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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問題的解決對策范文1
關鍵詞鄉鎮水管站；三農；存在問題；對策；青?；ブ?/p>
三農問題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消除貧困、富民強縣、建設和諧社會需要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長期以來，互助縣各級黨委政府立足縣情，緊緊抓住農村工作這個中心不放松，作為直接服務于三農的鄉鎮水管站，如何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鄉鎮水管站在重視和解決三農問題上的好與否，直接關系著今后加快互助縣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步伐和富民強縣、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如期實現。
1互助縣鄉鎮水管站在解決三農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一是大部分鄉（鎮）水管站條件差，尤其是辦公、住宿、交通等條件很差，且人員少，開展服務三農工作顧此失彼，亟待改善。二是管理人員素質普遍較低，直接影響著工作的快速、穩步推進。三是在水利工程管理方面，資金缺口大，解決三農問題單靠收取的水費難以確保水利工程的及時維修與養護，影響著工程效益的正常發揮，同時造成了水利工程的管理難度。四是由于鄉（鎮）站人員屬雙重領導，全縣多數鄉鎮水管站中至少有1名水利職工常年擔任鄉政府安排駐村工作，使得人員本來已經非常緊缺的水利管理人員更加緊張，嚴重影響業務工作的正常開展。五是隨著農村稅費制度改革中“兩工”的取消，部分地區村社管理趨于癱瘓，灌溉時無人巡渠，維修時無人派工，由村社管理的小型水利工程無人管護，導致工程設施的偷盜案件逐年上升，水毀工程頻繁發生，維修、搶修資金明顯加大，使互助縣的縣、鄉兩級管理的難度加大，任務加重，供水的保證率隨之下降，雖然有“一事一議”的措施，但在具體實施中還存在很多問題。
2對策
2.1確立鄉級水管站的性質與職能
鄉級水管站目前在分工范圍內擔負著水利管理、水行政事務、水利工程的運行和維護、鄉村供水、農田基本建設、防汛抗旱、水土保持等職責，工作任務十分繁重[1-2]。水管站開展的防洪排澇、供水灌溉等工作具有很強的公益性質。尤其當今水利工程建設科技含量不斷提高，水利專業性要求不斷增強，在鄉級水事務管理工作中需建設一支會管理、懂科技、專業性較強的隊伍。鄉鎮水管站作為縣水務部門的派出機構和鄉鎮政府的水事務管理單位，其在整個鄉級水事務管理中的地位舉足輕重，鄉級水管站的許多公益性工作，很難由其他單位機構或組織替代。特別根據互助縣農村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情況下，在較短時間內改變鄉鎮水利管理部門純公益性事業單位性質和管理職能，可能會造成水利工程管理力量的削弱，導致水利工程管理工作在整個水利事業中的重要性失衡，從而影響農村水利事業的發展。因此，應進一步明確鄉級水管站的管理性質和職能，以更好地發揮其在整個水利建設和管理中的基礎性作用，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水利支撐和保障。
2.2理順渠道，保障鄉級水管單位經費
由于受地理、經濟條件的制約，全縣水利工程分布零散，點多、面廣，給管理帶來了許多不便；加上管理人員少，管理經費、工程維護經費緊缺等原因，造成工程運行不暢、效益發揮不佳等。因此，應將水管單位作為公益性事業單位，適量增加編制。在財政支付政策上給予傾斜，除在職人員經費、公用經費、離退休人員經費等基本支出由同級財政負擔外，工程日常維修養護的經費應在水利工程維修養護資金中列支，工程更新改造費用應納入基本建設投資計劃，由計劃部門在非經營性資金中安排。
2.3建立水利管理工作法制化體系
由于鄉鎮水管站執法程度不一樣，水利管理的法制化體系尚未形成。今后，人大、政府管理部門應從水利管理改革與發展的長遠利益著想，以現行水法為依據，出臺相關法律法規，對水行政主管部門、用水單位和公民規定水利工程建設與管理、用水等方面的法律責任、基本權利和義務，為充分發揮水利工程效益、開展水資源與灌溉用水收費等提供法律保障，促進水管工作早日走上法制化軌道。
2.4大膽推進小型水利設施產權制度改革
按照“誰投資、誰管理、誰受益”的原則，進一步大膽推進小型水利設施產權制度改革，采取宜租則租、宜賣則賣、宜包則包等多種形式，廣泛吸納社會資金投入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設管理；大力發展民營水利，把調撥機制引入到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設和管理中，促進工程管理，提高工程效益，有效解決農民種“責任田”與用“大鍋水”的矛盾，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促使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設管理走出困境，步入良性循環的軌道[3]。
2.5深入開展水費計收改革
針對目前水費標準低、征收難度大的實際，在遵循補償成本、節約用水、微利收益、公平負擔的原則基礎上合理制定水價。在核實的同時，對鄉（鎮）水管職工實行“三包三掛鉤”，即包水利灌溉、包水費征收、包工程維護管理；并將任務完成好壞與工作崗位、工資及補貼待遇掛鉤，以充分調動職工的積極性。水管站領導實行層層分片包干制，與鄉（鎮）水管站職工同甘共苦，及時協調處理收費中的各類矛盾，為水費的收繳工作掃清障礙。同時轉變觀念，制定一系列的便民服務措施，搞好優質服務，確保農田適時灌溉。通過切實可行的措施和辦法不斷提高水費計收水平。
