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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和財政政策關系范文1
關鍵詞：產業經濟；公共政策；影響
當前，我國經濟處于轉型和結構調整的時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都需要進行積極配合，推動這一進程的發展。在產業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社會關系起著不可替代的調和作用，扮演重要角色，為此，要理清產業經濟與公共政策的關系，實現二者的的和諧，在根本上推動經濟的發展。
一、對產業經濟的概述
對于產業經濟而言，其主要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在廣義上講，產業經濟涉及各個行業，從生產到流通，都可以稱之為產業。立足狹義范疇，產業經濟中，工業占據重要地位，與經濟發展關系密切，因此，很多時候產業經濟更傾向于工業部門。在產業經濟學中，研究的角度是廣義的產業，涉及國民經濟的各個行業和部門。在當前的產業經濟學中，可以將其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是以同一商品市場為單位劃分的產業，其次是以技術和工藝的相似性為根據劃分的產業，再次，是大致以經濟活動的階段為根據，將國民經濟劃分為若干大部分所形成的產業，即產業結構。產業經濟彰顯應用性，產業的目的是滿足產業分析的需求而產生的。
二、對公共政策的概述
對于公共政策而言主要是指政府發揮公共職能，推動經濟系統與人、社會的協調發展，根本目標是推動經濟社會的協調和全面發展。公共政策主要針對的是公共問題，目的是實現公共目標的達成，滿足公共利益的需要。由此可見，公共政策就是一種的決策，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是政策的一種。其次，公共政策的權威性和強制性較為突出。再次，公共政策是政治過程的體現，不斷進行優化和選擇的結果。它主要立足公共問題、公共目標和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可以以積極和消極兩種形式呈現。公共政策具有指導性的作用，能夠為決策提供依據和前提。
三、對產業經濟與公共政策關系的分析
公共政策是隨著國家的產生而發展的。是進行國家管理的一種重要手段，對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影響深遠，關系到社會的進程。公共政策涉及的范圍較廣，涉及政治、社會、經濟等諸多領域。在縱向上分析，其主要是政策、基本政策以及具體舉措等，而橫向分析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諸多領域。當前，我國經濟處于發展的關鍵和轉型的時期，要推動不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這就促使公共政策而面臨諸多調整，因此，要立足不同的產業，對公共政策進行全面、深刻的剖析，形成具有針對性和建設性的建議，為促進各個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支持。
四、如何運用公共政策推動產業經濟的發展
（一）重視借助公共政策實現對產業結構的規劃和調整
在當前的經濟發展中，也就是在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物質投入中，各自元素比例發生變化，腦力投入比重加大，這也是產業經濟發生變化的重要方面，知識因素的比重增大。因此，在公共政策中，要注重對產業政策的調整，逐步減少第一產業對自然和勞動力的需求和依賴提升人工智能的應用和發展。重視軟產品的發展，避免利用其對傳統制造業的改變，促使傳統制造業的層次提升。要發展計算機產業，加大計算機服務，尤其是發展信息咨詢業的相關技術行業，提升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速度。
（二）重視財政政策的變革
在各個產業經濟的發展中，財政政策發揮這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國家和地區給予的優惠財政政策，制定的相關補償制度，對產業經濟發展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在財政政策中，主要包含一些教育經費、基礎投資、產業扶持等。在這種財政政策的支持下，不同的產業會在經濟發展的大環境中，獲取其相應的財政優惠，獲取強大的資金支持，促進產業的長遠發展，與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環境相適應。
（三）發揮稅收政策杠桿作用
對不同的產業類型，國家結合宏觀調控，對稅收政策進行差異化管理。在當前的經濟發展中，國家更加重視對高校技術產業的稅收傾斜，加大對高科技產業的投資力度，增強稅收等相關優惠政策，吸引更多的投資，擴大投資領域。
（四）發揮公共政策中的金融手段的作用
對于國民經濟的發展，金融政策意義重大，尤其是對于一些新興產業，融資問題成為其發展的制約因素。對于融資方式，需要進行方式的拓展，強調多元化，拓寬融資渠道，要積極發展內源融資和財政投資，除此之外，還要積極擴展外源融資方式，尤其是銀行、證券以及外資等。
（五）積極發揮政府對產業經濟的宏觀調控作用
在經濟發展中，市場發揮了對資源的有效配置作用，發揮了基礎性的作用，但是，政府的調控也不容忽視。首先，要重視對社會分工的細化。這主要是因為諸多高科技產業需要加大技術投入，私人企業很難全面滿足需要。同時，智力因素成為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因此，無形資產的投入增加，加大了對企業對經濟發展前景的預測，整個社會面臨結構和利益分配到的調整。借助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實現對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引導，推動市場進程，發揮其靈活性的特征，集中進行模式的確定，借助宏觀政策的調控，發揮更加有效的調控作用。
五、結束語
綜上，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產業經濟呈現新的發展方向和趨勢，各個產業面臨新的發展環境，政府部門需要重視公共政策的制定，結合產業經濟發展的實際，兼顧國情，更好地發現公共政策的作用，在根本上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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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和財政政策關系范文2
房產政策是政府公共管理政策的一部分，對房產政策進行分析是一種典型的實證研究。房產政策的經濟學分析具有專業性、預測性和參謀性等特點，能夠幫助政策決定者運用政策調節工具發現和解決公共政策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決策的效率。
(1)主要政策調節工具——利率、土地供給和稅收
①利率
西方經濟學認為，一個國家根據既定目標，通過中央銀行運用其政策工具，調節貨幣供給量和利率，以影響宏觀經濟活動的水平。在房產信貸領域，政府可以利用調節個人住房貸款利率，將政府意愿通過市場化利率的變化引導房產價格回到合理的預期。利率的變化對居民的還款行為有著直接的影響，它使購房者還款壓力增大，提高了貸款成本的風險，使購房者的住房消費貸款行為更加謹慎。因此，利率的變化是政府通過調整資金價格杠桿，利用市場力量，引導房地產開發商合理定位、商業銀行合理放貸、購房者形成對房產市場的合理預期，從而促進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
②土地供給
在經濟學分析中，土地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其供給彈性為零，即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土地的供給量是固定的，但是從不同的時間段和不同地區對土地利用的差異上看，土地的供給就不是完全缺乏彈性。國家甚至是地方政府有條件通過控制土地供應量和土地開發節奏的辦法實現對房產業的宏觀調控。根據商品的供求規律，當房地產市場供大于求時，房產價格將會下降。從近幾年中國房地產市場施工和竣工面積的增長情況來看，房地產市場總體上是供大于求的態勢，只是房產業內部結構性矛盾比較突出。
③稅收
稅收是國家財政政策調節國民經濟的一種手段，對房地產行業來說，目前稅收對生產領域采取的調控措施要強于消費領域。在經濟擴張和房產投機過熱階段，通過調整房地產相應稅種和稅率，讓投機交易的速度減慢，就可以遏制經濟過熱和投機需求。在房產消費領域，通過征收個人所得稅、營業稅、契稅、印花稅等相應稅種，減少房產投機收益。我國規定2006年6月起，個人購買不足5年的住房對外銷售，將全額征收營業稅，2006年8月起，全國范圍內統一強制性征收二手房轉讓個人所得稅?？梢?，在房產政策調控上，各種政策調節工具雖控制領域和手段不同，但目的和作用是一致的。
(2)選擇性控制政策工具——房地產信貸管制、優惠利率
