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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社區治理研究范文1
中圖分類號:F124.5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9-0284-04
傳統上對農村社區公共產品供給及治理①的研究,基本上是沿著界定(私有)產權基礎上市場化供給方向發展。近年來,雖然逐漸注意到了多元化供給的重要性,但是囿于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局限,在把握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產權屬性和結合我國農村社會因素研究上仍顯不足,沒有能真正解決農民偏好顯示的問題。另外,由于對治理問題研究的缺乏,在實踐中出現了大量公共產品的浪費及閑置的現象,農村公共事業沒有得到可持續發展。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的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理論完善了準公共產品理論,結合社會資本因素的集體行動及制度供給理論給我們提供了研究農村社區公共產品供給及治理新的視角。
本文首先介紹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理論及其對準公共產品的完善,其次簡要回顧目前國內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研究的不足之處,最后借鑒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理論提出我國農村社區公共產品治理研究中需要進一步加強研究的內容及方向。
一、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理論與準公共產品理論的完善
公共產品(Public Goods)是指具有消費或使用上的非競爭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產品。公共產品可分為純公共產品(Pure Public Goods)和準公共產品(Quasi Public Goods)。純公共品是嚴格具備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產品,此外,純公共產品還具有非分割性,它的消費是在保持其完整性的前提下,由眾多的消費者共同享用的,如國防就是典型的純公共產品。大多數公共產品為準公共產品,這類產品通常只具備上述兩個特性的一個,而另一個則表現為不充分。一般認為,準公共產品包括“俱樂部產品(Club Goods)”和“公共資源(產品)”②兩大類。前者如教育、衛生等,后者如公共礦山、漁場等。布坎南(1965)提出了擁擠成本的概念來區分“純公共產品”與“非純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他認為,不存在純公共物品到純私人物品的涇渭分明的界限,俱樂部產品是可以適應從純公共物品和純私人產品之間的連續體上的任意一點,只要排他機制的成本低于獲取的收益,通過某些技術設計或制度設置就能夠實現公共物品消費的排他性,從而能夠以私人的、自愿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在純公共產品與純私人物品之間架起了橋梁”[1]。后來的學者對俱樂部產品的供給、定價及成員的數量等方面加以深入的研究,但在集體行動形成及公共產品治理方面沒能展開研究。
哈丁(1968)提出“公地悲劇”,使得公共資源問題受到了廣泛的關注?！肮乇瘎 敝浮霸谝粋€有限的世界里,每一個人都被鎖進一個強迫他無限增加其牲畜量的系統里。在一個相信公地自由使用的社會里,每個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所有人都爭先恐后地涌入追求的結果是注定毀滅。公地自由使用帶來了所有人的毀滅?！盵2]“公地悲劇”反映了集體行動中的“搭便車”和機會主義行為帶來的危害,再加上傳統的集體行動理論沒能解決“集體行動困境”,因此,對解決“公地悲劇”問題,要么建立私人產權,要么交與政府管理。由于人們對政府管理公共資源似乎注定會出現嚴重的問題與近乎瘋狂的尋租行為深信不疑,因此,經濟學家們(尤其產權經濟學家)異口同聲的政策建議是“建立私人產權”。但是,后來有學者對此提出了批評。如Quiggin(1988)[3]和Swaney(1990)[4]等人認為,哈丁以后的許多人雖然把公共產權(Common Property)看作由一群所有者擁有、每個人可以自由使用,但這與開放性資源(Open-Access)含義幾乎相同,而現實經濟中的公共產權卻并非如此。開放性資源(或自由準入)指任何人都可以不被限制地開發使用的資源;而公共產權指一群所有者或使用者共同分享資源的各項(使用)權利,它限制誰使用、何時和怎樣使用,通過一定的社會控制機制賦予權利和實施義務。容易引起“公地悲劇”的僅僅是“開放性資源”。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中譯本,2000)的公共池塘資源①自主治理理論使得公共資源問題研究得到迅猛發展,完善了準公共產品理論。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的自主治理理論的中心內容是研究“一群相互依賴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組織起來,進行自主治理,從而能夠在所有人都面對搭便車、規避責任或其他機會主義行為形態的情況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盵5]其內容包括:(1)集體行動理論。奧斯特羅姆認為傳統的集體行動理論只是一些使用假設的特殊模型,而非一般理論。當特定環境接近于模型的原有假設時,這些模型可以成功地預測人們所采取的策略及其結果,但是,當現實環境超出了假設范圍,它們就無法預測結果了。傳統模型的前提假設主要有兩個:一是個體之間溝通困難或者無溝通;二是個人無改變規則的能力。這適用于一些大規模的公共事物治理,因為個體在這樣的環境中經常是彼此獨立行動、缺乏溝通以及個體改變現有結構需要高成本,但是對于彼此十分了解、經常溝通并且建立了信任和依賴感的小規模的公共事物治理并不適用。(2)自主治理的制度供給、可信承諾、互相監督。奧斯特羅姆在多中心理論的基礎之上,提出理性個人策略選擇的4個內部變量: 預期收益、預期成本、內部規范和貼現率。她認為,在一個自主治理的群體當中,解決制度供給、可信承諾、互相監督的問題是至關重要的,綜合使用政府、市場以及社區自主治理等多種類型的制度安排,這有利于增加信息、改變激勵、加強監督和規則的服從。(3)社會資本理論。她把社會資本定義為“互動模式的共享知識,理解,規范,規則和期望,個人組成的群體利用這種模式來完成經常性活動。” [6]她認為,能否解決集體行動困境,不僅在于個人和制度本身,還取決于雙方聯系的媒介――社會資本。在奧斯特羅姆看來,當成員面對集體行動困境時,僅有意識形態和習俗是不夠的,還必須有規則體系、制度這些形式的社會資本的有效運作,否則搭便車或機會主義行為難以避免。
二、國內農村社區公共產品治理研究簡述
我國學界對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概念并沒有統一的界定。林萬龍(2002)把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定義為:“在鄉或村的范圍內提供為鄉村社區農民(或其中一部分)所消費的帶有公共產品性質(消費和收益難以完全排他)的產品或服務,包括農村小型基礎設施建設、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技術信息服務和農村基礎教育等[7]。李建(2007)認為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就是指在一定的農村區域內具有非競爭性與非排他性的產品和服務[8]。王書軍(2008)把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界定為在鄉村范圍內消費和收益難以完全排他的并和農民生產和生活直接利益攸關的,并為農民集體參與分享的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9]。盡管表述不盡相同,一般認為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屬準公共產品范疇,但除具有一般準公共產品的特征外,還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我國農村地區范圍廣大,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小聚居為主,因此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在供給上具有分散性;不同地區的農業生產生活存在很大的差異,同時各地農村發展水平也不盡相同,因此在相應的公共產品需求偏好上呈現多樣性與層次性。另外,在農村社區范圍內,人數相對有限、成員相對穩定,是個”熟人社會“,同一社區的居民在公共產品的需求和受益方面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同質性。
國內對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研究,一般是借鑒主流西方公共產品理論,在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在供給(包括主體、籌資方式、規模、結構、機制和效應)、需求(需求層次、偏好顯示、參與意愿、影響因素以及考慮到需求的供給效率)和供給與體制關系(財政體制與供給、地方治理體制與供給)等方面都展開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其總體思路是除少量具備純公共產品性質的農村公共產品可以完全由政府提供外,大量具有準公共產品性質的農村社區公共產品都可以通過市場化(或私有化)的方式來解決。但是仍有一些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一是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產權問題,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產權模糊不清不能為多元化供給或治理提供理論基礎;二是農民對社區公共產品需求偏好顯示問題仍然沒能有效解決;三是沒能結合我國農村社會特殊性進行研究。
從供給(尤其是籌資)角度來研究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固然重要,但是這種靜態的視角也會對管理、維護、監督和制度供給等問題有所忽略,難以促進農村公共事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隨著公共資源治理理論的引進,以及對西方企業治理理論的借鑒,近年來有學者逐漸從治理角度來研究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問題,也注意到了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多元化治理特別是由農民自主治理的重要性,對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政府(集權)治理、市場治理、公私合營(PPP)②和自主治理都有相應的研究,在促進農民自主治理的基礎上多元化治理上基本取得一致的意見。但是也還存在一些尚未解決的問題:一是農民組成自治組織進行自主治理的”集體行動困境“問題;二是我國農村社會特殊性問題仍然沒能有效地納入理論分析的范圍。
三、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理論與我國農村社區公共產品治理的研究
農村社區公共產品與公共池塘資源同屬準公共產品范疇。為彌補當前農村社區公共產品治理研究的不足,我們需要借鑒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理論,探討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包括自主治理在內的多元化治理,以促進我國農村公共事業的可持續發展。我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研究。
