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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經濟和經濟泡沫的區別范文1
一、日本經濟泡沫形成、破裂歷程及影響
1、日本經濟泡沫形成破裂歷程回顧
從二戰后一直到1985年，日本實施“貿易立國”發展戰略，依靠美國提供的技術、管理和市場，保持經濟高速發展，并在1987年超越蘇聯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但80年代的美國，卻是經濟持續低迷。美國認為日本長期搭美國的便車致富，于是在1985年發動了以“廣場協議”為代表的“貨幣戰爭”。美國聯合英法德日，直接干預日元匯率，迫使日元大幅升值，隨后大量熱錢流入日本，資產價格飛漲。日本政府為了挽回出口市場的損失，意圖刺激內需，使用了過度擴張的貨幣政策，短短一年連續五次降息，將央行貼現率從5%降低到2.5%。長期超低利率政策和大量發行的貨幣導致流動性過剩，股票和房地產市場泡沫迅速膨脹。到了1989年，經濟泡沫已非常巨大。日本政府為了阻止泡沫繼續膨脹，打出兩個組合拳，第一拳提升再貼現率，緊縮貨幣；第二拳直接管制房地產交易，控制土地融資。但這兩拳力度過猛，結果直接導致股市暴跌，房價崩盤，泡沫破裂。此后10年，日本經濟陷入長期停滯和低迷的狀態，被稱為日本“失去的10年”。
2、日本泡沫經濟的影響
（1）經濟停滯不前。日本戰后GDP增長率平均保持在15%左右，到80年代泡沫期則穩定在7%左右，泡沫破裂后，增長率從90年的7.5%下降95年的1.4%，甚至出現了好幾個年度的負增長（見圖1）。GDP總量在1997年到達到515萬億日元的峰值，然后開始裹足不前。日元匯率從“廣場協議”到1989年泡沫破裂前升值約1倍，到2011年，升值達到3倍（見圖2）。
（2）資產泡沫嚴重。日本股市從1982年的6000點，一直上漲到1989年的38900點，漲幅550%，泡沫破裂后，連跌4年，跌幅達到60%（見圖3）。房地產價格指數從戰后到1989年上漲了約150倍，在泡沫頂峰時期，僅東京23個區的總地價已經超過美國全國地價，可謂盛極一時。但土地價格也在1991年左右開始下跌，2001年全國平均地產價格指數跌幅達到47%（見圖4）。
（3）嚴重影響實體經濟。企業負債惡性膨脹，1991年前后，負債額在1000萬億日元以上的倒閉企業每年都在1萬家左右。1990―1996年，日本破產企業年均高達14000家左右。企業倒閉也波及商業銀行陷入困境，不良債權急劇增加，大批金融機構破產，1995年8月日本銀行業未清償貸款總額已超過日本GDP總額，而未清償貸款的1/4為不良資產。
（4）泡沫破滅對國民個人產生嚴重的影響。企業破產造成的大規模的裁員行為，而資產價格暴跌也使得國民個人的資產價值大量縮小，損失慘重，名義工資增長率在1994年甚至達到了零增長。1992―1999年，日本的消費物價指數均為負增長，年均下降幅度接近1%。通貨緊縮使企業銷售收入減少、債務負擔加重，居民的消費心理惡化，公共債務危機加重。
二、日本經濟泡沫形成及破裂的原因分析
日本經濟泡沫的產生和破滅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日本經濟長期存在的隱患在不恰當的政策、國際環境刺激下的一場大爆發。
1、經濟發展動力缺乏持續性
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掩蓋了日本經濟體制中的一些固有問題。一方面是創新不足。戰后日本經濟的崛起主要歸功于技術引進，技術引進使日本的科技實力在短時間內就趕上甚至超過了歐美先進國家，但也造成創新能力不足、重應用輕基礎研究，因此在80年代末，日本的信息技術等主導產業增長乏力，資金從主體經濟投入到金融投機中。另一方面是產業結構調整不力。20世紀80年代，日本政府制定了《第四次全國綜合開發計劃》和《休養地法》，逐漸將經濟重心由制造業向非制造業轉移，促進以服務業為重點的第三產業的發展，促使大量閑置資金投入到房地產行業和相關行業。這種選擇造成房地產和股票價格暴漲，在泡沫破滅后，國民資產大大縮水，企業經營困難或破產，銀行不良貸款大增，通貨緊縮嚴重。
2、政策手段過于激烈導致泡沫破裂，經濟硬著陸
日本政府不恰當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導致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的直接因素。廣場協議之后，日元出現大幅升值，日本當局擔心貨幣升值帶來的通貨緊縮問題，在1986―1988年實行了過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連續2次降低中央銀行貼現率，不僅為日本歷史最低，而且也為當時世界主要國家之最低。1987年又實施了減稅、追加公共事業投資、補充財政開支的過度擴張的財政政策。過度擴張的貨幣、財政政策，使日本的貨幣供應量持續上升，1987―1989年，貨幣供應量增長速度分別高達10.8%、10.2%、12%，造成國內過剩資金劇增，資產價格暴漲。而在1989―1990年，日本銀行五次上調中央銀行貼現率，使之達到6%，這種緊急收縮信貸的做法使得股價和地價的大幅度下降，由此造成了資產泡沫的破裂乃至整個經濟的破滅。
3、大國間經濟博弈導致日本政府面臨巨大國際壓力
廣場協議后，為防止美元貶值，美國要求日本降低利率，日本政府遷就美國的壓力，在一年內連續五次大幅下調央行貼現率。到1987年底，世界經濟出現較快增長、美德等國家都提高利率時，日本仍繼續實行擴張貨幣政策，維持2.5%的超低利率至1989年。正是這一拖延，造成了日本資產價格的大幅上漲。這個重大失誤的背后是日本當時身處國際環境面臨非常重大的戰略轉變和政策調整。首先是美國的步步緊逼，認為日本提高利率會引發全球性經濟衰退；其次是日本作為世界最大的資本供給國，如果提高利率，資金不能往海外回流，會引發世界金融動蕩，并波及日本經濟。最后是日本初登國際政治舞臺、希望通過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協調，提升國際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考慮到作為一個“政治大國”所應承擔的國際責任，做出了以上錯誤的決策。
三、中、日經濟發展階段比較及啟示
1、中、日經濟發展階段比較
一方面，中國經濟目前所處階段與日本80―90年代有許多相似之處。從GDP看，中國已在2010年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05年7月匯改以來，人民幣9年時間累計升值約35%。2015年以來A股超過300只股票價格翻倍，近千只股票動態市盈率超過100倍。另外，日本經歷過的貿易保護主義、巨額外匯儲備貶值、房地產泡沫等問題，中國也正在經歷。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與當時日本在經濟發展潛力、政策水平以及面臨的國際環境等方面也存在很多區別。首先是經濟增長潛力不同。從吸引外資來看，日本企業積極投資國外，但卻很少吸引外資到日本投資。多年來日本式的關聯交易，相互持股等商業慣例以及過于繁雜的行政管制，提高了外資進入的門檻。而中國自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市場開放度逐年增大，外資占中國GDP的比重不斷提高，外資的大量進入，不僅彌補了中國資金的缺口，也給中國帶來了先進的技術，推動了技術水平升級。從技術進步方面看，二戰后日本一直依靠技術的引進、通過技術的模仿完成了追趕的目標，其創新仍然較多建立在“模仿性創新”的基礎上。而中國這些年為了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研發投資在逐漸增加，原創性研發成果逐漸增多。
其次是政策調控水平的不同。日本泡沫經濟的形成和破滅，監管層的調控取向和政策不當是公認的主因之一。而中國宏觀調控始終遵循審慎、穩健、前瞻的原則，從而減弱了經濟的波動性。對股市、房市的較快升溫勢頭，監管層密切關注但未急于調轉政策方向，而是根據市場狀況靈活采取針對性的措施，避免了政策過急轉向可能給實體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貨幣政策具有較強的獨立性，將由此帶來的金融風險限制在市場可承受范圍和監管機構可控范圍內。
最后是金融自由化環境不同。日本當時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是面臨金融危機不利形勢的開放，其實施的利率自由化與國際資本流動自由化，一方面導致存貸款利差較快收窄甚至倒掛，增大了銀行業經營風險，另一方面營造了熱錢投機境內金融市場有利環境。而中國金融自由化是履行對世貿組織承諾的主動開放，是有步驟、有規劃、有秩序、逐漸推進的開放，在匯率改革上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利率改革則遵循先外幣后本幣，先貸款后存款、先大額后小額的原則推進。
2、日本經濟泡沫對中國發展的啟示
今年是日本泡沫經濟破滅25周年，與當初的日本如此相似的中國，在方方面面都被認為處于一個上升通道的中國，更應該以史為鑒，來知興替、明得失，做出正確的政策選擇。
一是要尊重經濟發展規律，重視經濟發展質量，適應中高速增長“新常態”。日本的經驗告訴我們，如果脫離實體經濟承受能力，一味追求數字增長，只會得不償失。
泡沫經濟和經濟泡沫的區別范文2
論文關鍵詞：人民幣升值對外直接投資跨國并購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化的發展和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我國的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對外貿易規模擴大．外匯儲備不斷增加．2007年底我國的外匯儲備達到了創記錄的1．5萬億美元．資本流動性明顯增加同時．經濟快速增長使能源問題日益突出．國內外市場競爭加?。c主要出口對象國的貿易摩擦增多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加大了支持國內企業“走出去”的力度．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到海外直接投資．尋求新的發展空間據中國商務部網站消息．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2007年9月14日聯合(2006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截至2006年底．中國5000多家境內投資主體共在全球172個國家（地區)設立境外直接投資企業近萬家．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簡稱存量)906．3億美元，其中非金融類750．2億美元．占82．8％．金融類156．1億美元．占17．2％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的2006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0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位于全國家(地區)排名的第13位。這使人不由得聯想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日本企業的對外投資熱．驚嘆中國的對外投資時代正在到來
1當前中國的對外投資與當年日本對外投資的相似性
