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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人口減少的原因范文1
廣東常住人口1.04億全國第一
根據普查數據，此次人口普查登記的全國總人口為13.4億人（加上港澳臺的人口總數為13.7億人），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10年增加7390萬人，增長5.84%，年平均增長0.57%，比1990年到2000年年均1.07%的增長率下降了0.5個百分點。從四大區域人口分布情況來看，沿海發達省份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在增加，更多的人口從中西部往東部發達地區遷移、流動。東部地區人口占全國常住人口的37.98%，與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上升2.41個百分點。
從各地區人口變化情況看，數量方面，按常住人口口徑統計，廣東已經超過河南，常住人口達到1.04億人，也是全國唯一一個常住人口數量超過1億的省份，其常住人口數量占全國總人口比例為7.79%。山東9579萬人位于第二位，河南9402萬人位于第三。而在2000年，河南常住人口排名第一。此外，全國僅有6個省份常住人口減少，其他省份均為增加。10年間，常住人口增加最多的5個地區是廣東、浙江、上海、北京、山東，分別增加1800萬、766萬、628萬、580萬和500萬，均處于發達地區。常住人口減少的6個省份為湖北、四川、重慶、貴州、安徽、甘肅，其中湖北人口減少最多，10年間減少了304萬。增長方面，公布數據的21個地區中，共有13個地區增幅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北京、天津、上海、廣東的增長幅度最大，10年分別增長了44.5%、37.53%、29.27%、20.69%，年均增長率為3.8%、3.24%、2.6%、1.9%，都遠遠超過了國家0.57%的平均增長率。
實際上，此前聯合國在2008年的全球人口展望中，曾預測2010年中國總人口會達到13.54億人。而在2010年11月中國開始統計人口數字時，聯合國的人口統計學家曾預計中國人口現在將達到14億。造成中國人口增長落后于預期的背后原因則是近十年來中國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中國之前估算的生育率為1.8，而根據此次普查結果估算，中國總和生育率很可能只有1.5，甚至更低。2010年，中國0～14歲少年人口占比為16.6%，相比2000年的22.89%下降了6.29個百分點，而2000年比1990年僅下降了4.8個百分點，這意味著過去10年少年人口占比在加速減少。此次普查的數據還顯示中國的總生育率（一位育齡婦女一生所生子女個數的平均值）可能已經降至1.4，這遠遠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而專家表示，這種局面最終會走向人口穩定狀態，未來將有可能出現人口不增長甚至減少。
人口數量增加最多5個地區和減少最多4個地區比較
21個地區10年間人口年均增長率比較
上海外來人口比重39%全國最高
此次人口普查，全國流動人口大幅增加，流動人口總數為2.6億，比2000年增長81.03%。廣東、浙江、上海、北京等地區公布了本地區流動人口情況。從流動人口數量來看，廣東流動人口數量最為龐大，為3128萬人，占常住人口的30%，占全國流動人口的12%。其中屬于省外的2150萬人，省內的978萬人。同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10年間廣東跨鄉鎮流動的人口增加1023萬人，增長48.58%，其中省外人口增加643萬人，增長42.71%。在省內外流動人口數量之龐大，是廣東成為全國第一人口大省的主要原因。其次為浙江，共有外來人口1182.4萬人。外來人口比重方面，上海外來常住人口為897.7萬人，占常住人口的39%，是外來人口比重最大的地區，10年共增長159.08%，年平均增長率高達9.99%。其次是北京外來人口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18.9%提高到2010年的35.9%。
顯然，外來人口已經成為廣東、上海、北京等地區常住人口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外來人口可以說推動了這些地區近些年來的經濟繁榮和快速增長，而這些地區也為外來人口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就業崗位和家庭收入的快速增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外來人口的集中性聚集也給這些地區的發展帶來了諸如大城市病、社會治安不穩等一系列的問題。對于在“十二五”時期積極推進產業結構升級的東部地區和承接產業轉移的中西部地區而言，確立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協調是一個良好的機遇。
部分地區外來人口數量及占常住人口比重比較
注：1.表示流動人口以流入為主；表示四川流出人口數量。
2. 廣東為流動人口數量；浙江、上海、北京、天津為外來常住人口數量。
3. 流動人口是指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重慶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11.56%老齡化程度最嚴重
按國際的通行標準，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即標志其進入老齡化社會。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的老齡化進程在加快，過年10年間，14歲以下的小孩在總體人口中比重下降6.29個百分點，而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從公布數據的24個地區的情況看，19個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超過7%，步入老齡化社會。其中重慶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11.56%，是老齡化程度最嚴重的地區。而北京、天津、上海、廣東則由于外來人口基本以中青年為主，給本地區帶來了很大的人口紅利，延緩了人口老齡化的進程。北京、天津、廣東分別為8.7%、8.52%、6.75%，均低于國家平均水平。上海雖然超過了10%，但上海也是10年來唯一一個老年人口占比出現下降的地區。