選擇性控制是國家著眼于對特殊市場的信貸供求進行控制，對信用活動加以調節和影響的一項貨幣政策，其調節工具主要包括消費者信用控制、不動產信用控制、優惠利率等。在房地產領域，消費者信用控制和不動產信用控制可以統稱為房地產信貸管制，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監管部門將通過對行業的分析和監測，加強信貸政策的前瞻性和實效性，不斷提高風險管理的能力。1998年，由于當時國內住房制度改革剛剛起步，居民購房意愿不強，人民銀行短期內對居民住房貸款實行了優惠利率。2004年以后，中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主導地位發生轉換，中央銀行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強了對住房信貸的管制，及時調整和傳達貨幣信貸政策意圖，引導社會預期。
(3)有效需求與投機需求
經濟學領域的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凱恩斯認為，有效需求是商品的總供給價格和總需求價格達到均衡時的總需求，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兩個部分。由于個人消費的預算約束，對于住宅產品的實際有效需求是有限的，當消費需求獲得滿足，而投資需求因有利可圖而加劇擴張時，超過一定限度就成為一種投機需求。目前，我國房地產市場的購房需求既包括有效需求，也包括投機需求。有效需求主要表現在居民自住房和各種以直接使用為主的需求上，例如，購買、建造、翻建、大修自住房就屬于典型的有效需求，而投機需求的目的是賺取差價，國家對房產信貸進行控制主要是壓縮以投機為主的住房貸款需求。根據國內的實際情況，對大多數家庭來說，滿足對住房的消費需求，只有通過貸款購房才能實現。國家對個人住房貸款政策的調整，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住房消費需求，將住房潛在需求轉化為有效需求，通過制度安排或政策調整，盡可能擴大住房有效需求的邊界。截至2005年末，國內商業銀行個人住房貸款達到20258億元，而且從市場發展趨勢來看，個人住房貸款市場的有效需求還將保持穩步增長。
2、宏觀經濟與住房貸款政策
(1)宏觀經濟背景下中國住房貸款政策的演變
1998年是我國取消福利分房，開展住房制度市場化改革的起步之年，此后，也是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和房地產繁榮發展的一個時期。住房消費的增長與社會經濟的發展密不可分，顯現正相關的連帶效應。
總體來看，國內宏觀經濟的發展趨勢是穩步提升的，國家在制定產業政策時會采取相機決策，特別是如前所述，房產政策是一種短期性政策，會按照經濟發展態勢和政府調控意圖進行變化。1995年以來，我國商業銀行的個人住房貸款業務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政策啟動階段(1995—1998年)，商業銀行在這一時期開始辦理個人住房貸款業務，并從1998年下半年起，停止住房的實物分配，實行住房貨幣化，為住房金融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二是擴張發展階段(1999—2000年)，國家通過中央銀行了多項鼓勵政策，在優惠利率、貸款額度、貸款期限等方面盡可能地降低放貸門檻，支持個人消費信貸。三是規范調整階段(2001～2006年)，針對個人住房貸款過程中出現的違規行為，人民銀行為降低金融機構風險、規范房產金融市場秩序、抑制房產投機行為，及時收緊放貸條件，加強了對個人住房貸款的管理。
(2)房貸政策存在的問題及評價
住房問題是關平民生的大問題，近幾年國家出臺一系列的調控措施，但效果并不是非常明顯。房貸政策雖已及時進行調整，但房地產市場仍然存在住房結構不合理、部分城市房價上漲過快、中低收入居民住房難以滿足等問題。
①房貸政策的盲區——結構性矛盾
2004年以后，人民銀行多次上調金融機構貸款基準利率，但對房產的非合理需求缺乏有效控制，投機炒房快速增長，同時，中低檔住宅供應比例下降，導致房地產供給結構嚴重不合理。此后，國家利用信貸、稅收等經濟手段，提高房產交易成本，抑制房產投機需求，但結構性矛盾依然存在，中低價住房和經濟適用房的比例偏低。2006年，國家在行使多種經濟手段的同時，吸取了前兩年的教訓，通過出臺《關于調整住房供應結構穩定住房價格的意見》，彌補了房貸政策的不足，直接宏觀調控住房結構，并有區別地調整住房消費信貸的首付比例，引導合理消費。②房貸政策的松動——大量空置房
2004年以前，在積極財政政策調控下，國內房地產市場具有典型“亮點經濟”特征?！笆濉逼陂g，許多城市將房地產業列為支柱產業。同時，信貸政策也在影響和調控房地產的投資和需求，局部地區房地產投資過熱，購買多套住房的投機需求增加，導致全國范圍內越來越多的空置房難以消化，房貸政策出現松動跡象。2005年，國內商品房空置率達26%，大大超過國際公認的5%～10%的警戒區間。因此，從政策層面看，支持經濟型住房發展、支持有效需求的房貸政策總體趨向不會改變，只是在刺激個人住房消費需求方面會有所收縮。
③房貸政策的風險——信用環境差
信用環境建設是國內大部分行業，包括房地產行業持續、健康發展的一個軟肋。近幾年，國內部分經濟發達地區的金融機構與咨詢中介機構聯合，建立了個人聯合征信系統，為有效防范房地產信貸風險，特別是個人住房貸款風險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全國范圍內的征信系統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金融機構之間的資源共享、平臺合作在短時間內難以實現，所以，市場環境下的信用建設與維護還有待進一步加強。
(3)應處理好幾個關系
個人住房政策在應對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調整的過程中，應處理好如下幾個關系。一是處理好短期調整與連續性的關系。個人住房貸款政策，包括公積金貸款政策都屬于短期性政策，與其它公共政策相比，更容易發生階段性變化。因此，在政策調整時應充分考慮到政策的可行性和關聯效應，增加政策的可操作性和穩定性。二是處理好獨立性與協調性的關系。房貸政策既要體現權威性，又要做好與其它宏觀政策的有效銜接，避免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相脫節，應形成比較健全的政策體系。三是處理好結構性與實效性的關系。房貸政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消費者行為傾向進行引導，特別是近幾年國家對房地產業的宏觀調控政策不斷出臺，很多不確定因素使消費者對住房消費難以做出決策。因此，房貸政策應把握好時機，通過政策手段引導住房結構趨向合理，解決結構性矛盾，增強政策的實際效果。四是處理好市場機制與政策調控的關系。實踐證明，市場機制是一種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能夠有效地實現市場調節。同時，“市場失靈”也是單一的市場調節所無能為力的，這正是公共政策存在的客觀必要。市場秩序需要依靠政策的制約和維護，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也要以市場為基礎，尊重市場的客觀規律?！笆袌?政府”的混合型經濟已被國內外廣泛接受，政府只需區分好哪些需要政策性約束，哪些可以放手由市場來決定，如果處理不好，必會導致政策失效。
3、新時期房貸政策的價值取向
(1)價值取向類型與政策定位
公共政策一經產生，就面對效率和公平兩種價值取向的矛盾。效率是指政策資源配置的有效性，經濟學領域把帕累托效率作為資源配置有效性的最高境界。公平是指對社會價值分配的合理性，在社會利益關系越發復雜的情況下，把握好現有的利益格局，滿足不同利益主體多方面的需求，進而實現社會協調發展。公平對效率的影響，以及效率對公平的制約，貫穿著公共政策實踐的全過程。
現代政府的公共政策總是在效率與公平之間進行選擇，不同的歷史時期需要做出不同的選擇。從理論上講，市場主要解決效率問題，而住宅作為“準公共品”，又需要在社會的環境下，由政策機制和市場機制共同作用，這就決定了政府應遵循以效率為基礎，致力于公平的復合型價值取向。
(2)近期房貸政策的價值取向分析
①公平和效率的選擇
學術界認為，公平是屬于價值理性的范疇，效率是屬于工具理性的范疇，二者是公共政策同一時點難以兼顧的兩種價值目標。市場機制的競爭性為效率的實現提供了保障，而政策的干預又使社會增添了公平。我國中央銀行政策本身具有統一性和融合性，在宏觀價值取向上相對容易實現公平，但政策落實不力則容易影響效率。因此，筆者認為，政府對價值取向的選擇應是以公平為基礎，為市場機制實現高效率運行創造條件的同時，兼顧效率和效果的發揮。當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宏觀背景下，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對價值取向的傾斜力度有所區別。例如，在經濟繁榮時期，為抑制經濟膨脹而提高利率，約束過度的消費行為；在經濟蕭條時期，為防止經濟再度萎縮而降低利率，鼓勵居民消費。相應地，利率的變化會對產業政策和行業發展也帶來影響。
②房貸政策的價值取向
如前所述，公共政策應以公平為基礎，提倡根據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域的現實情況兼顧效率，具體講，就是在橫向區域間調控方面強調效率，在政策縱向管理方面強調公平。政府在宏觀調控住宅金融體系上要建立完善的制度框架，使住宅產業具有一個穩定的發展基礎，同時，利用各種宏觀政策工具對住房貸款行為進行調節，使住宅產業的發展符合公共政策的目標。近期，根據房地產業的發展運行狀況，房貸政策的價值取向應側重公平，引導要素供給向實際有效需求轉移，使資源更多地轉向中低檔住宅和以使用為主要需求的房地產市場建設。國家對房貸政策的傾向性會引導金融要素和相關產業轉向房地產有效需求領域，使資源更合理、更公平地配置到經濟領域中去。