當前我國企業向海外發展的狀況與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企業對外投資熱的確有相似之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1．1二者都面對日益增多的貿易摩擦
當年美國因貿易收支逆差問題對日采取措施．引發了日美貿易摩擦．在迫使日元升值以后．日本產品的國際市場價格提高．出口競爭力下降．在這種情況下．日本通過大規模海外直接投資特別是對歐美國家直接投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際經貿摩擦．實現了對歐美等國家的出口現在．中國制造業特別是家電、紡織日用工業品等領域的產品出口屢屢受到一些國家實施的反傾銷調查等限制為減少和規避貿易摩擦．促進出口．中國的一些企業也尋求到海外投資設廠。
1．2二者在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方面都以并購式投資為主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是以新建投資為主要方式．并購式投資迅速增加還是在日元大幅升值以后由于中國目前所處的國際環境較80年代已發生了很大變化．全球出現前所未有的企業并購浪潮．在這種形勢下，購式投資日趨活躍．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首次超過100億美元．其中通過收購、兼并實現的直接投資占到當年流量的一半200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突破200億美元．其中通過收購、兼并實現的直接投資約占四成。
1．3二者的對外投資熱都出現在本國貨幣面臨巨大升值壓力的背景下
20世紀80年代．為削減本國巨額貿易逆差．美國不斷對日本施壓．迫使日元不斷加速升值如今．中國同樣面臨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快速升值的巨大壓力
2中日兩國對外投資的本質區別
從總體上看．當前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熱與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日本企業的海外擴張相比．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差異還是占了主流
2．1兩國國內市場條件不同
一般情況下．一目的國內市場越?。緡髽I走向海外的驅動力越大日本國土狹?。畤鴥仁袌霭l展空間有限20世紀50～60年代．很多日本企業就十分重視開拓國際市場80年代．日本在許多領域國內市場趨于飽和．企業紛紛在世界范圍內多層面、全方位地尋找有利的投資機會與日本相比．中國的市場容量大．仍具有尚未開發的潛力．雖然本國企業到海外發展有尋求更廣闊市場的動機．但總體上這方面的需求在程度和迫切性上明顯低于日本目前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更主要目的是利用資源、獲取技術和品牌等。
2．2二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
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實現了經濟追趕歐美的目標．在許多關鍵性領域已占據優勢．市場經濟趨于成熟．國內存在大量剩余資金．對外投資達到較高水平1985年度．日本對外直接投資額為122．2億美元．到1989年度達到675．4億美元．成為位居前列的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大國．并且面向發達國家的投資所占比重較高．尤其對北美的不動產、對歐洲的金融和保險等領域投資增長迅速相比之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正在全面構筑市場經濟制．無論在經濟實力、市場發展狀況方面，還是在企業經營資源、競爭能力、國際市場整合經驗等方面．與日本的差距還很大中國企業的海外發展尚處于初級階段對外投資規模有限至今對外直接投資累計額僅相當于20世紀80年代末期日本一年的投資額．差距十分懸殊．而且面向發達國家高層次領域投資的條件還不成熟．從這個角度講．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時代尚需時日。
2．3兩國對本國企業海外發展的政策導向不同
日本在二戰后的很長一段時期內．限制外國資本進入．鼓勵本國企業到海外發展。日本政府開始鼓勵外國企業對日投資還是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中國則相反．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國內資金短缺，政府一直強調“招商引資”．不鼓勵對外投資1999年．中國政府才明確提出讓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并在2000年3月召開的九屆人大三次會議上將企業“走出去”作為國家戰略正式提出近兩年隨人民幣的不斷升值及國內外競爭的加劇才大大放寬了對國內企業對外投資的限制.
2．4兩國對匯率政策的處理不同
1985年9月“廣場協議”簽訂后．日元出現持續大幅度升值的態勢．與升值前的日元兌元匯率相比．三個月內升值20％．到1987年底升幅達50％．1995年4月一度突破80：1大關．日元升值3倍左右而當前我國人民幣的升值．由于吸取了日元加速升值的教訓，采取了一種漸進、有管理的升值過程．因此不會帶來像日本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資產嚴重泡沫化的惡劣結果另外，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大舉向海外擴張之際已實現資本自由化．而目前人民幣還沒有實現資本項下的自由兌換
2．5兩國對外投資主體不同
日本對外投資的主體是民間企業．而從中國2006年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數量分布來看．多元化格局明顯．有限責任公司所占比重仍超過國有企業位居首位，國有企業占了26％．位于第二位．私營企業12％．排第三位．這也是為何中國企業的海外大型并購案件往往給人以非商業操作印象的原因。
3有中國特色的對外直接投資新思路
通過以上比較分析．筆者認為，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戰略不應完全仿效日本．而應借鑒日本的教訓．走出一條具有自身特色的對外投資之路。
3．1實行漸進性的、有管理的匯率政策匯率政策對31本企業大舉海外擴張和泡沫經濟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
用在當前人民幣面臨不斷升值壓力的形勢下．我國一定要根據實際情況實行漸進性的、有管理的匯率政策．既要支持有條件的企業積極地“走出去”．又要防范投資的盲目性和經濟泡沫的形成
3．2在支持企業“走出去”的同時。加強和完善金融監管體制。有效防范金融風險
長期以來．為促進經濟增長．日本政府支持銀行貸款。助長了銀行放貸的隨意性．加上日本金融監管體制不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銀行風險意識淡化．經營中出現的問題被隱蔽和積累下來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在日元升值和寬松利率的背景下．金融資產迅速膨脹．過剩資本到海外大肆收購，并大規模流入房地產市場1986～1991年．日本對外房地產投資累計額522億美元．占這一時期整個對外直接投資額的比重為19_4％其中．一些項目是在投資回報預測不準確的情況下盲目進行的．既不充分了解當地市場和國際資本市場操作規則．也沒有進行嚴格全面的詳盡調查．結果在泡沫經濟崩潰后蒙受巨額損失較為典型的事例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日本對美國實施的幾起震驚世界的大型并購案．如三菱公司在收購洛克菲勒中心大廈后不久．便以半價再次賣給原主：一度成為日本人囊中物的卵石灘高爾夫球場也在收購后的轉手之間損失掉幾億美元這些曾經讓日本人痛快、美國人緊張的并購案件如同曇花一現，最終損失慘重。所以．我國在鼓勵企業“走出去”的同時．有必要加強和完善金融監管體制．對貸款對象進行嚴格的資信審查．并促使銀行提高風險意識和抵御風險的能力
3-3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中國企業要注重培育自己的技術和品牌優勢日本企業的海外投資大都是建立在自己的技術和品牌優勢基礎上，如索尼公司、松下公司等我國缺少自己的技術和品牌．要想真正立足于國際市場．提高自主研發和創新能力、樹立品牌形象十分重要。為此必須加大對發達國家的前瞻性高科技產業的學習型投資學習型對外直接投資是一種逆向型的對外直接投資．目的在于汲取國外先進的產業技術和管理經驗．帶動國內產業升級．創造新的比較優勢應將技術密集型產業投資于發達國家．一方面．可以繞過貿易壁壘．更直接地學習利用外國的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理念．跟蹤世界動態．并向國內傳輸和擴散．充分發揮技術的溢出效應和示范效應．推進產業升級：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東道國優勢擴大生產．提高市場占有率．增強企業國際競爭力。
3．4企業“走出去”要制定有步驟的國際化戰略。進行充分的調查研究日本索尼公司收購哥倫比亞電影公司案件．因缺乏務實性的投資規劃和長遠的戰略考慮．到1994年索尼公司背負了27億美元的巨額虧損我國企業在“走出去”時．一定要制定明確的海外發展規劃和戰略，對投資地的政治、經濟、文化、法律、語言等環境進行充分的先行性調查研究若采取合資方式對外投資．在選擇合作伙伴時一定要仔細調查和了解對方的資產、信譽、經營管理等狀況。在定位投資目標時．要深入研究項目的可行性．不僅要考慮投資項目對本國產業發展的重要性．還要考慮在海外的實際操作性
泡沫經濟和經濟泡沫的區別范文3
Abstract: The Renminbi at present condition resembled very much with 1985 Japanese Yen, the long time high speed development economy, continued to US's trade surplus, fast accumulation high quota US dollar reserve, US's double deficit to worsen, US dollar continues the low pressure, the similar low interest rate, external pressure came from US, the currency's continual revaluation and so 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Japanese Yen revaluation's background and influence, providing the model and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Renminbi exchange rate reform.
