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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經濟學范文1
盡管凱恩斯爵士本人并不主張大政府，也不鼓勵通貨膨脹，但其信徒忘記了財政政策是實現目的的手段，而目的是向經濟注入額外流動性從而抵御通貨緊縮。羅斯福總統的財政刺激，尤其是二戰軍費開支將經濟拉出大蕭條，輔以戰時的價格管制，讓凱恩斯主義走向巔峰。之后肯尼迪總統為了刺激經濟增長，認為政府應該推行“充分就業”的預算政策，打開了赤字之門。
對于里根時代的惡性通貨膨脹，弗里德曼解釋為貨幣現象，即貨幣總量太大易導致通脹，但是他解釋不了經濟增長的棘手問題。羅伯特?蒙代爾彌補這一缺憾，他主張在緊縮銀根的同時減稅，減稅可以刺激生產，并且同時減少失業和通脹。但是在減稅之前，必須制服通貨膨脹，重樹國際社會和民眾對財政的信心。這個重擔落在時任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肩上。威廉?西爾伯在《力挽狂瀾――保羅?沃爾克和他改變的金融世界》里講述了這些。
沃爾克力控通脹
沃爾克年輕時期就研讀哈耶克，在腦海里打下了這樣的烙印――通脹就是欺詐！破壞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就是通脹最大的壞處。
1965年3月，約翰遜總統簽署了取消銀行儲備與黃金掛鉤的法案，美國貨幣供應量的增速是之前十年的兩倍，整個70年代，美國的基礎貨幣年均增長7.12%，M2年均增速10.2%，赤字的貨幣化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
實際上，美聯儲使用自己憑空創造的貨幣買入國債，在某種程度上很奏效，但最終，過多的貨幣將導致物價水平上升，一旦物價上漲成為普遍現象，市場利率會自動上升，因為貨幣持有者要求更高的回報率以覆蓋貨幣購買力的下降。此時，美聯儲只能用大幅降低貨幣供給量來降低通貨膨脹預期。然而，70年代出現了貨幣投放速度趕不上名義GDP增長的需要的現象，導致貨幣流通速度加快，繼而利率升高。1971年至1982年美國的貨幣乘數從7.7提高到11，表明流通速度不斷加快，國債收益率也隨之上升。
沃爾克將供給學派和預期學派等理論融合，靈活運用，準確拿捏。他相信，控制住貨幣總量有助于抑制長期通脹和對央行信譽產生積極影響。在1979至1982年間設定了三年的貨幣數量目標，嚴控貨幣發行量，基礎貨幣年均增速降到5.24%，M2增速降到8.5%。在緊縮銀根和高通脹并存的同時出現了高于尋常的利率水平。1981年，聯邦基準利率上升到20%，銀行優惠貸款利率上升到21.5%。推高真實利率必然損害實體經濟，其間的私人投資波動非常大，這是抗擊通脹的代價。以貨幣政策為武器也迫使財政政策走到負責任的軌道上來，隨后沃爾克相機抉擇，在適當的時機放松一下貨幣政策以防止經濟崩潰。
沃爾克革命性的創新重建美國的財政責任，隨著美國嬰兒潮一代進入年富力強的階段，美國開始的史上最繁榮的大穩定和財富創造時期。然而，信用貨幣的大潮不可阻擋的到來之后，最高當權者很難再容忍一個堅持對銀行行為嚴加監管，維護財政和貨幣信用的正直而倔強的老頭。美聯儲理事會的7位理事均由總統任命。各位理事的任期是相互錯開的，一旦出現空缺，總統一次最多只需新任命2位理事即可。在里根的第二任期，沃爾克實際被架空，于1987年卸任。此后，美國更多用外來投資和外債來刺激美國經濟，美元撒向全球。
中國貨幣政策重演
中國2009年以來的貨幣政策變化堪稱是美國70年代到80年代初的濃縮。2009-2010兩年間中國的基礎貨幣增加4.24萬億元，M2增加22.97萬億元，雖然2011年下半年開始收緊，但到2013年底基礎貨幣和M2分別比2008年末增長1.1倍和1.32倍。這實際是通貨再膨脹政策，為了避免通貨緊縮給經濟體注入超額貨幣，經濟強復蘇導致政府和企業都高估了實際需求，盲目擴張造成產能過剩。低利率又引起資產泡沫，甚至從房地產溢出的流動性在農產品、奢侈品、白酒甚至藝術品市場泛起浪花。隨著通脹泛起，央行不得不收緊貨幣政策，已經開工的項目不能爛尾，銀行信貸供給能力受限，導致“影子銀行”興起。一切貨幣可視作負債，基礎貨幣是央行的負債，而廣義貨幣是商業銀行的負債。
中國間接融資占絕大多數份額，而間接融資創造貨幣，造成M2/GDP高企。美國以直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是貨幣的換手，加上計算方式不同，因此這一比例只有70%。美國在那個歷史時期也出現存款搬家和“金融脫媒”，這在中國是存款以理財產品的形式出現，部分理財產品又對接了信托、券商自管等通道的信貸產品，期間以同業拆借的形式維持流動性，實際還是放貸行為，過多的貸款資金又以同業存款形式回流銀行體系，創造了貨幣。
隨著對“影子銀行”、“非標資產”進行了溫和的循序漸進的規范，社會融資總量增長減緩，M2增速亦然，可以說抹掉了很多重復計算的水分。然而，整個經濟體的信貸規模已經很龐大，新增的融資額約有一半用于償還利息?？梢哉f維持經濟增長所需的信貸實際上變得更多，然而表外轉表內的壓力下，信貸供給難以滿足需求。
回看美國，保羅?沃爾克在1983年以后也適當放松了貨幣供給，他賦予真實利率比過去更大的浮動區間，像減震器一樣平滑經濟波動。當通脹勢頭起來時，較高的真實利率水平會抑制消費開支；而當衰降臨時，較低的真實利率又能刺激消費開支。2013年下半年，中國央行也采取碎步式流動性投放，緩解規范非標過程中的波動。2014年以來，銀行放貸額度吃緊。尤其是中小銀行，它們在傳統信貸業務上缺乏獲取低價存款和優質貸款客戶的能力，同業業務尤其是對“非標資產”進行第三方增信買入返售成為最佳創利途徑。限制“非標資產”在切斷資金短借長投操作的路徑之余，也切斷了中小銀行一個穩定的存款來源。加上貨幣基金分流存款，銀行為了應對就要發行更多理財產品，這又不創造存款，造成企業能夠使用的貨幣數量降低，供需矛盾突出，貨幣流動速度加快，于是出現今年短端利率下跌，長期利率依然居高不下的局面。
中國當下面臨的是低通脹和高國債收益率的組合，即實際利率高，實體經濟投資回報低下，銀行惜貸，投資減速。如果只用貨幣主義也解釋不清，然而從供給學派的角度看，低通脹表明貨幣存量已經沒有那么可怕，貨幣供給少；高國債收益率則表示是貨幣供給滿足不了實體經濟需求，貨幣流通速度快。2012-2013年中國采取了中性偏緊的貨幣政策，遏制了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但加權貸款利率居高不下。近期央行打出“微刺激”的組合拳，用以釋放銀行的信貸額度，滿足基建、保障房的融資需求，緩解小微企業的融資難問題。由于政府投資和房地產對利率不敏感，尤其是政府投資將擠占更多的銀行信用供給，這將導致其他部門貸款額度減少。2014年前五月工業企業主營收入增長減緩至8.1%，而財務費用支出已經增長17%，全年突破1.3萬億元幾無懸念。目前，房地產已經從癌癥式發展進入到冰凍期，銀行處于自身利益控制按揭貸，窗口指導后6月新增貸款明顯提升，然而住戶中長期貸款卻沒有改善。正所謂按下葫蘆起了瓢，宏觀數據和微觀績效的裂口在加大。歸根結底是貨幣供給偏低，貨幣當局針對前幾年超發貨幣施行了矯枉過正的貨幣政策。2013年的基礎貨幣增速已經與名義GDP增速相當，在生產過剩的年代，容易造成物價下跌。盡管宏觀經濟數據沒有出現通縮，但微觀層面價格下降的現象比比皆是。長遠看，還是要增加貨幣供給，中國持續兩年的緊縮貨幣政策應該轉向。
公共政策經濟學范文2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產學研合作；協同創新
中圖分類號：F202；G644.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29-0026-02
2015年遼寧省3%的GDP增速創下23年以來的最低值，位列全國31個省區最后一位，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再次引發關注。2016年，遼寧省第一季度經濟增速繼續下行，是今年全國唯一的經濟實際增速負增長省區，只有-1.3%增長，去年同期還是1.9%。