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斷加大，顯然驗證了學者們對中國“人口紅利”問題的普遍關心。聯合國的人口展望數據預測2010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為8.2%，而中國的老齡化速度已經超出了權威機構的預期。而如果這種狀況繼續下去，意味著未來15～20年間，在一面加速老齡化、一面勞動力減少的此消彼長作用下，中國的人口紅利將快速衰減。根據聯合國的數據推測，2025年中國的人口紅利（以15~64歲勞動人口占比衡量）將下降到全球平均水平。此外，中國的老齡化問題也將進一步嚴重，如果按照7%的老齡化社會標準，中國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并有進一步加重的趨勢，“未富先老”將是未來需要解決的難題。
寧夏城鎮化率上升15%高出全國1.56個百分點
根據普查結果，全國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6.66億人，城鎮化率為49.68%，城鎮化率10年上升13.46個百分點，凈增2億人，不論是年凈增量還是城鎮人口總量，都已經長期處于世界第一的位置。這充分說明近10年城鎮化進程在加快，也標志著我國工業化和現代化水平的不斷提高。但同時流動人口已經超過 2.6億人，城鎮化呈現出“半城鎮化”的狀況，正嚴重影響著中國城鎮化的質量。從地區情況看，共有浙江、北京等7個地區公布了城鄉人口情況。城鎮化率方面，東部經濟發達省份城鎮化水平較高，北京的城鎮化率最高達到86%，高出全國平均水平36.32個百分點。廣東66.18%，比全國平均水平高16.5%。甘肅、青海、貴州等西部地區較低。城鎮化率變化方面，寧夏城鎮人口增長較快，較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上升15.02個百分點，高出全國13.46%的上升幅度1.56個百分點。
城鎮化率達到近50%，十年中凈增2億城鎮人口，中國的城鎮化速度可以說已經冠絕全球。快速增長的城鎮化率帶動了城市經濟的繁榮，也促進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工業化轉移?？梢哉f，城鎮化的加速對于中國近年來消費經濟的發展和形成產生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在快速城市化的同時，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遠遠落后于城鎮化進程，大批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的外來人口享受不到與當地人平等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安排，而對于大批的農民工而言，這個問題更加嚴重。有研究認為，如果以就業作為城鎮化水平的認定標準的話，那么目前中國的城鎮化水平至少達到60%以上。
7個地區10年間城鎮化率變化情況比較
天津人口性別比114.52 最不合理
流動人口減少的原因范文2
關鍵詞：中國大城市；城市人口空間分布；城市人口規模調控；城市人口膨脹；城市人口結構；人口流動；產業轉移；勞動力轉移
中圖分類號：F299.2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48131（2014）02000116一、引言
大城市的人口問題是世界城市化進程中一個令人棘手的問題。近年來隨著我國城市人口規模持續高位攀升，人口的過快增長嚴重影響了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形成了交通擁堵、就業緊張、住房困難、水資源緊缺、環境污染等城市問題。2012年2月9日，中國社科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和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首部國際城市藍皮書《國際城市發展報告2012》。藍皮書指出，我國雖然一直以來是農業大國，但近年來快速推進的城市化使得人口結構發生了里程碑式的變化。2011年末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首次超過50%，已成為“城市化”國家。報告還預計，到2020年，中國城市化率將達55%，其間1.5億中國人將完成從農民到市民的空間、身份轉換。藍皮書同時指出，大量的人口往中心城市集聚，加速了我國大型城市的資源壓力，大型城市正步入“城市病”集中暴發期，未來一段時期，“城市病”將成為影響城市和諧穩定的關鍵隱患，加強城市治理刻不容緩。
改革開放之后，大規模人口城市化和農業勞動力轉向非農業生產成為必然趨勢。許多調查結果表明，中國農村流動人口在1984年底占到農村總勞動力的三分之一以上，鑒于流動人口的迅猛增長，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新增了流動人口調查項目。流動人口的高增長也引起了城市管理者和學術研究者的日益關注。不少學者對城市化政策傾向于政府干預而非市場導向（曲喻，1992），謝晉宇（1992）首次探討了我國特大城市人口疏散問題。進入21世紀以后，國內對大城市人口規模調控的呼聲更多地源自媒體，而系統性的學術研究較少。吳燕青（2007）認為，城市人口的過度增長會導致以城市人口為主要標志的城市負荷量超過以城市基礎設施為主要標志的城市負荷能力，出現諸如環境污染、交通擁擠、住房緊張、城市蔓延、貧富不均、犯罪問題等各種不良后果，即所謂“都市病”，因此，對城市人口機械增長的調控是必要的。王鴻春和宮本邦夫（2011）總結了東京調控人口規模的四點經驗：一是調整產業結構，帶動城市人口規模、素質、布局的優化；二是建設城市副中心和新城，直接緩解中心城區人口壓力；三是建立大都市圈的城市群布局，提升周邊城市的品質，減輕人口遷入壓力，這是緩解大城市人口壓力的根本性戰略；四是高生活成本成為調節大城市人口規模的重要砝碼。
張強，周曉津：我國大城市人口規模估算與調控路徑選擇本文在對我國地級及以上的大城市人口進行估計的基礎上，探討我國大城市人口規模調控的路徑。與國內已有的文獻不同，本文的主要創新在于：一是使用剛性數據估計我國的城市人口除京、滬兩大直轄市以外，我國其他城市的人口統計數據與實際人口存在較大的偏差，本文較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 ；二是以京、滬、穗三大一線城市為例，考察了政府為達到某種程度的人口控制而進行行政干預的實際效果，分析了這種單純以行政手段所進行的大城市人口控制的無效性，以及其給城市經濟帶來負面的影響；三是以日本主要縣域1884―2000年的人口序列數據為樣本，利用人口增長的空間分布方法討論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人口增長的動態趨勢及其調控；四是得出了大城市人口調控的市場有效論，該結論對我國大城市如何控制人口規模具有方向性的指導作用。
二、我國大城市的人口規模
我國大城市的人口統計基本上是按戶籍人口所在地進行的，一般統計指標有全市人口、市轄區人口、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等。由于流動人口的急劇增加，2000年以來不少城市將外來人口納入城市常住人口統計。從公布的城市常住人口數據來看，我們認為上海和北京兩市的常住人口數據最為準確，其他如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通常只將第二產業中登記的從業人口和第三產業中大中型企業的從業人口納入常住人口范圍，相當多的中小微型企業以及自雇人員并沒有納入統計范圍。這里，我們先討論官方口徑的大城市人口，再給出我們估計的大城市人口。
