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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激勵綜述范文1
【關鍵詞】 上市公司；管理者股權激勵；偏好
一、引言
公司治理一直是各國學者研究的重點，而公司治理結構當中一個重要的而且經常引起爭論的因素就是給予管理者報酬的薪酬合同。在西方發達國家，股權激勵是很多公司管理者薪酬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過去的幾十年當中，股權激勵對于公司的管理者以及股票市場也產生了巨大了影響。從2005年11月證監會研究起草《上市公司股權激勵規范意見》（試行）開始，我國上市公司對于管理者的股權薪酬激勵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隨著市場的發展與股權激勵制度的不斷完善，越來越多的企業傾向于對管理者進行股權激勵。基于此，分析國內外上市公司管理者股權激勵偏好的影響因素是非常必要的。本文主要從問題以及信息不對稱兩個角度分析上市公司對于管理者進行股權激勵的偏好。
二、從問題看上市公司的股權激勵
問題的存在使公司治理問題的存在成為一種必然的現象，而有人認為股權激勵能夠解決公司內存在的成本與激勵問題，從而改善公司的治理結構。
Morck、Shleifer和Vishny（1988）認為CEO權益所有權和激勵的平均值“太低”，而Jensen和Murphy （1990）則認為，如果股權比重過小，則CEO的股權激勵將會非常弱，不會產生實際意義上的激勵作用。
部分研究認為，由于公司對于管理者的激勵程度過低，使公司有可能因此授予管理者股票期權，提高對于管理者的激勵，減少公司的成本，以增加公司的價值。Mehran（1995）、Tzioumis（2008）等作者的理論或者實證研究支持了這種觀點。
Mehran（1995）的研究結果表明，高管薪酬中以權益為基礎的比例與高管所持有的權益比例成反比，如果管理者擁有一小部分公司股份，且沒有大量的未行權股票期權或者其他以權益為基礎的薪酬計劃，則董事會更愿意使用以權益為基礎的薪酬。
Core和Qian（2000）認為公司通過發現新投資機會，評估這些機會，實施項目最大化收益來進行革新，一旦選擇了要實施的項目，公司通過對當前業務的有效管理進行生產，企業的管理者對于項目的選擇與生產負責。他們認為過去的大多數理論文獻主要關注于激勵管理者增加企業平均價值的契約，除少數作者之外，沒有文獻關注風險規避的管理者評價和選擇有風險的項目。在他們構建的模型當中，項目的選擇和生產都是需要激勵的。項目選擇是公司CEO的主要責任之一，而生產則是通過公司的所有員工，員工對于項目選擇決策沒有影響。研究表明如果公司為了促使管理者選擇對于公司更為有利的投資，很有可能對于管理者進行股權激勵。
Tzioumis（2008）認為當CEO持有企業的股票時，公司的成本會減少，并以1994―2004年美國進行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為樣本，分析了公司在CEO薪酬中引入股票期權的影響因素。研究結果與理論相一致，結果表明進行股權激勵的可能與CEO的所有權成反比，與CEO的人員流動成正比。研究結果顯示，公司對于管理者進行股權激勵是為了能夠更好地對管理者進行激勵，減少成本。
三、從信息不對稱角度看上市公司的股權激勵
不對稱信息市場理論是一個極其重要的領域。不完全信息模型是經濟分析當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并廣泛應用于大量的課題研究之中。因此，本文也從不對稱信息的角度分析上市公司進行股權激勵的偏好。
有研究認為，一些股票期權并不是因為激勵的原因而提供，盡管大部分公司稱它們為激勵計劃（Yermack，1995）。
Ittner、Lambert和Larcker（2003）認為，從理論分析的角度看，如果目標僅僅是吸引人才，薪酬的數量而不是形式應該是重要的。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公司對于合適員工的尋找是很困難的，而股權可以起到搜索與分類的作用，因為一些員工會發現以股權為基礎的契約比其他類型的契約更有吸引力。研究表明，企業使用期權方案吸引那些不是很厭惡風險并且對于公司的未來有樂觀預期的員工（Oyer和Schaefer，2005），發行期權是最有效的吸引、挽留和激勵員工的方法（Hall和Murphy，2003）。Ittner、Lambert和Larcker（2003）的研究也支持了這種觀點。如，對于較少規避風險的人來說，以股權為基礎的契約更有吸引力；對于那些高技術水平的人才來說，這類契約也更有吸引力。在技術對于公司股票影響最大的環境中這種分類作用最有利，如有大量無形資產以及有很大增長前景的公司（Core和Qian，2000）。
Ittner、Lambert和Larcker（2003）假設以權益為基礎的薪酬的激勵作用與股票期權授予的下列特征相關：股權的支付是股票價格的凸函數，員工必須在股權授權之前持有一定數量的股權，員工不能出售股權，并且在員工離職之后必須行權或者股權被沒收。他們認為選擇與留住員工是公司使用期權的一個主要原因，股票期權是為了達到選擇、吸引和留住人才的目的，而不是激勵的目的；并且推測吸引和挽留的目標對于新經濟公司尤為重要。而且調查證據表明，“挽留”是股權激勵最重要的目標，其次是事后的回報（根據過去的業績授予員工），再次是“吸引”。在其調查樣本當中，沒有公司將“提供激勵”作為重要的目標。
Prendergast（2000、2002）、Lazear（2004）、Oyer（2004）、Oyer和Schaefer（2005）、Nagaoka（2005）以及Tzioumis（2008）將上述兩種選擇問題進行了綜合，并將之稱為選擇理論（selection theory）。該理論認為激勵理論的解釋在理論上存在一些問題，而且與很多數據不符，因此需要考慮其他一些解釋，而選擇理論雖然并沒有受到重視，但是卻與很多事實相符。
選擇理論認為股票期權是員工與企業之間信息不對稱環境下，一種選擇（selection）或者分類（sorting）的方法。根據Lazear（2004）、Prendergast（2000、2002）股票期權使管理者作為代表選擇或者施行獲利的項目，選擇理論認為由于管理者和專家可能擁有外部投資者接觸不到的企業信息，為了使管理者能夠真實反映這些信息，所有者會希望管理者的薪酬能夠隨著企業的業績而變化。因此公司會在管理者薪酬中引入股票期權。而且選擇理論表明，當信息越重要時，股價的波動性就越強，因為事前和事后的估價偏差或更大，如果股票價格波動性更強，則股票期權就越普遍。而收集信息在新企業當中更為重要。在新企業當中，不對稱信息更為重要，這些企業當中創立者比投資者擁有更多信息，因此選擇理論在小型企業和剛成立的企業中尤為明顯。