1.理性農民假設與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產權屬性。這是農村社區公共產品治理研究的理論前提。(1)關于農民是否理性仍然存在爭議,但是如果從方法論意義上來看,理性農民的假設是恰當的,它是保證理論邏輯推理上的“內在一致性”的基礎。如果一個理論假設過于符合現實,就難以保證理論邏輯推理上的“內在一致性”,甚至難以建立相應的理論。至于理論在經驗檢驗上“外在在一致性”問題,可以引入更多的限制性條件(比如把量化的社會資本因素作為理論模型的變量),從而使理論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和預測力。(2)關于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產權屬性。絕大多數西方學者認為,公共產權難以排他而無法解決外部性及“搭便車”問題,因而需要界定公共產品的(私有)產權以實現公共產品的市場化供給(或治理)。正如前文所述,有學者對此提出批評,公共產權不見得就是那么沒有效率。更為重要的是,要在明確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公共產權屬性的基礎上,探討農村公共產品公共產權與其他形式產權混合并存的可行性及實現方式。這是農民自主治理研究中重要的理論基礎。
2.社會資本與農民集體行動的形成。社會資本原本是社會學和公共政策學的理論,經阿羅(Arrow)、斯蒂格利茨(Stiglitz)、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等人引入到經濟學中來。中國各地農村的社會情況千差萬別,我們可以用社會資本作為反映各地農村實際的變量引入理論分析中來。在操作上,可以對某個農村社區按照與組織聯系(與參與社團比較接近) 、集體行動、參與公共事務、社會支持、社會凝聚力、歸屬感、信任和互惠等維度[10]設計調查問卷,選擇典型地區進行調查,分析調查數據,測量評估社會資本狀況。在取得社會資本數據的基礎上,內化為博弈或計量模型的變量進行模型分析,使得對農民集體行動形成的模型分析與實際更加符合。
3.農民對社區公共產品自主治理的經驗研究。大量的經驗研究是農村社區公共產品治理是否具備較強解釋力的關鍵。我們可以對國內外成功及失敗的治理案例分析,歸納有效治理的若干原則、條件與方式。目前國內學者主要的案例研究是在農村小型水利設施治理方面,可以對相關案例用奧斯特羅姆的8項原則進行檢驗。①另外,可以對我國目前通過“一事一議”方式進行的村級公共產品供給制度進行分析。針對存在的問題(事難議、議難決、決難行),分析產生問題的原因(運用不同理論分析可得出不同的結論,但是本質上是強制性制度本身的問題)。根本是要變強制性的制度安排為農民的自主治理。
4.農民組成自治組織對社區公共產品自主治理的制度研究。農民自主治理包含農民如何組成自治組織的問題,實際上已經是一個制度變遷問題。借鑒諾思及奧斯特羅姆等人的理論,我們可以從這幾方面展開研究:第一,農民自主治理的誘因:政府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市場方式和社會方式供給的缺失和剩余索取權的獲得。第二,推動農民自主治理的主體:理性農民及鄉村精英的作用;政府與社會組織的作用。第三,社會資本在農民自主治理形成中的作用:減少”搭便車“現象及對農民組成自治組織的激勵作用。第四,農民自治組織的形式:探討法人型或掛靠在具有法人性質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農民自治組織的可能性。第五,農民自主治理的預期收益與預期成本:其一,預期收益。包括:(1)影響因素:占用者人數、公共產品規模、市場條件、體制環境、所使用的現行規則、所提出的規則等;(2)收益范圍:對獲得剩余索取權、規模效應、風險的降低及對公共產品的管理與維護效果等方面進行量化評估。其二,預期成本。包括(1)學習、規劃、設計成本及量化評估;(2)實施成本及量化評估;(3)監督成本及量化評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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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ublic pond resource self-governance theory and the rural community public goods governance in our country
HUANG Yong-xin,LI Juan
(Economy college,Capital nationality university,Beijing 100000,China)
農村社區治理研究范文2
關鍵詞：農村社區；建設規劃；路徑選擇；建議
Abstract：China''s new rural communities construction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 city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re compared, still in a stage of exploration. According to my ow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s well as in the new r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planning process in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some own views, hope to be able to better promote China''s new rural community planning level.
Keywords：R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planning； path selection； suggestion
目前，我國新農村社區建設的整體發展水平來看，與城市之中社區建設相比較，還仍然處在一個探索階段。從理論與實踐上來看，我國新農村社區建設的新型指導理論正處于探索之中，從實踐上來看，我們的新農村社區建設之中在取得較好的成就的同時，還存在著較多的不足。筆者通過自己在新農村社區建設與規劃之中實踐與學習認為，為了更好的提升我國新農村社區建設的整體水平，對于與新農村社區建設規劃的相關理論與實踐層面的問題亟待梳理與研究。例如，對于新農村社區建設發展內涵、定位、建設模式進行深入研究。目前，從我國新農村社區建設規劃的研究成果來看，主要包括新農村社區管理、服務、治理以及目前我國新農村社區規劃過程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以及解決策略等方面進行探討的。筆者結合的自己所學的規劃專業理論以及工作實踐，立足于對新農村社區概念的界定，對目前我國新農村社區規劃過程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作一梳理，進而希望能夠更好的促進我國新農村社區的持續、健康、穩定的發展。
一?新農村社區內涵的界定
社區一詞，追根溯源可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由我國著名社會學家先生的相關著作與文獻之中。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關于社區的相關研究成果才逐漸增加，進而產生了“什么是社區”“社區的定義”的探討。對于社區一詞，不同的專家與學者從自身的經驗、研究視角出發，“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提出了自己認為的“社區”概念。總結與歸納后，筆者發現不同的學者所提出的“社區”內涵相差甚遠。社區作為較早進入現代工業社會的西方國家學者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其研究的整體范圍往往是城市，對于農村社區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少。所謂“傳統的農村社區”是指“以農業生產為主要活動內容而聚焦起來的人們生活的共同體，其社會結構簡單，封閉程度較高，日常生活通過其特定的地域內的社會關系網絡進行”。但是，伴隨著我國農村的快速發展，尤其是交通工具、科學文化知識的大量運用，使得我國的農村社區發展不再是傳統的自給自足的、隔絕性與封閉性較強的社區，其與外界社會發展具有著緊密的聯系。新農村社區具有著諸多特征：例如，與傳統農村社區相比而言，新農村社區的謀生手段主要依托于現代農業生產。第二、第三產業得到快速發展，并逐漸成為新農村社區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新農村與傳統農村社區相比較，無論是從人口密度還是從人口的規模來看，都比傳統農村社區要大的多。集中性是新農村社區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新農村社區的生活環境、生活水平、生活方式等與城市的發展逐漸趨同，兩者之間的差異性與日俱減。筆者結合了傳統農村社區的相關研究成果以及目前新農村社區的相關成果認為“新農村社區”是指“農村地域范圍內，以一定規模人口為基礎、以一定產業為支撐、以地緣和血緣關系為紐帶、以社區組織及相應的治理機制為保障、以滿足社區居民基本需求為目標的新型農村社區”。
由此可見，新型農村社區與傳統的農村社區具有著較大的不同，這就要求為了更好的促進我國新型農村社區發展與建設，其在規劃與傳統的農村社區規劃具有著一定的差異性。筆者認為新農村社區建設規劃的路徑選擇中，要能夠立足于新農村社區建設規劃的實際，通過不斷的治理與完善，才能夠更好的促進建設規劃的整體水平適合新農村社區的發展。筆者認為新農村社區建設規劃過程是一個緩慢而持久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之中，我們要能夠依據科學的理論，輔之高效的實踐，才能夠更好的促進新型農村社區規劃的科學性。
二?新型農村社區規劃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一）規劃主導思想不清晰
新農村社區的規劃主導思想要與的新農村建設緊密相聯。從新農村建設與發展來看，大力發展農業生產以及逐步改善農民的整體生活水平是新農村社區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最為重要的問題。新農村社區建設的基礎以及核心即是提高農業生產水平，進而提高我國農民的生活整體質量。但是，在具體的新農村規劃實踐過程之中，新農村規劃更多的是對居住空間的梳理以及物質環境的改善，這就造成了新農村社區規劃是優先發展生產還是優先改善生活環境之間的矛盾，規劃主導思想在“發展生產”和“改善生活”看似矛盾的兩難境地之中徘徊。由于新型農村社區規劃過程之中的規劃主導思想不清晰，直接導致了在具體的規劃實踐過程之中造成“規劃失誤”。眾所周知，規劃水平的高低甚至將直接影響到一個地區的未來發展，規劃主導思想不清晰是影響目前我國新農村的社區規劃的重要因素之一。
農村社區治理研究范文3
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使撤村并居優化農村環境登上歷史舞臺成為必然，探尋農村環境治理過程中的不和諧因素，修正農村社區的發展軌跡，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社區，改善農民生活，提高農民生活質量，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關鍵詞：
撤村并居；環境治理；機遇與挑戰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3）02003901
在經濟大潮的沖擊下，農村也出現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現象，一部分農民不滿足于現有“春秋兩閑”的生活現狀，紛紛到城市里打工、經商，甚至是開工廠，脫離了祖祖輩輩相守幾千年的農民生活，告別了“男耕女織”的古老傳統，成為生活在城市里的農民。本來計劃生育國策已經使農村人口呈穩步下降趨勢，再加上農民家庭的不斷外遷造成了農村人口的持續減少，在村子里出現了大量的空閑房屋，搬到城市里去的農民院落外面的柴草等雜物成了無人管理的個人財產，時間長了便成了無人管的垃圾。大量人口的外遷使留在村子里生活的農民擁有更廣闊的生活空間，生活空間的擴展卻滋生了農民生活的隨意性，亂扔垃圾和隨意搭建的現象到處都是，村子的公共基礎設施無人管理而日趨破敗，形成了一個個環境欠佳的“空心村”，通過撤村并居優化農村環境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必然。
1撤村并居，造就新型農村社區
農村社區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一個重要舉措，是推進農村城市化進程的管理模式，旨在改變現在農村嚴重的“空心村”和“環境臟亂差村”的現狀，在倡導“大農業”的前提下，為農民創造一個溫馨、舒適、科學的生活環境和人文環境，過上城市人一樣的生活，不再用柴草做飯，不再自己燒煤取暖，豐富的農村社區文化生活把閑暇時間只會打麻將的農民從自家的桌子旁吸引出來，在花草圍簇的社區廣場上扭起秧歌，劃起旱船，跳起健美操、交際舞，甚至還有全國流行的乍看還真有點別扭的“僵尸舞”，成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雙豐收的社會主義新型農民。
