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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融合的方式范文1
新媒體時代，隨著網絡的迅猛發展，網絡媒體和自媒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沖擊著電視媒體的發展。因此，為促進電視媒體的發展與完善，電視媒體需要和新媒體進行融合發展，創新視聽媒體新產業。
一、新媒體時代地方電視媒體面臨的挑戰
（一）傳播技術的挑戰
很多電視媒體因為受到地域制約，局限性大，而新媒體能夠通過網絡跨區域傳播。此外，電視媒體時效性與新媒體相比，仍然存在巨大差距，所以在二者共存條件下，很多觀眾會選擇新媒體，這就會忽視了電視媒體[1]。
（二）傳播方式的挑戰
傳統媒體時代，很多觀眾都是被動的收看節目，經常是電視媒體播放什么就看什么，自主選擇余地比較小，信息的交互性比較差。而在新媒體時代，觀眾是信息的接收者，其自主性比較強，同時屬于信息傳播主導者。傳統電視媒體一般是通過圖像、文字與聲音的融合來傳遞信息，其中，聲音屬于主體，一旦沒有聲音，就會影響受眾的接收效果。而新媒體傳播依靠的是互聯網，主要包含圖片、文字、動畫與聲音，可以讓接收者有直觀感受。
（三）傳播功能的挑戰
傳統電視媒體的兩大主要功能是信息傳遞與娛樂。在新媒體時代，與電視媒體的播報速度相比，新媒體的傳播速度相對較快，可以滿足觀眾快速獲取信息的需要。另外，現階段更接地氣的網絡自制節目的興起與發展，使新型媒體娛樂功能逐漸變成觀眾首選[2]。
（四）觀眾群流失的挑戰
相對新媒體便捷的信息獲取功能，電視媒體受地域與資金等限制，新聞報道輻射范圍縮小，這在某種程度上會導致電視媒體觀眾群的流失。
二、地方電視媒體和新媒體融合發展的方向
（一）信息傳播由單向陳述式轉變成互動式
近年來，自媒體逐漸變成新媒體的市場傳播主流，大多數人都希望信息采集具有自主性，新媒體也不再只是為了接受信息，更多的是為用戶提供表達渠道，并且信息也精益求精。但是電視媒體由于無法滿足新時代人們自我的訴求，因此，人們對電視的接觸程度也越來越低。這就需要電視媒體和新媒體進行融合發展，建立線下平臺，與媒體自身特征相結合，保證電視媒體的經營多元化[3]。
（二）信息傳播逐漸從平面化轉向立體化
在數字化與電子科技時代，電子設備的種類越來越多，信息的載體也不只是電腦與電視，伴隨各種移動設備發展，逐漸出現可穿戴的移動設備，突破了場景約束、時間約束與空間約束，新媒體展示途徑與渠道不僅可以和新媒體市場傳播相適應，而且能夠靈活應用在新媒體和電視媒體的融合發展中。以往，電視媒體在傳播信息時，對于傳播反饋數據采集與后期效應并不重視，沒有準確把握市場革新的方向，致使電視媒體的市場競爭力逐漸下降。在新媒體時代，交互平臺的經營比較靈活與多變，可以與市場相適應，并且新媒體的傳播平臺多角度與多樣性可以確保信息傳輸實時性[4]。
三、地方電視媒體和新媒體的融合發展路徑
（一）對資源進行整合
在電視媒體和新媒體的融合過程中，不能一味依賴新媒體，需要電視媒體有一個獨立發展的方向。電視媒體不僅要對新媒體以及自身的資源進行整合，還要對自身資源網絡進行豐富，應用相應的方式對節目內容進行擴展，提高電視媒體影響力。事實上，無論新媒體還是電視媒體，資源整合都至關重要，若在整合資源時，無法全方位分析，就會導致報道資源社會價值降低，難以吸引更多的觀眾。因此，要解決上述問題，需要我們高度重視資源整合，全面分析新聞報道之前的資源，保證所報道資源是觀眾比較關注的。唯有了解觀眾需求，才可以提高報道內容關注度，促進新媒體和電視媒體的融合發展。
（二）制定科學的經營方式
隨著融合的深入，新媒體和電視媒體融合的方式也會越來越靈活。但是新媒體和電視媒體融合經營的模式需人工制定，然后根據需要選取合適模式。首先我們要分析電視媒體經營模式與新媒體經營模式的優劣，調查新媒體受到人們追捧的主要原因，然后借鑒。方便我們和觀眾進行互動，拓展節目受眾范圍。此外，新媒體可以實時更新，方便觀眾及時了解各種大事件，新媒體的這些優勢都值得電視媒體學習。這樣不僅可以改善電視媒體形象，而且能夠達到傳遞信息的作用。
（三）正確看待新媒體技術
在推進新媒體和電視媒體的融合發展時，工作人員需要端正對新媒體的態度，將新媒體當做獨立個體。就目前而言，微傳播形式包含微博與微信等，并且微傳播客戶量也在逐年增加，這是國內新媒體發展趨勢。在電視媒體和新媒體融合時，要充分了解兩者的優勢與劣勢，做到優勢互補。新媒體發展無疑給電視媒體發展造成一定的沖擊，分流了部分受眾群體，影響了電視媒體發展，但同時也帶來了發展機遇。因此，我們需要順應時代的發展潮流，充分應用新媒體資源，促進電視媒體發展與完善。
結語
綜上所述，即便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在某種程度上沖擊了電視媒體發展，但是這對于電視媒體而言，無疑也是一個發展契機。換句話說，現階段電視媒體若想不被淘汰并獲得發展，必須要尋找和新媒體融合的關鍵路徑，在電視媒體發展中融入新媒體技術，對電視媒體信息傳播慢，資金消耗大等缺陷進行彌補，進而實現新媒體與電視媒體的雙贏。
注釋：
[1]洪昕.淺析新媒體時代下區縣級電視臺的轉型之路――以廈門市海滄區廣播電視臺發展為例[J].東南傳播，2015（8）：66-68.
[2]張娟.城市臺新興媒體如何做好核心價值觀報道――以鹽城廣播電視臺新媒體中心的實踐為例[J].中國記者，2015（5）：88-89.
[3]朱欣英.新媒體時代廣播電視面臨的機遇與挑戰――解構洛陽廣播電視臺應對變局的實踐[J].新聞愛好者，2015（12）：76-78.
[4]朱倩、蔡慶國.小軟件融合大電視 小應用撬動大轉變――安徽廣播電視臺公共頻道新媒體探索之路[J].電視技術，2015（6）：114-115、117.
