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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商環境計劃范文1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到底是“手下”還是“手上”？這似乎不應該成為問題。各個國家政府與企業的關系有四種典型模式：一是美國式的，可稱“警民”關系，即政府機構與企業之間是法律界定經濟關系，政府著重告訴企業哪些可以干，哪些不該干。政府只是掌握宏觀調整。而且政企絕對分開。二是日本式的，可稱“朋友”關系，政府和企業“穿一條褲子”，著重告訴企業應該怎樣干，政府協助和支持企業發展。三是德國式的，可稱“仲裁”關系，強調效率和公平的合理取舍，政府按照競賽規則對企業進行公平裁定。這三種關系有差異，但有兩點是一致的：1、企業地位完全獨立，2、政府和企業都按一個標準來處理相互關系，即什么不該干，或該怎么干，或按什么規則干。四是傳統的中國式的，即在計劃經濟時期，可稱為“婆媳”關系。政府對經濟的調整在很大程度上是控制投資行為，具體管理審批每一個投資項目，甚至直接干預企業的經營管理。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市場經濟體制的共性：一是經濟活動市場化，二是企業經營自主化，三是政府調節間接化，四是經濟運行法制化。從這里就可以看出，政府與企業之間應該是平視的“手上”關系。
近年來，我縣圍繞“對接大城區”和 “區縣一體化”戰略，在增強企業活力、發展縣域經濟方面實施了一系列舉措，建立了行政服務中心，打造了五大發展平臺，出臺了優化經濟環境政策，縣委、縣政府主要領導熱情對待外來和本土企業家，一視同仁當作“手上”,引進了一大批投資者和重點項目。但從全縣來看，將企業和企業家從 “手下”平視為“手上”的觀念還沒有形成自覺，一些部門、一些干部，包括一些企業家自己，還是習慣性地把企業和企業家當作 “手下”。
“手下”的說法，根源于官本位思想。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確立的今天，不經意地把“手下”概念延用到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上來，有濃厚的計劃經濟影子。與之關聯的概念容易是祈求丶恩惠，賜予、感激，在這種思想下辦事，容易導致權錢交易，既腐蝕干部，又加大企業辦事成本。
“手下”的說法，描述的政府與企業關系，依賴人治丶個人關系推動工作，容易發生漠視法律丶法規的問題，以情代法，對“自己”手下容易給以庇護，對“異己”手下往往發生梗阻，企業和企業家難以獲得平等發展和穩定長久的環境，其發展活力和動力就不會充分發揮出來，就不易聚集和成長出創新能力強的企業家，也就極難形成競爭優勢強大的企業群體。
“手下”的說法所代表的理念和所描述的政企關系，在我縣一些部門和干部中實際存在，并在服務企業時產生梗阻問題，這是一些好項目、大項目久難落地，已經落地的一些項目經營者時有意見的原因，也是我縣經濟環境與南方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先進地區的根本差別所在。除了落實優惠政策、優化投資環境外，還必須將政府與企業和企業家的關系，從觀念上變“手下”為“手上”，自覺優化營商環境，充分激發經濟主體的發展活力。
一是要明確政府與企業之間法律意義上的平等關系、管轄關系、服務關系。企業是經濟生活的微觀組織，是現代社會商品與勞務的提供者，是市場的競爭主體。政府的職能是為企業提供良好、公平的競爭環境和為企業競爭提供服務。所以，面對各類公司制企業，要摒棄俯視的“手下”觀念，樹立平視的“手上”觀念，強化依法監管和服務理念，才是符合時代要求與區域經濟發展大局要求的選擇。對政府投資的國有企業，也要推進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現政企分開。
二是要根除人們心目中的官本位思想，提升企業及企業家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在報紙、電視等媒體上設立專欄，經常加強宣傳、開展深入討論。不僅是政府部門主要領導、關鍵崗位干部發表觀點，還要有企業投資人的言論，也要有各界群眾的評論甚至爭論；不僅要有本地企業家的看法、訴求，還要有外地企業家的比較和評價；不僅有思想觀點碰撞，還要有典型案例處理。對待新型經濟組織、外來投資企業，也包括本地民營企業，都要一樣從思想上、行動上視作為“手上”。真正形成辦事順暢、心情舒暢的經濟發展環境。
三是要認真解決企業遇到的實際問題，為企業搞好服務。視企業和企業家為“手上”，就要真心真意為企業在工商、土地、規劃、建設、環保、電力、稅收、工農關系協調等各方面提供及時周到服務，簡化審批程序，提高辦事效率，解決實際問題。對 “三亂”等行為要主動及時打擊，防止損害企業利益。
四是要依法加強監管，確保企業健康發展。視企業和企業家為“手上”，就要對自身職責和企業持負責任的態度，強化依法監管的責任和職能，確保企業依法依規經營，特別是在產業政策、稅收征管、誠信經營、安全生產、環保節能、職工權益等方面，防止出現大的偏差；還要加強對企業家的培養和教育，提升綜合素質，更新經營觀念，培育一支創新意識強、開拓能力強的企業家隊伍，實現企業健康長遠發展。
營商環境計劃范文2
**黨委力求將深化作風整頓優化營商環境工作做實，堅持問題導向，集中整治五個方面問題：
(一)解決失責失信、不依法治企問題。重點是:不擔當不負責，責任不履行，經營無為，新官不理舊賬;不誠信經營，不履行合同，服務質量差，質價不對等;不依法決策，不依法維護企業合法權益，規章制度不健全、執行不力;不守法經營，不遵章守紀，損害國資利益和合作方權益。