2.6開展多種經營，補充經費來源
目前鄉（鎮）水管站有限的水費根本無法解決工程維修、改善辦公條件、職工福利等所需資金。因此，發展多種經營、培植新的經濟增長點、增強自身綜合實力是鄉（鎮）水管站解決經費困難的一種好辦法。但目前鄉鎮站開展綜合經營還缺少政策支持。因此，各級政府應制定優惠政策給予扶持。如讓鄉鎮水管站利用庫、渠水源和區位優勢，大力開發水能資源，采取集資、獨資、合資等多種形式，開發水資源，發展水電產業，推進小水電代燃料亮點工程建設。還可利用水土資源和設備場地優勢發展養殖業、中藥材種植、旅游開發及服務業等。通過多種經營，不斷壯大及促進水管事業的快速發展。
2.7加強隊伍建設
鄉級水管站的工作面對農民群眾，工作的好壞直接關系到水利行業形象[4]。因此，一是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切實加強組織管理、工程管理、人員管理、財務管理、工程檔案管理等，使各項工作逐步走向規范化、制度化。二是提高職工素質。鄉級站職工不僅要有水事務管理的能力，而且還要有維修管護各種水利工程設施的專業能力。因此，水務部門在合理選配鄉級水管工作人員的同時，應不定期、分類型地培訓鄉鎮水管人員，以提高其綜合能力。三是配備能力強的鄉級水管站負責人。一個鄉鎮的水利工作能不能搞好，領導者的素質是關鍵。因此，應配強配好鄉級水管站領導，為不斷開拓新的工作局面奠定基礎。
3結語
總之，根據當前互助縣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現狀來看，鄉鎮水管站對促進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民族團結、社會穩定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為水利工程持續發揮效益起不可替代的作用，應認真分析，深入研究，采取靈活多樣的管理經營機制，調動廣大水管人員的積極性，為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強有力的水利保障。
4參考文獻
[1] 賀永生，蘇冠群.鄉水管站建設的幾點體會[J].地下水，1991，13（4）：247-248.
[2] 肖昌平.淺談鄉鎮水利管理站的改革[J].湖南水利水電，2008（6）：90-91.
三農問題的解決對策范文2
在這種特殊的情形之下，以高喊“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而聞名的*先生所著《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其銷售額可高達30萬冊，也就在情理之中。那些天下以己任的中國學者們，也紛紛通過自己的調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對策，如“公司＋農戶”的模式等，但是，其結果卻如楊鵬先生在《戰略與管理》上撰文所言的那樣，“失之千里”。對策的不適應，就使得我們不得不回到三農問題的根源上來，因為根源是影響著對策是否能夠成功的決定性因素。
我們應該先試著問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這種狀態下的三農問題？這是我們解決問題的一個基本前提。如果失卻了這種根源性的認識，那么，所提出來的對策也就只能是無根之枯木，從而陷進了張五常所警告的“套套邏輯”吧。因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對學者們關于三農問題根源的討論，做出一個綜合性的回顧，最終將其歸結為福柯的“人類學”的范疇之中，并指出人的價值的不斷提高乃是三農問題的根本之所在。
一
在追尋三農問題的根源這一問題上，走在最前面的可能是經濟學，特別是產權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這可能是也是所謂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特性所決定。這方面的嘗試始于張五常在六十年代所作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兜柁r理論》一書在分析方法上開創了用經濟學理論分析農業的一個先河。它擺脫了以往像亞當·斯密，馬歇爾等經濟學家在土地問題上所引起了無休止的理論性爭吵，而一開始就從現存的農業現象出發，論證其存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何在，從而開辟了實證經濟學在農業中的廣泛應用。
而八十年代以來，隨著產權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學的引入，國內學者們也不斷地試著用這一理論武器去解釋三農問題，在相當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這一理論從經濟人的基本假設開始，即認為人是理性的，同時在理性的指導之下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再加上人的偏好的穩定性（貝克爾），將產權關系看成是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根本因素。
而產權演進的一個最大關鍵因素在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張五常），或者在于是否能夠有效地限制著搭便車的現象（道格拉斯·諾思）。在以往的公有制體制之下，中國并不存在著明確的私有產權，而只是公有制體制之外這種模糊的產權，這一模糊的產權，引發了低效率、搭便車等現象，嚴重地阻礙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因而，明確產權，在經濟學家們看來，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也是引發三農問題的根本之所在。