③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
一是要增強政策的實效性。要考慮到經濟調節工具在實施過程中固有的滯后性特點，提高政策的實際效果和可信度，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二是要增強政策的針對性。要明確指向，分類指導，兼顧宏觀調控政策的統一性與各地區房地產業發展的差異性，需要政策有針對性地進行調控，提高政策的執行效果。三是要增強政策的規范性，避免政策的越位和缺位。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應特別注意防止公共政策對市場機制的有害干擾和對市場機制缺陷彌補不足的問題。要加大政策執行的工作力度，排除干擾政策實施的主要因素，防止和避免政策執行不到位等問題。
公共政策和財政政策關系范文3
一、文獻綜述與國際經驗
在現代福利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下，經濟體系的有效性將最終被其所提供的收入再分配和資源配置的有效性所衡量。Richard Musgrave 認為：為達到福利最優，公共部門應執行收入分配、資源配置和價格穩定三大職能。無公共政策的競爭體系的收入分配取決于各種資源投入的所有制、價格及產出的整體結構，其最終導致福利最優僅僅是一種巧合。因此，為實現福利最優經濟體系需要公共政策來實現在社會經濟個體之間的收入再分配；同時公共部門綜合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可以實現經濟以穩定的價格保持高水平的產出和就業。 Musgrave的分析框架提供了在不同的財政體制下研究財政問題的理論出發點。
當地方政府運用財政政策來穩定各自經濟時，政策的有效性將會受到制約。在開放經濟中，當地方政府通過減稅刺激經濟時，由于個體部門可以從區域外購買商品和勞務，從而造成私人支出漏出，縮小了公共支出乘數，膨脹政策效應將會因此而受到削弱；當地方政府通過發行債券的形式融通資金時，該地區將承擔外部債務，基于再支付規則和利率因素，實際收入會由區域內轉移到區域外。而當中央政府發行債券融通資金時，由于資本的外部流動性通常小于內部流動性，這種內部債務的形式可以有效地刺激經濟并避免了社會未來收入向外部的轉移。同時，分散化的財政體系也不利于解決公平的收入再分配問題。在一個勞動力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的大市場中，地方政府采取負收入稅的形式來實現更為平等的收入再分配會造成富人移出而窮人移入的效應。更為平等的收入再分配過程是伴隨著本地區人均收入水平的下降實現的。理性的經濟個體總是愿意選擇自己能從中多受益而又不必為之做出貢獻的負收入稅項目，即存在著'搭便車'現象。在資源配置方面，尤其是在公共產品適當產出水平的提供方面，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體系也更為成功。分散化的決策體系下，每個地區在進行邊際單位的公共產品生產決策時，往往僅僅考慮區內居民將從這一邊際單位產品中獲得收益如何，而不考慮這種公共產品邊際單位增加的整體社會收益。Mancur Olson和Richard Zeckhauser 指出：這將導致'一個不充足的產出水平'，最終每個地區僅僅得到了任何公共產品利益的一部分，而付出了公共產品增加的全部成本。這就是說，聯盟的個體成員都有一種在尚未達到帕累托最優之前停止公共產品生產的動機。因此，分散化的決策體系必將導致公共產品生產數量的不足。相對而言，在統一的財政政策體系下，公共決策者追求區內全體居民的福利最大化，整體區域內公共產品的邊際價值就會得以實現。
分散化的地方財政體系在穩定經濟、實現收入最優分配及提供足夠的公共產品方面具有內在的局限性，然而分散化的地方財政也有對經濟不可替代的貢獻。我們知道即使在一個共同的大市場中，公共產品的消費也會因地區不同而具有差異性，如果所有的公共產品都由中央財政來提供，跨地區的公共項目將是趨于一致的，這顯然并不符合對公共產品多樣化的需求。地方政府可以針對本地區居民公共產品消費的特殊性來提供相應的地區性公共產品，以此適應各個地區居民的消費偏好。公共產品生產者的多樣化還能夠形成公共產品生產的創新動力和競爭壓力，提供更大的技術進步的可能性，驅使生產者采取最有效率的生產方式。此外，分散化的地方財政有利于實現更經濟的公共決策機制，形成更為有效率的公共產出水平。如果一個地區需要通過征收地方稅來為公共項目融資時，該項目收益與真實費用的對比關系可以避免不必要項目的實施；而當地方公共項目基金完全來自于中央財政時，該地區由于僅承擔項目融資成本的很小份額，因而就有一種盡可能大地擴張地方公共服務水平的動機。因此，地方財政的存在可以在動態和靜態兩個方面提升公共產品提供的有效性。
統一的中央財政與分散化的地方財政兩種形式都有著各自顯著的優點與不足。財政聯邦制是將這兩種極端的形式結合起來的組織形式，是在極端的中央財政與極端的分散化財政之間的一種妥協。在聯邦體系下同時存在著中央政府和次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履行穩定經濟，實現最適收入的再分配及提供特定公共產品的三大基礎職能，次中央政府提供滿足各自管轄區居民偏好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避免了公共產品消費方面的福利損失和技術浪費。建立一個理想的財政聯邦制體系，就是要解決在中央層次上應該集中多大的公共預算，中央和和地方政府之間財政職能如何來進行恰當的劃分的問題。
Kenen7則強調了高水平的財政一體化所帶來的財政轉移支付能力有利于平抑一體化所引致的地區差異，能夠使經濟更接近于理想化的最適宜貨幣區。
二、現行不對稱結構的經濟效應分析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不對稱結構所產生的經濟效應會對歐元區經濟未來長遠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矛盾不斷發展和激化的過程將會推動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逐步趨向對稱化。
（一）財政政策成為促進區內經濟增長的唯一重要因素，而在現行體制下，財政政策能力弱化，難以單獨承擔這一職責。
歐元運作和共同貨幣政策的執行，標志著歐洲一體化程度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在一個經濟區內，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有賴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協調配合，綜合運用。對于貨幣政策在經濟中的作用，經濟學家們普遍接受了貨幣主義的觀點：貨幣政策在短期內能影響實際產出，而在長期則是中性的。因此，歐洲中央銀行賦予價格穩定目標以絕對的優先權，促進長期的產出增長不是其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長期來看，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失效，但在短期內在對稱性的政策框架下，各國仍能夠結合自己的經濟發展目標，選擇適當的貨幣政策工具來配合財政政策的執行，達到既定的經濟增長目標。由于歐元區目前還不是一個最優貨幣區，各成員國的經濟周期也不盡相同，對貨幣政策的要求不一致，在貨幣區層次難于執行統一的貨幣政策來配合各自的財政政策；而在國家層次上由于貨幣政策的上交，使經濟增長的任務只能由各國財政政策獨立來完成。歐盟理事會8將未來的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確定為：變歐盟為世界上最具競爭力和動態增長的知識主導型經濟，保持能夠帶來越來越多的就業機會和社會凝聚力的可持續性的經濟增長。在實現這一目標的過程中，在現行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不對稱結構下，財政政策成為歐盟經濟增長戰略中的唯一關鍵因素。
為保證各國財政政策促進經濟增長的有效性，歐盟也做出了許多的努力。比如強調財政方面的規則確立及制度建設，來保證各國預算約束和財政的可持續性，以此來穩定宏觀經濟和價格。不可否認，規則確立和制度建設將會在一定的程度上提升公共部門的效率和財政政策的可預見性并通過對私人部門提供適當的激勵來實現長期的增長。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各國財政能力實際上隨著貨幣一體化的進展受到了削弱。各國稅收規模隨著鑄幣稅收入的再分配、通脹稅實施能力的喪失和各國稅收競爭造成的收益下降而下降了；同時對各國的財政約束的增強也使各國財政政策真正可以作為的空間縮小?？梢姮F行體制下，各國財政能力受到了削弱，在貨幣政策上交的前提下，讓其單獨完成促進經濟增長的重任，看來是勉為其難的。
（二）現行不對稱結構下，各國財政預算有超支的內在動因，從長期來看，將對《穩定與增長公約》的執行形成挑戰。
