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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批評史范文1
論文關鍵詞：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術語；類型；特點
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在其兩千多年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自成體系的一套名詞術語、范疇系統，一些傳統批評的概念和術語，如“氣”、“味”、“趣”、“神”、“韻”、“沉郁”、“飄逸”、“陽剛”、“陰柔”等等，至今仍然為漢語文學批評所沿用?，F代中國文學批評的話語系統，除了借鑒西方的批評理論和概念工具，還需要認真清理中國古代的批評術語。
一古代文學批評術語的類型
閱讀古代詩話詞話，撲面而來的大都是對作家作品藝術精神和風貌神韻的整體直觀術語，諸如“氣”、“味”、“趣”、“神”、“韻”、“沉郁”、“飄逸”、“陽剛”、“陰柔”等等。它們對傳統寫意性的文學作品往往具有獨特的把握功能，能夠給有共同閱讀背景和藝術經驗的讀者以極大啟發。這些術語，不僅是傳統批評中溝通批評家和讀者的中介，同時因其反復使用被不斷注入深刻的美學內涵又成為了傳統美學思想體系的概念范疇。
除了詩歌批評的簡約性用語，我們在大量的評點派批評文字中，還隨處可見從社會人生體驗中借用而來的分析小說戲曲形式技巧的術語，諸如“寒冰破熱”、“草蛇灰線”、“急脈緩炙”、‘笙簫夾鼓”、“一擊兩鳴”等等。運用這些不同于詩文評論的術語，往往能夠使批評家的文學理解與讀者的閱讀經驗和社會經驗協調起來，增加批評的可讀性。
此外，清代以來，文學批評中開始出現一些先釋后用的術語，如金圣嘆提出的“以文運事”、“因文生事”、“因緣生法”，陳廷焯提出的“沉郁”，王國維提出的“悲劇”等。這些批評用語已經不同于那些雖有詩意卻內涵模糊的彈性語言，具有確定的內涵，帶有現代文學批評話語方式的特點。
二古代文學批評術語的特點
以西方文學批評的術語為參照，我國傳統批評術語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模糊性、多義性和具象性。古代文學批評術語的提出者往往是用以表達自己審美理解中的感受印象，故不作明確界說；運用者則主要也是依據自己的體會，并不注重根據上下文來推斷提出者所要表達的含義，故一個概念術語統統難以求得一致。每一批評術語都有不同層次、不同角度的多種含義。例如古代批語中常用的術語“味”，就具有這一特點。陸機首先將“味”用之于文學批評，《文賦》云：“闕大羹之遺昧，同朱弦之清泛。”用白煮的肉汁比喻文章缺乏必要的修飾而乏味?！段男牡颀垺分卸嗵幱谩拔丁?，“味”已轉變成專門的文學批評術語：“深文隱蔚，余味曲包”(《隱秀》)；“儒雅彬彬，信有遺味”(《史傳》)；“子云沉寂，故志隱而味深”(《體性》)；“張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詩》)。到了鐘嶸《詩品》，“味”特指詩歌的藝術性：“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昧者也”；晉代玄言詩“理過其辭，淡乎寡昧”。到了唐代詩評中，“味”的涵義又有新的發展?！段溺R秘府論》云：“詩不可一向把理，皆須入景語始清味”；“景與理不相愜，理通無味”；“詩一向言意，則不清及無味；一向言景，亦無味。事須景與意相兼始好”。
這里的“味”顯然是指情意交融產生的抒情詩特有的藝術韻味。晚唐司空圖進一步提出“味外之旨”、“韻外之致”，南宋楊萬里倡言“去詞去意”而詩“昧”猶存，“味”又成為了超乎言間之表的文學韻致，一種綜合了詩歌全部藝術要素的美感效應。至此，“味”作為文學批評的重要術語，其基本含義才得以明確。
由于批語術語的提出者是用以表達自己的審美感受，因此往往使術語帶上具象比喻的色彩。批語術語的具象性使批評文本具有隱喻的特點，如果這種具象比喻貼切中肯，便能超出批評家一己之感受，為后批評家所采用?！妒衷娫挕肪硐略f：
