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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氣對環境的影響范文1
一、環境稅的內涵及對獨立環境稅的相關設想
1.環境稅的內涵
環境稅的概念興起于20世紀末的國際稅收學界，目前稱之為生態稅、綠色稅，至今尚未有明確統一的定義。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名為《環境稅的實施戰略》的研究報告中指出：環境稅的目的在于通過對環境各種用途的定價來改善環境，稅收手段的目的在于通過比價、改善市場信號勸阻某種消費形式或生產方式，降低生產過程和消費過程中產生的有害排放水平，并鼓勵有利于環境的利用方式以減少環境退化，這些稅收被稱為環境稅。
2.對獨立環境稅的相關設想
綜合考慮環境質量目標、現有的環境治理技術條件和收費情況，借鑒國外的經驗，可以對我國設立獨立的環境稅進行如下設想。
(1)稅目。環境稅稅目應當包括氣體、液體和固體三個方面，如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污水、廢水及一些固體廢棄物。選擇這些對象為環境稅稅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就目前來看，上述對象給我國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較為嚴重;其次，對于這些污染物，我國已經開征了排污費，征收環境稅的條件相對成熟;最后，借鑒國外開征環境稅國家的成功經驗。這一方面可以利用現有繳納排污費的條件，減少征收阻力，另一方面可以大大降低環境稅的設計難度。
⑵稅率。作為國家實行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的經濟杠桿，同時考慮到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形勢，大規模的增稅計劃短期內不可能實現，因此，獨立環境稅的設立應當遵循費改稅原則，根據2003年《排污收費條例》以及《中國綠色GDP核算研究報告2004》的規定，設置相對較低的環境稅稅率。
二、環境稅對企業環保行為選擇的影響分析
環境稅政策是政府環保規制的一種方式，因此，企業對該政策采取的不同遵從行為，即是否繳納環境稅將成為企業自主決策的前提和基礎，將對企業的環保行為產生重要影響(如圖一)。然而，企業通常都具有趨利性，因此對環境稅政策的遵從行為取決于納稅金額的大小。如果企業繳納的環境稅較高，在權衡之下，企業將逃避繳納稅收，從而會選擇逃避型環保行為;如果企業繳納的環境稅在企業的接受范圍內，企業會繳納環境稅，并選擇主動型或者應對型環保行為。下面將基于單個微觀企業的視角，分析環境稅對企業環保行為選擇的影響。
1. 環境稅政策下企業采取主動型環保行為
企業在繳納環境稅的前提下，從自身實際情況出發，采取主動型環保行為。企業一方面可以在保持原有的生產和治污技術不變的前提下，通過擴大原有的治污設施或者新建污染治理系統，提高企業的治污水平，使等量產出條件下的污染物排出量降到最低標準，另一方面企業可以通過采用新的環保技術來提高自身治污能力，降低企業生產對環境造成的危害，達到政府環保規制政策的要求。
2. 環境稅政策下企業采取應對型環保行為
企業在繳納環境稅的前提下，不改變原有治污能力和水平，采取應對型環保行為。一方面，企業為達到環境保護標準，可以在合理區間內，適當減少產出數量，從而一定程度上降低污染物的排出量。另一方面，企業在保證產出不變的情況下，將稅收成本向前轉嫁給消費者或者向后轉嫁給生產者，使得企業的成本保持不變，同時可以達到遵從環境保護政策的目的。
三、政策啟示
1. 積極完善稅收制度
政府應當積極進行制度創新，進一步健全和完善環境稅政策，構建減少污染物排放的稅收制度體系，相機抉擇地提高環境稅稅率，以考慮經濟個體稅收負擔的合理性以及宏觀調控的需要，對符合減排的設備、產品、技術和行業給予一定的減稅，同時，政府要繼續深化研究相關政策，不斷從實踐中總結、提升、完善各種政策措施，通過對事權的界定，對環境稅稅收收入歸屬權在政府間進行劃分，為減少政策變化過程中來自地方政府的阻力，平衡地區間的財力差異，緩解地方財政收入不足的狀況，加強地方政府對本地區企業在環境稅政策遵從方面的引導和推進作用。
2. 提高環境規制強度
在試點征收環境稅時，應當提高環境規制強度，激勵企業進行治污技術創新，讓企業在高治污水平上實現污染減排和治理，給企業形成強有力的政策推行意愿，消除政策實施的不確定性，讓企業也形成穩定可信的政策實施承諾，這將有利于企業采納新環保技術，選擇積極的環保政策遵從行為和環保投資策略，實現政策目標。針對不同地區和行業的實施特點，政府應當針對不同地區和行業的特點，設置具有差異化的環境規制強度，在實施過程中不斷修正調整至合理水平，從而使環境規制對企業的環保行為產生持續的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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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健康教育路徑 髖關節置換 護理質量