關鍵詞:日元;人民幣;升值;匯率改革
Key words: JapaneseYen;Renminbi;increase in value;exchange rate reform
中圖分類號:F832.6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0)19-0020-02
0引言
從國際經驗看,一些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往往面臨著經常項目收支順差加大,外匯儲備增長較快,匯率升值壓力較大等情況。日本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末期,同時經歷了經濟快速發展所帶來的匯率升值,多年陷入經濟蕭條,目前仍無復蘇跡象。近年來,人民幣匯率屢創新高,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突破“7”,能否正確應對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出現的匯率升值壓力,對一國能否保證宏觀經濟穩定和經濟持續增長有重要意義。
1日元升值的歷史背景及原因
1.1 日元升值的歷史背景二戰以后,在日本政府政策的有效干預和美國的支持下,日本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到1968年,日本經濟已經超過多數西方發達國家,國民生產總值位居世界第二位,1985年日本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與此同時,美國由于與蘇聯的持續對抗,政府支出加大,出現雙赤字,經濟出現衰退,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者指責日元嚴重低估。迫于壓力,從1971年開始日元升值。日元升值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1年―1985年。從1949年到1971年的22年間,日本一直采取360日元兌1美元的固定匯率。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美國通貨膨脹加重,經常項目順差減少,美元信用下降,美國內出現了“順差國責任論”,不斷向順差國日本施加政治性的貨幣升值壓力。1971年8月,尼克松總統宣布新經濟政策,對進口商品征收10%的進口附加稅。這對那些對美國擁有巨額貿易順差的國家產生了極大影響,尤其是日本。日本被迫妥協,直接將l美元兌360日元升值為308日元,開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第二階段:1985年―1989年。1985年9月,美、日、英、德、法5國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在美國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通過了《廣場協議》。協議決定5國聯合行動,有秩序地使主要貨幣對美元升值,以矯正美元高估的局面?！稄V場協議》成功地以罕見的速度朝著日元升值、美元貶值的方向推進。《廣場協議》后,日元兌美元升值了55%。
第三階段:1990年-1995年。1990年,日本為了治理泡沫經濟,將官方貼現率提高到了6%。與此同時,美國國內經濟增長出現問題,經濟增長率放緩、失業率和通脹率持續上升,1991年陷入經濟衰退。這無疑強化了市場對日元的升值預期。日元在1990年中期升值,1993年2月,日元匯率在國際外匯市場上猛升,于八月份升至一美元兌100日元,1995年4月突破一美元兌80日元大關。
1.2 日元升值的主要原因
1.2.1 外部原因美國打壓強迫日元升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后,日本的汽車、鋼鐵、機床、半導體等生產技術相繼趕上或超過美國。日本企業不僅在國際市場搶占美國制造商的市場份額,甚至在美國本土市場上也對其企業構成巨大的威脅,美國因此出現了失業增加、經濟增長放緩的局面。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日本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同時也成為美國的第一大債權國,美國卻跌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為了對日本經濟加以控制,美國相繼對日本提出“自我出口限制”、開放國內市場、增加對美國產品的進口等要求,且動輒以制裁相威脅。面對美國的壓力,日本顯得頗為無奈。而曾經作為日美兩國共同對手的蘇聯的經濟衰弱,使美國對日本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對于這個昔日自己所扶持的“小弟弟”,美國也不再像以前那樣慷慨大方,兩國的對立情緒逐漸升級。為了降低日本對美國相關產業的威脅,美國不斷向日本施壓。迫于美國的強大壓力,以及在政治及軍事上有求于美國,日本在許多方面極不情愿地做出了讓步,日元逐漸升值,因此而一步步地陷入了美國為其精心設計的“金融陷阱”。
1.2.2 內部原因第一、金融政策失當。在《廣場協議》框架下,日元持續升值,日本面臨著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的形勢,按照日本政府的思維定式,這必然帶來經濟蕭條。因此自1986年起,為應對日元升值, 日本政府提出了向內需主導的經濟增長轉變的政策,連續五 次下調利率。寬松的經濟環境促使日本企業和個人擴大投資,導致股價、地價飛漲,經濟泡沫嚴重。面對可能發生的泡沫,日本政府采取最為激烈的手段,在1989年至1990年間,日本央行連續五次上調公定貼現率,將之從超低的2.5%迅速調整到6%,限制金融機構對不動產的貸款投入,金融泡沫在短期內迅速破滅。第二、國民自信心的高度膨脹。隨著經濟實力的迅速提高,日本的民族主義思潮不斷膨脹,從企業到個人對日本經濟的發展充滿了信心,并且有些自滿,認為日本的經濟已經是全球第一,暴富的日本開始對美國說“不”,顯示了不僅要在經濟上成為強國,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也試圖擺脫美國的束縛。于是大舉向外投資擴張,導致日本經濟泡沫形成。
2日元升值與人民幣升值的異同
之所以拿日本的歷史來比較,是因為日本當初的各項經濟指標、貨幣升值面臨的國際壓力以及拒絕貨幣大幅升值的理由都和今天的中國有一些相似。在些許相同特征之下,中日有自己特殊的經濟特征,有自己特殊的升值路徑和傳導途徑。
2.1 日元升值與人民幣升值的相似
2.1.1 升值前經濟模式均是出口導向型中日兩國雖然分別屬于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但經濟發展模式都屬于出口導向型,出口導向型經濟必然帶來外貿順差不斷加大,國民經濟的對外依存度較高,經濟發展對國際市場特別是美國市場有嚴重依賴。對美國巨額貿易順差必然遭到來自美國的要求貨幣升值的巨大壓力。
2.1.2 升值前宏觀經濟環境相似中國和日本都有國內長時期GDP的高速發展,都有對美國持續的貿易順差, 都有高額的美元外匯儲備,相似的低利率,高儲蓄率。同時都面對著美國的雙赤字惡化和美元持續走低的壓力。人民幣和日元都面臨著由于美元的貶值壓力以及本國經濟快速增長帶來的升值壓力,美國政府及民間組織在各種場合也不時表達出希望人民幣進一步升值的意愿。
2.1.3 升值后的影響效應趨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石油危機爆發, 作為能源和原材料完全依賴進口的日本,由于日元升值使國內企業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能源漲價帶來的沖擊。我國資源的對外依賴有上升趨勢,特別是石油、鐵礦石等等重要原料和燃料。人民幣升值可能會使進口的戰略資源成本下降,從而降低產品成本,對于日益擴大的生產能力和生產規模是有利的。
2.2 日元升值與人民幣升值的區別
2.2.1 經濟發展的推動力不同日本經濟發展模式與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區別在于日本模式完全依靠內生的資本,而中國模式基本上是內生和外來并取。日本注重的是以獨立的知識產權為主的研發技術,堅決發展本國的品牌產品,而中國則完全是為全球價值鏈服務,承擔勞動密集部分的生產。在發展新技術方面,中國更多地依靠引進外資帶來的生產技術。結果是日本只是國際貿易順差,而中國貿易和資本雙順差。資本項目的贏余很大程度上是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加工貿易中有80%是由外資來完成的。
2.2.2 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小于日本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美國經濟的多重困境使得日本面臨很大的外部壓力,從而導致了《廣場協議》。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美國經濟陷入滯脹困境,GDP 增長率持續下滑,從1979年的5.6%下降至1982 年的-2%。滯脹困境使得美國經濟的發展步履維艱,迫切要求日元重估?？剂磕壳暗拿绹洕?它仍然保持穩健的增長態勢,進入平穩增長的通道,GDP 增速從九十年代中期就一直保持在4% 左右的穩定狀態。所以,就此而言,人民幣升值面臨的實際外部壓力遠小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日本。