除了激勵管理者進行對于企業有利的選擇之外，股票期權可以作為吸引、分類和挽留機制。選擇理論認為，股票期權也能夠幫助企業吸引對于項目能夠進行有效選擇和投資的管理者和員工。根據Oyer（2004）以及Oyer和Schaefer（2005）的研究，通過使薪酬隨著市場條件變化，股票期權使企業能夠選擇樂觀的員工并且留住他們，因為股票期權能夠吸引特定的員工，特別是那些風險規避不是很嚴重，而且更愿意努力的員工，使這些員工有更愿意留在企業持有股票，而不是離開企業。此外，使用股票期權的企業向外部投資者傳遞一種信號，即他們能夠進行有效的投資，使他們與其他未進行股權激勵的公司相區分。
因此，選擇理論認為，股票期權能夠使管理者選擇能夠使企業獲利的項目；吸引管理者和員工；使投資者區分好未來業績好與不好的企業，這也是公司愿意對于管理者使用股票期權計劃的原因。而如果公司有很多的投資機會，管理者有關于項目選擇的大量信息，則公司更有可能使用股票期權。
四、小結
盡管理論上對于上市公司股權激勵決策的影響因素提供了各種解釋，但是實證上并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如：
Yermack（1995）研究了1984―1991年792家大型企業管理者股權激勵決策的影響因素，實證分析檢驗了激勵理論以及公司的流動性、稅收、盈余管理等理論，但是結果表明激勵理論不具有解釋力。
在1997年，日本商法進行了修訂，允許公司給予管理者股票期權，Kato等（2005）根據日本商法的變化，以1997年―2001年日本350家進行股權激勵的公司為樣本，研究了對于高管以及員工進行股權激勵公司的影響因素，實證結果表明日本企業使用股票期權是為了更好地調整管理者利益與公司利益的關系，更好地對管理者進行激勵。
Oyer（2004）以及Oyer和Schaefer（2005）發現，美國企業以廣大員工為激勵對象的股權激勵計劃一般不是為了對非高管員工進行激勵，而更多的是為了起到吸引和挽留員工的目的（Core和Guay，2001），研究結果不支持激勵假設，而支持選擇理論。
Tzioumis（2008）對于1994―2004年美國公司高管股權激勵的決定因素進行了研究，實證結果證實了高管薪酬結構的激勵作用與選擇作用。
這些對于公司股權激勵偏好的研究都是基于國外公司的樣本，而我國有獨特的制度與法律背景，這些根據國外公司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否適合我國的上市公司還未可知，因此在實證的基礎上分析我國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偏好的影響因素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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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激勵綜述范文2
關鍵詞：股權激勵 投資行為 負效應 內生性關系
公司治理一直以來都是學者們研究的重點問題，而公司治理結構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管理者報酬問題。股權激勵作為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企業的投資行為也產生了巨大影響。作為企業價值的重要決定因素之一，投資水平直接影響著企業的經營業績和發展前景，因此企業對高管的投資決策能力和意愿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本文通過分析選擇股權激勵的動機研究進而歸納出股權激勵與企業投資行為的關系，以正確認識二者之間的聯系。
一、企業為何采取股權激勵
股權激勵是以企業股票作為標的，對企業董事、高管、核心員工以及其他員工進行的長期激勵方式。各企業采用股權激勵的目的不同，所達到的效果也會存在差異。
呂長江、嚴明珠等人從制度背景、公司治理和公司特征三方面分析了上市公司為什么選擇股權激勵，以滬深A股2005年至2009年的上市公司為樣本得出處于管制性行業中的公司選擇股權激勵的動機較弱，高管持股比例越高，公司進行股權激勵的動機越強烈，我國公司選擇股權激勵不是因為流動性限制，反而流動性高的公司更有動機選擇股權激勵。
林大龐、蘇冬蔚[選取2005-2008年間上證和深證1336～1573家非金融上市公司為樣本，進行實證分析，從股權激勵、盈余管理、企業業績等方面分析了股權激勵可以通過協同效應提高公司業績，強化企業公司治理，但也引發了高管的盈余管理行為。
二、股權激勵與企業投資行為的關系
本文從以下幾方面總結股權激勵與企業投資行為的關系。
（一）股權激勵與抑制企業非效率投資行為存在正影響
非效率投資的存在使得企業的資源無法達到有效配置，股權激勵能夠有效控制和激勵人，使得高管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轉化為對整個企業價值的追求，有效抑制企業非效率投資。呂長江、張海平研究了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對企業投資的影響，經過實證分析得出股權激勵能夠幫助企業抑制非效率投資行為并且上市公司既存在投資過度也存在投資不足的情形。
強國令則通過對比分析股改前后國有公司和非國有公司股權激勵治理效應，以2003-2009年滬深兩市的上市公司為樣本。實證分析認為股改后股權激勵雖未對非國有公司降低過度投資行為有顯著影響，但對國有公司來說，股權激勵對降低其非效率投資行為影響顯著。股權激勵作為一種長期投資決策，會影響高管人員的投資決策行為，從而減少成本。如介迎疆、楊碩基于高科技行業上市公司的證據，以2006-2010年中國高科技上市公司公布的定期報告數據，通過分析得出管理層持股與企業投資水平正相關，并且顯著相關。
（二）股權激勵與企業投資行為存在負面效應
與上述觀點相反，一些人認為股權激勵對企業投資行為會產生負面影響。夏冠軍選取2004-2010年A股國有上市企業為樣本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經理薪酬與股價相關，股價會影響經理財富進而影響投資決策。高管持股會誘發經理利用無效的股市進行過度投資，在經理投資決策中具有負面的公司治理效應。
辛宇、呂長江通過對瀘州老窖2006-2010年股權激勵計劃修訂稿進行案例分析，認為股權激勵兼具激勵、福利和獎勵三種性質，而這種性質的混雜性最終會導致企業股權激勵陷入自定薪酬、自謀福利的困境。在這種情況下，股權激勵勢必會不利于企業高管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
（三）股權激勵與企業投資存在內生性關系
還有一部分學者認為二者存在內生關系，納超洪通過總結大量文獻，從高管風險偏好和投資偏好傳導風險角度研究高管激勵和投資偏好的內生性，建議形成一個可以有效的解釋CEO激勵與企業投資偏好相互治理的理論框架，檢驗激勵和投資偏好的內生性。