遼寧省當前遇到的突出矛盾和嚴峻挑戰，歸根結底是體制機制問題，是產業結構、經濟結構問題?；谶|寧省當前的經濟發展現狀，遼寧省委省政府于2016年8月12日印發了《關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全面振興的實施意見》，其中圍繞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提出了主要任務、實現路徑和重要e措。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關鍵是“結構”。要解決結構性問題，必須依靠科技創新，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對于遼寧省來說，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核心的要務就是要充分調動全社會資源，實施創新驅動戰略。要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最重要途徑就是產學研合作。而在產學研合作中，政府的作用尤為關鍵，所以會有 “政產學研合作”，把政府排在合作各方的最前面，特別強調政府要在產學研合作中起到主導作用，增加制度供給，使產學研成為遼寧省產業結構和經濟調整的新引擎。
一、遼寧省產學研合作中的主要問題
近年來，遼寧省逐步深化與“兩院十?！焙献?，征集了6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的1 000余項科技成果，向180余家企業進行了推廣和對接，新認定省級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試點30家。25所高校的66個科技平臺與53個重點產業集群及企業開展對接服務，高校企業聯合攻克關鍵核心和共性技術101項，完成企業關鍵技改課題1 329項。但是，也要看到遼寧產學研合作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科技創新資源配置效率不高
遼寧省擁有豐富的科技資源，在高等學校、科技人員、科研機構、科技成果和專利申請數量方面都位居全國前列。但是，根據《中國區域創新能力評價報告（2015）》的統計數據，遼寧省的綜合排名已經連續兩年出現下滑，2015年區域創新能力綜合指標的排名中位居第15位，較2014年下降兩位，在知識獲取指標的排名位于第8位，而在企業創新、創新環境、創新績效方面的指標的排名分別位于第17位、14位和15位。這說明遼寧省具有優勢的科技資源并沒有很好地轉化為創新優勢，這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科技創新資源配置效率不高。對于知識、財力、物力和人力等創新資源在企業、政府、高校與科研機構、以及中介機構等不同行為主體間沒有有效和合理地配置[1]。
（二）產學研合作創新的相關政策需要進一步完善
根據相關統計數據，目前遼寧省的科技成果轉化率只有20%左右，規模以上新產品銷售收入占主營業務的比例僅為8.27%，比全國平均水平低3.63個百分點[2]。由此可見，遼寧省在提高區域創新能力和促進科技創新成果轉化方面，與國內的經濟發達省份相比差距較大。雖然近年來遼寧省也陸續出臺了一些促進產學研合作創新的政策和辦法，但是在實際實施過程中存在很大偏差，在政策的執行上，很多促進產學研合作創新的政策措施沒有進一步具體細化的實施意見，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相關扶持政策的落實力度。
（三）產學研合作創新模式需要更加深入
遼寧省目前的產學研合作創新模式已經不能適應老工業基地振興發展的需要。現有的產學研合作大都以短期的、松散的、圍繞某一項目開展的，與企業合作的對象主要以個人或幾個人組成的團隊為主，缺乏與大學和科研院所長期的、穩定的、圍繞核心技術突破為目標的產學研協同合作。這直接導致企業只是單一的完成一系列項目，獲得了一定的經濟效益，但是，沒有可以實現企業自主創新、維持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性的技術突破，也沒有為遼寧省區域創新能力的提高起到實質性的作用。
（四）產學研合作創新的投融資渠道有待進一步拓展
2014年，遼寧省財政用于科技支出占地方財政總支出的比例為2.14%，分別比經濟發達省份廣東、江蘇低1.96個和1.72個百分點。政府資金投入不足，又缺乏有效的融資渠道。以遼寧省356家有科技活動大中型工業企業申報的數據為例，2014年企業科研經費來源主要是企業自籌，占88%，其次是政府資助，占科研經費總額的8.6%左右，再次是銀行貸款，占2.5%左右；科技活動經費中比例最小的是風險投資，遠低于1%左右[3]。可見，遼寧省產學研合作創新的融資渠道需要進一步拓展，要加強對于風險投資的引入。
二、建立政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推進遼寧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政產學研協同創新是實現科技創新的重要模式，同樣是推動區域科學發展、產業轉型升級的新引擎。
（一）科學合理配置科技資源
政產學研協同創新是實現創新資源共享和優勢互補的創新組織形式。針對遼寧省科技創新資源配置不合理、資源的有效利用率不高等問題，如何使政產學研合作的效果體現出利益最大化和有效協同，是相關政府部門迫切需要解決的。政府除了通過直接的經費投入，還可通過建立國家、部省級工程技術中心和重點實驗室以及國家和省級企業技術中心，調動企業參與和承擔政府項目等方式間接配置科技資源。開放高校、科研院所科技資源，建立向全社會開放的機制，鼓勵企業充分利用這些資源，加快創新發展步伐[4]。
（二）創新產學研合作模式，提高產學研合作深度和廣度
根據中國產學研合作促進會2015年的權威，評出18個單位為中國產學研合作創新示范基地，沈陽金谷科技園位列其中，但是與北京、江蘇、廣東等省市比還有一些差距，這些省市都有2個以上的示范基地。此外，還評出了36家企業為中國產學研合作創新示范企業，72家單位獲得了中國產學研合作創新獎[5]，遼寧省沒有一家企業和單位上榜。這說明遼寧省在產學研合作創新上廣度和深度都很欠缺，有待提高。
1.推動科技創新平臺建設，為經濟增長提供新動力。國家“十三五”規劃明確提出“要在重大創新領域建設一批獨立法人資格的國家實驗室”。新提出的國家實驗室具有體量大、運行管理機制先進以及從原創性研究到工程化、產業化開發一體化的特點，與目前偏重基礎研究的“國家重點實驗室”體系一起將成為今后國家科技支撐的主要平臺。因此，要緊緊抓住這個機遇，在那些國家急需，遼寧省又有產業和科技優勢，能拉動經濟增長，下一步可能取得突破的領域，規劃和布局一批國家和省級的科技創新平臺。
2.加強對創新創業孵化平臺的建設和規范管理。近年來，為響應中央號召，各級地方政府直接投入或鼓勵民間資本投入，建立了大量創新創業孵化器平臺，對“雙創”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政府部門應進一步加大簡政放權力度，把與“雙創”相關的服務職能以政府買服務的方式下放給孵化器運營機構，政府主要發揮好監管作用。因此，遼寧省要加大孵化器運營人才的引進和培養力度，在引進北京、廣東、上海等地相關人才的同時，同步引進學習這些地區先進成熟的孵化模式。如政府出資建立的產業和創投引導基金，應以市場化方式選擇專業機構和專業團隊負責管理運營。
（三）構建科技投融資結合機制
構建科技與投資、融資結合機制，有利于調動各類資金對科技發展的投入與支持，有利于合理配置科技資源。
1.實施積極的財稅政策支持產學研合作。一是以產業為依托、以項目為紐帶，鼓勵企業的產學研投入，引導和推動產學研合作的開展。二是完善國家和省級高新區和高新技術企業發展的財稅政策優惠，鼓勵產學研合作項目的開展。
