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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減政策的必要性范文1
2009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達到8.7%,超過了幾乎所有人的預期,為全球經濟復蘇做出了巨大貢獻。中國政府的危機管理取得成功,顯示了強大執政能力,在雷曼兄弟倒閉后短短兩個月就出臺了4萬億財政刺激計劃并且迅速落實。
在世界上,恐怕沒有第二個政府能夠做到這點。中國政府理所當然地受到了世界各國的高度評價。在成功地度過“最困難一年”后,2010年中國經濟前景如何?中國將會面臨何種挑戰?中國應如何應對這些挑戰?
新年伊始,我們必須認真考慮這些問題。經濟學家不是算命先生,但全面系統地分析各種可能性,給出相應預案和對策,是經濟學家不可推諉的責任。
2009年中國經濟處于有效需要不足狀態。由于需求不足(而非供給不足)是經濟增長的制約方,分析有效需求中各個主要構成部分的此消彼長及變化趨勢,是從宏觀經濟層面分析2009年中國經濟歷程、外推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各種可能性的出發點。
由于統計資料不完全,不同機構對于總需求各構成部分貢獻估算有相當的差異。根據我同事的估算,2009年最終消費、固定資產投資、凈出口(出口減進口)對GDP增長的貢獻分別為4.2個百分點、7.5個百分點和-3.7個百分點(其中出口貢獻為-3.3個百分點,進口貢獻為-0.4個百分點)。
2008年底我們就堅信,2009年中國“保八”目標一定能夠實現。這種信心主要是建立在中國財政狀況良好的認識基礎上。但我們低估了全球經濟危機對中國出口、從而對中國經濟增長沖擊的嚴重程度。據我同事估算,如把出口增速下降對投資需求的影響考慮進去,2009年中國出口增長速度下降對GDP增長的綜合貢獻高達-6.5個百分點。既然低估了出口增速下降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消極影響,自然就會低估固定投資增長速度急劇上升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2009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超出了多數經濟學家預料。凈出口增速的逆轉程度被低估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相對于出口,進口增速下降程度被高估。因為加工貿易占有特殊重要地位,中國進口增長速度同出口增長速度具有很高的同步性。
一旦出口增長速度下降,中國的進口增長速度也會相應下降。但2009年進口下降速度明顯低于出口下降速度,從而導致凈出口下降速度高于預期。其原因很可能是中國固定資產投資急劇增加導致一般貿易品進口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間產品進口的減少。
全球經濟陷入危機,中國逆勢而上,實現了8.7%的增長難能可貴。但是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實現“保八”的目標應該是意想之中的事情。理由非常簡單:中國有著良好的財政狀況,2008年中國國債余額占GDP比重僅僅為18%。經過沖銷不良債權、注資等大手術,中國銀行體系處于從未有過的健康狀態。
不難想象,中國政府能夠采取傳統的凱恩斯主義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刺激內需,用內需增加彌補外需減少,使經濟增長保持在8%的水平上。
但是,2010年中國經濟確實可能是“最復雜的一年”,原因有三。首先,在保增長的同時,中國還必須完成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相應的經濟結構調整。其次,中國仍將面對一個具有很大不確定性的國際環境。最后,中國政府需要有效管理通貨膨脹預期、抑制資產泡沫。
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有兩個重要特征:投資驅動和出口導向。多年以來,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持續超過GDP增速。中國投資率自2001年持續上升,投資同其他總需求的構成部分(消費、投資)不同,其他需求構成部分(如消費需求)僅僅代表本期需求。
但是投資具有雙重作用:在當前代表需求,在接續期代表供給。從均衡狀態出發,投資需求增速的提高和投資率的上升,在當期會造成經濟過熱,經過一定時期后就會造成產能過剩。中國政府自2003年以來一直在致力于防止投資增長速度過快導致經濟過熱。
其實,抑制投資增速過快造成的經濟過熱就是為了防止出現過剩產能。而直到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爆發之前,中國之所以未出現嚴重產能過剩,是因為強勁出口需求吸收了中國過剩產能。具體表現是,出口與投資同步高速增長,在一段時間內,出口增速甚至超過投資增速。結果是,在潛在過剩產能迅速積累的同時,中國經濟過熱現象日益嚴重。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爆發,則突然暴露了中國嚴重產能過剩問題。
財政刺激計劃遏制經濟增長的下滑,但卻導致中國投資率進一步上升。2009年,中國的投資率可能接近或超過50%。中國政府主導的投資主要用于基礎建設投資――鐵路、公路和機場等?；A設施投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產能過剩,但卻又產生了投資周期長、投資效率低下、銀行不良債券增加和財政狀況惡化的可能性。產能過剩必將增加企業出口的壓力,而中國早已因大量貿易順差而受到巨大國際壓力。
由于長期執行出口導向戰略,中國貿易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分別高于60% 和30%,超過所謂“貿易立國”的日本和其他主要發達國家。2009年中國經濟之所以受到嚴重沖擊,最直接原因可歸之于中國的出口依存度過高。
中國出口導向戰略的另外一個突出問題是“雙順差”。自2005年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問題則變得越來越突出。中國長期維持的雙順差,反映了中國資源配置的極大不合理性。
這種不合理性主要表現在三方面。第一,人均收入在世界排名100位之后的中國成為發達國家的最大提供資本(保持經常項目順差,并把由此獲得的外匯用于購買美國國庫券)提供國,而未能把表現為經常項目順差這部分來自于本國儲蓄的資金用于改善本國人民生活水平和國內投資。
第二,大量引入外資,卻未能利用引入的外資購買外國設備和技術(這并不排除作為個體的企業把引入外資而獲得的資金用于進口機器設備、技術和管理和原材料),而將這些資金用來購買美國國庫券(這部分外匯儲備實際上是用從外國借來的錢購買的)。
第三,由于金融危機、美國內外債急劇增加、美元貶值趨勢和未來美國通貨膨脹風險,中國的2.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特別是我們所持美國國債、政府機構債面臨資本損失的危險。
在中國目前對外投資能力有限的情況下,雙順差的增加意味著外匯儲備的增加。增加貿易順差固然有助于增加就業。但是中國通過消耗真實資源所換回的僅僅是“借據”,而這些“借據”的價值正在逐漸消失。
2009年由于外部沖擊,中國的貿易順差明顯減少,但是,中國依賴外需、通過出口吸收過剩產能的狀況并未發生根本變化。2010年中國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是,既要保持8%至9%的經濟增長速度為數百萬新增勞動人口提供就業機會,又要減少對外依存度和貿易順差。
從理論上,我們必須刺激國內消費需求,但在實踐上,要實現這種轉變必須付出痛苦的代價。如果別無選擇,寧可選擇繼續增加國內投資。
全球經濟在2010年將全面復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10年世界經濟將增長3.9%,發達國家經濟增長3.9%,其中美國增速為2.1%,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6%(其中中國增速達10%)。許多企業依然把希望寄托在全球經濟回暖所導致的外需增長上面。
但我們不能排除幾種可能性。首先,由于存在某種潛藏的問題突然暴露,美國剛剛恢復的金融穩定再次遭到破壞。其次,由于“退出戰略”實施過早,美國經濟“二次探底”。再次,美元貶值加速。最后,貿易保護主義加劇。
美國經濟的復蘇是超常規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的結果。2009年美國財政赤字達1.42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GDP的10%,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高紀錄。目前美國國債占其GDP比重已達84%。為了保證經濟增加和降低失業率,美國政府在2010年可能會繼續采取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將有一個較好的出口環境。