夏冠軍、于研利用中國上市公司2004-2010年的動態面板數據，實證研究發現，高管持股與股價高估對公司投資的影響存在交互效應，股票市場的投資行為會誘使高管為增加從股權激勵中得到的收入而更多地投資。羅富碧、冉茂盛等人利用上市公司面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表明，股權激勵作為一種長期激勵機制會影響高管人員的投資決策，而且投資通過公司的績效也會影響高管人員股權激勵水平，二者存在內生決定關系。
三、結束語
以上是目前國內學者在股權激勵與企業投資行為的關系等類似問題上的主要觀點，從正影響、負效應以及內生性關系三方面進行實證檢驗，幫助我們更好的理解二者之間的關系。本文僅從國內學者出發總結了股權激勵與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我們還應該更好的借鑒國外學者的分析方法及所用的實證研究模型，幫助我們更好的了解二者的關系，因地制宜的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股權激勵機制，更好的解決企業中股權激勵與企業投資之間的問題。
參考文獻
[1]呂長江，嚴明珠，鄭惠蓮.為什么上市公司選擇股權激勵計劃[J].會計研究，2011
[2]林大龐，蘇冬蔚.股權激勵與公司業績_基于盈余管理視角的新研究[J].金融研究，2011
[3]呂長江，張海平.股權激勵計劃對公司投資行為的影響[J].管理世界，2011
[4]強國令.管理層股權激勵是否降低了公司過度投資_來自股權分置改革的經驗證據[J].投資研究，2012
[5]介迎疆，楊碩.高管股權激勵對企業投資水平的影響省略一項來自高科技行業上市公司的證據[J].科技管理研究，2012
股權激勵綜述范文3
一、引言
現代公司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產生了基本的委托問題。由此激發了學者們對于不同公司治理機制下，如何解決委托問題的極大興趣。在眾多研究中，股權結構被視為影響公司治理的一個重要機制，且對公司績效產生重要影響。研究股權結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始于Jensen和Meckling（1976）。此后，國外學者圍繞股權結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進而對公司績效的影響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但大量的研究是以美國公司為背景，并且主要集中于股權集中度和內部人持股兩方面。近幾年，中國學者也對股權結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對中國上市公司績效的影響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二、股權集中度的理論與實證研究
（一）股權集中度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Stiglitz（1985），Shleifer和Vishny（1986）認為，外部大股東由于在企業有重要的經濟利益，有動機去有效地影響和監督管理者，以確保管理者不從事有損股東財富的活動。因此，外部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增加將減少沖突。而Pound（1988）卻爭論說，大股東可能是消極的投票者，他們通過與內部人共謀而違背分散股東的最大利益。由此出現了與前述“監管假設”相競爭的“侵占假設”。在缺乏外部監督，或者外部股東類型多元化的情況下，控股股東可能以其他股東的利益為代價來追求自身利益，其手段多種多樣，比如證券回購、資產轉移、利用轉移定價進行內部交易等。
（二）股權集中度與公司績效
1.股權集中度與公司績效正相關
Berle和Means（1932）認為，股權集中度與企業績效之間存在正的線性關系，原因在于，股權分散導致“搭便車”難題，從而造成對管理者的監督困難，而股權一定程度的集中有利于激勵外部股東對管理者實施監督。Hill和Snell（1989）以生產率度量績效，證明了美國企業存在這種正的聯系。許小年和王燕（1998）運用1993―1995年上市公司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股權集中度與企業市值――賬面價值之比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但與利潤率的相關關系比較弱。張（2000）對1998年中國385家上市公司數據進行研究，認為股權集中度（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與托賓Q值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2.股權集中度與公司績效呈負相關
Fuerst和Kang（1998）以1992―1993年在美國上市交易的947家公司作為樣本的研究發現，對于具有控制性股東（持股比例在50%以上）的公司，持股比例對市場價值具有負相關作用。
3.股權集中度與公司績效呈非線性關系
Gedajlovic和Shapiro（1998）證實，在美國與德國的企業中，股權集中度與利潤率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孫永祥和黃祖輝（1999）以1998年底以前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503家A股公司作為樣本的研究表明，隨著公司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增加，托賓Q值先是上升，至該比例到50%左右，Q值開始下降。他們進一步認為，有一定集中度、有相對控股股東并且有其他大股東存在的股權結構，在總體上有利于經營激勵、收購兼并、權競爭、監督機制作用的發揮。
4.股權集中度與公司績效基本不相關。高明華（2001）以1999年度的473家上市公司為樣本，對股權集中度指標（最大股東、前三位股東和前五位股東持股比例）與ROE和EPS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股權集中度與公司績效基本不相關。
三、內部人持股理論與實證研究
（一）內部人持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了管理者與外部股東之間的利益收斂假說。管理者的天然傾向是根據他們自己的最大利益來分配企業的資源，而這可能與那些外部股東的利益相沖突。但當管理者在企業的利益越大時，他就越可能有動機去使其利益與其余股東的利益協調一致（如背離價值最大化行為的減少）。因此，當管理者股權比例增加時，管理者與外部股東的利益可能收斂一點，從而使他們之間的沖突可能得以解決。而Fama和Jensen（1983）爭論說，當管理者擁有公司股票的重大比例，從而給予他足夠的投票權和影響力時，他可以滿足他的非價值最大化目標而不會危及其職位與報酬，這些論據引發了管理者固守職位假設。依據該假設，過多的內部股權對公司績效具有相當消極的影響。