古今論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為“初日芙渠”，沈約稱王筠為“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俺跞哲角?，非人力所能為，而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于造化之妙，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皬椡杳撌帧?，雖是輸寫便利，動無留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也。“初日芙渠”等，出語精當，比喻貼切，作為風格批評的術語，被后人經常采用。
第二，批評術語的人化傾向。以人喻文學，是占代批評術語體系的突出特點，秦漢以來，以氣、以性論人的傳統，導致六朝批評家以人為喻的術語成批出現。古人批評中普遍采用的諸如“氣”、“才”、“性”、“情”、“志”、“骨”、“神”、“脈”、“文心”、“句眼”、“肌理”、“神韻”等術語都是“近取諸身”以人為喻的產物。六朝文學批評大多帶有品評特點，而最早設品所論的對象，便是人。品藻人物的風氣影響到品畫、品書、品詩，自然就帶上了由品人帶來的特點。
第三，傳統批評術語具有長期延續性，在不斷運用中注入新的內涵，使其具有活力的同時，也容易老化，幾成套語。
例如古代批評的“氣”，由單詞而推衍為許多復合詞，內容越來越豐富，含義各有側重。有的側重于人身之氣，如“志氣”、“意氣”、“氣力”、“風氣”、“生氣”、“神氣”、“才氣”等；有的側重于藝術方面，如“辭氣”、“氣象”、“氣格”、“氣勢”、“氣體”、“氣韻”、“氣脈”、“骨氣”、“氣味”、“氣調”、“氣候”、“聲氣”、“氣魄”等。古人謂“文以氣為主”，居于主體地位之“氣”便成為判斷作家作品藝術品位的重要尺度，由此衍生出如此之多的“氣”，其原因就不難理解了。玩味之余，很難辨別各種近似而又含義模糊之“氣”的含義，不覺反生疑惑：是否有必要提出這樣多煩瑣之“氣”?“擲筆三嘆之余，好心腸的行家應該告訴普通讀者一個訣竅：與其永遠糾纏不清，不若大刀闊斧”，將這些眩人眼目的“文字迷宮”予以合并歸類，抓住它們所要傳達的真正含義。
隨著小說戲曲批評的興起，批評家“別作奇警之新熟字以為命名”，如評《西廂》有烘云托月法，月度回廊法，羯鼓解穢法，那輾法，淺深恰好法，起倒變動法；評《水滸》有倒插法，夾敘法，草蛇灰線法，大落墨法，綿針泥刺法，背面鋪敘法，弄引法，獺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極省法，欲合故縱法，鸞膠續弦法，等等。這些術語來自日常生活用語，易流于批評者個人一時之趣味，不易被他人理解。故這一類的批評術語只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在一部分小說戲曲作品的評點中運用，頻率較低。
三古代文學批評術語的文化成因
傳統批評術語產生于漢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烙印。先秦時期，哲人對于抽象意義的表達普遍是從具體的感性對象人手的，并借助于感性對象本身的某些特點使人領悟其所要表達的抽象內涵?？鬃訌娬{高尚獨立的人格，但也從未作過關于人格的抽象論述，而只是說“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論語·子罕》)；老子認為“有生于無”，“無”即“道”，是難以用語言來界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因此也需借助于具體物象的“空虛”來使人體會“無”(道)的特點：“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誕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遠古的八卦也是現象直觀的產物，《周易·系辭下》說：“《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薄胺蚯_然，示人易矣；夫坤隕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笨梢姡素允窃趯ο笾袑Α跋蟆敝跋瘛钡某橄螅橄蟮慕Y果不是導致概念的產生，而是對“象”的模擬，《系辭上》說：“對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毕惹卣苋诉@種在現象中直觀本質的直觀思維方式，成為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邏輯起點，奠定了古代思維的基本形式，制約著古代學術文化的發展方向，并影響到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傳統批評術語的具象性、模糊性與多義性，作為直觀思維(主要表現為把握事物現象的表象特征及其本質屬性的主體性活動)的產物，既為歷代批評家長期遵奉，也為廣大讀者所認可。HTtP//:
中國古代語言文字的特點對傳統批評術語的形成也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漢字沒有走上與大多數民族語言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而成為對現象進行概括、模擬的象形一表意符號系統，與古代直觀取象的思維方式密切相關。許慎《說文解字敘》認為八卦的起源同時也是文字的起源，文字因而也具有類似“象”的特點：內涵不確定，包容性極大。這就客觀上限制了語言文字在數量上的膨脹，“古者字極簡，……字簡則取義自廣。統此一字，隨所用而別。熟繹上下文，涵詠以求其立言之指，則差別畢見矣”。尚簡不僅是文字的固有特點，而且是使用漢字的文人的習慣，劉大槐《論文偶記》云：“文貴簡”，“簡為文章盡境”。字簡和尚簡的語言表達習慣制約著術語概念的精確。西方哲人，力圖弄清術語內涵不同層次的邏輯關系，力圖區分不同術語之間的界限，其結果是術語增生，而中國古代哲人則不作此種區分，“統此一字，隨所用而別’。
一定的時代和社會都擁有只屬于自己的文化環境，對于既定文化傳統，批評家沒有選擇的余地，也無法抗拒它的滲透力，只能被刻上歷史文化的印記。中國古代直觀取象的思維方式，形成的概念術語籠統含糊，缺乏明確定義，這明顯的不利于科學的發展，因為術語概念是人們進行科學研究的符號工具和理論思維成果的物化形式。任何一種理論體系的建構，都要以內涵和外延明確的術語概念為前提。
但是，文學批評不同于文學研究，文學批評既帶有科學活動的特點，又是一種審美的藝術活動。因此，它方面要求批評術語有基本確定的含義，用來分析批評對象的內涵意義；另一方面，由于批評對象某些層面的性質具有不確定性(如詩意、詩味)，批評對這些因素的理解只能是一種彈性把握，“詩之至處，妙在含蓄無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同言之間，其指歸在可解不可解之會，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離形象，絕議論而窮思維，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為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非板則腐”(葉燮《原詩·內篇》卷五)。文學批評的對象性特點，決定了批評術語的使用不必同理論研究一樣精確嚴密，批評家從調整自己的審美感受的需求中，才產生出動用某種理論術語的欲求。這樣，一個內涵精確的概念一旦進人具體的批評實踐，都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只有經過模糊化彈性處理的理論概念，才能在批評中獲得實際的充實的意義。哲學家理論思維中過于泛化和抽象的結論盡管內涵和外涎都很精確，卻是很難和具體作品的存在形式相對應。
古代文學批評史范文2
中學的古詩文教育，除了讓學生接觸、喜愛古詩文以外，教會學生分析鑒賞古詩文的方法也很重要。如何在中學語文教學中突破“主題思想、內容結構、抒情特色、語言藝術”等傳統分析模式，以全新的視角和理論啟發學生領略作品的個性和藝術的獨特性，學會鑒賞不同體裁、不同風格的詩文作品，并學會古詩文批評鑒賞之法，授人以魚，也授人以漁，至為關鍵，也至為迫切。
傅庚生教授是中國文學批評史及唐詩研究的前輩學者，有多種論著。我喜歡他的《中國文學欣賞舉隅》一書，因其有助于古詩文的賞析和教學。該書將文學批評與文學鑒賞相結合，將理論與創作實踐相結合，借用古代的詩文理論來講解古詩文賞析之法，體現了鮮明的學術個性，與高頭講章式的文學批評論著有很大區別。
傅著雖然篇幅不大，但內容豐富，茲擇舉其要目以窺一斑：精研與達詁；深情與至誠；情景與主從；聯想與比擬；脈注與綺交；縱收與曲折；穿插與烘托；警策與夸飾；辭意與隱秀；勢度與韻味；真色與丹青；雅鄭與淳漓；練字與度句；重言與音韻；對偶與用事；摹擬與熔成。