然而，當中國農村實行土地承包制之后，特別是對土地的管制進一步放松之后，中國的農村經濟卻只有在八十年代出現過一短暫的繁榮之外，九十年代卻重新陷入困境，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顯然地，原封不動地借用傳統的產權經濟學，已經無法再做出有力的解釋，因為現有的農村土地制度已經對農地的產權做出了具體的法律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是一種有著明確規定的產權合同。這就促使經濟學家們對中國的現狀進行重新的思考，以期完善其理論體系。而周其仁先生在“21世紀經濟報道”中所撰寫的“農民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系列文章（共20篇），正是這方面的努力。
在周先生看來，農村變革的根源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土地方面的產權問題，而是根源于一種更宏大的視野之中——全國的經濟大局。從這種視野出發，周先生將現在正在進行的農村改革，視為是繼78年之后的第二次改革，而且也是一場“遲到了十多年的”。對于70年代末的那場，周先生認為，當時的承包制是以法律的形式將土地的產權部分地讓渡給農民，這在當時公有制一統天下的時代里，簡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的呢？
在《中國農村改革：國家和所有權關系的變化》一文中，周先生給出的答案是：10年以及由之而來的經濟破產，已經使國家失去了進一步剝削農民的可能性，而廣大農民的饑餓甚至是死亡，更迫使國家不得不推行農村變革。而現在，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原有的那些改革動力已經隨之消失。一場“冬眠了十年”的農村改革的興起，其原因在于“市場大底部”的決定因素，具體地講，就是由于九十年代以來農民收入的遞減，以及由之而產生的農民購買力不足，影響內需，“農民收入增長的停滯已經把國民經濟憋住了”，最終導致國民經濟的低速增長，從而影響到國家的戰略部署。
因而周先生提出了“除非進一步清楚地界定產權，農民收入不可能增長”的對策。當然，這種對策已經不再僅僅只是局限于土地方面的產權問題——勞動所得，而是更多的從無名的產權——財產所得，而這種財產收入越發顯得重要。這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時，費沙（IrvingFisher）的《利息理論》、康芒斯的《制度經濟學》，已經是作為一個重點來強調。只是在今日中國的背景之下，周先生對其進行重新的強調、界定罷了。
因而，縱觀周先生的推理、觀點，我們可以得出周先生基本上還是站在產權經濟學的角度，只是強調的角度已經不再簡單地是交易成本，而從收入－產權的角度，站在整個國家的高度，對整個三農問題進行著詳盡的耙梳。這，或許也就是產權經濟學所能達到的解釋高度罷。
二
在周先生的分析中，有著一條相當清楚的脈絡，那就是從國家－農民的相互作用出發，用時髦的話，就是國家－個人的博弈過程。也正是在這一角度上，周先生提出“產權可能是副產品”這種驚人的觀點。而這樣的分析方式，與政治學上的系統分析法有著極其相似的方法。在戴維·伊斯頓系統分析方法中，系統輸入、中間過程以及系統輸出、反饋等諸多的因素已經作為政治系統整合的重要因素與過程。在這一方面，他與政治學的系統分析有著相似之處。
從政治學的角度，或者說更寬泛一點，從政治－社會的角度來探討三農問題，主要集中在兩方面。其一是法治角度，即法律的制定是否完善、法律的執行是否徹底。這一法治的視野，主流的觀點大致是認為，現行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是與時代的要求相適應的，如目前實行的《土地管理法》等系列法律、法規沒有過多的漏洞，問題的關鍵出現在法律的執行方面。執法過程中，滲進著過多的人的因素，使得法治的目標發生了偏轉，人治的因素過重。
這種觀點，在的《現代化陷阱》一書中隨處可見，因而她們提出的一個解決辦法就是用道德來加以輔助。
第二種觀點則認為，問題不僅僅出現在法律的制定、執法的水平這些低層次的因素，而是出現在整個國家的社會架構方面。他們認為，自建國之后實行的戶籍制度，就使中國出現了兩個不同的社會，一邊是享受著種種特別福利的城市，另一邊則是被遺忘的廣大農村。正是這種城鄉壁壘（筆者試圖不用城鄉二元結構，因為它是一個相當含糊的概念，詳細可見筆者的《混亂的“城鄉二元結構”》）束縛著農村發展，導致農民的二等公民身分，最終讓整個農民陷入一種可怕的“鎖入效應”。因而他們提出了“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城鄉結構體制的束縛”這種針鋒相對的觀點，而解決的對策，也就是破除城鄉壁壘，給農民以國民待遇（*）。目前的學術界主流思想很明顯地轉向支持這種觀點。
然而，雖然“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城鄉結構體制的束縛”得到了更多人的認可，這可能會有利于今日中國農民生活狀態的改觀，但是，若從學理的角度出發，我們卻不得不承認這樣的解釋，其說服力是遠遠比不上周其仁先生的解釋。因為這樣的解釋充其量只是涉及到三農問題的“外在性本質”，而沒有深入到像汪丁丁所講的那種“價值體系”，也就是沒有真正涉及到一個根源問題——改革的動力之所在。而周先生的文章則指出的改革動力——市場大底部——是一個很實在、很現實的改革動力！