2.出臺科技金融政策，加速產學研協同創新的產出。首先，要建立產學研協同創新投資引導基金，應以市場化方式選擇專業機構和專業團隊負責管理運營，負責對產學研合作創新成果進行鑒定、對創新成果的市場前景和經濟效益進行評估。其次，要逐步改變目前以政府出資為主的科技中介發展模式，盡快形成政府、企業、科研機構、金融保險機構、民間資金和外資等共同介入的科技中介投資運作模式[6]。再次，政府要支持、鼓勵風險投資進入產學研合作領域，為風險投資者創造較好的法制環境。要改變科技風險資本來源渠道單一的狀況，適度開放科技風險投資市場，制定鼓勵政策引導外資和民間資本進入風險投資領域，擴大風險投資規模。
（四）強化企業的主體地位，進一步發揮企業參與協同創新的積極性
一是要不斷增強企業的創新主體意識，提高企業參與產學研合作的積極性。鼓勵企業既要開展面向新產品開發的項目合作，也要開展以核心技術突破為目標的長期合作，通過在高校建立企業技術研究中心、工程技術中心和研究院，實現技術交流，還要通過學生到企業實習、聯合培養研究生以及設立博士后流動站等方式，實現人才交流。二是要構建鼓勵企業技術創新的激勵機制。在科技項目申報和科技獎勵中獎勵中提高企業的占比；此外，還要設立科技創新成果轉化專項課題和獎項，要以企業為申報主體。
（五）充分調動科研主體參與產學研合作的積極性
積極鼓勵科研人員根據自己的專業優勢選擇到專業對口的企業兼職，或者是帶著項目到企業進行產業孵化，還可以技術入股的形式參與企業的產品研發和生產。對于到企業兼職的科研人員，單位要保留其在單位的所有待遇；對于在企業兼職過程中所取得的成果可以作為職稱評定、晉升的重要參考指標，與發表專著和論文具有同等的評定等級，并且對于獲得較大社會效益的成果，給予更高的評定等級和獎勵，在工資、住房等待遇方面，給予優先考慮和補償，充分調動科研人員參與產學研合作的積極性。
參考文獻：
[1] 吳偉.產學研合作中的問題和對策研究――以遼寧省為例[J].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9）.
[2] 遼寧統計局.遼寧統計年鑒2015[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5：10.
[3] 國家統計局.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15[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5：11.
[4] 田青.以產學研協同創新促進區域經濟快速發展研究――以山東省為例[J].內蒙古科技與經濟，2015，（6）.
公共政策經濟學范文3
一、應用社會性軟件構建非正式學習共同體
非正式學習共同體構建通常需要網絡環境支持，它可以借助于網絡教學平臺如“摩燈”實現；也可由應用各種社會性軟件構建非正式學習共同體。應用社會性軟件構建非正式學習共同體具有如下特點。
（一）提供使用方便、操作便捷的平臺環境
一個自由、開放、便于信息交流和知識傳播的環境，使得學習共同體的成員可以完全不受時間、空間、學習內容等條件的限制，無論何時何地、男女老幼、任何職業，都可以在網絡中形成非正式學習共同體，進行自由的組合、平等的交流。另外，網絡環境中廣泛存在的社會性軟件，例如：騰訊QQ、YY語音、WIKI、微博等，大多發展得比較成熟，使用廣泛，為非正式學習共同體的建立提供了相對自由、寬松的環境，給共同體成員以足夠的溝通、交流的空間，便于非正式學習的有效進行。例如：在進行小組討論時，可以建立QQ群或討論組把小組成員集中起來共同探討；當文字表達不理想或者問題比較復雜時，可以隨時發起視頻或語音（甚至多人視頻或語音）對問題進行直接、細致的討論，這給身處異地的共同體成員帶來了極大的便捷，使得彼此之間的溝通更加流暢。
（二）全程記錄學習過程
學習效果的好與壞不能只由最后的學習結果來決定，還要注重其中的學習過程，在知識的學習過程中，學習者除了掌握具體知識點以外，還會學到例如為人處事的方法、與人溝通交流的技巧等等，無形之中使自己有所進步。而目前人們普遍使用的社會性軟件，在這一方面就類似于電子檔案袋，可以自動地對學習過程進行記錄并保存，以便共同體成員隨時查看。一方面便于學習者隨時隨地了解自己的學習情況與學習進度，并進行有效的知識管理；另一方面便于助學者依據學習者的學習記錄對其進行階段性的形成性評價和最終的總結性評價。例如：QQ具有對聊天內容進行記錄的功能，會自動生成聊天記錄，包括本地聊天記錄和漫游聊天記錄，這樣學習者就可以隨時隨地查看聊天記錄，了解自己都說過些什么和做過些什么，以及別人都說過些什么和做過些什么。如果是群組或者討論組的聊天記錄，還可以幫助那些錯過了討論的學習者及時了解之前大家的活動，以便自己能夠跟上同伴們的學習進度，不至于被集體落下。
（三）重視成員之間的互動與合作
社會性軟件為使用者提供了豐富的彼此溝通、交流的方式方法，例如：即時通訊、留言、電子郵件、離線文件、網盤等，保證了共同體成員之間隨時隨地表達自己的看法、對他人的觀點給出評價與反饋，并相互共享學習資源等。
有研究者通過分析指出，良性互動的學習共同體是促進學習真正發生的因素之一。網絡中的學習共同體通過成員之間的交互，能夠為學習者提供學術性、人際性及認知性等多方面的支持和幫助，促進學習活動的進行。它不僅發揮每個共同體成員的智慧，也凝聚著共同體的集體智慧，“從學習者中來，到學習者中去”，既依存于學習者，又反哺于學習者。
另外，學習者的學習活動由原來的單獨行動變成同伴之間的合作。在網絡環境中，學習者的學習活動由原來的瀏覽相關網頁，或者觀看在線課程等個別化學習變成了群組討論、共享資源等多人協作學習的學習模式，學習方式也由學習者以個體為中心轉變為以共同體為中心。更加重視學生之間的相互配合、共同任務中的分工和個人責任、小組成員之間的信任、對成員完成的任務進行加工和評估，并尋求提高其有效性的途徑。有效的互動與合作不但能夠促進共同體成員對知識、技能的的理解與掌握，而且還能夠加深彼此之間的情感交流。
二、網絡環境下構建非正式學習共同體的策略分析
（一）學習準備階段
1．建立積極健康的文化氛圍
積極健康的共同體文化氛圍，是成功建立非正式學習共同體的基礎。任何一個群體都具有自身獨特的文化價值觀念，群體的共同文化理念是群體成員之間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基礎，是確保一個群體的形成和發展，并逐步成功的保證。相同的文化價值理念是學習共同體的粘合劑，它對共同體中的每一個成員都具有強烈的感召作用和凝聚作用。
2．制定共同體行為規范
“無規矩不成方圓”，在網絡道德規范備受關注的今天，構建網絡環境下的非正式學習共同體也必然要考慮行為規范的建設，并要求所有共同體成員都必須遵守。每個學習共同體的成員，都有責任去遵守禮數、維持共同體活動秩序和保障共同體的整體和諧，并且要以共同體道德規范嚴格要求自己及監督他人。例如：在進行信息技術課的學習過程中，只允許共同體成員探討與信息技術、信息科學有關的內容，不能偏離主題。
3．學習目標明確
在紛繁復雜的網絡環境下，學習者面對大量的信息資源，很可能會迷茫失措，偏離正確的學習軌道。為了避免學習者信息迷航情況的發生，在構建學習共同體的初期就要明確共同體的學習目標，并適時重申，必要時給予個別提醒，幫助學習者掌握好方向。明確的方向是一切成功的前提。
公共政策經濟學范文4
關鍵詞：循環經濟；市場機制；制度保障
中圖分類號：F062.6.F03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217(2011)01-0087-05
公共政策是政府為處理社會公共事務而制定的行為規范，其本質是為了公共利益所采取的強制性的集體行動，體現了政府對全社會公共利益所作的權威性分配。從方法論意義上講，公共政策是界定和解決伴隨經濟增長所產生的公共(社會和環境)問題，進行社會控制以及調整公民個人和集體之間利益關系的途徑(工具和手段)。它是傳統經濟用來應對市場失靈的常用工具和手段。而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能否用傳統經濟學方法來分析，發展循環經濟是否需要公共政策來實現呢?
一、循環經濟公共政策的可行性分析
循環經濟和傳統經濟在經濟學本質上存在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使得運用公共政策分析循環經濟政策具有可行性。
