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雙減政策的看法和建議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雙減政策的看法和建議范文1
1.觀摩學習課堂教學，加強教師結對互動
要更好地開展結對數學教學工作，實現雙方學校學生對網絡教育資源的和諧有效共享，可以先請鄉村學校教師前往結對城市學校旁聽教師的講課活動，觀摩城市教師如何利用現代化教育資源開展數學教學活動，學習更多先進的教學方法和教育理念，在聽課活動結束后，再將城鄉雙方教師聚集在一起，針對數學教學的內容和方法展開詳細交流。首先由上課的教師對自己課堂教學方案的設計想法進行詳細闡述，加深在場其他教師對課程的理解。再由鄉村學校教師對講課教師的課堂活動進行點評。經過對教學活動的觀摩學習以及雙方之間的交流互動，彼此能夠更加了解對方教師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模式，也能互相學習對方的優秀教學經驗，調整教學形式，以確保結對課堂活動的順利開展。例如，在小學二年級數學“搭配”的教學活動中，鄉村學校教師通過觀摩，可以了解到教師在開展教學活動時，會利用互聯網設備設計開寶箱的游戲，且將學生喜愛的小豬佩奇卡通形象與游戲結合起來，瞬間激發出學生的學習興趣，引導學生對游戲展開深入思考，并踴躍回答多種數字排列方法。通過課堂觀摩和教學研討，鄉村教師能夠學會和掌握更多先進的教學方法，教師的專業素養與教學能力也能得到進一步的提升，以教師結對的方式來幫助和促進鄉村教師更好地提升與發展。
2.打造數學同步課堂，共享課堂教學資源
城鄉結對互動，除了教師之間的互動以外，還可以借助網絡的神奇力量，打破學校與學校之間的空間壁壘，讓城鄉學校的學生實現課堂同步學習和互動，真正做到教學共享。這種創新性的結對課堂，充分體現出了“互聯網+”下教育的優越性和便利性，既能讓鄉村學校的學生體會到城市學生的課堂氛圍與學習方式，也真正做到了課堂教學的零距離，兩個學校的學生可以通過網絡展開互動交流，鄉村學校的學生還能回答城市教師提出的問題，學生在這種趣味性的教學課堂中，也更有學習熱情。例如，在開展“認識公頃”教學活動時，教師就可以借助互聯網設備，打造數學同步課堂，鄉村學校的學生可以通過大屏幕觀看城市教師開展的教學活動，還能與教師進行對話，教師先詢問兩邊的學生，都知道哪些面積單位，以及自己在生活中看到的1cm2、1dm2、1m2的物體分別有哪些呢？雙方學生因為所處的生活環境不同，會說出許多截然不同的答案，城鄉學生也能通過對方的回答開闊自己的思維。隨后，教師在課堂上開展認識1公頃的合作探究活動，鄉村學生在觀看城市學生與教師的互動，以及學生之間的互動合作時，能夠了解和學習到更多新穎的合作學習方法，在以后的數學課堂中，鄉村學校學生也能更好地與教師展開互動交流，積極主動地開展合作探究活動，促進學生綜合素養的有效提升。
3.結對進行教學研討，提升合作課堂效果
“互聯網+教育”背景下的城鄉結對互動教學，要求學校和教師利用好手中的資源與設備，探索更加契合現代社會發展的先進數學教學模式，真正利用信息技術來促進城鄉雙方義務教育事業的優質均衡發展。為此，城市學校和鄉村學校，還要積極利用網絡視頻技術開展結對教研活動，提升同步教研工作的時效性，促進結對教研工作效率的有效提升。例如，在開展線上同步教研工作時，首先由雙方分別介紹本校該年段數學備課組的日常工作，包括如何制訂教學計劃、如何分配集體備課任務、如何命制過關卷和單元卷、如何開展特色活動、如何共享優質資源這五個方面的內容，如此一來，結對教師就會對雙方的備課工作了解得更加細致深入。這一環節結束后，結對雙方備課組教師，再針對單元測試卷的磨卷內容展開交流探討，包括對選擇題、填空題、解答題等主要內容的討論。通過這種線上同步研討的方式，雙方學校教師能夠在互相溝通的過程中，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研討活動也真正做到了求真務實，契合教學新常規的工作要求，與會教師能夠在研討過程中，受到良好引領，提升自身專業素養，確保結對互動教學取得更加顯著的成效。網絡視頻技術為兩校教師開展教研交流工作，構建了更加順暢的渠道和平臺，進一步縮小了城鄉之間的數學課堂教學差距，真正實現了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
4.豐富同步課堂活動，提升學生綜合素養
為了確保城市學校能夠為鄉村學校提供更加優質的幫扶服務，提供支援的學校要從本校學生和被支援學校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在開展同步數學課堂活動前，做好一課三磨工作。要組內進行磨課，其次教研單位內進行磨課，并借助互聯網平臺，實施高質量的同步數學教學活動。這樣的互聯網+數學同步課堂，能夠為雙方學校的學生提供更多互動的機會，大家在交流的過程中各抒己見，碰撞出更多的思維火花。例如，教師可以在數學同步課堂上，設計辯論式的兩校學生互動任務。例如，在開展“觀察物體”教學活動時，教師就可以為學生設計游樂園的生活情境，并在情境動畫中融入加減法的問題，請兩邊的同學動腦思考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最后，雙方學生可以列舉出多種不同的解法，教師引導學生將這些算式列法進行歸類，然后請兩邊的學生分別說說自己更喜歡哪種解法，這種解法叫什么，喜歡這種解法的理由。在雙方的互動過程中，學生能夠養成認真觀察、積極思考的良好學習習慣，與此同時，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也能得到進一步提升。值得注意的是，教師還需要重視教學活動后的教學反饋工作。在同步課堂結束后，雙方教師需要針對課堂教學的情況展開交流，在交流中反思學生在課堂上對知識的掌握情況，以及課堂教學互動情況。通過課后的交流與反思，不斷提高教師的教學能力，確保后續的同步課堂活動取得更好的成效。
5.拓展線上教學模式，拓展學生思維能力
為了更好地實現結對學校之間的優質教學資源共享，學校之間還可以利用天天智慧課堂進行網絡直播教學，共享雙方學校的優秀直播課例；還可以針對數學教學中實踐性較強的內容，開展網絡拓展課程共享活動。通過這兩種結對互動的方式，能夠確保教師與教師、學生與學生、學生與教師之間展開良好的互動，教師在一起觀看直播課例的過程中，可以共同參與教學研討工作，積極發表自己對課例的看法，并通過評論區進行留言互動，雙方教師在評論留言互動的過程中，也做到了互相交流心得和經驗，能夠更好地提升自身的業務水平。學生們在一起觀看拓展課程的過程中，可以共同鉆研和探討教學內容中的實踐部分，以合作的形式來完成拓展課程中的教學任務，實現兩校學生之間的更好交流互動，令學生們的思維能力和知識視野得到更好的拓展。
6.組織線上交換課堂，實現兩校互利共贏
為了更好地實現城鄉教師之間的交流互動，讓學生接觸到更多教師的教學風格，城鄉教師還可以借助信息技術手段，開展線上數學交換課堂活動。這種新的線上教學模式，可以讓兩校教師不走出校門也能參與精彩的教學研討工作，實現兩所學?；ダ糙A的教學研修效果。例如，在開展六年級數學同步課堂活動時，城市學校教師先為學生講解一堂關于圓的知識的復習整理課，以“圓形是最美的圖形”引出問題，為什么圓形最美，以此來激發學生的思考積極性，引導學生總結出圓形一中同長的特質，隨后，教師為學生展示圓形在生活中的實際運用的照片，引導學生思考和總結圓形區別于其他圖形的特質，通過這種授課方式，為鄉村學生帶來更多不一樣的學習體驗，鞏固學生的數學知識。緊接著，由鄉村地區教師為學生們上一節“生活中的比”數學課，教師以生活中的照片為主線，串聯起整堂課的教學內容，引導學生在實際場景中理解和掌握比不同部分的名稱和比值的概念。在兩校教師默契的配合下，不同學校的學生之間也能充分展開互動，學生們有了更多不同的學習體驗，思路得到了更好的拓展，城鄉學生攜手，共享同一堂精彩的數學課。
7.城鄉結對話“雙減”，開啟數學教育新篇章
在“雙減”政策的倡導之下，如何更好地推進城鄉結對現代化教育工作的有效實施，成了城鄉學校教師首要思考的問題之一。在“雙減”政策之下，城鄉教師可以開展雙減同步課堂，展示全新的數學教育風采，不斷拓展“互聯網+”背景下的數學教育新思路。以“雙減”背景下的數學同步課堂“什么是周長”教學為例，雙方學校的教師首先通過教學研討，深入把握兩校學生的具體學情，在此基礎上，教師們圍繞“周長的認識和測量”“化曲為直”數學思想的運用、“有序數、同邊相加、平移線段”數學方法的運用等內容，設計趣味化的數學教學方案，學生們在由兩校教師共同構建的雙減同步課堂中，體會到了更多學習數學的樂趣，數學思維得到了有效拓展，積累了更加豐富的數學知識經驗和數學學習方法，真正做到了寓教于樂，減壓力不減效率，減負擔不減質量?；凇半p減”之下的城鄉結對教育活動，還要求教師設計更加有效的同步課堂作業管理模式。雙方學校的數學教師，除了要做好前期的協同備課、中期的協同教學以及后期的協同反思以外，還要充分重視前置性作業、課堂作業以及課后作業的有效設計，并且充分落實和完善新的作業反饋策略，有效落實“雙減”政策下的同步課堂作業設計。最后，教師還要在雙減的政策背景下，做好數學教學“增”的工作，主要包括課前對學情差異的準確預見和深入分析、主教和輔教在協同備課時做好任務分配、準確預見同步課堂教學互動，只有做好以上“增”的工作，才能確保異地學校學生與教師“身在遠，聲相近”，體現出更加顯著的線上同步課堂成效。
8.結語
城鄉結對互動離不開雙方的積極配合與共同努力，學校和教師應當從當前的實際情況出發，積極利用網絡設備和網絡教學資源，打造空中課堂、線上課堂、牽手課堂，探索更加高效的結對互動教學模式，加快實現教育公平，讓每個學生都能擁有更加光明燦爛的未來。
參考文獻
雙減政策的看法和建議范文2