媒體融合的方式范文2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類平等的金鑰匙。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把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nother buzz word in the futurist discourse. While celebrated as the inevitable path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sperity， media convergence is actually a marke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on the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rough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North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demystified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criticall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inform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es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players i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cognizing the deepen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as an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useful vehicle through which scholar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媒體融合”，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它的內涵與外延非常的豐富，人們對媒體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潛在的經濟邏輯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作為歷史現象，媒體融合的發展也還未有終結。處在最活躍的經濟和技術領域，媒體融合的走勢受到宏觀政治、意識形態、產業政策、市場、技術、核心價值和社會大眾的多方影響。介于“媒體融合”是一個動態的學術熱點，本文試圖粗略地歸納出幾種比較突出的研究途徑和角度。特別是站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本文旨在審視北美學者近幾年內對“媒體融合”現象的預測、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論分析框架?？傮w來說，北美學者對媒體融合的探討大致分三大重點：第一個重點考量媒體融合這一歷史現象的性質，并試圖解釋趨勢背后的主要推動力和阻力; 第二個重點通過實證研究方法，對媒體融合的具體狀況加以分析。對于新媒體政策與新融合經濟的解析是這個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個重點涉及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反映在大眾政治、公共文化、社會關系上的種種深刻影響?？梢哉f，一方面，通過對當今全球資本主義格局的分析，北美傳播學，特別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繚亂的技術未來主義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認識到在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響下，媒體融合已超越言論，成為了實實在在的、承載國際政治經濟角逐、影響國內社會權力結構的重要歷史趨勢，北美學者也因此給于媒體融合足夠的重視，對這個歷史進程在當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機構和權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機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體融合？
媒體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學學者Ithiel de Sola Pool 提出的。 他在1983年的專著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把媒體融合描繪成一股未來趨勢。這個概念泛指由數字技術所帶來多種媒介載體相互融合的技術演變。根據這個概念，在數字技術的影響下，信電、電話、電報、大眾傳媒之間原有的行業隔離與技術區別正在逐步消失。未來， 某一物理媒介—無論它是無線還是有線，無論是電波還是電纜—將能承載所有的語音、圖像、數據、以及視頻的傳遞； 同理， 原本只能由傳統媒體提供的信息， 例如印刷品、廣播和電話，也將不再限于它們原來特定的載體 （Jenkins， 2008: 10）。 3G手機、數字電視、網上廣播、還有眾多網絡互動媒體的出現都是媒體融合的具體例子; 這些技術的進一步推廣也對網絡帶寬和終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術要求。
總的來說，“媒體融合”是西方未來主義思潮的又一流行詞匯， 是繼“信息社會”、 “第三次浪潮”、“后工業社會”之后的又一熱點。在未來主義的詞匯中， “媒體融合”以技術演化為核心標尺，對技術帶來的社會經濟變化又持有實在化的觀點。作為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對新技術革命的主導思潮， 未來主義反映了政治經濟權力精英對人類社會發展未來前景的主觀愿望。 技術未來主義一大特點是把科學技術偶像化、自在化、絕對化， 但同時又回避國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科學技術的深刻影響與限定。無獨有偶，北美傳播學主流思想為未來主義的流行貢獻了一臂之力。 比如， Murray （2003）就曾預測數字化的內容下載功能將進一步推動媒體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認，技術演變是媒體融合現象的重要特點，“媒體融合”的口號也確是強有力的言辭。但是，作為一種學術理論框架， “媒體融合”有明顯的盲點。脫掉“科學技術”客觀性的偽裝，“媒體融合”實質上是帶有強烈價值傾向的規范性框架：一方面， 它為“革命式”的技術創新而加油歡呼；另一方面，社會輿論卻領會不到融合潮流實質上是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自我再造重組的有機組成部分。通過對新技術寓言式的描述，“媒體融合”潛在地為維護并重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核心優勢做了鋪墊 ，埋下了伏筆。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未來主義把“新科技”對歷史進程的影響放大到絕對主導的地位， 但是伴隨著國際資本和西方發達國家實實在在的推動，媒體融合已從主觀預測轉變為有自我實現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話語范疇的現實影響力。特別是美國1996年的電信改革，不僅取消了原來的行業隔離，不再禁止電信運營商進入有限電視和網絡服務行業，更是搶先全面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電信、廣電、計算機網絡在內的美國傳播行業，因而迫使英國和歐盟國家緊隨其后以期提升本國媒體資本在國際化的市場競爭中的實力。在自由化的市場機制的激勵下，壟斷集團通過融合強占先機，以期制定規則，主導轉型（Zhang， 2002: 38)。可以說通過迎合跨國壟斷集團資本擴張的本性，這一歷史性改革標志著新自由主義機制的興起，其深遠的影響力波及了整個國際傳播體系。
就在市場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動下，自九十年代以來，融合潮流變得相當明朗。盡管技術演變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術革命為理論框架的學者眼里，新技術就成了凌駕于政治經濟結構之上、自成體系的歷史推動力。當然，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 Mueller(1999) 就描繪了由電子技術帶來了媒體經濟和技術組織結構的重大變化。根據Mueller， 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已流傳了近25年。自從互聯網和數字技術誕生以來，關于互聯網是否會最終促成媒體融合的討論就不絕于耳（Mueller: 12）。在互聯網時代， 技術進步顯然已將媒體融合變成觸手可及的現實。但是，如果這個趨勢至今還沒有充分實現，是什么樣的非技術阻力導致的？哪些機構，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動或延緩這個趨勢？哪些地區國家，哪些社會團體，哪些權力集團將從媒體融合的大潮中獲利？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不斷演化的歷史進程，在世界各國的發展程度也大相徑庭，這些結構性、實質性的問題將引導學術界的討論。