健康教育路徑是為滿足患者對健康教育的需求，依據標準健康計劃為某一類患者制定在住院期間進行健康教育的路線或表格[1]，能指導護士有預見性、主動性開展工作，并使病人明確自己的護理目標，自覺參與疾病護理過程，以最經濟的方式取得最佳的治療效果。2006年4月－2009年5月我科對30例髖關節置換術患者圍手術期應用健康教育路徑，效果滿意，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擇2006年4月－2009年5月施行髖關節置換術患者60例，男48例，女12例，年齡42－90歲，平均年齡68.2±2.6歲，其中屬股骨頭缺血性壞死4例，外傷性股骨頸骨折56例。按入院時間隨機分為對照組和實驗組各30例。兩組性別、年齡、病情、術式、文化程度、職業以及采用全髖假體種類等情況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在整體護理的基礎上，對照組采用傳統的健康教育方法對病人進行健康宣教，實驗組應用健康教育路徑進行教育。（1）在充分了解患者及家屬對健康教育需求的基礎上，經查閱資料、專家咨詢，并結合醫生的治療計劃，針對術前、術后不同臨床階段制定健康教育路徑表（2）實施方法：責任護士向患者發放健康教育路徑表并懸掛于病人床尾，向患者解釋健康教育路徑表的主要內容及作用，取得患者配合。責任護士每天按照路徑表要求，根據治療的不同階段及患者情況針對性地開展健康教育，同時對已教育的內容進行評價，了解病人是否已經掌握相關知識，如發現前次教育效果不理想，應重新宣教并記錄簽字。護士長定期督查健康教育路徑實施情況并進行評價，不斷了解患者及家屬的意見，以根據實際需要進行更改補充，不斷完善。
填寫代碼：(1)教育對象：l-病人，2-家屬。
(2)教育方式：l-口頭，2-文字圖表，3-示范，4-電化。
(3)效果評價：l-理解掌握，2-不完全理解，部分掌握，3-未理解，未掌握。
1.3評價標準 （1）觀察兩組患者術后不良反應和術后并發癥發生情況；（2）采用自行設計的問卷評價，于患者出院前發放“患者對健康知識及有關技能的掌握情況”調查表，內容包括髖關節置換的基本知識、術中配合、術后注意事項、飲食、合理用藥、預防并發癥、正確臥位、自我護理技能、術后功能鍛煉的目的及方法等共20題。問卷采取百分制，分掌握（≥85分）、基本掌握（61分－84分）和未掌握（≤60分）。（3）滿意度調查：采用自制的“健康教育滿意度調查表”，內容包括：a.對健康教育過程是否滿意；b.對健康教育效果是否滿意；c.對護理服務過程是否滿意；d.對護士講授能力是否滿意等。調查分滿意、較滿意、不滿意。
2 結果
2.1 2組患者并發癥發生率比較。
2.2 2組患者健康知識掌握情況比較。
3 討論
3.1健康教育路徑目標明確，提高了患者對疾病相關知識的掌握程度。傳統健康教育往往將教育內容一次性灌輸給病人，容易遺忘，病人受益甚少。而健康教育路徑則制定路徑表，將患者圍手術期的健康教育內容標明，護理人員根據路徑表的要求有計劃、有目的、有時間性，循序漸進、分期分段地對患者及家屬進行健康教育，并適時評價，不斷完善，保證健康教育的有效性，從而提高了患者對疾病相關知識的掌握程度。
3.2健康教育路徑提高了護理質量，降低了并發癥。健康教育路徑使健康教育制度化、具體化，增加了護理人員的責任感。在護理工作過程中，針對不同個體護士能更加細心地觀察，及時了解患者的身心需求，給予細致的解釋，對出現的差異能積極地處理，有不明白的地方促使其自覺看書學習或查閱資料，避免了由于護理人員的個人水平能力不同而造成的護理缺陷，有效地提高了護理質量。同時，通過規范、連續、完整的健康教育使患者掌握了相關知識，增強了對手術的信心，更好地配合治療與護理，主動參與康復計劃，從而降低了術后并發癥的發生率，促進康復。
3.3健康教育路徑提高了患者滿意度。健康教育路徑貫穿“以病人為中心”的服務理念，要求護理人員主動向病人講解有關疾病知識和內容，促進了護患的溝通和互動，密切了護患關系，增加了患者對護理人員的信任感，達到了雙方互相促進、互相理解，主動護理與主動參與相結合的良性治療、護理循環，從而提高了患者對護理工作的滿意度，減少了醫療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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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麻醉；體重指數；體溫
[中圖分類號] R61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7）04（a）-0083-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body mass index （BMI） on the body temperature during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Methods 100 patients in Surgical Department，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scheduled to undergo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with no premedication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from March 2014 to May 2016.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4 groups according to BMI， group Ⅰ （n=25）： BMI
[Key words] Anesthesia； Body mass index； Body temperature