可見，舉凡古詩文的閱讀方法、詩文的情感表達、比興之法、結構布局、風格變化、格調庸雋、語言聲韻等各方面的鑒賞問題均有涉獵。我以為，該書最大的特點就是融合中國傳統的詩文理論與詩文鑒賞于一體，借助古代的詩話、詞話、文話來分析鑒賞古詩文，它對我們今天的借鑒作用也體現于此。
西方現代文學理論盛行“細讀”之法，傅著也有此特點。他論述詩文之抒情達意、布局結構、層次變化、用字用韻，均極細極詳，對鑒別詩文之美丑，指摘瑕瑜，十分有用。他結合具體的詩文例句，借用古代詩文評話語，屢論古詩文“縱收之法”“明暗兩法”“隱勝與疏快”“練字與度句”“用韻之清濁”等等，對古詩文之“細讀”，尤有勝處。
書中還有許多獨得之見，如“以感人之淺深，衡量文學作品之優劣，十九得之”，“情不深而誠不至之文章，亦有借形式上之技巧或時代之崇尚而傳世或風行一時者矣，然均不足與于第一流作品也”等。世人多對秦觀《滿庭芳》“山抹微云”有好評，傅先生則指出此詞在“情景間未能勻稱”。這些見解，對于我們如何準確地鑒賞詩文作品，也有借鑒作用。
古代文學批評史范文3
【關鍵詞】“赤字之心”；王國維；知識結構
“赤子之心”說見于《人間詞話》（徐調孚校注版）卷上第十六則，其云：“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故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是后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睂@則詞話的理解體現了王國維學貫中西的知識結構。
一、 “赤子之心”說的西方淵源
佛雛在其《王國維詩學研究》中曾說：“王氏‘赤子’說，……其直接淵源，則在叔本華所謂天才的‘童心’，他所取于‘赤子’的，似是一個處于自由狀態的‘自我’?！?[1]他直接點出了王國維“赤子之心”說的理論淵源，對我們理解“赤子之心”頗具啟發意義。叔本華認為天才和兒童的共有特征就是天真以及單純的、自由的心境。擁有這樣心境的天才詩人可以擺脫個人欲望與利害關系，客觀地窺視人類與事物的內在本性，并且把窺視到的內在本性與自身單純的情感融合在一起，一并表現出來。雖然這種情感具有個體性質，但其中所蘊含的內在本性則往往具有人類共有的性質。不僅僅是后學對王氏學說闡釋時發現“赤子之心”說與叔本華理論的關系，王氏自己在《叔本華與尼采》中也曾有過論述：“天才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人生至七年后，知識之機關即腦之質與量已達完全之域，而生殖之機關尚未發達，故赤子能感也，能思也，能教也?！?[2]其意旨在于不失赤子之心者可以超脫意志（欲望）的束縛，進入思考與感悟的高級階段。又說：“赤子若狂也，若忘也，萬事之源泉也，游戲之狀態也。” [3]其意旨在于不失赤子之心者可以暫時超脫外界的利害關系進入自由自在的藝術境界。
在王氏看來，李后主就是這樣的天才詩人。一來后主的個人生活基本限于宮廷，閱歷相對較淺，經歷政治變動被囚之后，生活就更加簡單。二來由于政治變動，他經歷了亡國之痛，成為階下囚，這種痛楚讓其能夠超越個人命運，進入社會普遍領域。其早期的生活相對來說比較歡愉，其詞也流露出愉快的感受。如《玉樓春》和《浣溪沙》。中期的生活比較慘淡，積貧積弱的小國已經招架不住北方強敵的威壓，他的詞中也表現出對無力回天的苦惱與悲哀。如《清平樂》（別來春半）、《搗練子》（深院靜，小庭空）。詞中沒有了早期的歡愉，代之以對淡淡的悲傷。后期的生活比較悲慘，他成為宋之階下囚，生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自然也反映在他的詞上，中期詞中淡淡的悲傷被對昔日奢華生活的回憶與對故鄉的思念所代替。如《望江南》中把對故鄉的思念直接表現出來：“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游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正是這樣一位李后主在他的早、中與晚三個時期都體現了純真的大孩子氣，其閱歷之淺也給他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影響，以至于被囚時還不避諱，最終招致殺身之禍。國家不幸，詩家興。其詞倒是在詞學史上留下一筆，成為王國維筆下的天才詩人。