當然，不同的學術流派對于這些問題的解答也不盡相同。首先是機構研究。機構研究以引導機構改革、促進融合為目的，著重分析和評估融合的具體政策和現狀。這類研究默認并接受了主導媒體融合的商業邏輯，其研究的目的也是為了完善并促進資本主義技術改革，推進在“新自由主義”引導下的全球信息體系的重組與再造。比如說，Dong-Hee Shin (2006) 就韓國的發展狀況，認為目前媒體所有制結構，監管部門結構，以及媒體管理政策從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體融合。Baldwin， McVoy 和 Steinfield 在他們的專著里(1996) 也指出媒體融合的實現不僅僅包含技術問題，還涉及到產業運作、商業文化、融資方式、基礎設施、產業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個國家的特定環境，站在經營策略的立場，這些論述著重討論“如何做”這一實際的操作性問題，為幫助實現跨國抑或本土資本在這一重大媒體產業變革中的取得戰略地位獻計獻策。
機構研究的“改良主義”的前提有意無意地提示我們：媒體融合決不是簡單的、必然的技術潮流，因為政府政策、經濟行為、意識形態、乃至資本主義的國際生產關系對媒體融合有決定性的意義。在這個理論架構下，“媒體融合”成為一個縮寫，泛指在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由一系列技術演化、產業重整、市場改革和相關政策組成的現象(Blackman， 1998)。因此，相對于未來主義科學技術絕對化和自在化的邏輯，傳播政治經濟學學者更加贊同這種社會化、機構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機構研究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默認或回避的態度，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的理解有意識地跳出“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思維模式，并直截了當地解析全球資本主義系統與傳播信息體系之間日益復雜交錯的關系。在他的專著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中， Schiller就主張把媒體融合的本質看作是國際資本擴張和重組的又一個歷史表現，并指出“媒體融合”這個概念使公眾錯誤的認為融合是不可逆轉的技術進步的必然 (Schiller 2007: 103)。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下，“信息”作為一種資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場經濟活動中去了，成為創造剩余價值的商品，同時也是資本積累的平臺；在信息經濟的旗號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關心的是資本通過傳播信息平臺在全球范圍的積累，只要能增加利潤，這個體系中的主導者有意摧毀任何國家或地方干擾利潤實現的現有技術體系、制度、傳統和機構。從這個意義上，媒體融合說明資本邏輯滲透全球傳播體系的規模和深度的不斷擴張。有別于機構視角，批判政治經濟學往往突出國際資本活動所起到的隱形的，但實質上相當核心的主體導向作用，并且描述這個復雜歷史過程中所上演的種種矛盾、斗爭、控制，進而說明社會變革的根本性質和方向。
此外，由商業邏輯為主導的媒體融合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進的。那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媒體融合的看法與做法一致嗎？新媒體的普及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機會嗎？當發展中國家加速融入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國家政府與本土資本是否有能力有選擇地介入媒體融合，并從中獲得實質性的實力增長？當地的人民大眾能否從中贏得更多的權益？當日本韓國成為媒體融合的先導國家，跨國資本在這些亞洲國家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新媒體的出現會促進本土文化的發展？抑或是遏制它？隨著媒體信息產業變得越加重要，它與國際政治和區域經濟之間又有什么樣的緊密關聯？在數字化和網絡化的新媒體環境下，這一系列關于國際關系和跨文化傳播的“永恒”問題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說，Jussawalla (1999) 就曾探討過信息技術融合對亞洲區域經濟的影響；Msimang (2001) 則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想改變相對落后的被動狀況，面向媒體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發達國家自由經濟的模式； Boyd-Barrett (2006)更進一步指出數字媒體在國際上的擴張幫助重整國際資本所操縱的媒體霸權?？偟膩碚f，從比較與跨國視角出發，如果媒體融合是信息技術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體產業在國際上的演變能幫助我們理解重大的國際權力的動態結構嗎？
二、新媒體政策與融合經濟
毋庸置疑，媒體融合給行業監管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原本是在相對獨立的監管制度下發展的。具體的說，在歐美地區，電信監管政策強調對基礎設施硬件的管理，但視內容為超出監管范疇的私人問題；出于保護文化多樣性和維護弱勢群體的話語權，廣電的監管則側重內容管理；同時，信息與網絡產業則是在相對無監管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Blackman， 1998).但是面對媒體融合，原來各自分立的行業監管不得不重新調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間的爭論與沖突不可避免。對于這些爭論的記載和分析有助于說明媒體融合的多重主體性與復雜的內在矛盾。
同時，從宏觀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全球體系自八十年代以來的發展更是把關于融合政策的爭論設定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主導下，為了迎合國際壟斷集團搶占國際市場的戰略，歐美電信、廣電、信息行業監管政策都紛紛鼓勵自由化的機制，推動最大限度地開放市場（Schiller，2007)。同時，隨著發展中各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歐盟這樣的“超國家組織”，規范化的條約更加速了國家傳播產業本身以及以傳播產業為渠道而進行的與全球市場體系的融合。在這樣的背景下，融合政策還能在“社會公正，公平競爭，和消費者利益”之間作出比較公允的平衡嗎（Simpson， 1999)？就全球媒體經濟而言，劇烈的市場改革和產業重組將改變以往經濟實體之間的動態平衡嗎？
首先，在基礎設施這一層面，就存在許多關于發展趨勢的爭論。比如說，當電信與廣播電視產業日趨重疊，“融合式”的監管架構是否會削減原來受推崇的媒體多元文化的保護制度。(Simpson，1999)？當電信運營商也開始提供媒體服務，怎樣才能保證其他服務供應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商的惡意排擠(Blackman， 1998)？由于兩種以上的技術都可以實現寬帶傳播，采用哪種技術來建設信息基礎設施也將對經濟社會產生深刻的影響（Benkler， 1998; McKnight，2003).總而言之，在媒體變革的過程中，種種有關技術標準、市場準入條件、以及行業準則的監管政策都將影響未來媒體格局，因而至關重要。
其次，媒體融合還促使了許多新型終端和新型服務的出現；雖然傳統媒體并不會徹底消亡，但卻經歷巨變。重要的是，這些劇烈的變革鼓勵社會各界重新審視貌似永恒不變的媒體結構和媒體權力分配， 因此孕育了大量的爭論和動蕩。以數字電視為例，承擔著公共服務功能的非盈利性媒體應當怎樣應對和適應數字化的挑戰？在以數字技術為載體，網絡為紐帶的，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下的多媒體環境里，什么樣的媒體監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護“公共利益”這一核心價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經濟的大環境里，數字電視的推動是由目前的壟斷企業領導？還是通過政策介入把市場準入條件降低 (Casta?eda， 2007)？可見，即便在歐美資本主義經濟的大環境下，傳播信息體系不僅是資本利潤最大化的載體，還承擔著重要的社會公益責任。因此，有關媒體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業邏輯、權力結構和社會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訴求下被左右著前行的。到目前為止，在新自由主義體系下，商業邏輯凌駕于媒體社會公益的責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體在社會效益中的貢獻。當然，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一段尚未完結的歷史進程，最終的收益者將由歷史裁定。
就媒體經濟而言，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正在經歷劇烈的擴張，同時，其內部的市場格局也是動態的。在新自由主義和媒體融合的雙重導向下，傳播體系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經歷了結構性的調整。這一結構性的調整不局限于技術層面，而是涉及到資本主義媒體經濟內部的實力較量和重整。一方面，處于優勢地位的跨國壟斷集團試圖鞏固并進一步壯大其市場實力；另一方面，傳播信息體系在全世界范圍的調整也給新興的市場經濟主體帶來了機會。