農歷二十八日（1月25日）下午16時后，北京空氣污染指數開始超過220，并一路攀升，達到重度污染、嚴重污染。而此時，位于大不列顛島上的英國，也已連續多日深陷重度霧霾之下。倫敦市長薩迪克?汗（Sadiq Khan）公開表示，“倫敦的毒空氣達到了令人羞愧的程度。”
入冬以來，不只是中國，從印度、伊朗到韓國、英國、法國，都出現了持續大范圍的空氣污染。這讓很多人感到困惑和焦]：霧霾還能治嗎？以往的治理路徑對不對？
在全球范圍揮之不去的霧霾之中，一個重要的“元兇”就是機動車污染。而這在以往的污染防治中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今年初，環境保護部部長陳吉寧在回答記者提問時稱，“源解析表明，機動車污染已成為許多大中城市細顆粒物的首要來源，分別占北京的31.3%，上海29.2%，杭州28%，廣州21.7%?！薄耙惠v老舊車相當于20-40輛國IV、國V小車排放。一輛重型柴油車相當于200輛小車排放，而且很多不達標?！?/p>
此次倫敦重度霧霾中，也有研究發現，“主要是因為天氣寒冷無風、交通和燃燒木料鍋爐的使用達到峰值?！?/p>
這天傍晚，在北京友誼賓館的一間會客室里，中關村空氣污染防控聯盟理事會主席、駕道科技有限公司總裁顏梓清在接受記者獨家采訪時說：“根據我們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山東的實踐，如果政府采取措施限行約15%的高污染車，就能快速削減約70%的汽車污染總量，可降低大氣污染總量30%以上，在短期內有望明顯改善我國空氣質量?！?/p>
機動車污染防治領域的“老人”
采訪中，顏梓清的手機不時響起。她總是客氣地回應說“我是小顏”。
其實，她在中國的機動車污染防治領域，是一個當之無愧的“老人”。
早在1997年，顏梓清就開始從事機動車污染防控技術研究和推廣，推廣使用的機動車電控補氣技術裝置，促成了我國化油器車向電噴車的轉變。
2001年，顏梓清作為原國家計劃發展委員會批復的“汽車排放簡易工況法檢測技術國產化項目”的總負責人，負責“機動車排放簡易工況法檢測裝備”國產化項目的實施，2002年帶領團隊研發出適合中國的簡易工況法系列技術。
這一研發團隊共獲得了17項專利和多項軟件著作權，多項技術通過成果鑒定并填補了國內空白。簡易工況法系列技術主要解決檢測數據準確率低和人為作弊的問題，為我國推行對機動車污染控制政策的實施攻克了技術難題。
從2002年起，顏梓清帶領團隊推動“機動車排放簡易工況檢測方法”在北京、上海、重慶、山東等地的市場應用，同時參與和推動了汽車檢測與維護（I/M）制度在中國的啟動和實施。
顏梓清是I/M制度的“擁躉”，她相信只有這套體系，才能改變中國目前不科學的汽車消費規則?！斑@是一項偉大的事業?！彼f。
顏梓清告訴記者，圍繞汽車的規則制定和標準體系建設，美國與歐洲已經斗爭了幾十年。歐洲汽車工業最為發達，既是其經濟支柱，也是技術發源地，“但歐洲最大的問題是，至今為止沒有汽車的評價體系?！鳖佽髑逭f，造成歐洲是以行駛公里數和年限來淘汰車輛，或者判斷車輛狀況，維修車輛。
她介紹，相反，美國是通過評價來判別車輛?！霸u價其實是依據檢測的體系建設，如果沒有評價體系，對消費者利益就是一種侵害?！鄙鲜兰o80～90年代，美國推行了嚴格“I/M制度”。
I/M制度中執行的“I”（檢測制度）就是要找出“高污染車”。美國由各洲立法，要求采用“簡易瞬態法檢測技術”對車輛進行檢測，對檢測設備技術質量考核非常嚴格，目前只有3家公司經過技術質量考核。此外，美國政府對檢測數據非常重視，為防止檢測數據作假，政府會組織人到檢測點監查，以防止檢測數據虛假影響政府決策。
顏梓清介紹，美國從1984年到1993年執行了在用車I/M計劃。根據美國環保署的分析，美國在用車的一氧化碳（CO）減少了40%，臭氧（O3）下降了21%，氮氧化合物（NOx）和碳氫化合物（HC）形成的氣態鉛減少了86%，PM10顆粒物削減了20%，每天削減約110噸污染物。所以，美國在很短時間內控制了空氣污染。
此后，加拿大、墨西哥、日本、英國、哥倫比亞、歐盟等也采用I/M制度，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010年，顏梓清帶領團隊研究出“柴油車排放微顆粒物重量檢測方法”和“汽油車排放微顆粒物重量檢測方法”，并取得發明專利；2011年起，她又帶領團隊開展了機動車排放綜合防治體系研究，從2012年開始推出“機動車排放云檢測綜合技術”，目前己進入實質應用階段，獲得了20多項專利和10多項軟件著作權。
在顏梓清看來，我國在控制機動車污染的政策方向和實施措施上，“可能已經步入誤區”“多避重就輕、避難就易、避實就虛，造成了大氣污染無法控制。”
她解釋說，“以北京為例，十幾年前大氣污染防控和治理的重點是機動車污染，大批淘汰黃面包高污染車。在2006年奧運會之前，北京以煙煤為主的工業比現在多但大氣環境質量沒有現在這么嚴重。這說明當時的治污方向是對的?！?/p>
顏梓清說，但這之后，大氣污染防控治理對象和措施變了，“對防控機動車污染重視不夠，推行的政策和措施不利于污染總量控制和新技術的發展?！?/p>
她告訴記者，早在2004年，北京理工大學機械與車輛學院教授劉昭度、上海工程技術大學汽車工程學院教授盧希果、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大氣污染與控制研究所所長傅立新及顏梓清等專家就參加了由原國家環保總局科技司組織成立的“I/M機動車污染防控研究小組”。
專家們研究發現，一輛高排放車輛排放的污染物，可以達到正常機動車的10倍以上。而檢測出這些高排放車輛并有針對性地重點治理，是削減在用車排放污染物總量的最有效辦法。
另一個讓顏梓清堅信自己判斷的例子，就是2015年8月20日～9月3日期間，大閱兵前夕，北京市城區PM2.5濃度得到了明顯的改善，其中，北京市本地減排貢獻為74.1%，河北和天津地區減排貢獻為19.7%，其他地區減排貢獻為6.2%，“由此確定北京市空氣污染的主因是本地源。”她說。
北京工業大學一份學術報告也表明，在2014年APEC峰會和2015年“9?3”閱兵期間，京津冀PM2.5、PM10與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日平均減排量分別為168噸、46噸、159噸。北京市在2015年12月8日和19日兩次紅色預警期間，機動車污染源減排措施對PM2.5濃度降低貢獻最大，超過40%。因此，控制好機動車污染對空氣質量改善非常重要。
污防“失控”首先出在檢測上
問題到底出在哪？
顏梓清對記者說：“主要出在檢測上。首先是檢測標準與限值的問題。”
目前，我國新車排放標準限值與在用車排放標準限值相差11倍以上。她介紹，新車國Ⅳ標準對規定，氮氧化物（NOX）、碳氫化合物（HC）、一氧化碳（CO）的總量控制為每公里排放1.18克以下為合格，而在用車（上牌車）標準對該三項污染物的合格標準為每公里16.5克以下。
“由于新車標準與在用車標準不統一，實際上僅提高新車標準難以達到控制污染的目的?！鳖佽髑逭f。
中關村空氣污染防控聯盟的一項調查發現，新車與在用車污染排放的檢測方法有多種，而各地實際執行的檢測方法并不統一。
2011年，環境保護部通報對全國近千家機動車環保檢驗機構的檢查整治結果，排查出各類違法違規和不規范檢測問題200余項。2015年9月12日，央視《焦點訪談》曾報道，在山東、廣東等五省的一些機動車檢測站，只要黃牛疏通好關系，尾氣不合格的車輛，不需要維修，通過調節檢測設備采樣管開關、檢測設備軟件可根據不同指令隨意出具檢測結果，高污染車不經維修就能檢測合格拿到綠標上路行駛。
顏梓清說，這種造假行為導致機動車排污檢測數據無效無用，檢測無法達到區分車輛達標或不達標的目的，使我國政府控制大氣污染失去了技術支撐和政策決策依據，嚴重損害了公共利益。
而對于提升油品質量來降低污染排放的做法，顏梓清也不認同。她解釋說，“提高油品質量主要是控制硫、鉛、笨、芳烴、稀烴、甲醇、錳、鐵等比例，對控制氮氧化物、碳氫化合物、一氧化碳、顆粒物的作用不大?！?/p>
研究顯示，機動車排放污染主要是燃燒技術和后處理技術的不合格造成的。機動車排放的氮氧化物（NOX）、碳氫化合物（HC）、一氧化碳（CO）、顆粒物（PM）主要是車輛在行駛過程中產生的污染物，而汽車燃燒技術和后處理技術產品是否合格對排污量高低影響非常大。
目前，我國對在用車上路執法管理主要是按車牌號和老舊車限行?！坝捎跈z測設備造假嚴重，檢測數據無法分辨出真正合格或不合格的車輛，本應對超標車輛禁止上路行駛的執法政策也就無法實施?！鳖佽髑逭f。
國務院出臺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大氣十條”）明確，到2017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顆粒物濃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優良天數逐年提高；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細顆粒物濃度分別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細顆粒物年均濃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北京如果不更加嚴格地控制機動車污染，有可能達不到2017年的目標?！鳖佽髑逵行鷳n地說。
不喜歡“環保斗士”的說法
說起駕道科技有限公司名稱的由來，顏梓清笑稱：“‘駕道’這兩個字是我起的，當然有寓意?！?/p>
她對記者說：“‘駕’有駕駛汽車的意思，也有管理、評價、控制的意思，目的是控制機動車污染?！馈扔械缆返囊馑?，更有行道義的含義，有一種公益為主的色彩在里面，‘駕道’的宗旨是為健康、為綠色開道，為決策提供技術
支持?！?/p>