(二)解決思想僵化、不公平競爭問題。重點是:思想僵化、手段固化，經營理念模式守舊;不能積極參與市場競爭，不遵守商業規則，采取不誠實或其他不正當手段侵犯其他競爭者權利，破壞市場競爭秩序，損害營商環境。
(三)解決流程不優，機構臃腫問題。重點是:工作流程不優，流轉效率低下，推誘扯皮、中梗阻;機構行政化，部門設置隨意、臃腫，職責權限不清、業務交叉，隨意招人，因人設崗，人浮于事。
(四)解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新表現問題。重點是:方案計劃多，行動少落實差，深化企業改革動作遲緩，不研究解決問題，深入基層調研少，項目論證不足;文山會海泛濫，內容不切實際;用責任狀推卸責任，用檢查考評代替落實;數字造假、虛報浮夸，報喜不報憂，搞材料政績、文字經驗。
(五)解決不細不實，能力不足問題。重點是:本領不強、專業不精，工作辦法少、打不開局面;基本功不扎實，家底不清、情況不明，履職盡責不到位;工作研究不深不透，制定方案跑粗，措施不細不實，遇事拿慣例當依據;企業長期虧損，經營沒有好轉，推動企業改革發展能力不足。
二、主要方法和措施
（一）結合**發展實際，開展專項整治。
1、開展企業失信違約專項整治。深度查擺建立**本部、各權屬企業對內對外失信違約清單，視具體情況進行研判，若能夠依法依規解決的，列出時間表，在限期內逐項解決，并為相關單位及負責人建立失信記錄，以此作為考核評優的重要標準，努力打造誠信企業。
2、開展再造工作流程專項清理。在**本部和權屬企業開展一場大調研，重點看是否存在機構臃腫、部門設置隨意、招人隨意、因人設崗、人浮于事問題，并整合職能交叉、重復設置、人員偏少的內設機構，精簡優化人員。針對部門職能，重新梳理管理流程和審批流程，并裝訂成冊，在工作中嚴格執行。
3、開展涉法案件專項清理整治。以全省開展司法執法環境專項整治為契機，建立**涉法積壓案件和法律糾紛問題臺賬，深入研究解決對策，積極爭取司法機關支持，力爭更多地解決歷史遺留的涉法問題。進一步加強合同管理，配備專業人員，嚴格審查合同文本，防范新生法律風險。
4、開展治理“跑粗”專項行動。每名領導干部要全面深入基層、深入項目、深入施工一線，通過實地調研，掌握各權屬企業經營管理現狀，并大力開展算細賬活動，實施精準管控，向粗放“開刀”，解決相關單位的“跑粗”問題，樹立精打細算、精益求精的經營理念，確保提高發展質量，提升經營效益。
5、開展發揮戰略引領作用專項行動。堅持以**全面修訂后的改革發展“十三五”規劃為總綱領、總遵循，強化戰略執行定力、執行能力。權屬企業結合自身功能定位和肩負的發展責任，突出問題導向，修訂完善本企業“十三五”規劃，嚴格按工作推動的路線圖、時間表扎實有效執行。**總部著眼抓好重大戰略部署，提升戰略管控能力，制定出臺傳統板塊優先發展、新興板塊引領創效、多元板塊培育提升具體實施指導意見，明確各板塊發展內涵、發展方向，形成有效支撐規劃落地的完整體系。
6、開展三大戰略深入推進專項行動。扎實深入推進傳統板塊優先發展、新興板塊引領創效、多元板塊培育提升三大戰略，各板塊企業領導班子成員特別是主要領導，根據本企業“十三五”戰略規劃，找問題、找短板、找弱項，形成有分量、有質量、有操作性的任務分解表，列入領導班子和成員任期和年度民主評議目標清單，確保責任落實壓靠。傳統板塊企業切實堅持“優是手段，先是生產力競爭力的體現”的核心思想，充分體現通過創優進而爭先；新興板塊企業切實堅持謀發展“前提是引領牽動，核心是創造效益”的核心思想，推動**實現更有質量、更有內涵的發展；新興板塊切實堅持“新思維、新動能、新空間、新支撐”的核心思想，加快培養多元經濟增長極、增長帶。通過強有力的績效考核和民主評議制度，解決領導干部種好自己“責任田”的問題，贏得三大戰略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發展成效。
7、開展提質增效實現突破專項行動。牢固樹立高質量發展理念，著力解決規模效益不協調的問題，抓好轉方式調結構實現新舊動能轉換的基礎上，深入抓好“三去一降一補”。**制定出臺相關專項工作方案，明確目標任務、重要舉措、時間步驟、責任分工，重點抓好去庫存，梳理清理投資效率低、投資回報低的項目，盤活呆滯資產，加大應收賬款清理清收力度，降低企業財務風險和壞賬損失；抓好去杠桿，堅持以結構性去杠桿為基本思路，實施穩增長和防風險兼顧，推進資金管理改革，控制資產負債規模，實現杠桿率科學穩步下降。
8、開展全面深化企業改革專項行動。著眼于解決影響企業發展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立足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成立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列出優化企業決策機制、經營管理機制和國有經濟布局任務清單，全面發力、多點突破、縱深推進，努力在深化企業改革的重點難點問題上實現根本性突破。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制定推動混合所有制改革指導意見，明確重點、推進形式和實現路徑；積極引入具有資本增量、市場增量價值的優質戰略合作者，重點推進與行業頂尖資源謀劃發展跨行業、跨領域產業，陸續啟動三級子公司混改。
營商環境計劃范文3
關鍵詞：非語言交際 環境語 跨文化商務溝通 影響
從非語言角度而言，環境是指文化本身所造成的生理和心理環境， 而非人們居住的地理環境（胡文仲， 1999）。因此筆者所研究的是人們為自己所創造的環境對跨文化商務溝通的影響，非自然環境的作用。環境因素可以提供交際信息， 同時也可展示文化特征， 在跨文化商務溝通中，人們必然會面對不同文化和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之人，由于環境的空間和時間等方面存在差異， 在跨文化商務溝通中可能出現誤解或沖突。 因此研究環境語對跨文化商務溝通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環境語及其文化特性