（二）內部人持股與公司績效
1.內部人持股與公司績效正相關。劉國亮和王加勝（2000）以經理人員持股比例、職工持股比例為解釋變量，對內部人持股與公司績效（ROA，ROE，EPS）之間的相關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內部人持股與公司績效正相關。
2.內部人持股與企業績效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Wruck（1989）的研究認為，當管理者持有企業的股份比例在5%-25%之間時，美國企業的管理者存在固守職位現象。
3.內部人持股與企業績效基本無關。李增泉（2000）以799家中國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并對樣本總體依據總資產規模、行業、國家股比例和區域進行了分組，研究了經理人員持股比例對企業績效（ROE）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內部人持股比例與企業績效之間并不具有顯著相關關系。
四、股權持有者身份結構的理論與實證研究
（一）國有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及效率
1.國有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國內外學者主要有兩個理論假設：攫取之手抑或幫助之手。
攫取之手認為國有股對公司治理有消極作用。國內外學者的論據有：（1）除了經濟目標之外，作為國有股股東的政府還有政治目標，因而國有股會帶來嚴重的政府行政干預，歪曲資源利用的最優化配置（Shleifer and Vishny，1994）。
（2）國有股容易引致上市公司內部人控制。何浚（1998）認為國有股（包括國家股和國有法人股）在公司中所占比例越大，公司的內部人控制就越強。
（3）政府擁有行政權力，是市場規則的制定者和維護者，它們作為股東參與市場，既當“裁判”，又當“球員”，會導致權力的濫用，破壞市場規則。
幫助之手認為國有股股權可以幫助企業發展經營，即國有股對公司治理有積極作用。國內外學者的論據有：
（1）混合所有制公司中的政府作為稅收征集者，發揮著大股東的作用，可以監督公司管理人員，防止內部人控制現象（David，1998）。因此，國有股權帶來的政府監督，是在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對管理人員缺乏有效外部監管機制情況下的次優選擇。
（2）國有股股東的引入可以保護公司免遭政府的惡意侵害。
（3）國有股比例的提高意味著獲得政府保護、享受稅收優惠的可能性上升（陳小悅，徐曉東，2001）。
2．國有股與公司績效
國內外學者在關于國有股對公司治理進而對公司績效的影響方面的實證研究并沒有取得一致的結論。Boardman和Vining（1989）發現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在民營化后，績效有了顯著提高，因此國有股股權不如非國有股股權有效率。陳曉和江東（2000）的研究認為，國有股對公司績效有負面影響的預期只在競爭較強的電子電器行業成立，在競爭相對較弱的其他兩個行業（商業、公用事業）則不成立。陳小悅和徐曉東（2001）的實證結果同樣顯示國有股比例與公司績效之間的相關關系不顯著。
（二）法人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及效率
1.法人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中國學者傾向于：肯定法人股在公司治理中的正向作用――積極監管。陳曉和江東（2000）認為，法人股雖不可在股市上流通，但可通過協議轉讓。法人進行股權投資的動機在于獲得投資收益、跨行業經營以及實現規模經濟等。上市公司的分紅派息是其獲得投資收益的主要途徑，這也決定了法人股東不會以投機代替投資，而是傾向于長期投資。雖然難以通過在股票市場上自由轉讓股票影響股價而間接地影響公司經營，但他們將更有能力通過在股東大會上投票，在董事會中占有一席之地，直接參與公司決策。在國有股股東缺位嚴重，流通股東又難以參與企業管理的情況下，法人股大股東可能成為事實上的經營者和內部人。
2.法人股與公司績效
（1）法人股與公司績效正相關。許小年和王燕（1998）檢驗結果表明法人股比例與公司績效正相關。張（2000）發現法人股與托賓Q值呈顯著正相關關系。
（2）法人股與公司績效之間的正向關系不明顯或基本無關。劉國亮和王加勝（2000）認為法人股比重對公司績效（ROA，ROE，EPS）的影響雖不為負，但正面影響并不是很大。陳小悅和徐曉東（2001）的實證結果顯示法人股比例與公司績效之間的相關關系不顯著。不過，他們在具體考察時間變化的影響后指出，雖然法人股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一直不顯著，但卻在不斷地向顯著方向發展。
（三）社會公眾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及效率
1．社會公眾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關于社會公眾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國內外學術界的看法是比較一致的，即消極監管。不過，在中國目前的情形下，這種消極的監管作用是微弱的。
第一，在對公司管理層或內部人的直接監管方面，社會公眾股股東普遍存在著強烈的“搭便車”動機。第二，當社會公眾股股東利益與管理者或大股東的利益發生沖突時，他們沒有能力也缺乏強烈的動機去通過公司的內部治理機制對管理層或大股東實施直接的監督，但他們可以在股票市場上拋售股票，造成股價下跌。如果存在完善的外部接管市場或公司控制權市場，就會引發一場公司控制權爭奪戰，原有的經理層會被更換，因此社會公眾股東可通過“用腳投票”對管理層或大股東施加間接影響。第三，在中國目前的股票市場上，分散的社會公眾股股東主要對股票的短期利益（買賣價差）感興趣，而對于參與公司治理的興趣并不是很大（于東智，2001）。第四，在中國，由于經理人才市場或管理者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及公司控制權市場發育十分緩慢，社會公眾股東難以利用“用腳投票”借助公司外部治理機制對公司內部人實施監督。
2.社會公眾股與公司績效
國內學者在關于流通股對公司績效的影響方面的實證研究也沒有取得一致的結論。陳小悅和徐曉東（2001）的實證結果表明：在公司治理對外部投資人利益缺乏保護的情況下，流通股比例與公司績效負相關。高明華（2001）分別以1997年度的375家和1999年度的473家上市公司為樣本，對流通股與ROE和EPS的關系進行了偏相關分析，結果表明流通股比重與公司績效基本不相關。劉國亮和王加勝（2000）卻認為流通股與公司績效（ROA，ROE和EPS）正相關。