各國財政指標雖受到《馬約》規定的約束，但是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不對稱的結構下，各國財政預算存在著超支的內在動機。歐洲中央銀行的成立以及共同貨幣政策的實施，使各國財政政策的制定者不再擔心自身的財政政策的實施會對本國的貨幣和物價的穩定造成不利影響；歐元區金融市場一體化的發展，使各國財政融資范圍擴大，融資成本相對下降，各國財政融資的效率提高，這更加便利了各國政府以債務的形式融通資金；此外，在原來的財政體制下融資風險由各國政府獨自承擔，那時必須考慮自身的承受能力，而現在各國會轉而依賴超國家的貨幣當局的支持，這就存在道德風險問題。在這種激勵機制下，成員國財政政策會產生赤字傾向。為了避免這類道德風險問題的發生，歐盟在《過度赤字程序議定書》中規定對違規成員國實施金融制裁，要求違規成員國繳納一定不付利息的存款，如兩年內財政赤字情況沒有得到好轉，這筆存款就會轉為罰金。但是，針對這一規定也有例外條款，如在一年中實際GDP下降2%或更多時，允許為期兩年的暫時過度赤字，即使實際GDP下降不足2%但是超過了0.75%時，也可為過度赤字申請例外?！哆^度赤字程序議定書》中的免責與例外情況太多，處罰程序復雜繁瑣，實質上實施的難度很大，對于成員國的過度赤字并沒有很強的外部約束力量。
（三）各國財政政策實施成本將會產生外溢效應。
在貨幣政策上交的情況下，成員國為實現宏觀經濟目標主要依靠通過變動稅率和政府支出的財政政策來影響總需求進而影響就業和國民收入。貨幣一體化放大了各國財政政策相互溢出的效應，內部匯率機制的消失、資源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財政政策的正負效應溢出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霍爾伍德，麥克唐納9依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指出，貨幣區內，一國遭遇經濟蕭條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增長時，從商品市場來看，會使得本國的總需求增加，帶動國內國民收入增長，同時，由于區內資源的自由流動，該國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也拉動了其他國家的需求，短期超額需求使其他國家發生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從金融市場來看，該國的擴張政策表現為財政赤字，在金融市場上融通資金，會使得市場利率上升，帶動整個貨幣區內的匯率出現非意愿性的上升，引起貨幣區出口競爭力下降。因此，貨幣區內，一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會刺激本國產出增加，失業下降，但是也會引起其他成員國物價上升，貨幣區的匯率上升，出口下降的外溢效應。
（四）對抗不對稱沖擊時，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難以奏效。
歐洲貨幣聯盟下的財政體制安排主要是為了配合歐洲中央銀行推行共同貨幣政策，在區內維護價格穩定的需要。而反過來歐洲中央銀行卻不可能考慮個別國家財政政策狀況而在貨幣政策上予以配合。也就是說，宏觀政策不對稱結構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是單向的，即各國有責任配合統一的歐洲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各國財政政策的運行不能危及歐元的穩定，但反向配合是不存在的。所以，對各成員國而言，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不對稱結構的宏觀層面不利之處在于：匯率政策工具的喪失與貨幣政策工具的讓渡，使得國家層次上的決策機構在應對不對稱沖擊時，由于政策工具選擇的約束而陷于不利地位，應對不對稱沖擊的能力下降。不可否認，隨著貨幣區內貿易的發展和各國經濟的趨同，一國源于區內因素出現局部沖擊的可能性減少了。如果有不對稱性沖擊的話，那更可能是局部性、產業性的或是來自區域之外的。當發生不對稱經濟沖擊時，區內貿易和投資就會成為經濟危機在各國間的傳播媒介。貨幣政策權利的上交使各國不能夠很好的運用貨幣政策、匯率政策來對抗非對稱的經濟沖擊，財政政策又受到財政紀律的嚴格限制，政策的自主性下降，可操作的空間減少。雖說歐盟的結構基金能向成員國提供的一定的財政支援，但在對抗不對稱性沖擊方面的作用是遠遠不夠的。當沖擊較大時，各國財政政策" 將難以為繼，歐洲中央銀行又將奉行中立的政策，在極端的情況下，這必然會造成一些危機國家不得已而選擇退出歐洲貨幣聯盟。
（五）在稅制和稅種協調統一尚未完全實現的情況下，各國財政政策的競爭會導致公共產品供應不足。
歐元運行的微觀經濟效應使得區內資源要素的流動性進一步加強，信息更加充分。經濟個體可以依據個人偏好通過自由流動的方式在區內選擇不同的公共產品供給及各人納稅的水平。各成員國面臨著公共產品的供給與對稅源的競爭壓力。在目前區內的稅制和稅率尚未完全統一的情況下，為了在競爭中獲得優勢，各國當局有實行低稅率的傾向，這將導致貨幣區內某些稅種的稅率低于理想水平，造成區內公共產品的供應能力不足。
因此歐元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對稱結構的內在矛盾是深刻的，也是無法僅靠各國政策的功能性協調就能夠就克服的。歐元區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歐元區各國的凝聚力最終要靠更為合理的制度安排來得以保證。貨幣政策統一之后，財政政策逐漸趨于統一，這既符合一體化發展的歷史邏輯，又是歐元區市場深化的內在要求。
三、對稱化的路徑分析：由漸進到由需求引致的制度創新
經濟政治一體化是歐盟各國所追求的長遠目標。貨幣一體化標志著這一過程進入實質階段。在歐元運作的初期，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分散化的財政政策的不對稱結構是歐元區各國政治妥協的結果。從理論上分析并不是一種最優的制度選擇。在這種運作模式下，隱含著許多潛在的矛盾和危機。財政政策走向與貨幣政策對稱化將是歐元區未來財政體制發展的方向。從實現的路徑上來看，這將是一個逐步實現的過程：各國財政權力逐漸弱化，超國家的聯盟層次上的財政能力逐漸加強，經政策趨同到由需求引致的制度創新而最終形成歐元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對稱格局。歐盟一體化程度也將隨之而繼續得以深化。
在目前分散化的財政體制框架之下，雖然中央層次所能集中的財力非常有限，但種種跡象表明：歐洲貨幣聯盟也并沒有坐視現行不對稱結構對歐元區經濟的不良影響，相反各國也在積極尋求財政政策的協調與趨同?！恶R約》和《穩定增長公約》所確立的共同財政紀律本身就是區內各國財政政策漸近和趨同的一種具體體現。歐元區各國在赤字的危害性和實行可持續的預算政策必要性方面達成共識，共同財政紀律作為政策的趨同無疑有利于各國財政狀況的改善。從中長期效應來看，對穩定歐元和各成員國未來長期經濟增長非常有利。除共同財政紀律之外，歐元區各國繼共同關稅之后，也在積極的尋求稅種和稅率的協調和統一，以避免各國在稅收方面的惡性競爭，這些努力也是財政政策趨同的另一種表現。當然這些漸進和趨同距離真正意義上的統一財政政策仍相距甚遠。歐元運行兩年以來，所幸國際經濟形勢較為平穩，區內各國沒有發生嚴重的不對稱性經濟沖擊，這使得不對稱的現行體制之下潛在的矛盾沒有被激化。但是不可忽視的是，各國執行各自的財政政策仍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這些問題能不能得到解決關系到歐元區未來經濟的穩定發展和貨幣一體化的走向。毋庸置疑，各國財政方面仍存在著很大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狀態如何在沒有中央財政支持的條件下趨于平衡？各國能不能始終保持中性的財政政策從而實現歐元區內低通貨膨脹的經濟增長？繼續財政約束便利貨幣政策達到價格穩定目標的同時，成員國如何解決好本國的經濟周期波動問題及應對不對稱經濟沖擊？ 面對歐元區人口老齡化問題，成員國財政政策如何進一步穩固和進行結構調整？如何加強各國間的政策合作？僅僅依靠共同財政紀律和各國政策的功能性協調并不能使這些問題得到圓滿解決，這些問題最終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只能依賴于共同財政政策的制度創新。
制度變遷是用一種效益更高的制度替代另一種制度的過程。制度經濟學派認為，制度的變遷有兩種實現路徑：需求誘致型制度創新和強制型制度創新。在制度結構的體系中，某項制度構建發生了變化會導致對其他的制度構建服務的內在需求，這是需求誘致型制度創新的重要因素。需求誘致型路徑強調市場力量對不均衡的現行制度的自發突破和對改造的準備，當這種突破與改造的準備積累到一定水平時，就促成了以制度創新的形式將有關的成果法律化10.貨幣一體化對于歐元區各國來講，只是經濟體制發生了局部的變化而已，區內許多相關的制度要素并沒有發生相應的變化。這意味著歐洲貨幣聯盟作為一種新的制度安排仍存在許多制度不配套的地方，需要其他制度的創新與完善相配合。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不對稱是現行制度不配套的一種表現形式，因此從本質上講，區內共同財政政策的制度創新將會由內部需求誘致而形成，是市場一體化和貨幣一體化過程的必然結果。來自統一大市場的內部需求是制度創新的內在動力 ；來自外部的沖擊將會是制度創新發展的助力。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后，歐盟研討了進一步加強內部政治行動能力的問題，計劃建立相應的決策機構，爭取更大的財政支持。這說明歐盟在邁向政治統一方面又走出了重要一步。任何一種新制度都需要逐漸磨合和不斷優化，經濟乃至政治一體化作為一個動態的過程，也需要逐步的完善和到位。這一進程的快慢及是否真正適應市場深化發展的需要將會直接影響歐洲一體化最終的成敗。這一過程因應貨幣一體化而開始了，并將隨著貨幣一體化的發展伴隨著新制度的不斷創新與確立而逐步走向深入。