1.大城市數量和統計人口
人口跨地區流動是我國大城市人口規模膨脹的主要因素，受戶籍制度的影響，2000年以前國內城市的人口統計基本上僅將戶籍人口統計在內。如表1所示，1995年到2000年全國663個城市中，除20萬人口以下的城市數量有所減少外，其他人口規模的城市都呈現快速增加的趨勢，其中10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由1995年的32個增加到2000年的40個。2000年以后，地級市及以上城市的人口統計逐步將外來常住人口納入統計范圍，隨著城市區域規模的擴大，我國200萬人口以上規模的城市由2005年的38個增加到2010年的44個，但20萬～50萬人口規模的地級及以上城市數量減少了12個。2010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市轄區內戶籍人口占全國人口總數的28.98%；其中200萬人口以上城市的市轄區戶籍總人口為17 879.52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2.82%，占全部地級及以上城市戶籍總人口的46%。
2.大城市人口規模估計
由于對外來人口缺乏統一的口徑和計算方法，國內各城市除北京、上海外官方統計人口與實際人口存在很大的差異。周曉津（2010）開發了多種人口估算方法。我們利用2010年各地級及以上城市市轄區年末移動電話用戶數估計國內大城市市轄區人口基于移動電話用戶數的人口估計方法是國內目前最快也最有效的方法。以上海市為例，根據上海統計年鑒（2011）公布的數據，上海市2010年末常住人口是2 302.66萬人，而估計數據是2 563萬人，二者相差260.34萬人，實際上后者是總人口數據，包括上海每天與周邊省區經常性進出人口和外來不到6個月的外來人口。同理可以計算出北京外來不到6個月和每天與周邊省區經常性進出人口為279萬人。 ，國內28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市轄區估計人口為57 202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42.656%；其中，市轄區人口規模在200萬人以上的城市有62個。從表3中還可以看出，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市轄區以外的跨區凈流入人口為18 336萬人，將流出人口考慮在內，國內跨市轄區的流動人口超過2億人。
三、非市場手段的城市人口規模調控
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和2010年的廣州亞運會期間，地方政府為了維護大會秩序，分別采取了各種非市場化的人口調控政策（行政調控），本文以此為例探討非市場手段調控人口規模的效果。
1.北京奧運會期間的人口規模調控
北京奧運會期間的城市人口規模調控最早可以追溯到2006年初，最有效的手段是勸返農民工，并限制農民工返流。2006年9月14日，北京市2008環境建設指揮部召開奧運立法工作動員部署大會，標志著奧運立法工作進入實質性工作階段。其中，人口調控手段包括：一是勸返。奧運期間北京市根據不同情況對流動人口采取限制。從事城市基礎建設項目施工的農民工，在奧運會期間預計有100萬人（僅計算建筑業），對這部分人由建委協調施工企業整建制勸返回鄉。同時，加強對流動人口出現問題較為嚴重的低端行業的管理和規范，如小美容美發等一部分流動人口將被擠出北京。二是限進。限制進京人員的數量，如進京人員需出具縣級以上證明等，從根本上控制流動人口。三是放假。對于部分非連續生產企業采取綜合計算工時制，調整工作時間，奧運會期間集中放假，以奧運會之前或者之后的工作時間折抵集中休息時間。
北京奧運期間的人口規模調控效果可以通過對北京移動通信管理局公布的北京市移動用戶月度數據的變化來進行分析。由圖1可以看出，2006年的人口規模調控效果顯現，外部人口流入驟減，部分已流入的人口開始返回原住地，估計人口規模減少50萬；2007年至2008年末，北京的移動用戶幾乎是零增長，意味著大量外來人口返回其原籍所在地。北京移動用戶與不施加調控相比最多減少了500萬人，扣除流入應增長的180萬（2002―2005年每年50萬～60萬的凈增長），我們估計北京奧運期間外來人口減少了320萬人左右。由于北京外來人口的結構和數量大致與上海相當，因此我們估計北京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而減少的工作機會也與上海相當，即100萬人，這就意味著北京奧運會期間的人口控制結果是：北京減少了220萬～250萬人左右。
2008年北京奧運會結束，奧運期間的人口控制開始放松，然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在2009年開始顯現。從圖1可以看出，北京移動用戶數量開始恢復增長，但增長速度遠比2010年和2011年要慢。奧運會結束后，北京城市人口迅速恢復其應有的狀態。可見，北京以行政手段為主的人口調控并未能動及人口增長的根本，一旦放松調控，人口增長的內在動力將會在短期內使城市人口規模恢復到其應有的狀態。
2.上海世博會期間的人口規模調控
2008年7月，上海市政府辦公廳轉發了上海市人口辦《關于在全市范圍內組織開展實有人口、實有房屋全覆蓋管理的實施意見》，決定在全市范圍內全面推開“兩個實有”全覆蓋管理工作“兩個實有”全覆蓋管理通過對居住在轄區內的常住戶籍人口、來滬人員、境外人員實行全面核對與登記和對轄區內所有的居住房屋（包括工業廠房、農民舊住宅、地下空間等所有可能居住的場所）信息進行全面采集，摸清轄區內所有人口的信息，做到“見房知人”“見人知房”，從而達到“以房找人”“以人找房”。 。至2009年年底，上海市18個區、縣已經全面開展了“兩個實有”。為確保世博會安全、順利地召開，自2009年10月起上海將“平安世博”納入工作目標，2010年1月上海實現了對全市人口的實時監控和管理。
從圖2中上海移動用戶月度數據的變化可以看出，相對北京奧運會期間的人口控制而言，上海注重對人口實施動態監控，而較少地采用行政強制手段驅離外來人口。上海世博會期間的人口控制效果甚至比金融危機帶來的影響還小。我們估計2010年上海世博會期間，外來人口因世博會人口控制僅減少了50萬～70萬人左右，且這部分減少的人口在2010年末即重新返回上海，其生計并未受到太大的影響；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導致上海適合外來人口的工作機會減少了約100萬個。
3.廣州亞運會期間的人口規模調控