從以上可以見得，王國維所提出的“赤子之心”，不同于老子的“赤子之心”（與世無爭的純真），不同于孟子的“赤子之心”（有德行的人），而是具有西方哲學內涵的“赤子之心”，其對于人的意志與外界利害關系的超脫更是直接來源于叔本華的哲學理論。
二、“赤子之心”說的古典淵源
葉嘉瑩女士指出：“靜安先生的《人間詞話》，便曾受到兩種傳統批評方式的影響，既好以作者之人格性情為評說作品風格之依據，又好以具體之意象來喻示作者之風格。” [4]她所舉之例正是“赤子之心”這一則。
以作者之人格性情為評說作品風格之依據，在我國古典詩歌評論中是很重要的一種的方式。中國人本來就習慣將歷史人物分作幾等，最典型的表達乃是在《漢書·古今人表》，其中將上代歷史人物分作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三等，共有九等，即所謂“九品論人”?！皷|漢后期，品評人物之風更為興盛，開始從整體上以意象語形容其胸襟、德性、氣度、風韻?！?[5]漢魏之際的劉邵的《人物志》是一部關于品評人物的理論著作，該書總結了過去的人物品評理論，在當時和后代有很大的影響。將人物品評與文學批評結合起來究其原因還是出于人品與文品合一的思想。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幾乎一直都存在著把文品與人品緊緊結合起來。劉勰《文心雕龍·體性》中的“觸類以推，表里必符”也表達著這樣的思想。王氏在其《文學小言》中說：“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于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茍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學者，殆未之有也。” [6]此段小論給人物品評與文學批評的關系做了極好的注腳。同時，也指導著王氏自己的詞話批評。
將人物品評與文學批評結合起來最大的缺點就是專以人物品評來評價文學藝術，就會忽略文學藝術自身的藝術規律與藝術價值。因為人在現實生活的所積累的經驗與在文學作品中所體驗的經驗不能混為一談，兩者存在質的區別。畢竟，文學藝術是通過想象與情感的結合表現作者自身對社會、人生、自然等的認識，這種認識區別于現實。王氏作為一代大師自然不會不知道這一點，反觀其說后主詞“不失赤子之心”是“為人君所短，詞人所長”，并不是盲目將人格與文學批評聯系在一起，而是就作者性情中某一方面的特質與其風格存在因果關系來展開討論。后主之詞其情感自然流露且純真，與其為人率直便確實存在相通之處。王氏在《人間詞話》中應用此種批評方法，不僅僅見于這一則，其他則也有體現。如上卷第四十四則“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無二人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效捧心也。”第四十八則“周介存謂‘梅溪詞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瘎⑷邶S謂‘周旨蕩而史意貪?！硕Z令人解頤?！蓖跏蠈⑦@種批評方法應用的非常恰當，發揮了此方法的長處，也避免了短處，將詩與人的合二為一，也點出了詩歌中真情實感的源流之一，這也是我國古代文學批評值得珍視的寶貴傳統。
古代文學批評史范文4
中國古代文學批評頗多對待性范疇,如“形”與“神”、“奇”與“正”、“復”與“變”、“繁”與“簡”、“濃”與“淡”,等等,素為論者關注,并做有很湛深的研究。但對“老”與“嫩”這一組對待性范疇的討論則較少看到,其所涵示的意義也較少為人發揚。其實,它們在宋以后有很活躍的表現,由它們及其所提攜起的一連串后序名言,很好地概括了古人力求完粹,高不傷膚、雅不落巧的創作追求,適切地傳達了宋以來“后經典時代”中國人獨特的文學經驗與審美趣尚?！袄稀痹肝锸屡c人的歷時久遠,用諸論文,指作品的老熟與老成。如杜甫《敬贈鄭諫義十韻》之“毫發無遺憾,波瀾獨老成”。老成的筆法稱為“老筆”,如李白《題上陽臺》之“山高水長,物象萬千。非有老筆,清壯何窮”,劉克莊《劉圻父詩序》之“它日余將求續集而觀老筆焉”。由老成筆法構成的佳句叫“老句”,如王世懋《藝圃擷余》稱杜甫“故多變態,其詩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麗句、有險句、有拙句、有累句”;