制度變遷的科斯中性定理認為制度變遷既影響收益的產出（即效率與增長問題），又影響收益的分配（即公平問題）11.貨幣一體化在總體上增進了公共體的福利水平，但同時也導致了時間上和空間上各國政府收益不均，甚至導致個別廠商、產業和國家的福利損失。各國在制度變遷過程中成本和收益空間分配不均衡的根源在于各自的經濟規模、發展水平、產業與貿易結構的差異性。具體來講，各個國家經濟的異質性，導致其從中央預算中得到的好處是不均衡的。如果一個地區經濟比較發達的話，它在共同體預算中就要擔負更大的責任，而從中獲得較少的利益，這些國家就不會積極地推動財政聯盟的建立。但當某些成員國受到嚴重的非對稱性經濟沖擊，不能靠自身財力來解決問題時，貨幣政策上交，財政政策受到約束的條件下，是忍受經濟蕭條還是放棄共同貨幣，這種兩難選擇必然導致其要求退出貨幣聯盟的可能性。此時，其他成員國就會權衡成本和收益的，若讓這些國家退出而導致的既得利益的損失大于維持其在貨幣聯盟內的成本時，發達國家就會重新考慮中央預算的問題，愿意承擔起更多的責任。這就是制度選擇與制度構建的成本和收益的對比過程。共同財政政策將會以轉移支付或再分配形式解決成本收益的公平分配問題，保證貨幣一體化制度的穩定和發展。
歐元的運作已使貨幣一體化的微觀經濟效率得到了初步的實現，在宏觀層面也進一步加深了區內各國經濟政策合作的相互依賴性。這些都為未來財政政策走向統一提供很好的外部環境。我們可以預見，財政政策走向統一只是一個制度創新的時間問題。反觀這幾年的運作，歐元區各國財政政策在配合貨幣政策的實踐中也在積極尋求趨于協調一致，未來歐元區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走向對稱化是必然的趨勢。統一的貨幣政策和逐步統一的財政政策所產生的溢出效應將會繼續帶動歐洲一體化的進程。由貨幣統一到共同財政政策，再到政治一體化，應該是歐元區未來發展的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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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和財政政策關系范文4
關鍵詞：文化產業；公共政策；發展
在這個知識經濟大爆炸的時代，科學文化發展觀漸漸走進了人們的生活當中，文化產業的發展措施成為了各個國家經濟建設中的重要問題，也因此成為了21世紀各個國家推動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手段。作為有著悠久歷史文化的中國，其文化資源比較豐富，可是其文化產業的發展遠遠落后于世界上其他國家。所以應該通過國家政策的支持，制定有效的文化產業政策，推動國家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和國家經濟轉型。
一、當前我國文化產業發展中的問題
1.文化領域的定位不明確，投入資金偏低。
第一，國家財政對文化事業的投入資金欠缺，直接導致了文化產業發展緩慢。在推動文化產業健康發展的制度上，財政整體經費不足，各個地區之間的文化事業費沒有形成統一標準，城鄉文化事業費差異比較大。單單從表面上來分析，文化事業作為公共事業，跟文化產業之間并沒有緊密聯系，可是事實上對文化事業的資金投入直接帶動了文化產業的發展，從當前情況來分析，國家對文化事業的資金投入比較欠缺。第二，地方政府制定的文化產業財政資金補助效果不明顯。比如動漫產業，各個地區的政府所采取的手段往往是：在住房問題上，為被選中的動漫作者提供相應的補助，為當地動漫作者在動畫片的播放上提供相應的獎金，可是這些做法不能解決動漫作者的實質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國產動漫在數目上的增加，可是對于提升國產動漫的品質根本沒有任何意義。
2.稅收優惠政策不完善。
第一，文化公司大部分屬于中小型公司，在申報稅收優惠過程中并不順利。比如動漫產業，為了促進國家動漫產業的增長，國家出臺了相應的稅后優惠制措施?？墒菍τ诖蠖鄶抵行⌒蛣勇緛碇v，要想真正落實這些稅收優惠制度并不現實。從2008年12月出臺《動漫企業認定管理辦法（試行）》起，截止到2009年末，在國內23家升級認證部門中，共有303家動漫公司提交申請，最后只有100家動漫公司被指定為國家動漫公司，成為國家第一批動漫公司。第二，文化產業稅收優惠措施的落實范圍不寬泛。比如，大部分小型文化公司根本不能享用增值稅優惠制度。此外，除去一些產業鏈源頭的文化制作公司之外，在文化產業鏈中下游的一些文化運營等公司根本不能真正享用稅收優惠福利。第三，稅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公司與個人為文化事業捐贈的熱情。稅收優惠福利在促進與培養公民對文化事業的熱忱方面起著積極作用，可是根據國家當前的稅法內容，在公益性捐贈支出中，公司和個人捐贈額都比較低。有限的稅收優惠額度從根本上削減了公民與公司對文化事業捐贈的積極性。
3.文化產業政策價值取向的偏離。
針對文化產業當前的發展來講，政策的價值取向直接決定了政策的有效性，當前國家文化產業政策產生了多個價值取向的偏離。第一，文化產業政策內容缺少對公民參與內容的成立。公共政策要求在公共范疇內有著公開性。可是從當前國家文化產業政策的成立制度上來分析，國家文化產業依然由政府控制，文化產業政策或者相關條款往往以行政命令的手段去落實；在文化產業制度的成立與落實方面，政策主體過于單一。黨和政府作為文化產業措施設計與成立的主體部分，使得文化產業政策的政治色彩過于濃重，文化產業政策成立上，使得社會公民無法參與進來。第二，文化產業政策偏離公共屬性。公共政策的特征決定了它的公共屬性，同樣，文化產業政策也屬于是公共政策的范疇，因此應該遵守公共利益的價值取向?？墒窃趯嶋H應用中，文化產業政策偏離公共利益的現象時有發生。經濟建設的增長與發展，使得城鄉經濟差距日益凸顯，在享用文化資源方面農村地區遠遠落后于城市地區。所以如今的文化產業政策依然沒有凸顯出其文化利益的公共屬性。第三，文化產品作為公共產品，為公眾所提供的是精神方面和服務方面的產品，符合公眾對精神文化的追求。所以在發展文化產業過程中應該特別指出，首要考慮因素是社會效益，堅持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可是如今國家的文化產業發展方向并沒有按照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來發展，偏離了其發展中心。
二、促進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公共政策
1.建立健全財政投入機制。
第一，健全對文化事業的投入制度。健全法律法規，成立規范有意義的公益文化事業投入制度。中央與地方政府對文化事業的資金扶持，每年增加幅度應該跟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相對應；以中央財政專項補貼的形式，縮小各個地區文化事業的資金投入差異；加大對農村地區的文化事業資金投入，減少城鄉差異。同時也要加大國債資金在文化基礎建設方面的比例，促進文化基礎設施的建立。第二，改善財政補助形式，將“普享式”轉化為“績效式”。提議以政府采購的方式，加強文化公司對精品的推出。政府可以通過預約采購的途徑，通過比電視臺播出費高出幾倍的資金來預先訂購高品質的動漫產品，然后再出售給電視臺。這種形式將會促進各個公司之間的良性競爭，從而提升了產品品質。第三，財政出資，向世界弘揚中國文化。文化產品走向世界是一項長遠的工程，要想讓國外朋友認可新文化并不容易。國家政府應該對文化傳播形式進行創新，促進國家文化產品走向世界，加強國家文化產品在世界上的影響，從而提升國家文化產品在全球的地位。
2.完善文化產業的稅收體系。
第一，健全對非營利性文化藝術機構捐贈的財稅鼓勵制度。非營利性文藝機構是文化創新的核心成分。美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和增長，除了迪斯尼等少數文化產業公司之外，具有文化創意活力的非營利文藝團體也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第二，加強對原創性文化科技創新的稅收優惠措施，對內容創新、科技研發的產品在資金方面進行扶持。猶如鼓勵高新技術公司引進精英人才一樣，文化公司應該加強對文藝創作精英的培養，加強對文化科技創造的資金投入。第三，對運營性的文化事業機構轉型中資產評估增值、資產劃分等稅收內容進行分析，健全鼓勵文化公司跨地區、跨行業等稅收鼓勵制度。利用財稅制度的改革與創新，克服阻礙國家當代文化產業體系發展的問題，加大文化產業的市場集中度。第四，加強對文化產品的分析和服務出口的稅收福利制度，研究并成立鼓舞針對“中國內容”的稅收激勵制度。不論是中國公司或者個人，還是外資或者個人，假如以“中國內容”為創造目標，通過“中國內容”來進行傳播，同時符合中國的文化價值與文化屬性標準，就應該給予相應的財稅鼓勵，利用這種手段，讓全球的文化制造者和文化傳播者來弘揚中國文化。
3.我國文化產業政策在價值取向上的重構。
公共政策作為政府機構某個時期的目標，主要是針對社會公共利益所選取、整合、分派與執行過程中所成立的行為標準。政府機構制定的政策價值取向，為社會各個群體的實踐活動起到了指導作用。所以，國家文化產業政策應該秉承著公平、公共利益和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
三、總結
政府機構需要結合國家資源來分析與成立靈活的公共經濟制度，為提升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提供幫助。一方面，美國公共經濟政策的轉變為中國提供了借鑒意義。文化產業作為特殊產業，在推動國家經濟增長、弘揚國家文化方面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符合國家經濟長遠利益的發展。政府機構應該體現出其在文化產業中的主導地位，以此提升國家文化產業的競爭優勢；國家和地方政府應該結合文化產業發展特點來成立文化產業發展措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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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和財政政策關系范文5