萊昂內爾?羅賓斯(Lionel Robbins)把經濟學定義為“把人類行為當作目的與作為具有各種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的一種關系來研究的科學。”他認為，只要達到某一目的需要借助于稀缺的手段，這種行為便是經濟學家要關注的對象。經濟稀缺被定義為人類需求的無限性與滿足需求手段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關系。保羅?薩繆爾森和威廉?諾德豪斯指出：“經濟學的精髓之一在于承認稀缺性是現實存在，并探究一個社會如何進行組織才能最有效地利用其資源”。對于現代經濟學來說，稀缺的存在產生了經濟問題和經濟學，而按照某一標準對稀缺資源進行有效配置和利用，不僅成為理性的個人和社會正當、理性的追求，也是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存在的基本價值和意義。
與傳統經濟學僅僅關注經濟系統內的資源稀缺及其有效配置問題相比，生態經濟和循環經濟在理論上的一個重要的創新是：把關注的視野和研究的范圍進一步擴展到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相互作用關系這一更高更大的層次，并由此強調將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的良性互動看作是實現自然資源有效配置的先決條件。在戴利看來，生態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的一個最大的區別就是承認社會經濟系統是環境系統的一個子系統，由于經濟系統被看作是一個更大的、有限的、非增長的生態系統的開放子系統，因此，經濟系統相對于這個生態系統的規模就顯得非常重要。因此，對于生態經濟學來說首要的問題是：“對整個生態系統而言，經濟子系統究竟應該有多大?”
另外，傳統經濟理論堅信資源替代和技術進步在緩解資源壓力方面的作用，以及市場機制在調節資源供求上的有效性。對于循環經濟和生態經濟來說，雖然技術進步可以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和發現替代資源，但是由于生物物理定律的限制，任何技術進步和效率的提高都有其最終的極限。提高效率和節約利用不意味著不消耗，即使資源之間的可替代也不意味著資源基礎是無限的。
總之，就基本的研究對象而言，作為一種經濟理論，不論是循環經濟還是生態經濟學，它們與傳統經濟學之間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三者都是把現實中的各種類型的稀缺作為研究起點，并把由稀缺引起的人類行為目標和行為方式的變化作為關注的重點。更重要的是，生態經濟和循環經濟理論不僅不否定稀缺的存在，而是比以往的經濟理論更為關注日益加劇的包括環境容量和自然再生能力的有限性在內的稀缺問題，對于人類福祉和社會經濟發展前景的意義深遠。顯然，這種關注不僅僅是如何對稀缺資源進行有效配置的問題，而是把研究視野投向了更為深遠、范圍更廣的問題。
同時，無論是傳統經濟學還是生態經濟學，歸結到經濟學的主旨都是有效地利用手段來實現目標，就像戴利說的那樣“對哪些資源是稀缺的、哪些是不稀缺的、配置稀缺資源的合理機制(手段)是什么，以及如何按重要性將競爭性目標排序等問題，生態經濟學和標準經濟學意見不一，但都認為經濟學的主旨是有效地利用手段來實現目標……盡管有時經濟學家和生態經濟學家的純抽象狀態不同，但經濟學，尤其是生態經濟學，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政策問題。”
二、缺乏制度保障的市場不能滿足循環經濟發展的需要
要構建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增長模式，關鍵是造就一個誠實的市場，布朗認為這種誠實的市場就是能夠忠實反映生態實際的市場。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是驚人的，市場可以輕松調節供求關系。物資的充足與匱乏，看看它在市場上的價格就能一目了然。不過市場也是從根子上有缺陷的，市場價格不能反映提供物質或服務所產生的間接費用，不能準確反映大自然為我們所做的貢獻，他也不遵守維持大自然可持續發展的規則。而且市場顧及的是眼前的利益，而不是長遠利益。
市場有其自身的機理，它會產生一些有“效率”的后果，這些后果對社會來說是有害的和可怕的――失業，吸毒，犯罪等。激勵因素――制度安排――必須作為基本的政策變量來看待，必須牢記可對此進行有目的的選擇。不受限制的市場可以低成本生產一定的物品和服務，但市場在完成這種任務的同時并不考慮某些真實的成本，這種成本不反映在價格的計算上一一環境污染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中央統制經濟似乎避免了資本主義普遍存在的個人對資源的極大浪費，但是對個人缺乏激勵可能付出了一定的代價――即在某種程度上可能使對人們來說重要的一些物品和服務的生產被束之高閣”。
戴利也指出市場只能揭示對市場物品的偏好，而許多能提高人們福利的物品和服務是非市場物品。因此，市場既不能揭示人們對這些自然資源的偏好，也不能對其有效配置，而且也無法解決規模和分配問題。市場不能判斷我們應該擁有多少清潔的空氣、清潔的水、無污染的濕地、健康的森林，或當后代福利瀕臨危險時，什么程度的風險是我們能夠接受的，而且市場也不能判斷理想的資源所有權初始分配是怎么樣的。因此，缺乏制度保障的市場在對具有外部性和公共產品特性的自然資源和環境是失靈的。
(一)自然資源和環境的外部性和公共產品特性
外部性和公共產品是眾多市場失靈表現中的兩種表現，也是環境經濟學中最基本的概念。外部性理論最早是由英國經濟學家西奇威克(Hcnry Sidg―wick)提出的，他在其《政治經濟學原理》中提出“個人對財富擁有的權利并不是在所有情況下都是他對社會貢獻的等價物”，正外部性是私人成本大于社會成本、私人收益小于社會收益。負外部性則相反，是私人成本小于社會成本、私人收益大于社會收益。而額外的收益或者成本不為市場所承認，當經濟主體的活動產生外部性的時候，該經濟主體并不為此
獲得相應的收益或承擔相應的成本。外部負效應的存在使得生產這種負效應的商品價格過低，供應過多，而市場機制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必須承擔責任，必須通過有效的政策措施對存在外部負效應的商品的生產加以規制。在環境經濟學中，負外部性最典型的例子是，一個追求縮減成本和提高利潤的企業，把污染成本強加于這個社會。
公共產品是指那些被社會共同使用的產品，很多自然資源或生態系統服務在某種程度上帶有“公共”的含義。純公共產品具有非排他性(假設一個公共產品提供給某些人，不能排除其他人對這個公共產品的消費，如國防)和非競爭性(一個個體對某個公共產品的享受不會降低此產品對其他人的可用性，如電視廣播)。僅僅依靠市場的力量不能在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之間使資源配置達到最優，非排他性直接導致資源配置的價格機制失去效用。一個清潔的環境也可以被看作一種公共產品，而污染可以看作是一種“公共破壞”，因為市場不能提供公共產品，政府或一些其他的政治團體是提供公共產品的源泉。
另外兩類產品，即非純公共產品和俱樂部產品與公共產品緊密相關，但在使用上常有某種程度上的擁擠和競爭。非純公共產品包括如公園和街道這樣一些看起來典型的公共產品，但是，一個使用者的效用會隨著其他使用者的數量增加而減少；俱樂部產品是介于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之間的一類產品，可以被很多個體消費但不會減少其他人的消費(如電影)，而(非會員)排他性還是有可能的。
信息在某些時候是公共產品，對經濟交易和市場失靈來說很重要，但通常是不均衡(或不對稱)分布的。加之生態系統的隨機性和人們所厭惡的風險性，信息的不對稱可能造成很多嚴重的與環境問題有關的市場失靈。
循環經濟中的自然資源與環境通常被視為公共財產，具有公共物品的屬性，使得資源被使用過度，環境被破壞，并造成生態失衡；資源、環境外部性造成的資源使用浪費，環境退化。這些都是依靠市場機制本身無法矯正的，因此，循環經濟更加需要制度和政策的有效干預，矯正市場失靈，合理配置資源，維護市場的有效競爭。