2治理環境的機遇
第一，由于農村社區一般都建在交通便利、沒有居民建房的“原始地域”，所以在開始籌建農村社區的時候，設計者們可以科學地安排自來水管道、電線路徑、排污管道、集體供暖管道，甚至是天然氣管道的預設，避免了舊村改造過程中的重復建設和相互影響，社區內樓盤布局和道路規劃相輔相成，彰顯人性化設計，方便了入住農民的日常生活，也提高了農民的生活質量。社區內的綠化帶、草坪、鮮花、綠樹、假山、噴水池等襯托出社區環境的優美，讓習慣于田園美的農民享受到體現現代文明的城市生活之美，為農民提供了形式多樣的物質生活環境。
第二，新型農村社區的建立改變了農民原來的生活習慣，有利于農民形成科學的生活習慣，尤其是飲食習慣，由過去“改善生活”中的大魚大肉變成現在葷素搭配、營養均衡的科學飲食；社區內的文化廣場為農民提供了文化娛樂、體育健身的好場所，形式多樣的社區文化活動大大豐富了農民的日常生活內容，健身器材設備的完善增強了農民的體質，滿足了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提高了農民的生活質量。
第三，撤村并居，建立農民集中居住的農村社區，加強舊村土地的復墾，有利于集中各類閑散土地搞承包，走大農業之路，提高土地的科學利用率，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糧食的產量和質量，還能再次解放一部分勞動力支援城市經濟的發展。
3治理環境的挑戰
第一，搬到農村社區生活的農民對于新的生活方式不習慣。大部分農民已經習慣于庭院式生活，在社區內出現了有些農民開墾土地種菜、養雞，甚至在樹上拴上繩子曬衣服等等不和諧現象，究其原因還是由于農民沒有機會接受足夠的生活常識教育，還保留著原有的生活習慣，不適應城市人的生活，造成了人與環境的不協調，這種現狀反映出主觀部門工作人員的粗枝大葉，工作態度和工作方式有待改進。
第二，農村社區的某些農民有不滿情緒。撤村并居的新舉措造成一部分農民被強制離開他們熱戀的土地，被迫上樓居住，再加上社區內基礎設施的不完善給他們生活上帶來了不便，更加助長了他們的不滿情緒。生活在自然村的農民家族觀念比較強，讓他們離開祖祖輩輩生活過的難以割舍的土地，甚至還要面對祖墳被平的結局，他們的不滿情緒尤為突出，極易造成，影響社會的和諧，這也反映出主管人員不注意工作方式人性化的問題。
4對撤村并居的一點建議
主管人員要注意工作的科學性，探究撤村并居是否符合本地區的實際情況，科學安排農村社區的位置、布局及相關配套設施的完善，構建內容豐富的社區文化，滿足農民物質文化生活需要；主管人員還要注意工作的人性化，注意做好農民的思想工作，提高農民對社區生活的認識，耐心而細致地開展工作，消除農民的不滿情緒，加快社區建設步伐，構建和諧社會。
總之，研究撤村并居背景下農村治理環境過程中的成功之處和不足之處，有利于我們改進工作方法，端正工作態度，關注農民的情感感受，彰顯人文精神，加快農村社區城市化，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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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社區治理研究范文4
關鍵詞：鄉村振興；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路徑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新時代做好“三農”工作的總抓手。各地區各部門應基于鄉村振興戰略優勢，做好面向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發展布局，提升發展體系、行政管理機制及產業結構的優化能力，使各地區能運用鄉村振興戰略的時代背景，更好融入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新環境。
1鄉村振興背景下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現實意義
2016年2月，國務院了《關于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若干意見》，其中重點提出：“加快農村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等事業發展，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深化農村社區建設試點[1]?！敝链?，推進農村產業結構轉型，完善農村教育、醫療及文化發展體系，提升農村地區社會資源、經濟資源及市場資源整合能力，為未來階段農村發展創造更優質的環境及發展條件，成為新時代農村地區發展建設的重中之重。從發展需求角度來說，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改變了傳統城鄉融合發展結構，提高了農村地區經濟建設發展、服務網絡構建的主導能力。實現對農村地區發展資源的合理化分配，彌補早期階段農村社區建設改革存在結構性缺失，解決使農村地區行政管理職權分化問題，為農村地區生活條件、衛生環境及生態環境的進一步改善夯實基礎。因此，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的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并非單一在原有體系上進行改革優化，而是從發展結構上作出調整，將農村地區農戶衣食住行與城鎮地區進行對接，在不改變原有生產勞動方式及社會基礎產業結構的前提下，提升農戶總體生活質量，強化農戶生活幸福感及獲得感，為農村地區經濟建設、環境經濟及產業建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2鄉村振興背景下推進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面臨的困境
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為推動農村地區經濟、社會及文化等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然而，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同樣對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具有負面影響，需要通過深入分析予以解決。鄉村振興背景下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主要問題，多數集中在行政管理及資源分配兩個方面，做好對行政管理體系的完善，并制定科學的資源分配方案，有助于深化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穩步推進。
2.1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要求在社區服務、管理調度及社會福利等方面做好協調。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采用將多個行政村進行合并的基本模式。其中，各地區社區服務、管理調度及社會福利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一定差異。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如何制定福利補貼標準、規范社區服務體系及優化管理調度模式，成為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所需思考的問題。從經濟結構上來看，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促使農村產業建設形成發展合力，強化農村產業發展核心競爭力。其社會福利標準、社區服務質量及管理調度執行性勢必有所提升。但從實現環境的發展視角分析，部分地區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主要解決農村發展融合行政管理權限重疊的問題，加速農村發展環境現代化治理，提升農村經濟發展上限。但各地區鄉村發展存在內部矛盾，仍然未能在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視角下得以有效解決，內部矛盾的產生必然對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形成影響[2]。新型農村社區專業服務人才匱乏、社會保障及福利制度單一，管理調度時效性不足等問題，仍然困擾了后續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發展。針對以上問題，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發展，應在充分了解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基本特征的同時，做好對各項建設發展、管理工作的優化，進一步建立長效化發展機制，推動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與時展接軌，并有效吸納城鄉融合發展經驗，提升新時代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發展水平。
2.2資源分配
資源分配問題主要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利益分配、人力資源配置及市場資源調度四個方面。目前，新型農村社區基礎設施建設主要由政府機構與企業提供支持。但從我國當前經濟發展形式分析，上行經濟固然對農村建設創造便利條件，但政府機構及企業同樣面臨經濟轉型及市場產業升級的壓力，如何做好基礎設施建設的職權劃分，并在合理范圍內為參與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企業提供政策優惠，則是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需考慮的問題。利益分配主要指農戶之間居住資源及經濟資源的分配。部分地區大刀闊斧的推進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發展改革，基于大拆大建進行農村改造。該方式的確加速了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進程，但不利于對農戶核心利益訴求的滿足，容易促使農戶與政府機構之間產生嫌隙，從而，導致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無法達到預期效果。經濟資源、人力資源及社會資源的調配，也是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所需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各個鄉村產業優勢及產業發展需求不盡相同，針對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必須要以推動經濟發展、優化居住條件等作為底層建筑。因此，有效發揮不同地區產業優勢，強化產業集約化發展，對于緩解經濟資源、人力資源及市場資源調配矛盾具有一定積極作用。
3鄉村振興視角下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特征
鄉村振興戰略為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提供諸多便利。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充分影響下，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基本特征主要體現在產業化、中心化及統籌化三個方面。其中，不同建設特征也代表了不同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發展模式。未來階段，我國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必須要充分做好對不同發展模式下建設經驗的積累，開拓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發展視角，為未來階段更好提升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發展總體實效性提供有利保障[3]。
3.1產業化
