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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經濟與國有經濟的區別范文1
關鍵詞：稅收 國民待遇 非公有制經濟
如何理解稅收國民待遇
國民待遇原則體現在稅收上，稱稅收國民待遇，它是指一國政府通過稅制給予外國商人和外資企業的稅收負擔不高于同等條件下本國公民和內資企業的負擔。稅收國民待遇可從狹義和廣義兩個方面來理解：狹義的稅收國民待遇，是指一締約國的產品輸入到另一締約國時，不對輸入產品直接或間接地征收高于本國相同產品的國內稅或其他費用。也就是說，除了進口關稅外，其他一切費用與同本國產品同等對待。廣義的稅收國民待遇，是指一締約方國民在另一締約方的稅收負擔，在同等情況下，不比另一締約方國民的稅收負擔重，這里的“國民”泛指個人、法人、合資企業等。可見，稅收國民待遇的基本精神是：無論在賦稅、國內收費等方面，內資外資、國有非國有經濟一視同仁，公平稅負。市場經濟要求公平競爭，這就要求市場主體之間競爭機會都要平等。稅收國民待遇強調機會均等，一視同仁，即不分納稅人的“身份”，資金來源和所在地區一律平等對待，充分體現稅收的“經濟公平”原則和國際稅收協定中的“無差別待遇”，滿足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要求，符合國民待遇原則。因此，合理靈活地利用稅收國民待遇，為各類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外部稅收環境十分重要。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吸引外資給外資企業廣泛的稅收優惠待遇，與內資企業相比，外資企業在稅收上享受的是超國民待遇。這種超國民待遇在一定時期對吸引外資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長期對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也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據有關資料統計，外資企業所得稅負擔率在8%左右，內資企業負擔率在22%左右，后者負擔率是前者的近3倍。除了不利于外資企業、國有企業、私營企業等之間的不公平競爭之外，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還給逃稅避稅增加了可乘之機，造成了稅收流失。據報道，我國已批準成立40多萬家外資企業，相當部分外資企業利用關聯企業之間轉移利潤手法，每年逃避企業所得稅達300億元（見2003年4月報8日揚子晚報文）。隨著我國國民經濟所有制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非公有經濟發展很快，形成了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良好格局。非公有經濟在GDP，投資、消費等方面的所占比重迅速上升，已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非公有經濟的蓬勃發展，也為稅收增長提供了豐富的稅源，成為國家稅收的“半壁江山”。但面對WTO非公有經濟也存在尷尬：一方面發展受阻存在非國民待遇，一方面稅負偏低超國民待遇。為此，必須認真貫徹“十六大”提出的“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經濟制經濟”的精神，“充分發揮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在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就業和活躍市場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放寬國內民間資本市場準入領域，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實現公平競爭”，重要一點就是給非公有經濟以平等的稅收國民待遇。
非公有制經濟貢獻越來越大
以個體私營經濟為例，1989年個體、私營經濟產值為656億元，2001年私營經濟產值達25640億元，增長了38倍。對GDP的貢獻率，1989年為0.57%，2001年為20.46%。90年代以來平均每年提高近2個百分點?！鞍宋濉睍r期（1990-1995）我國工業總產值平均增長22%，而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分別增長48.6%和62.7%，“九五”時期盡管受一系列國內外環境影響，仍以10%以上速度增長。近10多年來，個私經濟產值平均增長率在50%以上，1994年曾高達170.1%，遠高于同期GDP的增長率。近20年為拉動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成為創造市場活力，拉動經濟增長的基本力量。20多年來，我國約50%以上的出貨值是民營企業創造的。與此同時，非公有經濟的就業貢獻也十分突出。2001年全國從業人員73025萬人（含農村勞動力），其中，城鎮就業人員為23940萬人，私營企業從業人員2253萬人，個體工商戶從業人員4760萬人，兩者合計，占全國從業人員的9.6%，緩解了就業壓力，維護了社會穩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新創造非農業崗位2.5億多個，其中私營、個體經濟就吸納了8000多萬人（國營企業人員6400萬人）。
稅收貢獻方面，個私企業稅收收入增長迅猛，2002年入庫稅收945.58億元，增長43.1%，是所有經濟類型稅收收入中增長幅度最高的。1998年至2002年年均增長54.9%，占全國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由1998年的1.8%提高到了2002年的5.7%，提高了3.9個百分點。在大多數縣（市）的財政收入中，個體、私營企業稅收占當地財政收入的比重已超過1/3，在少數市縣超過80%。據第五次中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報告，私營企業近三年的銷售額、納稅額、交費額和稅后凈利潤4個指標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24.02%、24.65%、22.74%和19.50%，其中納稅額增長最快。
但是從稅收負擔情況來看，1994-2000年全國公有制經濟實現的GDP占總量的58.6%，提供的稅收占稅收總額的56.3%，非公有制經濟提供的稅收占稅收總額的43.7%。以此推算，公有制經濟的稅收負擔系數為1.36，非公有經濟的稅收負擔系數為0.74，前者是后者的1.84倍。近兩年非公有經濟稅收負擔水平有所上升，但總體上仍低于公有經濟的稅負水平。
非公有制經濟的“非國民待遇”表現
1．市場準入受歧視。長期以來，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非公有經濟在市場準入方面比如銀行、保險、證券、電信等行業，受到許多限制。據統計，目前準許國有企業進入的行業有80多個，準許外資企業進入的有60多個，準許私人民營資本進入的行業只有40多個。
2．融資渠道困難。銀行體系的信貸資源多是投向國企和政府工程項目，盡管有的國企和政府工程項目決策失誤，浪費嚴重，造成資金大量損失，或長期虧損，也可以根據政府部門的指令繼續從銀行獲得信貸，并享受種種特權。如由財政撥資金成立新的資產公司收購國企債務和銀行壞帳的債權轉股權的做法，正是國企特有的“解困”待遇。而長期以來非公有制經濟的資本來源卻很難從銀行得到貸款，只能依靠自由資金或借高利貸，或通過其他非法渠道得到。
3．權益保護未能“一碗水端平”。相對于政府部門大力保護國有資產，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神圣不可侵犯”似乎是天方夜譚。他們的財產與各項合法權益往往不能得到與國企、外資同等程度的保護。私有財產的損失在我國法律上稱之為經濟糾紛或民事訴訟，基本上屬于民事的范圍，這在實踐中卻往往是“說也說不清楚”。
4．外部經營環境不好。由于各級政府職能轉變滯后，部門腐敗現象不斷發生，加之沒有國企的靠山和外商的特殊身份，私營等非公有經濟往往要面對更多的刁難和干擾甚至敲詐，各種亂收費、亂攤派屢禁不止，使之遭受更多的非經營性損失。正如一家私企老板所說：“我們最苦惱的就是接待各級政府官員，一看到車子開到廠門口就緊張”。
提高非公有制經濟國民待遇的建議
1．充分認識發展非公有經濟的意義。長期的計劃體制造成了我們對私營等非國有經濟的不信任感幾乎是根深蒂固的。因而面對WTO，首先要更新思想觀念，清除對非公有經濟的思想障礙。私營經濟等非公經濟與國企、外資企業相比，目前仍屬“弱勢群體”，但其發展過程中已經顯示其不屈不撓的生命力?！笆蟆碧岢龊敛粍訐u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經濟制經濟是“十六大”給非公經濟企業帶來的“定心丸”，對于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梢哉f沒有非公有經濟的發展，就沒有市場經濟的發展，只有公有制經濟是不可能建立市場經濟的。不能把兩者對立起來，各種所有制經濟完全可以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各自優勢，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2．保證市場準入機會均等。要全面清理以所有制為依據的限制性政策，比如有的行業，公有制企業和股份制企業可以進入，非公有制經濟被禁止進入；有的行業準予外資而禁止民營企業進入。這些都不符合機會均等原則。一個行業是否準入，標準不是“公有”或“非公有”，而應是行業要求的技術、生態、衛生、福利條件和國家安全等。除了涉及國家安全等特殊行業，原則上應一律消除所有制歧視。加入WTO以后，金融、保險、證券、電信等許多領域將打破原有的壟斷局面，對外資實施更多的準入和開放，也應給非國有經濟創造機會，鼓勵公平競爭，促進共同發展?！笆蟆碧岢龀艘恍┯嘘P國民經濟命脈的產業外，都歡迎民間資本參與，這將極大地有利于非公有經濟的發展。
