔和使用女性干部，堅決提拔干部崗位給那些作風扎實、成績突出的女性，并要布置更多的任務和工作，給她們壓擔子，讓她們在鍛煉中成長。由于女性的發展不同步于經濟的發展，所以經濟的發展不能順利的解決女性的發展問題。因此，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力構建和諧社會的前進狀態中，增強社會性別意識，將它融入到教育、保健、文化傳媒、法律政策中，同時要為女性發展提供物質基礎、法律保障和政治保證，提高女性決策的水平和參與社會管理的要求，推進人類文明健康發展，讓同樣能撐起“半邊天”的現代女性為社會的發展做出更多更好的貢獻。
四、女性在和諧社會的特殊作用
大多數女性都具有口齒伶俐、反應敏捷、思維活躍、能夠很好的駕馭文字等特征，這些往往正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所需求的素質。此外，她們態度認真、責任心強柔韌性高、善于形象思維、考慮問題細致周密等特點均集于女性一身。這些極具性別特征的女性特點，和煦溫暖的就像一縷陽光，照射在教學、管理、科研等各項工作領域中，并與男性取長補短、相得益彰，成為了和諧大學校園一道不可忽視的璀璨風景。善解人意、耐心細致、溫柔善良、是女性與生俱來的美德，這種美德延伸到職業中，表現為有條不紊的工作作風和溫情柔和的個性品質。高校中的女性工作者應發揮親切內斂、細致入微的特點，采取親朋故友式的方式和具有親和力的兄弟姐妹式，實現與男同事的互補合作，構建相互協作、團結共進的和諧空間，從而為為教書育人搭建一個寬松和諧的平臺。
我國始終堅持男女平等的基本國策與《中國婦女發展綱要》、貫徹并落實婦女觀，注重去除家庭和社會中關于性別歧視的現象，優化婦女、女童的生存發展環境，促進女性人才和女性就業的成長。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中，我們要建立男女平等的法律、法規，著力于正確表達和反映女性的合理要求，維護女性的自身合法權益不受侵犯，妥善解決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存在的矛盾與問題，切實維護女性在社會中的穩定。
女性主體自身素質的提高，不僅提高了女性在家庭、社會、經濟和政治上的地位，而且還更新和變革了社會的觀念。其意義如此重大是因為：首先，女性素質不僅影響到全民族整體的素質，還影響到全社會文明發展的腳步，而且女性素質還是維護和實現男女平等的基礎。提高女性自身的修養不僅會改變女性從屬的社會地位，還會加速社會性別認知的正向變化。其次，我們需要重視社會責任感與女性職業教育的培養，結合實際狀況，針對產業結構的要求，通過技能和產業的培訓，讓女性更為廣泛地參與到社會的經濟建設中去，同時要加大培養女性的成就意識，消除女性自卑和自暴自棄等心理障礙，培養她們的獨立自主的主體地位，加強她們的社會成就意識；再次，強化女性終身教育機制。從剛出生的女嬰到面臨死亡的老年，都要進行量體裁衣的教育，讓她們“活到老學到老”，這既是為了提高女性素質，開放女性的勞動力市場資源，也是為了女性自身的全面發展。要依據長期發展戰略的角度，提倡女性的終身教育方針，整合社會教育資源，培養和造就符合社會需求的、全面發展的女性。
簡而言之，在道德、素質、知識和涵養已達到一定水平的現代女性，更應該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添磚加瓦，為推動社會的和諧文明做出積極重要的貢獻。
參考文獻：
[1]Friedrich Engels，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1884），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42年重印本.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范文6
關鍵詞:理學經濟倫理;封建小農經濟;發展與促進
中圖分類號:F30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0-0006-02
理學經濟倫理是適應并維護封建生產方式和扼制、反拔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是建立在宗法家族主義農耕文明基礎之上,與具有中國特色的封建經濟基礎相適應的道德規范體系,從總體特征來看,它與商品經濟倫理分屬于兩種不同的價值體系。它在中國古代的基本作用是適應并促進了封建小農經濟的發展,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使之長期處于稚嫩狀態。它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在明代中葉的前后是不同的。在明代中期以前,中國還沒有產生新的生產關系,中國的封建生產關系并不算落后,生產力仍在發展,這期間理學起著維護封建統治,加強中央集權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理論價值,理學經濟倫理還能適應并促進封建生產方式的發展,因而具有進步性。明代中期,中國的經濟出現了歷史性的變化,新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出現了萌芽,面對新的社會變化,程朱的后輩理學家們不是努力建設一個合理的經濟秩序,更新社會、國家的管理方式,以疏導、培育日益蘇醒和增長的新經濟因素的幼芽,而是仍然堅持天理的封建說教,企圖以扼止“人欲”為代價,用強化道德秩序的辦法來達到穩定政治經濟秩序的目的,理學經濟倫理對新生產方式的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的阻礙作用日益顯露出來。也就在這時,中國的種種問題和危機開始充分暴露,中國在世界范圍內開始趨于落后,中國封建制度仍在農業文明的發展方向上繼續緩慢行進,走向爛熟。毋庸置疑,中國社會經濟由先進滑向落后,經濟倫理沒有突破是一個重要因素。到了近代,它的保守性和危害性更加明顯。歷史事實證明,理學經濟倫理不可能促進中國的近代化,隨著歷史的發展,它作為一種文化類型的存在,與封建王朝一樣被拋到時代的后面去了。