五、結語
對股權結構、公司治理與績效關系的研究，除了上述幾個方面，部分學者還關注了股權的市場分割結構（包括外資股）、股權結構的內生性問題研究等。回顧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這些問題未取得一致結論。由于我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的特殊性和復雜性，還值得進一步研究有關問題。
（一）要研究股權結構對公司治理效率的影響，正確選擇計量公司治理效率的指標是十分關鍵的。目前選用指標主要有兩類，一類是會計指標，可能包含人為操縱因素；另一類是市場價值指標，這里面存在著不能流通的國有股和法人股股票市值計算問題，這樣的情況會影響到研究結論的可信度，因此公司治理效率計量問題值得思考。
（二）目前的研究幾乎是平面地或孤立地研究股東持股與公司治理及效率的相關關系。實際上，許多大股東通過交叉持股或“金字塔式”持股，其實際持有的股權或最終股權比例可能遠遠高于其持股公司披露的股權份額（名義股權）。如果這種現象較為大量的存在，無疑會影響目前的研究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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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薪酬激勵 股權激勵 盈余管理
一、引言
上市公司高層的薪酬激勵是公司治理中一個核心問題?；诠窘洜I業績指標制定薪酬方案是薪酬激勵的前提條件，但這種制定方法往往會導致公司管理層利用所掌握的優勢信息通過盈余管理對公司的短期經營業績進行修改和操縱，損害公司長期利益。上市公司在制定薪酬契約過程中，股東往往是以管理層的經營業績（凈利潤）為評價標準，因此，公司管理層在其可選擇的范圍內利用會計政策選擇的彈性，對盈余進行操縱，使經營業績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求。
二、基于現金薪酬與盈余管理的綜述
Healy（1985）研究了從1930—1980年中之以當期凈利潤為標準制定薪酬契約的94家公司。研究結果表明，如果凈利潤低于盈余下限，管理層有動機進一步降低凈利潤，以期在未來的期間內獲得較高的盈余；如果凈利潤高于盈余上限，管理層同樣有動機降低本期凈利潤，因為再高的凈利潤也無法獲得比最高收益還要高的收入；如果凈利潤處于高低盈余界限之間，管理層有動機提高凈利潤以期獲得更高的薪酬。后來，其他學者將研究重點放在由于現金薪酬引起的應計項目操縱行為上。McNichols和Wilson（1988）樣本公司的盈利情況和壞賬準備中操縱性部分之間的關系。研究表明，在盈利情況特別好和盈利情況特別差時，操縱性壞賬準備計提較多，而處于上下限之間的盈余情況下，操縱性壞賬準備較少。王躍堂（2000）對上市公司會計政策選擇及其經濟動機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表明，決定上市公司會計政策選擇行為的是證券市場的監管政策、公司治理結構、公司經營水平以及注冊會計師的審計意見。王克敏、王志超（2007）從高管控制權和盈余管理角度進行研究，結果表明，高管報酬與盈余管理正相關，當總經理來自控股股東單位或兼任董事長時，高管控制權的增加提高了高管報酬水平，但卻降低了高管報酬誘發盈余管理的程度。李增福、董志強、連玉君（2011）以我國所得稅改革為背景，從真實活動操縱的角度研究了管理層薪酬與盈余操縱的關系。研究表明管理層薪酬對負向的應計項目操控有負效應，對正向的應計項目操控和真實活動操控均具有顯著的正效應，從應計項目的盈余管理和真實活動操控兩個方面證實了薪酬契約假說。
三、基于股權激勵與盈余管理的綜述
近年來，國內外越來越多的學者考察公司對管理層股權激勵與盈余管理之間的關系，但是得出的結論卻不盡一致。Gao和Shrieves（2002）發現持有股票期權的管理者具有進行盈余管理的動機；持有限制性股票和長期激勵計劃的管理者不具備盈余管理的動機。Peng（2008）以美國上市公司發生股東集體訴訟作為盈余管理的替代變量，通過實證分析發現管理層股權激勵與公司集體訴訟案件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由此說明，上市公司管理層會考慮自身的股權薪酬而進行盈余管理。肖淑芳等（2009）研究了上市公司股權激勵計劃公告日前經理人的盈余管理行為。研究發現，股權激勵計劃公告日前，經理人通過操縱“操縱性應計利潤”進行了向下的盈余管理，公告日后盈余管理存在反轉現象；但是沒有證據表明經理人在股權激勵計劃公告日前通過操縱非經常性損益進行盈余管理。李春景和李萍（2009）對股權激勵與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相關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激勵制度刺激了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而馬會起（2012）認為股權激勵在抑制上市公司管理層為增加自身效用而進行盈余管理方面失效，管理層的持股比例低或股權激勵不足并不是其失效的主要原因。干勝道等（2010）認為在我國實施經營者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其當前的應計利潤較當前的現金凈流量對當前的股票價格的影響程度大。經營者通過操縱盈余（應計利潤）就可以對股票價格施加較大的影響。
四、結論與展望
本文總體上依舊存在以下幾方面的不足：第一，國內關于現金薪酬與盈余管理關系的研究文獻數量比較少，且大多數文獻不是直接研究二者之間的關系。未來研究的焦點可以集中于現金薪酬對盈余管理的直接影響。第二，我國有關此問題的研究缺少結合中國的實際背景，并且忽略了中國上市公司治理中存在的其他非薪酬因素。某些非薪酬因素可以通過影響薪酬而使管理層產生盈余管理的動機，并且非薪酬因素難以觀察和度量。未來的研究可以將焦點集中于非薪酬因素對盈余管理的影響上。第三，以前的對于該問題的研究過于簡單化，僅僅是假設薪酬激勵與盈余管理之間存在著線性關系。忽略了在二者之間是否存在著第三變量的中介作用。未來的研究方向可研究第三變量在二者之間的中介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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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肖淑芳，張晨宇，張超，軒然.股權激勵計劃公告前的盈余管理——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數據[J].南開管理評論，2009，（12）：70-89.