2.2.3 中國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影響比日本更大日本是完全的市場經濟體制,而我國目前仍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缺乏市場競爭機制和法制化的管理。我國外貿規模雖然在2004 年已經超過一萬億美元,但卻不是貿易強國。在這種環境下, 往往政府能夠擁有更大的權力和能力來影響經濟運行,特別體現在國有壟斷行業中。例如能源和資源價格的長期扭曲,推動了工業制成品的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因此,我國政府貨幣和財政政策對經濟的影響會比日本政府的政策影響更大。
2.2.4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低于日本日元匯率于1973年2月實現完全浮動,至今人民幣匯率并未實現完全浮動,資本還不能自由兌換,人民幣匯率完全由市場決定的時機并不成熟。我國匯率在現階段仍實施有管理的浮動機制,這種機制可能會持續兩三年左右的時間,因此,人民幣升值的速度和幅度都不會比日元快和大。
3日元升值對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啟示
日元升值的背景和過程可以給人民幣匯率的改革提供以下借鑒和啟示。
3.1 加快金融改革,力求使人民幣匯率更具靈活性根據日元匯率變遷的經驗,要使人民幣匯率改革利大于弊,必須加快金融改革。人民幣匯率改革應遵循自主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有條不紊地推進,通過改革不斷增大人民幣匯率彈性,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人民幣升值應允許國內價格水平相應地變動,以獲取貿易條件改善的益處,應允許資源在外貿部門和非外貿部門之間重新配置。但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靈活性并不意味政府的袖手旁觀,當升值的壓力持續增加時,政府應進行外匯市場干預,放松進口管制,放寬資本流出管制,以減輕投資壓力,同時盡力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以維持宏觀經濟和匯率的穩定。
3.2 人民幣升值要符合中國經濟發展狀況為了讓日本經濟快速復蘇、盡快擺脫蕭條,日本進行了產業政策的調整,以產業升級帶動經濟復蘇。我國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與貿易順差持續調整增長、美元進入貶值周期有關,其深層原因則是全球產業結構調整與轉移快于國內產業結構調整與轉移。因此,在經濟運行過程中,保持經濟結構的動態合理化,是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內容。日本在1991年經濟大幅下滑,其重要原因就是日元的升值與日本經濟的發展狀況嚴重偏離,使得日本經濟進入蕭條。我國目前的產業結相對于一個未實現充分就業、低收入的發展中大國而言,如果政策、體制、結構和外向型經濟發展比較協調,其幣值不應存在低估。正是由于政策、體制和戰略調整滯后所造成的貿易粗放增長和外資偏好以及外匯供求矛盾,直接導致了人民幣目前強烈的升值預期,而決非正常的市場經濟發展規律使然。當然,對人民幣匯率長期走勢的非理性判斷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說明人民幣升值壓力具有很高的虛擬性。
3.3 慎重對待金融自由化及金融對外開放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日本欲在國際舞臺上嶄露頭角的愿望也使得推進金融自由化勢在必行。在國外國內多方壓力下,日本開始了金融自由化的進程,放寬外國資本、外國金融機構進入本國金融市場的限制,同時也放寬本國資本和金融機構進入外國市場的限制。放任短期資本流入對促成日本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泡沫經濟起到了一定作用。因此,中國應堅持人民幣升值可控性和漸進性相結合的原則,人民幣兌美元升值不能一步到位,持續大幅升值將沉重打擊出口產業及就業,可能造成經濟衰退。
3.4 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弱化人民幣升值的負面影響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升值是調整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秩序的關系的需要,不能簡單認為是西方國家的“陰謀”。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已經超過中國GDP的10%。占我國整個順差比例約60% ～70%。中國模式和日本模式的重大差異是參加國際分工的基礎不同,中國參加以生產要素為基礎的全球分工,積極進行加工貿易。中國國際貿易的60%被外資控制,而高技術貿易的90%是由跨國公司進行,中國貿易順差的85%是靠外資實現的。漸進升值會給所有出口企業一個清晰的信號,即人民幣升值是未來的大趨勢。出口企業必將逐步建立內生的創新機制,進行獨立自主的研發并創立自主品牌,以促進企業產品的結構性變化。應當鼓勵企業以產業升級換代和高附加價值產品為基礎進行出口擴張,加大由高度依賴出口轉為主要依靠內需,競爭力由勞動力成本優勢轉為科技自主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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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經濟和經濟泡沫的區別范文4
曹 彤 中信銀行副行長、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聯席所長
陳雨露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
方福前 《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雜志主編
馮 博 中國證監會期貨二部副主任
龔明華 中國銀監會政策研究局副局長
韓文秀 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
紀志宏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
林清泉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
劉元春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馬 勇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研究員
苗雨峰 中國銀監會統計部副主任
彭曉光 《環球財經》副社長、中國人民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
史建平 中央財經大學副校長
汪昌云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財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王 芳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貨幣金融系副主任
王 毅 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副司長
王永利 中國銀行副行長
吳曉求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助理、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
楊瑞龍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伊志宏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商學院院長
曾 剛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主任
莊毓敏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
“大金融”概念最早由著名經濟學家黃達先生在本世紀初期提出，而后在中國金融理論與實務界的共同推動下，對“大金融”內涵的闡釋逐步豐富起來。特別是本次國際金融危機從實踐角度印證了“大金融”的科學性與合理性，為“大金融”的持續深入研究提供了豐富素材。
具體而言，本次國際金融危機至少給了我們三大啟示：一是經濟運行中的金融因素和金融規律遠未得到充分認識；二是金融發展越來越脫離實體經濟，系統性風險被長期低估；三是傳統的經濟學框架未能很好地整合宏微觀層面的金融理論。
基于此，《大金融論綱—一個全球性命題》（征求意見稿）在對西方金融理論體系進行系統反思的基礎上提出了“大金融”命題，這一命題有四大內涵，分別是：宏微觀金融理論的系統整合；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和諧統一；金融發展一般規律和“國家稟賦”的有機結合；內外部金融和諧共融的全球化思維模式和跨文化意識。
整體框架和邏輯結構
經濟和金融發展的長期歷史經驗表明，影響一國金融競爭力最基本的因素可以概括為三大方面：效率性、穩定性和危機控制能力。
在穩定而高效的金融體系內，金融效率性產生活力，金融穩定性產生彈性，危機控制能力保證彈性，這三方面相輔相成，共同支撐著一國的金融競爭力。
“大金融”命題的理論和實證分析，需要搞清楚金融體系的效率性、穩定性和金融危機控制能力三方面及其決定因素。從而構建高效而穩定的金融體系—形成合理的金融結構，完善金融監管體系框架、促進金融與實體經濟良性互動，構建穩定和效率并重的宏觀調控體系。
危機后，全球金融體系呈現出四種趨勢：首先，國際金融格局出現“再平衡的多邊主義”；其次，國際貨幣體系從“一主多元”向“多元制衡”轉變；再次，金融的功能回歸實體經濟；最后，金融監管走向了宏觀審慎。