人體的中心體溫是由位于下丘腦前區的溫度調節系統控制的，保證每日體溫變化幅度不超過0.2℃偏差。若溫度調節系統失調，則會導致機體新陳代謝紊亂甚至死亡[1-2]。既往研究表明，輕度體溫降低會使術中及術后患者并發心臟疾病及外科傷口感染概率增大3倍，延長住院時間20%，顯著增加術中血液流失及輸血事件[3-7]。臨床實踐中，導致術中及術后患者體溫降低的因素除了物的影響外，還有術中患者血管舒張情況、手術操作室的低溫環境、低溫液體處理外科手術區域的污漬、靜脈注射冷的液體及輸血等[8]。但鮮有關于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對于術中患者體溫影響的報道。為此，本研究將探討BMI對行擇期腹腔鏡膽囊切除術圍術期患者體溫的影響，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4年3月～2016年5月內蒙古醫科大學附屬醫院（以下簡稱“我院”）手術科室100例術前無用藥史的行擇期腹腔鏡膽囊切除術圍術期患者為研究對象。其中，男41例，女59例；年齡為27～52歲，平均（40.37±9.67）歲；美國麻醉師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評分范圍為0.92～1.86分，平均（1.43±0.51）分。所有患者手術均于9∶00～13∶00完成，手術時間為59～86 min，平均（71.84±15.13）min。納入標準：①有癥狀或者無癥狀但有合并癥以及容易引起膽囊癌變的膽囊疾??；②知情且同意接受擇期腹腔鏡腹部手術患者；③術前1個月內無服用影響體溫調節的藥物（β-受體阻滯劑、鈣通道阻滯劑等）記錄；④有完整的身高、體重記錄。排除標準：①伴有嚴重心肺功能不全而無法耐受麻醉、氣腹和手術者；②伴凝血功能障礙者；③出現嚴重并發癥的急性膽囊炎或者伴急性重癥膽管炎或急性膽石性胰腺炎者；④嚴重肝硬化伴門靜脈高壓者；⑤中、后期妊娠者；⑥伴有腹腔感染、腹膜炎者以及上腹部手術史者；⑦伴有糖尿病、甲狀腺功能紊亂疾病、帕金森疾病者；⑧手術時間短于60 min或者長于180 min的患者。實驗所有內容經我院倫理道德委員會批準實施。
1.2 實驗分組
依據公式：BMI=體重（kg）/身高（m）2，計算受試者BMI。依據計算結果，將100例患者分為四組，即組Ⅰ（n=25）：BMI
1.3 麻醉方法及考察指標
手術采用的麻醉方式為常規麻醉。麻醉誘導采用2 mg/kg丙泊酚與0.6 mg/kg羅庫溴銨，麻醉維持采用2%七氟烷+50%O2及瑞芬太尼灌輸。于潮氣量末CO2值介于35～40 mmHg（1 mmHg=0.133 kPa）時實施氣管插管。采用0.05 mg/kg新斯的明與0.01 mg/kg硫酸阿托品逆轉神經肌肉阻滯。手術結束時，停止七氟烷灌輸，給予純氧吸入。從誘導麻醉開始，每間隔5 min對患者進行圍術期心跳，平均動脈壓，鼓膜、胸部、手臂、1/2內側前臂內表面、中指遠端指骨腹側、大腿、小腿溫度測定。同時記錄血管收縮時間以及引起中心體溫升高時的血管收縮溫度閾值。手術結束時，采用常規方法對麻醉患者進行喚醒。
平均皮膚溫度（mean skin temperature，MST）=0.3（T胸+T臂）+0.2（T大腿+T小腿）；平均體溫（mean body temperature，MBT）=0.64T腋下+0.36 MST；血管收縮溫度閾值=T前臂+T手指[9-10]。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0.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數據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多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組間兩兩比較采用LSD-t檢驗；計數資料用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各組一般臨床資料比較
各組患者在年齡、性e、手術持續時間、ASA評分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2.2 各組患者不同時間點鼓膜溫度變化情況
與組Ⅰ患者的鼓膜溫度相比，組Ⅱ患者在誘導麻醉后5、10、15、20、45、55、60 min時增高，組Ⅲ患者在誘導麻醉后5、10、15、20、40、45、50、55、60 min時增高，組Ⅳ患者在誘導麻醉后5、10、15、20、25、30、45、50、55、60 min時增高，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 < 0.05）。見表2。
2.3 各組患者不同時間點MST及MBT變化情況
各組患者不同時間點的MST及MBT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 > 0.05）。見表3～4。
2.4 各組患者出現血管收縮溫度閾值的時間變化情況
與組Ⅰ患者比較，組Ⅲ及組Ⅳ患者出現血管收縮時間更晚，且閾值更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5。
3 討論