駕道公司是中關村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和雙軟（軟件企業的認定和軟件產品的登記）企業，也是環境保護部機動車排放監測領域的技術依托單位，擁有車輛排放云檢測等相關專利技術45項（正在申請中的專利還有10余項）、軟件著作權22項，以及5項高于國標、行標的企業標準。
顏梓清介B，由駕道公司獨家推出的機動車尾氣云檢測綜合技術，實現了從“檢測裝備制造商向互聯網+檢測智能裝備運營服務”（工業4.0版）的成功轉型，智能化的云檢測環檢點實現了快速、公開、透明的檢測環境，自動對檢測數據誤差高于10%的檢測設備禁止入網，通過實時遠程數據質量（克/秒）監管和溯源，按車輛排污量進行分級管理，能科學防控機動車污染總量。
顏梓清告訴記者，從去年9月起，駕道公司在北京、山東推出市場化的“ClC駕道車體檢”服務，鼓勵車主自覺控制尾氣，車主通過檢測可全面了解車輛健康狀況。駕道公司還設立了“新藍天貢獻獎”，對檢測后的超低排放車輛和維修后減排量大的車輛進行獎勵。
今年1月8日，記者在頒獎現場看到，一輛車牌號為魯P1**7M、排放標準為國Ⅳ的馬自達家用轎車，因排污量只有0.0094克/公里，相當于每百公里排污量僅0.94克，獲得了低排放特等獎；另一輛車牌號為魯AM**96的二手捷達車，排污量從原來的61.24克/公里下降到維修后的52.49克/公里，也獲得了維修減排特等獎。
顏梓清表示，目前排污量大于10克/公里的機動車占總量的15.93%，占污染總量的68.95%。通過檢測和維修，可以有效降低機動車污染排放。
數據顯示，我國機動車平均每年以2000萬輛的數量增長，年檢測費用預計約40億元。此外，2015年底我國在用車總量已達到1.7億輛，每輛車平均每年檢測2次，檢測總費用預計達到680億元；二手車檢測平均每年按1000萬輛計算，每年檢測的總費用也高達20億元。這是一個巨大的市場。
按照駕道公司的業務拓展計劃，2017年在北京各個區都將建立兩條以上檢測線，在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四個直轄市完成布點。年內建立起300條檢測線，并完成600萬輛車的體檢。到2018年，全國縣級以上城市都將建立機動車檢測線。
記者注意到，近年來，顏梓清等專家一直呼吁政府放開對檢測機構的行政許可管理，采用檢測機構備案制，鼓勵檢測機構經營模式創新，加強對檢測數據的管理。
這一建議最終得到了國務院認可。今年1月21日，經總理簽批，國務院印發了《關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實施行政許可事項的決定》。其中第24項規定，取消省級質量技術監督部門負責審批的機動車安全技術檢驗機構檢驗資格許可。并規定，取消審批后，質量技術監督部門要強化“為社會提供公證數據的產品質量檢驗機構計量認證”，對機動車安全技術檢驗機構嚴格把關，采用監督檢查、能力驗證、投放處理、信息公開等多種方式，加強事中事后監管。
該消息傳出后，顏梓清在微信群里稱，“機動車檢測機構認證被取消了，這是重大利好！良性的競爭下，我們一定能贏！收到了大禮，我們會回饋政府和社會更大的禮?！?/p>
采訪末了，記者給顏梓清出了一道選擇題：你認為自己是學者、企業家，還是環保斗士，三選一。
“我覺得還是選‘學者’比較合適?！彼龑τ浾哒f：“我目前還是以研究為主，談不上是企業家。企業家主要是以贏利為目的，而學者主要是以解決問題為目的，這正是我的工作方式。我強調社會利益最大化，其次是保證投資者不虧本?！?/p>
在顏梓清的個人博客中，她會因對于機動車遙感檢測的不同看法而公開質疑某位院士，也會對涉嫌非法經營計量器具產品的某些企業表達不滿，更會對某些部門的公職人員利用公權力保護車輛尾氣檢測造假的行為表示憤慨。她甚至被環保業內人士貼上“不識趣”“太強勢”和“環保斗士”的標簽。
“我不喜歡‘環保斗士’的說法。但是，我們研究的好技術被假冒技術企業黑白倒了，研究團隊和專家隊伍被居心不良的人抹黑，我作為項目負責人，不得不站出來說話。這只是一種澄清。為人處事還是要走正道、行善事、寬容人為主，與強勢和‘斗士’掛不上鉤。因為我不會做心狠手辣的事，也不會為了謀利而不擇手段?！?/p>
（責編：張志國）
雙減政策的看法和建議范文3
一、草原沙化的深層原因是人類在利益的趨使下對草原資源實施了過度的利用
早在1983年，世界糧農組織就出版了《山羊》一書，該書針對委內瑞拉部分地區所存在的類似于我們今天的草原植被破壞問題，用了整整兩章的篇幅為山羊“澄清了事實”，并反復強調指出，山羊作為地球上的最優秀的和最有益的家畜之一，并不是草原生態惡化的元兇。我國寧夏自治區畜牧工作站副站長、高級畜牧師龔偉宏同志也從生物學的角度較全面地透視了山羊和綿羊的生活習性，指出“山羊嘴部不像綿羊那樣有較深的二裂唇，不能緊靠地面采食牧草。而且，山羊喜食草尖嫩葉，在草原放牧中的一次采食率僅為14．6％，而綿羊則高達25．19％。此外，山羊喜攀崖、善游走、耐旱耐粗飼，適應性和生活力比綿羊及牛群更強，它可以采食到其他動物不能利用的高山懸崖上的牧草，可以限制危害草原的荊棘蔓延，并且往往能在人為砍伐的林區、挖墾過的草原和其他動物掠食過的退化草地上，繼續生存并為人類提供優質產品”。實際上正是山羊具有上述眾多可貴的特點，加之人類的趨利行為和不合理的利用，才使人們忽視了山羊背后的砍伐者、開墾者和破壞者，進而產生了“凡是草原退化的地方，都有大群的山羊”、“山羊破壞草原生態”等片面看法。
誠然，山羊確有喜食幼樹嫩枝的特點，對幼樹林有一定的破壞作用。但是應該看到的是，在人類管理不當或管理失控的條件下，任何家畜的放牧，都會破壞幼樹的生長、妨礙草地的恢復。長期以來，我國西部地區所存在的人為開荒種地、挖甘草、挖黃鼠、抓發菜和鏟草皮以及對綠洲周邊天然植被的人為破壞，無不“有效地推動了”這一地區生態環境的惡化。我們認為，將山羊視為我國草原沙化的根源，實在是一種“歪理邪說”；而對山羊實施“制裁”或者說將解決問題的思路局限在消滅山羊的數量方面，無疑是讓沒有思維能力、沒有環保意識、不懂政策的山羊充當了人類趨利行為的“替罪羊”。
我國西部地區的廣大草原雖然從上講屬于國家所有，但是在使用過程中，這些草原實際上已成為該地區每一個牧民都可以自由地免費利用的“公共資源”。在學上，所謂“公共資源”是指滿足以下兩個條件的資源：一是這些資源不為哪一個個人或組織所擁有；二是成員可以自由地利用這些資源。這兩個條件決定了共有資源具備了“競爭性”的特點但同時卻不具備“排他性”的特征。所謂“競爭性”是指在提供給羊群生長的草原面積為既定時，當一個牧民所放養的羊群數量增加時，那么留給其他牧民使用的草原面積就自然減少。“競爭性”特征“迫使”每個牧民不得不增加自己的養羊只數。所謂不具備“排他性”（或簡稱為“非排他性”）是指幾乎不可能對在草原上放牧的牧民征收費用，或者說很難用收費的辦法來阻止人們過度放牧。
早在18世紀初，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家和學家大衛休謨（1711－1776）便認識到在人們完全從“私人動機”出發而自由地利用公共資源時，公共資源將傾向于被過度利用、低效率使用甚至浪費；并且過度利用還會達到使任何利用它的人都無法得到多少實際好處的程度。公共資源的利用之所以存在“悲劇”，直接原因在于，每個可以利用公共資源的人都面臨著一道類似于“囚犯難題”那樣的困境：當總體上大家都有增加利用公共資源的可能性時，自己加大對公共資源的利用而其他人不加大利用時，則自己的利益將增加；至于在其他人也加大對公共資源的利用時，自己若不加大對公共資源的利用則自己顯然“吃虧”，而自己也不失時機地加大利用公共資源就會“避免損失”。最終后果是每一個能夠利用公共資源的人都將會毫不留情地加大利用公共資源，直至草地上不能再養羊時為止，即出現“納什均衡”。
運用一個簡單的數量模型可以證明上述推論。設某牧區有X戶牧民（下文令X＝3），由于草地面積一定，則該草地上可養羊的最佳數量就為一個確定的數字（這一最佳量將在下文給予推導），如果羊的數量過多，養羊者所養的每只羊的收益將會因為草地的有限而降低。用數學語言來說即單位羊的收益是養羊數量的減函數。若用R代表一只羊的產出（或毛收益），Q表示三戶牧民的總養羊量，q1、q2、q3分別代表三戶牧民的個別養羊量，則有：R＝f（Q）＝f（q1＋q2＋q3）。再設一只羊的具體收益函數形式是：R＝100－Q；單位羊的成本函數是：C＝4元；三戶牧民的養羊利潤分別用P1、P2、P3表示，則由于“利潤＝總收益－總成本”，所以，每戶牧民的利潤函數便分別為：
P1＝q1R－q1C＝q1［100－（q1＋q2＋q3］－4 q1
P2＝q2R－q2C＝q2［100－（q1＋q2＋q3］－4 q2
P3＝q3R－q3C＝q3［100－（q1＋q2＋q3］－4 q3
由上式可以求出三戶牧民各自對另兩戶牧民養羊數量的反應函數，這即：
q1＝48－0．5（q2＋q3）；
q2＝48－0．5（q1＋q3）；
q3＝48－0．5（q1＋q2）
三個反應函數的交點（設分別為q1＊、q2＊、q3＊）即納什均衡。將q1＊、q2＊、q3＊代入上述反應函數中，可得知：q1＊＝q2＊＝q3＊＝24（只），再代入利潤函數則可求得三戶牧民的均衡利潤：P1＊＝P2＊＝P3＊＝576（元）
這表明，當不存在集體協調機制時，每戶牧民都從自身利益極大化這一目標出發，那么每戶的均衡養羊只數將是24只，均衡利潤量是576元。三戶牧民的總養羊只數和總利潤量則分別為72只和1728元。
然而，若在其它條件（即單位羊的收益函數與成本函數等）不變時，我們放棄該草原為三戶牧民所共同擁有的假定，而設其為一戶牧民所擁有（或存在一個集體協調機制），且設該草原的養羊總只數為Q，則顯然有：總利潤函數P＝QR－QC＝Q（100－Q）－4Q＝96Q－Q2
設：使總利潤極大的最佳養羊數為Q＊，那么該最佳養羊量必會使總利潤函數的導數為0，即：96－2 Q＊＝0，解得Q＊＝48（只），代入總利潤函數得：P＊＝2304（元）。