從全球經濟發展史來看，作為國家戰略的金融工具運用包括：為戰爭融資、促進海外貿易、加強對外經濟控制、建立貨幣強權體系、促進新興產業發展和實現經濟增長轉型。
基于“大金融”框架，中國金融發展的戰略路徑為：在產業戰略上，形成市場化、均衡發展與混業經營；開放戰略上，形成開放保護與國家金融控制力；貨幣戰略上，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外匯儲備戰略上，推動建立全球經濟網絡；城鄉均衡發展戰略上，構建現代化的農村金融體系。
具體而言，產業戰略方面，第一，應進一步鞏固銀行體系在中國金融體系中的基礎性地位和重要作用；努力發展制度健全的資本市場，與銀行體系在功能上實現互補；尊重國情和市場規律，構建銀行與資本市場均衡發展的現代金融體系。第二，努力實現利率市場化，利率管制所造成的金融市場分割和信貸結構失衡，是隱藏在“國進民退”現象背后的金融制度根源。比照國際經驗，中國的利率市場化應該在2015～2017年之間完成。改革路徑應選擇：先貸款，后存款；先長期，后短期；先大額，后小額。第三，穩步推進混業經營。中國目前的混業經營程度處于國際較低水平。實證表明，混業經營總體上有利于金融效率和金融穩定。綜合考慮效率和穩定，金融控股公司是中國混業經營的最佳模式。
開放戰略方面，由于發展中國家存在超越發展階段的金融自由化現象，國家金融控制能力衰微，金融不穩定。針對這種情況，我們認為，應提高名義開放度，控制實際開放度，并在開放進程中保持適度的國家控制力。
貨幣戰略方面，應構建人民幣國際化的路線圖。全球金融危機后，人民幣國際化面臨歷史性機遇。中國應在未來30年通過兩個“三步走”戰略來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在使用范圍上，第一個十年是“周邊化”，完成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和地區的使用；第二個十年是“區域化”，完成人民幣在整個亞洲地區的使用；第三個十年是“國際化”，人民幣成為全球范圍內的關鍵貨幣。在貨幣職能上，第一個十年實現“貿易結算化”，人民幣在貿易結算當中充當國際結算貨幣；第二個十年實現“金融投資化”，人民幣在國際投資領域中作為投資貨幣；第三個十年實現“國際儲備化”，人民幣成為國際最重要的儲備貨幣。
在外匯儲備戰略方面，爭取建立全球經濟網絡。中國超額外匯儲備管理的目標應當是，服務于國家經濟發展的整體戰略，實現金融穩定和實體經濟發展。中國的超額外匯儲備管理應遵循外向性、戰略性和多元性“新三性”。外匯儲備投資應構建有效的全球資產組合。外匯儲備應投資于占據產業周期高端位置的產業，瞄準戰略性資源產業。
在城鄉均衡戰略上，要努力構建現代化的農村金融體系。因為“三農”問題事關改革大局，中國轉型過程面臨突出的二元經濟結構問題?！叭r”問題的政治化，使得農村金融越來越成為事關改革全局的戰略問題。目前中國農村金融發展面臨現實困境，農村金融亟待“破題”?；诂F狀和發展趨勢，應著力構建“合作性—商業性—政策性”三位一體的現代農村金融體系。
金融體系的效率性及其對資源配置的影響
高效率的金融體系是促進經濟增長和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基本前提之一。金融體系的效率可從兩方面衡量：一是金融體系本身的效率性，二是金融引導的產出是否具有效率。高效率的金融體系能夠通過便利市場交易、促進資源優化配置和提供創新激勵等功能促進經濟增長。
銀行體系效率的決定因素包括：第一，宏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的穩定增長對于一國銀行業的長期發展至關重要，在保持宏觀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基礎上，穩步推進資本賬戶開放，有助于提高一國銀行業的整體效率。第二，銀行產業發展。銀行業效率的提高，需要在保持適度資產規模和產業集中度的基礎上，防止銀行信貸的過度擴張和銀行危機的發生。第三，制度文化發展。加強產權保護，促進社會信用文化水平的提升，將有助于一國銀行業效率的整體提升。
影響金融市場效率的一般因素包括：產品數量與交易成本，信息處理與定價能力，創新能力與抗風險能力。
金融市場效率的實現需要國家特定性因素，包括：與實體經濟需求的適應性，與金融制度基礎的適應性，與社會文化環境的適應性，等等。
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金融穩定在一國金融競爭力的興衰變遷中起著重要作用。穩定的金融體系是確保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必要條件。不穩定的金融體系常常導致經濟增長的中斷甚至長期停滯。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同金融體系的效率性一道，共同構成了一國金融競爭力的兩大核心要素。
宏觀經濟層面，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審慎的金融開放有助于金融穩定；產業結構層面，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國家，較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的國家穩定性高；政治制度層面，政府管理能力、司法效率或制度發育程度較高的國家，金融穩定性越高，腐敗程度高的國家穩定性低；金融監管層面，對金融業經營的過分管制不利于金融穩定，但市場監管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金融穩定性的提高；在風險的傳遞擴張上，宏觀經濟的不穩定、司法效率低下的國家，一般性危機演化為系統性危機的概率顯著上升。
基于周期性泡沫推動的金融危機，我們構建了一個新的全周期視角的危機分析框架。這一框架的基本要點是：在可動用的社會資源既定的情況下，金融部門的膨脹和超速擴張是以實體部門的萎縮和衰減為代價的；泡沫經濟擠出實體部門投資并最終導致這些實體資本滅失的過程，是一個逐步的、漸進的過程；不斷增加的金融杠桿、實際貸款利率的上升、實業投資收益率的下降和企業資產負債率的提高，表明經濟泡沫程度和系統性風險正在加大；在泡沫最后階段，當資產價格上漲超過了信用擴張所能支撐的范圍時，資產價格泡沫達到了破裂的臨界條件。
危機控制能力與金融競爭力
金融危機發生后，一些國家能很快抑制危機擴散，并在短時間內重返金融穩定和經濟高增長的路徑，而另外一些國家則在危機前軟弱無力，最終陷入了金融體系失靈和經濟增長停滯的雙重陷阱。歷史經驗表明，危機應對能力的強弱，在一國金融競爭力的形成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影響一國危機控制能力的主要因素包括：危機中的緊急救助方案，危機后干預手段和措施的有效性，危機后貨幣和財政政策的有效性，危機的早期預警機制，問題金融機構的處置等。
我們對金融危機后的15種常見應對措施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的基本結論是：第一，不存在“一勞永逸”的危機應對政策，一些政策措施雖然可以縮短危機的持續時間，但卻可能導致較高的經濟成本或增加對經濟增長的負面沖擊；第二，危機應對的各種政策措施本身就具有成本，這種成本可能轉化為危機成本的一部分，從而延長危機持續時間或增加危機的經濟成本；第三，金融危機一旦發生，其對經濟的沖擊以及由此產生的負面效應就已經真實地發生，僅通過危機后的補救措施很難取得系統性的理性效果。
同時，我們對金融危機后的貨幣與財政政策的有效性進行了評估，結果表明，貨幣政策主要對危機后的短期物價水平產生影響，而財政政策則主要作用于危機后的短期經濟增長（有助于遏制危機期間的經濟下滑）。兩種政策刺激或穩定經濟的效力都集中體現在短期。過度的貨幣投放會導致通貨膨脹，而財政赤字對經濟增長的負效應將在危機結束后三年左右的時間內逐漸顯現。我們認為，為避免大規模貨幣擴張和財政赤字帶來的負面影響，一旦危機消退、經濟企穩回升，之前作為“反危機工具”出現的擴張性貨幣和財政政策就應該逐漸淡出。
構建穩定而高效的金融體系
那么究竟是什么決定了一國金融體系結構的實際選擇？我們認為，經濟發展速度影響金融體系結構，經濟發展程度影響金融體系規模。同時，效率和開放是金融結構市場化的兩大驅動車輪。
我們發現，在崇尚規則和權威的社會制度和文化模式下，更容易孕育出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系；而在崇尚自由的社會制度和文化模式下，更容易孕育出市場主導型的金融體系。“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的國家比“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國家更容易發生金融危機。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國家一旦發生金融危機，其GDP增長率受到的負面沖擊明顯大于銀行主導型國家。在金融體系結構的兩個主要構成部分中，銀行在某種程度上扮演著金融危機穩定器的角色，而金融市場則內含著某些誘發不穩定的因素。
金融體系具有過度周期性，貨幣穩定不足以實現金融穩定。金融創新日益頻繁，金融運行越來越脫離實體經濟。因此，需要建立新的宏觀調控體系框架，促進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共同穩定。我們提倡建立全面穩定的新型金融宏觀調控體系，包括宏觀審慎金融監管、納入金融穩定考慮的貨幣政策框架等。
“大金融”理論與中國的新型金融發展觀
中國的全球金融發展觀有四大基礎，分別是：第一，理論基礎，即中國的金融發展必須遵循經濟金融運行的一般規律；第二，價值基礎，即中國的金融發展必須代表中國式經濟發展的核心價值理念；第三，實踐基礎，即中國的金融發展必須立足于中國最基本的國情；第四，文化基礎，即中國的金融發展必須體現多元文明共融共治的全球化發展觀。
中國“大金融”宏觀調控體系的構建