具體的說，由于媒體融合的前提是網絡基礎設施和服務產品的重建和升級，這促使目前仍處于優勢地位的電信公司、傳統媒體、和硬件制造產業通過種種方式改變生產結構，切入新興市場，以適應變化，因而引發了產業結構、市場結構、部門結構的變化。目前，國際壟斷媒體公司已利用他們在資金、技術、人才和政治影響力上的種種優勢，通過擴張，兼并、重組等途徑，搶先把媒體融合納入公司發展策略中；換句話說，跨國媒體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導媒體融合的走向，媒體融合也改變了它們的商業運作方式(Arsenault & Castells，2008；Chon et al.， 2003)。與此同時，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國際生產鏈也經歷了重大的重組配制。電信、廣電與信息產業的廣泛融合甚至改變了這些細分產業內部的產業鏈結構，因此影響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 2001)。除了國際資本的帶動和跨國產業的結構調整之外，國內的政治經濟原因，特別是不同部門、不同經濟實體乃至階層利益之間的博弈，都可能影響以媒體融合為其點的產業格局的發展方向（Zhao，2005; Wu，2009)。可以說，在這場以媒體融合為形態的市場角逐中，鹿死誰手、誰是贏家是有關全球信息體系和全球市場經濟的前瞻性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并不是堅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在新舊技術交替時期被放大，因此維護和鞏固資本邏輯對傳播體系的控制至關重要。首先，從純技術角度來說，現代技術給人類的交流傳播活動帶來更多的可能性：數字技術不僅使“信息”從一種稀缺資源轉變一種過剩資源，融合媒體更是具備了互動的特點，因而讓普通使用者對信息流通過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權。但是，往往正是這些極有益的技術特點使得資本通過全球傳播體系實現利潤積累的過程受到沖擊。
以知識產權為例：由于數字技術改變了媒體制作、內容存儲、信息傳遞和信息流通種種階段的操作方式，知識產權原有的生效范疇和執行方式都受到了負面影響。一方面，網絡強大的共享與復制功能不僅激發了數以萬計的免費內容下載和內容轉載，甚至鼓勵了非盈利性的創作共享運動的風起云涌(Murdock，2009)。作為反擊，大公司不僅嚴格化了知識產權規則，他們還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應的技術手段以期順利實現信息“商品化”的轉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權，收費網絡信息，使用者密碼輸入系統等等（Spinello， 2002:170-172)。除此之外，當多媒體和互動媒體成為主流傳播方式時，現代技術已給予消費者避開商業廣告狂轟濫炸的能力，數以萬計的頻道更使傳統的廣告失去原有的效應。 新媒體與廣告、新媒體與知識產權之間的關系將如何發展直接涉及到商業媒體的生存方式（Spurgeon， 2008)。
總之，如何創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殺不符合資本積累的技術應用，如何打開并開發利用新興市場，如何創造新的需求不僅對于資本邏輯下的媒體行業本身有重要的意義，對于剖析現代資本經濟組織演化也有關鍵性意義.
三、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
由媒體融合引發的全球傳播體系的重整對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本身有深刻的影響。除此之外，北美學者不約而同地關注新媒體與新聞事業、新媒體與大眾政治、新媒體與社會民主之間的互動關系。換句話說，這類討論往往跳出了產業機構視角，關注非經濟問題。如果傳統媒體的特點之一是由精英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壟斷式的信息制造和傳播，媒體融合是否可以減少了消費者對壟斷媒體的依賴，鼓勵更為民主的、更具參與性的信息傳播方式？這一議題是關注媒體政治的學者們關心的核心問題。一方面，互聯網、數字手機、網絡播客不僅讓大眾接觸到數以萬計的信息來源，更賦予普通人曝光突發事件、引發大眾討論、制造新聞效果的主體性能力（Murley，2009; 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壟斷媒體集團為了迎合大眾需求也相繼推出網絡討論空間以期制造互動新聞的氣氛（Thurman， 2008)。
早期學者對新媒體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義的期望，Ithiel Sola Pool（1983）就認為在媒體產權日益集中的國際環境中，媒體融合能鼓勵民眾的媒體參與，進而推進言論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會公正。不可否認，Pool的觀點有科學技術絕對性的傾向；潛在地，他把技術進步與民主化相提并論，把個人消費自由等同于社會群體之間的民主平等。但是這一極富價值取向的期望已成為了主流媒體研究的理論框架，同時也為西方科技未來主義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傳。相對來說，近期的新媒體研究則運用了內涵更為嚴格的“民主”概念，通過實證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動媒體、草根新聞的實在效果。從純技術的角度，新媒體跨越了傳統媒體中被動消費與主體性內容制造的鴻溝，但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社會各界、各個階層、各個民族享有新媒體的程度極度不平衡，保守的媒體權力結構也并沒有土崩瓦解(Zeitlyn et al.， 1998)?？梢哉f，相對于技術絕對化和個體化的研究框架，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權力在資本邏輯下實現的分配關系提出了結構性的、批判性、本質性的認識，因而為了解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提供了現實版的背景認知。
新媒體與大眾文化的互動也是一個重要領域。隨著壟斷媒體集團對大眾娛樂市場的不斷開發利用，消費者通過互動媒體為資本主義娛樂產業提供了大量新鮮的內容。Henry Jenkins 在他2006年的經典之作 Convergence Culture 中強調了消費者在新形成的媒體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動作用 (p. 8)。通過文化視角，關注互動式的多媒體，Jenkins提出媒體融合不僅是被資本宏觀推動，而且帶動了自下而上的消費者的媒體參與。簡而言之，新型的媒體文化和消費者群落是這類研究的重點。比如，Lankshear 和 Knobel（2003）研究過社會交際網站；Tarantino（2003）寫過消費者對數字電影的反哺；Mizuko (2005)寫過手機短訊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機作用?？梢哉f，全世界的媒體管理者、軟件設計者、系統工程師和計算機網絡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體文化的傳播和影響，更想了解大眾流行對新技術的接受方式和導向趨勢。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評價，這類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體消費者主體性的地位，并且強調了“文化”獨立于政治經濟的自在性和影響力，因而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有益補充。但同時，不可否認，優先消費者視角，突出市場經濟范疇內個體或群體的“消費自由”的邏輯回避了資本最大化的商業邏輯以及階級這最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這些盲點削弱了對市場經濟框架下的大眾文化的認識，也代表著向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某種妥協。
當新媒體社會學和新媒體文化學的研究從大眾“消費者”的視角出發，媒體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則又回歸到媒體與資本主義體系的另一個重要交點，那就是媒體融合對勞動者、勞動關系和勞動狀況的影響。一方面，數字技術在各種機構中的滲透加深了資本主義體系對勞動者的監視、控制和操縱，在后福特主義生產模式下，當全球數字化與經濟全球化相融合， 媒體融合更促使國際產業鏈的擴張和調整，因而對世界各國的就業結構和勞動狀況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另一方面，新技術也帶來了鼓勵勞動者主體性和承載集體維權活動的空間。這一對相互制衡的矛盾趨勢將怎樣影響數字勞動、創造性勞動和知識型勞動？面對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媒體產業結構和管理方式的變化，廣義的媒體工人是怎樣應對的？在信息產業全球化，媒體行業的工會做出什么樣的戰略性的組織調整？可以說，關于廣義的“知識勞動”與“創造性勞動者”的研究是一個的新興領域。這個視角再次把媒體融合的現象設置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全球擴張和自我更新的時代背景之下。
四、總結與未來趨勢
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類平等的金鑰匙。 但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概念，媒體融合不僅存在明顯的盲點，而且是帶有強烈規范傾向的框架?？梢哉f，對媒體融合的分析，只有結合對當今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深刻理解時，才能有效擺脫“媒體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傾向。從傳媒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媒體融合的潮流，從本質上說，是資本主義全球體系通過傳媒信息技術手段進行自我更新、自我擴張的有機表現。就影響而言，媒體融合對全球格局、社會經濟和政治民生帶來的并非是理所當然的、線性的、純粹的、正面的影響。實質上，媒體融合技術雖然蘊涵了促進積極的歷史進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強大的主導下，這一歷史進程更多的是優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場體系中的占有領導地位的政治經濟實體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現行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媒體權力等層層的保守格局。