作為非語言交際重要形式之一的環境語（Environmental language）包括時間、空間、顏色、聲音等。這些環境因素都可提供交際信息，因此環境語也可展示文化特性。這些交際信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但更多情況下卻因文化不同展示出不同的交際信息。人們既受到環境的影響，也會影響環境， 因為我們一旦對所處環境產生一種看法， 就會將這一看法體現在所發出的信息之中。這一信息一旦發出，信息接收者對環境的認知感也就有所
改變。
1.時間信息
不同文化對時間的期求和處理的規則不同，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人看待時間和使用時間的時候也往往會有不同的概念和態度。根據霍爾理論，與文化有關的時間分為：正式時間、非正式時間和科技時間?？萍紩r間是用科學方法來計算時間，因此與文化交流關系不大。正式時間是非科學的，是由歷史積淀而成的，因此他直接影響著人們在跨文化交際中的感知能力，正式時間是某一文化的人看待時間的習慣，如一周七天，在西方文化，一周的第一天以周日開始，在中國，是一周的結束。這是正式時間中有序性的特點反映。非正式時間在跨文化交際中最能反映文化差異。 非正式時間用語常常是模糊不清的，當某人說“得過一會兒”時，我們只有對他熟悉并了解此話語境時才可能產生一個時間概念，因為“一會兒”這個模糊用語對來自同一文化的不同人們或不同文化的人們可以從幾分鐘到幾十分鐘， 甚至更長?；魻栮P于時間觀念的“時間單一性”（即遵守日程安排，一個時間安排做一件事，該干什么的時候就干什么）和“時間多樣性”（不受時間限制，在同一時間可從事不同的事）理論就是文化差異的時間模式。他認為單一性時間是歐美等西方國家的時間模式， 多樣性時間是亞非拉地區國家的模式。
2.空間信息
人的空間觀念是后天習得的，因此在每種文化中，人們的領地要求和空間關系有其特有的規則和程序，文化不同，人們對空間需求和與空間有關的交際規則也不同，如體距差異；文化不同，空間范圍所引起的聯想和感覺也不同，如對個人領地的不同態度；文化不同，有關空間和距離的使用價值也不同，如利用空間距離顯示地位的差異。這種文化差異最突出的心理反應是對隱私的態度，這也是中西方人們之間在交往中最大的文化沖突之一。
3.顏色信息
環境語文化特性的另一體現是對顏色的理解。顏色使人產生的聯想意義根植于特定的文化寓意，中國人崇尚紅色，紅色在中國文化中象征吉利、喜慶，常用于婚慶、逢年過節等喜慶日子。但在英語國家，紅色之意褒貶兼備，可代表幸福、愛情、有活力，也可代表罪惡、沖動狂怒等貶義。因此人們也利用顏色與人的心情之間的關系創造出各種環境，以達到某種目的。
二、環境語對跨文化商務溝通的影響
根據學者研究，非語言行為可占整個交際溝通過程中的70%以上。由此可見，非語言行為在溝通中的作用舉足輕重。作為非語言交際的一種重要形式的環境語言，對跨文化溝通的影響，尤其是對跨文化商務交際的重要性。在這里我們將重點討論空間信息和時間信息在跨文化商務溝通中的作用。
1.空間信息對跨文化商務溝通的影響
空間信息理論最早由美國人類學家霍爾提出?？臻g語的非語言含義主要通過領域性、近體距離、擁擠態度和座位安排等來表達。
2.領地觀念對跨文化商務溝通的影響
領地范圍是維護人的完整、自由、獨處和安全所需要的空間。行為科學家認為領地性存在于人的行為之中， 它有助于調整人的交際行為，但也會成為交際沖突的根源。領地觀念最突出的心理反應是對待隱私的態度。英語國家的人對于隱私的維護很強，在各種商務活動中的表現如入住酒店房間的安排。在中國，2人安排在同一房間是常見行為，可在西方國家， 除非親人間會安排同一間房，如果是同事，個人的隱私是不容侵犯，享受獨處權利的單人間是普遍的。因此在商務活動中安排外籍人士住宿問題上，更多考慮的是尊重隱私。領地觀念在工作領域的表現是相對獨立的個人工作空間和屬于這個空間任何物品的不可侵犯。
3.跨文化商務溝通中對擁擠的態度
擁擠是人們覺得空間受到限制而產生的一種心理感受，擁擠感源于個人空間受到他人侵犯，個人行動自由受到了妨礙。由文化所造成的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人們對擁擠環境的態度來看，中國人更能容忍擁擠現象，而在西方文化中，人們對擁擠則表現出不知所措或回避的態度。這種由于文化差異而導致的人們對擁擠的不同態度在跨文化商務溝通領域中商務活動的表現是，中國人更喜歡熱鬧排場的場面和英語國家人們更喜歡安靜和小規模的宴請聚會。
營商環境計劃范文4
【關鍵詞】 上消化道； 出血； 直接經濟負擔
中圖分類號 R573.2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4-6805（2014）18-0074-03
Direct Economic Burden and Impacts of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LIN Yi.//Chinese and Foreign Medical Research，2014，12（18）：74-76