貨幣政策方面，應在盯住通脹和產出的基礎上，關注金融體系的風險狀況。完善通脹指標統計，為政策決策提供可置信的信息基礎。以價格調控為主，數量型調控為輔。
金融監管方面，逆周期監管應綜合考慮銀行廣義信貸和社會融資總量。宏觀審慎監管和微觀審慎監管要結合和配合。金融監管政策和貨幣政策需要統籌協調。
信貸政策方面，可選擇盯住實體經濟的融資需求滿足度。應與總量性的貨幣政策相區別，主要發揮結構性調控功能?？傮w上應堅持市場化原則，提高效率和增強可持續性。
泡沫經濟和經濟泡沫的區別范文5
2003年，豐田汽車銷量首次超越福特成為世界第二；2006年，通用汽車依靠海外市場尤其是中國市場的突出表現勉力支撐，總銷量只下滑了0.8％，而豐田汽車總銷量則增長了8.9％，達到885萬輛，兩者差距已不過30萬輛。豐田取通用而代之似乎指日可待。
更值得關注的是，在2007年3月總決算中，豐田的營業利潤在5年內翻了一番，超過2兆日元(約174億美元)。與銷售不振、巨額虧損的美國汽車三巨頭相比，在某種意義上來講，豐田早幾年就已經是第一了。
無數專家、管理者都在研究豐田的成功，豐田的“看板方式”，“精益制造”，“精細化管理”，一直為業界津津樂道，但我們一樣不可以忽略豐田在營銷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日本，有一句話眾所周知， “技術的日產，營銷的豐田”。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豐田在技術和生產方面并不擁有絕對優勢，而它在營銷領域的成就甚至超過了生產管理。
要真正理解豐田的成功，就必須理解豐田的營銷，了解豐田的營銷史。以下，結合日本各時期情況來闡述豐田的渠道變革史。
二戰前(1930年～1940年)
1933年9月，豐田創始人豐田佐吉在“東京自動紡織公司”內設置了汽車工業部，研制成功第一輛A1型轎車和GI型卡車。
福特汽車和通用汽車分別于1925年和1926年投資進入日本，帶來了汽車銷售的“連鎖經營體系”，而豐田遲至1935年才開始汽車的生產和營銷。直到二戰前，日本的轎車市場完全由外國企業獨占，豐田和日產等日本企業不過是造些軍用或商用卡車而已。
無力與外企拼財力和技術，豐田便開始構建自己的銷售網絡。1935年，豐田將當時通用汽車在日本的銷售廣告部部長神谷正太郎招至麾下，讓其統帥豐田營銷。
當時在豐田社內，對如何構建銷售網絡有三種不同意見：一種是依靠各地方資本建立純粹的特許連鎖經營制度；一種是說服現存的進口車銷售店，讓其同時銷售豐田車；一種是完全依靠自有資本，建立直營店連鎖系統。
剛開始，第一種意見遭到多數人反對，因為各地方的優勢資本基本已經被各大外來汽車品牌打撈殆盡，可行性很低。但神谷正太郎堅持己見，最后豐田還是采納了第一種意見，開始建立特許連鎖經營體系。
上任伊始，神谷到名古屋拜訪了當時通用汽車最大的經銷商之一――“日出汽車”的社長山口升，說服“日出汽車”放棄了通用的經銷權，成為豐田的第一號連鎖經銷商，也就是現在的“愛知豐田汽車”。
之后不到一年，東京、大阪等日本各地的通用汽車經銷商紛紛效仿“日出汽車”跳槽換馬，加盟豐田。豐田的特許連鎖經營店不斷增加，營銷網絡雛形隱現。
神谷上任后僅三年(1938年)，以一縣一店，依靠地方獨立資本的豐田營銷網絡基本成形。營銷出身的神谷深知，與廠家控股分公司不同，獨立資本經銷商自負盈虧，生意的好壞直接影響到自己、家庭和部下員工的生存生活，他們的敬業精神、干勁及危機感都要遠遠超過廠家派到各地方做銷售、拿薪水的經理。此后的事實也證明，經銷商制是豐田營銷網絡成功的最主要原因。
然而，隨著日本開始，日本國內汽車企業被特化成軍用車輛制造的國家部門，各種汽車經銷商也被特化成了專門為國家運輸配給的國家機關，直到二戰結束。
日本復興期(1950年～1960年)
1950年4月，日本汽車市場恢復自由化。但戰后的日本經濟萎靡不振，“道奇計劃”也帶來了種種金融問題。于是豐田決定將生產部門和銷售部門分離，設立了“豐田汽車販賣公司” (即豐田汽車銷售公司，以下簡稱“豐田汽販”)。
分期付款銷售方式
豐田汽販率先引入“分期付款銷售方式”，擺脫了以往只依靠銷售整車來贏利的傳統營銷思維，把主要收益途徑改為三個部分：首先是分期付款銷售的手續費收入，其次是汽車保險的手續費收入，再次是零部件的銷售利潤。
這種方式通過周邊關聯部門來獲利，一舉擴大了豐田汽車的市場，籌集了資金。
催生需求
當時的日本，正迎來所謂的“汽車時代”，各汽車廠家都在積極采取創造需求的產業策略，在這方面，豐田也是獨樹一幟，高人一籌：豐田出資開辦駕駛學校，增加持有駕照人口；創建維修技術專業學校，保證維修設備人員的數量和質量；甚至出資在高速公路上修建、經營休息服務區，刺激駕車者的消費欲望。
銷售店政策基本方針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豐田確立了自己的銷售店政策基本方針――“聚集各地有實力的資本和人才，每個縣(日本的縣相當于中國的省)只設一個銷售店(這里指經銷商)，采用連鎖經營體系，廠家不在資金上或人事上參與銷售店的經營……”。
但這個方針沒過多久就因為“TOYOPET” (中譯“豐田寵兒”)公司的設立而被大幅度修正?！柏S田寵兒”是由豐田汽販出資80％的子公司，它的出現，實際上標志著豐田打破了“一縣一店”制，開始向多渠道營銷轉型。
這一轉型并非一帆風順――它受到了“一縣一店”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當時已成為豐田汽販社長的神谷用“一升的容器只能裝一升的水，要倒入更多的水就得增加更多的容器”來說服反對者。同時，采取特殊情況特殊對待的懷柔政策，允許部分老經銷商投資新渠道，以使“豐田寵兒”這個新渠道得以順利開拓。
一年后的1957年，豐田的銷售網店鋪在原有49家“豐田店”的基礎上新增51家“豐田寵兒”店鋪，數量翻番。從此，豐田將“地域限定制”和“多渠道制”的并用政策固定下來，不斷煽動、刺激經銷商之間互相競爭，擴大銷售網絡體系。
定價銷售制度
50年代后期，豐田的另一重大舉措就是實行了“定價銷售制度”。當時日本的汽車市場由于“朝鮮特需”等各種原因，尚處于賣方市場，各種中間商在銷售過程中層層加價，收取高額手續費等，贏取暴利，使得大眾對汽車業的不透明價格機制抱有很大的不信任感，這對想將汽車變成大眾消費品的廠家非常不利。
1957年，豐田率先實行“定價銷售制度”，把廠家定價(包括店鋪銷售價)通過報紙甚至廣告公布出來，讓消費者放心購買。毫無疑問，這一措施使很多經銷商損失了利益，但后來的事實證明， “定價銷售制度”在汽車由特殊消費品轉為大眾消費品的過程中起了巨大推動作用，整體市場的擴大使經銷商的獲利遠遠超過了損失。
不過，這里需要指出的是， “定價銷售制度”并沒有使汽車價格完全透明。為了和其他廠家或其他渠道競
爭，定價下的折扣行為不可避免，這一點到目前也沒能改變。
高速成長的60年代
從1960年開始，日本經濟進入高速成長期，國內消費也急劇高漲。象征消費水平的“三大件”，也由原來的黑白電視機、洗衣機、冰箱，提升為彩電、空調、轎車。日本的轎車保有臺數也由1950年的5萬臺，升到1960年的44萬臺，再劇增到1970年的678萬臺，10年之內增長了15倍。轎車在城市家庭的普及率也由幾乎為零提高到23％。
而大眾經濟型車大量生產、大量銷售的體制也逐漸確立。1961年，豐田創建了專銷經濟型車的新渠道――“Publica” (派生自英文Publiccar，1968年改名為“豐田花冠”)。由此，豐田擁有了二個銷售渠道體系。
Publica渠道嘗試引進更多美國式的經銷特色，如小規模、多店鋪，局部解除“地域限定制”，允許同時銷售其他品牌車，現金提貨等等。
但沒過多久，這些新做法就暴露出種種弊端：首先，日本長期以來采用家庭訪問式銷售，解除“地域限定制”，容易引發豐田經銷商之間惡性搶奪客戶現象；其次，大部分小規模的店鋪并不具有現金提貨的財力，易引發資金周轉不暢問題，加上允許銷售其他品牌，削弱了渠道對豐田的向心力和忠誠度等。
豐田立即亡羊補牢，撤銷了新方案，重新回到原有的渠道模式上來。
經濟型車銷售渠道建設雖然遭受波折，但憑借1966年推出大受歡迎的“花冠”車款，豐田的經濟型車銷售迅速膨脹。1967年，豐田又推出“花冠”的姐妹車“sprinter”，并也為其新創建了專用銷售渠道“豐田奧特”(后與“豐田威斯特”合并為現在的“Netz”)，進一步強化了豐田的“多渠道制”。
雖然根據“地域限定制”，豐田的經銷商擁有某一區域內的銷售特權，但“多渠道制”的強化，加劇了豐田系列渠道間的競爭，尤其在銷售區別不大的姐妹車型時更是如此，當時豐田經銷商的營業員都有“豐田車的最大競爭者正是豐田車自己”的感嘆。
盡管如此，汽車整體市場的高速成長所帶來的利益，還是沖淡了渠道間競爭帶來的負面影響。
這一時期還有一個重要事件：1965年，外國整車的對日出口實現了完全自由化。日本國內汽車業曾對此憂心忡忡，擔心進口車的大量涌入會搶走市場，造成混亂。
后來的事實證明這種擔心沒有太大必要：一是當時進口車的銷售策略很明確，就是走高端路線，用很少的量去獲取高額利潤；二是國產車的質量已經可以和進口車相抗衡。
盡管外車進口自由化沒有對日本車市造成重大打擊，但危機感還是讓日本的汽車廠家和銷售商同仇敵愾，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一起。日本的廠家和銷售商從一開始就具有排他性的“系列”特征， “緊密團結”更加劇了這種狀況。在后來的日本與歐美貿易摩擦中， “排他性系列特征”被嚴厲指責。
豐田及其經銷商則更是在這種狀況下緊緊團結在一起。1966年，為應對外車進口自由化，豐田的國內頭號競爭對手日產吞并了“王子汽車”，并借此造勢號稱“日本最人的汽車企業”。一向以國內老大自居的豐田當然不肯俯首稱臣，籌劃了一場聲勢浩大的促銷比賽來抗衡。
豐田給各豐田經銷商提出新的銷售目標及相應獎金，讓所有渠道的經銷商在短時間內互相競爭來擴大銷售。豐田自己也承認這種急功近利的方式弊端很多，但迫于當時形勢，豐田還是在懇求中獲得了各經銷商的支持。
最后，在三個月的促銷期內，豐田汽車的銷量超過了原定的5萬臺銷售目標，達到5萬8千臺。這讓所有對手包括豐田自己都大跌眼鏡，瞠目結舌。從此，促銷作為一種特有的銷售慣例，在日本的汽車銷售市場中得以普及。
穩定成長的70年代