因而，許多的政治學者們就在上述的基礎上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他們從整個中國改革的大背景出發，來分析三農問題。他們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模式，是一種做大蛋糕的模式，從社會的邊緣發端，從而在一段時間里處于一種“帕累托最優”的狀態——所有人的福利都得到提高同時沒有一人的福利降低——之中。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際，中國的社會資源配置機制發生了變化——急劇的變化，使得一些人得以迅速暴富起來，而改革開放之初的廣大受益者卻淪為改革代價的承擔者，這些群體有廣大的農民、進城的民工、城市下崗工人等，最終演化成今日的中國10大階層（陸學藝，*）。
這些改革代價的承擔者，“與整個社會結果是斷裂的，其自身是相對封閉”，最終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現象——“貧困群體化”（孫立平，*）。而在一項更為具體的研究中，學者們發現，是城市下崗工人的斷層化，才引發出人們對三農問題的關注。換言之，自70年代末的之后，社會的一種普遍共識是農民已經發展起來了，但是，只有等到城市的下崗工人的生活失去保障之后，對社會、政府構成極大的壓力之際，人們才真正地重新思考著弱勢群體的問題，而在這弱勢群體之中，自然包含著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這一個歷史性的根本問題，竟然要這樣地被間接提及，誠可悲矣！這種特殊的情況之下，人們就不得不問，到底我們的政治體制是怎么一回事、我們的政府是怎樣行使權力的，竟然使三農問題處于如此的一種被遺忘的邊緣化地位？或許，這就是學者們發出了“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這種時代的強音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能夠提出“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這樣的時代強音，確實需要足夠的睿智、豁達的胸襟以及宏闊的視野，莫怪乎許前席先生的《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戰略與管理》*年第一期）獲得了普遍的好評。在《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一文中，作者開宗明義地表明：中國當前的農民問題，如此迫切沉重，對其決斷和回答，不是庸俗的經濟倫理及政策所能應對的，它在不斷追求一個“清醒而又堅韌”的政治主導層。在許文中，作者特別反對的是庸俗經濟倫理的操練者，以及那些信仰操練者。反對前者“一味地兜售一種軟乎乎的幸福主義觀，而全然不覺民族整體的政治思想和節操”，反對后者“單單憑借‘良心原則’，憑借‘對自己主觀信念的無限確信’（亞當·斯密語）來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從而使國家和民族的整體生存”“漂浮在混亂信眾的不確定意見之上”。
作為政治，它首要的是面對著這樣一個尖銳的問題——政治體置人民于何處。古往今來的政治哲學和歷史教訓，無不揭示著這樣的一個真理：人民是事實上的法官。因而，政治體應當以民為本也就變成了理所當然。而以民為本的政治體，也就理所當然地要“給農民以國民待遇”。這具有邏輯上的一致性。“給農民以國民待遇”決不是像經濟學上所討論的邊際效應最大化為準則，而是一個“政治權力落實到何處的問題”。
在以公民個體為基本單位的現代政治社會中，這樣的一個觀點也是不證自明的：公民乃一國之公民，而非一地方共同體——人口群落之公民。在這個意義上，許先生認為，“中國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決不可以任何人為的方式切斷公民個體和中央國家之間政治聯系，要讓這一聯系聯系高度堅韌化、高度民主化”。換句話講，國家的愛民之意圖，應該“讓人民看到并感受到”。因此，許前席先生呼吁一種韋伯式的政治教育（更詳細的論述可見甘陽的《走向“政治民族”》），一種漢納阿倫特式的公民理念，以避免“政治侏儒”的可悲立場。因為，“作為一門志業的政治，應當是現實主義的，也應當是理想主義的。這兩方面如能互補，就是對的。如果各自分離，就都是錯的”。
至此，許先生的觀點也就顯然可見，他認為正是“底層民眾，特別是農民，深重地壓迫著幾代人的社會良心”，這與政治的本質是不相符的，這就客觀上要求“政治家們和輔政者們必須學會感受這巨大的歷史責任感和民族責任，從中分辨出政治原則的真正要求，并執行正義”。
三
很顯然地，在將三農問題歸結為經濟性還是政治性的問題上，我們沒有辦法分別出誰優誰劣。但是，在對比之中，我們卻很容易地發現它們的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無論是周先生的分析，還是許先生的分析，都將最后的問題提高到一種人的作用的本質。周先生強調農民在國家－農民的博弈過程中的重大作用，而許先生則強調，政治體應當以人為本，二者實際上是殊途同歸的。這種以人為主體的分析，在法國經典作家米歇爾·福柯看來，它們都是屬于一種“人類學”的話語體系。
在其扛鼎之作《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一書中，?？峦ㄟ^對比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初發生在西方文化的認識型中的兩個巨大的斷裂，發現“第二次斷裂則標志著古典時代的終結和現時代的開端，在現時代表象理論、語言都消失了，同一與差異被有機結構所取代；人（I’homme）只作為物之序中的一條裂縫而首次進入了西方知識領域，人類學產生了，并適合于人的人文科學的空間也打開了。”言外之意，在“人并不存在（生命、語言和勞動也一樣不存在）”的年代，人是不可能被作為客觀而進行科學的思考范疇之內的，而只有當“一個問題、一個要求、一個理論或實踐的秩序”成為一種障礙時，人類學才得以產生，人才能作為問題的思考重心而進入科學的研究領域。在這一人類學的視野之下，人已經無可爭論地作為第一性而存在，人的價值也就成為我們思考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同時也是最終的歸宿。這也是我們今天討論三農問題的一個根本性前提。