術中麻醉是一種通過影響體溫調節系統而降低體溫的操作[11]。全身麻醉期間，誘導麻醉及麻醉開始后的1 h，中心體溫迅速降低1～1.5℃，隨后，體溫降低表現為緩慢的、線性的降低過程，直到進入平臺期，中心體溫保持不變[12]。若術中麻醉期間出現低體溫，則不僅影響凝血功能，增加心血管事件發生的風險，而且能抑制免疫功能引起術后感染，延長患者住院時間[13]。Moola等[14]研究報道圍術期低體溫發生率為50%～90%。Yi等[15]對北京地區實施全麻患者大樣本調查發現，低體溫發生率約40%。為此，深入分析術中麻醉期影響體溫波動的危險因素顯得尤為重要。本研究通過探討術中麻醉過程中BMI對患者體溫調節影響的結果表明，與BMI較低的患者相比，較高BMI患者的鼓膜溫度較高，發生血管收縮的時間退后且血管收縮溫度閾值增大。Fernandes等[16]通過對兩組行腹部外科手術的不同BMI患者（BMI 30.0～34.9 kg/m2比BMI 18.5～24.9 kg/m2）對比研究發現，較高BMI患者術中能夠較好維持體溫恒定，顯著降低術中體溫降低事件發生概率。Kurz等[17]依據體脂肪率（body fat percentage，BFP）將40例行擇期結腸手術患者分組為三組（10%～24%組、25%～35%組、36%～50%組），結果提示，隨著BFP及表面積的增大，患者在術中出現體溫降低的事件概率顯著降低。而在另外一項關于BFP>25%與BFP
本研究結果未發現各組患者MST及MBT的變化差異。可能原因為BMI較高患者患者腹部較多的脂肪組織阻礙熱量散失從而發揮維持體溫正常的作用。Savastano等[20]曾對13例BMI為18～25 kg/m2的患者開展BMI與區域性體溫相關性研究，結果表明，BMI較高患者具有較低的腹部皮膚溫度及較高的手指溫度，且BMI較高患者與區域性體溫在休息及應激時具有相關性，但未發現不同BMI患者間的中心體溫差異。這可能與較多的脂肪組織能夠重新引起皮膚血流進行有效分流，從而有利于保持皮膚表面溫度恒定有關[21-22]。
綜上所述，在全身麻醉下行腹腔鏡檢查手術的BMI較高患者，具有較好的維持中心溫度恒定的效果。這與麻醉相關的不良反應事件中，BMI較高患者具有緩解麻醉對體溫調節不良作用的特點一致。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樣本量偏少，后續將擴大樣本量繼續研究。
[參考文獻]
[1] Blatteis CM. Age-dependent changes in temperature regulation-a mini review [J]. Gerontology，2012，58（4）：289-295.
[2] Werner J. System properties，feedback control and effector coordination of human temperature regulation [J]. Eur J Appl Physiol，2010，109（1）：13-25.
[3] Zhang XW，Xie JF，Chen JX，et al. The effect of mild induced hypothermia on outcomes of patients after cardiac arrest：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J]. Crit Care，2015，19（1）：417.
[4] Baucom RB，Phillips SE，Ehrenfeld JM，et al. Association of Perioperative Hypothermia During Colectomy With Surgical Site Infection [J]. JAMA Surg，2015，150（6）：570-575.
[5] Youn YA，Kim JH，Yum SK，et al. The hospital outcomes compared between the early and late hypothermia-treated groups in neonates [J]. J Matern Fetal Neonatal Med，2016，29（14）：2288-2292.
[6] Tedesco NS，Korpi FP，Pazdernik VK，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ypothermia and blood loss inpatients undergoing open lumbar spine surgery [J]. J Am Osteopath Assoc，2014，114（11）：828-838.
[7] Lee BR，Song JW，Kwak YL，et al. The influence of hypothermia on transfusion requirement in patients who received clopidogrel in proximity to off-pump coronary bypass surgery [J]. Yonsei Med J，2014 ，55（1）：224-231.
[8] Wiewel MA，Harmon MB，van Vught LA，et al. Risk factors，host response and outcome of hypothermic sepsis [J]. Crit Care，2016，20（1）：328.
[9] Sessler DI. Skin-temperature gradients are a validated measure of fingertip perfusion [J]. Eur J Appl Physiol，2003，89（3-4）：40-402.
[10] zer AB，Yildiz Altun A，Erhan L，et al. The effect of body mass index on perioperative thermoregulation [J]. Ther Clin Risk Manag，2016，12（12）：1717-1720.
[11] w寧.不同麻醉方法在輸尿管中下段結石輸尿管鏡碎石術中麻醉效果的對照研究[J].中國醫藥導報，2012，9（26）：87-88，92.