進入20世紀70年代，日本汽車市場并噴式增長結束，進入穩定成長期。隨著汽車普及率上升，消費需求由以第一次購車需求為中心，逐漸過渡到以代替需求(指第二或更多次的購車需求)為中心。同時，日本民眾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也對轎車的多用途性提出要求。他們已經擺脫了“有車就行”的判斷標準，開始從自己的興趣、愛好、生活特征等方面來挑選車種了。
于是日本各汽車廠家紛紛開始研制高絨車、跑車等各種車種、車型、車款，擴展產品線。豐陽在此時推進了“1渠道2車型體制”，即在每個渠道內銷售兩種代表車型，比如說在“豐田”內銷售“世紀”和“皇冠”，在“豐田寵兒”內銷售“corona”和“馬克Ⅱ”，在“豐田花冠”內銷售“花冠”和“celica”，在“豐田奧特”內銷售“sprinter”和“Publica”。這些部是豐田根據車犁、排氣量、銷售價恪等標準，按照市場需要整合原有渠道的表現。
高度成長期時急速擴充的店鋪和規模，在沒有了高成長市場的支撐后，顯然成了一種包袱；加上1974年的世界石油危機，日本的汽車市場開始萎縮；雪上加霜的是，1975年頒發的分三年逐步實施的新汽車排氣規制，更使消費者對汽車消費持觀望態度，加速了日本國內市場的消沉。
這一消沉，導致各汽車經銷商的經營開始惡化。為改善局面，各廠家紛紛強化對旗下銷售商的指導，開始重視起經銷商的質量和經營效率來。1976年，豐田出臺了“增強銷售力的兩年計劃”，通過對各銷售商的資金扶持、設備投資米催促其提高效率；1979年，又制定了“銷售店預算管理守則”，進一步提升了銷售商的管理水平。
當然，豐田的舉措完全是從自身利益出發的，它相對削弱和傷害了一些旗下獨立經銷商的獨立權利和利益。后來，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相當于中國工商總局下的公半交易局)介入調查。雖然調查結束后，“公正取引委員會”要求廠家廢除了一些苛刻條件，但是經銷商各方面都得依靠廠家，力量的不半衡使廠家獨斷專行的局面改善小大。
國內市場低迷，銷售經營惡化，廠家加強控制經銷商并強加各種苛刻條件，成為這一時期日本汽車行業和市場的主要特征。
被泡沫淹沒的80年代
1980年4月，豐田開創了它的第5條國內銷售渠道――“豐田威斯特”。十罔希望通過不斷推出有吸引力的車型車種，把顧客吸引到店鋪里，提高店鋪銷售效率，而不再需要費時費力地一家一家地去訪問潛在客戶。
1982年7月，負責生產的“豐田汽車工業”重新合并了“豐田汽販”，組成了新豐田。這次合并在形式上是兩者對等合并，實際上則是依靠豐田式塵產系統確立了牢固贏利體系的“豐田汽車工業”喬并了因市場低迷而銷售不振的“豐田汽販”。
1988年，豐田在國內的年度銷售臺數首次突破了200萬臺，5條銷售渠
道牢牢捍衛著豐田在國內市場第一的地位。
80年代后期，由于大量出口廉價產品(包括汽車整車)，日本不斷與各國發生貿易摩擦和糾紛，再加上1985年簽訂的“廣場協議”造成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廠家的汽車出口贏利大減。有調查表明，當時日元對美元的比價每升高一日元，單是豐田一家在出口中的匯率損失就高達120億日元。
出口利潤大幅下降，迫使日本汽車市場把目光轉到國內，又恰好與日本泡沫經濟的開端撞在一起，日本的汽車市場開始出現了以“西馬(日產頂級品牌車)現象”為代表的高級車風潮，整個市場沸騰起來。豐田和日產之外的一些中小汽車廠家開始冒進投資，擴充生產設備，增加銷售網點，馬自達就是一個典型。
為穩固日本國內第三的地位，馬自達激進地新增了兩條渠道(加上原有渠道共5條)，企圖與豐田和日產至少在渠道數上并列。但這種武斷冒進的做法不久便使馬自達陷入沉重的債務危機，國內第三的地位被本田奪走，還不得不借助福特的融資來重建。
1989年，豐田在美國推出“雷克薩斯”。這是豐田第一次在海外創建高檔車專營渠道。為了在歐美擺脫日本車低檔廉價的負面印象，豐田在“雷克薩斯”的渠道創建和宣傳上巧妙地將其與原有的豐田品牌完全脫離隱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北美大多數消費者都以為外形新穎、品質超群的“雷克薩斯”是來自歐洲的產品?，F在， “雷克薩斯”已連續六年成為北美高檔車市場中最暢銷的品牌。
失去的十年和景氣復蘇(1990年至今)
上世紀90年代初期，由于泡沫經濟崩潰，日本進入長達十數年的經濟低迷蕭條狀態，被稱為日本“失去的十年”。作為支柱產業的汽車產業也不例外，泡沫經濟時期的瘋狂擴產和冒進投資，使整個產業都資金緊缺、債務重重。除上述的馬自達以外，日本各主要汽車廠家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沖擊。
一直作為豐田最強競爭對手的日產，在泡沫破裂后暴露出惡化的財務體質，加上原來就不擅長的銷售領域遭遇冷市，商品開發部門也沒能設計出救市的人氣車款，導致經營全面陷入危機，國內市場占有率第二的位子也被本田一時奪走。為渡過危機，日產不得不接受法國雷諾集團的融資，其實是被雷諾吞并，不得不在雷諾派遣的新CEO戈恩的領導下大幅精簡重建。
與其他國內廠家相比，雖然豐田沒有遭受大的打擊，但整個日本經濟不景氣，覆巢之下，豈有完卯?豐田業績惡化的原因主要有：市場蕭條導致銷量銳減；為改善勞動環境和自動化設備投資的折舊費用增加；入件費增加和日元升值帶來的匯率變動損失等。
為應對這些情況，豐田進行了分階段的針對性改革：通過進一步改善“精細化管理”來降低零部件原價；適當減少設備投資，將類似車型進行整理統合；在人件費上引進“成果主義”來激勵員工等等。同時，國內市場不振也促使豐田開始進行積極的海外投資。1995年，豐田在中國設立事業部，全面進入中國市場。
90年代后半期，為更適應市場細分化需要，更貼近、迎合、滿足消費者需求，豐田開始了一系列的渠道體系改編。1998年8月，豐田將“豐田奧特”改名為“Netz豐田”，2004年又將“Netz豐田”與“豐田威斯特”合并，改稱“Nctz”。將“豐田”標記從名稱中隱去，主要是和其他渠道形成差別化。因為“豐田”主要針對經理級別客戶，“豐田寵兒”主要針對白領級別客戶，“豐田花冠”主要針對工薪階層，豐田在建設“Netz”時試圖超越以收入等級來細分市場的思路，而將生活方式、情趣、性格等方面因素納入市場細分，將“Netz”打造成主要針對年輕女性的銷售渠道。
2003年，豐田在北美推出了繼“豐田”、“雷克薩斯”后的第三個品牌“SCION”。豐田通過市場調查發現，原有“豐田”品牌在北美年輕人中沒有人氣，被認為是過時、守舊、古板的代表，而“雷克薩斯”對年輕人來說又過于昂貴。
豐田認為，如果不能吸引現在的年輕人(也被稱為“Y世代”)，那么就算他們進入中老年后也不會喜歡豐田車，所以有必要為現在的年輕人量身打造品牌。創建“SCION”品牌的最終目的是使“Y世代”能接受豐田車，所以沒有像“雷克薩斯”那樣為ScION開辟專用渠道，而是在原有的“豐田”品牌店內設置“SCION”品牌專區來銷售。豐田的意圖很明顯，就是讓現在喜歡上并購買“SCION”的年輕人，在若干年后也會喜歡上并購買旁邊的“豐田”。
2005年8月，豐田又將在北美非常成功的“雷克薩斯”引進國內，重新形成擁有5大渠道、共5000多個店鋪的龐大銷售網絡。
在國內銷售“雷克薩斯”時，豐田沿襲了在北美的做法，使其與豐田品牌完全脫離，采用專有渠道和店鋪。不過，畢竟北美和日本此地不同彼地，日本消費者對“雷克薩斯”是豐田車的概念根深蒂固，沿襲北美做法是否有效還值得商榷。
在銷售策略方面，“雷克薩斯”也是照搬了美式做法，利用大量廣告轟炸吸引顧客來店購買。然而，“雷克薩斯”的一些美式做法，尤其是待客方式受到非議，一些原來豐田車的忠實用戶抱怨在購買“雷克薩斯”時受到店員程序式的招待，使他們與豐田的長期“友情”受到了傷害；一些雷克薩斯銷售店甚至根據來店顧客的轎車或穿著級別變換招待用的咖啡杯等等，而這些略帶歧視性的美式做法在日本并不受歡迎。問題被曝光后，豐田不得不對“雷克薩斯”的全盤美式做法作出修正。
另外，豐田引進“雷克薩斯”原意是想在國內與奔馳、寶馬等進口高級車一較高低，但目前“雷克薩斯”的價格和定位都低于上述品牌一個檔次，似乎威脅不大；相比之下，反而與豐田原來走高級路線的“豐田”在定價和定位上接近，同室操戈的可能性倒是更大。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豐田在推銷“雷克薩斯”品牌時所作的大量廣告激發了日本國內消費者對高檔車消費的興趣和熱情，從中獲益更多的卻并非“雷克薩斯”而是其假想敵奔馳、寶馬等進口高級車，他們的銷量在“雷克薩斯”登場后不降反增。
綜合以上種種原因， “雷克薩斯”在日本國內展開初期并未取得預期成果，直到2006年9月作為旗艦車款的“LS460”面市才帶來了轉機。以此為契機，豐田籌劃在后續車款的“LS600h”和“LS600hL” (定于2007年春面市)上裝載最得意的“混合動力系統”，把環保節能的概念注入頂級轎車的新思維。
我們可以從豐田學到什么
70年的豐田營銷變革史，折射出日本汽車產業(包括廠家和經銷商)應對日本汽車市場環境變化的種種努力和思維轉換。一切經驗都是環境的產物，豐田的成功經驗到底對中國同行們有多大的示范和借鑒作用，取決于中日兩國汽車市場問偏差異同，以及中國汽車產業對這種偏差理解的程度。
與日本、歐美等發達國家相比，流通體系多元化是中國汽車市場最大的一個特點。發達國家普遍采用廠家主導型汽車流通體系，而中國汽車市場中同時還并存了以汽車交易市場等為特征的零售商主導型流通體系。
按照“發展階段壓縮論”解釋，中國在僅20多年的汽車市場發展中凝聚壓縮了發達國家汽車市場長達100年左右的發展歷程。所以，中國現階段的汽車市場中同時并存了國外汽車市場發展過程中各階段的各種特征，中國汽車流通體系的多元性也由此而來。
泡沫經濟和經濟泡沫的區別范文6
關鍵詞：貿易模式；出口導向戰略；行業內貿易；規模經濟 一體化