3．改革現行稅制。（1）結合增值稅改革，通盤考慮解決私營企業等的不公平待遇問題。建議取消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的認定標準，企業不分所有制，只要財務制度健全，會計核算資料齊備，有固定經營場所，都應享受一般納稅人的待遇。但考慮到改制對國家財政收支平衡的影響。可先對一些國家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資本有機構成高的能源、交通等基礎產業中稅負偏重的企業進行試點，取得經驗后逐步推廣到所有產業。（2）建立統一的企業所得稅制。不再區分內資、外資，國有、私營，也不論股份制、還是混合聯營，各類企業執行相同的所得稅制度。逐步實行各類企業所得稅在稅率、稅基、及其它政策待遇方面的“一視同仁”。在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基礎上，適當對非公有制經濟給予照顧。原規定年利潤在本3萬元以下的企業減按18%3萬至10萬元的減按27%征收企業所得稅，可改為設為15%和20%兩個低檔稅率，繼續體現對非公有制經濟的鼓勵和扶持。對一些中小型非公有企業年利潤額度的規定，適當提高標準，比如7萬元以下，7萬至15萬元。
4．進一步改善非國有經濟的投、融資環境。在投融資、稅收、土地和外貿等領域一視同仁，實行平等待遇。要加快國有商業銀行企業化改組和股份多元化步伐，清理限制民間投融資政策。允許民間資本擁有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要按照市場原則配置金融資源和拓寬民間的投資領域。組建非公有企業銀行、投資公司等。建立非公有經濟發展基金，疏通直接融資的資本市場。對地方非贏利性的私營企業信用擔保、再擔保機構可實行免征營業稅的優惠待遇，由3年時間增長到5~10年，為地方性私營經濟等非公有經濟發展提供更寬松的稅收環境。
5．改善非國有經濟外部經營環境。從稅費改革角度看，要盡快出臺清費立稅舉措，治理現行政執法環境，制止亂收費、費擠稅現象。減輕個體、私營企業等非國有經濟的稅外負擔。注意營造優良服務環境。①從實際出發簡化辦稅程序，減少辦稅環節和手續，提高辦事效率。對私營個體不歧視、不刁難、不敷衍，真心實意地解決他們的困難。②加強稅務人員素質教育，落實執法責任制，減少執法隨意性。公開政務信息，不搞錢權交易，嚴格廉政紀律，制止亂收費現象。③做好咨詢服務，通過公告、公示等形式，多渠道多方位地開展稅法、納稅義務宣傳、咨詢活動，提高私營個體納稅意識，融洽征納關系，營造和諧誠信的稅收環境。
國民經濟與國有經濟的區別范文2
[論文摘要]文章分析了新時期我國會計制度的現狀模式和工作面臨的挑戰，并指出了未來我國會計工作諸多方面的發展趨勢。也討論了我國新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相比的異同特色。
一、我國在較長時期內準則與制度將并存
我國會計制度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尤其是去年與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協調后頒布的新的38項會計準則，對我國的會計改革是一個巨大的進步，所頒布的基本會計準則可以看作是我國會計的概念框架，說明我國的會計準則正在向國際會計準則趨同。但眾所周知，在會計規范制度框架方面，我國目前仍然實行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并行的做法，而在當今世界，各國采用的會計規范形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英美等國家普遍采用的會計準則形式；另一種是以德國和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大陸法系國家所采用的有關會計立法和會計制度的形式。并且我國現階段的經濟模式仍有以下幾個特點：(1)國家作為政權管理機關仍具有經濟職能。國家要為社會發展制定長遠的發展戰略，并通過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稅收政策，甚至行政手段等辦法來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使其朝著有利于國民經濟中長期規劃的方向發展。這樣，“政企不分”將是一個較長期內無法消除的副產物。(2)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國有經濟的比重有所下降，但總的來說，沒有動搖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特別是在基礎型戰略和特殊型的重要部門，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不可動搖。這樣，政府有能力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穩定社會發展，但同時又會帶來某些不公平競爭等非市場化行為。(3)社會經濟資源的委托者仍主要是國家和國有商業銀行，反“內部控制”是建立公司合理的治理機制的主要目標。經過多年的公司化改造，企業經理在事實上和法律上都得到了許多使用企業資產的有效控制權和合約權，但在事實上和法律上，他們獲得的剩余索取權并不多，于是他們擔心有的控制權或合約權被收回或做不利調整，從而，企業經理損害或侵占企業價值最大化的行為時有發生。
因此，現階段我國的會計模式仍是以宏觀經濟為主導的會計模式。與法國一樣，我國的市場主題也是多種多樣，國家投資人、一般股權投資人、債券人、職工與工會、稅務與物價管理部門，在這些利益主體中，國家投資人是主要的利益主體，會計作為一項管理活動或工具，不可能滿足所有利益主體的要求，只能滿足主要利益主體。而且去年頒布的38項新的會計準則是建立在國際會計準則的基礎之上，國際會計準則是規范世界范圍內的跨國公司和上市企業的，而我國還存在大量的中小企業，新的會計準則是否適合它們仍是未知之數。因而，我們有必要借鑒一下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大陸法系的會計模式。對于一個跨國企業來說，需要通過公司的會計信息系統按照國際會計準則向現在的和潛在投資者提供相關而可靠的信息，而對于一個中小企業而言，編制會計報表可能主要是為了計算所得稅，或者向業主及有限的幾個股東提供一些信息。為了滿足不同類型和不同規模的企業編制財務報告的目的，法國采用了企業會計與合并會計想分離的方法。分別制定了適應上二市公司、中小企業和跨國公司的會計規則，這些都在修訂后的《會計總方案》中有所體現。在企業會計方面，要求企業嚴格執行《商法》、《公司法》中的有關規定，符合稅務和會計統一原則。在合并會計方面，公司可以參照國際會計準則，在會計計價上也有更大的選擇范圍。由于上市公司絕大部分為企業集團，所以對于投資者來說，合并報表提供的信息更有價值。編制合并報表是法國大公司能夠更好的滿足法國國內外投資人的信息需求。而中小企業按照《會計總方案》實行單一的會計制度有利于保持會計信息的可比性，便于國家的宏觀統計工作。以上的方法對于我國現階段的經濟來說很有借鑒意義。
企業組織結構不同，治理結構不同，會計模式在不同公司治理中的選擇也就不同。在我國，中小企業在其規模、組織結構、企業組織形式等各方面與大企業有著明顯的區別，中小企業的經營權與所有權的分離遠不如大企業那么明顯。這些特征的不同導致了中小企業在會計與大企業截然不同。
中小企業對于會計信息需求有特殊性，在國家對民間興辦企業的鼓勵下大批集體經濟、鄉鎮企業蓬勃發展。這些新興起的及國有改組后的中小企業的一個明顯特征就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密切相關。這些企業財力有限。融資能力低，控制風險能力不足，從而面臨的持續經營的風險較大企業為大。對于中小企業的外部信息需求來講，納稅是中小企業會計的主要動機。目前，國家逐漸退出對中小企業的經營，稅收征管成為政府的主要職能。對于外商投資企業而言，由于公司經常備有兩套賬，一套按照外國母公司的會計制度編制，另一套主要是為了向國內稅務機關申報納稅。盡管原因有所不同，但納稅在會計核算中的主導作用都與國內小企業完全相同。
相對于中小企業，上市公司的會計完全不同。會計信息的使用者對于上市公司會計資料的要求更加嚴格。這是因為投資者或潛在投資者能夠接受的信息來源主要是公司的財務會計資料，他們需要詳細地了解公司的資本結構、負債情況、所有者權益、經營狀況以及其他財務資料。資本市場要求會計機制運作應該盡可能地規范，及時、準確地披露會計信息是股東對上市公司的最基本要求，會計信息對于瞬息萬變的股票市場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對于中小企業，我國采取的是會計制度，而會計制度是根據我國特有的會計環境制定的，必然有中國特色。而且在未來的相當長的時間內，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是并存的，這必然會影響我國的會計模式。
三、我國模式國際化中保留的國家特色
我國新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相比，在總體趨同的大背景下，有一部分準則在表述上與國際會計準則相比存在差異，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資產減值》準則