廣州亞運會期間的人口控制嚴格程度與上海世博會大致相當。2009年11月，廣州進一步強化在外來人口中推行居住證的力度，同時大力摸排清查城中村中的外來人口，大力拆除“房中房”我們認為，間接導致廣州人口減少的主要因素來自于近幾年來廣州市實施的城中村改造運動。城中村經改造之后，高昂的租房成本迫使一部分外來人口離開廣州，而轉投其他城市尋求發展。 。由于無法取得像北京、上海一樣的移動通信管理局的移動用戶月度數據，我們采用廣東省的移動用戶月度數據對廣州的總人口進行估計，以此推斷亞運期間廣州人口控制的效果。估計結果表明（圖3），廣東省受外來勞動力制約非常明顯，2009年3月，廣東省來自外省的勞動力減少了579萬。自2004年之后，廣東跨省外來勞動力流入強度持續減弱，外省勞動力占全國比例從高峰期的35%下降到2010年的28%左右，將579萬除以28%，我們推算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得中國以農民工為主的勞動力就業機會減少了2 068萬個。由于廣州市外來人口約占廣東全省的25%左右，因此我們估計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廣州外來勞動力減少就業機會145萬個。相對金融危機導致外來人口的減少，廣州亞運會期間的人口控制效果的影響非常小。廣州亞運期間的人口控制效果是圖3中虛線與中間實線的直線距離，扣除廣東省產業升級和轉移以及深圳大運會的影響，我們估計2010年廣州亞運會期間實施的人口規模控制僅減少了20萬人。
4.非市場手段的人口規模調控成本
衡量非市場手段的人口調控成本，基本原理是：勞動力與資本的分離導致產出損失。以北京為例，2008年因奧運會離開北京的人口為220萬至250萬，我國流動人口中有80%的勞動力，因此可以推算離開北京的勞動力為176萬至200萬。2008年我國7.78億的勞動力總產出為300 670億元，勞均產出為3.86萬元；假設離京勞動力異地就業時間為半年，則北京奧運會人口控制的成本為425億元至483億元，平均為454億元。這也是成熟市場經濟國家舉辦奧運會時很少像北京奧運會那樣大舉控制人口的原因。
相比北京而言，上海世博會人口控制導致離滬人口遠少于北京，總量只有50萬～70萬人，其時間跨度也只有半年左右，所導致的產出損失也遠遠低于北京；加上世博會吸引的旅游人口，以2010年的價格計算，上海世博會人口控制的產出損失約為50億元。同理，廣州亞運會人口控制的產出損失僅為20億元左右。
四、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人口增長與調控
從前面的分析可知，以地方政府行政手段為主的城市人口規模調控短期內效果明顯，但一旦放松調控，城市人口規模反彈的速度和力度都非常大，城市人口在短期內即迅速回復到其應有的狀態。
1.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人口增長實證分析：以日本為例
無疑，對城市人口增長進行實證分析時，應該首選中國作為研究對象。遺憾的是，雖然自1978年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改革開始至今，中國的人口由鄉村涌向城市的規模是史無前例的，但是，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人口統計并沒有跟上這一人口遷移和城市人口日益增長的步伐。進一步來說，目前國內外還無法找出一種能夠估計不同年份中國各城市實際人口的估計方法，因此無法衡量中國城市實際人口的增長，也無法利用有效的計量工具來刻畫中國城市人口空間增長與分布。美國作為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其面積與中國相當，但我們無法獲得足夠多的數據來進行實證分析；幸運的是，我們獲得了日本各地區自1884年以來的人口數據。
為方便起見，我們將日本各縣級區域人口的增長分布置于圖4中和圖5在考察一個國家城市人口空間分布和增長演進規律和集聚模式時，我們旨在全面考察城市人口空間分布演進的態勢，通過揭示演進過程中峰值的變化來找出城市人口空間分布規律和集聚的一般模式。目前國內外有關城市人口增長的空間分布演進規律的文獻中，估計經濟（或城市人口）增長的空間分布最常用的方法是基于高斯正態分布的Kernel密度函數，本文也采用此方法進行分析（具體計算方法可參考有關文獻）。 ，從中可以看出：1884年（日本明治17年）至1893年，日本縣域人口遷移人口較少，縣域人口的增長主要來自自然增長；1893年至1903年，日本城市化進程加快，人口逐步向城市集中（因日本的縣域比較少，故可將其視為城市區域來考慮）；1913―1923年部分縣域因人口大規模的流動遷移導致人口增加100萬以上，而到1933年部分縣域人口從400萬增加到600萬以上，城市人口的增長速度可想而知。1945年日本戰敗，城市幾成廢墟，大量城市人口為了生存不得不遷往農村，僅一兩年的時間，日本人口在以行政為主導的人口疏散情況下迅速在日本國土范圍內均衡分布；戰后的十年間，日本人口又迅速由農村遷往城市（群），人口密集的東京地區縣域人口更是猛增到800萬以上；到1966年千萬級人口縣域開始出現，到了1975年，東京都人口更是達到了1200萬；1975年以后，日本人口的縣域增長分布基本保持穩定，也標志著日本人口城市化步伐的放慢，步入成熟的城市化社會。
我們將東京、大阪、神奈川、愛知縣、琦玉、千葉、北海道、兵庫縣和福岡九個縣域1884―2000年的人口增長繪成圖6，從中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日本主要城市所在縣域的人口增長情況。從圖6中可以看出，如果無外力干擾，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區域）人口增長（自然增長和機械增長）是一種Logistic曲線（或稱為“S”形曲線）。在施加外力的情況下（如戰爭、強力行政人口控制），這種增長曲線會有一定的扭曲，而外部壓力一旦放松或消失（如日本戰后人口的自由流動、北京奧運會之后的人口管制放松等），早期流入城市的人口會迅速回流。
圖5中第5～8幅圖是中國的城市人口空間分布（2010年數據）。第5幅圖是中國城市人口的空間分布，第6幅圖是基于移動電話數估計的中國城市人口的空間分布。由于中國城市人口是基于戶籍而進行統計的，我們無法刻畫出真實的中國城市人口空間分布及增長情況。第7幅圖是2010年中國300萬～500萬城市人口的空間分布，從中的雙峰狀態可以看出，400萬人口是一個分水嶺；第8幅圖則是500萬以上城市人口的空間分布，可以視之為單峰分布。
以上分析表明：區域（城市）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是引致人口在不同地區和城市流動的關鍵因素。中國中西部經濟的快速發展，將會引致部分外出人口回流至中西部；省會城市人口將繼續增長。我們估計，如果放開戶籍，中國人口大規模遷移和城市人口快速的機械化增長在10年后將趨于穩定。
2.產業升級與產業轉移條件下的城市人口增長
2003年“民工荒”敲響了珠三角發展的警鐘，廣東省政府從2005年開始探索產業轉移的可行性，并從2008年起開始在全省大力推行產業及勞動力“雙轉移”，相應政策不斷出臺。廣東的“雙轉移”效果可以從我們所估計的各地級市人口變化上找到解釋。
2008年以來，珠三角的總人口基本上保持在8 000萬左右；外來流入人口約5 000萬人，其中，廣東本省約占1 500萬，來自外省人口約為3 500萬。廣東實施“雙轉移”以來，流往珠三角的本省人口大量返流至原籍所在地。從表4可以看出，2008到2011年，深圳總人口累計減少近200萬，東莞減少了120萬，佛山減少了50萬；而珠三角城市如中山、江門、肇慶和惠州人口有所增加，表明人口由珠三角核心城市流向城市（廣州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省會城市的吸引作用，每年50萬左右的大學畢業生不少選擇留在廣州發展）。可見，非珠三角地區城市人口普遍增加，主要原因是伴隨著產業轉移的人口回流。