(二)市場機制的運行離不開制度保障
新古典經濟理論認為，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經濟活動參與者依靠市場上的價格信號做出最優經濟決策，不僅能使個人效用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而且也能使社會資源投入到最有價值的生產和消費中，從而在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能實現整個社會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正如道格拉斯?C?諾斯(Douglass C.North)指出的那樣，新古典經濟模型所涉及的是一個無摩擦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我們看不到制度的存在，一切變化都通過完善運轉的市場發生，一切信息成本、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因素都不存在。也就是說，新古典經濟模型不過是一種理想的狀態，離開了基本的制度安排，很難理解現實中市場經濟是如何運作的。
首先，市場機制作為一種經濟協調和分配機制從來不是自動產生、自動運行，也不是永久不變的，它是制度安排的產物，同時市場完好的運行也需要制度來保障。對于如何從制度層面來看待和解決資源和環境問題，丹尼爾?W.布羅姆利(Darniel W.Brondey)認為，由于經濟稀缺的存在產生了沖突和相互依存性，由此引發了對建立秩序的需求，也正是在建立秩序的基礎上，社會發明了各種機制來解決在一個資源的稀缺和豐富程度在分布上存在著極大差異的世界中的交換問題，而市場就是這些眾多機制的其中之一。他強調先有社會秩序的建立，然后才有市場機制的出現，并把市場看作是一個制度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作為社會秩序的性質、內容體現的制度結構或制度安排，決定了市場活動的性質、目標、活動范圍以及評價標準等。
其次，市場機制的運作并非是盲目的、沒有目的性的，它的運行方向和運行結果并不是總受到市場法則的盲目支配。任何一個經濟系統都是一套有序的關系，正是這種有序關系劃定了個體活動的領域。經濟組織的核心問題是設計出一套能夠反映交易機會(exchange opportunity)的信號系統，并通過發出的信號來引導經濟主體的自利行為符合社會利益的要求。市場就是這樣一種信號機制，通過價格信號來引導經濟活動的方向和范圍。對此，布羅姆利認為，大多數經濟學關注的是市場的商品交易，而忽視了支配商品交易的制度交易。通過制度交易會產生一個特定的制度安排結構，它界定了商品交易將發生的領域，規定了市場經濟的法律基礎，保證了市場過程的秩序、結構、穩定性和可預測性，并界定了個體和集團在生產和消費活動中的選擇集或者說行動范圍。最重要的是，制度交易的本質是對個人和集團選擇集的確定，即制度能夠通過對不同社會成員的鼓勵和限制來修改選擇集。在這里制度發揮著三個基本功能：界定獨立的經濟行為者在現狀中的選擇領域、界定個體間的關系、指明誰對誰能干什么?？傊?，制度決定了個人的選擇集，個人最大化行為僅僅是被界定在選擇集中的一種最大化選擇。
第三，市場資源配置效率的相對性問題。對于關心政治過程和制度安排對于經濟影響的人士來說，市場是對具有經濟意義的社會稀缺資源(包括機會)和產品等進行分配一系列規則、標準、慣例和結構程序等；而對于至少是從亞當，斯密以來的大多數經濟學家來說，市場是一個神奇的運作機制。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市場的參與者在追求個人私利的同時，能夠不自覺地增進社會的福利，實現稀缺資源的最優配置。新古典經濟學將這種市場信念發展成為圍繞著以交換領域、生產領域以及生產和交換綜合領域的三個帕累托最優狀態的實現為核心的、一套精致的、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但是，新古典經濟理論中的帕累托最優條件是個關于資源配置效率判斷的相對標準，它可以對應于不同的經濟規模(或者說經濟總量)和資源的初始分配狀態，包括不可持續的經濟規模和極端不平等的分配狀態。正如薩繆爾森指出的那樣：“競爭市場的結果即使實現了效率，也不一定是社會所期望的，有效率的競爭市場自身并不一定符合社會關于收入和消費分配公正性的理想?！?/p>
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本身不存在遵循或不遵循生態規律問題，市場經濟同計劃經濟一樣，都是在特定的資源(社會資源、自然資源)、技術、組織制度(道德、法律、法規)以及法則(經濟法則、自然法則)等因素的激勵、約束下，根據一定的價值(效用、偏好)標準和經濟活動目標來組織和協調經濟活動，隨著外部環境、社會發展階段、意識形態和價值標準的變化，不僅對于經濟活動的目標和績效評價，而且對實現這些經濟目標的調節實施機制和政策制度等手段也在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從而市場經濟所依賴的制度環境也必然處于不斷的變遷過程之中。同時，市場的運行方向、運行過程和運行結果都依賴于我們對經濟目標的設定、現實的制度安排以及相
應的社會、技術保障等。這就是為什么同樣都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傳統經濟之所以是一個線性經濟，主要是因為它在經濟目標的選擇、制度安排和其它保障因素上，沒有能夠為市場機制在促進物質的循環利用方面提供必要的經濟激勵。反過來說，循環經濟比傳統經濟之所以生態友好，之所以使更多的廢物得到循環利用，一方面取決于社會的目標選擇，也就是經濟發展模式的選擇問題，另一方面則取決于它是否具備和滿足市場機制在實現其經濟目標過程中發揮作用的制度條件。
(三)政府是制度的主要提供者和監督者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于循環經濟目標的實現來說，決定了它的實施既要按照經濟規律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實現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又要按照生態規律的要求，通過政府和制度的力量來限制和引導市場活動的范圍和方向，實現經濟活動的生態化目標，作為現實經濟制度的主要提供者和監督者，在循環經濟中政府的作用總的來說可以歸結為兩方面：一是建立實施限制和規范經濟參與者行為的政策制度，二是通過制定激勵性的政策措施和手段來引導經濟活動向著循環經濟的目標發展，市場的作用在于在這種限制下，如何更有效地組織和協調經濟活動按照生態效率的要求最大程度地實現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
總之，市場作用的有效發揮是制度安排與經濟規律共同作用的結果。市場機制或者市場規律與生態規律在本質上并不存在對立的關系。市場經濟既可以服務于傳統經濟，也可以服務于生態經濟和循環經濟。對生態規律的遵循其實就是人類對自然規律在認識上的不斷深化基礎上，對于自身的價值、目標和行為的不斷反思和調整的過程，并通過適當的制度安排和運用包括市場在內的各種社會調控機制、手段來加以貫徹和落實的過程。
三、現有循環經濟公共政策需要進一步完善
目前我國對循環經濟公共政策無論在實踐還是理論研究上都還處在初級階段。雖然國家一直在積極倡導發展循環經濟，但是與之配套的政策措施與循環經濟作為國家戰略并不匹配。
我國還沒有建立起針對資源和環境質量的一體化的環境稅收政策和定價政策體系，更缺乏能夠調配區域環境資源有效和公平配置的政策手段，導致經濟開發、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脫節。國家鼓勵循環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與循環經濟作為國家戰略還不匹配，相關政策的缺失是發展循環經濟的主要障礙。