美國的巨額財政赤字已經引起公眾嚴重不安。美國還一直保持經常項目逆差,而財政赤字的增加將導致經常項目逆差的進一步惡化,并將使美元貶值的壓力進一步增加。2010年美國政府面臨兩難選擇:繼續執行超常規的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則美國的財政狀況和國際收支狀況將會進一步嚴重惡化。
實行“退出戰略”,美國經濟可能再次探底,失業率再次回升。如果美國政府既不希望經濟二次探底、失業率回升,又不希望財政赤字增加過快、國際收支平衡進一步惡化,惟一可用的經濟政策工具就是貿易政策。增加出口、減少進口(減少經常項目逆差)將成為美國2010年經濟政策的一大著力點。
增加凈出口可以同時實現保增長、保就業和減財政赤字、減經常項目逆差,從而穩定美元的雙重目標。除非出現革命性的新技術、新產品,美國政府只能依靠有限的政策手段增加出口、減少進口。美國政府可能繼續對美元貶值采取“善意忽視”的政策。由于中期選舉將在年內進行,2010年美國國內的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肯定會大大增強。
總之,2010年中國外部環境可能出現變數,我們不能、亦不應把2010年及以后的增長寄希望于出口的持續增長。
只要中國政府認為必要,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就能夠保持在8%至9%的速度。在未來數年內中國運用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擴張性政策的空間依然存在,公眾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近期前景持樂觀態度是正確的。
雙減政策的必要性范文2
2012年10月12日至14日，吉林大學經濟學院以杜莉教授主持的2012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綠色經濟實現路徑——中國碳金融交易機制研究”為依托，召開了“碳金融與綠色經濟發展學術會議”。南開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北京環境交易所、中央黨校、西南財經大學、大連理工大學、鄭州大學、吉林省社科基金規劃辦、吉林財經大學以及吉林大學的60余位專家學者與會，就追溯碳金融的理論基礎及推動中國碳金融交易的發展進行了深入思考和廣泛討論。
一、碳金融交易理論基礎追溯
理論是對規律的總結與歸納。吉林財經大學宋冬林教授提出不能架空碳金融交易，需要密切關注碳金融對傳統理論的傳承與擴展。南開大學逄錦聚教授指出，適應實踐發展和時代需求，開展碳金融研究是理論研究的重大責任。吉林大學杜莉教授認為，碳金融交易機制既承接了產權理論、功能金融理論、金融監管理論的現有內涵，又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上述理論的外延。
結合傳統的價值理論，逄錦聚教授對碳排放交易標的的商品屬性進行了認定。價值理論將商品定義為是用于交換的勞動產品，商品的基本屬性是使用價值和價值。逄錦聚教授認為，碳排放額的減少來源于技術改進，而技術進步離不開勞動，故碳排放額在一定意義上屬于勞動產品，一旦用于交換，便具有商品屬性。碳交易表面上交易的是碳排放額度，實質上交換的是碳減排的技術以及協同的一系列復雜的人類勞動，故碳排放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其使用價值體現在可用于碳減排活動，其價值體現為凝結在碳排放額度中的人類一般勞動。
北京環境交易所周丞認為，碳是政府授信并在特定市場具有流轉功能的商品，可以視為一種廣義的貨幣。碳市場以產權理論作為依托，是科斯定理與現代金融的完美結合，產權的正確界定對于減少環境問題，避免公地悲劇具有重要意義。西南財經大學蔣南平教授將碳金融與低碳經濟的理論根源追溯到的綠色發展觀和以生態危機理論、雙重危機理論為代表的西方生態主義，從指導實踐的角度，強調準確界定低碳經濟與綠色發展內涵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二、碳金融的實踐進展
1.碳市場的頂層設計
“頂層設計”源于系統工程學，意旨自高端開始的總體構想。碳市場的頂層設計涵蓋了基本制度設計、發展路徑及評價體系等各個環節，頂層設計的合理程度決定了碳市場的運行效率甚至成敗。
中央黨校郭兆暉將碳市場的構建路徑劃分為三個基本模式：以歐盟為代表的自上而下的模式、以美國為代表的自下而上的模式、以日本為代表的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混合的模式。周丞與郭兆暉均認為中國比較適合以日本為藍本，采用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混合的構建模式，積極發揮“干中學”的作用，推動中國碳市場的建設和完善。
由于中國經濟發展正處于工業化的攻堅階段，專家學者普遍認為，即刻構建全國范圍的碳減排體系的條件尚不成熟。郭兆暉建議以三年作為一個區間，逐步由區域性碳市場向全國性碳市場過渡。關于碳市場的基本制度設計，郭兆暉認為，不僅要考慮環境有效性與成本有效性，也要關注產業接受性、行政可行性以及政策的公平性。建議由國務院確定履約期長度、排放上限、交易對象、管制行業，由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負責配額分配、管理與抽查等供給機制的設計，構建一個囊括政府部門、常規金融機構、經紀商、交易所、法律服務機構、研究咨詢機構、非政府組織在內的制度體系，并建立本土化的新型經濟評價體系。
關于碳交易的機制設計，周丞認為應采用總量交易模式。首先，應創新總量設置模式，選擇某年為基準年，將基準年之前已經運營的設施排放的溫室氣體設為存量，基準年之后的為增量。以存量作為總量控制的目標（Cap），效仿歐盟排放交易體系，期初采用歷史排放法對排放總量進行分配，隨后逐步轉向拍賣方式。增量采用高基準線，規定若干年后，將部分增量轉化為存量，進入控制和交易；其次，設計碳市場的柔性機制，包括允許配額無條件儲備，允許低效機制、履約期以三年作為基準、建立碳價格“安全閥”機制、建立配額儲備庫、不允許配額借貸等；再次，設計碳泄漏規避機制，即通過擴大管制區域范圍、細化機制設計、輸入產品納入管制、降低境外產品需求等措施，減少碳泄漏；最后，設計碳市場的測量、報告、核查（MRV）機制。
2.碳市場及碳金融交易的實踐
中國碳市場交易已初步試水。周丞先生以北京環境交易所為例，介紹了中國碳交易平臺建設的實踐活動。目前，北京環境交易所主要有三大業務線：一是由CDM、VER與“雙特（特定行業特定區域）試點”所構成的多層次碳交易業務；二是節能量與排污權交易業務；三是由節能環保技術投融資、低碳轉型服務組成的低碳發展業務。
當前，國際市場較為活躍的碳金融活動主要包括碳信貸、碳基金、碳保險、碳期貨、碳期權、與碳相關的金融中介服務等等。中國受制于碳市場起步晚、金融體系相對薄弱等因素，碳金融活動以綠色信貸為主。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曾剛副研究員歸納總結了國外綠色信貸抗拒、規避、積極、可持續發展四個階段，介紹了赤道原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出口信貸與環保指南、德國與日本先行國家的經驗，梳理了中國.自1995年至今綠色信貸的發展歷程，總結了中國金融機構在綠色信貸開展過程中暴露的財政稅收激勵政策缺位、技術標準與風險評價體系不健全等問題，并從制度完善、產品創新等角度為綠色信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政策建議。鄭州大學武魏巍副教授從期貨等衍生產品的角度切入，總結了國際現行碳交易平臺期貨、期權運作的經驗，通過對比瑞典城市馬爾默與中國大慶，深刻剖析了中國推出碳期貨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對中國碳期貨的前景進行了展望。吉林財經大學劉吉舫教授介紹了綠色保險的產生和發展歷程，從理念培養、標準確立、產品創新等層面，對中國綠色保險的開展提供了建議。
為推進碳交易及碳金融的進一步發展，西南財經大學蔣南平教授、中國能源經濟研究院陳柳欽教授均提出要建立珍惜、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理念，即推動思想環保、理念環保。此外，蔣南平教授建議盡快制定中國乃至全球的自然資源、能源消耗及補償標準，改變不合理的社會關系與社會束縛，避免資本對自然資源統治力所造成的生態破壞，應該將科技作為重要手段，加速生態修復和清潔發展。陳柳欽教授建議在產業布局過程中，要從網絡、空間的視角著眼，避免思維和落腳點的單一性和局限性。
3.碳金融對綠色經濟發展的助推