五、中國大城市人口規?？刂疲航Y論及政策建議
“十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必須積極穩妥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著力解決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其中《決定》第23條進一步指出：“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機制，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創新人口管理?！痹谄平獬青l二元結構、加快城鄉發展一體化上明確了“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等市場化原則。
在市場經濟框架下，與其主要以行政手段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長，不如思考如何善用經濟手段、法治手段來調控城市人口結構。國內外城市發展經驗告訴我們：市場經濟條件下那種設定城市人口規模、依靠各種行政手段調控城市人口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范紅忠（2009）總結了我國人口流動的兩個重要特征：一是農民工工資與城市生活成本的非相關性，二是農民工和應屆大學畢業生對“大城市病”的不敏感性。從珠三角的情況來看，農民工雖然身在城市，但其生活和居住大多自成一個個生態群落，農民工的生活成本不到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而居住成本更低，人均居住面積只有7平方米左右。由當地農民建造的城中村是農民工主要的生活和居住場所，整個珠三角城中村式建筑估計在300萬棟以上，一棟500平方米的城中村建筑通?？梢跃幼?0個以上的外來人口。珠三角城市人口控制往往是一陣風式的行政化人口調控方法。以深圳為例，大運會期間，深圳市公安局長提出要清理8萬外來無業人口；而隨著春節過后外來勞動力的稀缺，卻又打出“深圳歡迎您”的口號來吸引外來工。廣州和深圳都曾為控制和減少城市病而大力推行城中村改造的做法，然而，居住在城中村的外來人口卻是城市發展所需廉價勞動力的主要來源，改造的結果是企業勞動力需求得不到滿足。
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本地農民雖然不能像珠三角地區本地農民那樣建造數以百萬計的城中村建筑，然而兩市卻擁有數以千萬套計可供居住的房屋（包括小產權房或地下室）。兩市以大學生為主的“蟻族”居住生活環境與農民工相若。以北京為例，2011年北京按照中央關于“大城市要加強和改進人口管理”的要求，抓緊研究制定人口有序管理的一攬子政策措施。人口調控的重點在于著力提高城市精細化服務管理水平，加強人口調控管理；優化配置公共服務資源，推動中心城區功能疏解，引導人口合理分布。為調控低端人口的增長，北京通過規范房屋出租行為，推廣農民出租房屋集中管理新模式，實現居住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信息化；研究實施居住證制度，提高流動人口服務水平；加強與周邊省區市協作，探索區域人口調控綜合協調機制，促進人口有序流動。在調控手段方面，北京各區也根據各自的區域特色提出不同選擇，屬于首都功能核心區的西城區，致力于通過加快保障安置房項目、房地產開發、單位自建以及居民購買商品房等多種方式進行人口疏解；屬于城市功能拓展區的朝陽區“十二五”規劃草案寫到“建立以社區為平臺的人口屬地化管理網絡”；屬于城市發展新區的順義區人口控制政策條款則提出“提高產業準入門檻，加快淘汰低端產業，取締小低散市場”；而定位于生態涵養發展區的門頭溝區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創新流動人口的服務管理方式，健全‘以證管人、以房管人、以業控人’模式?！蔽覀冋J為，面對日益嚴重的人口膨脹壓力，北京再次祭起以行政手段為主的人口調控的大旗，其結果將會如奧運會期間人口調控結果一樣：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控不住。
我國大城市人口規?？刂茟獙崿F由行政控制為主轉向以經濟和法制手段調節為主的轉變，如“三舊改造”后的租金調節、加大對無證或地下工廠的查處、嚴格城市管理、實施合理的產業升級與轉移等。從國外的經驗來看，當一個國家的城市人均GDP高于該國其他城市或者農村地區人均GDP的30%時，該城市人口的機械增長速度就會加快，否則其勞動力就會有流出的趨勢。我國四大直轄市中，除重慶本市的人口繼續流出外，其他三大直轄市因其較高的人均GDP對全國人口依然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廣州和深圳這兩個一線城市人口增長高峰已過，現階段主要應思考服務現有人口的問題，而無須設定人口控制目標。而省會城市對本市以外本省以內的人口吸引力依然較大，其人口依然有較大的增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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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人口減少的原因范文3
廣州和深圳，珠三角城市群中的兩只領頭羊，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地方城市經濟排行榜上，廣州和深圳在過去十年中一直穩居第三和第四的位置，但最近兩年卻遇到了天津、重慶、蘇州等地的強力挑戰。更嚴峻的挑戰則來自于廣深自身發展面臨的難題，如何處理好市場、政府、社會三者的關系，如何帶領珠三角區域走出發展新路。
“深圳要當好廣東乃至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突擊隊、排頭兵。”5月10日，廣東黨代會期間，在廣東團的這句話成為第二天深圳當地報紙的通欄大標題。
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當天的分組討論會后，廣東省委常委、深圳市委書記王榮親自召集了深圳當地媒體座談，用了一個多小時闡明這一重新定位對深圳的意義所在，他說深圳對這一重任要“義不容辭、理所當然”。
如何創造一條通往幸福的轉型之路，對深圳來說，是能否成為“排頭兵”的關鍵。
深圳“低迷”為哪般？
深圳此刻正處于爭議之中，一季度深圳GDP總量被天津、蘇州、重慶超越，增長速度創歷史新低。此外，深圳市統計局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深圳流動人口減少7.32萬人，這也是深圳建市30多年來首次出現全市范圍內大幅度非戶籍人口下降。深圳統計局給出的解釋是，人口統計數據變化很大原因是深圳加大了戶籍人口的納入力度。但也有專家認為，流動人口減少是珠三角對人才的吸引力下降的表現。
深圳龍崗是一個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區，有1100多個大大小小的工業區，都是社區自發建設，沒有規劃，環境又差，質量也不好，全是標準的工業廠房。