[4]干勝道，胡建平，馬會起.基于經營者股權激勵的盈余管理與股價操縱相關性研究——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數據[J].財會通訊，2010，（6）：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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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股權激勵計劃在中國已被廣為推行，作為一種可以在所有者與經營者間建立共享經營成果并有利于公司經營業績的利潤分配機制，經營者常常為了滿足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盈余管理行為，從而不同程度地損害了投資者的利益。本文研究的是股權激勵計劃在整個實施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盈余管理行為及其動機與行為后果分析。以案例分析的方法，選擇成功實施股權激勵計劃的XX公司這一上市公司，探究其各個階段的盈余管理的行為動機及其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本文的目的是希望能幫助投資人在整個的企業經營過程中，最小程度的避免可能出現的以股權激勵為出發點的盈余管理行為現象，從而維護投資人的利益并且使其對實施股權激勵計劃的上市公司的績效有更客觀的把握與分析。
關鍵詞：股權激勵；盈余管理
一、研究背景
股權激勵制度誕生于上世紀50年代的美國，中國企業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效仿這一機制。股權激勵制度產生的主要原因是為了協調委托問題所產生的矛盾。委托的矛盾是由于現代企業經營權與所有權的分離而引起的經理人與投資人之間信息不對稱，簽訂契約不完整以及利益分配不平衡所導致的。在股權激勵產生前，經營者的報酬基于當前的業績，而投資人則期望企業業績可以長期穩定增長。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之間產生了矛盾，因此需要通過股權激勵機制來給予經營者一定的公司股份，將經營者與投資者的長期利益聯系起來。
二、研究意義
由于我國現在的資本市場發展尚未成熟，經營者常通過盈余管理的手段可對二級市場股票價格產生一定的影響。這使得經營者在滿足自身利益的同時，往往損害到了其他投資者或利益相關者的權益。本文研究的是在實施股權激勵計劃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盈余管理現象，在此選擇了2005年12月之后成功實施該計劃的XX公司作為典型案例。本文將按照計劃實施的時間順序，分析在各個不同的階段可能存在的盈余管理行為及其行為后果。結合了對XX公司股權激勵實施前后的會計信息進行分析研究，找出上市公司主要使用的盈余管理手段，并進一步分析其行為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希望可以給投資人以提醒，客觀地分析上市公司的財務數據。
三、相關理論和文獻綜述
(一)盈余管理的動機及手段
1.盈余管理的動機程敏總結了國內外盈余管理的一般動機研究。海外上市公司的一般動機主要分為四類：資本市場動機、政治成本因素、契約成本動機和其他一般動機。曹辰一文中，按照海外上市公司的一般動機的三大分類總結了我國上市公司的動機。將資本市場動機細分成股權籌資，投機套利，收購合并，信息傳遞和應對監管這五大類。而將契約成本動機分為工資薪酬，人動和債務籌資。政治成本動機則又被分為兩種分別是稅務籌劃動機和社會監督。
2.盈余管理的手段在舊的會計準則下，秦冬梅總結了盈余管理的手段主要有：資產重組、資產評估、虛擬資產、股權投資、關聯交易、會計處理的時間差以及會計政策變更這七種手段。而在2007年年初實行的新的會計準則下，這些手段并未呈現出巨大的變化，只是在會計政策的細節上有了不同的處理方式。朱芳、張黎明則重新概括了新會計準則下盈余管理主要的手段是通過利用會計估計、會計政策和關聯方交易的方式進行盈余管理。
(二)股權激勵與盈余管理的關聯
國外在股權激勵和盈余管理之間關聯的研究已經相對成熟，例如Efendi(2007)的研究表明以股票期權為代表的股權激勵往往會誘發公司高管的盈余管理行為，并占總股本比例越大的股票期權激勵將會導致出現經理人更多的進行在不違背會計準則GAAP的盈余操縱的情況。我國正式引入股權激勵這一機制相對來說還是較晚，各項研究還未達到很完善的階段。在證監會頒布《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之前，即在2005年前，李延喜就通過實證研究的方法，以2002年至2004年間的滬深兩市上市公司作為樣本,通過研究分析得出結論發現高管薪酬與操縱性應計利潤的關系呈現線性的正比關系，即會出現同增同減的現象。在頒布《管理辦法》后，徐雪霞以滬、深兩市2008—2010年年報作為數據來源，并選取了實施高管人員股權激勵計劃的上市公司作為研究范圍。通過研究得出一個發現即公司的生命周期在衡量股權激勵和盈余管理之間的關聯時存在不可忽略不計的影響。
(三)文獻評述
股權激勵機制的出現主要是為了解決在上市公司中普遍出現并長期存在的問題。本文希望通過具體的案例分析以及市場和財務數據上的變化特點來分析此次股權激勵計劃實施過程中的盈余管理行為出現的原因及后果，旨在更好地揭示公司盈余管理的真正原因及結果，從而更好地維護公司投資者的正當利益，并使投資者對公司的會計數據及運營效果有個更為客觀公正的認識。本文接下來將針對XX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在不同階段所產生的具體盈余管理行為進行分析。對于盈余管理的手段是依據朱芳、張黎明(2013)，這一文獻中對于新會計準則下盈余管理手段的分類——會計政策、會計估計、關聯交易。在股權激勵計劃實施的不同階段，對XX公司的會計政策和會計估計的變更進行分析。
四、XX公司股權激勵計劃的案例介紹
(一)公司介紹