[12] 周慧，齊爽，李亮，等.術中低體溫對術后恢復期的影響[J].中國實驗診斷學，2015，19（8）：1433-1435.
[13] 謝言虎，陳旭，吳運香，等.術中低體溫危險因素分析[J].臨床麻醉學雜志，2016，32（9）：925-927.
[14] Moola S，Lockwood C. Effectiveness of strategies for the management and/or prevention of hypothermia within theperioperative environment [J]. Int J Evid Based Healthc，2011，9（4）：337-345.
[15] Yi J，Xiang Z，Deng X，et al. Incidence of Inadvertent Intraoperative Hypothermia and Its Risk Factor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General Anesthesia in Beijing： A Prospective Regional Survey [J]. PLoS One，2015，10（9）：e0136136.
[16] Fernandes LA，Braz LG，Koga FA，et al. Comparison of peri-operative core temperature in obese and non-obese patients[J]. Anaesthesia，2012，67（12）：1364-1369.
[17] Kurz A，Sessler DI，Narzt E，et al. Morphometric influences on intraoperative core temperature changes [J]. Anesth Analg，1995，80（3）： 562-567.
[18] Kasai T，Hirose M，Matsukawa T，et al. The vasoconstriction threshold is increased in obese patients during general anaesthesia [J]. Acta Anaesthesiol Scand，2003，47（5）：588-592.
[19] De Graaf AA，Freidig A，van Ommen B. Human thermoregulation and obesity [J]. FASEB J，2009，23（Suppl 1）：596-602.
[20] Savastano DM，Gorbach AM，Eden HS，et al. Adiposity and human regional body temperature [J]. Am J Clin Nutr，2009，90（5）：1124-1131.
[21] Boutet C，Kassir R. Sleeve gastrectomy and roux-en-Y gastric bypass lead to comparable changes in body composition after adjustment for initial body mass index [J]. Obes Surg，2016，26（8）：1932-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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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腹腔鏡根治手術；胃癌；術中出血量；免疫功能
[中圖分類號]R73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0616（2016）12-11-05
胃癌是我國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其治療手段主要有放、化療及手術切除三種。其中以手術切除為主的綜合治療是目前早期胃癌的主要治療手段。尤其是隨著我國麻醉技術及腹腔鏡技術的逐漸成熟，腹腔鏡根治手術以其微創、可控等優點逐步得到人們的認可。但是有關腹腔鏡根治手術對胃癌患者術后免疫功能影響的相關性研究較少，因此，為了進一步探討腹腔鏡根治手術治療胃癌的臨床療效及對患者免疫功能的影響，本研究回顧性分析了我院149例早期胃癌患者，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2007年1月～2014年12月在我院就診的早期胃癌患者149例，隨機分為兩組：研究組88例，其中男50例，女38例，平均（52.5±12.3）歲；對照組61例，其中男38例，女23例，平均（49.7±14.2）歲。所選患者均符合臨床上關于胃癌的診斷標準，胃癌分期采用美國癌癥聯合協會公布的2009年胃癌國際分期，且均不超過T4a期，腫瘤直徑≤6cm，漿膜受侵面積均不超過10cm2。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具有可比性（P>0.05）。此外，該研究已通過倫理委員會批準。