1 發展循環經濟的管理體制不適宜。管理體制的“條塊分割”、行業壟斷等限制了資源跨產業循環利用，雖然目前國家和各地發展循環經濟大多由各級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牽頭統一管理，但在具體項目的審批、資金申請、銀行貸款等方面還存在著不協調、甚至相悖等問題。另外，對官員的考核標準主要還是GDP增長速度、資源的高效利用，生態環境的保護尚未納入考核體系，導致地方官員犧牲資源與環境為代價追求經濟發展速度。
2 政策手段不足。目前所采用的政策工具主要還是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表現為各種法律法規和政府條例，市場化程度較低。雖然發展循環經濟的主體是政府，但是發展循環經濟的基礎是企業和公眾的主動參與。(1)現行的環境資源管理行政法規、環境標準和政策觀念大多數還局限于“污染治理”的思維模式上，政策法規制定的重點放在已經惡化或者激化的環境問題上以及具體的環境管理目標實現，較少關注如何把環境問題的預防和解決納入到宏觀經濟政策的變革過程中。(2)現有的法規政策之間存在大量的沖突和不協調，增加彼此之間的交易成本。中央與地方政策沖突問題也時常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象時有發生。并且許多地方財政捉襟見肘，經濟發展一度成為首要問題，循環經濟的發展只能成為奢談。
3 對政策的執行效率與監控也存在一定的問題。政策的失效通常是由于政府干預在數量和質量上的不對稱，即公共干預成果以及給社會帶來的費用負擔之間存在不相稱的關系。另外，監控方法和力度同樣會影響政策結果。我國目前具有約束性的關于資源循環利用的評價指標、環境影響評價指標體系還不十分完善，這將造成對企業環境壓力不夠，致使企業生產經營行為的底線模糊，從而直接影響循環經濟政策績效。
公共政策經濟學范文5
關鍵詞：產業經濟；公共政策；影響
當前，我國經濟處于轉型和結構調整的時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都需要進行積極配合，推動這一進程的發展。在產業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社會關系起著不可替代的調和作用，扮演重要角色，為此，要理清產業經濟與公共政策的關系，實現二者的的和諧，在根本上推動經濟的發展。
一、對產業經濟的概述
對于產業經濟而言，其主要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在廣義上講，產業經濟涉及各個行業，從生產到流通，都可以稱之為產業。立足狹義范疇，產業經濟中，工業占據重要地位，與經濟發展關系密切，因此，很多時候產業經濟更傾向于工業部門。在產業經濟學中，研究的角度是廣義的產業，涉及國民經濟的各個行業和部門。在當前的產業經濟學中，可以將其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是以同一商品市場為單位劃分的產業，其次是以技術和工藝的相似性為根據劃分的產業，再次，是大致以經濟活動的階段為根據，將國民經濟劃分為若干大部分所形成的產業，即產業結構。產業經濟彰顯應用性，產業的目的是滿足產業分析的需求而產生的。
二、對公共政策的概述
對于公共政策而言主要是指政府發揮公共職能，推動經濟系統與人、社會的協調發展，根本目標是推動經濟社會的協調和全面發展。公共政策主要針對的是公共問題，目的是實現公共目標的達成，滿足公共利益的需要。由此可見，公共政策就是一種的決策，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是政策的一種。其次，公共政策的權威性和強制性較為突出。再次，公共政策是政治過程的體現，不斷進行優化和選擇的結果。它主要立足公共問題、公共目標和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可以以積極和消極兩種形式呈現。公共政策具有指導性的作用，能夠為決策提供依據和前提。
三、對產業經濟與公共政策關系的分析
公共政策是隨著國家的產生而發展的。是進行國家管理的一種重要手段，對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影響深遠，關系到社會的進程。公共政策涉及的范圍較廣，涉及政治、社會、經濟等諸多領域。在縱向上分析，其主要是政策、基本政策以及具體舉措等，而橫向分析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諸多領域。當前，我國經濟處于發展的關鍵和轉型的時期，要推動不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這就促使公共政策而面臨諸多調整，因此，要立足不同的產業，對公共政策進行全面、深刻的剖析，形成具有針對性和建設性的建議，為促進各個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支持。
四、如何運用公共政策推動產業經濟的發展
（一）重視借助公共政策實現對產業結構的規劃和調整
在當前的經濟發展中，也就是在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物質投入中，各自元素比例發生變化，腦力投入比重加大，這也是產業經濟發生變化的重要方面，知識因素的比重增大。因此，在公共政策中，要注重對產業政策的調整，逐步減少第一產業對自然和勞動力的需求和依賴提升人工智能的應用和發展。重視軟產品的發展，避免利用其對傳統制造業的改變，促使傳統制造業的層次提升。要發展計算機產業，加大計算機服務，尤其是發展信息咨詢業的相關技術行業，提升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速度。
（二）重視財政政策的變革
在各個產業經濟的發展中，財政政策發揮這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國家和地區給予的優惠財政政策，制定的相關補償制度，對產業經濟發展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在財政政策中，主要包含一些教育經費、基礎投資、產業扶持等。在這種財政政策的支持下，不同的產業會在經濟發展的大環境中，獲取其相應的財政優惠，獲取強大的資金支持，促進產業的長遠發展，與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環境相適應。
（三）發揮稅收政策杠桿作用
對不同的產業類型，國家結合宏觀調控，對稅收政策進行差異化管理。在當前的經濟發展中，國家更加重視對高校技術產業的稅收傾斜，加大對高科技產業的投資力度，增強稅收等相關優惠政策，吸引更多的投資，擴大投資領域。
（四）發揮公共政策中的金融手段的作用
對于國民經濟的發展，金融政策意義重大，尤其是對于一些新興產業，融資問題成為其發展的制約因素。對于融資方式，需要進行方式的拓展，強調多元化，拓寬融資渠道，要積極發展內源融資和財政投資，除此之外，還要積極擴展外源融資方式，尤其是銀行、證券以及外資等。
（五）積極發揮政府對產業經濟的宏觀調控作用
在經濟發展中，市場發揮了對資源的有效配置作用，發揮了基礎性的作用，但是，政府的調控也不容忽視。首先，要重視對社會分工的細化。這主要是因為諸多高科技產業需要加大技術投入，私人企業很難全面滿足需要。同時，智力因素成為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因此，無形資產的投入增加，加大了對企業對經濟發展前景的預測，整個社會面臨結構和利益分配到的調整。借助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實現對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引導，推動市場進程，發揮其靈活性的特征，集中進行模式的確定，借助宏觀政策的調控，發揮更加有效的調控作用。
五、結束語