這種以人為根本價值取向的思維，使我們在處理三農問題時有著一種最終的底線。它使我們明白：人的經濟價值的提高產生了對制度的新的要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來滿足這些需求的。這種為適應新的需求所進行的滯后調整，往往是社會問題的關鍵所在（T·W·舒爾茨）。如50－60年代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如日本、臺灣，農業經濟獲得了一個增長的契機，這一歷史現象促使了廣大的農民產生了對制度調整的一種新的渴望。他們要求進行租約合同的改革，要求公共措施的改善，要求政治權利的保證等等，并組織合作社來實現他們的愿望。
三農問題的解決對策范文3
（浙江省寧波市寧海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 浙江 寧波 315613）
摘 要：數據顯示，近年來各大銀行存貸比多數呈現上升趨勢，貸款的發放結構也存在普遍偏離既定宗旨的問題。這其中尤民生銀行和信用社為甚。這一做法違背了信用社這一金融機構獨有的“合作”性質和支援農村經濟建設和弱勢階層個人事業發展的初衷。本文在陳述某省某縣信用社日常存貸管理中的存貸比設定和存款發放結構的現狀基礎上，分析其原因并規劃其未來發展思路。
關鍵詞 ：信用社；存貸管理；發展趨勢
中圖分類號：F830.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0-8772（2014）28-0097-01
信用合作社指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設立、由社員入股組成、實行民主管理、主要為社員提供金融服務的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它是獨立的企業法人，以其全部資產對信用社債務承擔責任，依法享有民事權利。其財產、合法權益和依法開展的業務活動受國家法律保護。其主要任務是籌集閑散資金，為經濟城鄉發展提供金融服務。也就是說，農信社成立之初的目標應該是更多貸，向更弱勢的階層發放貸款。但當下，信用社的存貸比遠遠高于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75%，而且貸款結構也嚴重傾向于大項目和大工程方向，而對弱勢階層的關照則越來越少。長期看，這是不利于建設和諧社會和綠色金融的，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思考。
一、2003年以來，某省某縣信用社存貸比和貸款結構變化及原因分析
某省位于中國西南，改革開放以來其經濟發展的步調長期落后于其他省份，相應的金融體系的建立和健全狀況也遠為滯后。2003年12月30日，是根據《國務院關于印發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方案的通知》（國發[2003）15號）和《農村信用社?。ㄗ灾螀^、直轄市）聯合社管理暫行規定》（銀監發[2003]14號）精神，按照“明晰產權關系、強化約束機制、增強服務功能、國家適當支持、地方政府負責”的改革總體要求，成立貴州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其根本任務在于吸收社會閑散資金，支持三農問題，幫扶弱勢群體。故從2003年信用社成立至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機爆發，該省信用社的存貸比都以一個相對較為合理的比例運行，在解決三農問題和輔助弱勢個人或群體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然而，2008以后，金融危機導致世界性物價上漲，中國也沒有逃脫通貨膨脹的威脅。人民幣購買力急劇下降的同時，金融機構的危機意識進一步增強，盈利空間日漸狹小。信用社小額貸款步入微利時代和高風險時代。和其他省份的信用社一樣，某省的信用社在面對這一全國性的金融危機時采取的都是消極的金融政策。他們一方面努力尋找大額的貸款客戶，疏遠小額信貸尤其是三農問題乃至弱勢階層的貸款訴求。存貸比急劇上升的同時，貸款結構發生了質的變化。
所謂存貸比，即是貸款資產與存款負債之間的比率。這個比率越高，說明銀行信貸信心越不足。就是收進來的存款遠遠高于借出去的存款。這固然能夠保證資金安全，但是長期看卻是極為不利的。因為銀行的主要收益源于存貸款的利差。同期存款越多，貸款越少，那么利潤就會大打折扣。故此在保證銀行資金安全的同時，我們應該吧存貸比控制在一定范圍內。而信用社的信貸結構則指的是向信用社借貸的客戶從屬的行業和階層。根據信用社興辦的初衷，我們的貸款應該更多的傾向于三農和弱勢階層。然而正如上圖所示，自從2008年開始，某省某縣信用社的存貸比和信貸結構則都向著偏離自身服務宗旨的方向發展。
其原因除了大環境變壞導致銀行業信心不足以及國家金融政策逐步從緊之外，三農信貸和弱勢階層信貸收益低，回報少等成為主要原因。信用社原本是合作而具有半公益性質的金融機構，但是近年來其經營宗旨卻開始質變。如何改變這種不良發展趨向，于是成為我們必須要思考的問題，接下來，就做初步的探討和分析。
二、建立財政支持、社會幫扶、信用社轉變經營理念的體系化對策