通過本文的敘述和梳理，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以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設引導了北美學術研究對媒體融合的審視和反思：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主導下，媒體融合將削弱跨國資本對傳播體系的霸權控制？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時機和空間？延續甚至加強傳統“公眾利益”的監管核心取向？推動公共服務媒體的發展？摧毀社會歧視，實現全社會化的平等信息服務？推動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繁榮嗎？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顯而易見，目前媒體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歐洲以及日本韓國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為對象的。這個研究范疇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體融合不平衡的發展軌跡，另一方面，隨著印度、巴西、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不斷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他們在媒體融合潮流中的發展進程將成為學術研究的一個可能的未來趨勢。中國政府就已將三網融合作為實現內需帶動，促進應用，重點突破，在未來的技術發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經濟戰略。筆者認為，對于未來的研究，媒體融合將繼續成為一個載體，幫助學者認識資本邏輯在全世界范圍的擴張和變形。具體的說，在發展中國家里，媒體融合在國際資本與本地政治和國家發展需求的多重影響下會產生怎樣的特有的可能性？作為市場國際化的重要載體，媒體融合的趨勢會為本地資本的壯大創造什么樣的環境？會給國家信息化格局帶來什么樣影響？是否有助于形成電信運營商與上下游產業互動共贏的產業鏈？政府與市場主體在媒體融合中將分別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困境的境況下，作為最為活躍的經濟區域，這些國家會在媒體融合上會有什么具體的舉動和作為？媒體融合又會在當地的政治改革和社會轉型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這一系列的問題對于關心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新型工業化和市場化國家的走勢、轉型中的媒體以及廣義的發展問題的學者都是很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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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融合的方式范文3
新媒介的誕生使得傳統媒介紛紛向數字媒體和跨媒體的方向靠攏，融媒顯然已經成為媒介發展的主導方向，即融媒是當今新聞傳播業界最新最重要的發展趨勢。而在該形勢下，新聞傳播迫切需要進行改革以適應新興信息接收和傳遞的方式。融媒的產生使得媒體在組織形式和工作流程上做了很大的調整，因此對融媒發展的研究可以作為傳媒業界整合調整資源規模的有效實現路徑，使得媒介經濟效力得到更大空間的發展，同時相應資源在媒介集團內部也可以得到高效的整合利用，優化新聞業務的拓展方式，使之產生巨大優勢，進一步提升媒介集團的綜合競爭力與影響力。融媒的產生發展進一步加快了傳統新聞媒介傳播方式方法格局的改變，這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融合新聞的產生，同時這對從事融合新聞的業界人員所具備的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也對新聞傳播方式途徑的認知教學也提出了新的導向與思路。期許可以提出有創新性和針對性的觀點和建議以及具體實施辦法，使新聞傳播在應對融媒的沖擊時可以做好相應的準備工作，進而可以更好地適應融媒發展的大趨勢。
二、融媒簡介
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始終伴隨著物質的分與合。物質的組織構成，給環境帶來了巨大的影響變化，同樣相同或不同物質之間的融合反應，也會給它所處的整個社會環境帶來巨大的變革。今天我們的媒介傳播正處于大數據的變革時代，手機、電腦、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紛紛向傳統媒體發起挑戰，而且勢頭較大，傳統媒體為了在競爭中獲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必定會不斷尋找各種對策來應對新媒體的挑戰，進而產生媒介融合的現象。媒介融合簡稱“融媒”，目前學術界對其定義眾說紛紜，一直沒有達成共識。有人認為媒介融合在新聞學上是一個假設，其核心是在新型媒介傳輸承載數字技術在不斷更新變革的基礎上，將各類新聞媒體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側重點在于媒體的合作關系。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融合系主任MikeMckean教授關于媒介融合提出了三個層面的含義：一是媒介融合作為新媒體時代的新型運營方式，通過一種媒體的融合匯通可以擁有多種不同的媒介傳播形式。二是媒體與信息接收者的作用關系發生了改變，即接受者由以往被動接受媒體傳播信息的形式轉變成有主動的選擇與判斷，這樣就使得一切信息的接收者積極主動地參與到整個信息傳播過程中去，同時由于觀眾的信息來源是一個多元化的渠道，就會使觀眾會對媒體產生一種不信任的可能。三是媒介融合使得信息的傳播變成了講故事的形式，即圖文并茂，相關人員依托科技手段，利用文字、圖像、音頻、視頻等來傳輸信息。融合媒體整個過程的完成需要依靠團隊的力量。狹義上的媒介融合是指將不同形態的媒介在物理層面上進行重新組合，新的媒介形式正是在這種組合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順勢產生的。而廣義上的媒介融合就將一切與媒介有關的要素包含在了其中。
三、融媒背景下新聞傳播的改變
融媒的發展必然會催生融合新聞的出現，新聞傳播自從融媒出現以后就開始以融合新聞的形式展現在大眾面前。這就導致了新聞傳播方式發生了一些改變。以往的新聞傳播方式被重新組合，進而形成了多元化新聞傳播模式。新聞傳播方式的改革大體如下：
（1）新聞媒介的組織管理體制和工作流程的改變。融合媒介時代的新聞傳播方式的形成使得媒介內部的組織管理機制也必須發生相應的改變，其改變的導向是服務于融合新聞不斷向前發展。傳統意義上的新聞傳播是依托于獨立單一的媒介，不同形態下的媒介有著不同傳播模式，進而形成各自的傳播方式。與此相反的是，融合新聞需要將不同的媒介進行整合，形成一個統一的組織結構。因此，這就不允許各種媒體各自為政了，需要有著統一的標準對其進行管理約束，通過新聞采編，在同一平臺上加工傳輸，最后實現多元化融合的渠道信息。媒體產業中的各大媒體需要通過組織之間的兼并和重組實現資源的相互利用以及共享，進而共同達到資源有效配置的目的。
（2）新聞傳播主體的多樣化。由于融合新聞的涉及面廣、傳播性強的特點，這就對傳播者提出更高的實際操作要求。融合新聞的產生傳輸，都需要傳播者及時掌握各類新型技術的發展和應用。要從一位普通記者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融合記者，其操作過程為在完成采訪任務后形成新聞稿件，后通過電視節目發到電視臺，最后交付網站成為專稿，整個過程對一名記者來說實際是不小的挑戰。另外由于網絡的普及，一大批草根記者也蜂擁而出，很多新聞報道往往出之于普通民眾，這樣就使草根記者成了歷史的見證者。
（3）新聞傳播內容的整合。融合新聞所提供的內容都是重組和整合以后的產品，但是整合需要創造性的重組。相同的信息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報道，這樣就形成了不同的新聞產品，進而吸引新的受眾群體。另外，隨著新媒體的出現，草根記者也成了信息的有效源泉。
（4）新聞傳播載體功能增強。基于數字和網絡技術的電腦和3G智能手機的出現，將會使信息承載量得到大幅度提升。媒介融合能夠實現某一載體承載新聞信息的全部內容，但新聞產品的輸出內容是根據不同的自身需要而呈現出多樣化。這樣既可以保證新聞信息的完整性，也可以增加新聞的多樣性，同時使新的新聞傳播載體功能更加強大。
（5）新聞傳播對象的細分和角色的轉變。融合新聞可以根據特定的受眾群體而制作成不同形態的媒介產品。因為在數字時代，受眾從被動的接受者反向變為主動的參與者，受眾除了通過報紙、廣播、電視等媒介接受外，還可以在信息接收過程中能主動參與其中，對其發表的信息內容提出和表達一些看法建議，最終由單方面的別動形成雙方面的主動互動。
（6）新聞傳播反饋時效性增強，途徑增多。利用當前的新媒體，使新聞傳播的反饋時間大幅度地減少了。反饋的途徑有了很大程度上的增加，如除了通過手機短信平臺進行反饋以外，還可以通過互聯網進行互動評論，而且這些平臺上的反饋信息可以即刻更新。由此可知，媒介融合的產生對新聞傳播方式的變化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新聞傳播不再依賴原有的傳統模式新聞報道，通過走融媒時代下的融合新聞發展之路，才能產生經濟上新的增長點。
四、結束語
媒體融合的方式范文4
[關鍵詞]媒體融合；新聞采編業務；影響分析
隨著媒體融合的發展，新聞采編業務等媒體行業相關工作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沖擊。新聞采編業務的從業人員應該正確認識媒體融合，抓住媒體融合的機遇，迎合媒體行業迭代更新的趨勢，積極轉變思維模式和工作模式，改進新聞采編業務，提高新聞媒體的節目關注度，在媒體融合中穩固傳統媒體行業的價值和地位。