綜上，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產業經濟呈現新的發展方向和趨勢，各個產業面臨新的發展環境，政府部門需要重視公共政策的制定，結合產業經濟發展的實際，兼顧國情，更好地發現公共政策的作用，在根本上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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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經濟學范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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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策制定作為政策過程的首要環節,是政策的核心問題。直接關系到政策的成敗與否。本文通過討論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沖突,對比分析了他們彼此的關系以及對政策制定過程的影響,在此基礎上闡述了對此問題的一些新認識。
關鍵詞:公共政策制定 理性 非理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是決策者借助各種技術手段對影響政策問題的復雜環境,等客觀因素進行加工、分類、整合、處理,并最終形成政策的過程,而不是全然由決策者拍腦袋決定,因此,政策制定過程是一種理性選擇占主導地位的行為過程。但是,由于在現實中,政策制定中常常會受到許多不確定因素的嚴重干擾,并且由于決策者自身認知能力的有限性,導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屬性。盡管一些學者曾尖銳的批評過政府選擇行為的非理性,但是由于政策科學的發展,越來越趨向于接受新制度經濟學和非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主張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對稱的前提下研究政策的制定、執行和評估等問題。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
管理大師德魯克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在我所遇到過的卓有成效的經理們之中,有些人運用邏輯和推理,而另一些人主要依賴于預見和直覺。既有輕而易舉就做出決定之人,也不乏每當移動一步就備受煩惱之苦者。”這段話表明,管理是人的一種雙重能量的活動,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
在里,理性有rationality和reason兩種表達。前者一般指心智上控制調節行為和抽象思維的一般能力,而后者一般是狹隘地指進行推理的能力。理性,可以直觀解成為人的行為類型,此類型的特點是以邏輯推理方式來觀察事情。如果從字面意思去解釋,理性,具有以清晰的思維邏輯為基礎,通過深思熟慮,冷靜理智,不輕易顯露主觀感情等特點。理通常是指人們在某些理性因素作用下進行的行為選擇,這種行為是在冷靜、客觀的前提下提出的。提出有限理性學說的西蒙認為,理性的概念應分為經濟學討論的實質理性和心理學所討論的過程理性,“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人總是達成按照給定效用函數來說客觀或實質最優的決策。認知心里學的理性人所作的是根據現有知識和手段來說,以過程上合理的方式來作出他或她的決策”。本文談及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指決策者對政策問題發揮充分的認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靠分析、判斷、處理等方法。理性在政策制定過程中體現為技術、實證、推理、理智、邏輯性等方面,大多與方法、手段、目的相連。
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理性通常由下列因素及其過程使然:(1)決策者能較為全面地搜集和掌握的信息資料;(2)在政策效力方面,決策者能夠準確評估政策所產生的效應;(3)經濟學家和統計部門所提供的理論和數據支持(4)政府能動用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以形成對政策的比較方案,從而在理論和實證資料的支持下有根據地說明甲方案優于乙方案或乙方案勝于丙方案,等等。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
純粹的非理是指人們在直覺、本能、信念、情感等非理性的驅動下(而不是在邏輯思維基礎上)對環境的反應。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以感覺、知覺、表象、情緒等形式展開的感性意識,不能像以概念、判斷和推理等形式展開的理性思維那樣清晰。在大多數情況下,主要由于相對模糊的感性意識支配著人們選擇行為,這是因為人們的意識活動通常都停留在感性層面上,而這種底層次的感性層面的意識活動就會導致純粹意義上的非理。廣義的非理還包括那寫盡管產生于邏輯思維但沒有效用上實現“最優”的行為。比如,西蒙將非理性理解為“對效用最大化的任何偏離”這實際就是指廣義的非理。相對于理性,非理性是活躍的、能動的和不安分的,非理性因素不受任何邏輯規律的限制,它們時常表現為難以預料的波動或情緒沖動,如本能、直覺、靈感、意志和神秘的體驗等。在本文中討論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指決策者沒有對政策問題充分發揮認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據直覺、經驗、外部刺激等等。
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產生的主要的原因有:
(1)現實中信息和環境的非確定性。自上世紀中期以來,人們就已經開始從整體角度來探討組織的變化運行規律,未來的變化乃是由某些動態的并且是不可知的,不斷變換的需求、機會和選擇等混合因素決定的,要利用這種變化并獲得益處,或在風險中少付出代價,需要考慮的參數和要素的數目非常的多,這就更加需要直觀的判斷和感覺。基于這種觀點,所謂的非確定性環境其實就是一種建立在單獨個體感性認識之上的主觀現象。準確的說,非確定性存在于完成某項任務所要求的信息總量和種類與所擁有的信息總量和種類之間的可見和不可見不同之處。這種感性的差異不是客觀的數量,乃是由所涉及到的個體來決定的,顯而易見它代表著個人的豐富經驗。這樣,非確定性就被定義為某種與決策者個體直接相關的事物,這種相關性更重要指的是他們的“心理狀態”,即非理性的因素。
(2)客觀因素的制約。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許多客觀因素都制約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發揮,例如:政策的時效性,政策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靜止的孤立的,而是不斷變化的,這就要求政策制定中必須要注意時效問題,針對當前問題迅速形成解決方案。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政策制定者刪繁就簡,依靠現有的經驗和直覺甚至靈感對問題作出感性判斷,及時制定政策予以解決。另外,政策制定的成本,政策制定者的認知能力有限等等客觀因素都制約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導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因素。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沖突