在有關資產減值的規定方面，新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的差異主要是在資產減值能否轉回的問題上，國際會計準則IAS36規定可以轉回；我國新準則明確規定了“已經計提的減值準備不允許轉回”。
這也是新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的實質性差異之一。原因是近幾年我國企業利用減值轉回人為調節利潤的現象頻頻發生，對2004年度減值損失轉回金額最大的前20家上市公司年報的分析結果表明，這些公司通過轉回前期資產減值損失不同程度地人為調整損益。為了加強對上市公司的監管，整治上市公司濫用減值準備調節利潤的現象，我國會計計準則委員會在制定新會計準則時對這一情況作了符合我國國情的規定。
2、《關聯方披露》準則
國民經濟與國有經濟的區別范文3
一、企業做強做大與國有資本有進有退
“有進有退”指的是國有資本投向的調整。目前的掣肘在于國有資產實現形式沒有資本化，在談到“國有經濟有進有退”時，往往誤解為“國有企業有進有退”
國有企業做強做大與國有資本布局調整，這是改革發展都必須進行的兩件大事。在談到“國有經濟有進有退”時，往往誤解為“國有企業有進有退”。國企高管對此十分為難，不知道該怎么“進”、怎么“退”。這種困惑來自概念的混淆。
需要澄清的是，“有進有退”指的是國有資本投向的調整；而企業的天職則是做強做大。這是兩個不同的范疇，在公司制度下并不矛盾。就是說，企業追求做強做大并不受股東成分和股權結構的影響；國有資本從哪些行業或企業的進退也不受個別企業的牽制。
例如，沃爾沃原本是一家瑞典人投資的公司，1999年4月轉手到福特；2010年3月福特退出，由吉利收購。投資者在十年內兩出兩進，而沃爾沃公司依然在發展。
現在國有資本的功能和個別企業目標的差異日益明顯。例如，一方面國有鋼鐵企業制定雄心勃勃的戰略規劃，努力做強做大；另一方面，國有資本應當從部分鋼鐵企業中退出，轉向投資于戰略性新興產業。這是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和國有資本投資主體各自理性的選擇。國有資本從產能過剩的行業退出，并不意味著國家不支持這些行業的結構升級；而企業做強做大，也不能限制國有資本布局的調整。
目前的掣肘在于國有資產實現形式沒有資本化，“頂層”國有企業沒有進行股份制改制，所有權與經營權沒有分離。應改革國有資產實現形式，利用公司制度的特點，“解放兩個自由度”：使國有資本具有流動性；保障企業自主經營，做強做大。
二、國有企業改革主導方面的轉移
國企改革的主導方向應當及時轉向尋找國有資產資本化的管理形式，使國有資產“資本化”，由“國有國營”轉向“股份制”
如果說在過去較長時期，國企改革主要是使其從計劃體制走出，適應市場競爭，增強活力的話；那么進入新世紀，盡管企業自身還有大量改革的任務，但深層次的改革已經轉向國有經濟結構調整和企業制度創新。
這兩大改革命題主要是國家所有者層面的事，而不在企業。把改革的目光繼續聚焦于“國有企業”本身，一方面因為沒有抓住要害，而使改革難有實質性進展；另一方面，國企因對此無能為力而倍感困惑和無所適從。
國有經濟的結構調整，不是以行政的力量改變一個個企業的業務結構，而是國有資本布局的動態優化。關鍵要使國有資本具有流動性；企業制度創新進一步要做的是使國家所有者轉變成股東，將“頂層國有企業”改制成股權多元化的公司。這兩方面的改革聚焦到一個點上，就是必須使國有資產“資本化”，由“國有國營”，轉向“股份制”。
對于這一切，“國有企業”是無能為力的。隨著改革形勢的發展，國企改革的主導方向應當及時由如何經營“國有企業”，轉向尋找能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國有資產資本化的管理形式。
三、國有資本有進有退與私有化
國有經濟“有進有退”與前的“私有化”不能混為一談；國有資本從某個企業退出，也不能與私分國有資產掛鉤
國有資本投向的改變和布局調整是國家為提高國有資本運行效率而采取的主動行為。前蘇聯和東歐的私有化，是將國有財產無償量化給個人，據為個人的私人所有。這種私有化不符合中國國情，是國家法律和政策所不允許的。前后兩者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
三峽工程投資大、周期長，重要的是社會效益，民營資本無意也無力投入。此時國有資本投入。當電廠發電、經濟效益顯現后通過資本市場將部分股權轉讓，以溢價回收的資金進行上游的梯級開發。再如上世紀90年代初為開發浦東，上海市政府出資建設了南浦大橋。開通后，以收取過橋費的形式將其轉讓，政府溢價收回建設資金，再投入楊浦大橋。在這過程中不僅國有資本實現了增值，更重要的是政府以有限的資金加快了基礎設施建設，保障了浦東新區的發展。
在這類國有股權部分或全部轉讓（西方把這種現象也叫做“私有化”）過程中，資本形態的國有資產并未因此而受到侵蝕和傷害。相反，因國有資本布局更加優化，而使其發揮的效能更加明顯、效率進一步提高。
因此，國有經濟“有進有退”與前的“私有化”不能混為一談；國有資本從某個企業的退出，也不能與私分國有資產掛鉤。我們不能因概念含混，為防止出現式的私有化，而停止國有資本布局的調整。
四、關于“授權經營”與國有資本布局調整
調整國有資本布局要做兩件基礎工作：一是將國有資產資本化，委托專業投資機構運營；二是取消“授權經營”，對國有企業進行整體改制，確立企業獨立的市場地位
上世紀90年代中期，為“搞活”特大型國企，試點了“授權經營”的辦法。其含義是國家把部分所有權交給企業，以提高企業的效率和活力。實際上，在政府層面“所有權與經營權不分”產生了諸多弊端；而以“授權經營”的形式在企業層面的“兩權不分”也會帶來很多的問題。因此，這只是當時情況下的權宜之計。
“授權經營”使企業自己成了自己的“老板”。在這種情況下，實體企業的資產存量和增量由內部人來配置，只能“滾雪球”，不能調結構。盡管近年國有企業也進行了較大規模的重組，但國有資本覆蓋的范圍基本上沒有變化。滯留于既有產業和企業的國有資本不斷再投入，與民營資本同質化、與國家目標并不完全一致，有時甚至很不一致。例如在產能過剩的行業，國有資本每年還以大量投資推波助瀾，或為追求短期的高收益而盲目多元化，出現了如炒股、炒作期貨和國企“地王”等現象。
調整國有資本布局要做兩件基礎工作：一是將國有資產資本化，委托專業投資機構運營；二是取消“授權經營”，對國有企業進行整體改制，確立企業獨立的市場地位。
五、國有資本發揮作用的領域和形式
原則上講，國家特別需要，而非公資本無意或無力進入的領域，是國有資本發揮作用、體現價值的重要空間
“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這是中央認定的國有經濟的定位。如果說，進入21世紀前，實踐這一使命，就是使國有資本大舉進入重大基礎設施、基礎原材料、能源開發、重要服務業、重要制造業，為工業化奠定基礎的話，那么今天，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已經轉向某些社會產品，如醫療保障、養老保障、住房保障，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等；制約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則是科技投入不足、技術進步相對緩慢、科技創新能力不強、企業競爭力不強；威脅可持續發展的是資源約束日益強勁，生態環境壓力日趨加大。
此時，大量國有資本連同收益仍滯留在一般制造業，就踐行“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的使命而言，已經沒有什么意義。
在競爭性領域很難認定政府對某個行業是否具有資本控制力就“關系國民經濟命脈”；也很難確認在某個行業提高國企占比就能“體現國家控制力”。
目前，一方面在傳統制造業中過量的國有資本不斷制造新的過剩產能，形成對非公資本嚴重的擠出；另一方面，在基礎科學研究、重大科技專項、中小企業融資、新興產業發展、重要基礎設施，以及公租房、義務教育、社會保障等“關系國民經濟命脈”領域，國有資本的作用沒有充分發揮，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再建政府“融資平臺”。
現在有巨量民間資本可以“接盤”。部分國有資本從一般性產業有序退出，轉而充實那些更加重要的行業和領域，將產生雙贏的效果，大大提高國家整體資本配置效率。原則上講，國家特別需要，而非公資本無意或無力進入的領域，是國有資本發揮作用、體現價值的重要空間。
六、國有資本與社保和公益性基金
國家可考慮將滯留于一般產業國有資本的30％，或許50％劃轉到社保和公益性基金，使國有資產回歸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
中國經濟體制轉軌沒有像前蘇聯和東歐那樣“私有化”，留下了一大筆國有資產。這是解決改革發展必須處理的諸多歷史性難題的寶貴資源?，F在，社會產品短缺已經上升到主要矛盾，成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短板。
中國國有資本數量龐大，國家可考慮將滯留于一般產業國有資本的30％，或許50％劃轉到社保和公益性基金，如養老基金、醫療保障基金、住房保障基金、扶貧基金、教育基金、科技開發基金等，補充這些領域的投入不足，使國有資產回歸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
一方面，這可以大大增加社會保障性資金來源，有助于在體制轉軌最艱難的時期，保障社會公平、保住社會穩定的底線；另一方面，公益性基金追求投資回報的壓力，將成為改善經營、完善公司治理的積極力量。
七、行政性壟斷與政府監管
設置國有壟斷、進而政府控制壟斷企業，以此調控宏觀，有違經濟規律
政府對一些行業設定行政壟斷（或特許經營），由國有企業“控制”，其中一個理由是國企更有社會責任意識，可以實現國家調控目標。實踐中出現了三個問題，一是給企業設定多元目標，使它們無所適從；二是行政性壟斷意味著低效率，全社會將被迫為其埋單；三是企業的國有化與政府監管是不同的范疇，沒有替代關系。
例如，在成品油與石油價格倒掛時，企業惜售，導致大范圍“油荒”；通信運營商利用壟斷地位，長期維持高收費、低網速；一些處于天然壟斷領域的企業自行擴大壟斷范圍，把與天然壟斷相關的業務泛化為壟斷領域，謀取利益。