媒體融合的內涵和優點
1.媒體融合的基本內涵從宏觀角度看，媒體融合是指一切媒體相關的媒介之間的相互融合，是從量變的碰撞到質變。它包含媒體媒介的形態融合、手段融合、功能融合、組織結構融合等，所有這些媒體媒介的融合總稱為媒體融合。媒體融合是媒體行業技術成熟和媒體行業不斷發展的標志，是現代化媒體介質發展的潮流和趨勢。它通過不斷融合新媒介、新技術來打造新型的融合媒介，完成媒體融合的終極目標。
2.媒體融合的特點和優勢媒體融合主要是新型媒體技術與傳統媒體內容相結合，利用互聯網等信息技術來完成信息的傳遞、流通和實時共享，從而衍生出各種各樣的媒體副產品。媒體融合主要有以下幾個特征。首先，媒體融合具有兼容性。這種兼容性主要體現在它是兩種及以上媒體媒介的融合，保證了信息的流通和傳遞。其次，媒體融合的內容具有集成性。媒體融合趨勢下，以往各自為戰的不同媒體充分發揮各自優勢，通過充分縮減媒體內容，并利用碎片化的文字及音、視頻的方式來呈現內容，提高了人們攝取信息的效率。最后，媒體融合具有渠道多樣性。多樣的渠道讓信息創作者有了更多選擇，可以用自己擅長的方式來創作內容，也讓信息受眾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調整獲取信息的方式。從基本內涵看，媒體融合的優勢較為明顯，能夠最大程度地集中處理信息，優化信息傳播方式和媒介功能，對傳統媒體中的新聞采編業務影響深遠。基于此，新聞采編業務從業人員應該積極掌握并利用不同媒體技術，擴大受眾范圍。
媒體融合對新聞采編業務的影響
新聞采編業務一直是傳統媒體的主要業務模式，已經建立相對完善的業務流程和業務發展模式。新媒體技術的快速發展打破了這一體系的穩定性，媒體融合從業務主體、業務過程等方面對新聞采編形成一定沖擊。
1.對新聞采編業務主體的影響新聞采編業務的主體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被采訪和報道的人。在以往的新聞采編業務中，其被采訪報道的多為國家政策以及各行各業的領頭人，它們代表著不同行業最前沿的風向。這種新聞一般較為嚴肅，內容也相對比較專業，因此受眾較少。第二類是進行新聞采訪的人，這類人往往需要具備較強的專業素質和較高的綜合素養，其說話方式也較為嚴肅認真。新聞采編主體嚴肅認真的說話方式和新聞采編內容的專業性大大限制了新聞采編的受眾范圍，進而限制了新聞采編業務的發展。媒體融合的出現則在較大程度上改善了這種情況，使新聞采編主體的范圍更加廣泛，兩種主體之間的界限也越來越模糊。普通人也可以完成新聞采編的任務，這大大降低了新聞采編業務的難度，提高了新聞采編的效率。
2.對新聞采編業務中信息采集的影響媒體融合對新聞采編業務中信息采集環節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信息的傳播渠道上。媒體融合增加了信息傳播的渠道和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信息傳遞的速度，便利了內容制作者與信息接收者之間的交流。媒體融合拓寬了新聞采編從業人員信息的來源渠道，使他們能夠在短時間內收集到更多新聞線索，提高了新聞采編人員獲取有效信息的概率，增加了信息采集的廣度。但同時，信息量的劇增也加大了相關人員處理信息的工作量，加大了篩選有效信息的難度。真假難辨的信息，既提高了信息收集的成本，也很容易造成工作人員前期的信息采集工作竹籃打水一場空。新聞采編人員要對信息篩選能力進行訓練，提高自己的信息靈敏度，有效篩選出最有價值的信息，并對這些信息內容進行整合加工，為新聞采編業務的順利開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3.媒體融合對新聞采編業務流程的影響媒體融合是媒體行業發展的必然趨勢，它將吸引更多人才，為媒體行業注入新鮮血液。媒體融合帶來的網絡直播、短視頻等媒介方式，改變了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人們更傾向于通過這些新方式來獲取信息，傳統媒體的生存空間被擠占。傳統新聞采編的固定化制作流程、工作模式已無法滿足媒體融合的要求，為此，新聞采編從業人員應積極調整采編意識及工作和思維方式，以適應新時代的需要。
媒體融合下新聞采編業務的優化措施
1.根據新聞內容和方向決定新聞采編業務主體新聞采編業務主體的選擇直接影響該新聞的內容氛圍和受眾主體。而媒體融合的大環境下，人人都可以參與新聞采編業務，這在一定程度使媒體上的信息內容更加紛雜，新聞采編從業人員應該根據新聞內容的主題來確定新聞采編業務的方向，再根據新聞采編業務的方向和媒體自身的特點確定新聞采編業務的主體。新聞采編業務的主體直接奠定了節目的基調。地方性縣級媒體在選定新聞采編業務的主體時，首先應該將新聞采編業務的受眾范圍劃定在本縣，然后篩選本縣不同行業的領頭人作為新聞采編的主體，并邀請其周圍的鄰居、親朋好友對他進行客觀評價，最后綜合并總結這些評價，將之作為基本素材，從中發現新聞采編業務主體的閃光點。其次，新聞采編業務從業人員也可以邀請人們加入采編大家庭，讓本地民眾參與到新聞采編業務的相關活動中，協助專業人員完成信息采集等工作。
2.創建獨立的專業信息門戶創建獨立的專業信息門戶是優化媒體融合下新聞采編業務的重要手段。信息采集是新聞采編業務的核心，也是新聞采編工作中最艱難的步驟。媒體融合讓新聞采編業務人員能夠自己搭建獨立的專業信息門戶，收集更廣泛、更精準的信息。相應地，專業信息門戶的建立也提高了新聞采編的專業程度和精準程度，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信息采集中信息篩選的難度。新聞采編業務的負責人還可以對工作人員進行分組來完成新聞采編業務的相關流程。專門的信息門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新聞媒體的知名度和專業度，也讓新聞采編業務人員更容易從中挑選出具有新聞價值的信息。
3.改進新聞采編業務的流程結合媒體融合的特點，完善新聞采編業務的流程是優化新聞采編業務最有效的手段，它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幫助新聞采編業務人員提高工作效率，從而能夠在較短時間內高效地完成新聞采編相關工作。新聞采編人員之間還應該建立小組制度，新聞采編負責人可以將更多權力和責任下放給不同小組的組長，讓組長負責各自小組的人員布置和工作流程優化。對部分沒有較大問題的審核流程和信息收集流程可以進行一定的簡化，讓新聞報道具備更高的時效性。
媒體融合的方式范文5
傳統媒體轉型從另一個角度講就是完成媒體融合，媒體融合是“使得媒介界限模糊的過程”，①是“在電腦的驅動下，所有形式的傳播媒介以電子化、數字化的形式融合在一起”，②媒體融合改變了市場、受眾、技術和產業，也改變了根深蒂固的傳統理念，媒體融合是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不斷調整關系、探索未來的艱辛之路。
傳統媒體轉型的現狀和困惑
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和各種數字化的媒體形式，加速了媒體市場的進化以及移動傳播時代的全面到來。著名雜志《連線》的創始主編凱文?凱利認為，“在多屏時代，屏幕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微博、微信、移動客戶端等新興媒體的裂變式發展，不僅極大改變了新聞傳播和新聞生產方式，也帶來媒體格局的深刻調整和輿論生態的重大變化。從媒體格局調整看，傳統媒體市場份額不斷下降，受眾規模逐漸縮小，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青年人主要通過新興媒體獲取信息。從輿論生態變化看，新興媒體的話題設置功能和輿論影響功能日益強大，大量新聞熱點和社會話題在網上迅速生成、發酵、擴散，甚至超過傳統媒體的輿論引導能力。
媒體融合的概念在上世紀80年代初被提出，當時是從技術融合的角度思考的，側重不同媒體形態多功能一體化趨勢。到了上世紀90年代末，歐美國家的媒體界發現媒體融合不僅僅停留在技術層面，還涉及社會層面的受眾或企業的商業活動融合乃至產業融合。從受眾角度看，是向受眾提供媒體產品或服務過程中的融合；從企業角度看，是在多平臺中運作的商業模式的融合，比如新聞共享、管理和銷售的多平臺運作。通過進一步研究會發現媒體融合的范圍遠不止于此，它包括內容、技術、終端、平臺、形態，從生產到消費，從受眾到用戶以及用戶的自由轉移等各方面的匯合與交融。
但近年媒體的實踐告訴我們，媒體融合帶來的不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理想結果，而是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互拖后腿的尷尬境地。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發表的美國《2013年媒體概況報告》，盡管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的新聞閱覽量迅速上升，但其廣告效益根本不足以彌補紙媒廣告的損失；平均每失去16美元紙媒廣告，只能換回1美元新媒體收益。③媒體融合的探索之路走到今天，并沒有顯示出我們預期的理想狀態，對于新興媒體來說，受到傳統媒體管理方式的約束，網友的即時參與和溝通反饋的優勢沒能充分發揮；而對于傳統媒體來說，新興媒體的“燒錢”模式使其壓力重重。這種尷尬而又糾結的關系使得很多傳統媒體人感慨，“不做新媒體是等死，做新媒體是找死”。
以用戶思維推進傳統媒體轉型
當前國內傳統媒體在媒體融合方面最核心的問題不是缺錢或者缺技術，而是缺乏互聯網思維和意識。雖然社會的客觀現實是正在迅速互聯網化尤其是移動互聯網化，但傳統媒體人的思維還停留在傳統媒體的文化和模式中，沒有自覺用互聯網思維來面對互聯網社會，沒有真正掌握移動互聯網的精神實質。移動互聯網的精神實質包括自由、平等、開放，以及在信息交互中融入彼此的服務。媒體人向來自認為是社會精英，單向傳播模式將他們的思維固化，視受眾為被動的信息接受者。社會發展到今天，這種態度和理念已經不適合移動互聯網時代的要求，信息傳播變得如此平等，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信息者，所以媒體人必須放下身架，平視受眾，找準用戶需求，真誠為大眾服務。只有轉變成這樣的觀念和思維，真正的媒體融合才有可能實現。