世界上沒有什么是絕對的,除了這句話本身。盡管按照傳統的政策學觀點,我們應該在政策制定中排除非理性干擾,以理性的視角去構筑政策規劃。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人類決策行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同構現象是一種客觀實在,他在決策行為發生過程中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和空間上的并存性。對于個體決策者而言,他們的決策是在一種既包含理性又包含非理性的有限理性下作出的。而對于群體決策者來,他們對于政策問題的判斷可能來自對于客觀事實的理性分析,也可能來自于自身經驗、直接等感性認識。正是由于這種同構,導致在公共政策制定 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沖突究竟何者在公共政策中更重要。
第一,必須承認,政策科學是一門理性占主導地位的學科。
政策制定作為政策過程的首要階段,是政策科學的核心。這一過程直接關系到整個政策過程的成敗,因而在政策制定中的必須對政策問題進行全面的分析,理性的判斷。不僅要了解政策本身,還要看到各政策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還要對未來的變化趨勢、方案執行結果及其影響等方面進行科學的預測,對政策可能產生負面效應采取必要的預防等等,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制定出來的公共政策能夠有效解決政策問題,推動社會發展。所以,只有理性的公共政策制定過程才可能保證政策的穩定性,持久性,有效性。但是,這種技術經濟理性(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以“經紀人”的人性假說為基礎的,在這種理性下,將理性從非理性中分離出來是比較容易和明確的。然而,由于
基于“經紀人”基礎的理性分析與現實有很大出入,一些學者認為,理研究是針對經濟學規范性研究應運而生的,其目的在于為人們指出一個在理性意義上最合理的結果,而不是描述人們的真實的行為規律。比如博弈論學者海薩尼就認為:“我們的理論是一種規范性的理論,而不是實證性理論。至少這種理論正式而明確地研究了這樣一個問題,即每一個局中人在對策中為了最有效地促進它自身的利益應該怎么做,而不是在這種類型的對策中他實際上應該怎么做?！庇纱丝梢缘贸?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導致了政策目標簡單化,單一化。
第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難以避免的
首先,從個體決策者的層面來看,人類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對人類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人們無法脫離理性而存在。但是,當把理性狂熱地抬高到“唯我獨尊”和“無所不能”的地位,否定并拋棄人的情感、欲望、意志等非理性要素,把它當作客觀和真理的化身,并用理性衡量一切、推演一切,甚至推演人類時,它也就恰恰走向了它的反面非理性,必然要招致人們對它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古希臘哲學史上的斯多葛派認為,如果可能的話,理性應該完全壓制情感,以達到心靈上的寧靜。在柏拉圖看來,理性是人的靈魂最高的屬性和力量,它應該統治著人的激情和欲望。很明顯,兩者都在強調理性的絕對地位和力量,認為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因素是不可靠的,它們是人的理性的障礙,而對人的情感和欲望加以貶斥。不可否認,人應該具有理性,并且也可以具有理性。然而,人卻不是純粹理性的動物,人有七情六欲,人又是具有豐富情感和欲望的。在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并不只有理性的思維在發揮著作用,情感、意志、靈感、信仰、潛意識等非理性因素也同樣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理性主義張揚盛行之時,人們也逐漸認識到:人的心靈中的非理性的因素也要起著必須的作用。相對于當代公共政策制定所處的高度復雜、多變的社會環境,任何人,無論他/她具有多么超人的之后,所能掌握的用以支持其決策行為的知識和信息都是有限的。更為重要的是,人類作為富于情感的高等動物,其決策行為并不完全受理性支配,還會受到情感、深層心理動機、宗教激情、價值信仰等多種非理性因素的影響,個體的經驗、直覺、靈感等超理性因素也在決策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其次,從作為間接決策者的公眾來看,存在群體非理性現象。在現代社會中,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同于個人的決策,各種利益集團、公眾等發揮著重要的影響。我們大力倡導政策制定的民主化,除了為落實公民依法應享有的權利之外,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以群體的利益關注制約個體的利益動機,以群體的理性彌補個體理性的有限性,以群體的理性制約個體非理性的作用。但是,必須看到,作為社會性動物的人類,有時會表現出一種群體非理性。集體無意識、群體失智等都是對這種群體非理性現象的刻畫。這種群體非理性一旦被激發,在短期內幾乎沒有什么外部力量可以制約它。這種現象不僅為現代心理學所揭示,也被現實中大量的實例所印證?；貞浺幌氯嗄昵鞍l生在我國的那場史無前例的“”中的群體性狂熱,我們就能體會到這種群體非理性所具有的難以駕馭的力量。雖然對于一個社會而言,只是在少數時候才會出現群體非理性的現象,但是,一旦出現,必將對公共政策的制定產生重大影響。
第三,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對立統一
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對立中一個較為突出的例子,就是理論和經驗的對立。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決策者可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通過理論分析的政策方案與通過經驗得到的政策方案是相互抵觸的,這是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最讓決策者頭疼的問題。面對這樣的問題,對方案的選擇往往是很艱難的。當然這是很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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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而且,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任何政策方案的產生也不會純粹的依靠理性或非理性,因為無論個體決策者或是群體決策者的決策行為都是一個理性和非理性穿插的復雜過程,即便從行為結果上看是非理性的選擇,也或多或少包含者一些理性的成分。這就使得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呈現出既相互對立,又相互融合。理性保證了政策在客觀世界的精準性,而非理性保證了政策在現實世界的有效性。理性不斷修正非理性的政策方案,而非理性又反過來不斷改進理性的政策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