如上種種，一方面廣受社會質疑，另一方面，企業利用政府給的條件謀取利益無可厚非。問題在于，設置國有壟斷、進而政府控制壟斷企業，以此調控宏觀，有違經濟規律；在社會效益大于企業效益的領域，企圖依賴國有壟斷、而非制度和監管實現社會目標，是不可靠的。
宏觀經濟失衡，是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出現了較大的不平衡。把國有企業作為政府宏觀調控的工具，以干預微觀來調控宏觀，不是科學合理的途徑；除涉及國家安全的領域外，在社會效益大于企業經濟效益的領域，可以設立特許經營，但科學合理的法規和有效的監管是關鍵。法制不健全、監管不到位，國有企業一樣可能違背公共利益；在監管到位的情況下，民營企業不一定不能進入特許經營。
八、關于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
國有資本是有政府背景的特殊資源，如果把“保值增值”提到不恰當的高度，就會產生謬誤。結果是國有資本可能有很高增值率，但這是以不公平競爭和降低社會經濟效率為代價
國有資本運營的目標與一個個國有企業的目標是有差別的。在市場失靈的領域把國有資本運營的目標局限為“保值增值”，似是而非，很容易產生誤導。
在決定國有資本進與退的時候，經常可以聽到這樣的發問：“在賺錢的行業為什么要退？” 國有資本是有政府背景的特殊資源，如果把“保值增值”提到不恰當的高度，就會產生謬誤。例如，政府向國企大量輸送稀缺資源，構筑壟斷地位；維持電信高收費；銀行在高利差和存款負利率的情況下繼續出臺收費項目等都是資產增值的辦法。結果是國有資本可能有很高增值率，但這是以不公平競爭和降低社會經濟效率為代價。
國有資本的公共性，在投向上體現在兩個方面，一類投資是追求財務回報，以投資收益彌補社會性赤字，保住社會底線；另一類是實現公共目標。例如在市場失靈的領域引領社會投資、推進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保障經濟和國家安全、支持民生建設項目等。
再如，亞洲金融危機時香港政府為救股市，以上千億港元敞開收購恒生指數股，在市場回升之后迅速有序退出，解散基金。上世紀60年代美國政府出資幾百億美元實施阿波羅登月計劃，結果發展出了一個完整的航天產業，至今保持領先地位。
這些都是國有資本實現公共目標和矯正市場失靈很好的案例。盡管在良好運作情況下，大多數可以獲得高倍率的回報，但政府投資的出發點則不是短期的保值增值，而是實現經濟社會的公共目標。
九、政府與企業的親與疏
企業按所有制和隸屬關系被分成“三六九等”。在地方保護主義還沒有解決的情況下，所有制之間的不平等競爭在強化，兩種很強的反市場競爭力量降低了經濟效率、抑制了發展的潛能
按企業所有制成分和行政隸屬關系區別政策，是改革過程遺留的問題，近年在某些方面似乎在強化。
例如，不同所有制的企業與政府關系有親有疏，因而受到不同的待遇。其中國有企業處于絕對強勢地位。
一是它屬“體制內”、有“行政級別”和從政府那里獲得稀缺資源的優勢。如獲得土地、礦產等自然資源，獲得電網、電信等特許經營權，獲得政府投資項目的能力也最強。二是可以方便地獲得銀行貸款。國企產出大約占三分之一，但獲得的銀行貸款約占70％。三是國企在一些上游產業、基礎服務業形成寡頭壟斷，獲得超額利潤。四是即便在競爭行業，也有市場準入和行政審批兩道門檻。一些重要產業的準入條件往往是為大型企業“量身定制”；而行政審批則和與政府的親疏程度相關。很多民營企業因此被擋在門外，稱此為“玻璃門”。五是政府承擔了過多的建設職能，在既有國企之外，通過“融資平臺”又建立了一批國有企業，在基礎設施等領域民營企業大都被擠了出去。
實際上企業按所有制和隸屬關系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央企具有最高的社會地位和話語權，地方國企處于次之地位；外資企業有較強實力和話語權，受到國家和地方的青睞；民營企業則處于最為不利的地位。
近年來，為“躲避風險”，國企更傾向于在內部進行交易、形成配套。如為發展電動車，央企在自己圈子內組成聯盟，大手筆投資，建立產業鏈，對民營企業形成了市場壁壘。銀行顯性或隱性地把民企看做不可信任的企業群，為規避“政治風險”，都有遠離民企的傾向。再如，有的地方政府不惜直接出面干預，來“做大”國有企業，甚至強制盈利的民營企業被虧損國有企業兼并。在鋼鐵、煤炭、民航等領域屢屢出現民企被擠出的案例。
在地方保護主義還沒解決的情況下，所有制之間的不平等競爭在強化，兩種很強的反市場競爭力量降低了經濟效率、抑制了發展的潛能。
十、關于“國進民退”與“民進國退”
摘掉企業“所有制標簽”，消除“所有制鴻溝”，突破“姓國姓民”的桎梏，將是生產力的又一次解放
這個爭論是沒有意義的。作為執政黨和政府追求的絕不是誰進或誰退，而是鼓勵所有企業公平競爭，都做強做大、所有資本資源都迸發出發展的潛能。
爭論的實質不是這個問題的本身，而是競爭的公平性。在我國漸進式改革中曾不得不對不同所有制企業區別對待、輪番政策調整的做法沒有及時改變，有些一直延續至今。
輿論、政府管理和涉及企業的許多政策都打上了“所有制烙印”，包括已經上市的股權多元化的公眾公司，每家企業都有一個“所有制標簽”，分作“體制內”和“體制外”，并對其有親有疏。這就在市場中形成了一條很深的“所有制鴻溝”。近來，這種對立在社會上進一步情緒化，已經成為經濟社會穩定發展非常值得重視的體制障礙。世界上幾乎沒有哪一個市場經濟國家把“所有制”提到如此的高度，以致割裂市場。
不平等的競爭條件和政府對國企的干預，使民企和國企都有諸多抱怨，都認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市場效率來源于市場主體的公平地位和機會均等。從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的角度看，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各類資本都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寶貴資源，應當受到公平的保護；各類資本投資的企業都會創造就業和稅收，應當獲得平等的競爭地位。
隨著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和居民財產性收入的積累，國有經濟的比重呈下降趨勢，有人開始擔心民營經濟發展是否已經碰到了“天花板”？面對種種現象和輿論，民企發展到一定程度就缺乏安全感，移民和財產向境外轉移的數量和規模日益上升。針對這些現象，有人提出，在我們的體制和政策下能不能培育、容納和留住本土成長出來的李嘉誠、王永慶、郭鶴年和李秉哲？
我們正面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驗。重要的途徑是鼓勵創新創業、擴大中等收入階層。此時，非公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多種所有制經濟公平競爭的理論觀點中央早已確認并闡明；國務院“老36條”、“新36條”也已多時，但進展十分有限。近來，有關所有制的爭論反而再起。
上世紀90年代初，有關“姓資姓社”問題的突破，大大解放了思想，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掃清了障礙，極大地調動了經濟增長潛力；今天，如果能摘掉企業“所有制標簽”，消除“所有制鴻溝”，突破“姓國姓民”的桎梏，將是新時期生產力的又一次解放。
十一、探索親市場經濟的國有資產實現形式
在一般領域，國有資產實現方式的資本化是進一步深化改革重要的突破口
在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方向”的同時，中央一直特別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國有資產管理如何能與市場經濟融合。早在1993年十三屆三中全會《決定》就提出，“積極探索國有資產管理和經營的合理形式和途徑”。1997年十五大進一步指出，“要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2002年十六大再次指出，“進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進一步強調“積極探索國有資產監管和經營的有效形式”。
迄今為止，我們一直將國有經濟等同于國有企業，在產業領域把實物形態的“國有企業”作為國有經濟的唯一實現形式。盡管在部分市場失靈的領域仍有實際意義，但隨著改革的深化，在一般領域繼續以擁有、管理和控制“國有企業”群，作為國有資產實現形式，使企業和政府不斷遇到各種困惑。
將經營性資產資本化，選擇可以用財務語言清晰界定、計量，并具有良好流動性、可進入市場運作的具有公共性的資本化的實現形式，具有重要意義。銀行業國有資產資本化管理已經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在一般領域，國有資產實現方式的資本化是進一步深化改革重要的突破口：
一是國有資產資本化意味著國家從擁有、管理和控制國有企業，轉向擁有和運作國有資本；意味著頂層國有企業的整體改制。持股機構與投資的企業建立股東與公司的關系，政府不再控制和管理；企業依法成為獨立市場主體，聚焦于財務業績，在董事會指導下，在競爭中做強做大。這對政府和企業都是又一次解放。
二是資本化的國有資產具有良好的流動性，國有經濟布局調整將通過國有資本在行業和企業間的“有進有退”來實現。這種進退，原則上不影響企業的經營范圍和業務結構。
三是政府擺脫了與“國有企業”關聯關系的掣肘，有助于站在超脫地位，進行市場監管，提供公共服務；有助于改變按所有制區分企業的政策，公平地對待各類企業，消除“所有制鴻溝”，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四是國有資本可分作兩種投向，兩種運作機制。在市場失靈的領域國家委托專業投資控股機構投資運作，實現政府特定的公共目標。在一般領域的投資，委托專業的社會性投資機構運作，追求更高的財務回報。兩類投資各有明確的目標，有利于提高效率。