【Abstract】 Objective：To assess the direct economic burden and impacts of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and to lay the technical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control and treatment improving of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Method： Collected the direct economic burden for patients with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with a kind of table made by authors and analyzed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with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Result： The average direct economic burden per case was 13 184.85 yuan RMB， while the drug consumption account for about 57.24%.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treatment， etiological diagnosis and days stay in hospital.Conclusion： The direct economic burden for the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could be reduced by rational medication， cutting down the cost of medicine， controlling the average day stay in hospital. And making a definite etiologic diagnosis as soon as possible is also helpful.
【Key words】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Direct economic burden
First-author’s address： Xiangqian Center Hospital of Minhou County，Minhou 350112，China
上消化道出血是一種臨床常見癥候，其起病急、進展快、病死率高，給社會和家庭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1]。上消化道出血給社會和人群帶來的經濟負擔，是指其發病、致殘、致死所致的直接和/或間接經濟損失和資源消耗。本研究分析上消化道出血住院患者的直接經濟負擔，探討其構成特點及影響因素，目的在優化上消化道出血的治療方案，為減輕患者經濟負擔提供依據和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分析筆者所在醫院消化內科2009年1月-2014年1月收治的上消化道出血住院患者的臨床資料。所有患者均經電子胃鏡或鋇餐檢查確診，并排除下消化道出血。
1.2 方法
采用自制表格，由經過培訓的專人負責在入院后24 h內完成收集患者的年齡、性別、支付方式、來源地、初始癥狀。支付方式包括：社會保障和現金支付?；颊邅碓窗ǎ罕臼?、省內別市和外省。于患者出院時收集病因診斷、直接經濟負擔、住院天數、初始癥狀、病因診斷、合并證、治療方式等消息。直接經濟負擔包括：醫療費用（門診費、檢測費、藥物費、手術費、用血費、護理費、住院費）和非醫療費用（食宿費、交通費和護工費）。
1.3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9.0統計軟件，對影響上消化道出血住院患者直接經濟負擔的各項因素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再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Enter法），P
2 結果
共納入符合標準的上消化道出血住院患者226例。其中男132例，女94例；年齡14～88歲，平均（52.11±12.16）歲。支付方式：社會保障58例，現金168例。患者來源：本市188例，省內別市21例，外省17例。
2.1 疾病情況
初始癥狀：入院時，嘔血（38例）、黑便（131例）、嘔血兼黑便（41例）、腹痛（10例）、貧血（6例）為初始癥狀。病因診斷：綜合患者的病史及胃鏡所見，病因診斷為消化性潰瘍114例（50.4%），糜爛性或出血性胃炎37例（16.4%），腫瘤性病變32例（14.2%），食管和/或胃底靜脈曲張27例（11.9%），賁門黏膜撕裂綜合征7例（3.1%），胃竇黏膜下血管畸形4例（1.8%），未查明出血原因5例（2.2%）。合并癥：主要合并癥有高血壓32例，糖尿病16例，冠心病11例，腎功能不全7例，腦血管病4例，風濕病3例。治療方式：保守治療未輸血162例（71.7%），保守治療并輸血48例（21.2%），需外科干預16例（7.1%）。住院天數：2～46 d，平均（10.58±2.14）d。
2.2 直接經濟負擔
（1）醫療費用：上消化道出血住院患者人均醫療費用為12 884.61元，占直接經濟負擔的97.72%，其中藥物費所占比例最高，達57.24%，其次為檢查費，占21.82%。（2）非醫療費用：上消化道出血住院患者人均非醫療費用為300.24元，僅占直接經濟負擔的2.27%，其中食宿費比例最高占1.53%，詳見表1。
2.3 影響醫療費用的多因素分析
采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對上消化道出血住院患者醫療費用擬合回歸模型，根據單因素分析和臨床判斷，納入進一步分析的自變量有：年齡、住院天數、初始癥狀、病因診斷、合并證、治療方式。結果顯示，人均醫療費用的主要影響因素有：治療方式（P