“從去年同期來講，我們現在95%的企業創造的經濟總量才8%，那就是5%的企業創造了92%的價值。”深圳市委常委、龍崗區委書記蔣尊玉說，“我們在轉型過程當中遇到了方方面面的問題，這里面經濟鏈條非常長，最大的阻力在社區，社區是兩租經濟，兩租經濟靠的是出租場，它不管里邊企業內容，只要有租金就可以?！?/p>
蔣尊玉說，龍崗區在十二五期間準備把一些老舊工業區，地緣優勢比較好的拆掉重建，建創新型的產業，有的是政府建，有的是企業建。根據深圳的產業發展導向，把互聯網、軟件、研發、生物醫藥產業移進來，它需要的環境就是創新型產業。
“十二五期間如果能夠建到1200萬平方米，就可以裝3000多個企業，3000多個企業創造的價值我們也預測了一下，可以達到2000個億，2000億什么概念，就是再造一個南山高新區?！笔Y尊玉說。
龍崗區轉型發展的困境和前景，正是深圳轉型發展的微縮。2010年，深圳特區的范圍由原來關內四區擴展為全市六區,面積擴大5倍，深圳在逐漸“長高”時候，也迅速“變大”。但深圳這一次卻沒有欣喜若狂的迅速開發。
“你不能在一任當中把所有的資源用完，比如土地資源，我們現在啟動了一個150平方公里的土地整備計劃，是把過去的舊工業區、舊住宅區重新整備，形成150平方公里新的可以利用的土地?！鄙钲谑形睍洝⑹虚L許勤說，“這是為今后在十三五、十四五更好地使用土地，這個要考慮它的可持續性。現在深圳要做大經濟規模也很容易，要不分能源消耗、不分排放指標的限制，去引進粗放型產業，經濟總量很快就能做大，但城市環境就會受到巨大的影響。”
深圳一方面自我節制，另一方面則注重提升質量。
深圳的高科技產業讓珠三角另一核心廣州市頗為羨慕。目前深圳大小高科技企業超過了3萬家。蔣尊玉說：“只要為這些中小高科技企業把空間騰挪出來，他們是不愿意走的。因為它是從零開始，從深圳成長起來，到這個時候如果說沒有空間，它肯定要走，如果你有空間，它是不會走的?！?在蔣尊玉看來，高科技企業上下游鏈條非常關鍵，只要政府多為企業創造條件，未來可能經過十年到十五年，可能會有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華為成長起來。
在被視為深圳未來發展極的前海，則采取了更為苛刻的開發要求，4月份剛剛通過的《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綜合規劃》中，表明前海將重點發展金融、現代物流、信息服務、科技服務和其他專業服務，而更重要的是強調前海的開發一開始就要打造成為綠色、低碳和現代化的生態之區。
在許勤看來，深圳市是在用更少的資源、更低的環境代價，甚至是在修復環境，在恢復生態的情況下發展經濟，他認為“這才是真正的民生幸福城市”。
改革的“銳氣”在哪里？
向前闖的過程中，深圳改革的銳氣在哪里？
深圳改革動力不足的問題一再被人提及，“原來都是雙手空空跑到深圳來闖事業，現在深圳很多人都是既得利益者，一窮二白和腰纏萬貫，完全不同了?！本C合開發研究院戰略研究中心主任馮蘇寶并不否認這些年來，深圳市政府想得比較多，提的理念、發展思路也很多，“但做得很少，其中有方方面面的原因，改革動力不足便是其中之一。”
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廣州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彭澎也認為，深圳目前最大的困境就是“特區不特”了，“改革的銳氣削弱了”。
5月10日，在廣東省黨代會上，有記者直接拋出“深圳改革銳氣是否衰退”的問題，一直仰頭傾聽的廣東省委常委、深圳市委書記王榮，直接按開了面前的話筒，毫不猶豫地回應了這一問題?！拔覀儾徽J同深圳近年來改革銳氣下降的說法。但是要看到，改革進入深水區以后，改革難度越來越大，改革涉及面越來越廣，如果說當初的改革需要勇氣，那今天的改革更需要智慧?！?/p>
隱藏在王榮話語背后的，或許是對“既得利益者”們的無奈，在不久前的一次接受媒體采訪時，王榮的表述則更為直接，“應該說，當前推動改革比過去30多年任何時期都更加艱難?！^過河’改革的時代已逐漸過去，理性改革和決策問責的時代正在到來。這對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戰。尤其是社會管理的加強與創新。既有水太深、改革的‘石頭’難以摸著的問題，也有社會轉型期矛盾疊加、河里的‘礁石’太多的現狀。”
深圳面臨的困境，深圳市委書記王榮心知肚明，在之前的2010年深圳市第五屆黨代會上，王榮曾一口氣列出了深圳面臨的八個方面的困難和問題，包括經濟內生動力不足，土地、資源、人口和環境約束，經濟社會轉型矛盾凸顯等。
作為廣東改革開放的“突擊隊”和“排頭兵”，深圳的突破口在哪里？
王榮給出的答案是，深圳將在三方面全力突破。一是進一步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繼續轉變政府職能。二是要進一步處理好“市場”與“社會”的關系，加強社會領域的改革創新。三是要進一步處理好“市場”與“法治”的關系，進一步加強民主法治建設，將其作為新時期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重要保障。
大部制“微調”前行
在過去三年多的施政中，王榮和他的同僚們正努力解決這些難題。
2009年7月，王榮履新深圳，其后一年他完成了從一個陌生人到代市長，再從政府“班長”接棒深圳市委書記的多個重要角色變化。解決深圳成長中的煩惱，王榮給出的破解方案是：“特區要繼續為全國改革‘闖’盲區、破‘難區’、趟‘雷區’”。（《小康》2010年10月刊“王榮的深圳一年”）
2009年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獲批，之后深圳迅速出臺《深圳市綜合配套改革總體方案》，把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作為深圳改革的重點方向。深圳大部制改革隨后啟動，在39天內縮減15個政府部門，精簡400人。2010年年末，深圳更是首開先河，將建設公民社會寫入了“十二五”規劃。
但大部制改革實施近三年，卻面臨行政效率降低、管理對接困難等一系列困擾。
2012年深圳“兩會”上，數名深圳市政協委員聯名提案對深圳大部制改革中面臨的問題進行反思，提案舉例稱：“科工貿信委對產業實施統一管理，并重在管規劃、管政策、管標準，指導行業發展。但龐大的機構運行起來，反而影響了政府的依法行政效率。如科技創新的行政服務比大部制前弱化了?！?/p>
此后的2月10日，深圳市原科工貿信委低調摘牌，其各項職能被分拆放到新成立的深圳市經濟貿易和信息化委員會、深圳市科技創新委員會。這是大部制實施三年來首個被拆分的部門。
即便被外界認為大部制后整合最成功的市場監督管理局（知識產權局）亦面臨諸多服務難題，局長徐友軍近日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透露， “大部制改革剛開始的時候，形式上都合到一塊兒了。由于沒有把權力還給社會，沒有實現社會共治，我們的工作負荷成倍增加。”他相當委婉地說：“大部制改革并非越大越好，它的方向我認為是還權于社會。政府將權力全部摟在手里是不恰當的、不合適的?！?/p>
深圳某智庫曾受命對大部制改革進行民間調研和測評，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里，他們發出了7000多份問卷，對各個部門、企業、公務員、社會民眾進行了深入調查了解。最后形成的結論并不樂觀，這一調查最后上報給了深圳市決策層作為參考。