比較兩種情況不難發現：既定的草原面積下，三戶牧民出于各自利益考慮而獨立決定的養羊總量（72只）是大于一戶牧民（或存在集體協調機制時）所決策的養羊量（48只）的。而實際上，存在集體協調機制時或一戶牧民所決策的養羊量顯然是該草原本來能夠承載的最佳養羊總量。眾所周知，草原本來能夠承載的最佳養羊總量的突破（即草原的過度放牧）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草地資源得不到有效恢復，直至出現地表植被消失和草地沙化等問題，從而最終造成草原的實際可能載畜量下降、牧民養羊收益減少。
我國的有關資料充分證實了上述與數量推導。例如，我國新疆全境草地退化和沙化面積已達2133萬公頃，占草地總面積的37．2％，更為嚴重的是，新疆全境草地現在仍以每年29萬公頃的速度在退化。至于青海省，退化的草場面積也達到1173萬公頃，占草地總面積的32．3％；沙化草地193萬公頃；草原植被消亡、土地裸露的黑土灘面積已達333萬公頃。寧夏則有97％的天然草原在退化、裸露和沙化。草地的退化、沙化使其產草量和載畜量已經嚴重下降，在新疆，平均需要1．49公頃（22．35畝）的草地才能承載一只牲畜。二、維護我國西部地區生態環境的對策比較
針對我國西部草原地區的過度放牧現象，一些學家提出了如下治理方案：
第一，政府干預或者說政府向牧民征收牛羊稅。例如，在2000年上海舉行的一次名為“走經濟全球化道路：在新世紀的機遇和挑戰”國際學術會議上，華裔加拿大經濟學家徐滇慶教授便呼吁，中國政府應征收牛羊消費稅。據他認為，把從牛羊肉消費中征集來的稅收的一部分用于幫助農牧民退耕還林、退耕還草；另一部分則可用于解決政府幫助農牧民轉向其它產業所需要的財政經費來源。不過在我認為，對牛羊征稅雖有或依據（即便國家是向牧民征稅，也有依據。因為在我國的法律中，草原資源的產權被界定為屬于國家所有，作為產權主體，國家顯然有權力向牧民征收牧羊稅），但是，在我國真正實施征稅政策還是存在很大的。對牛羊課稅的經濟學含義即移動牛羊產品的供給曲線，稅收的增加將促使供給曲線向左上方移動，這一過程必然帶來均衡點的移動以及牛羊產品價格的上升和均衡產量的減少。即使是對牛羊征收消費稅，最終后果也可能會加重牧區人民的經濟負擔，嚴重的是將可能導致牧民失去生活的來源。特別是在牧民沒有其它就業渠道的前提下，稅負的加重無疑會使牧區人民的脫貧致富速度減慢，甚至還會使牧區人民陷入生存危機的困境之中。
具體說，如果消費牛羊產品的消費者是不受宗教和習俗制約的非少數民族人口，那么，牛羊消費稅的征收以及客觀存在的替代效應將可能改變其對牛羊肉產品的需求，即需求曲線的斜率會發生改變，需求曲線將可能變得較為平緩一些或更富有價格彈性這一結果將是：因供給減少所導致的價格上升不僅不能增加牛羊產品提供者的收入，反而會導致牛羊產品提供者（西部地區人民）的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如果消費牛羊肉的消費者是那些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區的少數民族人口，那么，受消費習俗或宗教因素，他們對牛羊征稅的反應將是不會明顯改變其需求曲線斜率，這時，西部少數民族消費者所面臨的問題將是不得不分擔更多的稅收。至于西部地區牛羊產品的生產者則會因均衡產量的減少而使實際總收益下降。盡管政府稅收的增加可以用于退耕還林、退牧還草等方面，但是“雙退雙還”措施在近期所造成的農牧民直接收入的減少卻是不爭的事實?？傊鞫惒粌H會通過加大牛羊生產者的成本、削弱牧民的市場競爭能力而降低牧民的收入；而且會增加西部少數民族地區消費者的生活費支出；此外，還會導致“消費者剩余”的無謂損失。因此，在不能給牧民提供其它有效的生活來源渠道之前，加征牛羊稅對原來就貧困的廣大西部地區來說是不可取的（至于以行政手段禁止牧民養羊更沒有道理可言）。
第二，重新界定草原的產權。即明確草原的產權主體，或者允許土地（草原）自由貿易。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在2000年參觀江蘇改制時，曾建議通過“進一步明確土地的產權”來推動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主張改革土地（或草原）資源產權的經濟學家依據產權理論，認為產權制度作為一種安排，具有節約費用的作用，它能以低費用的方式解決人們在使用稀缺資源（如草地）中的沖突。換言之，按照產權學派的觀點，將草地分給牧民私人所有，將會促使牧民充分關注土地資源的使用效率，過度放牧現象也就可以得到徹底的解決。然而我們認為，在我國現有的制度框架下，無論是對土地資源進行“私有化”改革還是實行“自由貿易”改革均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重大障礙。
既然“禁止牧民養羊”的行政干預辦法、“征收牛羊稅”辦法以及“進行土地產權制度改革”辦法，在解決西部草原地區的生態環境惡化問題上或不可取，或在近期內不具備可行性，因此，我們提出“人口遷移或減少牧區人口數量”的對策主張。
實際上，我國西部地區生態環境的惡化，根本原因乃在于人口過多。按聯合國沙漠會議規定，干旱區每平方公里土地負荷人口的臨界指標為7人，半干旱區為20人，然而我國西部地區諸省區的情況如何呢？大多數地區的人口都超過了此臨界指標。以寧夏為例，，其山區人口較1950年代初期增長了250萬，人口超過臨界指標2．3—2．4倍。必須看到的是，在化與現代化沒有完成的傳統社會或落后地區，過多的人口數量或過快的人口增長必然導致資源的過度利用和草地的過度放牧，因為，在工業化不發達的前提下，草原地區的人民只有依靠增加牛羊放牧數量才能維持其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如目前寧夏山區的牛羊數量較1950年代初便增長了274％，牲畜超載2．3倍。（9）可見，草原牲畜放牧的超載，首要原因是草原上人口數量的超載。因此，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首先考慮的對策就應該是設法減少西部牧區的人口總量，而不能象現在一些地區那樣簡單地“消滅山羊或不允許牧民養羊”。而且從理論上講，西部地區牧民的減少或牧區人口的轉移其實是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發展與工業化、現代化進一步推進的必然，人口的轉移不僅是西部生態環境保護的客觀需要；而且是西部地區工業化的必然要求。三、牧區人口轉移或城市化應主要依靠市場機制來推進
人口遷移可以在兩個完全不同的機制下進行：一是在政府的計劃安排下進行“移民”。 二是依靠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落后地區的農牧民向發達地區或城市流動。
從我國實踐來看，政府組織的“移民”具體包括兩種移法，（1）政府象轉移三峽庫區移民那樣轉移西部牧區的牧民；（2）政府出面（或組織農牧民）建立小城鎮來實現農牧業人口向小城鎮的轉移。很顯然，由政府出面組織象三峽移民那樣的西部人口大轉移是不切實際的或難以進行的；至于政府通過行政規劃的方式來“小城鎮”進而實現人口的轉移，雖然愿望非常美好，但實際執行效果卻不是十分理想。由于城鎮建設與繁榮的前提是化的發展，沒有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小城鎮建設必然會陷入“有城無市”或城鎮“人氣不足”窘境之中。一段時期以來，我國一些地方所出現的已進入小城鎮的農民又返回的現象明顯表明，進入“人為造就出來的小城鎮”的農民若不能享受到工業化所帶來的較為穩定的就業、收入、保障、舒適的生活方式等等方面的“實際收益或好處”，那么，他們是不可能安心于小城鎮生活的。鑒于此，我們認為，實現我國西部地區農牧民的“空間轉移”應主要市場機制來進行，而不能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當然，讓市場機制在人口遷移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并不表示政府在人口遷移上的完全“不作為”，以市場的力量來轉移人口要求政府在推進城市化和人口流動等上應該貫徹執行“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具體說來，政府的主要精力是不應該放在動員或組織農牧民“建造小城鎮”上，而應該放在改革農牧民進“城”所客觀存在的“門檻”限制問題上（如消除戶籍管制等）。
不過，消除過高的進城門檻、讓農牧民自主選擇遷移方向或目標，會使一些人產生不安與顧慮，其中，最大的擔憂是農牧民將因此大量涌向城市，從而造成城市的擁擠、就業的緊張、社會治安的混亂、城市環境的惡化等一系列所謂的“城市病”問題。誠然，農牧民進城是會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上述諸多“城市病”，但是我們認為，不允許農牧民進城所導致的我國工業化與城市化不均衡發展（或城市化滯后）所引起的種種“農村病”問題則更為嚴重。筆者在“慎對廣義小城鎮”和“不允許農民進城的負效應不容忽視”等文中，將只允許農民進入“小城鎮”而不允許農民進入“現代城市”所帶來的“農村病”問題歸納為五大方面，這五個方面是，（1）在行政手段推動下加速進行的小城鎮（尤其是鄉村集鎮）建設，使我國的土地資源出現了嚴重的粗放式利用；（2）小城鎮建設所帶來的環境污染甚至生態破壞問題極為嚴重；（3）從我國產業結構調整來說，僅依賴小城鎮的發展而沒有現代城市供給的增加和城市規模的擴張，既不可能促進第三產業發展，也不可能使城市的規模效應或聚集效應得到充分發揮與體現；（4）小城鎮建設在擴大國內最終需求、拉動我國經濟增長上沒有明顯的效果；（5）小城鎮為主的城市化模式，對于農民改變其傳統的行為方式、實現其個人角色轉換乃至個人現代化等是極其不利的。