關鍵詞：歐債危機 歐元區 經濟一體化 政治一體化
中圖分類號：F830.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770(2012)01-023-04
當前，國際金融市場對希臘可能出現債務違約的擔憂進一步加劇，希臘因債務危機最終走向破產的可能性進一步增大。同時，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已經出現的或將來可能出現的金融風險問題，更是引發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并有可能進一步蔓延至實體經濟領域，甚至是國際政治領域。歐債危機的影響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持續時間之長，決定了我們有必要深入分析其成因。歐債危機的起因錯綜復雜，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既有經濟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既有歐元區內部的因素，也有國際經濟政治大背景的因素。本文試圖從經濟學和政治學的雙重視角深入探究歐債危機的起因。
一、經濟一體化和政治一體化的不同步性
在歷史上歐洲人曾經以各種方式進行過歐洲一體化的偉大嘗試，但是都失敗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使歐洲人普遍寄希望于通過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道路來實現歐洲的和平與福祉。從二戰后的歐洲煤鋼聯營共同體，到1993年的歐洲聯盟誕生，主要是走的經濟一體化的道路。歐元區的成立實際上是二戰后歐洲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結出的果實，各成員國讓渡出自己的一部分，主要是貨幣，組成了一個共同的單一貨幣聯盟。歐元區的成立在促進歐元區成員國間的經濟一體化方面也確實發揮過許多積極作用。成員國在加入歐元區之后，享受到了歐元區使用單一貨幣的好處，比如消除匯率浮動，促進跨境貿易和促進跨國就業等，使得政府和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上融資更加便利，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資本流動更加順暢。但是我們還必須看到，歐元區成員國畢竟是獨立的歐洲民族國家，歷史傳統和文化差異在短時期內是很難融合的，各民族國家的利益沖突也仍然客觀存在。因此，歐洲的政治一體化一直都遠遠落后于經濟一體化，在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共同司法與內務合作、共同防務政策等方面的進展仍然非常有限。
按照加入歐盟和歐元的標準，歐元區似乎可以作為一種國家的～體化模式。但是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歐盟不但沒能順利解決希臘債務問題，歐債危機反而傳染至更多國家。歐洲金融市場動蕩加劇，還存在著債務危機與銀行危機并發的可能性。歐元及歐盟運作機制當前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考驗，與歐元區經濟一體化和政治一體化的不同步性有直接關系。與經濟一體化相比，歐洲政治一體化的進程大大地落后。沒有政治聯盟作為基礎，經濟聯盟的發展就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障礙。歐元是一種共同貨幣，它的價值及其穩定與否還取決于各國在政治上能否保持團結一致。若政治一體化的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對于歐元來說就是致命的傷害。目前急需解決的就是國家的讓渡問題。國家對貨幣稅收的管轄權不僅是國家重要的經濟職能，更是一國的重要內容。對于參加歐元的國家而言，它們已經讓渡了發行貨幣的，但是仍然保持稅收和國家經濟決策的權力。這不是單一的經濟一體化所能解決的，更加需要政治一體化的發展來解決。
由于歐元區經濟一體化和政治一體化的不同步性，各成員國的國家利益與歐元區共同利益經常存在沖突。作為多種增長模式和多種發展速度共存的經濟聯合體，歐元區成員國經濟發展差異很大，特別是近年來隨著歐元區的東擴，轉軌中的中東歐國家逐漸加入歐元區，更加加劇了區域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歐元區各國經濟復蘇步伐不統一，德國、法國的經濟開始回歸正常，而希臘、愛爾蘭、西班牙等國由于房地產泡沫的破裂，經濟復蘇之路曲折。各成員國對歐元區貨幣政策的訴求不盡相同，但歐洲央行顯然難以同時兼顧所有成員國的利益，這一問題在單一貨幣體制下難以得到有效解決。如果有一個好的政治決策機制，當某個成員國債務風險上升時，歐元區應該能夠果斷地尋求一種合適的解決辦法。但是，歐盟的成立是建立在一系列超國家機構基礎上的，各成員國常常在機構設置，席位分配、表決機制等問題上爭論不休。歐元區與歐盟密不可分，歐元區的重大決策中都由這些超國家的機構協調解決，這樣的制度設計本身就是缺乏效率和執行力的。在歐元區現行決策體制下，歐洲債務問題不可能迅速得到解決。同時，歐元區設計上又沒有退出機制，出現問題后協商成本很高，這也給歐元區危機處理提出了難題。由此可見，將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置于一個統一的貨幣區內，只搞經濟一體化卻沒有政治一體化，必然存在著諸多難以協調的矛盾，制度上的弊端就已經為危機的爆發埋下了伏筆。
二、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和經濟趨同的不穩定
歐元區各成員國的實際情況不同導致經濟政策各不相同，已經成為歐元區未來發展的重大障礙。雖然成員國在經濟趨同上都達到了指標的要求，但是這種趨同僅僅是表面經濟數據的統一和接近，歐元區真正需要的經濟政策的協調統一還遠遠沒有到來。成員國稅收制度各不相同，失業保障制度以及養老金制度也不統一，成員國不同的通貨膨脹水平與相同的利率之間存在著很大程度上的不協調，成員國穩定物價的要求與放棄部分經濟后調控手段受限制之間也有難以解決的矛盾。如果歐元區不能較好解決內部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問題，那未來的歐債危機仍然會愈演愈烈。
成員國經濟政策的不協調還嚴重影響了歐洲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按照歐盟條約的規定，歐洲中央銀行應該是具有高度獨立性的金融機構，它對歐元起到保證幣值穩定、抑制過高通貨膨脹的作用，是關系到歐元能否穩定運行的關鍵和基礎。但是從后來的實際情況來看，利益的差異性使歐洲中央銀行的獨立運作大打折扣。歐洲理事會控制著歐洲央行的人事安排，它是由各國央行的行長和董事會成員組成的，這些成員都代表本國經濟利益說話。由于各國對貨幣政策的要求不同，因此都盡可能影響歐洲央行采取對本國有利的貨幣政策，從而威脅到了歐洲央行的獨立性。有些國家在失去貨幣調控的手段后，只能利用其他手段來適應本國經濟發展的要求，這些手段也經常地與歐洲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相抵觸，從而大大降低了貨幣政策的效果。
除了經濟政策的不協調以外，成員國經濟趨同的不穩定也是歐洲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了加入單一貨幣體系，各成員國不惜一切代價地向經濟趨同標準靠近，其中很多國家都是臨時突擊的結果。這種經濟趨同標準很難在歐元區啟動后長期維
持下去。希臘、意大利。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等國的債務危機，明顯地暴露出這種經濟趨同的不穩定。歐洲某些大國出于政治目的而人為地搞經濟趨同和加快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進度，最終必然會出現適得其反的效果。比如。對當年希臘為加入歐元區而做假賬，德、法等國心知肚明，但急于擴大歐元區的政治心態壓倒了本來規定的嚴格的財政、經濟標準。希臘等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原本與德、法等歐元區核心國相差不少，其福利水平也有差距。加入歐元區后，希臘背靠歐元這棵大樹，大量借貸，福利水平迅速趕上甚至超過了其他國家。可以說，歐元區在成立之初就在經濟領域埋下了地雷。歐元區成立之后不久，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又使得各國政府紛紛推出刺激經濟增長的財政寬松政策，希臘政府的財政原本處于一種弱平衡的境地，高福利、低盈余的希臘根本無法通過公共財政來支撐過度的財政開支，因此在這輪財政寬松政策中出現了債務危機。希臘債務危機爆發后，歐元區的其他國家包括德國和法國等核心國家都以盡量減少本國國家利益損失為出發點，來協調和尋找各方可接受的解決方案，完全沒有當初推進歐洲一體化的決心和進度。從這里也可以看出，成員國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和經濟趨同的不穩定。直接導致了它們在面對債務危機時仍然退守回本國國家利益的底線，大大增加了各方的協調成本，還可能會延誤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因此，對于每一個歐元區成員國來說，未來逐步推動建立協調的經濟政策并謀求穩定的經濟趨同是很必要的。在這次歐債危機中處于困境的國家必須更多地服從歐元區的統一領導。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希臘在這次危機中實際上已經失去了一部分自，公共政策上也將更多地受制于歐洲央行和歐盟的干預，這種情況以后可能還會發生在歐元區其他成員國身上。