產業化特征主要體現在以產城聯動為主導的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方面。該模式利用對產業資源的聚集優化，優化本地區產業資源配置，降低傳統模式對產業發展的限制，使各鄉村產業發展形成一體化聯動。通過對人口資源的社區化集中，提升農村地區對部分土地資源的有效利用率，改變農村土地資源閑置及居住資源緊缺的問題?；诋a城聯動模式的構建，充分加速土地資源的流轉，優化農村地區產業發展生態，能夠進一步提升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農村經濟水平的提升，則給予農戶更多的居住選擇權，幫助農村環境改造及基礎設施建設，降低單一土地資源結構對農村農業產業發展的影響，最大限度滿足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基本需求，為后續階段強化各地區產業建設一體化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3.2中心化
中心化是指由鄉鎮企業與政府機構協同推進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采用產業資源、服務資源及配套設施的集中化管理，進一步打造以農村地區中心發展為載體的舒適生活圈，圍繞對優美環境、良好服務體系及多元市場生態的建立，實現對農村地區發展面貌的改善[4]。這一特征主要體現對于資源的合理配置，通過建立中心化發展模式，實現將資源共享理念在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方面有效運用。中心資源的共享可以更好控制成本支出，推動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多位一體發展，使政府資源、民間資本及商業資本等均可參與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民間資本與商業資本的加入，將為提升農村地區生活質量及改造生活環境提供有力保障，使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發展需求與企業利益訴求充分契合。以此，為鄉村振興背景下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高水平發展創造積極條件。
3.3統籌化
統一協調、統籌管理，是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主要特征。傳統模式下農村行政管理，存在管理結構單一及管理覆蓋范圍不足問題，部分地區由于行政管理職責劃分缺乏合理性，導致部分農村地區形成三不管地帶，農村地區產業升級及產業結構改造因此受限。圍繞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統籌管理，則將管理職權進行統一分配，提升各地區行政管理執行力，實現行政管理全面性覆蓋，為農村地區市場發展統一規劃、社會資源統一調度及產業資源協同配置等奠定良好根基。因而，從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長效化視角來看，統籌化管理是基于大局觀視角，為農村社區建設及環境發展改造創造良好條件，實現農村生產水平、生活質量及生態治理等多方面提升，進一步滿足新時代農村地區建設發展需求，實現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多元化對接。
4基于鄉村振興戰略影響下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路徑及科學策略
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一定程度改變了農村地區的發展面貌，提升部分地區農村經濟發展水平。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要充分突出鄉村振興戰略發展優勢，強化對產業結構產業布局的優化，明確行政管理及社區服務定位，提升新型農村社區總體社會服務質量，有效為農戶及企業發展提供社會保障。以此，排除農戶及企業的后顧之憂，豐富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服務功能，為后續階段政府機構進一步從多個視角提供發展政策的支持創造條件。
4.1優化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產業結構及產業布局
面向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做好產業結構及產業布局的優化，有助于從產業經濟發展的角度，為農村發展資源的整合提供良好機遇。因此，各地區應圍繞協同共助、合力助推的中心思想，優化新型農村社區產業發展資源配置，基于充分發揮農村產業發展優勢及助力產業融合，改變新型農村社區的產業結構，確保新型農村社區能持續為優勢產業及支柱產業發展輸送新鮮血液，進一步構成可持續發展的產業生態。另外，新型農村社區對于產業結構及產業布局的優化，不應采用一以貫之的發展改革理念，要在不影響當前產業獨立發展的前提下，做好多方面產業發展規劃，逐步推進新型農村社區產業發展試點改革，適時做好對產業發展方向的調整，基于產業發展中彈性化策略的運用，為新型農村社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提供支持[5]。從而，化解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中存在經濟矛盾。
4.2明確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行政管理與社區服務精準定位
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應面向提升農戶生活質量及為農戶生產勞作創造便利條件兩個方面做好行政管理規劃，確保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中社區服務工作的開展，能圍繞以上兩個方面內容制定科學方案。在此過程中，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應摒棄傳統行政管理及社區服務理念，面向農村發展的城鎮化對接構建行政管理新體系，并根據各個行政村行政管理工作現狀，統一行政管理工作標準及內容，實現各個不同行政村之間行政管理工作的步調一致。避免在社會福利、社區服務及管理調度等方面產生嚴重的差異化問題，使農戶能真正意義上成為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主要受益者，降低外部因素干擾對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工作穩步推進的影響，促使新時代背景下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能達到更高水平。
4.3完善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視角下社會保障體系
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是建設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重要一環。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主要面向企業、醫療機構、教育機構及農戶等提供經濟、人力資源及市場資源方面支持，降低新型農村社區轉型發展過程中面臨結構性陣痛問題，使企業、教育機構及農戶等能盡快適應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發展的新環境，排除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發展中存在阻礙。為此，政府機構應從以下兩個方面做好對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第一，政府機構應面向企業、醫療機構及教育機構等做好在政策、資金等方面的扶持，根據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衛生發展、文化建設及環境治理等要求，做好與企業、醫療機構及教育機構的對接，緩解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發展改革中存在壓力。第二，政府機構應為農戶及農村就業人員發放住房、失業及醫療等方面經濟補貼，加速農戶對于新環境的適應能力?；谡档诪樾滦娃r村社區的建設發展保駕護航[6]。
4.4豐富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服務功能
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改變傳統農村發展結構，提升農村地區信息化及現代化發展水平。為更好提升新型農村社區中農戶生活品質。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要注重對社會服務功能及行政服務功能的完善，切實保障基礎設施建設的實際有效性，確保相關水、電建設及治安管理水平能達到較高標準，為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目標的實現做好鋪墊。另外，豐富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服務功能，不僅要面向外部發展做好合作，同時，也應針對內部經濟發展循環及本地區農業資源開發進行優化，最大限度發揮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發展優勢，從生活環境、經濟水平、社會影響力等多個方面，提升農戶對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認同感，使農戶在新型農村社區環境下能更好履行自身義務及社會責任，提高農戶基礎生活幸福感。
4.5強化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政策傾斜與政府支持
政府做好對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政策傾斜，可以更好解決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基礎設施不完善問題，降低經濟、環境等因素對于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發展的制約，實現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發展多元化、系統化及科學化推進。對此，新型農村的社區建設應立足當前、著眼未來，合理做好行政村管理融合的決策，最大限度平衡各方的利益關系，保證農戶核心權益。在充分為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發展夯實基礎的同時，提升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發展上限，使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能為未來農村發展轉型做好充足準備。除此之外，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要根據當前發展需求，持續做好合村并點工作的深化，既要發揮各個機構及各個部門社會服務功能，也要維持良好發展改革秩序，進而促進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視角下的良性發展。鄉村振興背景下的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極大提升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水平，加快了農村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等邁入時代新紀元。各地區應緊抓時代機遇，積極做好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背景下管理協調及發展優化，加速推進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發展改革，提升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總體發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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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社區治理研究范文5
關鍵詞：村鎮宜居社區；農村社區建設；PESREI
前言