其實，農民進城后所可能造成的“城市病”問題，從根本上講只是一個管理上的問題、技術上的問題和發展中的問題。只要我們的城市政府：第一，切實通過深化自身機構改革和體制改革來提高政府的運營效率；第二，將工作重心由現在的“管理國有”轉移到“管理城市”方面來，那么，所謂的“城市病”問題是完全可以解決的。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眾多人口超百萬的現代化大都市在政府和市場的雙重有效管理下，不是都沒有出現災難性后果嗎？甚至連規模不經濟現象也沒有出現；而我國的一些特大城市不是也沒有出現規模負效應問題嗎？王小魯、夏小林對城市的規模收益與外部成本的計量模型表明，城市的經濟效益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而明顯上升，在150萬－200萬人之間，城市的凈收益規模達到最大。因此，以為降低農牧民進入中小城市的門檻后就必然會造成災難性的“城市病”和規模不經濟等問題是沒有依據的。（至于一些發展家在城市化過程中所出現的城市病問題，我們認為，關鍵原因在于這些國家的城市政府管理不力或者說官僚主義嚴重與城市管理效率低下等方面，而不在于放松人口進城限制本身上。）
雙減政策的看法和建議范文4
關鍵詞:商業銀行;資本約束;資本充足率
中圖分類號:F832.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9)09-0009-06
2008年,源于美國次貸危機的金融海嘯橫掃全球。金融危機的強大破壞力,使得對于目前金融監管系統普遍產生了質疑,其中三大支柱之一的資本充足率監管更是倍受關注,特別是資本約束的有效性問題。我們既不能完全將次貸危機的責任推給資本約束,也不能姑息其在預防危機發生中的失職之責,需要全面對其有效性進行評價。2009年倫敦G20峰會前夕,周小川行長發文明確指出資本約束在維護金融穩定中的重要性,所以研究資本約束的有效性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對資本約束有效性研究最早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1988年《巴塞爾協議》頒布后研究開始全面展開。資本約束有效,一般指在對宏觀經濟和銀行業的長期競爭力影響不大的情況下,資本約束提高了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和降低了其風險。本文從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及風險、宏觀經濟和商業銀行長期競爭力三個方面對資本約束有效性研究進行了梳理和總結,全面評價了資本約束的有效性,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試圖指出資本約束今后的改革方向。
一、資本約束對銀行資本充足率和風險的影響
一般來說,在資本充足率管制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平均水平會有所提升。然而還需要進行進一步分析,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提高是否完全由資本充足率管制引起的,有多少是由管制引起的,因為其他因素也有可能引起資本充足率的提高。另外,還要看商業銀行風險是否降低了,降低了多少。資本約束主要經歷了主觀資本充足率、客觀資本充足率和《巴塞爾協議》三個發展階段,不同時期的管制所帶來的效果不一樣,不同時期的學者對不同時期的管制效果的結論也不一樣。本文根據資本約束的發展歷程進行介紹。
(一)主觀資本充足率標準
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監管部門設計了一套ABC率制度對資本充足率進行管制,管制的主要形式是基于管制機構對個別銀行的考察結果的主觀資本標準,典型的辦法是把同一組內(根據共同特征如資產規模分組)不同銀行的資本―資產比率相互比較,促使資本比率低于同組平均水平的銀行提高資本比率。
最先對該問題進行研究的是美國學者Peltzman(1970),他對美國銀行1963年到1965年的數據采用多元回歸分析商業銀行投資的資本投資模式,得出了兩個結論:一是銀行的投資行為并沒有與監管部門頒布的標準相對應;二是政府部門對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規定可能會削弱存款保險制度對商業銀行的影響。最后Peltzman總結說,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制并沒有對銀行資本充足率和分支機構的設置產生影響。[1]
隨后Mingo(1975)在Peltzman方法的基礎上對原來的模型和數據進行了修正,采用1970年美國銀行的數據,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2]Dietrich和James(1983)繼續采用Peltzman和Mingo的方法采用美國銀行1971到1975年的數據,并且增大了銀行數量,得出了類似Peltzman的結論,他們認為Mingo的結論是受美國《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的利率上限限制的影響。[3]
(二)客觀資本充足率標準
1981年12月,為了迅速脫離這種管制的主觀形式,給資本管制帶來統一性和客觀性,美國三個聯邦管制機構宣布了專門的最低資本標準:除了最大的17家跨國銀行以外,所有銀行和資產少于10億美元的銀行持股公司(BHCS)的一級資本至少應為銀行資產的6%;資產在10億或10億以上的機構應為5%。1985年,美國宣布全國性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為7%,地區性銀行資本充足率為6.5%。對這段時期資本約束進行研究的主要有Keeley(1998)和Shrieves&Dahl(1992)。
Keeley(1998)采用美國商業銀行業1981-1986年的數據進行研究,不過他的研究說服力不夠,因為他不能夠決定非管制因素對資本充足率的影響。Shrieves和Dahl(1992)采用美國1800家銀行1983到1987年的數據,利用考察管制資本標準影響外部股權注入商業銀行之程度的雙對數模式,分別對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變化和風險變化兩部分進行分析。研究結論顯示,在資本約束下,資本充足率小于7%的銀行資本充足率的增加速度明顯要大于資本充足率較高的銀行,平均每個季度要多0.14%。[4]
(三)巴塞爾資本協議
1988年,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頒布的巴塞爾資本協議,規定國際業務的銀行,到1992年資本充足率必須達到8%,并對相關方面做出了統一的規定,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監管進入了一個新全球化的時期,而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制有效性的研究也進入了一個全新時期,不僅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了更深一步研究,而且研究是在全球范圍內開展。
Wall和Peterson(1995)采用不均衡框架考察資本充足性原則對大BHCS的影響,結論顯示,在1989年大多數美國銀行持股公司感受到很小的市場壓力和幾乎不存在的監管壓力去調整他們的杠桿比率,然而當監管者在1990、1991和1992年提高監管壓力時,大多數銀行在這三年里都對杠桿比率進行了調整,并且在后兩年的調整速度會更快。同時研究認為在任何時期,銀行資本充足率的實際變化是因監管壓力變化和因市場壓力變化兩者間的較大者。[5]Jacques和Nigro(1997)對美國銀行1990至1991年資本充足率管制有效性進行研究時,沿用了Shrieves和Dahl在1992年的研究模型,并進行了進一步發展。他們對風險的變化只采用了一個方程表示,對目標資本充足率和風險水平影響因素分析也有所改變,對監管的壓力的表示也不同。綜合起來,Jacques和Nigro 認為資本充足率和風險水平受這些因素的影響:銀行規模(LNSIZE)、是否屬于某個集團(BHC)、銀行財務杠桿率(LEVD)、銀行的盈利水平(INC)、RPG和RPL,其中INC是凈收入與總資產之比。[6]Aggarwal和Jacques(1997)也是在Shrieves 和 Dahl(1992)模型基礎之上對美國銀行1991到1993年資本充足率管制的有效性進行研究。[7]與Jacques和Nigro不同的是,Aggarwal和Jacques撇棄了銀行財務杠桿率(LEVD)因素,并且對監管的壓力表示也不同,在分析管制所帶來的資本充足率和風險水平壓力時,他們可以將銀行分為資本充足率很好、資本充足率達標和資本充足率不達標三種。因為面對資本充足率管制時,銀行資本不足的銀行為了逃避因為資本充足率不夠帶來的懲罰時可能會做出更大的反應。得到的結果與Shrieves和Dahl(1992)一致,他們特別檢驗了1991年FDICA法案和迅速矯正法案(Prompt Corrective Action,PCA)對銀行業的影響,發現資本不足的銀行比那些有更高初始資本的銀行在提高資本比率的速度更快。