構成的格調叫“老格”,如僧鸞《贈李粲秀才》有“前輩歌詩惟翰林,神仙老格何高深”。由此老格的作品,通常洋溢著“老氣”,如謝逸《陳倅席上分韻得我字》之“酒酣涌新詩,老氣激衰墮”;故可稱“老作”,如曾季鋰《艇齋詩話》稱“韓文杜詩備極全美,然有老作,如《祭老成文》、《大風卷茅屋歌》,渾然無斧鑿痕,又老作之尤者”?！澳邸庇晌锍跎鷷r的柔弱樣態和事初起時的輕微狀態,衍指物之質地不堅實、顏色新鮮淺淡,還有人的青澀不老到,這些都很容易了解。但有時也指事物與人性可貴的本初,譬如宋明理學家就常如此,他們以“仁是嫩物,譬之草木,嫩則生,老則枯”,①在此中投托了自己許多的哲思。用以論文,則指作品字句聲色的俊美細膩乃或庸腐華偽。如鐘嶸《詩品》卷下之論戴逵詩“嫩弱”即是。要之,“大約‘老’字對‘嫩’看”。②如陸時雍《詩鏡總論》評“齊梁人欲嫩而得老,唐人欲老而得75嫩,其所別在風格之間;齊梁老而實秀,唐人嫩而不華,其所別在意象之際;齊梁帶秀而香,唐人撰華而穢,其所別在點染之間”。陳繹曾《文章歐冶》以“嫩”為古文病格,又明確地以“不老”釋“嫩”。王思任《世說新語序》稱劉義慶“本一俗語,經之即文;本一淺語,經之即蓄;本一嫩語,經之即辣。
蓋其牙室利靈,筆顛老秀,得晉人之意于言前,而因得晉人之言于舌外”?；蛘撛?或評文,但大抵都是由這樣的對看,來揭示其意義的分野?！袄稀迸c“嫩”被廣泛用于文學批評,大抵在宋代。特別是“老”這個范疇,可見諸其時各家文學批評。具體地說,它可以是一種“老健”,如朱熹《跋病翁先生詩》稱“逮其晚歲,筆力老健,出入眾作,自成一家”;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引蘇軾論張子野,也有“子野詩筆老健,歌詞乃其余波耳”之說?？梢允且环N“老蒼”,如黃庭堅《次韻答邢敦夫》之稱“兒中兀老蒼,趣造甚奇異”?？梢允且环N“老辣”,如劉克莊《趙戣詩卷題跋》稱“歌行中悲憤慷慨生硬老辣者,乃似盧仝、劉叉”?？梢允且环N“老練”,如葉適《題難岳詩稿》稱“潛夫思益新,句愈工,涉歷老練,不止闊遠,建大將旗鼓,非子孰當”?？梢允且环N“老重”,如黃庭堅《答洪駒父書》稱“寄詩語意老重,數過讀,不能去手”。
以后歷代人更將之廣泛運用于各體文的批評,成為古代文學批評史上一個重要的理論范疇?！袄稀迸c字句有關,所謂“凡下字造句堅致穩當即老也”。①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說:“用意高深,用法高深,而字句不典、不古、不堅老,仍不能脫凡近淺俗。故字句亦為詩文家一大事。”他還具體列出“義法粗胚”若干,“轉折”、“氣脈”之外,就有“不經意助語閑字”,其下注曰:“必堅老生穩”。而像元詩那樣,“其詞太綺縟而乏老蒼,其調過勻整而寡變幻”,②是作詩之下乘,為歷代論者所不取。字有字法,除“貴屬對穩”、“貴遣事切”、“貴結響高”之外,還“貴捶字老”,要之“總歸于血脈動蕩,首尾渾成”。
古代文學批評史范文5
1985年1月在陜西省作家協會和中國小說學會的主辦下,《小說評論》在西安創刊,它是全國唯一的專事小說研究的雜志。隨著刊物的順利發行,《小說評論》周圍很快薈萃了一大批致力于小說批評及文學研究的省內外學者:胡采、閻綱、張韌、繆俊杰、蒙萬夫、吳亮、白燁、肖云儒、陳孝英、曾鎮南、何鎮邦、費秉勛、劉再復、樂黛云、肖云儒、劉建軍、王愚、雷達、何西來、季紅真、蔡葵、刑小利、賀紹俊、周政保、吳秀明、暢廣元、李健民、邰尚賢、李星、徐岱、孫豹隱、管衛中、李運摶、趙俊賢、王仲生、李國平、朱寨、秦兆陽、宋遂良、南帆、李昺、李潔非、周海波、丁帆、仵埂、郜元寶、韓魯華、孟繁華、魯樞元、溫儒敏、王彬彬、孫紹振等等,他們及時評述當代小說創作、發表小說理論研究成果,很快《小說評論》雜志成為陜西小說批評研究的重要陣地。90年代,陜西文學的批評隊伍由兩部分人員構成,一是活躍在80年代文壇上的筆耕文學組成員,二是來自學院的一批中青年學者,他們以飽滿的熱情與良好的知識結構為文壇注入新鮮的血液,這批老中青三代批評者依托《小說評論》、《延河》文學月刊,從批評的理論基點、方法、風格等多方面展開多維的探索。陜西文學批評格局性的變動在90年代。長篇小說《白鹿原》、《廢都》的面世,在當代陜西文學史上是界碑性的事件。實、賈平凹等作家對傳統經典現實主義文學創作手法的超越,引發了文學批評界對傳統批評模式的深層反思與話語策反。90年代文學批評陣地《小說評論》的成長以及陜西文學批評隊伍的壯大,表明文學批評多元化發展條件已經具備。