隨著新型城鎮化和美麗鄉村建設的不斷推進，作為農村社區和小城鎮社區建設的深入發展，村鎮宜居社區建設已經被提上了我國新農村社區建設的日程，但是目前國內外對于“村鎮宜居社區”只有本課題組的些微相關研究，因此文章基于村鎮宜居社區、農村社區建設等相關文獻研究和建設實踐，提出并明確界定了我國“村鎮宜居社區建設”的概念及其內涵，為后續相關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礎，具有一定的理論前沿性和實踐指導性。
1 相關研究
1.1 社區建設與社區發展
國際社會很早就開始各類社區建設工作，但未使用“社區建設”這一概念，而是更多地采用社區發展、社區組織、社區工作、社區福利、社區照顧等。聯合國1995年發表的《社會發展經由社區發展》一書中，將社區發展定義為“一種經由全國人民積極參與并充分發揮創造力，以促進社區的經濟、社會進步的過程”。在我國，則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提出并推行社區服務，到90年代中期開始重視和推進社區建設。由此我國“社區服務”的提法進一步延伸擴展為“社區建設”，這一概念相當于國際上所流行的社區發展概念。關于社區建設的含義有不同的界定，但大多強調社區建設是全方位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社區建設必須利用社區資源，依靠和調動社區各方面的力量等[1]。
從區位和內涵上來說，社區發展則是社區建設的外部要求和保障；社區建設是社區發展的局部任務，社區建設的成效取決于社區發展的水平，依賴于社區發展的培育；解決社區建設困境的出路在于社區發展[2]。細究二者的區別，社區建設著眼于“社區”這個小范圍，社區發展著眼于“區域”這個更大的地區規模；社區建設側重于硬件設施以及社區眼前的任務，社區發展更側重于軟件設施以及有關區域更長遠的可持續發展的人口、經濟社會和資源環境建設。
1.2 農村社區建設與發展
對農村社區建設，國內學者們進行了不同的界定。李增元認為農村社區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使社區真正成為承接政府公共服務的重要平臺，承擔起促進農村政治民主、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載體[3]。黃小晶（2006）分析了農村新社區的五種主要功能，即發展社區經濟和福利功能、傳承社區文化和情感功能、促進社會文明和穩定功能、提供社會保障和共濟功能；認為農村新社區建設應包括涉及基礎設施、生態環境、社區服務、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六大任務：社區經濟建設、社區設施建設、社區環境建設、社區服務建設、社區治安建設、社區組織建設[4]。陳建勝（2011）認為農村社區建設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農村社區建設是把農村作為一種自然型的社區而進行的整體性的建設，包括經濟發展、基層政權構建、文化團結建設及其社會保障與公共服務等多位一體的全方位建設。廣義型農村社區建設的實質就是鄉村社會發展建設，在很多國家又叫做農村“社區發展運動”、“社區復興運動”、“社區重建運動”、“新村運動”等。而狹義的農村社區建設是指借鑒于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城市社區管理體制和服務模式而在農村社會“移植和嵌入”的社區化管理和服務模式[5]。
國外對于農村社區建設，一般采取農村社區發展的概念。如Cavaye，D.J.（2001）分析了鄉村社區發展的內涵，認為從根本上來講，發展是財富的衡量標準――財富意味著人們珍視的事物。它包括經濟、社會和環境改善。而農村社區發展取決于多個相互依賴的組成部分：（1）支持經濟活動和社區生活的充足的基礎設施；（2）新業務或建立新的行業和企業、可獲得的風險資本、高效率；（3）有利于農村地區經濟競爭、社會公正和環境負責任的政策；（4）維持就業、人口和農村地區生活質量的社區服務。但長久的農村社區發展也依賴于更多無形資產的發展，比如社區所有權、地方領導權、行動、“反思”和動機[6]。
2 結束語
由村鎮宜居社區的內涵得知，我國村鎮宜居社區包括農村宜居社區和小城鎮宜居社區。相應的我國村鎮宜居社區建設亦包括農村宜居社區建設和小城鎮宜居社區建設。即相比較村鎮社區建設而言，村鎮宜居社區建設的本質體現在社區的宜居性上，即社區建設要體現以人為本的原則，圍繞村鎮社區居民的需求完善社區的軟硬件設施。
總之，我們認為村鎮宜居社區建設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村鎮宜居社區建設主要指社區硬件設施建設，如住宅、市政工程等的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建設，而廣義的村鎮宜居社區建設不但包括硬件設施建設，更包括涵蓋社區人口、經濟社會和資源環境的軟件設施建設，意即村鎮宜居社區發展運動。文章的村鎮宜居社區建設指廣義的概念，其主要內容涵蓋如下幾個方面：社區人口（people，P）、經濟社會（economy & society，E&S）和資源環境（resource & environment，R&E），簡稱PESRE。另外如果為了強調社區軟硬件設施的區別，突出社區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性，可以把基礎設施進行單列，即村鎮宜居社區建設的內容亦可以細分為社區人口、經濟社會、資源環境以及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I）四大方面，簡稱PESREI（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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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社區治理研究范文6
關鍵詞：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結構與因素
一、問題的提出
自1980年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Bourdieu）（1997）{1}正式提出了“社會資本”這一概念，并從集體層面給出了社會資本的界定，即認為“社會資本是實際或潛在資源的集合體，那些資源是同對某種持久性的網絡的占有密不可分的，這一網絡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認的，而且是一種體制化關系的網絡。換句話說，這一網絡是同某個團體的會員制相聯系的，它從集體性擁有的資本的角度為每個會員提供支持，提供為他們贏得聲望的‘憑證’，而對于聲望則可以有各種各樣的理解……”。自此之后，學界對社會資本這一概念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其中，第一次從社區層面對社會資本及功效進行研究的是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羅伯特?D?普特南（Robert D.Putnam）（1995）{2}，他通過對意大利的南北部的比較研究，指出：“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特征，例如信任、規范以及網絡，它們能夠通過促進合作行為來提高社會的效率?！?在此定義中，普特南強調的是集體行為或組織行為的重要性，強調信任、規范和網絡的重要性。從此之后，社會資本被廣泛用于解釋經濟發展、經濟治理等諸多問題。福山等人研究發現，社會資本存量多的社區更能夠應對貧困，解決爭端，促進就業，提高組織效率，促進社區經濟發展（Fukuyama，1996{3}；Narayan，1999{4}；Woolcock，1998{5}）。我國學者在研究中也注意到在社區治理中，社會資本可以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維持社會秩序，增強社會凝聚力，同時指出社會資本的總理和分布決定了社區認同感、凝聚力以及社區治理的績效（王思斌，2000）{6}。正是社會資本的強大解釋力使它在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多個領域中都被廣泛的運用，但與此同時，也使得社會資本的定義及其測量變得極為復雜甚至混亂（趙延東，2006）{7}。因此，學者們從各自的經驗研究出發對如何測量集體層次的社會資本進行了探討。普特南（2001）{8}指出應該從社會信任、公民參與的網絡和互惠規范以及成功的合作等方面對社會資本進行測量。林南（2001）{9}在總結前人經驗和自己構建的社會資本模型的基礎上將社會資本視為網絡資產來測量，他認為可以從被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以及個體的網絡位置兩個要素來測量社會資本。但更多的學者對社會資本進行測量的是使用8維度法、7維度法、6維度法和5維度法。8維度法有按照對社區的參與、社會背景中的能動性、信任和安全感、鄰居間的聯系、家庭與朋友的聯系、差異化的承受力、生活價值、工作聯系等進行測量（Paul Bullen、Jenny Onyx，1997）{10}，但這種測量方法實際上將社會資本等同于社會關系，因此他們的測量結果很難真正反映社會資本的真實情況；Kawachi等（2004）{11}通過回顧33篇文獻發現，測量社會資本的維度至少有8個，即信任、參與社團和組織、社會支持、自愿活動/志愿主義、互惠、非正式社交活動、社區凝聚力、社區歸屬感；Desilva（2006）{12}綜合分析了28篇文章后，建議社會資本的測量應包括8個主要維度，它們分別是信任、社會凝聚力、社區歸屬感、參與社團、社會網絡、社會支持、參與公共事務以及家庭社會資本；我國學者桂勇，黃榮貴（2008）{13}確立了8維度的社區社會資本的測量指標，并以上海的城市社區作為研究單位，對8維度測量指標進行了檢驗，最終提取了地方性社會網絡、社區歸屬感、社區凝聚力、非地方性社交、志愿主義、互惠與一般性信任和社區信任7個因子、29個項目；姜楠（2009）{14}提出了從信任與團結、團體、網絡、社區凝聚、社區參與、信息交流、社區安全、政治參與8個方面對單位型社區社會資本進行測量，并且對城市單位型社區與非單位型社區的社會資本進行了比較分析。7維度法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納拉揚和普里切特（2005）{15}，他們從村莊層面上考察了坦桑尼亞農村的社會資本與村莊經濟之間的聯系，提出衡量農村社會資本的7個指標，具體包括：參與社團、一般規范、和睦相處、日常社交、鄰里聯系、志愿主義、信任。國內學者多用5維度法和6維度法對社區社會資本進行測量，林聚任等（2005）{16}從社會風氣觀、公共參與、處世之道、信任安全感和關系網絡五個方面分析了山東省農村社會資本的狀況；賈先文（2010）{17}提出應該從信任、網絡、志愿主義、社區歸宿感和社區凝聚力5個維度測量農村社會資本。裴志軍（2010）{18}認為應該從普遍信任、規范信任、正式網絡、非正式網絡、共同愿景與社會支持6個維度測量農村社會資本。謝治菊，譚洪波（2011）{19}提出了從社區參與、社區歸宿感、合作、共享、互惠和信任6個維度測量農村社會資本。此外，Harpham（2007）{20}也認為社會資本應該包括6大維度，即網絡、社會支持、信任、社會支持、互惠和非正式社會控制。
通過對已有文獻的系統梳理，我們發現大多數研究者運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分別提出了測量社區社會資本的指標，通過經驗研究對這些指標進行了檢驗，從而形成了較有代表性的測量社區社會資本維度，但引起我們思考的問題是：第一，何謂社區社會資本？社區作為一個共同體，應該有其基本的組成元素，那么社會資本作為影響社區發展的非常重要的變量，其組成結構又是什么？是由哪些因素構成的？如果不回答這一問題，測量指標的建構將會失去其針對性和操作性。第二，現有研究過多地關注了社會資本測量指標的構建、檢驗和模型的建立，卻忽視了對社區社會資本真實狀況的研究，這突出表現在缺乏關于農村社區與城市社區社會資本狀況的比較研究，不同地區農村社會資本狀況的比較研究更是空白，更沒有關于少數民族村落與漢族村落社會資本的比較研究。因此，我們不僅要問為什么要建構這些指標，其作用何在？測量城市社區社會資本的指標能否直接用來測量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第三，現有研究建構了多種測量社會資本的指標，但并沒有指出這些指標受社區中哪些因素的影響，似乎這些指標就是決定社區社會資本的最終因素，從而預設了一個前提假設，即社區的信任、社區參與、社區歸宿感、合作規范、互惠、共享等因素是以前置變量或者自變量存在的，也就是說，這些指標本身不受其它因素的影響。但大量的事實證明，不同類型社區中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和社區的參與狀況是不同的，因此，經驗告訴我們學者們用來測量社會資本的這些指標僅僅只是中介變量，其本身也是受其它因素影響的，那么，到底又是哪些因素會影響到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和社區的參與呢？從現有研究中顯然難以找出令人滿意的答案。