Ediz, Michael, Perraudin(1998)采集了英國銀行業1989-1995年的詳細數據,包括銀行資產負債表狀況、收益和損失狀況等,在他的計量方法中運用了隨機效果縱向回歸模型。研究結果顯示,英國實行資本充足率管制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在不影響銀行對資產選擇的情況下增加了銀行的穩定性。研究發現,在實行資本充足率管制時,資本充足率在監管最低標準附近的銀行做出了較大的反應,并且大多數銀行是通過增加資本的方式,而不是通過縮減信貸來提高自己的資本充足率。[8]
Rime(1998)認為很多文獻集中于監管資本要求對于美國的影響,而對歐洲(除了英國外)銀行的研究很少,所以,他驗證了監管資本要求對瑞士銀行業的影響。研究發現,瑞士的大銀行并沒有比其他銀行持有更高的資本比率,可能是因為大銀行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對手普遍地持有資本的比率不高,并且,有趣的是,雖然瑞士所實施的資本監管比美國和英國更為嚴格,瑞士銀行業的資本比率對實施資本監管要求的敏感程度(為2.4%)低于美國銀行業和英國銀行業(分別為5.6%和4.8%)。這反映了瑞士銀行業,尤其是小銀行在一個相對流動性低的市場里,調整資本是很困難的。瑞士通過留存收益和發行股權的成本比調整資產組合的成本要低。[9]這與Aggarwal和Jacques(1997)發現美國銀行中資本不足的銀行更能降低其資產組合風險的結論是不一致的,這反映了美國的資產抵押證券市場發達為其調整資產組合提供了更方便的途徑。
Ghosh, Nachane, Narain(2000)對1997到1999年印度銀行研究發現,資本管制對銀行行為的影響已經超過了銀行內部資本充足率目標對銀行行為的指導,更重要的是銀行主要通過調整資本來滿足資本充足率要求,而非高風險貸款。[10]總體來說,印度資本管制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加強了銀行的穩定性又沒有影響到銀行對貸款的選擇,主要表現在兩方面:第一,資本充足率管制能夠影響到銀行的決策,高水平的資本能夠有效地阻止系統性災難,對政策制定者來說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手段;第二,并沒有發生像廣泛的觀點認為的,在監管的壓力下,銀行資產將大規模從貸款轉向債券。銀行資產組合在管制的壓力下確實會發生一些變化,譬如像上述現象,但不顯著。原因可能是由于經濟處于高度發展階段,對貸款的需求量較大。
Heid, Porath, Stolz(2003)考查了1994到2002年德國存款銀行對資本和風險資產的調整。與前人相比,研究增加了一些對銀行資本和風險資產產生影響的因素進行約束。研究發現:資本充足率較低的銀行調整資本的速度要大于資本充足率較高的銀行;資本充足率較低的銀行試圖去建立一個合理的資本結構,通過增加資本金和降低風險資產;資本充足率較高的銀行試圖去保持他們的資本充足率,當資本增加的時候,會相應去增加他們的風險資產,然而當風險資產發生變化時不會去調整資本;資本充足率適中的銀行基本上不會去調整他們的資本和風險資產。[11]
張強,武次冰(2007)分析了中國銀行業從2002-2005年間的數據。分析表明:不管是資本充足情況較好的銀行,還是資本充足情況不好的銀行在資本約束的壓力下都提高了資本充足率;資本約束促進了商業銀行風險的降低。不過,這個效應正在減弱。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資本約束制度不斷發展和完善,其提高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和降低風險能力也不斷增強。從上述各位學者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出,1988年《巴塞爾協議》頒布后,在全球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次貸危機中大量銀行倒閉說明資本約束降低銀行風險的能力還待提高,各位學者也需要從一個更新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
二、資本約束對貨幣政策傳導和宏觀經濟的影響
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的順周期性在次貸危機中遭到了廣泛的批評,認為資本約束對經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般學者認為,商業銀行資本約束可以從間接和直接兩個方面來影響宏觀經濟及經濟周期。間接方面,資本約束可以通過影響貨幣政策傳導,從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也就是宏觀經濟;直接方面,資本約束可以通過影響商業銀行信貸而影響宏觀經濟。
(一)資本約束對貨幣政策傳導影響
資本約束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是指資本約束引起的商業銀行資本水平變化,不同資本充足水平對貨幣政策傳導影響。目前在該方面的研究爭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商業銀行資本水平是否會對貨幣政策傳導有影響;二是不同商業銀行資本充足水平對貨幣政策傳導影響如何。
商業銀行資本水平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在較長一段時間內被人們忽略,直到《巴塞爾協議》實施一段時間后。現任美聯儲主席Bernanke和Gertler(1995)首先指出了銀行資本“信貸渠道”的存在及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他們將“信貸渠道”分為三個渠道:“資產負債表渠道”、“銀行信貸渠道”和“銀行資本渠道”?！百Y產負債表渠道”主要通過借款者的財務狀況影響貨幣政策傳導;“銀行信貸渠道”主要通過銀行貸款供給影響貨幣政策傳導;“銀行資本渠道”是指不同資本充足水平銀行的資產風險度不一樣,所以對貨幣政策的反應也不一樣。[12]Kishan和Opiela(2000)研究表明對于不同資本充足狀況的美國銀行,利率的變化引起他們信貸的變化是不同的,尤其是對中小銀行來說。[13]Engler、Jokipii、Merkl、Kaltwasser和Souza(2005)利用奧地利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1997-2003年的數據,研究銀行資本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文章采用了不平衡面板模型去研究銀行信貸渠道和銀行資本渠道的存在。研究發現了奧地利銀行信貸渠道的存在,而對于扮演重要角色的資本,研究不能夠去證實銀行資本渠道發揮的效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資本水平對貨幣政策傳導存在影響。劉斌(2005)通過顯性解的形式研究資本充足率對貨幣政策傳導、信貸及經濟的影響,了解資本監管與準備金管理對信貸及經濟影響效果和途徑的差異性,并為協調兩者的關系提供建議。[14]
大多數學者研究表明,資本約束會對貨幣政策傳導產生影響。不過也有些學者不這么認為。Borio et al. (2001)研究認為經濟周期會影響到銀行信貸的變化,資本充足性要求要遠遠小于經濟周期對信貸的影響。
在得出了商業銀行資本水平可能會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后,學者們開始研究保持怎樣的資本水平會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較大,關于這個問題,不同學者有不同的看法。Van den Heuvel(2001a,2001b, 2002a,2002b, 2003,2005, 2007)分別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長期對商業銀行資本水平對貨幣政策影響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顯示,貨幣政策對信貸的影響依賴銀行資本充足狀況;資本充足率較差的銀行對貨幣政策的反映要大于資本充足狀況較好的銀行;同時發現了“銀行信貸渠道”和“銀行資本渠道”的存在。Gambacorta和Mistrulli(2004)研究了資本充足狀況不同的銀行通過信貸對貨幣政策和GDP的影響也不同。研究結果顯示,資本充足好的銀行能夠有效的抵御貨幣政策對信貸的影響,這和“銀行信貸渠道”理論一致。同時,“銀行資本渠道”也發揮了效應,尤其是對有大量敏感性缺口的銀行。
也有學者認為不僅僅是高資本充足水平會影響貨幣政策傳導 ,資本充足水平過高或過低都會對其有影響。Tanaka(2002)在理論上進一步分析了資本約束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研究認為,資本約束非常嚴格或者銀行資本充足性不好都會使貨幣政策傳導弱化。Claudio Borio和Haibin Zhu(2008)就資本約束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進行了很好的綜述和總結,大多數研究認為,資本約束會影響貨幣政策的傳導,資本充足水平較低的銀行更能反映貨幣政策。