3 討論
近年來，對疾病經濟負擔的評估越來越受到醫療工作者和各級醫療管理部門的重視，對疾病的治療不僅應該著眼于追求患者最優療效，還應該注意到在患者身后的家庭經濟情況，注重最適宜療效，反過來，對疾病經濟負擔的把握也有助于提高患者的依從性[2]。本研究對上消化道出血住院患者的直接經濟負擔，包括其構成特點及影響因素進行分析、評價，優化上消化道出血的治療方案，也為醫療保障體系的深化提供參考。
研究顯示，筆者所在醫院消化內科2009年1月-2014年1月收治的上消化道出血住院患者的平均醫療費用為12 884.61元，可見上消化道出血是個常見、高花費的疾病，對社會造成的疾病經濟負擔嚴重。在本組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中，治療方式是直接經濟負擔的重要影響因素。保守治療未輸血患者比例最大，其費用低于保守治療并輸血患者和需外科干預患者。在人均醫療費用中，最大來源為藥物費，占57.24%，其次為檢查費，占21.82%。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常需用到電子胃鏡檢查并輔助以影像學檢查，檢查費用較難降低，能夠顯著降低的費用還是在藥物費用上。部分患者由于腫瘤性病變或保守治療無效等原因需外科干預，手術費用占人均醫療費用的7.46%，不構成本組患者的主要經濟負擔。因此，合理用藥，控制藥品比例仍勢在必行，要力求以合理的藥物治療方案達到目標療效[3-4]。
上消化道出血病因多樣，最常見消化性潰瘍、糜爛性或出血性胃炎、腫瘤性病變和食管和/或胃底靜脈曲張[5]。在各類病因中，腫瘤性病變與高額醫療費用間的關系最顯著，腫瘤性病變患者往往需要在內科保守治療后轉外科治療，增加了手術耗材、麻醉費用，也延長住院時間。早期發現消化道腫瘤仍然是防止此類費用增高的最佳方法[6]。本組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中有一部分合并有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腎功能不全、腦血管病、風濕病等，臟器功能低下。楊卓等[7]認為此類合并證較多的患者，其再出血率及病死率均較高，本組患者的合并證情況雖然未明顯反應在直接經濟負擔上，但可能間接增加家庭和社會的經濟負擔，仍需引起重視，需要加強對合并證的處理及其他重要臟器功能的維持，盡可能地降低再出血風險。
在本研究的各項因素中，平均住院天數與醫療費用顯著相關，與Saltzman等[8]的研究結果一致。本組患者平均住院天數為（10.58±2.14）d，相較十余年前王社論等[9]報道的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平均住院天數（18.6±17.0）d已有大幅下降。Alkhatib等[10]研究表明，對上消化道出血住院患者進行住院天數的控制，可以有效減輕患者及家庭的經濟負擔。張文新等[11]認為，控制平均住院天數一方面可降低患者的直接經濟負擔，另一方面也可促進醫院床位周轉率，增加醫院的效益。故縮短平均住院天數、建立明確的轉診制度、采取綜合措施，可以顯著降低上消化道出血患者醫療費用的同時提高醫院的社會效益，是有效地評價醫院和科室管理質量的指標。
上消化道出血的直接經濟負擔問題顯著，對該病的衛生經濟學評價值得引起重視。疾病的治療方式、病因診斷和住院天數是影響上消化道出血直接經濟負擔的主要因素。因此，合理用藥，控制藥品比例、縮短平均住院天數是降低患者經濟負擔的重要手段。同時，進行早期胃鏡檢查、推廣常規體檢，盡早發現、明確腫瘤性病變，針對腫瘤性病因進行及時的治療，能夠對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的直接經濟負擔起到明顯益助。本研究僅分析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的醫療費用問題，將在后續的研究中進一步進行衛生經濟學指標評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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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商環境計劃范文5
關鍵詞：JIT；供應商評價；信息化
中圖分類號：F2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9599 (2011) 22-0000-02
Suppliers Evaluate Study of Vehicle Manufacturing Process of Enterprise Informatization Under JIT Environment
Zhou Wei1,Chen Honglei2
(1.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Chengdu 610031,China;2.Xidian University,Xi'an 710126,China)
Abstract:By analyzing in-time production vehicl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under development,find manufacturers,suppliers,th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 at this stage.Proposed JIT supplier evaluation model and algorithm.