目前很多傳統媒體都在發展新興媒體，推進媒體融合，但是對于融合又常常存在很多認識誤區，比如把融合簡單化為“報道上網”或“網評見報”，以為建立微博、微信和移動客戶端就是融合，或者極端地認為融合的終極目的是新興媒體取代傳統媒體。出現這些誤區的關鍵還在于缺乏互聯網思維，互聯網思維的精神實質是自由、平等、開放，而互聯網思維的核心是用戶至上、簡約極致、開放共享、迭代創新、跨界協作，通過流量的積累尋找盈利模式。僅有客戶端、微信、微博、網站等新興媒體是遠遠不夠的，移動互聯網帶來的社會變革有可能解構傳統媒體，在新的社會環境下構建新的媒體形態，對于新時代的媒體人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課題和挑戰。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媒體人除了從媒體角度思考未來，更應該從思維和理念上思考未來。移動互聯網改變的不僅是媒體形態和格局，更重要的是改變了整個社會的交往方式和運行方式，每個人都不自覺地被裹挾其中。在新的環境下我們就得按照新的游戲規則來辦事，只有用平等、開放的心態制作內容，用專業、特色的水準生產新聞，用貼心、細致的服務傳播信息，才能證明媒體存在的價值。
互聯網思維下的管理是扁平化的管理，真正的媒體融合不是簡單的物理堆砌，而是復雜的化學反應，傳統媒體要對內部管理方式和機構設置進行真刀真槍的改革。比如建立“中央新聞廚房”和集成信息處理系統，對新聞進行一次采編、多次加工。引進互聯網創業機制，利用新媒體孵化器打造一批媒體融合的品牌項目。薪酬分配和考核指標向媒體融合方向有意識傾斜。比如BBC在艱難的15年全媒體轉型之路上，改革的核心就是連接不同平臺的媒體資源，將電視、廣播、網絡三個業務部門整合成多媒體新聞部和多媒體節目部，單個業務部門的總編輯改為每日輪班的方式坐在“全媒體總編”的位置上，各個頻道和部門按生產要素進行重組。但BBC內部人士仍然說：“迄今我們只是剛剛完成了轉型的中間階段，而新舊媒體的真正融合遠沒有實現。”媒體融合之路沒有捷徑，只能建設堅實的平臺基礎，轉變思維方式，打造全新系統，這看上去是“笨方法”，卻也是一條“正路”。
傳統媒體轉型的核心即傳播關系轉型
傳統的媒體傳播關系是媒體將自身定位為生產者，將受眾定位為消費者，是一種點對面或一對多的大眾共享型傳播關系。今天，傳統媒體轉型的核心即傳播關系轉型?；ヂ摼W時代信息的生產和消費過程已經融為一體，媒體的內容生產權利不僅屬于媒體，也屬于用戶的自我賦權，受眾從被動的信息接受者變身為主動選擇的用戶。傳統媒體的信息生產模式從有組織的信息生產變成社會化的信息生產，用戶和媒體互融共生成共同的信息生產者。所以，傳統的大眾共享型傳播關系轉型為分享型傳播關系，從點對面或一對多的傳播轉變成點多點或多對多傳播。形成分享型傳播關系是實現媒體融合的關鍵。Netflix（奈飛公司）式的信息生產模式就是在生產信息之前，先從用戶那里獲取大量、即時和大眾視角的信息，并且把這些信息融入到新聞產品的生產中。
正如美國學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所指出的，新的傳播關系反映了新舊媒體碰撞、草根媒體與機構媒體交匯、媒體消費者與媒體生產者之間的權利互動關系，它創新了受眾參與媒體生產的方式。過去的傳統媒體環境下，專業化的傳統媒體承擔信息的生產和傳播，統一制作內容，專門傳送信號，受眾被動接受。在這樣的傳播過程中傳統媒體是強勢一方，受眾只是信息的被動接受者，對媒體的影響僅限于對內容予以評判而反饋到媒體方，除此之外不能對信息的生產產生根本影響。保羅?萊文森認為，使用者不僅是消費或使用媒介的人，而且在使用一種媒介的過程中，他們成為決定該媒介“是什么媒介” ④的因素。互聯網時代，受眾從信息被動接受者轉變成信息主動使用者，利用手機、電腦、電視等終端接收信息時，不再止于“看”，而是更側重“用”，成為自主選擇個性化信息的“用戶”。因為互聯網時代信息傳播手段的融合性，傳播接收終端也是多元化的，所以人們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傳播者，角色轉變在瞬間就可以完成。
多元化分享激勵人們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信息傳播，這也就影響了視聽信息傳播者和接受者之間的關系。傳播關系的轉型和以用戶為中心的新型模式的建立，影響了媒體整個內容信息制作流程和傳播手段的革新。要想形成分享型傳播關系，傳統媒體須突破共享型傳播關系中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實現實時和延時的信息傳送，還須結合信息和服務，融入Web2.0以后的新技術，滿足用戶的個性化需求，用戶能從中享用最實用的信息和服務，媒體還要擅長使用大數據跟上用戶的最新需求。
要想適應這種傳播關系的轉型，就需要媒體人轉變觀念，樹立用戶至上思維，做強內容生產。不管傳播形式怎么變化，內容永遠是最具有核心競爭力的資源；不管自媒體時代有怎樣的信息生成方式，傳統媒體憑借其權威性和專業性仍然是新興媒體最重要的信息來源。
所以，傳統媒體要打好“權威牌”，利用采訪權和信息源的優勢，通過互聯網平臺對受眾關心的宏觀政策、經濟走勢、百姓民生等方面的信息進行充分解讀，把突發事件和熱點問題傳播到位，用權威性來提升公信力和掌握話語權。
“特色牌”也要堅持打，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過程中要突出地域特色和行業特色，避免追求大而全。
另外，還要打好“分眾牌”。在信息爆炸時代，一般的信息不是稀缺資源，受眾個性化的需求和小眾化趨勢越來越強烈，這就倒逼內容生產特色化和分眾化。媒體融合時代既需要共性新聞產品，也需要個性新聞產品。媒體人要研究用戶的個性化需求，強調針對性和特色性，做到量身訂做、精準傳播、真實有效。
新興媒體的獨特優勢和顯著特征就是互動性，所以在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的進程中，要將互動思維貫穿到內容生產的每個環節中，加強媒體和用戶的互動交流，激勵用戶提供報道素材和意見建議，在互動中參與傳播。
注釋：
①【美】伊索爾?索勒?普爾：《自由的科技》，1983年版
②王君超：《全媒體時代報網融合大發展》，《人民日報》，2010年11月29日
③林任君：《報章網絡版收費能否西風東漸？》，“第八屆世界華文傳媒與華夏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言
媒體融合的方式范文6
[關鍵詞] 數字出版 媒介融合 文化邏輯 產業規制
[中圖分類號] G23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5853(2012) 02-0018-04
[Abstract] On the view of media convergence, this article described the two trends of industrial diffusion and industrial clustering driven by digital technology, analyzed of th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cultural change with media converge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cul-ture logic be yard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nd thu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onflicts between culture and regulation of the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s core driving force. Given this point：monopoly force and competition force to be balance，that means “Checks and balances”, which is the driving force on the healthy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regulation is the coexistence of monopoly and competition.
[Key words] Digital publishing Media convergence Cultural logic Industry regulation
我國的傳統出版正處在急劇變革當中，數字技術和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促使技術、內容、服務、資本的融合，形成一系列跨媒體、跨行業、跨地區、跨所有制合作、聯營、并購、重組的傳媒形態，出現了全新的融合媒體組織；媒體機構的兼并重組、體制機制的改革、傳媒與其他行業的滲透兼容，打破了以往出版產業的格局和產業模式，促使傳統出版實現數字化升級和產業化轉型的變遷。隨著主流媒體的國際化拓展和媒體集團化趨勢，各傳媒集團將主導我國傳媒產業各個領域的發展，并力爭在國際上爭奪更多的市場空間和政治經濟文化的傳播話語權。
然而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國數字出版產業快速發展正朝著兩個看似矛盾的方向發展。
一方面，出現產業擴散和媒體延展的趨勢。數字技術的滲透和新媒體的產生，大大地降低了生產和銷售成本，擴展了現有的分銷渠道和市場空間，使得消費者能夠在體驗新技術的同時使用功能強大的新的內容產品，可以對內容進行諸如存檔、注釋、循環利用之類的操作，享受良好而快捷的消費服務；出現了紙媒、電子書、手機讀物、聽書等各類數字內容產品并存的局面；形成了傳統出版社、內容集成商、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用戶生成內容）等多元化的內容生產和提供方式；出現了手機移動閱讀、手機音樂、當當書城、電子書網站、游戲動漫等平臺化的營銷和服務；移動運營商、大型網站、硬件生產商、教育醫療衛生等行業也紛紛介入出版領域。這表明我國的出版業務主體正向傳統出版以外行業拓展，呈現產業擴散的趨勢；可以說全民參與出版、多行業參與出版的數字出版時代已經到來。
另一方面，呈現產業集聚和媒體融合的態勢。在資本與制度的推動下，出版行業與其他行業在技術、機構、資本、市場等方面產生融合，出現了融合媒體或機構；出版產業的邊界正在拓展，逐漸向其他行業滲透與融合。具體表現在介質融合、渠道融合、內容融合、技術融合、市場融合、資本融合和機構融合等現象，并重新組建新的出版集團和媒體組織，具有跨行業、跨區域、多元化競爭的優勢?？梢哉f媒介融合已經在數字出版行業得到印證。