三農問題和弱勢階層的輔助問題不僅是社會問題還是政治問題。從這個層面來說，政府不僅要提出相應解決的對策，還應該在對策實施的過程中全程跟進，提供應有支持，推進規范化和公益化管理。這就關涉到國家層面的財政轉移支付問題和社會的全面支持。我們認為，國家財政是最有效也最可靠的后盾，故此，國家財政應該也必須成為信用社存貸支農和幫扶弱勢階層的主要后盾。也只有這樣，才能堅定信用社經營管理者的信心，從而調整存貸比，改變信貸結構，以最大程度地為三農問題的解決和弱勢階層的崛起提供資金援助。
最后，信用社經營管理者應該改變經營管理理念，迎難而上，化解三農問題和弱勢階層信貸禁區這一誤區，加大對三農信貸的比例，創新金融產品，支持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發展；改變評價標準，建立和健全弱勢階層信貸償還機制，“放長錢”，就推動弱勢階層的自我崛起方面做出應有的貢獻。
結論
單個弱勢個體或是三農問題雖然獲利微弱，但如果能夠創新信貸模式，在全國方位內持續而有效地推廣，這樣一來，其利潤必然巨大而客觀。我們不是缺乏做大蛋糕的條件而是缺乏勇氣和信心。但就更加長遠的視角來看，金融產品個性化和獲益的長期趨勢性卻勢在必行，信用社作為競爭能力相對較弱的金融機構，應該快人一步，占據先發優勢，而不是坐等機遇找上門來。
參考文獻：
三農問題的解決對策范文4
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8年會”上，國家統計局局長謝伏瞻在發言中就當前世界經濟形勢變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以及中國政府宏觀調控要采取的對策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其中涉農的兩個觀點特別引人關注：一是要調整理順務工和務農收入的比價關系，加大對農業的補貼力度，防止務工收入的過快上漲，降低勞動力成本所推動的通脹壓力；二是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增加農產品的進口，嚴格控制農產品出口，降低農產品流通成本，增加農產品的供給。
這樣的觀點非常值得商榷。
眾所周知，增加農民收入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在目前農業收入根本無法保障農民增收的情況下，政府積極鼓勵農民外出務工，以農民工資性收入增長破解三農問題，這已經是政府和國民的一個共識性觀點。而且，國家統計局河北調查總隊的調查顯示，河北省2007年全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4293.4元中，人均工資性收入達到1754.33元，占總收入的40.9％。應該說，繼續增加農民工資性收入，是破解三農問題的方向。這一共識難道出現了變化?
我國經濟目前是面對通脹壓力，但這壓力是農民增收造成的嗎?想以抑制農民務工收入來緩解通脹壓力，真是緣木求魚，找錯了對象。
再來看看謝局長的第二個觀點：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曾分析，去年上半年，農民現金收入2110元，其中出售農副產品884元，比上一年同期凈增130元，這里面106元來自價格上漲，也就是說，農民凈收入部分82％是靠價格上漲。顯然，農產品價格上漲是農民收入增加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我看來，鑒于目前城鄉居民收入的巨大差距和工農產品的巨額剪刀差，這次農產品價格上漲是正常的，也是應該的。謝伏瞻局長要“增加農產品的進口，嚴格控制農產品出口”，目標其實還是要降低農產品價格，難道農民增收一點就不可以嗎?再說，公務員、企業職工都漲工資了，農民增加一點收入就不應該嗎?
作為國家統計局的局長，應該不會忘記，統計公報顯示，2007年農民在工資性收入有所增長和農產品價格上漲的“大好形勢”下，人均純收入增長比例依然低于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比例，以至于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擴大，達到3.32：1。經濟學家林毅夫說過，要縮小貧富差距，就要讓窮人的收入增長快于富人的收入增長。同樣，要讓農民分享到經濟增長的好處，就要讓農民的收入增長快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長。現在農民的收入增長還遠遠慢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長，從政府的層面上說，還應該加快農民的收入增長速度；現在卻把通脹壓力怪罪到農民頭上，這話說得過去嗎?
三農問題的解決對策范文5
(一)不科學的管理方法
在幾次農村信用社改革中，有一個重要的表現，那就是權力下放。這樣做有利于管理對信用社進行直接有效的管理，能從根本上提高信用社的管理效率，也有效的避免信用社對中國銀行的資金依賴，擁有獨立的經營權。但是這樣的權力下放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首先，在權力下放過程中肯定會涉及到地方政府對信用社的干預和管理，尤其是對信用社資金和資源的管理，當地政府容易進行過多干預，這樣顯然不利于信用社獨立的發展，產生政府對信用社管理侵權的局面。其次，目前我國農村信用社仍然采用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式，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信用社的管理方式應該以市場為主而不是行政方式。作為一種新型的金融企業，農村信用社的經營經驗還不足，如果一直處于行政管理狀態顯然不利于農村信用社的長遠發展。
(二)財務型管理人才缺乏