結合會議主題，與會專家普遍認為，碳金融對碳市場發展乃至綠色經濟的推進具有重要意義。陳柳欽教授認為經濟決定金融，金融是經濟的核心，提出“給金融一個支點，金融一定能撬動低碳經濟發展”的論斷。蔣南平教授認為借助碳交易體系與發達國家爭奪國際碳市場份額，通過廣泛意義的碳排放權全球營銷，來捍衛國家利益具有必要性。周丞指出碳金融作為國家和地方政府實現低碳經濟、推動節能減排與可持續發展的市場化工具和抓手，能夠為政府提供稅費體系之外的轉移支付手段，促進實現淘汰落后產能、引導GDP高質量增長、產業結構調整以及區域轉移等政策意圖的實現。武魏巍副教授重點從碳期貨的視角，歸納了碳金融對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碳經濟效益、增強碳交易話語權、提升人民幣國際地位的重要意義。
關于“金融是現代經濟核心”的論點，逄錦聚教授提出了新的見解，認為金融確實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不宜夸大金融的功能，應更多關注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匹配，避免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的過度繁榮。杜莉教授認為應充分發揮金融對低碳經濟的助推，而風險防控機制亦是碳金融交易機制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
4.關于碳金融交易機制進一步研究的建議
碳金融交易作為一個前沿研究領域，其進一步研究處于探索階段。關于研究隊伍的搭建與合作模式，逢錦聚教授提出了“反木桶原理”，即研究團隊中，首席專家的科研與管理水平，決定了該科研團隊研究成果的層次和質量。杜莉教授指出，宜采用合理分工，責、權、利相匹配的模式，真正做到任務到人、經費到卡，充分調動團隊成員的積極性，發揮協同作用，挖掘科研協作的潛力。
關于碳金融交易機制研究體系的架構，杜莉提出應將金融思維與傳統的經濟理論相結合，從供給機制、需求機制、價格機制、風險防控機制以及效率與溢出效應評估五個相互銜接、互相影響的環節切人，避免現有單一研究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針對杜莉教授提出的架構，曾剛副研究員進一步強調了供給機制在碳市場構建中的關鍵地位，認為碳市場的特殊屬性，決定了供給機制是碳金融交易機制的核心，配額總量的設置、分配模式的設計、管制對象的選擇、碳金融產品的創新與選擇對市場需求、價格、風險甚至運行效率與溢出效應均具有重要意義和影響，供給機制的科學與合理程度決定了碳金融體系的成敗。
雙減政策的必要性范文3
關鍵詞:經濟結構 稅收制度 社會公平
中圖分類號:F810.4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07-018-02
減稅政策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于當時有效需求的不足,凱恩斯提出政府干預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理論,在財政政策方面提出以減稅和擴大政府財政支出為主體的財政政策。凱恩斯主張:國家一方面干預收入分配、促進收入均等化以提高消費傾向;另一方面加強投資控制,以保證足夠的投資需求。國家干預投資的結果是,提高社會的有效需求水平,從而有助于實現充分就業并增加整個社會的資本存量。然而傳統的凱恩斯理論面對后來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初西方國家的“滯脹”束手無策,而以拉弗為代表的供給學派提出了以減稅來增加社會儲蓄、投資和勞動,從而增加社會總供給,最終達到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主張。從西方國家近80年的稅制改革經驗來看,由于實行“低稅率、寬稅基、少減免、嚴征管”,其結果是刺激了內需,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稅收總額不一定減少,甚至有可能增加。正因減稅政策取得的巨大成功,面對2008年的金融危機,很多學者把希望寄托于減稅政策上。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2008年12月10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列為2009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隨后財政部部長謝旭人2009年1月5日在全國財政會議上指出2009年財政工作的重點是:實施積極地財政政策,擴大政府公共投資,實行結構性減稅以及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推進財稅制度改革。其中,可歸入稅收政策系列并成為2009年中國稅收政策主基調的舉措,就是實行結構性減稅。
一、結構性減稅的內涵
所謂減稅,是指稅負水平的削減,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對于結構性減稅,在學術界則存在一定的爭議。從稅負、稅種和政府稅收收入三個方面進行劃分,目前主要存在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所謂結構性減稅,是指主要稅種實行政策性減稅,但不排除個別稅種,輔稅種進行增稅,但算總賬是減輕企業和居民的稅收負擔,刺激投資和消費。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高培勇教授(2009)認為,結構性減稅有別于全面的減稅,結構性減稅是針對特定稅種、基于特定目的而實行的稅負水平的削減;有別于大規模的減稅,實行的是小幅度、小劑量的稅負水平的削減;有別于有增有減的結構性調整,是納稅人實質稅負水平的下降和政府稅收收入的減少;第二種觀點認為結構性減稅是指稅收政策應實行有增有減的結構性調整,以減為主,但稅收收入總體上應保持上升趨勢。如中國國際稅收研究會課題組(2009)認為結構性減稅應有增有減,以減為主,減稅的結果不僅不能減少原有稅收收入規模,而且必須確保稅收收入總量不變,甚至有所增加;第三種觀點認為所謂的結構性減稅,是指有增有減的稅收政策,總體上具有減稅效應,但政府稅收收入不一定減少。如李敏(2006)認為由于稅收收入的多少取決于稅率的高低外,還要受經濟結構、稅基寬窄、納稅遵從度、征管強弱等因素影響,因此減稅并不意味著財政收入減少。
鑒于以上分析,結構性減稅關于稅負和稅種方面的問題,即稅種有增有減的結構性調整和稅負的減輕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否意味著財政收入是否減少,還有待探討。眾所周知,稅收收入受稅負水平、經濟結構、稅收征收率、稅基寬窄等因素影響。由于宏觀稅負的計算口徑有多種,為了方便,在考慮宏觀稅負的時候,這里采用最小的口徑,即一個國家一定時期政府所取得的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另外,考慮到政府財政收入中稅收收入所占比重的問題,暫且把稅收收入當做政府財政收入。同時可以假定經濟規模為GDP,稅收征收率λ為外生變量,政府理想稅收收入為T,政府實際稅收收入為I=λT,則宏觀稅負為t=λT/GDP。通過上述假設,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公式:
I=λ?T?GDP(1)
由于稅負和稅制結構對經濟規模產生影響,是經濟規模的內生變量,在稅制結構不發生變化時,稅負的加重,會對經濟規模產生消極影響,因此稅負是經濟規模GDP的遞減函數;而在稅負不變化的條件下,稅制結構變量γ的優化,會對經濟規模產生積極影響,因此稅制結構是經濟規模GDP的遞增函數,即GDP=F(t,γ)。于是上式(1)可以變化為:
I=λ?t?F(t,γ)(2)
(2)式分別對t和γ一階求導,我們可以得出:
It'=λ?F(t,γ)+λ?t?Ft'(t,γ)(3)
Iγ'=λ?t?Fγ'(t,γ)(4)
從式(3)和式(4)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發現,在稅收征收率和稅負等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稅制結構的優化,稅收收入會增加。但是在稅收征收率和稅制結構等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稅負的降低,稅收收入是增加還是減少并不能確定,這還取決于其二階導數。
上述實證分析中,實際上隱含了一個條件,即把政府稅收收入的變化,是當作各內生變量變化導致的一種結果來分析的,如果把政府稅收收入的變化當作政策的意圖分析,即外生變量,則政府稅收收入的變化自然就非常清楚。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結構性減稅是一種有別于全面的減稅,是一種有增有減的稅種結構性調整,是針對特定稅種、基于特定目的而實行的稅負水平的削減,是納稅人實質稅負水平的下降。而針對2008年的金融危機,筆者認為考慮到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力以及我國的實際情況,必須確保稅收收入總量不變,甚至有所增加。在下文,筆者將做出詳細分析,并提出面對當前經濟危機所應實施的減稅政策建議。