Keywords:JIT;Supplier evaluation;Informatization
引言：準時制生產（Just In Time，簡稱JIT）起源于日本的豐田生產方式。JIT的核心目標是盡可能地降低庫存，實現企業的零庫存運行，減少資金占用，降低庫存成本，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在日益激烈的競爭環境下，為了縮短新產品開發周期，提高自身產品研發能力，我國各大整車企業迫切需要形成一套整合順暢的供應商評價與選擇體系，保證為其提供有競爭力的產品，從而使其活躍于市場。因此，如何科學地評價與選擇供應商，形成良好的互動共贏模式，是企業亟待加以研究解決的問題。
一、JIT生產方式下整車制造企業信息化發展歷程
以上海某整車制造企業信息化發展為例，中國JIT生產方式下整車制造企業信息化發展歷程主要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單機操作階段。通常都是公司內部信息化部門自行開發的基于單機運行的信息管理軟件，支持庫存收發等基本的管理功能，有效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庫存準確率。
第二階段是網絡化信息管理的初步階段。該階段實現了制造商與供應商之間的信息共享，通過對業務流程關鍵環節（包括采購訂單創建及確認，入庫確認，庫存監控直至生產配送等）的整合，實現了業務處理的網絡化、流程化，初步實現了具有JIT特色的供貨拉動模式。
第三階段是網絡化信息管理的發展階段。該階段進一步將制造商與供應商緊密結合，實現信息化的看板管理，供貨拉動模式趨于成熟。研究內容開始轉向采購物流環節的評價考核及預測。
我們從上述發展歷程不難看出，JIT生產方式下的制造業信息化建設的現階段重點是評價考核和數據分析功能的研究實現。據統計，通過降低采購成本來增加利潤比增加銷售額更為有效[1]?？梢钥闯隽悴考套鳛槠嚬湹脑搭^，在采購體系中處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供應商評價考核是信息化現階段最重要的問題。
二、JIT生產方式下的采購模式決定供應商評價模式
JIT生產方式是一種拉動式生產管理模式，主要特點就是采用看板管理的形式，實現在必要時間生產必要數量的必要產品，從而實現庫存盡量小并最終達到無庫存的終極目標。這就決定了JIT采購模式與傳統采購模式具有很大的不同。
準時制生產方式“在必要時間生產必要數量的必要產品”的特點決定了企業對供應商的能力有更高的要求。制造商根據顧客的訂單需求制定生產計劃，并向供應商提出生產需求，嚴格規定需求的數量和時間，供應商根據制造商的訂單需求及時生產制造零部件并按時提供給供應商，上一工序與下一工序在生產時間、數量上都達到剛好正好的要求，這樣才能大大降低整車制造企業的時間成本和庫存成本，大大提高生產效率和效益。這樣就對供應商的按時交貨能力、保證產品質量能力、對訂單的快速反應能力產生更高的要求。如此JIT生產方式下的制造商對供應商的評價和選擇標準也與傳統生產模式有很大不同。
三、在JIT環境下的供應商的評價指標體系與評價方法
在JIT環境下的供應商的評價指標體系中，除了要考慮產品質量和交貨期以外，供應商潛在的創新和開發能力在供應商評價時應該放在重要的位置[2]，其次還有產品價格、供應商服務能力等指標。評價指標可以細分為一級指標、二級指標，甚至三級指標。
一級指標 二級指標
生產技術與能力 新產品開發能力
自主生產能力
生產反應能力
生產規模
產品質量 產品合格率
可靠性故障情況
質量保障體系
交貨能力 按時交貨能力
價格成本 產品價格
采購成本
服務能力 合作態度
供應商名聲
市場占有率
表1：JIT環境下汽車零部件供應商評價指標體系
建立評價指標體系后，選擇合適的評價方法。人工神經網絡分析法是將定性指標與定量指標相結合的評價選擇方法，這種方法可以很好地解決評價指標難以準確量化和統計的問題。將層析分析法與人工神經網絡分析法結合使用可以排除人為因素帶來的影響，使評價結果更加客觀準確。
依據層次分析法原理，對專家進行問卷調查，計算出各指標的單層權重，并把所有問卷的權重數據進行幾何加權平均計算。如上指標體系，一級指標共5個，二級指標13個，每份問卷（共M份問卷）的權重向量為wl=（wl1，wl2，…，wln）T，l=1，2，…，M。則某層i指標（共N個指標）的幾何加權平均值為：
i=1，2，…，n
規范化后即得i指標對于所在層的綜合權重（假設所在層共n個指標）：
i=1，2，…，n
綜合權重向量w=（wl，w2，…，wn）T.