三、貨幣政策的集中化和財政政策的分散化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一個國家調控經濟運行的兩大最主要的宏觀經濟政策，在兩大政策的應用中，其調控的側重點、調控目標、調控影響等方面均存在差異。貨幣政策更多地側重于總量的調節，更多地側重于保持幣值的穩定，且在治理通貨膨脹的時候作用更突出：而財政政策可能更側重結構性的調節，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比較突出，且在治理通貨緊縮的時候作用更突出。因而，為實現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國際收支平衡等宏觀經濟目標，客觀上必然要求將兩大宏觀經濟政策統籌安排合理搭配使用，這在一個國家內部通常是很容易實現的，但歐元區國家在這個問題上則具有較大的特殊性。歐洲區內的國家并非一個普通意義上的國家，雖然歐元區的財政政策仍由各國政府自主制定并執行，但由于歐洲一體化的政治需要，各成員國將自主制定執行貨幣政策的權力讓渡給了歐洲央行，由超國家的歐洲央行制定并執行歐元區統一的貨幣政策，即歐元區實行的是自主分散的財政政策與集中統一的貨幣政策搭配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梢哉f，這一制度設計是歐元區的最大特色，但也為當前的歐債危機埋下了伏筆。原因在于，各成員國自主實施的財政政策的目標主要是為促進本國經濟增長及解決本國失業等問題，而歐洲央行實施的貨幣政策目標則主要是為維持低通脹并保持歐元的對外幣值穩定。
按照經濟學理論，當一國財政狀況惡化時，其信用將會降級，由此導致發行國債的成本上升，甚至金融市場對其繼續發行債務還會附加諸多限制條件，這都會減少財政狀況惡化的國家發行國債的可能性，進而對該國政府控制國債融資和政府赤字規模形成約束。但因歐元區實施的是集中統一的貨幣政策，因而金融市場對歐元區各國政府財政赤字融資的制約機制無法發揮作用。而且，在這種制度安排下，歐元區在一定程度上還為不達標的赤字國發行債務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打開了方便之門。如加入歐元區之前的希臘，意大利等國的政府赤字本就已偏高，其債務背后的信用擔保能力已較低，但這些國家加入歐元區后并沒有采取緊縮的財政政策以削減赤字，而是更加專注于通過擴張財政預算實施寬松的財政政策實現本國經濟增長及解決本國失業問題，將由此可能引發的通脹及歐元匯率穩定問題均拋給貨幣政策的統一執行者歐洲央行。由此可見，歐元區先天的內在制度設計缺陷，使歐元區各國家不僅喪失了主動彌補財政赤字的意愿，反而使其原有的財政赤字進一步擴大，從而釀成當前非常嚴峻的歐債危機。面對歐債危機的爆發，歐元區各成員國仍無法在本國范圍內單獨采取任何貨幣政策來調整，只能寄希望于歐洲央行的統一安排，而這又發生很高的溝通成本，需要很長的協調時間，因而往往失去最佳的政策反應時機，造成很大的經濟波動和危機的可能。
四、區域經濟差異和產業結構失衡
歐元區各個國家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希臘，意大利等南歐國家在經濟體制與運行方式上與德，法等國家也有著較為明顯的差異。可以這樣說，在歐元區內部，經濟強國的發展優勢與弱國的發展劣勢越來越突出，兩極分化的趨勢也變得越來越明顯。經濟強國帶動不了弱國，弱國的放緩也同時拖慢了強國的發展。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國既沒有特殊的地域優勢，沒有很豐富的自然資源，在科學技術方面也沒有明顯領先的優勢。以希臘為例，其經濟發展非常畸形，實體經濟的支撐作用很低，房地產泡沫相當嚴重。希臘的勞動力、能源等生產要素市場競爭不充分，資源配置效率不高，處于壟斷地位的希臘公共企業改革阻力較大，公用事業市場開放相對滯后。希臘的國有企業不僅自身效率低下，服務質次價高，成為財政包袱，而且政府為了拉攏選民，贏得大選，還不得不大力擴展公共部門，進一步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由于希臘低迷的經濟不能支持其龐大的財政支出，最終導致經濟泡沫逐漸破裂。失業率居高不下，銀行業壞賬率激增，債務危機的爆發難以避免。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希臘等南歐國家的債務危機反過來也在制約德國等歐元區主導國家的融資能力，導致德國國債的再融資成本增加。例如，德國政府在最近發行國債時就遭到資本市場冷遇，投資者認購很不積極，最終導致德國央行不得不出手購入超過市場需求的國債，以避免此次國債拍賣失敗。作為歐洲頭號經濟強國的德國長期國債一直是資本市場熱捧的優質資產，如此高比例的德國國債在市場上不能售出尚屬首次，反映的是投資者對歐元區經濟前景的不信任。如果作為歐元區經濟信用等級最好的德國尚且不能在資本市場充足地融資，歐洲其他國家的境況可想而知。最近這次德國國債發行遇冷，直接反映出資本市場對作為歐元區實力最強的德國經濟能否免于遭受歐債危機的擔憂，也是德國經濟遭受歐元區債務危機拖累的一個信號。
從產業結構的角度來看，在金磚國家的經濟迅速增長的過程中，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占據了世界絕大部分市場，而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則幾乎壟斷了高科技產品市場，因此國際制造業市場中留給希臘這類國家的份額就微乎其微了。希臘進入工業化的時間相對較短，由于受到自然資源等諸多先天條件的限制，對制造業產品的進口依賴度很大，而
象希臘原來的傳統產業如航運和旅游等，又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受到劇烈沖擊，因此希臘的就業率和勞動生產率一直處于較低水平。在經濟低迷時期，國家只能采取積極的經濟刺激政策，這又使得財政支出大幅度增加，這些原因都加大了希臘在面臨經濟危機時的財政壓力。在其他南歐國家，如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其產業結構的不合理性和希臘也很類似，缺乏制造業支撐的產業空心化和擴張性的赤字財政政策，都是這場歐債危機的直接導火索。
五、人口的老齡化和不合理的社會福利政策
歐洲是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地區，公共財政背負著很重的養老金負擔，必然會表現為相關國家的公共債務不斷上升。除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巨額養老金支出，歐洲的教育醫療福利、失業救濟、帶薪休假等其他福利項目的支出比例在全世界都屬于高水平行列。如果把歐洲和美國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發現，雖然美國社會較歐洲更為開放，吸收的外國移民也比歐洲多，但是多年來美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卻是歐洲的兩倍左右，失業率也只有歐洲人的一半，出現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社會福利水平比歐洲相對要低很多。與美國不同，歐洲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可謂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安全網”，除了經濟活力受損外，還帶來社會制度的僵化。在歐洲的選舉政治下，歐洲國家不合理的社會福利政策不斷地被強化，沒有哪位政治家或選舉候選人能強力推行削減社會福利開支的財政政策。因此，歷史因素和現實利益交織在一起，使得歐洲很多國家的“寅吃卯糧”狀態持續了很多年。近年來，歐洲一體化的快速推進和歐元區的成立雖然一定程度上掩蓋了這種不合理社會福利政策的弊端，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最近幾年，很多財政能力有限的南歐國家在社會福利政策方面向德國和北歐看齊，而完全不顧及本國的實際經濟發展水平，最終導致債務無法按期償付的危機。
在社會福利政策的形成方面，歐洲各國間有著不同的文化差異。就希臘而言，其債務危機的一個根源就在于其要靠借錢才能過日子，這樣寅吃卯糧的狀態顯然是不可持續的，可以這樣說，希臘爆發債務危機有其必然性，這場債務危機的到來只是早晚問題。除希臘外，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的信用評級最近不斷被下調，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超過國家財政能力的不合理社會福利政策所導致。因此，這場歐債危機的爆發確確實實給歐洲高福利國家的公共政策敲響了警鐘。