二、當前結構性減稅的必要性
1.優化我國經濟結構的需要。我國經濟已持續增長近30年,經濟實力及自主創新能力都有明顯增強,經濟效益顯著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和生態環境保護也取得了較大進步。然而,我國經濟結構失衡問題也呈現出加劇的趨勢,主要表現在:產業結構不協調、投資消費結構不合理、國際收支順差壓力不斷增加、區域和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能耗嚴重和污染問題比較突出等。從稅收與經濟結構的關系來看,稅收作為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主要工具,通過實施結構性減稅,可通過對產業結構、收入結構、所有制結構、地區結構等的調整,使經濟實現協調發展。例如,差別稅負可影響資源在不同產業、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之間的資源配置;合理的稅負分配原則有助于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合理的稅制結構與稅負水平有助于收入結構的改善等等。
2.優化稅制結構的需要。我國現行的稅制結構存在諸多不合理,主要表現在:我國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確定了“雙主體”的稅制結構模式,但在實際運行中,流轉稅收入在稅收收入總額中所占比重高達約70%,所得稅的比重卻僅為20%左右,“雙主體”稅制實際上是“跛足稅制”。一個兼顧了稅收效率與稅收公平的良好稅制結構,是我們優化稅制的目的所在。根據稅收原理,出現這種相違背的結果,與以累退性質為表現的強調效率的增值稅為主要稅種和以累進性質為表現的強調公平的所得稅為輔助稅種有關,這也正好與我國強調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方針有較大關系。另外我國現行稅制體系中,還存在一些真正意義上的稅種的缺失問題。例如,迄今為止,在中國現行稅制體系中,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財產稅。既有的房產稅和城市房地產稅,盡管在名義上可以歸為財產稅,但其設定的納稅人并非著眼于個人。以傳統意義上的“單位”作為基本納稅人的這兩個稅種,自然不是直接稅。在現代稅制體系中,直接稅則是財產稅的一個重要屬性。
3.維護社會公平的需要。根據美國統計署的數據,1993年―1998年,美國家庭的收入分配情況始終在0.45～0.46之間,并且美國基尼系數從1967年―1998年變化幅度也不大,但是稅后卻為0.42～0.43之間。{1}可見在基尼系數的變動中,與調節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密切相關的稅收無疑是一個十分值得關注的重要層面。但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貧富差距逐步拉大,綜合各類居民收入來看,基尼系數越過警戒線已是不爭的事實。其原因就在于我國稅收在調節社會公平的再分配功能上存在著弱化和缺位,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稅制結構不合理限制了稅收公平調節功能的發揮,并存在強化收入不均等的趨向。而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方式主要是通過宏觀稅負、稅制結構、稅種設置和各稅種的稅基、稅率調整來實現;二是稅收調節體系不健全,各稅種之間缺乏整合力,影響了稅收公平調節功能的發揮,調節個人收入分配不能僅靠個人所得稅,必須建立一個調節收入分配的稅收政策體系;三是個人所得稅制度設計不規范,制約了稅收公平調節功能的發揮。
三、結構性減稅的具體設計
1.進一步完善增值稅。作為目前我國的第一大稅種,2009年國內增值稅收入占到了全部稅收收入的29.8%。{2}因此,可以說2009年增值稅的轉型,不僅降低企業生產成本,極大地鼓勵投資、促進技術進步,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升級,優化現行稅制,以及對于整個稅收收入而言,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接下來增值稅進一步完善主要是進一步擴大增值稅的征稅范圍,要最大限度地把商品及勞務服務納入增值稅增稅范圍。如將采礦業、制造業、建筑業、房地產業、能源交通運輸業、郵電通訊業以及與工業生產聯系緊密的服務行業納入增值稅范圍,將現行的增值稅、營業稅、城市建設維護稅及教育費附加,改為統一的增值稅,從而徹底改變目前商品勞務稅稅制多稅種病例的現狀,實現稅制簡化;其次是進一步降低商業行業小規模納稅人的征收率、提高增值稅(包括營業稅)的起征點。
2.改革個人所得稅。采用超額累進稅率的個人所得稅既是籌集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又是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也是對經濟起穩定作用的自動穩定器,在我國稅收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隨著客觀情況變化,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度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是按所得項目分項、按次征稅,與綜合各項所得按年征稅相比,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力度有一定局限,不能充分體現公平稅負、合理負擔的原則;二是對不同的所得項目采取不同稅率和扣除辦法,容易造成納稅人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費用,存在較多的逃稅避稅漏洞;三是工薪所得邊際稅率偏高,稅率檔次繁瑣,這樣不僅不利于吸引外商投資和外國專家來華工作,也不利于刺激個人工作、投資和儲蓄的積極性。因此,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減少累進稅率級次,降低邊際稅率,進一步加大稅收對個人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十分必要。
3.改革資源稅?，F行資源稅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征收資源稅調節資源級差收入,使各資源開發企業在較為合理的盈利水平的基礎上開展公平競爭,促使企業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但這種單一的政策目標限制其應有作用的發揮,現行資源稅沒有表達政府對資源的所有權和管理權,因而無法通過征收資源稅表達保護資源、限制資源開采的意圖。單純的級差性質的資源價值和不同資源在經濟中的不同作用,而且不能將資源開采的社會成本內在化,無助于企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更不能將資源開采的可持續成本內在化,不利于資源的可持續使用,也就無法保證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此需要對資源稅進行較大幅度的調整和改革,主要內容包括:擴大征稅范圍、提高稅率和優化稅率結構、改定額稅率為比例稅率與定額稅率相結合、細化稅目設置、調整計稅依據等。通過改革對資源的節約和可持續利用,對轉變增長方式等有重要意義。
4.改革消費稅。在國際上,消費稅與其他稅種相比,一直是個不起眼的小角色,在稅收收入的比重中持續下降。直到20世紀70年代后期,環境和生態保護意識在西方國家開始盛行,人們才發現消費稅在其中的獨特作用,西方各國的消費稅課征范圍又呈現出逐漸擴大的趨勢。根據目前我國消費稅的現狀,結合當前形勢,消費稅改革要有利于增加財政收入、增強宏觀調控能力、促進社會公平、抑制生態環境惡化與環境資源的保護作用。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調整消費稅征稅范圍。減征或停征一些已成為或正成為生活必需品的征稅,如工業酒精、醫用酒精、汽車輪胎等;二是適當調整消費稅稅率。對一般性生活用品以及具有節能、環保等特點的產品實行低稅率;對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費以及對環境污染嚴重的消費行為等實行高稅率;三是適當擴大征稅范圍,將高檔消費品、奢侈品,資源供給缺乏、不宜大規模消費的產品,某些高消費行為和對環境污染的行為及用品納入消費稅征收范圍。