對于一級指標，它們的綜合權重向量就是對于目標層（供應商評價）的權重系數，對于二級指標，就是其單層權重相對一級指標的權重。由此得出了初始的指標綜合權重。
BP算法是基于人工神經網絡分析法的算法，特點是能夠自學習，圖1為神經網絡中的一個基本信息處理單元。
圖1
Yj表示神經元的輸入，它們是其它神經元的輸出，Wij表示神經元之間的聯接強度即權重，θi表示其閥值．Yi表示Xi經過F（x）激發函數處理后的輸出值，它可以作為其它神經元的輸入。神經元的這種輸入輸出關系可表示為：
BP算法模型即為三層這樣的神經元組成，Yi即為供應商的各指標評價對一個神經元的輸入，經過很多樣本的反復訓練，對各初始指標權重進行進一步合理化，最終使算法結果達到最優最合理。
小結：將層次分析法與BP算法相結合，可以有效提高BP算法的訓練速度，避免局部極小點問題，最終達到排除評價過程中人為因素的影響得到更加客觀準確結果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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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商環境計劃范文6
[關鍵詞] 重型顱腦損傷；小骨窗開顱術；標準大骨瓣開顱術；腦血管痙攣；血小板活化
[中圖分類號] R651.15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4）23-0010-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influences of standard large trauma craniotomy and small bone window craniotomy on the platelet activation indicators and cerebral angiospasm status of the patients with severe craniocerebral injury. Methods Eighty-nine patients with severe craniocerebral injury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2 to June 2013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small bone window craniotomy group（included 44 patients receiving small bone window craniotomy） and the large trauma craniotomy group（included 45 patients receiving standard large trauma craniotomy）. The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surgical methods on the platelet activation indicators and cerebral angiospasm status of the patients with severe craniocerebral injury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levels of postoperative platelet activation indicators of both groups increased to varying degrees （CD62p， CD63， GPⅡb/Ⅲa， PAgT）， but the postoperative platelet activation indicator level of the large trauma craniotom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small bone window craniotomy group （P
[Key words] Severe craniocerebral injury； Small bone window craniotomy； Standard large trauma craniotomy； Cerebral vasospasm； Platelet activation
臨床上對重型顱腦損傷主要實施外科手術治療，在最短的時間內開顱減壓是該病的救治原則，目前臨床上開顱手術術式較多，如何選擇適宜的術式提高臨床療效及預后成為該病的研究重點之一[1]。本文對我院部分重型顱腦損傷患者分別實施小骨窗開顱與標準大骨瓣開顱手術，對比觀察其對血小板活化指標與腦血管痙攣狀態的影響，以評估其臨床價值，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臨床資料
選取安陽市中醫院神經外科2012年5月～2013年6月收治的重型顱腦損傷患者89例，經頭顱CT或MRI檢查確診，術前評估符合手術指征，排除手術禁忌證和臨床資料不完整的患者，根據不同術式分為小骨窗組（小骨窗開顱術）與大骨瓣組（標準大骨瓣開顱術）。小骨窗組患者44例，其中男28例，女16例，年齡19～61歲，平均（34.5±5.6）歲，入院GCS評分平均（5.08±1.16）分。大骨瓣組患者45例，其中男28例，女17例，年齡20～63歲，平均（34.6±5.6）歲，入院GCS評分平均（5.09±1.16）分。兩組患者基本資料經統計學分析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納入標準