社會資本不僅具有經濟學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具有政治學的意義。也就是說，社會資本不僅可以用來解釋經濟增長，同樣可以用來解釋政治穩定等現象。社會資本這一范式可以幫助我們考察轉型期的政府績效、社區的效率與社會活力。但是，社會資本作為產生于西方社會的概念范式，用來研究中國社會現實問題時，首先要結合中國的社會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和人們采取行動的習慣特質，給出一個本土化的概念界定。首先，社會資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關的一系列態度和價值觀構成的，其關鍵是使人們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觀的世界觀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會資本的主要特征體現在那些將朋友、家庭、社區、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聯系起來的人格網絡；第三，社會資本是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的一種特性，它有助于推動社會行動和搞定事情。尤其是在農村，因血緣、地緣等因素而構成的關系網絡，是中國農村社會資本的主要表現形式，可以說，中國的農村社會有著豐富的社會資本存量。為此，本文認為社區社會資本就是存在于特定共同體之中的以信任、互惠、合作、共享和社區歸屬為主要表征的參與網絡，是透過社區居民對于信任、互惠、合作、共享等一系列態度和價值觀及其行動展現出來的。但是，國內外已有的關于社區層面社會資本的研究多集中于對城市社區社會資本的狀況、測量指標、對社區建設的影響，較少對農村社區社會資本進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更缺乏對不同地區社會資本的比較研究。故此，本文在研究對象的選取上，以農村社區作為研究對象，以期客觀地呈現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的實際狀況。本文運用問卷調查的方法，進入山東、陜西、甘肅、寧夏進行了為期2個月的調查，獲取了由2201個戶主組成的數據庫，對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的內在結構進行了探索性研究，描述了社區社會資本的現狀，并對相關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定量的分析。
二、研究設計
1. 結構測量指標
為了搞清楚一個國家、一個組織、一個社區甚至是一個個人的社會資本存量的多少，國內外學者運用了很多變量對其進行了測量和分析。從現有的文獻來看，目前國內外基本上存在著針對個體層次社會資本的測量方法和集體層次社會資本測量方法。如通過提名生成法、位置生成法來測量個人擁有的社會資本量；通過信任、公共參與、社會聯結和社會規范來測量集體（社區、組織等）所擁有的社會資本量。本文主要分析的是社區社會資本方面，主要是對謝治菊、譚洪波（2011）提出的從社區參與、社區歸宿感、合作、共享、互惠和信任的6維度測量法進行了修正?？紤]到村民的行為受到價值取向的影響，行動主體的行為以集體為取向，將會更多地將自己置于社區人的層面從他者的角度參與社區活動，即“一般社區參與”。反之，如果行動主體的行為以個體為取向，則將會更多地從個體利益角度參與社區活動，以期獲得社區人的合法資源，即“特殊社區參與”。為此，我們將原來“社區參與”維度細分為“一般社區參與”和“特殊社區參與”兩個維度；同時，考慮到“信任”維度和“差序格局”的人際關系結構相聯系，從而使中國人所信任的人群中既包括家屬、親戚和家族成員，也會包括一些與自己具有擬親屬關系的其他外人。因此，在中國人所信任的人群中，與“己”越近，則關系越親密，信任感越強。因此，中國人根據雙方之間的人際關系所確定的有選擇傾向性的相互信任即特殊信任，與根據有關人性的基本觀念信仰所確定的對人的信任即普遍信任，而對于體制內人員的信任即制度信任。根據這一原則我們將“信任”維度細分為“制度信任”、“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三個維度。
之所以選取謝治菊等提出的6維度為測量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的基礎，主要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第一，他們提出的測量指標是針對“農村的‘熟人社會’特征，村民們之間關系比較簡單，村民們的‘信任、社區參與、互惠、共享、合作、社區歸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農村社區的社會資本水平”（謝治菊、譚洪波，2011）；第二，在比較了國內關于社區社會資本的測量指標之后，我們發現他們提出的6維度法其信度是最高的，其中四個維度的信度系數高達0.9，只有互惠、信任兩個維度的信度系數在0.7以上。因此，可以成為測量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的一個很好的工具。第三，他們提出的這六個維度，既考慮了國內外學術界關于中觀層面社會資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同時也關照到了國內社區社會資本的測量維度，還考慮到了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的特殊性。其中，“社區參與”、“社區歸屬感” 、“互惠”、“信任”指標主要借鑒了國內外社區社會資本研究中的相關維度；“合作”、“共享”指標則是充分考慮到了農村社會村民間互動的基本邏輯。雖然是“在集體層面界定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的，但是考慮到個體層面的指標具有自身的優勢”（Harpham，2007），“也更加切合社會資本的理論含義，而且在實踐中也更加可行”（桂勇、黃榮貴，2008）。因此，關于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的變量值，我們仍然在“是村落內個體層面（村民）進行測量的，然后由村民的變量值匯總、平均而成社區社會資本的指標，而不是直接收集有關社區的特征指標”（裴志軍，2010））。為了準確測量村民的態度，采用了李克特5點量表法，每個變量均設計了“非常同意、同意、無所謂、不同意、很不同意”5個答案，并分別賦值1～5分。但考慮到我們的調查地點東西部農村地區的實際情況，在制定量表時，我們對具體的測量指標進行了修改，形成了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的測量指標，具體操作化如下：
（1）社區參與：指社區居民自愿自覺地參與社區內的各項事務和各種活動的過程。根據我們對調查地山東、陜西、甘肅和寧夏所在的31個村子實際情況的了解，這些村從未舉行過“義務為老年人和殘疾人服務的活動”，也從未舉行過“義務獻血活動”，也沒有任何的協會組織。此外，除了一些正式的生命儀禮或主要節日，農民很少會和親戚、朋友一起聚餐。為此，我們將測量指標由原來的13個減少到了9個?！疤厥馍鐓^參與”維度的指標有：“我積極參加村干部選舉”、“經常參與村里的秧歌隊或其他文化活動”、“我愿意參與資助村里比我更窮的人”和“我與鄰居或村民之間經常互訪”；“一般社區參與”維度的指標有：“我愿意為村級文化建設繳納費用”、“會免費為村級事務出工出力”、“主動關心村級事務”、“無償為村級事務獻計獻策”、“愿意免費承擔村里的衛生監督員”。
（2）社區歸屬感：指社區居民把自己歸入某一地域人群集合體的心理狀態。在操作化過程中，考慮到“我們村的大部分村民都愿意參與村級事務”這一指標屬于社區參與維度，同時，這是一個對別人的行為作出評價的態度選項，放在這里不合適，為此，我們取消掉了這一指標，操作化為：我們村的發展對我很重要、我喜歡我所在的社區、我關心我們村的事務、為了村容村貌不會亂丟垃圾、我們村會越來越好。
（3）合作：指個人與個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為達到共同目的，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種聯合行動方式。對于這一維度的測量指標，只是將社會中介組織中養鵝協會用農民專業合作組織作了代替。操作化為：與其他村民有生意上的往來、與本村村委會有生意或項目合作、與企業（如房地產公司、工廠等）有租賃協議、與政府有經濟行為的合作、與社會中介組織（如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有合作。
（4）共享：共享即分享，既將一件物品或者信息的使用權或知情權與其他人共同擁有。操作化為：有好吃的食物會分給鄰居與其他村民、買了農耕用具會免費讓鄰居使用、知道打折或優惠的信息會告訴自己認識的人。
（5）互惠：指互相給對方恩惠或者好處。操作化為4個測量指標：農忙時常與其他村民互換活路、紅白喜事時常與其他村民相互幫忙、鄰居間互相回報、村民需要幫忙會不計報酬的幫助他。
（6）信任：信任是建立在雙方共同生活，具有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之上的，以情感內容和因素為維度的一方對另一方表示出的一種相信的主觀態度。考慮到“信任”維度和“差序格局”的人際關系結構相聯系，在中國人所信任的人群中，與“己”越近，則關系越親密，信任感越強。為此，我們將“信任”維度系分為“制度信任”、“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三個維度。除了基于血緣和地緣關系的特殊信任之外，目前，農村還存在著對于領導、政府、媒體、警察、法院和法官和醫生的制度化信任（趙延東，2006），及對于陌生人和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普遍化信任?！爸贫刃湃巍本S度的測量指標有：“相信村領導”、“相信政府”、“相信國內媒體上的新聞”、“相信警察、法院和法官”、“相信醫生”；“熟人信任”維度的測量指標有：“相信家人說的話”、“相信自己三代以內的近親”、“外出時可以把家門鑰匙交給鄰居保管”、“看信或寫信遇到問題時會請村里識字的人幫忙”；“普遍信任”維度的測量指標有：“我相信市場上的商人/買賣人不會欺騙消費者”“我會幫助向自己求助的陌生人”、“社會上的大多數人是可信的”。
2. 數據來源
本文所用數據來自于2011年1月至2012年3月在山東、陜西、甘肅和寧夏四個省31個自然村，重點考慮的是自然村作為村落共同體保留著村落內習慣、民俗、歷史、傳統及社會信任的整體性（裴志軍，2010）進行的大規模入戶問卷調查。我們選取了山東省各市縣20個自然村；陜西省的渭南蒲城縣和銅川市印臺區各1個漢族村落；甘肅省靖遠縣1個漢族村落；寧夏回族自治區8個村落（回漢雜居村3個、純回族村2個（其中1個是移民村）、純漢民村3個）作為調查地點。為了獲取村莊作為整體的社會資本狀況，在山東、寧夏、甘肅分別選取了1個村子進行了整體調查，在其他28個村落，先獲取自然村戶主的名單，然后按照村落農戶的比例隨機抽取戶主作為調查對象，每個村共訪問了30～185個戶主，由于搬遷、外出打工、年齡太高、拒絕訪問等原因，最終我們得到的數據集包含2201個戶主組成的樣本，樣本的基本統計特征見下表（表1）。之所以選擇這四個地方是基于以下幾點考慮：第一，從經濟發展來看，山東省的整體經濟狀況能代表東部地區，陜西、甘肅和寧夏基本能代表西部省份，體現出了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同水平。第二，從民族構成來看，有純漢族村落（如山東省的大部分村落）、回漢雜居村落和純回族村落（以寧夏的樣本為代表）；第三，從村落類型來看，有原來的傳統村落，有移民村落，和“合村并居”后形成的新的小區；第四，我們的調查員由社會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和本科生構成，本次調查所選取的村莊均為調查員的家鄉，由于調查員本身就是村莊的一員，調查員的這種參與者的身份，既能保證調查的順利進行，同時也能夠獲得真實的資料。
（1）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的因子結構
首先，我們對前述的6維度38項社區社會資本指標進行了相關關系的矩陣分析，結果發現“我愿意為村級文化建設繳納費用”與其它指標的相關系數只有一個在0.4以上，其它均在0.3以下；“我愿意參與資助村里比我更窮的人”和“我與鄰居或村民之間經?；ピL（互相走動）”與其它指標的相關系數只有一個為0.369，其它均小于0.3；“為了村容村貌，我不會亂丟垃圾”與其它指標的相關系數沒有大于0.3的；“我相信市場上的商人、買賣人不會欺騙消費者”與其它指標的相關系數只有一項為0.328。為此，在進一步的因子分析中予以剔除。