5.改革房地產稅。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房地產稅是在不同時期、不同環境下逐步建立起來的,缺乏系統、科學的設計,現行稅制已陳舊老化,難以發揮應有的功能。隨著市場經濟發展,我國社會經濟環境已發生了深刻變化,突出問題是城鄉之間、城市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擴大趨勢;各級政府之間的收入格局也出現嚴重不平衡現象;各產業之間的發展和資源配置的結構也不平衡,財政調節的效果較弱,這在客觀上要求我們推進稅制改革、完善財產稅體系、加強稅收調節的作用;而房地產稅處在個人收入分配和房地產業發展的交叉點上,從它著手改革顯然是有利的。主要包括:(1)將現行房產稅、城市房地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耕地占用稅和相關收費(包括由土地開發商所繳納的稅費、土地出讓金等)合并開征統一的物業稅,以減化稅制、優化結構(減少轉讓、出租環節的稅收,加強持有和使用環節的稅收);(2)新的房地產稅應按市場價值和統一標準評估物業的實際價值、從價計征,采用差別稅率,同時考慮我國現行房地產稅的稅率、結合各年度各地方財政收入需要和納稅人的負擔能力等因素選取較低的稅率;(3)清理房地產行業收費,取締不合理、不合法性質的收費項目,以減輕納稅人的稅收外收費。
四、小結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無疑是這次結構性減稅的直接誘因。而優化經濟結構、優化稅制結構以及維護社會公平則是根本原因。從目前的經濟境況來看,最近幾年,我國財政收入大幅增加。據統計,2008年全國財政收入為61330.35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300669.97億元的20.40%,比上年增加10008.57億元,增長19.50%。財政收入中的稅收收入54223.79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8.03%,比上年增長18.85%;非稅收收入7106.56億元,比上年增長24.68%。{3}這種財政總收入的基數和持續高速增長的勢頭,為這次結構性減稅提供了物質基礎,而稅收總收入的基數和持續高速增長的勢頭,則說明了結構性減稅對我國社會經濟的影響是巨大的。因此,必須要抓住這次時機做好結構性減稅,為我國可持續發展做好準備。
注釋:
{1}數據來源于Athur F Jones Jr & Daniel Heinberg The Changing Shape of the Nation’s Income Distribution Current Popilation Reports U.S. Census Bureau.
{2}數據來源于國家稅務總局網站,并經計算得出。
{3}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并經計算得出。219.235.129.58/welcom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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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減政策的必要性范文4
（天津廣播電視大學經管學院，天津 300191）
摘要： 發展低碳物流，是促進天津地區物流產業的長遠目標。我國政府承諾到2020年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物流業作為我國重點產業之一，需要在發展低碳經濟過程中發揮作用。本文論述了低碳物流對美麗天津建設發展的意義，分析了目前天津發展低碳物流存在的問題，并對加快低碳物流在天津發展提出了相應的對策。
關鍵詞 ： 低碳物流；綠色供應鏈；可持續發展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5）03-0032-02
課題項目：本文系天津廣播電視大學重點課題“天津開放大學學科專業體系規劃與建設研究”（課題號：13XZ1011）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王忻（1978-），女，天津人，助教，研究方向為供應鏈物流管理、開放教育。
0 引言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保證地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全球性重要議題。隨著低碳理念與低碳技術的推動，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將徹底被以“低碳”為標志的各種綠色行動徹底顛覆。在供應鏈領域，從運輸、倉儲、配送到采購、制造、營銷、交付和回收的一整條業務鏈中，每個環節都涉及到能源的消耗并排放出二氧化碳。F.Straube&S.Doch（2011）分析了運輸成本與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間的關系，揭示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減少將推動物流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低碳物流要求企業在兼顧其經濟利益外，還必須將環境保護、資源節約以及可持續發展的思維融入所有的物流和供應鏈環節中，并形成完整的綠色供應鏈體系。
1 天津發展低碳物流的必要性
1.1 低碳物流的發展符合天津低碳經濟發展的需要
全球氣溫變暖是我們目前所面臨的最為嚴重的問題之一，為了防止生態環境的繼續惡化，發展低碳經濟已悄然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話題。世界從此進入一個以低能消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低碳經濟時代，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將會逐漸轉變。物流產業在低碳經濟發展過程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由于物流活動的一個主要功能要素就是運輸，而運輸過程則主要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主要來源之一。據中國統計信息網數據2014年3月數據顯示，2013年全國社會物流總費用為10.2萬億元，運輸費用為5.4萬億元，占社會物流總費用的52.9%，體現了運輸在物流活動中占據的高能耗地位。因此，對物流產業結構適當調整并升級以達到低碳的目，走低碳物流之路，是低碳經濟發展的需求，是減少碳排放，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雙贏局面的必由之路。
1.2 低碳物流的發展展現天津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可持續發展觀點不但強調要以促進地區經濟發展為目的，而且要以提升地方政府和企業的環保意識和能力為考量，保護自然生態環境。發展低碳物流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降低整個物流活動中能源消耗，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將可持續發展的思想貫穿到整個物流供應鏈的戰略與管理中，將低碳物流與綠色供應鏈中的綠色采購、綠色制造和綠色消費環節結合，共同構成一個資源節約、生態保護的綠色低碳經濟循環系統，相互滲透、相互作用。由此可見，低碳物流不僅僅是可持續發展中的重要環節，而且能促進企業經濟效益、物流活動效率和環境保護利益的協調發展，提升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1.3 低碳物流的發展增強天津全球一體化的競爭優勢 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加快，能源與環境已經成為國際社會日益關注的焦點，良好的環境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礎，人們逐漸意識到自然環境與能源也是有價值的。全球一體化進程不斷加深，貿易保護主義逐漸淡化關稅壁壘的限制，而非關稅壁壘范疇內的綠色貿易壁壘（亦是環境貿易壁壘）應運而生。作為進入國際市場的“綠色通行證”，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強調節能降耗、增強企業競爭力與贏得客戶，從之日起便得到眾多企業的積極響應。因此，面對物流業蓬勃發展的今天，著力發展低碳物流模式是提升天津全球經濟一體化競爭優勢的唯一出路。
2 天津市目前發展低碳物流面臨的問題
2.1 供應鏈領域內，低碳物流人才缺乏，尚未開啟低碳物流理念的人才隊伍建設 物流從業人員的素質決定著物流企業的生存與發展，雖然天津市目前物流從業人員的數量和規模都較大，但從業人員的文化水平、學歷程度都參差不齊，城市物流的低碳化發展，需要既懂管理又懂技術與操作的復合型人才，更需要眾多企業組建一支“低碳型”人才隊伍。培養低碳型物流人才可以減少物流操作環節的碳排放量，降低能源消耗，促進物流經濟的合理化，是建設美麗天津的必要條件，也是促進低碳經濟模式發展的基本要求。該市大型物流企業多為國有企業，管理體制仍然有計劃經濟的遺留，在低碳物流經濟體制下，低碳型物流人才儲備尚存在很大的欠缺，人才培養方案不完整。