到目前為止，歐債危機的影響還遠未結束，歐洲經濟也沒有出現回暖的跡象。歐洲的這場危機對于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來說，同樣具有很強的警示作用。首先，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統一應該成為我國未來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主要著力點，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收支結構和收支平衡尤其要重點予以關注，我們今后絕對不能出現歐洲這樣的債務危機。其次，在中國社會老齡化趨勢日益加快的大背景下，如何制定一套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福利政策，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應該成為今后需要重點解決的改革攻堅點。最后，我國當前在產業結構升級和縮小區域經濟差異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應該放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視野中重新審視和思考，我國企業在“走出去”戰略指導下開展的海外投資活動也必須要具備更大的彈性和靈活性，既要注意規避歐債危機帶給我們的各種風險，又要把握好歐債危機帶給我們的戰略機遇，更好地為我國的國家利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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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和財政政策關系范文6
會議開幕式由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院長、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馬駿教授主持，中山大學校長黃達人教授致歡迎辭。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名譽會長、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夏書章教授，留美公共管理學會會長侯一麟教授，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院長朱正威教授先后致辭。
主題發言部分由中國人民大學藍志勇教授主持。圍繞“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重要問題”的議題，中國香港中文大學王紹光教授、美國斯坦福大學周雪光教授、中國中山大學馬駿教授、英國謝菲爾德大學臧小偉教授、中國臺灣世新大學徐仁輝教授等5位專家分別從不同視角進行探討，為整個會議的發言拋磚引玉。王紹光教授將重慶經驗放在中國式社會主義3.0中進行理解。他認為，重慶僅僅是全國各地在探索社會主義3.0版本的一種實踐。這種實踐既有對1.0版和2.0版的繼承，也有新的發展階段，是解決公共消費的試點。中國最大的活力在于各地分權探索。周雪光教授以中國政府考核驗收過程為例，考察了科層制權力的局限。他主要強調科層制被非正式制度削弱、弱化或者是被挖掘，并探討了如何重新審視科層制國家的效率。
馬駿教授從中國財政國家轉型的視角出發，探討經過30多年的經濟改革，中國在多大程度上已發展成為一個稅收國家，以及中國的財政國家轉型對國家和社會關系以及國家治理產生了或者將產生何種影響的問題。其認為中國最終將演變成何種類型的財政國家這一問題，主要取決于三大因素：一是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是否會出現方向性的轉變；二是中國財政預算體制改革；三是中國的自然資源稟賦。臧小偉教授從公共政策的角度，以少數民族問題為例，討論中國管治能力建設的問題。
他指出，現有的民族政策并未考慮到少數民族的不安全感，因此現有的政策制訂要意識到這個問題，這是文化和社會的問題，也是少數民族自我認同的問題。徐仁輝教授以金融風暴后的預算赤字與預算政策為研究問題，提出一國的財政可以因為經濟循環或國家安全因素出現暫時性的赤字，但長期來看為了財政的穩健，仍應追求經濟景氣循環的收支平衡；在經濟景氣復蘇跡象明確時，各國政府應加速檢討各項振興經濟景氣方案的出場，以避免因為財政政策落差問題，對經濟景氣循環產生反向刺激效果，造成通貨膨漲壓力加大。
隨后，會議分多場次、多議題進行了探討。在“中國國家治理”場次，中國人民大學的任劍濤教授分享了題為《國家治理的簡約主義》的研究。
這種簡約主義可以理解為：國家必須要分權制衡，國家權利具體運行需要簡約主義的邏輯，特別要強調在政治法律和環境的途徑當中，依法治理是國家得到很好治理最重要的簡約原則。美國杜克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的牛銘實教授用生動的“豆選”例子，深入探討了選舉與地方治理改善的問題———改善地方治理是中國穩定的根本之道，而欲改善地方治理，最好的方法就是采用公平、公正的選舉程序，導引地方官員認真地為民服務，這也就是“豆選”所蘊含的道理。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楊開峰教授，則關注及反思中國科技治理及其工具的演變。他從比較的視角，討論了中外相關治理理念，即市民社會、府際關系以及企業政府等，在此基礎上，基于政治民主以及多層級治理理念提出科技治理的思想，并從中國科技管理模式的變遷進一步論述了科技治理的演化。最后提出科技政策工具，包括結構式控制工具、合同式誘導工具以及互動式影響工具3種。
在“公共財政”場次，美國喬治亞大學的侯一麟教授，對我國近年行政體制改革進行了實證分析，并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地方官員激勵機制要改變，從“發展-提升”轉到“服務-褒獎”?！翱茖W發展及和諧社會”口號表明最高層的指向標已經開始變化。在地方裁量權增加后，轉移支付和自由資金的使用要配以嚴格監督，以達到最優使用。為此，透明的預
、算體系至為關鍵。
在“中國政府改革”場次，浙江大學的郁建興教授用一種新路徑分析“治理的中國適用性”的問題。
他指出，中國的治理研究者應充分意識到“轉型期”特征，認知豐富的事實；“足夠好的治理”需要我們確切地理解制度演化和國家能力，在這個世界中權衡并找到優先的東西；“策略性-關系性”方法目前更多是一種分析路徑，但經過對結構和能動的確切描述，未來可能發展為一種能避免事實、理論與概念錯位的解釋框架。復旦大學的竺乾威教授，則關注地方改革的問題。他以廣東順德為案例，探討地方政府的管理體制改革創新。順德的改革涉及了地方政府體制改革的3個最核心的問題：黨政關系問題、改革的路徑依賴問題、改革的動力問題。
在“公共服務供給問題研究”場次，中山大學的倪星教授，建基于對警察行為的實證研究之上，分析了警察這一“行動中的街頭官僚”，并得出結論：街頭官僚行為特征復雜多樣的，其工作時間和工作投入情況差異明顯。街頭官僚行為在各類機構之間的差異遠遠大于同類機構內部的差異，機構屬性等因素的影響突出，說明街頭官僚更是一種組織的現象。復旦大學的敬乂嘉博士，探討了隨著社會服務提供方式從“制造”向“購買”轉移的這種公共非營利合作關系。在政策和實踐層面，我國社會服務外包的關鍵治理問題，是如何實現公共非營利關系的形態變化，實現從管家關系到委托關系的變遷。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趙志榮博士，探討了中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的兩個模式：資金結構與融資機制。他認為，就趨勢而言，市場融資的增長速度明顯快于財政資金，因此在總投入中變得越來越重要。同時，東部省份對財政資金的依賴程度最高，這主要是由于土地出讓轉讓金明顯高于其他地區；直轄市的市場融資比例最高。如果從政府和市場作為基礎設施提供者的角度來看，政府主導模式的重要性在逐漸下降；城司主導型和私有部門參與模式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和經緯博士，聚焦過去10年中國城市公立醫院的民營化改革，提煉出中國社會福利領域民營化改革政策過程的分析框架：從理解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開始；識別主要的行動者（Actors）和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s）并理解他們的各自立場、偏好、效用函數和相對力量；行動者和利益相關者的互動直接型塑著政策改革過程并決定其結果。
在“中國社會建設”場次，中山大學的岳經綸教授，獨特地創造出“社會中國”(SocialChina)概念，社會中國的著眼點就是中國的社會模式，特別是中國的社會福利模式。他以此為分析視角，梳理了中國社會政策的演變。中山大學的何艷玲教授則從“市場建設推動了社會建設嗎？”這一問題出發，提出了中國式的國家-社會-市場同構邏輯，并認為，中國的國家建設有兩個重要的任務，一個是在政治層面，重建政權合法性，以應對社會壓力；一個是在行政層面，重建公共服務供給機制，以回應社會需求。中國社會建設所指向的利益調節的壓力，將在這樣的國家建設中被吸納。
在“非營利組織與協同治理”場次，來自喬治亞大學的郭超和來自南洋理工大學的張志斌兩位博士，運用五維代表性概念框架，對中國非營利組織代表性進行實證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