作為我國的金融機構的組成部分，財務管理是信用社的主要方面。但是由于信用社還處于發展階段，在財務管理方面缺乏必要的人才資源。財務管理是信用社經濟管理的重要方面，財務管理人才的缺乏顯然使我國農村信用社的經濟效益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發展。信用社的一切經濟活動都是資金運轉來進行的，由此可見財務管理對農村信用社的重要作用。由于我國信用社主要位于農村，其管理方式多為粗放型管理，相關體制較落后，從而不能使信用社的經濟管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信用社作為金融企業的一種，其經營目的同樣是追求最大化的經濟利益，但是由于財務管理人才的缺乏，導致信用社經營成本增大，吸引儲蓄的能力下降，同時貸款能力不足。另外由于信用社的特殊地位，很多財務管理人員在進行財務管理之外還要承擔其他的管理職責。
(三)改革定位具有矛盾性
在農村信用社的多次改革中著重強調了信用社的產權關系，指出必要嚴格按照市場經濟的規范進行改革，同時鼓勵農村信用社向著商業化的趨勢改革，是信用社真正的實現自我發展和自主經營，同時自擔風險，進行自我約束。另外在改革中作為農村信用社必須扎根于農村，并為農村的經濟發展做貢獻，始終堅持為三農的服務。雖然在信用社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方面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但是作為從中國農業銀行分離出來的信用社資金實力肯定比不上那些國有商業銀行，為了實現有效的發展，必須要大量資金的支持，但是這顯然不符合服務三農的宗旨，若要強調農村信用社服務三農的目標，這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信用社的改革初衷。因此應該調節好信用社的宗旨和改革目的，使兩者能有機結合，真正為農村經濟發展做貢獻。
二、有效解決現代信用社經濟管理問題的對策
雖然我國農村信用社在經濟管理體制方面存在很多問題，但是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完善，提出相應的解決對策是十分必要的。
(一)改革信用社股金結構，采用下放式與合作制的經營模式
面對目前信用社改革問題中出現的權力下放嚴重，政府限制較多等問題，在堅持權力下放的同時，農村信用社的經濟管理還必須堅定的執行合作制經營模式，充分調動農村信用合作社自身的能動性，強化其自身的管理體制，以此來增強信用社的風險抵抗能力。同時農村信用社在發展過程中應充分增強對信用社成員服務能力，積極調動信用社成員的工作熱情，使其提高工作效率，這顯然也是有利于信用社有效發展的。信用社經營管理體制的改革中權力下放也應該運用到信用社內部管理體制中去，鞏固信用社成員在信用社管理中的地位，形成整體的、系統的信用社管理體制。最后權力下放要求信用社成員深入到農村和農民中去，積極了解三農問題，為信用社宗旨服務。
(二)建立完善的信用社資金結算體系
由于農村信用社缺乏專業的財務管理人才，因此一方面要積極引進優秀的財務管理人才，另一方面要建立科學的資金管理結算體系?，F代農村信用社應該在繼續開展同城票據結算的基礎上，另外開展其他類似商業銀行的轉匯業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農村信用社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首先，要積極進行信用社其他業務的培訓和學習，通過利用現代化的技術水平建立全國結算業務，提高信用社的結算能力，擴展信用社的經營業務。其次，農村信用社可以借助其他一些商業銀行結構聯合開展資金結算轉匯業務，當然也可以結合一些其他組織結構開展自身的資金結算體系。最后，完善的信用社資金結算體系離不開優秀的資金管理人才，所以擴大農村信用社財務管理人才的招收是建立完善信用社資金結算體系的重要前提。
(三)組建農村信用社自律組織，對信用社改革進行準確定位
進過幾次管理體制的改革，我國農村信用社經濟管理體制取得較大進步，但是由于改革目標與信用社改革過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存在矛盾沖突，主要是信用社經過改革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這與信用社的服務宗旨相違背，應該在進行信用社改革的過程中加強信用社的資金運用能力，同時加強信用社在業務管理、員工管理、資金結算、資金調配方面充分發揮信用社的組織協調能力。組建農村信用社的自律組織，既可以切實為農村信用社服務，又可以保證政府組織等相關部們規定的落實和執行。信用社經濟管理體制有效改革和創新，能為信用社未來的發展提供有利的支撐，也為信用社不斷發展、協調與平衡做貢獻，從而增強信用社的組織管理能力。對于目前信用社存在的問題，有多種解決策略，上面幾條對策研究只是在筆者有限的知識范圍內提出來的。
三、結束語
三農問題的解決對策范文6
袁奎 長江大學
摘要：農業作為我國的第一產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基礎，近年來政府也加大了對三農的關注，新農村建設得到了較大地發展，
但是目前新農村建設下卻存在著金融供需失衡的狀況。本文通過從新農村建設中所存在的新農村金融市場失衡的現狀，及從供給總量
和供給結構兩個方面來進行簡要分析，進而分析了農村金融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希望對于解決新農村建設下金融供需失衡現象有所
幫助。
關鍵詞：新農村建設；金融供需失衡；成因分析
三農問題歷來是我國偉大復興中的根本問題，是建設社會主
義新農村、實現現代化進程的主要歷史任務。金融是現代經濟的
核心，已經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重要因素。增加農民收
入，培育和完善農村市場，保持農業的穩定發展，解決三農問題，