接下來，我們運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對剩余的33項農村社區社會資本指標進行了主成分法分析，采用方差極大化方法對因子負荷進行正交旋轉，結果見碎石圖（圖1）。從圖1中可以看到，有9個主要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分別用F1、F2、F3、F4、F5、F6、F7、F8和F9來表示。從表2可以看到，所有指標的共同度（公因子方差）除“我們村會越來越好”（0.438）、“鄰居給了我好處，我也會給他好處”（0.419）和“村民需要幫忙，我會不計報酬地幫助他”（0.402）以外，都達到0.5以上。9個新因子累計方差貢獻率達到62.1%。KMO檢驗值為0.861，巴特利特球體檢驗值達到26 061.624（p=0.000
“與其他村民有生意上的往來”、“與本村或其他村的村委會有生意或合作項目”、“與鄉政府或縣政府有經濟行為的合作”、“與企業（如房地產公司＼工廠等）有租賃協議”、“與社會中介組織（如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有合作”5項指標對F1的負荷值最高，分別達到了0.757、0.824、0.920、0.916和0.856，說明此5項指標很好地代表了F1。這5項指標都反映了村民與不同主體有經濟上的往來。因此我們將F1命名為“合作”因子。
“有好吃的食物，我會分給鄰居與村民”、“我家買了農耕用具（小四輪），會免費讓鄰居使用”、“知道打折或優惠的信息，會告訴我認識的人”、“農忙時，常常與其他村民互換活路”4項指標對F2的負荷值最高，分別達到了0.740、0.783、0.712和0.658。這4項指標反映了鄰里之間對食物、農具、信息等的分享程度，我們將此因子命名為“共享”。
“紅白喜事時，常常與其他村民互相幫助”、“鄰居給了我好處，我也會給他好處”、“村民需要幫忙，我會不計報酬地幫助他”3項指標對F3負荷值最高，分別達到了0.503、0.531和0.507。這3項指標表達了鄰里之間的相互報償，我們將此因子命名為“互惠”。
“積極參加村干部選舉”和“經常參與村里的秧歌隊或其他協會的活動”這2項因子對F4負荷值最高，分別達到了0.823和0.619。這2項指標更多反映了村民完全是為了實現個人的某種訴求或發揮某種特長而參社區活動，我們將此因子命名為“特殊社區參與”。
“會免費為村級事務出工出力”、“我會主動關心村級事務”、“會無償為村級事務獻計獻策”、“愿意免費承擔村里的衛生監督員”這4項指標對F5負荷值最高，分別達到了0.538、0.715、0.777、0.684。這4項指標更多表達了村民對于社區公共事務（如社區發展、社區衛生等）的關心，是從社區公共人的角度參與到社區日常事務之中的，我們將此因子命名為“一般社區參與”。
F6對應著“我們村的發展對我很重要”、“喜歡我所在的農村社區”、“關心我們村的村級事務”和“我們村會越來越好”，其負荷值分別為0.713、0.775、0.568和0.548。這4項指標均反映出了村民對自己所生活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故我們將此因子命名為“社區歸屬感”。
F7對應著“相信我家人說的話”、“相信我的親戚（三代以內的近親）”、“外出時，可以把家門的鑰匙交給鄰居保管”、“看信或寫信遇到問題時會請村里識字的人幫忙”，其因子負荷值分別為0.667、0.649、0.711和0.769。這4項指標反映出了村民對于家人、親戚、鄰居等的信任程度，我們將此因子命名為“熟人信任”。
F8對應著“相信村領導”、“相信政府”、“相信國內媒體上的新聞”、“相信警察、法官/法院”、“相信醫生”，其負荷值分別為0.651、0.763、0.520、0.765和0.667。這5項指標表達了村民對于政府、體制內從業人員的信任程度，我們將此因子命名為“制度信任”（參見表2）。
F9對應著“社會上的大多數是基本可信的”和“陌生人向我求助，我會幫助他”2項指標，其負荷值分別是0.736和0.683。反映出了村民對于陌生人和社會上的不確定主體的信任程度，我們將此因子命名為“普遍信任”。
（2）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現狀
社區社會資本整體狀況以9個因子的方差貢獻率為權數，按標準分轉換為1～100之間的數值，9個新因子也作了同樣的轉換，數據表明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的整體狀況水平偏低（Mean=40.09，S.D=13.48），其中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參與、一般參與、社區歸屬感、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程度分別為52.59（S.D=20.99）、42.83（S.D=12.40） 38.57（S.D=10.28 ）、25.37（S.D=6.99）、 26.70（S.D=7.38）、29.22（S.D=6.67）、56.88（S.D=10.25）、23.23（S.D=7.27） 、16.05（S.D=3.34）。這一結果表明，農村社區保持著很高的熟人信任和合作，其次為共享和互惠，再其次為社區歸屬感、一般社區參與、特殊社區參與和制度信任，而普遍信任程度最低，并且合作的差異性最大，普遍信任的離散性最小。
（3）影響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的因素分析
為了進一步探討影響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狀況的具體因素，我們將、居住類型、民族、所在地區、年齡、家庭年打工收入、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等7個變量分別引入總體社會資本狀況及其各因子的線性回歸方程（見表2）。此外，我們還分析了性別、是否黨員、受教育程度、戶口等因素的影響，但都無統計顯著性，在最后模型中未予考慮。為了簡明起見，表2只報告了最后模型的計算結果。
從表2第10列可以看到，自變量對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總體狀況的解釋力達到了顯著水平（R2=0.024，p=0.005
從具體變量的影響作用來看，對社區社會資本的回歸系數為-0.008（p>0.05），說明無的村莊比有的村莊其社區社會資本更低，但是這種差異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度，說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對社區社會資本狀況并未產生顯著的影響作用。從對具體因子的影響來看，對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參與、一般參與、社區歸屬、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43（p
居住類型對社區社會資本的回歸系數為0.090（p0.05）、-0.110（p
民族對社區社會資本的回歸系數為-0.024（p>0.05），說明有少數民族聚居的村莊比漢族聚居的村落其社區社會資本更低，但是這種差異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度，說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民族對社區社會資本狀況并未產生顯著的影響作用。從具體因子來看，民族對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參與、一般參與、社區歸屬、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61（p0.05）、0.095（p0.05）、0.061（p0.05）、0.135（p0.05）和-0.023（p>0.05）。即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漢族聚居的村落在共享、互惠、一般參與、社區歸屬、熟人信任、制度信任方面分別高0.031分、0.095分、0.061分、0.021分、0.135分和0.013分，在合作、特殊參與和普遍信任方面分別低0.161分、0.002分和0.023分。其中民族對共享、特殊參與、社區歸屬、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影響未達到顯著水平，說明漢族聚居村落在合作、互惠、一般參與、熟人信任方面顯著高于少數民族聚居村落，而在其它方面卻顯著低于少數民族聚居村落。
所在地區對社區社會資本的回歸系數為0.056（p>0.05），說明東部地區（如山東）的村莊比西部地區（如陜甘寧）的村莊其社區社會資本要高，但是這種差異并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度，說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所在地區對社區社會資本狀況并未產生顯著的影響作用。從具體因子來看，社區所在地對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參與、一般參與、社區歸屬、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314（p0.05）、-0.340（p
年齡對社區社會資本的回歸系數為0.016（p>0.05），說明60歲以下人口占主體的村莊其社會資本要高于60歲以上人口占主體的村莊，但是這種差異并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度，說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村莊人口年齡對社區社會資本狀況并未產生顯著的影響作用。從具體因子來看，村莊人口年齡對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參與、一般參與、社區歸屬、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74（p0.05）、-0.008（p0.05）、-0.054（p0.05）、-0.020（p>0.05）、-0.006（p>0.05）和-0.040（p
家庭年打工收入對社區社會資本的回歸系數為-0.022（p>0.05），說明家庭年打工收入在2萬元以上的村莊比家庭年打工收入在2萬元以下的村莊其社區社會資本要低，但是這種差異并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度，說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家庭年打工收入對社區社會資本并未產生顯著的影響作用。從具體因子來看，家庭年打工收入對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參與、一般參與、社區歸屬、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50（p
最后，從人均受教育年限來看，人均受教育年限對社區社會資本的回歸系數為-0.072（p0.05）、0.042（p>0.05）、-0.090（p0.05）和-0.003（p>0.05）。即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人均受教育年限在5年以上的村莊比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下的村莊在共享、社區歸屬、制度信任方面分別高0.002分、0.042分和0.049分，在合作、互惠、特殊參與、一般參與、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分別低0.100分、0.087分、0.029分、0.053分、0.090分和0.003分。其中人均受教育年限對合作、互惠、熟人信任的影響達到顯著水平，說明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上的村莊在合作、互惠、熟人信任方面顯著高于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下的村莊，而在其它方面卻顯著低于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下的村莊。
四、結論與討論
從上述統計結果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的初步結論：
1. 農村社區社會資本存量由9因子構成