XX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是經中國證監會證監發行字[1999]57號文件批準，公司于1999年6月2日公開向社會發行人民幣普通股6,500萬股，目前為浙江省最大的A股上市公司。其主營業務為房地產開發。
(二)股權激勵計劃介紹
2008年6月16日，XX公司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股權激勵計劃。2008年6月24日，由董事會審議通過將2008年6月24日定為股權激勵計劃授權日，授予激勵對象10033.6萬份股票期權，占激勵計劃簽署時XX公司股票總股本3.56%。在達成計劃中規定的行權條件后，每份股票期權方可享有在授權日之后4年內的可行權日以15.96元的價格購買一股XX公司股票的權利。
五、股權激勵計劃實施過程中的盈余管理行為分析
(一)長期待攤費用中開辦費的一次性扣除
XX公司的長期待攤費用的攤銷情況一直較為平穩，在2007年會計期間內長期待攤費用攤銷從2006年的979.66萬元上升到了3101.58萬元，漲幅超過了200%。根據2007年年報顯示，長期待攤費用這一科目除了本期攤銷的548.34萬元之外，將開辦費2793.89萬元一次性扣除了。由于在最新的稅法規定中，開辦費并沒有詳明的最高級科目歸屬，所以企業在處理時可在會計年度之初就一次性將其進行扣除，只要合理選定后不得輕易改變即可。管理層選擇在2007年即在股權計劃宣布前將開辦費一次性扣除，對將來的3個會計期間的凈利潤有正向作用。
(二)長期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與轉回
根據會計準則中的規定，一旦計提了長期資產的減值準備便不可轉回。但是企業仍然能夠通過兼并收購，資產重組的手段對這一科目進行操縱。通過XX公司2007，2008年度報告顯示，2007年XX公司計提了長期投資減值準備854,832.49元，計提原因是合并報表范圍擴大，將浙江天地期貨經濟有限公司并入了合并報表中；在2008年XX公司將這一長期投資減值準備轉回。這一會計處理，使得2007年會計盈余減少，同時2008年會計盈余增加。既滿足經理人在業績考察期前有拉低盈余的傾向，又符合在業績考核期業績指標難以達到時，經理人會正向拉高盈余的傾向。除了長期投資的資產減值準備，XX公司在流動資產減值準備，即壞帳減值準備，也出現在2007年大量計提減值準備，在之后年份轉回的情況。XX公司在2007年大量計提了壞帳準備，達到了4716萬元，是2007年至2011年間計提額度最大的一年。而在2009年，壞賬準備額則為零元，同時當年的減值準備的轉回額度為5045萬元。這一明顯的反轉情況，一定程度上對2009年的財務報告中的盈余產生了正面的拉動。
(三)利潤表中非經常性項目的操縱
由XX公司2008年財務報告顯示XX公司在2008年的凈利潤為8.4億元，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后的凈利潤為6.06億元，恰好達到股權激勵計劃對于2008年的業績指標的要求：2008年凈利潤達到8億元，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后凈利潤為6億元。在剛好達到既定要求的情況下，基于前文對于盈余管理傾向的分析，2008年很有可能存在管理層通過盈余管理的手段來使得業績達標。
六、股權激勵計劃實施過程中的盈余管理行為的經濟后果
(一)對財務績效的影響
通過XX公司2006-2010年的年報數據，2006-2010年的凈資產收益率分別為0.17、0.06、0.09、0.18、0.22。2007年的凈資產收益率明顯低于2006年，但在2008-2010的三年間卻呈現出逐年提高的趨勢，導致三個年度的長期待攤費用攤銷降低以季三個年度對于前期減值準備的逐漸轉回，明顯對凈利潤存在正向方面拉高的影響。2007、2008、2009、2010四個年度中，2007年的非經常性損益很低，但2008年的非經常損益卻顯得尤為高，2008年的凈資產收益率并不低，在扣除后非經常損益后的凈利潤卻是最低的，可以得出2008年的非經常性損益的盈余管理行為對利潤的變化產生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
(二)對股東財富的影響
從收盤價來看，2007年收盤價為15.97元/股，2008-2010年的收盤價分別為4.04元/股、9.93元/股、6元/股。可以看出XX公司在2008年、2009年、2010年三個年度的收盤價較各自的上一年度都出現了明顯幅度的變化。2007年開辦費的一次性扣除、大量減值準備的計提以及忽略不計的非經常損益，符合上市公司經理人在績效考核期前有減少盈余的盈余管理傾向，以降低行權定價。2008、2009、2010年的會計盈余相對于2007年有所提高，造成這三年的收盤價都呈現比較低的情況，經理人正好從此差價中獲取收益。
七、結論與局限
(一)研究結論
本文分析了在股權激勵實施過程的各個不同階段中存在的盈余管理的傾向，并結合了XX公司這個案例，發現了經營者在計劃公告前有著負向盈余的傾向，在績效考核期有著平滑利潤的傾向。股權激勵雖是可以作為在公司的所有者與經營者間建立責任共擔、利益共享的分配機制，但在公司的現實操作中很難避免出現經營者基于自身利益的盈余管理行為情況。因此通過了解在計劃實施的不同階段，盈余管理確實對整個企業的運營及業績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后，外部投資人及其他的利益相關者能對企業的會計數據進行有個更加客觀準備的理解與分析。同時，也為與股權激勵相關的理論實踐研究的進一步完善與發展提供了方向。
(二)研究局限
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數據方面的限制，本文僅能通過上市公司對外公開的財務報告分析其中存在的盈余管理行為，對盈余管理行為的分析依舊無法做到全面，例如：通過利益相關者的交易而進行的盈余管理。此外，由于本文中案例分析的單一性，其中關于分析的股權激勵中的盈余管理傾向，是否具有普遍性，仍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分析與討論。
財參考文獻：
[1]程敏.國內外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動機比較分析[J].商業時代，2009(8):32-33.