理學經濟倫理在中國歷史上的基本價值在于:促進封建小農經濟發展,阻礙商品經濟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在明代中期以前主要起著積極作用,在明代中期以后主要起著消極作用。
從總體上看,理學經濟倫理對封建小農經濟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適應了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特點,維護和穩定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宗法家族主義政治經濟體制。唐代中葉以來的社會變革使中國封建社會形成了這樣一種多層次的經濟結構:從土地所有制結構來看,形成了封建國家經濟、地主經濟、小農經濟等多種經濟形式和皇帝、皇室宗親、官僚貴族、官(鄉)紳地主、自耕農、佃農等多層次的社會經濟群體;從社會生產結構來看,形成了以耕織一體的自然經濟占支配地位條件下的農業與手工業、商業等經濟部門之間的特殊聯系以及農民與手工業者、與商人的經濟聯系;從分配結構來看,形成了國家賦稅徭役、官吏俸祿、地主地租、工商業利潤以及農民勞動所得基本衣食生活資料等多層次經濟利益分層。理學經濟倫理把社會倫理問題與整個民族的社會心理活動糾纏在一起,將經濟與倫理相重疊,最后完全從這一思維背景中提取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信息和方法,將政治和經濟等各種矛盾作宗法倫理的化解和處理。這樣,理學經濟倫理一方面像一塊模板塑造出符合封建政治和倫理規范的經濟人格;另一方面又像一條堅硬的河床規范著經濟這條奔騰不息的河流,以防其肆意泛濫。它把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納入它的人倫道德之網,不僅給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又加上一條倫理紐帶,而且把政治上的等級關系和多層次性的社會經濟結構一體化、集權化和穩固化,從而具有極大的調節和聚合作用。
第二,適應了宗法制小農經濟的社會經濟基礎。理學經濟倫理竭力推崇家庭和家族的地位,強化家族血緣宗法關系,相信這是一種最合理的生產組織形式,由此推而廣之,可以達到社會經濟關系的和諧穩定。正是中國的宗法小農經濟與理學倫理相結合,創造了中國封建社會中后期經濟的繁榮。西方的經濟學家一直認為追求私利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恩格斯也強調:“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類卑劣的――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盵1] 但是理學的公利主義由于找到了自己的社會經濟基礎,因而在現實中發揮著巨大的正面作用。這個基礎便是宗法制小農經濟。因為在家庭或家族內部,成員之間休戚相關、榮辱與共,一般會更重視情感心理的需要,集體感與凝聚力都是非常強的,家庭或家族的公利確乎具有極高的地位。應該指出,小農在一定的時期是具有很大創造力的。著名的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奧多?舒爾茨指出:“小農的經濟行為在傳統農業的范疇內,他們是一種富有進取心并能對資源作最適度運用的人。傳統農業可能是貧乏的,但效率很高,它漸趨接近一個‘均衡’的水平。在這個均衡之內,生產因素的使用,較少有不合理低效率的現象?？傊?小農作為一個經濟人,毫不遜色于任何資本主義企業家?！盵2] 可以說,對于宗法制的小農經濟,只要政府能“為政以德”,努力扶植并加以保護,至少能給一條生路,他們就能夠使社會經濟繁榮,在一定程度上實現理學經濟倫理的愿望。然而,盡管統治階級都希望有這樣的經濟繁榮,但其貪婪的剝削本性使其不可能真正持續做到“為政以德”,天災人禍總會把宗法制小農經濟推向絕境,于是農民們鋌而走險,揭桿而起。