2.2 物流企業規模小、數量多，出現各自為政的局面，造成物流能力的浪費 據天津市物流協會統計數字顯示，天津市物流及相關企業總數近萬家，而其中有規模的僅有幾百家，大多數當地企業業務以單一的倉儲和運輸為主，物流企業發展參差不齊，無標準、不規范、監管不健全，服務范圍有限，這些都會造成物流服務成本較高，能源消耗浪費，難以實現供應鏈規模效益。
2.3 物流設施落后，社會化程度低，缺乏提供低碳物流服務的保證基礎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物流行業已超逾傳統單一的運輸服務功能，只有物流基礎設施建設跟得上，物流業才能有繼續長足發展的動力和基礎。該市港口、公路及鐵路運輸基礎設施建設在國內處于領先地位，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相對落后，缺乏統一規劃的物流倉儲設施，缺少高效的物流數據平臺，致使信息渠道不規范，全社會物流運行效率偏低，社會化物流需求不足和專業化物流供給能力不足的問題導致低碳物流服務基礎設施相對短缺。
2.4 綠色供應鏈技術與管理手段尚未健全，企業缺乏對低碳物流的認識 天津市目前對低碳物流的研究有限，對低碳物流的操作仍處于呼吁階段，大部分企業認識不足，在相關政策與實施措施正式之前，仍處于觀望等待的狀態。2010年，天津打造全國首個“低碳”研發基地，力爭發展為天津乃至華北地區低碳技術產品研發基地。2011年，交通部在天津等十個城市開展首批建設低碳交通運輸體系城市試點，但截至當前，符合“綠色貨運企業標準”、“綠色貨運車輛標準”的企業數量較少，大多數物流企業還未開始轉型，專業化程度較低。
3 促進天津低碳物流發展問題的對策
3.1 培養低碳物流專業人才 低碳物流人才培養是一項長期的工作，培養低碳物流管理專業人才，應該有針對性地對普通高校，尤其是成人高校物流管理專業人才培養模式進行改革，在教學資源準備過程中，將低碳環保以及綠色供應鏈體系的相關知識融入到目前的教學資源中，堅持長期專業基礎知識教育與短期技能培訓相結合的教學方式，指導學生在學習傳統物流與供應鏈知識的同時，學習物流二氧化碳排放測算、核查、報告以及審核等技能，以及物流低碳經濟、物流低碳金融和物流代碳資產等知識。其次，推進低碳物流人才培養職業資格認證的工作，幫助物流管理專業人員全面熟悉低碳物流相關管理知識與技能，系統掌握現代企業低碳物流管理的理論與方法，能做到勝任低碳物流相關職業崗位，提高工作效率。最后，應提高目前高校物流教師的師資能力，加強“雙師型”教師的培養，或者選派優秀教師學習發達國家低碳物流的知識與技能，深入國外企業或者政府相關部門了解法規政策，學習實踐操作經驗，提升教師職業素質，為培養優秀的低碳物流專業人才做好儲備工作。
3.2 發展多式聯運，完善綠色供應鏈體系，加強產業鏈條建設 多式聯運通過各個運輸環節和各種運輸工具之間的密切配合，大大減少了貨物在路途中的等待時間，從而降低了貨物的庫存成本，減少運輸中碳的排放，同時，由于貨物是在集裝箱內進行運輸，從而也節省了貨物的包裝，降低能源消耗，最大限度地發揮運輸工具等物流設備的作用，通過能夠實現公路、鐵路、海運、空運等一體化并用，通過合理規劃運輸路線選擇最佳運輸路徑，盡量避免了企業間各自為政的現象，通過電子數據交換平臺，完善綠色供應鏈體系，有利于加強政府部門對整個產業鏈的監督與管理，通過宏觀調控，實現使用對環境破壞最小的運輸方式達到該市經濟與生態環境的雙贏。
3.3 推進物流基礎設施發展，采用低碳環保設備，發展第三方物流 發展物流基礎設施是需要在滿足各種物流組織需要的同時，又能通過合理的規劃和分配方式達到各類設施共同發展的目的。合理發展運輸設施與作業流程，整合現有的物流基礎設施，提高設備利用率，采用多式聯運、集裝箱運輸、鐵路運輸、運輸網絡等綜合運輸環境和運輸效率，鼓勵跨行業、跨企業的整合，增進物流設備的綜合利用是物流組織實現低成本、高效率和優質服務的基本條件。政府及相關物流企業采購低碳環保型物流設備時需要根據不同行業的特點進行：在車方面，目前該市主要物流運輸工具主要以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等資源為燃料，碳排放量相當高，可以考慮利用傳統汽車和內燃機減排技術、推廣柴電混合動力汽車，推進甩掛運輸，更長遠的減排措施是研制可替代燃料；在航運方面，開發系統管理海運中碳排放足跡，開發系統識別碳減排能力和貫穿供應鏈的碳減排監測機制；在港口方面，應大力推廣輪胎式集裝箱、門式起重機、“油改電”和船舶使用的岸電建設。
3.4 盡快制定低碳物流發展策略，推出相應政策措施 供應鏈管理是一項長期的過程，制定相應的綠色采購制度，規范綠色制造流程，合理設計產品綠色交付及綠色回收過程，合理選用供應鏈分析軟件，從企業內部系統流程中貫徹低碳、綠色，用精益化管理達到高效運轉，進而降低碳排放；通過加強物流企業的合作，共享物流基礎設施與運輸渠道，共同配送，減少重復建設物流網點，可以有效提高運輸效率，提高服務質量和降低能源消耗。因此，政府合理發展低碳物流，不一定意味著成本的增加，相反，低碳物流手段的應用，可以提高對客戶服務的效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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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減政策的必要性范文5
關鍵詞：兩缺口模型,FDI,資本回報率
一、理論概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走上了一條飛速發展的道路。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要擺脫貧窮和落后，大幅度增加投資，擴大資本規模是一條必經之路，但由于這些國家收入相對偏低，人口又多，人均收入在滿足了基本生活需求后所剩無幾，無法形成有效的儲蓄水平。因而在擴大生產過程中經常有資金不足情況出現。這時候，引進外部資本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狀況的改變就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發展道路上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嚴重的資金短缺狀況。這些年來，中國政府不斷加大力度引進外資以彌補國內投資不足的問題。如今，步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改革開放已經二十多年，成為了世界上吸收外資最多的東道國之一。這些年來，外資對中國經濟發展起到的推動作用已經是有目共睹的。然而，隱藏在其背后的理論支持又是什么呢？學術界中對引進外資的理論已經作了很多有意義的探索。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錢納里和斯特勞在1966年提出的“兩缺口模型”。
“兩缺口模型”的中心思想是：當發展中國家實現其經濟發展的目標所需資源的數量與國內最大有效供給之間存在缺口時，引進外部資源是彌補這些缺口的必要條件。其推導過程可以表述為Y=C+I+X-M。其中Y為總收入，C為總消費，I為總投資，X和M個代表出口總值和進口總值。上式移項后為Y-C-I=X-M。又因為Y-C=S，所以S-I=M-X，即I-S=X-M。左邊的（I-S）表示投資與儲蓄之差，稱為儲蓄缺口；而右邊的（M-X）表示進口與出口之差，即外匯缺口，左右兩端必須平衡。如果投資大于儲蓄，則國內儲蓄出現缺口，這個缺口要靠進口大于出口來平衡。在一既定的核算階段，儲蓄缺口應于外匯缺口相等。
然而，在兩缺口模型中的四個變量的獨立變動的，他們各自計劃的數量也是獨自決定的，所以模型中的平衡是事后平衡。根據模型，調整兩缺口以使之平衡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一種消極的調整方法，分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當儲蓄缺口大于外匯缺口，可以采用減少國內投資或者增加國內儲蓄的方法是兩個缺口得到平衡。但增加儲蓄短期內難以做到，降低投資則會減緩經濟發展。第二種情況是當外匯缺口大于儲蓄缺口時，可以采用減少進口或者增加出口的辦法使兩個缺口平衡，但增加出口在短期內同樣難以做到，減少進口則會影響經濟的發展。第二中方法是一種積極的調整方法。即引進外資條件下的調整方式。如果兩個缺口不具有互補性，就不宜消極地采用壓縮投資或削減進口的方法，以免對經濟增長帶來不利的影響。而應當積極采用引進外資的方法，使兩個缺口在促進經濟發展的情況下得到平衡。引進外資以平衡兩個缺口模型具有雙重效果：一，可以減輕外匯不足的壓力。二，可以增加國內投資，減輕國內儲蓄不足的壓力。基于第二種方法的優點，其對發展中國家資金不足問題具有較強的借鑒意義。
二、兩缺口模型與中國實際的悖論