五是國有資本投資收益通過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主要用于彌補體制轉軌過程中必須解決的那些需要公共財政支付的歷史欠賬，保障經濟社會平穩轉型，并使“全民所有”回歸全民分享的本性。
六是國有資本預期功能主要通過市場運作實現，而不是以破壞市場機制為前提。這就使國有資本具有“親市場性”。規模較大的國有經濟的這種存在，原則上沒有扭曲市場的動因，而是維護市場的力量。
國民經濟與國有經濟的區別范文4
一、從企業理論角度理解的民營經濟
我首先認為，民營經濟之所以能夠在中國被正式提出并被大家所認可，一定存在著一種與客觀相對應的獨特的經濟物質形態，因此，它一定能夠被理論所解釋。民營經濟的概念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中是很難找到的。因為在市場經濟的世界里，民營經濟就是經濟活動的主體，西方經濟學的一切前提都是以民營的經濟為基礎。從經濟學的一般意義上講，民營經濟就是按照商業原則和市場規則運作的微觀經濟組織形式。從產權和企業理論的角度看，民營經濟至少有以下幾個特征：第一，民營經濟一定是以贏利為唯一目標的。即它完全是依市場原則來運作的一種經濟組織形式，這同國有企業有時需要承擔一定的非贏利性任務相區別；第二，民營經濟治理結構的形成是建立在純粹經濟利益關系基礎上的。不管民營經濟的產權結構是多元的還是單一的，其產權關系一定是比較清楚的。在這種產權關系和產權制度的基礎上形成的治理結構，基本能夠代表各方出資人和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并會形成較為合理的約束和監督制度，這同國有企業建立在產權關系不明晰基礎上的政府化、家族化傾向的治理結構形成鮮明對比，也同一些純私營企業單一的產權結構以及家族化治理結構不竟相同；第三，民營經濟擁有較為靈活的內部用人和分配激勵機制。由于民營經濟必須時刻面對市場的檢驗，只有持續不斷地實現贏利才能生存下去。因此，民營經濟會在人員的使用和配置上盡量做到人盡其才，拒絕冗員，并通過激勵、監督等有效的控制手段挖掘其最大潛力。而國有企業的內部用人和激勵機制，由于種種原因現在仍然無法按照經濟原則實現有效配置。由此可見，民營經濟并不完全等同于私營經濟，也并不完全不包括公有經濟。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不同，它有有效的激勵機制和制約，與市場機制自然和諧，在追逐利潤最大化動力的驅使下，會導致資源的合理配置和不斷的技術創新。
依據以上的理論和現實情況，我認為，目前我國的民營經濟大致由以下幾個部分構成：1.私營經濟。包括個體私營工商戶和私營企業；2.外商獨資企業；3.合資企業中外資控股的企業；4.改制后的國有企業、鄉鎮企業；5.非國有控股企業；5.非國有控制的企業，如被租賃、托管出去的國有企業等等。這些經濟形態從不同側面體現了民營經濟的某些特點，共同構成了我國的民營經濟體系。不難看出，我所劃分的民營經濟其范圍是比較廣的，并不僅僅限于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和外資，而是包括了相當一部分民營化了的原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把這部分經濟包括近來，不僅有助于揭示我國民營經濟的本質，同時也有助于準確把握我國民營經濟發展的整體水平和發展動向。同時，如果將其統計在民營經濟的范圍內，就會使民營經濟的實有規模大大增加，我想，至少應在現有數目的基礎上擴大10個百分點左右。
二、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民營經濟確實取得了長足發展。據統計，截止2001年末，我國的民營企業已發展到3000萬家，年產值超過5萬億元人民幣。僅就私營企業而言，已達202.85萬戶，比2000年增長15.14％。注冊資本18212.24億元，比上年增加4904.55億元，增長36.86％。從業人員2713.86萬人比上年增加307.37萬人，增長12.77％。在過去10年間，個體私營經濟對gdp的貢獻率已從不到1％達到20％以上，平均每年提高近2個百分點。極具競爭活力和創新能力的民營科技企業已達到20多萬家，據科技部2000年對計入統計的86000多家民營科技企業的調查，企業長期員工已達560萬人，技工貿總收入14639億元，實現利潤1005億元，上交稅金780億元。這些指標近幾年來的年增長幅度都超過30％?，F在總收入超過億元的民營科技企業已有2214家，其中超過10億元的187家，超過20億元的76家，他們已經成為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力量。截止2001年12月底，全國累計批準外商投資企業39萬多個，合同外資金額7459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金額3954.69億元。2001年全國新批準外商投資企業26139家，比上年增長16.01％，合同外資金額691.91億美元，實際使用金額達到468.46億美元。可見，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力軍。但是，民營經濟的發展道路又是何等曲折。即使發展到現在，民營經濟仍然困難重重。概括地講，目前民營經濟發展遇到和存在的問題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營經濟面對著來自方方面面的非國民待遇。主要表現在1.市場準入方面的非國民待遇。據中華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保育鈞的介紹，在民營經濟比較發達和開放程度較高的廣東省，即便是一些已經允許外商投資進入的產業領域，民間投資也很難進入。在廣東東莞當地的80個行業中，允許外商進入的有62各，占75％（外商也屬民營經濟），而允許民營企業進入的只有42個，不到50％。據悉，某些主管國有企業的部門曾在內部指示，要求所屬企業不許同私營企業打交道。2.銀行貸款方面的非國民待遇。保育鈞指出，民間投資的資金來源主要是自身積累和借貸，甚至有不少來自地下錢莊。目前，民營資本70％是自籌，從國有銀行獲取的貸款不足30％。據中國人民銀行在2001年下半年對貸款滿足率的調查，企業反映為68.5％，金融機構反映為81.6％。在不同所有制企業中，私營企業反映最低，雖然私營企業貸款滿足率反映僅為60.4％，但仍低于平均水平8.1個百分點，屬于最難獲得貸款的弱勢群體。民營經濟實現的產值已超過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其他經濟創造價值的總和，但銀行卻對它們在貸款上施以種種歧視性限制。3.稅賦和法律發面的非國民待遇。在稅賦點方面的不平等主要反映在嚴重的所得稅重復計征，法律方面主要是民營企業在各類產權和產權關系上缺乏有效的法律保護，往往在事件的裁判上更多地被歧視。4.觀念上的非國民待遇。主要指人們在長期經濟條件下形成的對民營經濟的各種偏見，最根本的在于民營經濟很難與社會主義制度完全相容，民營經濟不能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基礎，只能是一種“邊緣性經濟”。等等。
第二，某些產業領域內的民營企業數量多、規模小、技術落后，過度和不當競爭嚴重。有資料顯示，民營經濟產業分布變化的特點如下表所示（以私營企業為例），主要集中在第三和第二產業。
全國私營企業產業分布概況 單位：％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第三產業 28.2 29.7 34.7 44.4 45.8 48.5 50.8 53.5
第二產業 71.8 70.3 65.3 55.6 53.5 50.4 47.9 44.8
第一產業 0.7 1.1 1.3 1.7
資料來源：《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1978～199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
由于民營經濟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加之國有經濟逐步從競爭性產業領域的退出，民營經濟已經成為廣大競爭性行業的主力軍，但是，由于這些行業的進入壁壘多數比較低，因此，造成大量小型民營經濟的進入，并形成互相殘殺的惡性競爭局面。適度的競爭對于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淘汰落后肯定是必要的，但無限度的惡性競爭則會使本來就弱小的民營資本遭受致命打擊。這種情況在某些地區和行業表現的最為明顯。前幾年煤炭行業中出現的私營小煤窯遍地開花，造成煤炭行業因惡性競爭的全行業虧損，以及引發后來的一系列小煤窯傷亡等安全事故頻發的現象。所以，如何組織民營經濟的生產經營，形成合理規模和有序生產，已成為解決這些產業領域或地區民營經濟發展的首要任務。
第三，民營經濟的信譽度差。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市場經濟處于萌芽階段，規范市場和競爭秩序的法規不成熟、不完善，民營企業的不正當競爭問題十分突出。一些民營企業生產和銷售假、冒、偽、劣商品，進行商業賄賂、商業欺詐、低價傾銷，轉移、隱匿、銷毀違法財物等等，一方面造成嚴重不良的社會后果，另一方面大大地毀壞了自身的信譽。從深層次上看，民營經濟遇到的上述各種歧視和非國民待遇，多少同其較差的聲譽有一定關系。那么，民營經濟要想有進一步的發展，解決其聲譽問題就不可回避。
第四，一些民營企業的治理結構不盡合理。民營經濟的治理結構理論上講能夠做到合理，但是，現實的情況并非如此。一些民營企業采取了家族式治理模式，而一些民營企業則采取了兩權分理式的現代企業制度模式。事實證明，家族式治理不見得沒有效率，兩權分理式也不見得沒有問題。問題是一些企業應當采取分離制衡的模式，而它卻仍然是家族式的。不過民營企業采取現代企業制度已成為一種趨勢和基本取向。據統計，截止2001年底，全國私營有限責任公司已發展到137.99萬戶，比2000年底增長26.95％，凈增加4個百分點；占私營企業總數的68.03％，比上年增加了6個百分點。