第三,適應了封建社會的生產力狀況。這突出地表現在重農主義、均平分配原則和崇儉黜奢消費觀方面?！稗r業是整個古代世界決定性的生產部門?！盵3] 中華民族屬于農業民族,和世界其他古老民族一樣,歷來重視農業生產。重農主義作為封建國家干預和調節社會分工與產業結構應遵循的倫理規范,在宋代仍然是符合中國國情、符合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對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起了積極作用。但在宋代以后,特別是資本主義萌芽產生以后,一些思想家們不加分析地一味抑“末”,則嚴重地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中國在宋代及以后很長一段時期內,社會生產力都是處于停滯狀態,特別是沒有新的科學技術的刺激,新的生產方式沒有也不可能產生,社會財富的日趨集中和由此引起的貧富自發兩極分化,只能使財富進一步以更大的規模、更快的速度集中在既不勞動又不經營的寄生性的地主階級手中,農民失去土地之后,除了做佃農或淪為乞丐外別無出路,因而不僅不會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而且反而會使社會生產力受到更大破壞。理學的均平分配論對當時社會財富的集中和貧富兩極分化趨勢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有助于把社會各等級分層的財產占有等差距限定在一定范圍之內,使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在財富的占有和分配上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從而保持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相對穩定,促進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短暫繁榮。
“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和消費形式?！盵4] 生產力越落后,消費水平就越低,社會越貧窮,消費結構就越簡單,反之亦然。中國古代社會以男耕女織為主要生產形式,它只能提供糧食和衣料。這種小農經濟的能量即使在太平盛世又能有多大呢?吃飯曾經是中國人的頭等大事,溫飽問題至今在不少地區仍未得到最后解決。可以設想,中國古代在這個問題上會是多么艱難,正像經濟史告訴我們的,所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也只不過是勉強解決溫飽,倉庫里有一點余糧,而大部分時期,除少數人以外,難免啼饑號寒。歷代思想家又有多少不是以溫飽作為太平盛世的根基、禮樂文明的前提呢?因此,以溫飽為社會消費目標,絕不是一個保守的目標。崇儉黜奢的消費原則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國情所決定的,以此作為消費倫理是明智與現實的。它緩和了生產與消費的矛盾,穩定了國民經濟;確保了積蓄,備戰備荒;有利于國家財政收支平衡和抑制統治階層的奢侈性消費。
第四,適應了封建社會商業發展的需要。自從有了社會分工就有了商品交換,商業是封建自然經濟必不可少的補充部分。理學經濟倫理雖然輕商,但并不否認商業存在的合理性,其經濟倫理思想廣泛地涵攝商業行為規范。在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水平低下,市場規則不完善,加之受到種種封建特權和其他因素的干擾與阻礙,價值規律不可能自由地充分地對商品經濟發生作用。在這種情況下的商品交換有很大的主觀隨意性甚至欺詐性。理學提出的倫理道德法則作為一種作用于人的心理,作為實現社會經濟心態協調統一的力量,自然有利于維持封建商業的正常秩序。商人們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促使買賣的公平進行,也愿意接受理學倫理道德教條的約束。例如封建社會后期,民間商業運行中形成的組織嚴密的“伙計”制度,就是我國商人利用理學經濟倫理關于“人和”的文化資源,將傳統的宗法家族關系轉化為新的商業組合的一項創舉。商業“伙計”制度的產生,不僅給日益發展壯大的商業補充了力量,帶來了利潤,而且也增強了商界的凝聚力和穩定性,從而促進了古代商業的發展。不僅如此,理學經濟倫理還以一種特殊方式作用于封建社會中后期的商業行為,這就是商人們大都同理學有著世代相沿的“血緣”關系。他們中不少人自幼熟讀朱熹集注的科考教材《四書》,深受理學倫理的熏陶,從小就樹立了踐履儒學理想的抱負和志向,只是由于在科場中累試不第,或因家庭牽累,才棄學經商,棄儒為賈。商人與理學的這種特殊關系,足以表明商人與理學在精神上的相通之處。所以,商人們盡管埋頭于茍茍營利的生意場上,卻并沒有遺忘理學的諄諄教誨,而且當他們在商場上發跡之后,其中不少人躍躍欲展少年志,棄商學儒或捐錢入仕。這對于他們來說,既是一種社會榮譽,一種事業成功的裝飾,又是一種難得的資本,會給他們所從事的商業活動帶來有形或無形的利益。單從倫理動因來看,正是因為理學既不否定商業的存在而又輕商抑商,所以中國封建社會商業才長期處于稚嫩狀態。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宗法制小農經濟的發展有其內在的極限。理學經濟倫理對當時社會運行機制無條件的維護無疑會阻礙新的科學技術的推廣運用,從而妨害社會經濟的突破性發展。事實上,自唐宋以后,中國農業經濟的增長,主要是依靠開辟新的土地和提高集約化的程度來實現的。到了明代中葉,經濟最發達的江南地區的農業經濟增長,就明顯地受到了邊際效用遞減律的影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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