1.2納入及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1）術前活檢確診為胃癌；（2）術前影像學檢查未見病灶腸轉移、淋巴結轉移、肝轉移或盆腔轉移。排除標準：（1）晚期胃癌；（2）凝血障礙；（3）惡性腫瘤；（4）肝腎功能不全；（5）有物過敏史或藥物過敏體質者；（6）患有其他慢性病而不能耐受手術者。
1.3方法
全麻，術前24h內禁食禁水。研究組：88例，行腹腔鏡根治手術。經肚臍下1cm處切口放置腹腔鏡，并在左右上中腹分別穿刺置入四個穿刺套管。進行淋巴結清掃，并根據患者病灶情況選擇胃切除方式，其中全胃切除33例，近端胃切除35例，遠端胃切除20例。同時，適當擴大胃體部及以上部位的癌變切除范圍，以防漏切。對照組：61例，行傳統開腹手術，暴露病灶并按常規手術步驟操作，其中全胃切除21例，近端胃切除29例，遠端胃切除11例。另外，所有患者在術后恢復的適當時間均給予抗凝及預防性抗生素治療。
1.4臨床觀察指標
記錄兩組患者的術中出血量、術后排氣時間、住院時間及術后7d的免疫功能情況，采用貝克曼流式細胞儀（美國貝克曼庫爾特有限公司生產）檢測兩組患者治療前后的外周血T細胞亞群CD3+，CD4+及CD8+活性，采用免疫濁度法測定IgG含量（試劑盒由上海太陽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提供），并觀察兩組患者術后有無腹痛腹脹、惡心嘔吐、咽痛、發熱（體溫>37.5℃）、休克等并發癥的發生。
1.5統計學方法
采用IBM SPSS19.0對數據進行統計學處理，計量資料用（x±s）表示，兩組組間比較采用f檢驗，不同時間點比較采用F檢驗；計數資料用X2檢驗，P
2.結果
2.1兩組患者術中出血量、術后排氣時間及住院時間比較
研究組患者的術中出血量明顯少于對照組（P
2.2兩組術后外周血CD3+，CD4+，CD8+活性及免疫球蛋IgG情況比較
與術前相比，手術治療后7d，研究組外周血CD3+，CD4+，CD8+活性及IgG含量改變均不明顯（P>0.05），而對照組數值較治療前均顯著下降（P
2.3兩組術前及術后不同時間點白細胞計數比較
組內比較：研究組術后1、3、7 d白細胞計數與術前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對照組術后1、3d白細胞計數均較術前顯著升高（P0.05）；而對照組術后1、3d白細胞計數顯著高于研究組（P
2.4兩組術后并發癥情況比較
研究組：術后腹痛腹脹0例，咽痛5例，惡心2例，體溫>37.5℃者0例；對照組：術后腹痛腹脹2例，咽痛6例，惡心1例，體溫>37.5℃者2例。其中，咽痛為全麻氣管插管的主要并發癥之一，一般無需治療1～3d可自行緩解。
3.討論
我國胃癌發病率較高，據統計在我國所有住院的胃癌患者中，90%以上為中晚期，5年生存率不到20%。因此，早期胃癌的診治逐漸受到重視。早期胃癌病變多局限于黏膜或黏膜下層，不論有無淋巴結轉移，在肉眼下大體可分為隆起型、淺表型、凹陷型及混合型四種。目前，有關胃癌的病因尚未完全闡明，但已有研究發現，幽門螺桿菌感染、高亞硝酸鹽的攝人、亞硝基化合物及二羰基化合物、真菌及遺傳性與胃癌的發生密切相關。由于胃是人體最主要的消化器官之一，因此癌胃患者一經確診，應立即進行可切除性評估，給予放療、化療或立即切除治療。其中，以手術切除為主的綜合治療是部分早期胃癌的主要治療手段。尤其是隨著腹腔鏡技術的發展，使胃癌切除手術變得更易被人們所接受。另外，多篇文獻表明，腹腔鏡根治手術是治療胃癌的一種可行、短期療效好及安全性好的手術方式。
本研究中，研究組采用腹腔鏡根治手術對胃部病灶進行切除，使得患者術中出血量明顯少于采用傳統開腹手術治療的對照組（P
此外，有研究指出腹腔鏡根治手術中建立的氣腹對患者的內環境也有較大的影響。Kaier TE等認為：在體液免疫中，IgG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Kaier TE指出，IgG主要存在于血清及細胞外液中，是抗感染的主力軍。同時，Bhasker AG等也發表文獻指出：免疫球蛋白IgG的水平是反應機體手術后內環境是否受到嚴重破壞的重要參考指標。本研究中，研究組患者術后免疫球蛋白IgG水平變化較小，表明行腹腔鏡根治手術對患者機體的內環境影響較小。此外，王楓等通過對102例早期胃癌患者進行研究得出：行腹腔鏡胃癌切除術的患者，其術后反應蛋白、白細胞計數及中性粒細胞計數等指標均較采用常規療法的開腹組低，說明腹腔鏡胃癌切除術可將術后的免疫抑制最小化，減輕術后急性期反應。另外，還有研究指出，以T淋巴細胞改變為主的細胞免疫，是術后機體產生可逆特異性免疫功能改變的主要表現。T淋巴細胞主要包含CD4+和CD8+兩個亞群，正常情況下這兩個亞群處于平衡狀態，只有當機體處于應激狀態時，這種平衡才會被破壞。毛新彥發表文獻指出：患者行腹腔鏡手術7d后，其外周血CD3+、CD4+、CD4+/CD8+及NK細胞活性均迅速恢復或接近術前水平，而行傳統開腹手術的患者術后7d內外周血CD3+、CD4+、CD4+/CD8+及NK細胞水平持續走低，直至術后14d才恢復至術前水平。因此，毛新彥認為腹腔鏡手術對患者免疫功能影響小，更利于患者術后恢復。