三、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對策
無疑，民營經濟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力量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理論研究和決策者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縮短這個期限，并找出其有效的發展路徑。我認為有以下幾點值得重視：
第一，確立以發展民營經濟為基點，聯帶其他經濟（包括國有經濟）的改革與發展的新戰略。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對民營經濟的戰略性定位，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化也在不斷地調整。體制改革的早期，民營經濟被定位在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后來，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將非公有制經濟由社會主義的有益補充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肯定了民營經濟（或非公有制經濟）在整個體制框架內的合法地位。但是，現在看來，對民營經濟的這種定位已經不能滿足其進一步發展的客觀要求。既然民營經濟注定會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而且，目前民營經濟已經占據了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并有著良好的發展勢頭，那么，我們必須從戰略的高度重新考慮民營經濟的定位問題。時至今日，我們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基本思路，仍然是集中力量改革舊有的不合理的管理體制，改革傳統的國有企業體制，以圖實現原有體制的逐漸蛻變。這是一種典型的漸進式“摸著石頭過河”的模式，實踐證明，這種模式對于我國早期改革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在我國微觀經濟已經轉換到基本依據市場原則運轉的今天，改革和發展的重點仍然在“破”而不在“立”，至今基本沒有實質性調整，就是一個需要研究和思考的重大問題。我的觀點是：以發展民營經濟為戰略和政策基點，以市場化為基本原則，把重點轉移到加速新的經濟管理體制和制度的建設上來，舊體制的改革要在新體制的塑造過程中逐一解決，但新體制的塑造一定是第一位的。如果這一模式能夠被確認，那么，民營經濟就會獲得前所未有的良好戰略環境。首先，可以確立人們對民營經濟是經濟增長主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成份定位的新意識，逐步消除民營經濟只是邊緣經濟的錯誤看法；其次，從法律和政策制定上會針對民營經濟發展的要求進一步完善和規范，一些歧視性政策也會得以糾正。再次，民營企業家也會安心、大膽地發展事業。果真如此，民營經濟遇到的問題就會逐步化解，民營經濟的更快增長就會成為現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也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盡早完善起來。
第二，發展民營經濟的路徑選擇。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民營經濟生產與發展的歷史。且不論民營經濟在中國已有很長的歷史，改革開放以來，個體工商戶和私營經濟的重新出現標志著中國民營經濟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獲得再生。后來外商合資企業、獨資企業的出現，進一步擴大了民營經濟的陣容。隨著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改革的深化，一些處境困難的中小型國有企業通過各種方式逐步實現了民營化，經濟發達地區的鄉鎮企業也迅速完成了民營化的改造，據調查，鄉鎮企業中有83％至86％已成為私營企業或股份合作制企業。如江蘇省到2000年底，已有93．2％的鄉鎮企業實現了改制，其中大中型鄉鎮企業的改制面也達92．5％。改制后全省鄉鎮企業的資本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非集體資本所占比例已經由1998年的51．6％上升到74．5％。這兩股力量的加盟，使我國民營經濟的實力大大增強了。民營高科技企業的快速崛起，給民營經濟輸入了新鮮血液帶來了活力。我想，以后民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壯大，離不開對以前發展路徑的依賴。以前的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外商獨資、合資企業、民營化了的鄉鎮企業、國有企業仍然是我國民營經濟進一步拓展的基礎和發展原動力，它們會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優勝劣汰，逐步強大起來。另外，在全球一體化和國有企業進一步從競爭性乃至一些壟斷性行業退出的大背景下，更多外商在中國設立獨資和中外合資企業，特別是鼓勵外資對國有企業的并購改造，以及促使更多的國有企業，包括一些大中型國有企業的民營化，從而在增量上擴大民營經濟的規模，提高民營經濟的檔次，將是一條十分重要的路徑。
第三，促使民營經濟自身的制度改進，實行現代化管理模式。目前許多民營企業特別是一些私營企業多數是由出資人實行家族式管理。這種方式在起步階段具有凝聚力強等優點，但它的局限性，如家長個人決策，接班人世襲，任人唯親，產權封閉等弊端，已經制約了民營經濟的發展。雖然說現代企業制度并不排斥家庭企業，但隨著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那種落后的家族式管理方式的弊端已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來。根據世界企業發展的歷史經驗，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和企業法律的不斷完善，企業制度和企業管理也會走向現代化（mansel g.blackford,1998）。也就是說，企業新制度的采用與企業的規模大致成正比。我們已經看到，近幾年我國民營企業已經出現了依照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進行改制的傾向。當然，私營經濟選擇什么樣的企業體制和管理方式，要由企業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選定。不過，對那些具有一定規模且產權多樣化的民營企業，要幫助它們在企業內部建立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促使其實現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從而改善、提高他們的決策水平和決策效率。
第四，民營企業要重視自身信譽的塑造。誠信是市場經濟的基本信條，只有注重聲譽，誠實守信的企業，才能在市場交易的多次博弈中獲得最大利益。民營企業特別是一些私營企業曾有過不守信用的短期行為，敗壞了民營企業的聲譽。因此，民營經濟的發展要求民營企業家們在重新塑造自身信譽上作更多的努力。從產品質量、售后服務、契約履行等方面著手，逐步取信于客戶、取信于消費者。
第五，為民營經濟籌資和投資的社會化創造條件，鼓勵民營經濟積極開展資本運營。市場經濟是開放的經濟系統，過去，民營經濟封閉的產權模式顯然不能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要求，也不便于民營企業充分利用市場經濟在投融資方面的好處。隨著民營經濟產權模式的轉換，政府應當在民營經濟同各種不同所有制的企業進行聯合、參股、改組，組建企業集團方面給予鼓勵和支持。同時，也要為優秀民營企業進入資本市場提供便利條件，逐步消除民營企業在上市方面的非國民待遇。特別是在配合消化龐大的非流通性國有股、實現國有股減持方面，鼓勵民營經濟的參與，使民營企業通過收購國有股而進入資本市場，這是一件一舉兩得的事情。
第六，重視發揮民營企業家、職業經理在配置資源方面的作用。我國民營經濟過去的高速發展，與民營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及有效配置資源的人力資本分不開的。鼓勵民營經濟進一步發展，當然應當重視民營企業家乃至職業經理的人力資本。政府在制定政策時，要考慮為發揮企業家潛能方面創造條件，比如在貸款、投資及用人等相關政策上給予優待。
第七，通過行業協會方式，強化對民營經濟的引導和管理。民營經濟主導的經濟不同于計劃經濟，不存在部門管理，但不能沒有行業管理。在施行行業管理上，也不能采用過去那種命令式的管理模式，只有通過行業協會的方式加以引導和自律。政府通過行業協會傳達國家的方針政策，表達政府的意圖，行業協會通過對本行業內企業的督導、督察，規范其行為，促進其進步和提高。
主要參考文獻：
1.mansel g.blackford:"the rise modern business in great britain,the united states,and japan",the university of carolina press,1998.