“職能不明顯，流程更復雜，委、局、辦三層的決策執行并沒有形成相應的機制。高層冗員特別多，有的多達十幾個局級干部，基層執行人員沒有增加，真正干事的人少。”一位參與調查的研究員指出其中主要問題癥結。
政府自我削權的目標，除了簡政，最重要的還是放權。
2011年，深圳確定32項改革計劃，并且重啟改革辦，由深圳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張思平掛帥，提出涉及財政預算公開、公務車改革等32項改革。2012年，王榮將其定位為深圳的改革攻堅年，根據《深圳市2012年改革計劃》，深圳將重點推進22項改革。其中，商事登記制度、公立醫院醫藥分開以及土地管理制度三大重點改革方案引人矚目。5月7日，商事制度改革在深圳啟動，政府大幅度放寬企業準入門檻。5月25日，“深圳市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綜合試點”正式啟動，其亮點是產權制度革新。
流動人口減少的原因范文4
（西南大學地理科學學院，重慶400715）
摘要：土地動態變化的研究對于土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社會的和諧發展都有重要作用。運用遙感技術能夠高效、精確地對土地利用動態變化進行分析。以單縣為研究對象，運用ENVI軟件，對山東省單縣2000年和2009年兩期遙感影像進行配準、裁剪、監督分類等操作，將該縣土地分為耕地、林地、居民地、湖泊、河流、其他用地六種類型。結果表明，從2000年到2009年，居民用地、林地不斷減少，耕地、湖泊的面積在擴大，其中湖泊的年變化速度最快，其他用地在大幅度減少?？傊摽h要嚴格控制人口增長；實行退耕還林政策，提高耕地的質量；合理開發、規劃土地，處理好單縣的城市發展與耕地、林地之間的矛盾，實現該縣土地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 ：遙感影像；土地利用；動態分析；單縣
中圖分類號：S127；F301．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39－8114（2015）03－0550－05
土地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地方，同時也是一種不可再生資源。隨著現代社會的迅猛發展和人口激增，人們對土地的需求也迅速增加，對土地的利用范圍、強度不斷擴大，從而改變了地表形態，土地稀缺問題日益突出，因此土地的動態變化分析成為一個關鍵而迫切的研究課題［1］。遙感影像的多時相特征能夠為土地利用動態監測提供豐富的可供定性、定量的分析數據，在國內外土地利用動態分析中應用廣泛。
近年來，中國區域土地利用變化的研究一直受到眾多研究者的高度重視［2］。他們一般都是利用同一地區兩期或多期遙感影像，利用RS／GIS技術，研究土地利用的變化量、變化幅度、動態度等。在中國東北、華北、西南、華南等地區進行了較多的研究，主要是對城市等大尺度范圍研究較多，對于中、小尺度范圍，尤其是縣級的研究較少。本研究利用單縣的土地利用動態變化，研究小尺度范圍的土地利用變化情況，為今后小范圍的研究提供參考；同時，對產生土地動態變化的原因綜合分析，提出可行性建議，為單縣今后發展提供參考。
研究以單縣2000年和2009年兩期遙感影像為基礎，利用RS技術定性和定量地分析單縣近10年的土地利用的動態變化，為單縣等小尺度區域今后更好地利用土地和生態環境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支持。
1研究區域概況
單縣隸屬山東省菏澤市，位于東經115°48′－116°24′和北緯34°34′－34°56′，地處北溫帶黃河沖積平原，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境內物產豐富。單縣自古以來就是溝通中原和華東的要道，圖1為單縣在山東省的地理位置。
2土地動態變化分析方法
2．1原始資料選取
遙感影像包含了地理目標的大量空間、光譜和專題信息，是土地分析很好的數據源。本研究選擇分辨率為30 m的單縣2000年和2009年兩期遙感影像來分析土地的動態變化。
2．2影像處理
ENVI軟件能夠實現影像處理、幾何校正、矢量化等多種功能［3］。研究運用ENVI 4．7進行前期的圖像處理和分類工作。多圖像就是同一地區不同時刻的圖像或者是不同傳感器獲得的多種圖像［4］。本研究就是利用2009年影像對2000年影像作幾何校正，均勻地選取20個同名控制點，利用多項式校正法，對影像進行幾何配準。再利用單縣的矢量輪廓進行精確裁剪。為了提高圖像的可解譯性，采用信息量最豐富的543波段合成效果很好的假彩色影像。
利用ENVI軟件，假彩色影像為底圖，按照目視解譯標志和國家土地利用類型標準等，運用最大似然法，掩膜處理后，對單縣進行監督分類（圖2、圖3），結果分離性精度均大于1．95，目譯為耕地（紫色）、林地（綠色）、河流（淡藍）、湖泊（深藍）、居民用地（紅色）和其他（橘黃）六類。然后選取5×5大小平滑窗口進行濾波方法處理噪聲［5］。最后采用混淆矩陣進行精度評定，2000年分類結果的Kappa系數為0．985 7，2009年的Kappa系數為0．994 8。
2．3分析流程
對單縣土地動態變化的分析，主要進行了收集研究區域資料、影像預處理、監督分類、分類后處理、土地統計分析等工作，最后對單縣土地的動態變化進行驅動力分析，工作的流程如圖4所示。
3結果與分析
3．1土地數據分析
在ENVI中，得到單縣各類型面積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從表1可以看出，從2000年到2009年單縣用地類型為其他用地的變化最大，所占比例由1．90％下降為0．02％。林地、居民用地在不斷減少，其中林地的變化較大，所占的比例由69．07％下降到55．46％，而耕地和湖泊用地在大幅度增長，其中湖泊用地增長最快，所占比例由0．22％增加到1．92％，河流的變化比較平穩。
把表1分類的數據導入Excel中，制作了單縣土地利用分類圖如圖5、圖6所示。
3．2土地利用變化分析
3.2.1土地利用變化幅度土地利用的變化幅度是指土地利用類型在面積方面的變化幅度，體現在不同土地利用類型的總量變化上，通過分析土地利用類型面積的總量變化，可反映區域土地利用變化總態勢和土地利用結構變化信息［6］，表達式為：
在上面的公式中，表示研究區域所研究的時段內土地利用變化的程度，Ub和Ua分別表示研究區末期和初期某種土地類型的面積。對單縣兩期影像進行分析，結果見表2。
在表2中，負值表示減少。由表2可以看出，從2000年到2009年，湖泊變化幅度最大，達到762．7％，面積增加了27．84 km2。耕地也有很大的變化，增加了259．31 km2，變化幅度為100．26％。劃分為其他用地的土地，減少的幅度最大，為－99.00％，面積減少了30．9 km2。居民用地的面積在不斷縮小，變化量為－39．63 km2，變化幅度為－21．65％。林地在10年間也不斷減少，變化量和變化幅度分別為－223．57 km2、－19．70％。河流的面積變化不大，比較平穩。
3.2.2單一土地利用變化速度單一土地利用的變化速度又稱為動態度，是指在一定的時間段內，某種類型土地利用的數量變化情況［7］。土地利用動態度可定量描述區域土地利用變化的速度，它對比較土地利用變化的區域差異和預測未來土地利用變化趨勢具有積極的作用［8］。一般情況下，單一土地利用動態度公式為：