危少華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本研究中，研究組患者術后7d的外周血T淋巴細胞亞群CD3+，CD4+，CD8+水平下降均不明顯，進一步表明腹腔鏡根治手術對患者機體的近期影響更小，患者術后自身免疫功能損傷較小。另外，對照組術后1、3d白細胞計數較治療前顯著升高（P0.05），白細胞計數始終維持在正常水平。對照組術后1、3d白細胞計數顯著高于研究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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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護理干預；宮外孕；腹腔鏡手術；圍手術期；術后恢復
近幾年，婦科疾病的發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趨勢，是廣大婦女困擾的主要問題[1]。傳統的開腹手術并發癥發生率高、風險高、術后恢復慢，隨著經濟和社會的不斷發展，微創醫學的研究也在不斷發展，腹腔鏡手術在宮外孕的治療中運用更加廣泛[2]。對于宮外孕腹腔鏡手術患者在圍手術期的護理措施非常關鍵，有效地護理能夠很大程度的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選擇我院進行宮外孕腹腔鏡手術的患者100例進行護理研究，旨在進一步探討實施護理干預對宮外孕腹腔鏡手術患者圍手術期的臨床效果及應用價值，豐富臨床護理經驗，現將部分研究資料整理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擇從2011年10月～2013年10月在我院確診收治的100例宮外孕患者采取腹腔鏡手術進行治療，按數字隨機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各50例。對照組患者的年齡20～35歲，平均年齡為（26.3±4.2）歲；觀察組患者的年齡為22～36歲，平均年齡為（26.5±3.8）歲。所有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腹痛、停經以及不規則陰道流血史，患者的血常規、CT、大便常規、尿常規、肝腎功能、血液生化以及胸部透視等均正常，所有檢查具有病理學依據。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1.2方法 給予對照組患者傳統的常規護理，而觀察組患者在對照組的基礎上實施護理干預措施，具體方法如下。
1.2.1心理護理 很多患者對腹腔鏡手術的相關知識不了解，會產生術前焦慮、緊張等負面情緒，醫護人員需要對患者進行心理疏導，告知患者關于宮外孕腹腔手術的優點和注意事項，消除患者的恐懼感，增加患者的信心，讓患者主動配合治療。
1.2.2圍手術期護理 ①術前準備：醫護人員需清潔患者皮膚，注意臍部和褶皺部位，用液狀石蠟擦洗皮膚上的膠布和污油痕跡，并用乙醇擦凈，更換敷藥。術前早晨監督患者禁食、禁飲、忌灌腸。②麻醉期護理：醫護人員需注意讓患者保持正確以維持手術順利進行。③術后護理：對患者進行心電監測以及血氧飽和度監測，給與患者持續低流量吸氧。手術恢復期指導患者流質飲食，3d內禁牛奶和甜食。
1.2.3恢復期護理 醫護人員需密切觀察患者的病情變化，防止并發癥發生。此外還要進行腹部切口護理，若出現滲液、滲液等情況，應給與及時處理。
1.3統計學方法 使用SPSS 13.0統計學軟件，計量數據行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P
2結果
2.1兩組患者相關臨床指標對比 觀察組患者在進行護理干預后手術時間和住院時間均明顯少于對照組，兩組對比差異顯著（P
2.2兩組患者護理滿意度和并發癥發生率比較 觀察組的護理滿意度達到了98%，明顯高于對照組的80%，兩組對比差異顯著（P
3討論
腹腔鏡治療宮外孕是目前腹腔鏡婦科手術中最成熟的手術之一，早期的開腹手術創傷大、風險高、術后恢復慢、且易引發眾多并發癥，已不能滿足臨床需求[3-4]。而腹腔鏡手術具有創傷小、疼痛輕、手術時間短以及術后恢復快等優勢，從而被臨床廣泛運用。護理干預措施在宮外孕腹腔鏡手術中具有極為關鍵的作用，主要護理內容包括：心理護理、圍手術期護理以及恢復期護理等[5]。通過醫護人員對患者病情的密切關注，給予關鍵時期的飲食指導和心理疏導，發生異常情況時可給予及時處理，大大降低了并發癥的發生率，促進患者的術后恢復[6]。
本次研究中，采取護理干預的觀察組患者，在手術時間、住院時間等方面均明顯低于采取常規護理方法的對照組，兩組對比差異顯著（P
綜上所述，對宮外孕腹腔鏡手術的患者實施護理干預措施具有較高的臨床應用價值，能夠有效減少患者手術和住院時間，降低并發癥發生率，提高護理滿意度，促進患者盡快恢復，值得在臨床護理中推廣應用。
參考文獻：
[1]梁靚靚.腹腔鏡治療宮外孕的護理研究[J].大家健康，2014，04（8）：200.
[2]李香秀，章昱，李招蘭.優質護理在腹腔鏡宮外孕圍手術期中的應用[J].中國醫藥指南，2013，01：648-649.
[3]葉秀紅.宮外孕腹腔鏡手術圍手術期及術后恢復的護理研究[J].臨床護理雜志，2013，02（12）：47-49.