根據兩缺口模型，中國大力引進外資的背景應該是在對外貿易中的入超國地位。然而根據對中國從1978年到2004年的進出口貿易額的觀察，卻可以發現中國只有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少數年份里是處于貿易逆差的地位，其余年份，特別是進入90年代后，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順差地位越來越明顯。與此同時，中國引進的外資額卻在不斷增長。到2004年，實際引進外資總額達5621.05億美元，居發展中國家首位。這顯然與兩缺口模型所作的結論不相一致。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況呢？我認為有以下幾點原因：
首先，兩缺口模型只是從資本方面衡量引進外資對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作用。引進外資不但從資本上補充了儲蓄缺口，而且在外商對中國投資的同時，還帶來了國外先進的技術和優秀的管理理念。所以，僅僅從資本一方面做考察是不夠的。用以考量中國的實際情況會出現偏差。對于兩缺口模型的這個不足，赫爾希曼等人做了進一步研究并且提出了“三缺口模型”和“四缺口模型”等修正方法。發展形成的“四缺口模型”將引進利用外資的意義從彌補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擴展到了彌補儲蓄缺口、外匯缺口、政府稅收缺口及生產要素缺口，并論述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彌補生產要素缺口，即企業經營管理、企業家才能、技術和技能以及信息等方面存在的缺口所具有的特殊意義。在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較大、建設資金短缺時，引進資金通常會成為一國外資政策的首要目標，此時外資政策目標強調的重點是引進外資的規模和數量，在大規模引進外資的前提下兼顧外資的質量。相反，在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消失、建設資金比較充裕時，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高素質人才等生產要素便會成為一國外資政策的首要目標，此時外資政策目標的重點是外資的質量，而資金則是次要的。
其次，最近學者們的研究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面對著相對低效率的國內金融體系和國外相對高效率的金融體系。因此，他們認為國內的儲蓄首先通過貿易順差流向國外，相應在國內積累起大量的國際儲備，然后又通過各種引進外資的渠道流回國內，通過這個迂回的過程來引入國外的效率較高的金融體系，使國內儲蓄得到比較充分的利用。
第三，在大多數產業，中國都對外商開放國內市場，允許其內銷產品，而所得人民幣經過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可以匯出中國。到2004年，外商投資總規模達到5000億美元，按照年內銷利潤為10%計算，即為500億美元。根據有關專家估計，大概有10%的利潤會被匯往國外，這就造成了外國投資資金的“回流”。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引進外資的數額。。
綜上所述，我國在貿易中的順差地位和引進外資并不矛盾。
三、引進外資的適當規模的確定
引進外資的規模究竟應該多大是由中國的實際情況決定的。最佳的外資引進規模應該是讓其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為了計算方便，我們用平均成本代替邊際成本。收益是指引進外資對國民經濟增長起到的作用，用外資對GDP的貢獻率來衡量。成本則是外資在中國取得的利潤，用永續的現金流計算。根據資本的邊際產出遞減的效應，我們可以認為外資對中國國民經濟增長起到的促進作用也是邊際遞減的。為了計算方便，簡單的從外資Kf，國內固定資產投資Kd，勞動力labor三個變量來考察國民生產總值。采用線性模型來對上述幾個變量進行回歸。數據如下：其中，GDP采用實際GDP，FDI總量為各年FDI乘以當年平均匯率加總，并考慮了通貨膨脹因素，通貨膨脹為GDP平減指數，即為各年名義GDP除以實際GDP，內資固定資產投資總量為實際社會固定資產總投資總量減去FDI總量。我們假定回歸函數的形式為：GDP=b1Kd+b2Kf+b3labor+c+u
b1,b2,b3和c為待定系數，U是誤差項。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可以得出如下結果：
GDP=1.937231*Kd +5.113702*Kf + 0.323227*labor - 12323.03
（10.73406） （4.006903） （1.875107）（-1.256035）
擬合優度：0.993353 F檢驗值： 697.4040
指標顯示，模型表現良好，反映了現實的情況Kd的系數為1.937231，表示每一美元的國內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是1.937231美元。而Kf的系數為5.113702，遠大于Kd的，這就說明外資部門的生產效率確實比內資部門高。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如外資進入中國帶來的現進技術和先進管理，以及在外資部門工作的勞動力普遍受過較高教育等。所以，根據回歸結果，外資的邊際收益為每美元5.11美元。
世界銀行對中國120個城市的1萬2千4百家企業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外資企業在中國投資回報率高達22%，即一美元每年回報是0.22美元。按平均資本回報率10%來算。那么，根據永續年金計算的外資每美元的平均成本就是2.418美元。遠遠小于邊際收益。所以，從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來說，目前引進外資的規模還存在擴大的要求。
然而，我們應該看到該模型存在的一些不足之處：
（一）模型使用的是總量分析方法，雖然證明了中國對外資存在需求，但是既未對國內投資結構和儲蓄結構做出分析，也未對所需的進口結構做出分析，因而同中國實際并不是十分吻合。實際上，有學者做過這方面更為深入，具體的研究，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
（二）模型強調了利用外資的必要性，卻淡化了挖掘國內資源來填補缺口的潛力。
（三）模型并未考慮到中國對外資的吸收能力。
（四）模型忽略了引入外資過多，將會對我國本土經濟帶來重大沖擊這個問題。
所以，單純從外國資本的成本——收益來考慮引進外資的必要性雖然對我們的政策有參考作用，但還不夠以此做出判斷。我們必須更深入的，更具體的作多方面的研究。
四、政策建議
（一）完善市場經濟制度和投資環境。在引進外資過程中，我們應該加強和完善經濟制度建設，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改善外商直接投資硬環境，同時健全外商直接投資管理體系，改善外商直接投資軟環境。
（二）改革政府管理體制，明確界定政府職能。規范政府行為，轉變政府調控方式。建立和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加強對政府公務員的培養，努力提高中國政府的形象。
（三）加強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導向。引導外商加大對第一，第三產業的投資力度。引導外商增加對重工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引導外商投資更多的流向一些薄弱的第三產業部門。積極促進環保產業中外商直接投資，鼓勵外商投資與中國出口創匯產業。
（四）優化外商直接投資地區結構，實現地區間的均衡發展：1，繼續發揮東部地區對外開放，利用外資的優勢。2，繼續辦好經濟特區，提高引資質量和檔次。3，改善中西部地區的投資環境，積極引導外資投向中西部地區。
（五）通過方式創新提高利用外資的規模與質量。多樣化引進外資，進一步擴大服務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強化市場競爭程度，完善投資環境。。通過資本市場的逐步開放和金融體制，利用金融創新手段，提高資本市場的國外資本吸納能力。通過資本市場的逐步開放和產權交易制度的完善，為外資參與國內企業的跨國兼并，重組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并促進外資以多種形式投資國有企業的改革和改造，參與不良資產的處理。取消國內金融機構面向外資企業的惜貸限制。。
（六）注重利用外資與宏觀經濟目標的相互協調。調整外資來源結構，積極吸引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加強宣傳，促進交流，用足用好現有政策。拓展融資渠道，鼓勵國內有條件的企業到海外融資與投資。
參考文獻：
[1]譚崇臺.發展經濟學[M]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
[2]生延超.中國外商直接投資適度規模研究[D].中國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湘潭大學,2004.