似乎很少有媒介批評家能同時把握這個媒體擴散和媒體融合的矛盾天平的兩端。有人擔憂傳統主流媒體會在新媒體的生長中被淘汰出局；有人慶幸傳媒行業的淘金時代已經來臨；還有人擔憂內容碎片化將會導致共同價值和大眾文化的喪失。有人看到了數字化技術帶來的便捷和自由，對媒體的失控表示恐懼；另一些人又說媒介被控制過度。一些人看到了一個沒有把關人的世界，另外一些人又看到了把關人具有前所未有的權利。這種種現象和問題，都集中于數字技術和媒介融合國際大背景下的數字出版產業之中。筆者以媒介融合和制度經濟學視角，嘗試分析數字出版的文化邏輯和產業規制之關系，求教方家。
1 技術推動之媒介融合
媒介融合是在技術推動之下不斷演變發展，媒介融合改變了傳媒行業的技術、產業、市場、體制和受眾這五者之間的關系；媒介融合不僅是一個簡單的技術轉變，本質上是在制度經濟框架下的產業轉型；融合僅僅是一個過程，而不是終點。
隨著新媒體便攜性的增強和通信技術的發展，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媒體無處不在的時代。我們能夠使用各種不同類型的媒介來了解世界，并且多種媒介的功能被整合在同一種媒介工具之中，出現了融合媒體的終端設備。以手機為例，在今天手機已不再是一種簡單的通訊工具，它們能夠讓我們從互聯網上下載數字內容、接收發送圖片和音樂、收看電視、玩游戲、定位和搜索地理信息，甚至可以取代身份證和銀行卡，多種其他媒介的功能被整合在手機這一個媒體之中，手機可以說是融合媒介的典型代表。如今數字內容產品的激增給人們帶來多元化的文化消費和市場，人們可以通過DVD播放器、車載收音機、IPod、隨身聽、MP3播放工具、網絡廣播電臺、音樂有線頻道或音樂網站，甚至是SD芯片卡來收聽音頻節目；可以采用有線電視、IPTV、衛星電視、數字電視、社區終端視屏等設備，甚至是手機來收看視頻節目；三網融合技術下，可以通過數據線來查閱社區生活信息、電視、廣播、電子書刊等多種數字內容，享受便捷的信息服務。凡此種種都是媒介融合趨勢下產生的融合媒體，并由此生產了融合媒介的文化現象和經濟現象。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技術無所不在、技術無所不能，數字技術看似主導了數字出版的產業發展，但是，真正推動數字出版產業發展的內在動因不是技術，而是制度規制模式下的產業嬗變。主要體現在傳媒所有權模式和產業利益鏈模式；技術融合只是媒介所有權模式和利益鏈模式的具象方式和表現。當古老的好萊塢還致力于傳統的電影制作時，而一些新媒體集團，比如說美國著名的維亞康姆公司在所有權模式和數字技術支撐下，已經開始打造和控制整個娛樂產業的利益鏈條，它生產電影、電視、流行音樂、電腦游戲、做網站、做玩具、主題公園、圖書、報紙、雜志和漫畫等，實施融合媒體的戰略?？梢姅底旨夹g促使了媒體的變革，加速了新的融合媒體組織的誕生。
融合媒體一方面促進了產業的重組和兼容，反過來，媒介融合又影響了媒介市場，影響了我們對媒體的使用和消費。人們使用融合媒體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年輕人在操作電腦的時候，可以同時留連于四五個窗口，瀏覽網頁、聽音樂、下載音樂、和朋友聊天、完成文字處理的文件、回復郵件等；流行電視劇迷們也可以模仿對白，概括劇情，對電視劇內容進行討論，創造原創流行的小說劇本，創作音樂，譜寫樂章、制作自己的視頻電影――然后通過互聯網進行全球傳播。這種融合現象發生在同一種設備里，存在于具有相同經營權的企業里，存在于消費者的大腦里，存在于“群迷”里，甚至存在于一個人身上。
因此，在媒介融合的發展趨勢和進程中，人們使用融合媒體的現象也越來越普及，這種融合媒體造就了新的傳媒文化。
2 數字出版之文化邏輯
對文化而言，媒介融合將是一個“雜糅”的文化現象，數字技術和新媒體構成了新的利益關系和價值鏈，從而形成新的傳媒文化，媒介融合促進了文化的變遷?？梢钥吹?，文化變遷、傳媒規制和媒介經濟三者的合力加速了媒介融合，并促使技術設施和媒介設備發生變化。
媒介融合的速度在不同的文化階層和消費階層里具有不同的表現：那些最富有的、最懂技術的少數精英將變成最早的融合媒介產品的適應者，并被其他階層的人追捧為時尚，而努力模仿和追趕。媒介融合的速度在國家之間也是有差別的：媒介融合將形成強大的傳媒帝國，直接導致權利和財富在發達和富有的國家高度集中，同時也將改變發展中國家原有的格局。融合不僅是企業品牌擴張的機會，它也意味著媒體力量的重新配置和媒體美學、媒體經濟學的重塑。法國網絡信息理論家皮埃爾?利維（Pierre Levy）用“集體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這個術語來表述在某些網站社區出現的大范圍的信息收集和處理活動。他認為，人們利用互聯網把個人的專門知識或技能加以傳播分享以實現共同目標。而UGC模式目前已經被廣泛地應用于互聯網的商業模式和新媒體業態之中；如維基百科、YouTube、MySpace等網站都是UGC的成功案例，社區網絡、視頻分享、博客、播客和微博等都是UGC的主要應用形式，這就是“集體智慧”的體現。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著名的傳媒理論家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教授認為“集體智慧”的出現可以歸因于媒體融合以及共享文化。
新知識新文化層出不窮，人和人之間的傳統聯系方式已經開始支離破碎；新技術支持下，人們的聯系方式更加多樣、更加快捷。網絡社區的新結構正在形成，這些新社區往往通過自愿的形式，即時的方式，通過情感投資的形式加以確認并形成，有些還通過企業的產品推廣營銷、互贈知識、互換信息的活動方式組合，形成了人們自己的社交圈和網絡社區。
知識文化將會逐漸地轉變商業文化，甚至會轉變國家民族的文化傳承方式。新技術帶來了許多新的生產方式、生產流程和銷售模式。例如，點對點技術不斷被推廣，越來越多的新生銷售和傳播方式如在線閱讀、跳轉鏈接、分章節銷售、碎片化的知識檢索等，已經無需再經過傳統的“整本復制”環節，這種新的生產和傳播方式嚴重地挑戰著舊有的分銷和所有權系統。
媒介融合的發展，最終勢必會造成商業傳媒和“集體智慧”之間的矛盾和斗爭?？梢韵胂?，傳媒領域將會有兩種不同類型的媒體權力：一種來自于媒介融合，以網絡電視這種融合媒體為例，任何需要播放的信息，都需要獲得授權；另外一種就是“集體智慧”，信息傳播是面向不同公眾組成的松散網絡人群，信息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取而不需要付費。由此造成了“傳播權被高度集中”和“傳播權被徹底粉碎”的媒體生存博弈。
此外，傳統主流媒體是處于國家議程的核心位置，將主導國家和民族的核心價值觀。草根媒體或新媒體往往會以維護公民的知曉權、參與權的面貌出現，構造出與那些主流媒體核心價值觀不同的觀點，嚴重地挑戰著主流媒體的權威與核心地位。主流媒體與新媒體之間的競合不斷演進，技術、產業、市場、體制和受眾這五者也永遠處于博弈之中，主流文化的價值觀與旁門左道的價值觀在媒介傳播中不斷碰撞、不斷博弈，商業傳媒與“集體智慧”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不斷斗爭，這就是媒介融合下的數字出版產業發展背景與文化邏輯。應該看到，傳媒創新往往出現在主流媒體與新媒體這兩者之間的邊緣地帶，把握好邊緣地帶往往就能鞏固主流媒體的導向，這要求文化研究必須重新審視和重新思考傳媒文化和核心價值，探索其內在的文化邏輯。
3 數字出版之產業規制
數字出版產業是內容產業，涉及意識形態領域；因此，產業發展不能脫離現實的國情和文化環境，受到宏觀社會發展的制約，更主要地受到制度經濟模式的制約，具有多種規制方式和特征。
規制是一種普遍現象。傳媒規制在任何國家和地區都普遍存在，可以說大凡有傳媒產業的地方就有規制的存在。不同國家對傳媒規制都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國情，產業體制各異，但規制恒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尤其是傳媒產業比較發達的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加拿大等國，都有專門的傳媒規制機構對傳媒產業進行直接或者間接的管理，并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政策和規制系統，以激勵產業或者制衡行業。
壟斷與競爭并存是數字出版產業規制的主要內容。媒介融合的內生邏輯及終極指向是通過規?；筒町愋詠頋M足人們即時即地的信息需求，一方面需要壟斷經營以提高數字出版產業規模效益和產業整體優勢，另一方面又需要競爭，以提高效能。數字出版壟斷巨頭和新興媒體企業并存是數字技術條件下數字出版產業的現實；壟斷和競爭并存是數字出版規制的主要內容之一。
制衡是規制的天平支點。媒介融合過程和傳媒形態是在壟斷作用力和競爭作用力之間的博弈中不斷發展的，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只有當兩者力量呈現均衡狀態時，所產生的產業效益是最大的。因此，媒介融合背景下，數字出版產業規制的核心就是要讓具有調適壟斷作用力和競爭作用力這兩股力量達到均衡的能力――“制衡”，以“制衡”作為平衡數字出版產業內部作用力的原則。在規模經濟驅動下的壟斷經營的空間中調適壟斷性作用力，擴大產業邊際效益、提高產業效能；同時也要最大可能地激勵競爭，通過放松管制、不對稱管制和反壟斷等手段來調適競爭性作用力。這兩股力量達到均衡就是數字出版產業規制的“支點”，也是數字出版產業健康快速發展的核心原動力。
發揮數字出版規制的“公器”作用。以政府為代表的規制主體，基于法制和科學管理，采用有效而穩健的漸進式制度改革和規制措施，激勵和制約數字出版企業在保障社會效益的前提下，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數字出版企業在開拓市場，使產品的生產和消費社會化的同時,也往往可能為追逐最大利潤而犧牲社會效益或給公共安全帶來負面影響，因此需要運用政策、法律、經濟等各種規制手段來引導產業競爭和發展。傳媒規制是傳媒社會的“公器”，因此在數字出版產業發展中要牢牢把握“規制公器”，發揮規制的“公器”作用，引導我國數字出版產業快速健康地發展。
數字技術和媒介融合環境下，對我國數字出版的發展模式和產業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戰。伴隨我國傳媒體制的改革和產業轉型，應該把握媒介融合的發展特征，認清媒介融合背景下新的文化發展邏輯和產業特征，運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把握規制的平衡點，從文化新形態和傳媒新業態特征入手，根據媒介融合的變化來調整傳媒規制，為我國數字出版產業發展保駕護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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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