在上面的公式中，T為研究的時間，分析的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2數據制作了更為直觀的各類土地利用動態度的比較圖（圖7）。
通過圖7的分析，湖泊的面積增長速度最快，達到了年均增長76．27％。其次是耕地也在不斷增加，年均增長速度為10．03％。土地利用類型為其他用地的土地在急劇減少，年均減少為9．90％。居民用地、林地的用地也在不斷地減少，動態度依次為－2．17％、－1．97％。單縣土地利用變化的特點是，不斷占用居民用地、林地的面積，由此會產生一些負面問題。
3．3驅動力分析
驅動力主要指引起各個土地類型的面積發生變化的自然和社會人文因素。影響單縣土地動態變化的驅動力主要從以下方面來分析。
3．3．1自然因素影響單縣土地動態變化的主要自然因素有氣候、土壤、地形。
1）氣候影響。單縣地處黃河沖積平原，主要受到溫帶季風氣候的影響，季節間的先旱后澇，澇后又旱，年際間的旱澇，多年間的連旱連澇，使農業生產長期以來不穩定，農作物產量減少，因而一些其他用地的土地被開發為耕地、湖泊等，其他用地面積大幅度減少。
2）土壤地形的影響。單縣南鄰黃河故道，由于歷史上黃河多次決口，泛濫沖積形成各種微地貌類型，有河灘高地、河槽地等。土壤主要包括潮土、鹽土和風沙土三大類，潮土占據了該縣土地的90％以上，由于該種土壤大部分屬于中、低產土壤，作物產量低而不穩，對于土質較差的土壤便轉換成了湖泊等用地，林地的面積卻在不斷減少。
3．3．2人文因素
1）人口增長。人口作為土地利用變化研究最為活躍的因素，一直以來都作為研究的熱點。人口的密度與土地利用變化速度呈正相關關系，人口增長的速度越快，土地利用變化也越快［9］。人口因素對土地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方面：首先是人口增長對土地的壓力；其次是改革、治理和開發土地的生產力［10］。人口增長對單縣土地變化的影響主要有以下表現：單縣近年來人口增長，首先是來自人口的自然增長，其次是旅游的發展帶動外來流動人口的增加，全縣每年接待國內外游客10多萬人次，該縣湖泊的面積在旅游業帶動下大幅度增長。
人口數量增多，需要更多的耕地來養活激增的人口，因而耕地大增，壓縮了居住用地、林地的面積。人們對森林不加節制地砍伐，肆意地毀林開荒、破壞植被，導致林地的面積減少，不僅減弱了森林凈化空氣的能力，而且很容易引發一些次生的自然災害如泥石流的發生。為了緩解人地之間的矛盾，該縣一部分土地類型為其他用地的土地被開發，這也是近10年來單縣未利用地大量減少的一個重要原因。
2）經濟發展。自2000年以來，單縣的經濟發展很快，直接影響了土地開發利用的規模、結構等。首先，近年來單縣經濟飛速發展，城鎮建設增加，鄉鎮企業迅速發展，農村城鎮化的加快，大量的居住用地、林地轉變為了湖泊、耕地；其次，跟隨全國旅游熱的大潮，單縣旅游產業也飛速發展，該縣西南的浮龍湖水庫被開發成了風景旅游區，水庫周圍的林地、居住用地也被大量占用，極大地擴張了湖泊的面積；單縣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如煤、石油、天然氣、鐵礦等，經濟的發展，礦產資源的需求量增加，導致了該縣地表植被、林地的破壞，當地的環境也遭到了破壞。
3）國家政策。作為土地利用的直接決定因素，國家的政策在社會經濟發展中一直起著重要作用，宏觀調控社會經濟的發展，深刻影響區域土地利用結構變化［11］。單縣積極響應國家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號召，促使該縣湖泊面積增加，從而較好地改善了當地的環境。
在農業方面，自從2006年國家全面減免農業稅以后，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很多農戶調整了自己的生產結構，經營以楊樹、桐樹為主的速生豐產林、經濟林，單縣還形成了糧棉、油料等10個標準化生產基地。在工業方面，單縣運用產業集聚效應，已經逐漸成為海內外企業進入中國市場和沿海企業轉移內地的首選地之一。這些生產基地、企業需要大量占用林地、居民用地，在利益的驅動下，導致居民用地、林地被開墾為耕地，面積在不斷增加。
4結論與建議
通過對單縣兩期遙感影像的分析，運用遙感知識和相關的軟件，總體上了解了單縣土地利用變化的情況。自2000年到2009年，該縣的土地利用還是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傮w來說，居民用地、林地不斷地減少，耕地、湖泊的面積在擴大，其中湖泊的年變化速度最快，其他用地在大幅度減少。
單縣土地利用結構的變化可能引發一些問題。居民用地面積減少很容易造成人口住房難、房價大幅度上漲的嚴重后果。另外，該縣其他用地在大幅度減少，后備土地資源嚴重不足。耕地增加、林地減少，植被的覆蓋度降低、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直接或間接地造成水土流失、土地污染、地面塌陷等問題。
對于單縣土地利用結構變化可能引發的問題，提出以下建議。首先，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當一個地區的人口數量超過當地的承載能力時，違背了客觀規律，必然導致土地資源和環境的惡化?？刂迫丝诘脑鲩L速度，也就意味著降低了人們對農、副產品的需求量，從而能夠很好地緩解對耕地的壓力。人口減少了，對住房的需求也會減少，能夠緩解居民用地不足的問題。其次，實行退耕還林政策，提高耕地的質量。耕地的保護是作為解決糧食問題的重要途徑，但該縣耕地近年來的增加，從另一方面也說明了耕地的質量在下降，今后要合理地改造中低產田，加強潮土的合理利用與改良，實施水、旱、風、沙、堿、漬綜合治理的措施。盡量使用土壤肥力低的土地來進行非農業建設?？梢园岩恍┩临|較差的耕地退耕還林，種植一些經濟林、速生豐產林等，既美化了當地的環境，還發展了單縣的經濟。最后，合理開發、綜合規劃土地也很重要。單縣的煤炭、油氣資源較為豐富，大量開采造成了部分地區的地面塌陷、沉降，給今后的土地利用帶來很大的困難，要進行有效的改造、適度的開發利用。進行土地資源的合理規劃，合理用地、集約用地，采取有效措施解決土地后備資源不足的問題。
通過以上的分析，為單縣政府制定相應的土地利用政策服務，是積極應對單縣人口不斷增長和未來可能出現巨大人口壓力的迫切需要；也是為該縣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提供智力支持。
由于研究方法有限，沒有更精確地分析出土地利用動態變化具體的位置、變化量的多少，改進研究方法是今后研究要解決的問題。
總之，單縣要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堅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處理好單縣的城市發展與耕地、林地之間的矛盾，逐步實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的統一，為建設美麗中國作出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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