雙減政策的必要性范文6
一、從稅收視角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必要性
當前，我省經濟社會保持平穩較快發展，經濟實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在經濟和稅收高速增長的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我省的稅源結構仍不夠合理，這一方面，說明我們的征管質量和效率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省的經濟結構需要進一步調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力度需要進一步加大。
（一）產業結構不斷優化，但第三產業發展仍需加快
近年來，河北省加快城鎮化進程，積極實施“退二進三”戰略，進一步改善服務業發展環境，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拉動作用增強。但是，從稅收的貢獻度分析，第三產業對稅收的貢獻度仍然偏低，調結構的力度仍需加大。
（二）節能減排成效明顯，但能源消耗仍然較高
“十一五”時期，省政府緊緊圍繞重點行業、重點企業和重點領域，大力實施“雙三十”示范工程，加快推進節能工程建設，嚴格控制高能耗、高污染項目，淘汰落后產能，全省經濟正逐步向低消耗、低污染的可持續發展轉變。但是，2009年我省單位GDP能耗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中居第8位，比全國平均水平高0.563噸標準煤/萬元，按每億元GDP產出計算，分別減少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32.9萬元和63.3萬元。
（三）產品結構日趨合理，但仍需調優調強
我省認真貫徹“增量調優、存量調強”的方針，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加快主導產業整合，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與調整產業、產品結構結合起來，產品附加值穩步提高。但是，從出口退稅政策的角度分析，我省出口產品“被限制的多、受鼓勵的少”，從一個側面印證了我省經濟仍未能完全適應國家出口政策調整方向，產品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
（四）“三駕馬車”同向驅動，但投資拉動相對突出
投資、消費和出口是拉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近幾年，我省積極貫徹擴大內需的政策，出臺和落實了一系列具體政策措施，千方百計刺激居民消費。同時，強力推動進出口貿易，并把擴大投資作為調結構、促發展、增后勁的著力點，加大項目建設協調力度，優化投資結構，保持了消費、投資和出口規模的較快增長。但相對于消費和出口，投資增速較快，對國稅收入的影響也較大。
（五）居民收入不斷提高，但較全國平均水平仍然偏低
近年來，河北省政府高度關注民生，把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作為拉動內需、促進消費的重要舉措，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持續提高。但是，從個人所得稅收入情況分析，2008年全省個人所得稅收入106.2億元，其中工資薪金所得繳納所得稅43.9億元，占總量的41.3%，比全國平均水平60.3%低19個百分點，表明我省職工工資仍處相對偏低水平。
二、充分發揮稅收職能作用，全力助推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隨著構筑環首都經濟圈、壯大沿海經濟隆起帶、打造冀中南經濟區、培育一批千億元級工業聚集區和大型企業集團戰略的實施，“十二五”期間我省必將形成區域競相發展、協調發展的新格局，同時也為調結構、轉方式帶來前所未有的契機。全省國稅機關要及時跟進，緊緊圍繞河北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牢固樹立經濟稅收觀,積極發揮稅收的職能作用，全力助推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一）堅持依法治稅，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強大的財力保障
調整經濟結構，發展社會事業，保障和改善民生，都需要強有力的財力支撐，需要國稅部門堅持組織收入原則，努力實現應收盡收，保持稅收收入的穩定、協調、均衡增長。近幾年，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國稅部門在組織收入工作中面臨著很大壓力。一方面，落實結構性減稅政策以及節能減排、淘汰落后產能等，給國稅收入帶來很大的減稅效應；另一方面，有的地方由于財政支出壓力大，對國稅部門下達了超出經濟稅源承受能力的稅收任務，這不僅削弱了經濟發展的基礎，阻礙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而且也不利于稅收收入的可持續增長。面對“一減一增”雙重壓力，各級國稅部門必須堅持依法治稅原則，既要應收盡收，將應該收的稅全部收上來，又要堅決杜絕任何形式的虛收稅款，決不能為了滿足短期財政支出的需要而寅吃卯糧，決不能為了滿足部門利益而作出不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稅收行為。各級政府應進一步加強對稅收工作的領導，支持稅務部門依法治稅，使稅收工作更好地服務于河北的經濟發展。
（二）全面落實稅收優惠政策，鼓勵支持新興產業發展
稅收政策是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著國家的產業導向，是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舉措。今后，各級國稅部門仍要繼續落實各項結構性減稅和稅收優惠政策，做到應減盡減、應免盡免、應抵盡抵、應退盡退，充分發揮政策的產業導向效應。要著眼于促進產業結構調整，認真落實增值稅轉型改革措施，加大對節能環保企業、高新技術企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政策支持力度；著眼于改善民生、刺激消費，認真落實扶持中小企業、服務業發展和促進就業等方面的稅收政策；著眼于促進外向型經濟發展，認真落實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加快出口退稅進度，加大對“走出去”企業的稅收政策支持力度。
（三）嚴格稅收執法，營造公平的稅收環境
嚴格、公平、公正、規范執法，促進稅收公平，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對稅收執法的內在要求。從目前不同生產規模納稅人的稅負水平分析，繳納稅收規模大、集約化生產程度高、財務管理規范的大型企業稅負普遍較高，而數量眾多且生產經營規模較小、財務制度體系不健全的中小企業稅負相對較低，由此形成在同一行業內不同規模的納稅人稅收負擔不同，不利于企業的公平競爭和資源的優化配置。因此，各級國稅機關要在抓好大企業稅收管理的同時，針對中小企業涉稅違法風險等級高，能源消耗水平高，產品附加值普遍較低，關、停、并、轉任務大等特征，充分運用稅收手段，加強對中小企業及專業化市場的稅源管理，強化數據信息應用分析、監控評估和稅務稽查，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營造良好的稅收環境。
（四）優化納稅服務，減輕企業辦稅負擔
提高辦稅效率、降低辦稅成本、維護納稅人合法權益，是稅務部門的職責所在。要針對不同規模納稅人的需求特點，采取有差別的服務方式，優化納稅服務工作。對稅收貢獻大的重點稅源企業，開辟綠色辦稅通道。對稅收貢獻率低的中小企業，要分類加強稅收法律法規宣傳和納稅輔導服務。要積極推進“網上辦稅服務廳”建設，實現更多涉稅業務的網上辦理。在納稅人集中的市區辦稅服務廳全面推行“一窗通辦”，有條件的市區推行“同城通辦”。要改進辦稅程序，簡化辦稅環節，推行辦稅服務標準化作業，實行涉稅事項統一受理和涉稅文書內部統一流轉，切實解決納稅人在稅務機關內部多個部門間往返奔波的問題，努力減輕企業辦稅負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