(二)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影響的研究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資本約束是否對宏觀經濟產生影響;二是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周期的影響。
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影響的渠道是多方面的。Bernanke和Lown(1991)研究發現,資本約束將會影響到資本在銀行間的分配,而資本在銀行間的分配對宏觀經濟的活躍性有很重要的影響。Hancock和Wilcox(1997)采用一個關于包括家庭和商業實際資產借貸增長的銀行資產組合調整模型去測量銀行的資本壓力、全國經濟環境指標、該州的經濟環境指標和其他指標。實證研究結果顯示,相對于家庭居民借貸,實際商業借貸更容易受到銀行資本變化的影響,商業借貸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會更大。Peek和Rosengren(1997b)證實了資本約束這個因素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要大于貸款需求和借款者信用下降的影響。Hancock和Wilcox(1998)采用美國銀行業1988-1992年的年度數據去檢驗在資本約束壓力下是否小型銀行(總資產小于3億美元)的貸款供給減少會被大銀行增加信貸所抵消。研究結果表明,小銀行資本每減少一美元對宏觀經濟造成的影響要大于大銀行資本減少一美元,資本約束對中小銀行貸款行為的影響要遠遠大于對大銀行的影響。G.Choi(2000)對韓國銀行和宏觀經濟數據的實證研究表明,韓國金融危機后實行的資本約束導致了銀行貸款供給的下降,從而直接影響了主要依靠銀行貸款融資的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對宏觀經濟造成了負面影響。
Chiuri、Ferri和Majnion(2002)使用15個發展中國家的數據進行了實證研究,其結論為:第一,資本約束嚴重阻礙了發展中國家銀行尤其是資本實力較弱銀行的信貸供給,其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要大于發達國家;第二,對金融危機后實行資本約束的國家而言,這一負面影響更大;第三,資本約束對國外大型銀行分支機構影響較小,開放銀行市場將有利于減少管制的沖擊。Hahn(2002)采用奧地利銀行業1996-2000年數據,并用面板模型分析了資本充足率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結果發現,嚴格的資本充足率要求將會通過銀行信貸影響宏觀經濟。我國學者劉斌(2005)運用中國16家商業銀行實際數據,從分機構和總量兩方面研究資本約束對中國貸款的影響,研究結果,資本約束對不同銀行貸款的影響程度不同,資本約束對不同銀行的貸款影響程度不同,特別是對于資本相對不足的商業銀行,資本約束對貸款的影響程度較大。從總量數據來看,監管當局要求商業銀行提高資本充足率一個百分點,使貸款下降2.6個百分點,使GDP增長率下降0.27個百分點,使GDP平減指數同比增長率下降0.25個百分點。劉瀾飚(2007)借助于Peek和Rosengren的測算方法,通過計算和分析亞洲各國(地區)在經歷金融危機后加強資本管制、提高資本充足率對該國宏觀經濟的影響時發現,這樣的舉措在經濟低迷時期不但不會改善宏觀經濟狀況,反而會惡化經濟的發展。[15]
也有學者認為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不大。Heid(2005)通過建立一個能夠準確反映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周期性影響的模型,研究發現雖然資本成本是不斷變化的,但其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并不是十分劇烈。Deutsche Bundesbank Monthly Report(2005)對1994-2004年德國銀行業的研究得出了與其他研究者相反的結論。研究發現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的影響非常微弱,實證結果出現了與理論的背離。
從以上研究來看,資本約束會在短期內影響到宏觀經濟發展。但在長期內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周期的影響,研究結果還存在比較大的分歧。Blum和Hellwig(1995)從理論模型上分析了銀行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研究認為,資本約束可能會擴大經濟周期。在經濟衰退時,總需求下降導致對貸款需求減少,而資本約束進一步使銀行緊縮貸款,從而影響生產投資和宏觀經濟,具有順經濟周期效應。Tirole(1997)用靜態模型研究,同樣也表明了由市場確定的資本充足率具有順周期特征,這種順周期特征在經濟衰退期將進一步加重經濟的衰退幅度。Gambacorta和Mistrulli(2003)的研究卻表明資本約束有利于穩定宏觀經濟,減少順經濟周期效應,他們采用1992-2001年意大利銀行業季度數據,解釋了由于銀行資本和風險厭惡,銀行借貸對宏觀經濟影響的不對稱性,發現資本充足性較好的銀行相對來說順經濟周期性效應小。
從上述研究來看,大家普遍的結論認為資本約束確實會對宏觀經濟產生影響。不過在其對宏觀經濟周期影響時,并不是所有學者均如次貸危機下大家所指責的那樣認為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是順周期的,也有部分學者認為資本約束同樣也具有逆周期性。
三、資本約束對銀行業長期競爭力的影響
如果資本約束能夠提高銀行資本充足率和降低其風險,同時也不對宏觀經濟構成影響,我們也不能認定資本約束是完全有效的,因為資本約束還影響到銀行業的長期競爭能力。關于資本約束是否會傷害銀行的長期競爭力,許多學者進行過不同的研究。他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與證券市場相比,是否降低了銀行業在金融系統的影響力;二是是否影響了銀行的盈利性。
(一)銀行業與資本市場比較
銀行業與資本市場競爭力的比較主要是研究,是否因為巴塞爾協議的最低資本充足率規定和風險權重的擴大導致銀行業相對于證券市場融資功能的下降。許多國家都已經注意到資本的融通從銀行逐漸轉向商業市場和證券市場的趨勢,但是很難去判斷這種轉變有多少是由資本約束引起的。研究者認為導致這種結果的因素還有:一是存款利率上限的變動;二是信息技術和金融改革的提高;三是增加了那些母國管制較松銀行的競爭力。因此,我們不能就銀行在不同市場占有份額的變化去判斷資本約束對銀行長期競爭性影響造成的。
有的學者認為資本約束損傷了銀行競爭力。Thakor和Wilson(1995)在理論上分析了資本約束對借款者融資的選擇。研究認為,質量中等的借款者數量會因銀行資本約束而減少,這是因為資本約束會提高借款成本和銀行重組不良貸款的積極性下降,這些都會引起銀行貸款需求減少;質量好且具有發展潛力的借款者更愿意選擇資本市場融資,他們認為面對資本約束時,資本市場流動性更強。
也有學者認為資本約束提高了銀行競爭力。Boot和Marinc(2007)分析了資本約束對銀行業內部競爭的影響。他們認為,在資本約束更有利于銀行業的優勝劣汰,尤其是在對國際銀行業的開放下。結論認為資本約束可以提高銀行業整體水平,從另一個層面上來看,其提高了銀行業與其他非銀行業的競爭力。
同時,還有學者認為資本約束對銀行競爭力影響不大。Arikawa(2008)對1980-2004年日本公司在資本市場和銀行之間融資的選擇進行了研究后認為,公司在資本市場和銀行間進行融資選擇時,主要依據公司在這段時期發展的機遇及所面臨的風險。公司如果具有非常好的發展機遇且面臨風險較低時,會傾向選擇資本市場融資。相反,則會選擇銀行貸款融資。由于對于影響銀行和資本市場間競爭力的因素太多,導致學者們研究結果各異。
(二)銀行盈利能力的影響
直接研究資本標準頒布后銀行盈利性和銀行業成長性的變化可能價值不大,因為在短期內,他們與宏觀經濟關系有很高的相關性。一個檢驗資本充足率管制對銀行盈利性影響的方法是觀察市場對管制的反應。已經有一些學者開始通過對銀行股票價格進行研究來檢驗資本約束對盈利性的影響,在資本標準頒布前后很短的時間內對股票價格造成的影響應該不會被宏觀經濟和其他長期因素的影響。
Eyssell和Arshadi(1990)利用對主要事件進行研究的方法,發現這三個事件造成了股票價格的反常下降。這三個事件為:一是美聯儲頒布被提議基于風險的資本標準(1986年1月24日);二是美聯儲和英格蘭銀行聯合聲明確定一個最低資本充足率的意圖(1987年1月8日);三是巴塞爾協議的頒布(1988年7月11日)。這三個事件造成27個大銀行股票價格的下跌,這說明較高的資本充足率標準影響了銀行的長期盈利性。Madura和Zarruk(1993)研究所采取的方法與Eyssell和Arshadi (1990)的研究方法相似。他們發現那些超級大銀行股票價格會因為資本約束而下跌。
Cooper, Kolari和Wagster(1991)研究了1987年1月到1988年7月加拿大、日本、英國和美國四個國家27家大銀行在12次資本約束條例宣布時股票價格的反應。研究發現,加拿大、英國和美國銀行股票價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以美國最為明顯,而日本銀行股票價格變化沒有明確結論。隨后Wagster(1996)進行了更深一步研究,他將資本約束條例公告事件增加到了18次;增加了德國、荷蘭和瑞士三個國家,銀行數量也增加到了57家;并對模型也進行了進一步深化。研究發現,這七個國家每個在18次中最少有一次股票價格反應是顯著的,但是整體上只有日本銀行是顯著的。