所有病例經臨床檢查均符合顱腦損傷診斷標準[2]，具有偏癱、昏迷、失語等典型臨床表現，伴有瞳孔放大，GCS評分3～8分，顱內壓升高超過3.43 kPa，CT等影像學檢查顯示有明確的顱內出血灶，血腫體積超過60 mL、中線結構移位超過5 mm；排除伴有呼吸、循環系統衰竭及其他主要器官嚴重受損或功能障礙患者，出現失血性休克或腦干損傷患者，合并其他部位嚴重外傷需同期急救處理患者，凝血功能障礙或血液性疾病患者，既往腦部腫瘤、嚴重高血壓及腦血管病變患者等?；颊呔敿毩私獗敬螌嶒瀮热荩栽竻⑴c并簽署知情同意書，符合醫學倫理學要求。
1.3手術方法
小骨窗組患者實施小骨窗開顱手術治療，常規消毒、全麻后在患側的額顳頂做切口開顱，打開面積約為6.0 cm×5.0 cm的小骨窗，沿與骨緣相距1 cm處呈倒U形將硬腦膜剪開，如出現腦膨隆則需要在四角處繼續切開硬腦膜，將顱內損傷壞死的腦組織取出并徹底清除血腫，如有活動性出血點，則對其進行反復沖洗，止血后留置引流管，逐層關閉。大骨瓣組患者實施標準大骨瓣開顱手術治療，常規消毒、全麻后，在顴弓的上方做切口，沿著耳廓的上方延伸至同側的頂結節，在到中線發際內結束；以常規標準大骨瓣鉆孔開顱，骨瓣掀起后仔細探測病灶位置，對損傷造成的壞死組織等取出并徹底清除血腫，反復沖洗活動性出血點直至止血，留置引流管，而后視硬膜張力及其下血腫狀況處理骨窗[3]。
1.4觀察指標
①治療后第7天末血小板活化指標水平：包括CD62p、CD63、GPⅡb/Ⅲa以及PAgT，采集患者靜脈血后使用全自動流式細胞儀檢測。②治療后第7天腦血管痙攣狀態：使用經顱彩超儀進行檢測，通過大腦中動脈與頸內動脈顱外段的血流情況計算痙攣指數，其分級標準為：1級：痙攣只發生在局部血管，范圍低于50%；2級：痙攣只發生在局部血管，范圍超過50%；3級：痙攣呈廣泛性彌漫性[3]。
1.5統計學處理
通過SPSS18.0軟件對所得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用（x±s），使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n（%）]表示，使用χ2檢驗。檢驗水準為α=0.05，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血小板活化指標水平
兩組術后均不同程度提高了血小板活化指標水平（CD62p、CD63、GPⅡb/Ⅲa、PAgT），但大骨瓣組治療后血小板活化指標水平明顯低于小骨窗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2.2腦血管痙攣狀態
術后大骨瓣組腦血管痙攣分級為1級3例，無2級和3級病例；小骨窗組腦血管痙攣分級為1級5例，2級4例，3級1例。大骨瓣組腦血管痙攣發生率6.67%（3/45）明顯低于小骨窗組22.73%（10/44），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χ2=4.6007，P=0.0320
3討論
顱腦損傷是臨床腦外科最為常見的多發性疾病之一，主要為患者腦部受到外界暴力沖擊所導致，打架、高空墜落、交通事故等均可導致顱腦損傷的發生，因此其高發病率、高致殘率、高致死率成為腦外科較為關注的重點[4]。尤其重型顱腦損傷，對患者腦組織損傷極大，病程發展十分迅速，在短時間內即可造成不可逆性腦損傷，對患者生命形成嚴重威脅，對患者的家庭乃至社會造成沉重負擔。因此通過對該病病理生理變化及疾病發展、轉歸過程的研究，不斷改進、完善其治療方法是臨床腦外科重點研究方向之一[5]。該病對于患者腦組織的損傷主要來自于傷后顱內壓快速且持續性上升，尤其重型顱腦損傷顱內壓上升速度較快，可在短時間內出現腦疝，嚴重干擾了腦內代償機制，因此保守治療效果十分有限且預后不佳，通常需要實施外科手術開顱減壓治療[6]。
重型顱腦損傷患者通常會伴發凝血異常，進而導致其微循環出血障礙并引起凝血機制相關并發癥，因此作為影響凝血狀態主要因素之一的血小板活化指標在該病早期常出現上升[7]；而腦血管痙攣主要由于顱腦損傷所引起血管受損，進而腦部血流出現異常并產生血性腦脊液，最終導致腦血管出現痙攣。隨著臨床外科對重型顱腦損傷治療術式的不斷發展完善，可供臨床治療選擇的術式已經不止一種[8]。小骨窗開顱術是其中的一種，以往認為小骨窗開顱減壓對患者損傷較小，腦組織暴露于空氣中范圍較小，對預后較為有利；但對于重型顱腦損傷通常顱內壓會出現惡性增高，使用小骨窗減壓效果有限，減壓后還會因腦膨出而出現腦組織嵌頓于骨窗上而形成二次損傷[8]，影響患者的臨床療效與預后[5]。標準大骨瓣開顱術亦是臨床常用的顱腦損傷減壓開顱術，這種術式骨窗范圍較大且位置較低，能夠充分地將額葉前部、顳葉底部以及顳極予以暴露，具有良好的操作視野，對于壞死腦組織以及血腫的清除相對小骨窗更為徹底，同時對于顱內壓的緩解也更為顯著[9]。該術式對于腦部血流的改善效果優于小骨窗手術，可以更為有效地提高血流動力學情況，進而促進血小板活化指標的恢復，也能夠減少因血流異常而引起的腦血管痙攣等并發癥[10]。同時，該術式由于減壓過于急驟，易導致腦組織快速復原過程中形成再灌注損傷[11]，因此目前臨床上對該術式進行了改進，在剪開硬腦膜時并不直接按照設計面積剪開，而是先剪開小口，使硬膜下血腫緩慢釋放部分壓力，而后再做正常切開[12]。經本研究對不同術式的臨床觀察可知，大骨瓣組治療后血小板活化指標均低于小骨窗組，腦血管痙攣分級明顯低于小骨窗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綜上所述，對重型顱腦損傷患者應用標準大骨瓣開顱術治療，能有效降低血小板活化指標，改善腦血管痙攣，相比小骨窗開顱術具有更為理想的臨床效果，值得臨床對手術方式和手術效果繼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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