中圖分類號：F7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10-0134-03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在經濟全球化的宏觀背景下國際貿易的現狀大致是，西方發達國家全面進入壟斷期，國際市場實際上成為資本無限追逐利潤的場所，戰后相當長時期內，廣大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和地區一直是發達國際原料供應基地和產品銷售市場，基本上是依靠自身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的相對優勢來和發達國家進行貿易，那些資源和勞動力，加上技術各方面的絕對量都比較貧瘠的國家，在貿易的過程中，就出現了總體收入方面的顯著弱勢，并導致了巨額外債的產生。最終反應到國內是分配的不公平。中國一直是勞動力和土地等資源相對密集的國家，隨著市場和對外貿易的進一步開放，這種現象還會在中國存在一段時間。中國建國以來的發展歷史按照對外貿易開放程度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建國后至改革開放前夕，國際貿易總量很少，勞動力和資本基本不流動，也沒有將自身的比較優勢發揮到世界貿易的過程中；第二階段是改革開放初期到1992年建立全面市場經濟體系的開端，這一時期中國逐步開始將自身的這一比較優勢發揮出來；第三階段是1992年到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前的一段時間，是中國勞動力開始大規模流動，國際資金和技術開始全方位進軍中國市場的肇始，“中國制造”在國外也如雨后春筍般急劇涌現出來，并表現出了這些商品共同的價位低、附加值低等特點；第四階段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至今，中國的市場進一步深入開放，進一步對國際資金放松了限制，對內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擴大土地使用面積和使用效率，對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進一步放寬，以及海外投資的持續增加。這些說明中國融入世界經濟的同時，一步步將自身的比較優勢展現出來。
但中國在發揮比較優勢和收入總量上升的同時，也付出了分配不均的代價。這種分配不均體現在行業之間、城鄉之間和區域之間，主要是從事高技術、重化工行業與農業、手工勞動收入分配的巨大差異，沿海朝陽產業部門與內地夕陽產業部門收入分配的巨大差異，以及同一企業內部不同工種之間收入分配的差異。中國采取出口導向型貿易戰略的目的不僅僅是獲取比較優勢利益，而是以外資和高技術（包括引進技術和自主創新）為先導，逐步從產業鏈的低端邁入高端，從而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設計，實現科技成果到生產力的快速有效轉化。歷史上東南亞國家大多采用出口導向型戰略，最早開始這一貿易戰略的是日本，經過戰后數十年，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前的發展，逐步實現了產業結構的梯度轉移，經濟增長開始出現低投入、高收益、規?；内厔?，人均收入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韓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和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于上世紀70年代開始轉變貿易模式，加入了快速增長的行列，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迅速的增長又一次發生在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等國，這些國家統稱為HPAEVs，除了中國而外，HPAEVs都曾在不同時間爆發過經濟危機，如日本在1989年的泡沫經濟崩潰，其源于日元的被嚴重高估，國內房貸和股市的虛高和國際游資的突然撤離；墨西哥雖然不是亞洲國家，但發展模式基本遵循東亞模式，并在1995年遭受了同樣的經濟危機；最大的一波來自1997年波及到幾乎整個東南亞的經濟危機，導致了新馬泰等國和東亞新興經濟體經濟一夜之間倒退十年。中國之所以受東南亞金融風波的沖擊較小，主要原因在于中國的金融開放度不大，生產要素的流動也還很小，而不是因為中國金融管制體系和預警機制的完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還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盡管從1992年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確立以來，中國一直奉行出口導向型貿易發展戰略，但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所說“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幾乎已轉移一空，高投資率開始出現回報遞減的趨勢?！庇绕涫恰斑@個國家同時存在著一些潛在的嚴重問題。頗為引人注目的是大型國有企業的低效率和大量政府官員的?！边@是一方面的因素，還有其他因素共同促成了中國市場經濟的不完全。需要提及的是，東南亞國家之所以經歷這些危機，其原因固然在于金融層面的過度開放與國內金融監管的步伐錯位，以及對新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利用不科學等原因，造成國內投機行為猖獗，資產泡沫形成，使得國際游資有機可乘，但這是所有后起的工業國家在轉變貿易戰略的歷程中所必須忍受的痛苦，這些危機過后，東南亞國家經濟依然保持了強勢增長的勢頭。有數據顯示，泰國的GDP增長率從2002年開始一直在5%以上，泰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局(National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Board)統計數據表明2003年增長率為6.9%，2004年為6.2%，2005年為6.5%。而泰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總量也獲得了穩步提升。泰國是東南亞金融危機中遭受損失最大的國家，這個例子很具有說服力，由此可以想見其他的HPAEVs國家從金融危機中恢復的程度。東南亞諸國在危機中其國內經濟實力可以倒退十年，但恢復起來卻無需十年的時間，這進一步說明了出口導向貿易戰略的正確性和優越性。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尤其是背靠中國大陸的我國香港和臺灣，大部已走出經濟危機的陰影，且在危機的處理和經濟恢復過程中廣泛積累經驗，從而成為新一輪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
按照國際貿易的相關理論，當兩個國家資源稟賦和生產的機會成本方面存在差異時，有可能雙方從國際貿易中獲利，但是還有一種貿易發生的可能性，就是雙方的生產規模大到邊際收益遞增的程度，也就是產生了規模報酬遞增，伴隨而來的是邊際成本遞減，也可以從國際貿易中獲得各自的收益。東亞國家的先驅日本已經完成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實現了國內各種產業的規?；a和經營，日本目前在全球最大的貿易伙伴已經變成了中國，美國退居第二位，但是和兩國的貿易模式卻有顯著區別。在國際貿易理論中，當兩國都在某一行業（比如制造業）上實現了規模報酬遞增的目標后，通過水平一體化結合成一個超大型行業，這個行業通過生產略有差異的產品，實現了行業內貿易，這是美國和日本的主要貿易模式。而中國和日本則主要通過行業間貿易。除了制造業以外，美日兩國農產品貿易也建立在規模報酬遞增和一體化的基礎上。在2007年總理訪日時，首次提到“中日貿易結構從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轉移”（中日貿易摘要），但只限于那些吸收日資較多和時間較長的企業和地域。固然日美兩國間相似的資本-勞動比例決定了兩國將更依賴于行業內貿易，但這是日本產業結構升級和梯度轉移的必然結果，它使得日美兩國的收入分配趨于統一，一體化進程也大大加快，為實現自由貿易協定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相較而言，中日兩國離自由貿易還相當遙遠。行業內貿易的現狀是：“大約1/4的世界貿易由產業內部的雙向貿易構成。在發達國家的制造品貿易中，行業內貿易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而這些貿易占據了世界貿易的大部分”。通俗地說，通過國際貿易創建一個一體化市場，而不是各國內生產好了再拿來賣。但各國生產的又有細微差別，這便是行業內貿易。生產的規?；?，行業內貿易不僅帶來了較大市場中更多的廠商，且每個廠商都有更大的銷售量；另外，消費者也可以以比較低的價格獲得更豐富的商品。在圖1中，CC曲線為廠商的成本線，其定義由等式：AC=F/Q+C=n•F/S+C給出，F為固定成本，Q為產量，c為每單位產量的平均成本，n為廠商數量?？疾爝@個等式，我們會發現，對于給定的廠商數n，隨著銷售量S的上升，平均成本會下降。原因在于，當廠商數不變而市場發展時，各廠商的銷售量會上升，而平均成本下降。因此，若我們比較大、小兩個市場，就不難看出較大市場的CC曲線位于較小市場CC曲線的下方。而圖中的PP曲線表明廠商定價與廠商數的關系，其定義由等式：p=C+1/（b•n）給出。這個圖粗略的反映了市場規模的擴張所造成的長期均衡狀況，最初，均衡點在1，價格是p1，廠商數為n。當以行業銷售量衡量的市場規模擴大后，CC曲線由CC1下降到CC2,而PP曲線沒有變化，新的均衡點為點2，廠商數由n1變為n2，相反，價格從p1降到p2。很明顯，消費者寧愿處在大市場的一個小部分，而非一個小市場。在點2，消費者能以比在點1更低的價格獲取種類更加豐富的商品。
除了日本以外，其他HPAEVs國家也正在朝這個目標邁進。而是否能夠發揮好出口導向貿易戰略的優勢是能否順利過渡到這一貿易模式領域的關鍵。中國若一再重蹈覆轍，其后果總體上比東南亞金融危機給這些國家帶來的損失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