Cornett和Tehranian(1994)研究了銀行面對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宣布的反應,是否銀行會增發股票去達到資本約束要求。研究認為,如果資本充足率標準明顯改變了銀行目前的最優資本結構,迫使銀行增發股票或者債券,這都會影響到銀行的股票價格。然而,如果銀行自覺地去增發股票或債券,說明銀行所有者對銀行前景不看好,若是因為資本約束,并不能說明銀行前景不好,所以應該不會使股票價格下降。那么資本約束對股票價格的影響是十分不明確的。他們對1983-1989年美國176家銀行的491次股票獲債券發行進行了分析研究,對非自愿發行證券銀行發行前60天股票的平均價格變化與那些沒有發行的銀行進行比較。研究發現,由于資本約束導致的銀行非自愿發行證券對股票價格的影響要明顯小于自愿發行;投資者對非自愿發行的銀行預期要好于自愿發行。
Laderman(1994)利用Cornett-Tehranian的分析方法對美國商業銀行在1989-1992年的44次證券發行進行了研究,這段時期剛好是美國資本約束完成時期。研究發現,一般的股票發行會讓股票價格下降1.6%,而資本充足率較低的銀行股票增發會讓股票價格下降2.74%。雖然這個反應比較小,并且也沒有十分明顯的經濟含義,但它還是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投資者對資本約束會影響銀行長期競爭力的預期。
盡管這些研究得出了比較一致的結論,但是仍存在一個問題,即是否投資者短期的反應造成的股票價格變化就一定能反應銀行的長期競爭性。也有少數學者從理論模型上對其進行了研究。Boot, Dezelan和Milbourn(2000)建立了雙寡頭模型來分析資本約束對銀行利潤的影響。研究發現信息不對稱會加重高質量銀行的負擔,并指出管制仔細調整的重要性。Rime(2001)沿用Boot, Dezelan和Milbourn的雙寡頭模型(BDM)來分析資本約束對銀行利潤的影響。研究認為,資本約束對資本狀況較差銀行利潤的影響要大于資本狀況較好的銀行;當銀行在面對非管制金融機構競爭時,由于資本約束導致銀行利潤的減少程度明顯要高于銀行在與同樣管制金融機構競爭或者是沒有競爭時利潤的減少。
四、結論
眾多學者研究來看,實行資本約束比較有效的提高了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和降低其風險,尤其是在《巴塞爾協議》頒布后,然而次貸危機爆發說明資本約束在降低風險上還做得不夠;在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上,學者的研究出現了分歧,部分學者認為資本約束是具有順周期性的,也有學者認為其具有逆周期性,還有學者認為其兩者都有;而關于資本約束對銀行業長期競爭力影響,在影響銀行與資本市場競爭上沒有得出非常一致的結論,大部分研究表明資本約束會影響到銀行盈利能力。綜合上述學者的研究成果,并結合次貸危機,我們認為資本約束還可以在以下方面加強:
一是提高資本約束降低風險能力。次貸危機表明資本約束并沒有很好的控制商業銀行的高杠桿化運作,未能有效的監管表外風險。
二是降低資本約束的順經濟周期。雖然從理論分析資本約束確實具有順周期性,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對風險資產權重的重新設計或者其他政策與其配合來降低其順周期性,讓資本約束能夠起到穩定宏觀經濟作用,緩解金融危機的產生。
三是建立有效的資本金補充渠道。眾多研究表明,資本約束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損害資本約束的長期競爭能力,這主要表現在資本約束對信貸控制而造成的,如果資本金補充渠道更加豐富和有效,商業銀行更容易獲得資本金,那么銀行就不會面臨縮減信貸給其競爭力帶來的影響?！?/p>
參考文獻:
[1]Peltzman S. Capital Investment in Commercial Banking and Its Relation to Portfolio Regul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0, 78(1): 1-26.
[2]Mingo J. Regulatory Influence on Bank Capital Investment. Journal of Finance, 1975, 30 (4): 1111-1121.
[3]Dietrich J K, James C. Regulation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Bank Capital Changes. Journal of Finance, 1983, 38(5): 1651-1658.
[4]Shrieves R E, Dahl 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and Capital in Commercial Bank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992, 16(2): 439-457.
[5]Wall L D, Peterson D R. Bank Holding Company Capital Targets in the early 1990s: The Regulators versus the Market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995, 19(3): 563-74.
[6]Jacques K T, P Nigro. Risk-Based Capital, Portfolio
Risk and Bank Capital: A Simultaneous Equations Approach.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1997, (49): 533-547.
[7]Aggarwal R, K Jacques. A Simultaneous Equations Estimation of the Impact of Prompt Corrective Action on Bank Capital and Risk. In: Financial Services at the Crossroads: Capital Regul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Conference February 1998.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1997, 26-27.
[8]Ediz T, I Michael, W Perraudin. The impact of capital requirements on U.K. bank behaviour.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Economic Policy Review, October, 1998, 109-120.
[9]Rime, Bertrand. Capital Requirements and Bank Behaviour: Empirical Evidence forSwitzerland. Swiss National Bank, 1998, 5-10.
[10]Ghosh S, Nachane D M, Narain A, et al. Capital Requirements and Bank Behaviour: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Indian Public Sector Bank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3, 15(12): 145156.
[11]Heid, Porath, Stolz. Does capital regulation matter for bank behaviour? Evidence for German savings bank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 Banking and Financial Supervision, 2004, (3): 230-248.
[12]Bernanke, B.,and Gertler, M., 1995,“Inside the Black Box: The Credit Channel of Monetary Polic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 (4), pp. 2748.
[13]Kishan, R. P., and Opiela, T. P., 2000, “Bank Size, Bank Capital and the Bank Lending Channel”,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 32, No. 1, pp. 12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