其都依賴于農村金融的發展，但是目前新農村建設仍存在金融供
需失衡現象，下面本文將對新農村建設下金融供需失衡的現象及
成因進行簡要探討。
一、農村金融供需失衡的現狀分析
（一）在供給總量方面
目前的農村金融市場中存在著供給不足和供給過剩的矛盾。
供給不足主要是指農村金融市場中，信貸資金供給不足難以滿足
農村經濟主體的信貸需求，農村信用社壟斷了農村金融市場。農
村信用社由于估計貸款資金的安全性，使得滿足農村融資需求方
面的能力有限。農村信用社為了保證貸款過程中的資金安全，要
求貸款的農村經濟主體提供相應的抵押品（土地使用權以及農戶
房屋等都不屬于合格的貸款擔保品），這就使得當前農戶的融資
渠道只能依靠民間私人借貸，使得民間私人借貸開始盛行，這就
反映了農村金融市場的供給不足。
供給過剩是指農村資金大量外流的現象。資金外流的主要原
因源于農村的金融機構，很多農村金融機構存在只存不貸的特殊
制度。這就導致農村的存款資金轉移到城市，資金大量外流現象
產生。
（二）在供給結構方面
新農村建設過程中， 目前在供給結構方面， 有如下表現特征：
首先是期限結構失衡。我國的農戶在金融信貸方面的需求較
為多元化，在時間的跨度上也比較長，因此農村的農戶信貸需求
在期限上呈現了多樣化的特征。而根據人民銀行的固定，農民的
再貸款期限不得超過兩年。這就會加重農民的貸款負擔，農民貸
款現象減少。
其次是信貸額度結構失衡。 目前， 我國的農業的分類復雜化，
有些從事種植業，有些則進行水產養殖、畜牧、果木種植，甚至
有些農民進行集體企業， 因此， 農村的經濟差距也在不斷的拉大，
國內農民的貸款數量也隨著農民從事行業的不同，信貸的金額差
距較大。這就導致農村的金融市場信貸額度結構失衡。
最后是貸款投向失衡。我國的信貸管理人員為了保證貸款資
金的安全，在貸款過程中，會偏重將信貸更大力度的投入到傳統
種植業中，不愿意將信貸投入到新興產業中，這中放貸的投向不
利于新農村建設中新興農業技術的培育和推廣，這就使貸款投向
結構失衡。
二、農村供需失衡的原因分析
農村金融市場供需失衡顯然并非是偶人，究其原因，主要有
以下幾點：
（一）金融機構功能缺失
金融機構及其功能缺失是指我國農村的金融機構退化、政策
不到位導致了金融的異化。
首先，商業性金融退位。我國目前農村的銀行基本都屬于自
負盈虧、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商業銀行，而我國的農業貸款中，貸
款期限長、見效慢、成本高、風險大，相對于工業貸款來看，風
險與成本都比較高。因此，銀行并不愿意放貸給農戶。加上我國
目前政策向城市的轉移，商業銀行基本的主要放貸對象主要針對
于城市內部的企業與個人，農村的商業銀行基本變成了儲蓄部
門。
其次，合作性的金融機構異化。眾所周知，農村信用合作社
的主要功能在于服務三農，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但是在納稅方
面，農村信用合作社又按照商業金融機構的標準來，這就必然導
致農村信用合作社將服務性、政策性、商業性、合作性融為一體，
以維持其正常的運行。然而，農村信用合作社往往會忽視自己的
服務性，為了防止貸款的資金壓力過大和較大的風險，常常會效
仿商業銀行，開始向盈利化發展。
最后， 農業保險不到位。 農村的發展受到了外界因素的影響，
需要納入社會保障體系中來，農業需要保險業。農業保險可以為
農民提高經營的穩定性，降低農業的投資風險，已獲得銀行的信
貸支持。但是，我國的目前的保險公司開始向市場化、商業化轉
變，農業保險相對于其他保險來說風險高，支付額度大，保險公
司漸漸不愿意加入農村市場，使得農村金融部門也在放貸給農業
時畏畏縮縮，有所顧慮，直接影響了我國農業的現代化水平的提
高，不利于我國的新農村建設。
（二）財政與商業性金融機構的職能邊界不清
首先，從改革開放以來，一直致力于發展中大城市，忽視了
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的公共財政資源缺位。我國為了實現農村
的發展，不得不將財政與商業金融之間相互滲透，金融機構承擔
了財政部門的職能，農村的商業金融機構由于財政的滲入，出現
了許多的不良貸款，導致其經營效率低下，經營壞境惡劣，很多
金融機構的資金開始流出農村地區。
其次，我國的新農村建設過程中，有許多政策性的金融機構
參與其中。我國有一些政策性的金融機構，比如農業發展銀行，
但是由于他們被一些大宗農產品收購所牽制，無力開發農業基礎
設施建設、 農業技術改造、 農村扶貧等新農村建設中的惠農事業，
為了節省運行成本，降低信貸風險，商業銀行缺乏放貸的動力，
使得農村的貸款資金逐年下降，資金再一次的流出了農村。
（三）新農村建設過程中缺乏農村金融融資體系
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離不開農村金融的大力支持。新農村
建設過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這就需要農村金融機構的完
善，形成一個完善的金融融資體系。而目前的中國，正是缺乏一
個這樣的體系，我國的商業銀行基本都是為了追求利潤，實現效
益最大化，愿意將資金流出大大中城市，獲得高額的利息，提高
運營成本。很少有商業銀行能夠從新農村建設的要求和目標出
發，這就導致了農村金融機構難以適應新農村建設的要求。
總結
新農村建設關系到我國的國計民生，是我國解決三農問題的
根本途徑。因此，我們要通過完善農村金融體系建設，明確金融
機構職能與職責，加強對于農村金融機構的監管，盡快解決我國
的農村金融供需失衡。
參考文獻：
[1]孟憲玲.農村金融供需失衡及對策研究[D].山工農業大學，
2009.
[2]文衛， 袁英.論新農村建設下的金融供需失衡及成因分析[J].
金融與經濟.2009（02）.
作者簡介：
袁奎，男，1986年12月25日出生，漢族，籍貫湖北孝感，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