2.楊叔進：《中國：改革、發展與穩定》，中國發展出版社，2000年。
3.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中國工業發展報告（2000）》，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年。
國民經濟與國有經濟的區別范文5
【關鍵詞】雙元財政 公共財政 國有資本財政 國有資本收益上繳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識碼】A
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必然要求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現代財政制度，而現代財政制度又必然要依托于適應我國基本國情的財政模式。目前我國仍然沿用公共財政與國有資本財政并行的“雙元”財政模式，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和支柱作用決定了國有資本財政不但不能削弱，而且還將在財稅體制改革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但目前國有資本財政無論是從規模上還是調控能力上都略顯“羸弱”，與其在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中的作用不相匹配，究其根源正是國有資本收益上繳水平過低，導致國有資本財政收支捉襟見肘，難以發揮其應有的財政再分配功能與經濟調控功能。
國有資本財政終將伴隨國有經濟從競爭性領域的退出，完全融入公共財政
國有資本財政是相對于公共財政而言的，國家社會管理者和資本生產資料所有者身份的分離，以及國家財政在公共性收入與資本性收入上的分流，造就了國有資本財政區別于公共財政的獨特內涵：公共財政是憑借社會管理者身份及相應的政治權力取得公共收入的財政，并通過安排支出作用于市場失靈領域，滿足公共需要，化解公共風險；國有資本財政是憑借國有生產資料所有者身份及相應的財產權利取得資本性收入的財政，并通過資本性收支安排，透過國有企業直接參與到市場經濟活動當中，促進國有資本保值增值，優化調整國有經濟結構，保持公有制主體地位。
財政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分配活動，國家憑借其生產資料所有者身份和國有資本所有權獲得資本性收入并安排支出，必然構成國家財政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但要建立市場經濟及其與之相適應的公共財政，則不能將大量的資本性、營利性收支納入公共財政，否則將導致公共財政超出“市場失靈”領域作用于“市場有效”領域，這不但是與公共財政的原理相悖，還導致營利性和非營利性收支相互混淆，賦予政府擁有直接干預市場活動的能力，嚴重干預市場經濟自主發展完善的進程。因此，現階段國家憑借資本權利安排收支的事實，連同我國發展市場經濟、建立公共財政的客觀需要，共同決定了我國建立國有資本財政專門安排資本性與營利性收支，宏觀經營國有資本的必然性。
國有資本財政在現階段長期存在的必要性并不等同于其存在的永恒性，國有資本財政是轉軌時期單元財政向公共財政過渡中的橋梁形態，終將伴隨國有經濟從競爭性領域的退出，通過完全融入公共財政而最終消亡。
目前，我國國有企業大量存在于市場有效的競爭性領域，這不僅是計劃經濟遺留的歷史問題，也是由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市場經濟完備程度等客觀現實所決定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市場化改革的大方向下，國有資本財政代表著原有財政工作的存量，而公共財政則代表著未來財政工作發展的增量，作為存量的國有資本財政的比重，將隨著國有企業逐步退出競爭性領域而逐步下降，并通過收入的調配劃撥，不斷增加國有資本財政中的“公共成分”。其結果是，作為增量的公共財政的比重將逐步上升，并最終占據絕對優勢。當國有企業完全退出競爭性領域，市場經濟發展到完備狀態時，國有資本財政將徹底退出歷史舞臺，屆時雙元財政將轉化為單一結構的公共財政。
國企上繳國有資本收益是國有資本財政特殊性的內在要求，是雙元財政發展演變的內在要求
經濟轉軌時期的特殊性造就了國有資本財政的特殊性，而其最為顯著的特殊之處在于，國有資本財政作為國家財政的主要組成部分，既不能凌駕于市場之上進行再分配，也不能作用于“市場失靈”領域，而是按照市場規則直接參與到“營利性、競爭性”領域的市場活動當中，構成市場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有資本財政收入主要來源于國有資本利潤和再投資收益，而非強制、無償的取得，其支出主要服務于提升國有企業的競爭力和盈利能力，促進國有資本整體保值增值。此外，近年來國有資本收益劃轉社?；鸺肮藏斦臄殿~不斷增加，但這種“支援”不是“坐吃山空”，更不能蠶食國有資本良性發展的根基，必須建立在國有資本盈利提升和合理水平的國有資本收益上繳的基礎上。
合理水平的國有資本收益上繳，既是國有資本財政的收入之源，也是國有資本財政支出功能發揮的重要保障，既有利于從內部激發國企盈利的活力，也有利于國有資本整體的保值增值，因而是國有資本財政保持特殊內涵、發揮特殊功能的內在要求。
國企上繳國有資本收益是雙元財政發展演變的內在要求。實踐證明，在經濟轉軌時期，國有資本財政對于我國基本國情具有廣泛的適應性：國有資本財政為公共財政的建立與發揮提供了空間，有利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要繼續保持這種科學性和適應性，雙元財政模式必須隨著經濟轉型的進程而不斷發展和演變。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完善，以及國有資本逐步退出競爭性領域，勢必要求國有資本財政增加其“公共成分”，并最終融入公共財政，此時雙元財政模式也將完成其歷史使命，最終轉換為純粹的公共財政模式。而國有資本財政逐步增加其“公共成分”的一個重要途徑是在復式預算體系下，通過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與公共預算間有計劃的預算資金調劑劃轉，逐步加大國有資本財政對于公共財政的財力支持。但目前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規模較小，導致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可用于劃轉公共預算的財力資源十分有限，對公共財政支持不足。因此，為了增加國有資本財政“公共成分”，推動雙元財政向單一公共財政的發展演變，必然要求國有企業重視和顯著提升國有資本收益上繳的水平和規模。
國企上繳國有資本收益是完善復式預算體系、加強雙元預算調控的內在要求
發展市場經濟意味著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作用，減少政府對于經濟的直接干預和調控，勢必要求公共財政直接安排的固定資產投資占社會總投資的比重下降。然而，我國現階段市場經濟發展不完備，市場可有效調節的領域還有所欠缺，非國有市場主體的力量尚不夠壯大，僅靠市場有限的調節力量和非國有市場主體的投資能力，無法滿足平抑波動、優化結構、促進經濟平穩發展的實際需要。
在這種背景下，復式預算體系下公共預算與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配合，是直接調控與間接調控的有機結合，符合我國經濟轉軌時期對于財政調控政策手段的需要。國有資本財政透過國有企業直接參與市場活動，對市場運行和經濟結構進行直接調節，彌補市場發育不足造成的調節弱化，并在復式預算體系內，通過轉移支付充實公共預算收入，同時創造條件使公共預算支出專注于間接調節。
此外，根據宏觀經濟結構平衡及某一行業領域發展或退出的長期需要，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可以使用的調控手段主要有兩種：利潤調節與投資調節。對于過?；蜷L期計劃退出的行業，國有資本財政預算會增加國有資本收益收繳，減少再投資或進行資產處置；對于短缺或長期計劃大力發展的行業，國有資本財政預算會減少國有資本收益收繳，或加大再投資力度。
簡言之，國有資本利潤上繳既是復式預算體系內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同時也是國有資本預算調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合理水平的國有資本收益上繳，既有利于充實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完善復式預算體系，同時也是加強雙元預算調控的內在要求。
綜合上述分析，國有資本收益上繳的必要性是由國有資本財政的特殊性、必要性及其發展變化的需要決定的。因此，有必要將國企上繳國有資本收益的行為置于國有資本財政理框架下，跳出企業利潤分配的理論界限，就其財政再分配的屬性進行深入研究，增強相關理論研究對于政策制定及政府工作實踐的指導能力。