[2]曹辰.盈余管理動機綜述[J].現代商貿工業,2013(12)：54-57.
股權激勵綜述范文6
（東北林業大學，哈爾濱 150040）
摘 要：隨著經濟的發展，企業管理層采用股權激勵制度來實現盈余管理。股權激勵制度可以起到激勵公司管理人員積極性作用，同時也伴隨著一些問題的產生。本文主要闡述了股權激勵對盈余管理的影響，并針對相關問題提出了一些建議。
關鍵詞 ：上市公司管理層；股權激勵；盈余管理
中圖分類號：F275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0-8772（2015）07-0074-01
收稿日期：2015-02-15
作者簡介：孔維薇（1989）女，漢族，黑龍江密人，碩士，研究方向：企業管理。
一、引言
管理者采用股權激勵制度，可以使管理者更好的管理公司，是上市公司為了激發員工工作的積極性，將股票作為激勵物可以加大對公司重大決策的參與，分享公司的利潤并承擔一定的風險，來實現公司的長遠目標。
二、文獻綜述
（一）國外文獻 Healy發現基于的收入和盈余管理的合同有關，Balsam發現可操控應計利潤財政盈余和顯著的相關關系經理薪酬；這種關系與該公司的情況不同而有所不同，Chen程和沃發現高股權激勵與管理，它們更有可能報告收入符合、略高于分析師的預測數，報告金額大于預期的盈余目標，未來的股票的管理可能會對目前的收入更加敏感儲備影響，從而可以增加未來盈余收益。
（二）國內文獻 張必武、石金濤發現在薪酬和績效管理上，董事會對報酬業績的敏感性有明顯影響；王克敏、王志超在我國企業在缺乏控制、監管的打環境下，制衡機制導致實施股權激勵約束制失敗，從而降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來引起盈余管理收益。
三、盈余管理與股權激勵關系分析
（一）盈余管理與股權激勵的關系
1、雖然股權激勵具有良好的目的，但容易導致盈余管理動機、股權激勵的方式我們會發現企業往往基于財務指標實現股權激勵期權條件下，性能評估標準提前設置，激勵員工能夠如期鍛煉，然后得到行權條件，這將產生盈余管理的動機。
2、股權激勵其實就是盈余管理收益目的的最大化，通過束縛管理者的行為，在委托和關系中，經營者行使權利從中獲得益處和企業的財務指標息息相關，關于盈余管理會計政策的選擇，就是企業會計信息不全面性。
（二）上市公司在股權激勵機制下實現盈余管理的方式
1、變更會計政策。股票上市公司的經濟業務比較復雜多樣，其中，有許多種可以選擇的經濟業務的會計政策的一部分，企業可以通過會計政策的改變來實現股權激勵機制的改變，實現了公司盈余。
2、變更會計估計。會計變更是指企業有效利用信息或事務處理不確定性評價的結果，會計經濟業務的一部分本身是不穩定的，這就需要管理者做出的存在一定的主觀性，這使得會計評估有效地根據公司的實際狀況。
3、收入與費用的確認
在企業的實際運作，將通過收入與費用的變化來調節利潤，當企業需要提高利潤的企業將不在銷售確認條件確認收入的實現將未來收入轉移到這一段。
4、非經常性損益
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非經常性損益，在企業經營管理中，常常使用的非經常性損益的時間有效性，對企業內部的虧損進行適當調整，因為它不需要指數計算ST，P公司盈余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因此許多公司使用收益管理的項目，為了避免連續虧損造成的特殊待遇，暫停上市，甚至退市的風險。 ?
5關聯交易。企業采用調整脫機模式實施項目的盈余管理，但這種方式很容易檢測，因此公司開始采用關聯交易進行盈余管理，并按照協商定價原則，價格取決于需求的變化。
四、上市公司在股權激勵機制下實現盈余的策略
（一）對管理層激勵機制設計的策略。雖然會計信息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的激勵合同，但我國市場經濟制度并非完美無缺。所以結合經營者績效評估和其他指標的充分考慮委托人一旦性能指標和市場價值等。
（二）對證券市場運行嚴口監管的策略。市場價值指數是反應性能的主要途徑，提高股票市場的效率，可以創建激勵制度，良好的外部環境，因此，我們將嚴格控制上市接近確保質量的同時加強公司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保證同時企業盈余管理行為的規范化。
（三）對公司治理結構的策略。做的順利實施股權激勵制度，加強企業內部治理結構的建設和加強控股股東的監督，除了采取措施，督促上市公司加強內部建設，制定嚴格的管理制度，最后積極構建公司治理文化促進誠信的發展文化。
（四）對管理者市場層面的策略。專業素質的人員、管理者是企業走向健康發展道路的關鍵之一，股權激勵制度有效的建立需要高層管理人員的優化配置，選擇一個高水平的經理，其次，通過市場手段扮演經理的激勵和約束的角色建立一個完美的人才競爭機制。
五、總結
采用股權激勵機制不僅僅有效的提高企業的經濟利潤，而且還能提高其競爭能力，我國股權激勵機制還不是很成熟，這就要求在股權激勵機制下，對盈余管理問題采取適當的措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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