統計分析結果顯示，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的存量在結構上由9個因子組成：合作、共享、互惠、 特殊社區參與、一般社區參與、 社區歸屬感、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如前所述，國內外關于社區社會資本測量的探討，我們發現這些測量維度都離不開“網絡”、“信任”、“參與”、“互惠”、“合作”、“共享”等指標，且當前學者們都是基于集體層面測量社區社會資本，我們結合以上學者（趙延東，2006；桂勇、黃榮貴，2008；裴志軍，2010）的觀點，主要是對謝治菊、譚洪波（2011）提出的從社區參與、社區歸宿感、合作、共享、互惠和信任的6維度測量法進行了修正。我們將原來“社區參與”維度細分為“一般社區參與”和“特殊社區參與”兩個維度，將“信任”維度細分為“制度信任”、“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三個維度，從而形成了測量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的九種結構維度。
2. 影響村莊社會資本狀況的因素
本研究發現，村莊的自然特征和人口變量對村莊社會資本狀況產生了顯著的影響。第一，有無的村莊在合作、共享、特殊參與、一般參與、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差異明顯，表現為有的村莊在合作、共享、特殊參與、一般參與、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顯著高于無的村莊。第二，不同民族的村莊在合作、互惠、一般參與、熟人信任方面差異明顯，表現為漢族村落在合作、互惠、一般參與、熟人信任方面顯著高于少數民族村落，而在其它方面漢族村落卻顯著低于少數民族村落。第三，不同地區的村莊在合作、共享、互惠、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差異明顯，表現為東部地區（如山東）的村莊在合作、共享、互惠、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顯著高于西部地區（如陜甘寧）的村莊，而在特殊參與、一般參與和社區歸屬方面卻顯著低于西部地區的村莊。第四，不同年齡占主體的村莊在合作、互惠、一般參與和普遍信任方面差異顯著，表現為60歲以下人口占主體的村莊在合作、互惠、一般參與和普遍信任方面顯著高于60歲以上占主體的村莊，而在共享、特殊參與、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其它方面卻顯著低于60歲以上人口占主體的村莊。第五，家庭年打工收入不同的村莊在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參與、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差異顯著，表現為家庭年打工收入2萬元以上的村莊在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參與和普遍信任方面顯著高于家庭年打工收入2萬元以下的村莊，而在一般參與、社區歸屬和制度信任方面卻顯著低于家庭年打工收入2萬元以下的村莊。第六，人均受教育年限不同的村莊在合作、互惠、熟人信任方面差異顯著，表現為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上的村莊在合作、互惠、熟人信任方面顯著高于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下的村莊，而在其它方面卻顯著低于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下的村莊。
3. 農村社區社會資本偏低的原因
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的整體狀況水平偏低，農村社區保持著很高的熟人信任和合作，其次為共享和互惠，再其次為社區歸屬感、一般社區參與、特殊社區參與和制度信任，而普遍信任程度最低。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的整體狀況偏低，可能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差序格局”的社會關系結構。中國傳統社會的人際關系是以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為基礎形成了“差序格局”的鄉土社會基層結構?！安钚蚋窬帧毙蜗蟮馗爬酥袊鴤鹘y社會的社會結構和人際關系的特點，“在差序格局中，社會關系是逐漸從一個一個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聯系的增加，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差序格局”這個概念揭示了中國社會的人際關系是以己為中心、逐漸向外推移的，表明了自己和他人關系的親疏遠近。由此，受“差序格局”社會關系結構的影響，在鄉村社會有著很高的熟人信任和合作，但對于外人卻存在著普遍的不信任。
第二，村莊缺乏自組織。德國理論物理學家H.Haken認為，從組織的進化形式來看，可以把組織分為兩類：他組織和自組織。如果一個系統靠外部指令而形成組織，就是他組織；如果不存在外部指令，系統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種規則，各盡其責而又協調地自動地形成有序結構，就是自組織。農村社會社區缺乏這種村民自發形成的自組織，沒有村民興趣小組，沒有秧歌隊，也沒有什么能組織活動的協會。自組織的缺乏使村民沒有足夠的資源和條件去進行社區參與，也沒有機會去進行各種經濟類的合作，這就導致了人際關系的逐漸瓦解，村民社區歸屬感減弱，村民之間的互惠和共享行為也逐漸減少，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出現危機。而有的村莊一般能夠形成組織（如寧夏地區的伊斯蘭教組織），所以村民的同質性增強，相互之間的交往增多，在合作、共享、參與和信任上更能夠達成一致，社會資本存量相對無的村莊要高一些。
第三，村莊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農村社區治理方式仍是從上至下的，村級事務由上級通知或由各級村干部討論決定，最后下達村民，實現村莊治理。2006年我國政府提出要把建設服務型政府作為政府變革的新目標，強調還政于民，多元社會主體對社會公共生活進行共同治理{23}，但在村莊治理中能真正在村級事務中說得上話的村民不多，大多數村民都不了解村莊治理是如何實現的。村民在意識上比較愿意參加村級事務，但是在現在的村民選舉和村級事務中能聽到村民群眾的聲音比較少，村民自己覺得自己人微言輕，認為自己即使參加了選舉或村級事務自己的建議也不容易被采納，心愿也不會得到滿足。所以在涉及民利的參與方面表現出不積極的一面{24}。
第四，社會流動改變了村民的生活面向{25}。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自由流動資源和自由流動空間的出現，導致大規模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頻繁流動，由此帶來了人們生活面向的改變。農村青年勞動力的致富觀念已經有很大改變，大多數人渴望新的致富途徑，{26}村里的年輕人基本上都是以外出打工為主，尤其是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認為當農民“沒錢途”，他們得以維持生活的資源基本是從城市通過勞動換來的，再加之近幾年用工荒的出現，使農村務工人員在城市有了討價還價的權利，更增強了他們繼續留在城市的打算。為此，他們很少過問也基本不會參與村莊的事情，從而導致社區歸屬感，社會區參與的降低。同時，隨著大量青壯年流入城市務工，村里留下來的基本就只有老人和孩子了。由于年齡和體力的關系，他們很少去關注村莊事務。從而導致村莊社會資本整體狀況偏低。當代社會經濟發展迅速，社會流動加快，村民不再局限于在一塊土地上種地為生，農村社區原有的因血緣關系、地緣關系而形成的人際關系網絡出現松動{27}，越來越多的村民因業緣關系、趣緣關系而形成新的人際關系網絡。
注 釋：
{1}布迪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包亞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2頁。
{2}{8}（英）羅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運轉起來》，王列、賴海榕譯，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5頁。
{3}Fukuyama，Francis.“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NY：Free Press，1996.
{4}Narayan.D.“Bonds and Bridges Social Capital and Poverty”，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167.the World Bank，Washington，DC1999.
{5}Woolcock.M.“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w an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is and policy frame work”. Theory and Society，1998，Vol 27.
{6}王思斌：《體制改革中的城市社區建設的理論分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5期。
{7}趙延東：《測量西部城鄉居民的社會資本》，《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
{9}“An earlier version of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as the Keynote Address at the XIX International Sunbelt Social Network Conference”，Charleston，South Carolina，February 18-21，1999. Contact the author at nanlin@duke.edu.
{10}Paul Bullen；Jenny Onyx：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in Five Communities in NSW：An Analysis.CACOM Working Paper Series（No 41），1997.
{11}Kawachi I，Kim D，Coutts A：“Subramanian SV：Commentarynciling the three accounts of social capital”，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2004，pp.33.
{12}帕薩?達斯古普特、伊斯梅爾?撒拉格爾丁：《社會資本――一個多角度的觀點》，張慧東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41-366頁。
{13}{15}桂勇、黃榮貴：《社區社會資本測量：一項基于經驗數據的研究》，《社會學研究》2008年第3期。
{14}姜楠：《單位型社區社會資本研究―基于大連市S社區的調查》，東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
{16}林聚任、劉翠霞：《山東農村社會資本調查》，《開放時代》2005年第4期。
{17}賈先文：《社會資本嵌入下公共服務供給中農民合作行為選擇》，《求索》2010年第7期。
{18}裴志軍：《村域社會資本：界定、維度及測量――基于浙江西部37個村落的實證研究》，《農村經濟》2010年第6期。
{19}謝治菊、譚洪波：《農村社會資本存量：概念、測量與計算》，《貴州財經學院學報》2011年第5期。
{20}Harpham T：“The measurement of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Through Surveys，Kawachil，Subramanian Sv，Danielk”. Social capital and health，Newyork：Springer，2007.
{21}：《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0-31頁。
{22}錢寧、田金娜：《農村社區建設中的自組織與社會工作的介入》，《山東社會科學》2011年第10期。
{23}齊學紅：《社會治理模式變遷與道德教育改革》，《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12年第2期。
{24}李紹偉、池忠軍：《村民自治的功能主義二分法及統合》，《甘肅社會科學》2011年第5期。
{25}秦廣強：《社會流動的影響與后果―基于2003CGSS的實證分析》，《湖南社會科學》201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