[4]韓瑋瓊.宮外孕腹腔鏡治療圍手術期護理體會[J].中國藥物經濟學，2013，21：487-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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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水利工程；環境影響；工程補償措施
隨著人們意識水平的日益提高，水利工程對于環境造成的不利影響逐步被重視。自《環境影響評價法》出臺之后，水利工程項目在實施之前都必須經過相關環境影響評定程序方可實施，否則便屬于違法行為。環境影響評定工作旨在敦促人們密切關注水利工程帶來的社會文化、自然環境及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影響，全面客觀的對水利工程正面、負面影響進行評價。
1 水利工程對周圍環境造成的影響
1.1 水利工程對自然環境造成的影響
水利工程建設會對庫區及河道泥沙的淤積情況產生影響。例如，在三門峽水利工程中，設計之初是要緩解黃河下游的地上河淤高問題，因此設計者便想要將泥沙都淤積到水庫當中，盡可能澄清下游水質，然而由于設計過程中未設置地步排沙系統，而引發了洪澇災害。另有尼羅河上游阿斯旺大壩事例，在大壩建成后，地中海岸沖刷因泥沙受到水庫攔截反倒不能被充分補償，因此原有生態平衡被破壞。
水利工程建設會對周圍土壤環境造成一定影響。通過疏通水道、建堤筑庫，農田淹沒及沖刷災害便能夠避免；地表徑流的調控及對天然徑流的攔截又能夠有效補給周圍土壤水分含量，使其熱狀況、養分狀況都得到改善。但是值得關注的是，水利工程建設也同樣能夠造成河道下游淤積，使土壤肥力和肥源減少；另外，輸水渠道兩側會因水向下滲漏而太高地下水位，這邊導致了突然大面積沼澤化與次生鹽堿化。
1.2 水利工程對社會環境造成的影響
水利工程建設對土地利用和人口遷移均會產生一定影響。在水利工程建設中，不可避免的會帶來移民安置問題，這對于環境來說影響深遠。在水庫興建過程中，土地淹沒勢必使人地矛盾緊張化，一旦未妥善安置移民，又會帶來毀林開荒進而水土流失的嚴峻問題。根據相關數據統計，我國三峽工程建設所帶來的移民總量共計113萬，政府在制定相關移民政策的同時還要為其發放安置補償費，另外還要保證遷移人群生活、生產水平質量，因此這是關系到國家長治久安的大事。
水利工程建設對人群的身心健康產生一定影響。通常，水利施工過程都伴隨環境因素的明顯變化，如施工期廢水、固體廢棄物、廢氣及噪聲等，這些對施工人員、當地居民身心健康都十分不利。另外，施工過程會帶來的病原體棲生環境、棲息地的改變。例如，在阿斯旺水利工程落成之后，水介疾病傳媒體受不到洪水沖刷，瘧疾、血吸蟲病及腸胃炎等疾病發病率陡然上升。
2 水利工程的工程補償措施
水庫大壩產生的環境負面影響能夠通過工程一定的措施來補償，正如董哲仁教授所提出的“河流生態補償”概念等。在最近幾十年中，我國對于大、中型水利工程投入較多，過分重視經濟增長，而減少了對河流生態的關注度。一方面，按照技術觀點，有水壩的河流生態系統，其補償措施主要是針對環節其退化而言的。對于河流的工程補償從本質上來講屬于河流生態的協助恢復行為。這里的“回復”并非回復到建筑水壩之前的狀態，這是由于河流生態的演化根本不可逆，是在人類活動、自然界兩者共同作用之下完成的動態遞進過程。對于河流的生態補償主要任務有三：河流周邊生物棲息地的改善、水文條件的建設、珍惜及瀕臨物種的保護?？偠灾瑸楸M可能促進河流生態系統功能、結構的改善，其顯著標志為生物多樣性的增加?！肮こ萄a償”顧名思義，即將水利、水電工程相關設計規劃措施盡可能完善，在人類社會需求得到滿足的條件下，將可持續性和水域生態健康原則納入其中。這就要求，水利工程的建立，不但要滿足防洪、發電及供水種種功能，還要同時具有符合植物繁衍生息規律的特點，以此形成友好、和諧的河流生態系統。當進行大壩設計時，應將退役拆除和二次替代方案納入考慮范圍，對于生物棲息地的建設則要兼顧地質災害防治和水土的保持，盡可能為生態重建提供便利。在大壩下游，要重點恢復、改善河流的地貌多樣性，這對于多樣性生物群落的建立十分關鍵。另外，改善河流的地貌學特征主要包括，河流橫向連通性的恢復及橫斷面形態多樣性的恢復、河流蜿蜒性的保持、多孔疏松和透水性護坡結構的創立、魚類繁殖產卵棲息條件的恢復。
3 總結
水利工程建設會對環境造成深遠的影響，在這一過程中要十分強調新生環境與各環境組分的平衡、協調問題。文章主要從水利工程對自然環境、社會環境造成的影響及工程補償措施等幾個方面進行分析，指出在水利工程設計施工前進行環境評價的重要性。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