（作者單位：中國財政科學院）
【參考文獻】
①葉振鵬、張馨：《論財政的雙元結構模式》，《山東財政學院學報》，1994年第1期。
②本刊記者：《雙元財政是公共財政的必要過渡階段――廈門大學張馨教授訪談錄》，《中國財政》，2002年第4期。
國民經濟與國有經濟的區別范文6
論文摘要：該文從構建現代金融組織體系﹑解決三農發展金融需求問題分析發展民營銀行必要性出發，從政策法規和理論上論證了發展民營銀行的可行性，并探討了中國發展民營銀行的路徑選擇。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市場化程度的逐步提高，改革開放力度的進一步加大以及中國與世界經濟聯系的日益緊密，民營經濟在我國經濟發展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過程，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與發達國家的民營經濟相比，我國民營資本在作為市場經濟核心的金融體系中，存在參與程度較低，金融壓抑現象較突出等特點。加入WTO后，外資銀行將廣泛進入，國有商業銀行在短期內也要轉換經營機制，實行戰略性市場退出，在此背景下分析完備、安全的金融體系的構建，探討民營資本進入銀行業有較大的現實意義。
1.發展民營銀行的必要性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金融業將逐步對外全面開放，面臨的全球金融自由化的沖擊將更加猛烈，發展民營銀行并非權宜之計，而是深化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戰略性步驟，從我國當前情況看，發展民營銀行的必要性體現在：
1.1構建現代金融組織體系以適應市場經濟發展
現代金融組織系統應該是包括國有制、股份制、合作制和民營機制在內的多層次、多元化的體系。市場經濟的深化發展，促使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客觀上要求發展民營銀行等非國有金融機構。當前個體、民營經濟已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增長點，客觀上要求金融機構為個體和私營經濟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務。國家也要求金融機構加大對個體、私營經濟服務力度，但由于體制等方面原因，政策效果并不明顯，個體、私營經濟的融資環境并未得到改善，缺乏金融支持是制約個體、私營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突出問題。要想有效改變這一現狀，關鍵在于我國金融業要按照生產決定流通、經濟決定金融的規律調整經營戰略。
1.2提高我國銀行業的產業互補性優勢
金融市場中信息不對稱導致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使大企業容易得到低成本貸款，同時有利于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方式的進行。在信息處理固定成本的分攤方面，大銀行為大企業提供貸款是理性經濟人的行為。相對應的是在信息處理固定成本分攤原則下，中小企業難以得到低成本融資。發展民營銀行，可以在比較優勢分工原則下，與大銀行在產業分工上形成協作與補充。大銀行獲得中小企業的信息成本高，缺乏靈活性。而民營銀行分散在各地，對中小企業情況較熟悉，獲取信息的成本較低，運作靈活。這樣民營銀行的出現將彌補大銀行服務的遺漏，為中小企業開拓新的融資渠道。
1.3解決三農發展金融需求的問題
由于國有商業銀行脫胎于計劃經濟時期，在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中，存在著角色轉換滯后的問題。在原有機制下形成的信用機制，非公有制經濟被排除在社會經濟制度之外，無法獲得國有經濟得到的信用安排。截止到目前的金融改革，并沒有突破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信用關系，國有商業銀行仍然很難向三農發展提供金融服務。發展民營銀行，可以優化現行金融體系下的信用機制，改變對三農發展金融服務短缺的現狀，促進三農的健康良性發展。
1.4發展民營銀行，是實現積極財政政策逐步退出的最優選擇
雖然我國目前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均在國家可控范圍內，但都達到歷史最高記錄，積極的財政政策必須相機退出。積極財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將使社會總投資減少，社會總收入也隨之減少。目前我國正在實施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在這一背景下，發展民營銀行，以利潤最大化引導投資，可以彌補因投資減少所帶來的社會總收入減少。從這個角度看，發展民營銀行為當前緊縮性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2.發展民營銀行的制約因素
我國具有發展民營銀行的必要性和現實可行性，但現實中我國民營銀行發展緩慢，是因為諸多制約因素（如民營銀行設立方式的選擇，各階層利益關系的協調等）限制了民營銀行的發展，分析制約因素并以期為民營銀行發展政策制定者提供思路。
2.1設立形式的兩難選擇
發展民營銀行，基本途徑是新設和改組。新設優點在于沒有歷史遺留問題，有利于民營銀行輕裝上路；改組是通過對問題金融機構整合降低金融風險，并有效利用原金融機構的設備、客戶等資源。理論界常用以下模型對這兩種方式進行成本效益分析：
（Y1+Y2-C1+€1）/（Y3-C2+€2）
其中：Y1=通過改組方式化解金融風險帶來的收益；
Y2=利用被改組對象資源帶來的收益；
Y3=銀行沒有歷史遺留問題的負擔，輕裝上陣帶來的收益；
C1=處理被改組對象遺留問題產生的成本；
C2=開辦費等新增成本；
€1，€2=其它的一些對成本及收益產生影響的因素。
通常情況下若比值大于1，則選擇改組方式設立；當比值等于1時，改組和新建方式沒有區別；當比值小于1時，選擇新建方式設立。但是Y1（與當地信用社發展狀況相關性強）與C1（與當地政府態度相關性強）難以準確量化，使決策者在選擇設立形式時陷入兩難境地。
2.2各階層利益關系的協調
在發展民營銀行的理論觀點提出后，各地區不同程度上認識到發展民營銀行對本地經濟的推動作用，江浙地區、東北地區、環渤海地區紛紛要求發展區域性民營銀行。但如果沒有充分論證，盲目發展，將可能出現我國信托業過度發展的后果，危及金融體系安全。另一方面，發展民營銀行將對原有金融機構產生沖擊，以致對地方政府利益產生影響，可能導致地方政府保護主義，設置障礙，提高民營銀行的進入壁壘。
2.3規模經濟及風險防范
銀行業的突出特征是規模經濟。規模越大，銀行的單筆業務固定成本越低。歷次金融危機告訴我們，銀行自身抵抗風險的能力與銀行的規模成正比。結合民營資本的投資能力與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已形成的壟斷地位來看，新生民營銀行不可能組建成像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那樣的超級大銀行，其單位營業成本較高和自身抗風險能力較弱的特點將制約其發展。
2.4經營人才問題
銀行業以經營風險為業務特征，對從業者有較強的專業知識要求。加入WTO后，我國銀行業面臨全球競爭，而競爭的核心是人才的競爭，只有擁有高素質的人才和高水平的管理，才能充分利用和有效組合現有資源。但是優秀的企業家并不一定是合格的金融家，發展民營銀行客觀上要求外聘職業經理人，而我國民營經濟中的現代委托——關系落后，經營者和所有者信任成本不斷提高，加上長期以來民營企業家形成的“事必躬親”的習慣，發展民營銀行的人才制約問題將更加突出。
3.發展民營銀行的路徑選擇
3.1組建民營化的農村股份制商業銀行
農村經濟不單純由農業和農戶組成，還包括農村工商企業。伴隨著農業特別是部分地區農村工商企業的發展和經營規模的擴大，其對資金的需求日益增多，而日益增長的資金需求客觀上為商業化金融組織在廣大農村地區提供了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組建農村股份制民營商業銀行，其入股的股東應該以農村信用社原有社員為主，重點吸收有資金實力的農戶、農村個體工商戶和農民開辦的中小企業，使其資本金全部由民間資本入股組成，在經營過程中逐步壯大。
3.2組建民營化的城市股份制商業銀行
城市商業銀行大多是由各地區的城市信用社改組而成，由于大量歷史遺留問題，使其風險集中，經營問題復雜，規模一般較小，且經營能力不足，所能經營的中間業務較少，幾乎未涉及到表外業務的經營。監管當局亦不允許其在異地設立分支機構，限制其擴張網點，這些均制約城市商業銀行的壯大。城市商業銀行可以引進優質的民營資本所有者加盟，促使國有背景股本的逐步稀釋，最終實現民營化。這些城市商業銀行在經過股權結構民營化后，有利于消除各種非市場因素的干擾，實現鄰近地區商業銀行的并購和營業網點的擴張，逐步發展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