在90年代以來的文學批評結構中,除了傳統的社會歷史學批評外,還有深受社會歷史批評學影響又獨具理論視角和批評方法的其他批評模式,如印象主義批評、心理分析批評、歷史美學批評、地域文學批評、神話原型批評、文化詩學批評等,形成了陜西文學批評多種模式并存、風格紛呈的局面。這種多元化的文學批評模式,根本改變了陜西文學批評單調的文學地圖,文學批評逐漸走向多維發展的空間。印象主義批評模式最初來自法國,批評者重視對批評對象的主觀感受以及由此生發的對作品意旨的理解和發揮。筆耕文學研究組不少人駕輕就熟印象主義批評模式,他們的文章標題就以“有感”、“印象”、“漫談”命名,行文不斷出現“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賀抒玉小說印象》、王愚的《賈平凹創作漫談》。文本中批評者的閱讀感受與印象隨處可見,王愚這樣評價賈平凹:“讀賈平凹的作品,會使你情不自禁地去這叢山環繞、流水淙淙的山區,熱愛山區生活中正在成長中的新一代,而這種熱愛常常會激發你對我們整個生活、整個人民的深摯而又親切的感情,這也就是賈平凹的貢獻?！?/p>
王愚將個人的感受和情感澆注于批評對象,其批評散發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筆耕文學研究組成員經歷了當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動蕩,對歷史與革命、文藝與人生有著獨特的體悟,這使得他們的見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心理分析批評隨著現代心理學的發展而形成的文學批評模式,它在當代中國文學批評中能被廣泛運用,在于東方文化重直覺、重體驗、重靈性的精神活動與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暢廣元等著的《神秘黑箱的窺視》是心理分析批評模式的重要成果,該書以賈平凹、路遙、實、鄒志安、李天芳五作家為研究對象探微創作的神秘黑箱,論文有:吳進的《賈平凹創作心態探析》、費秉勛的《生命審美化———對賈平凹人格氣質的分析》、李繼凱的《矛盾交叉:路遙文化心理的復雜構成》、肖云儒的《路遙的意識世界》、李凌澤的《鄉土之愛與現實憂患的變奏———實小說創作論》、孫豹隱的《謀理性與感性的統一》、陳瑞琳的《野火?荒原———對鄒志安創造的“愛情世界”的思考》、陳孝英的《鄒志安,一個又不安分的靈魂———與鄒志安陳瑞琳對話》、屈雅君的《回首向來蕭瑟處———李天芳論》、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趙學勇的《鄉下人的文化意識和審美追求———沈從文與賈平凹創作心理比較》、韓魯華的《賈平凹、路遙創作心態比較》、暢廣元的《〈白鹿原〉與社會審美心理》、李繼凱、李春燕的《新時期30年西安小說作家創作心態管窺》等論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獲;專著有費斌勛的《賈平凹論》、李繼凱的《新文學的心理分析》和閻慶生的《魯迅創作心理論》;屈雅君、李繼凱編的理論研究專著《新時期文學批評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陜西文學批評重要的理論收獲,此書系統分析了影響新時期文學的八類批評模式,開篇首章對心理批評進行研究,對陜西及全國的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具有一定的意義。美學歷史批評②作為文學批評方法,要求將美學方法和歷史方法結合起來,在藝術與歷史分析的相互滲透中剖析文學作品。“美學和歷史的觀點”是文藝理論的文學價值標準和批評原則。當代陜西文學批評基本上是在美學歷史批評的方法體系中進行,50、60年代強調文學與社會、時代環境的關系,80年代兼及文學與美學的關系,90年代美學歷史批評將社會學、文化學、心理學、哲學、人類學諸多學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評體系中,實現美學與歷史的雙向滲透,使研究水平達到新高度。這方面王仲生的實研究成果喜人:《從與農民共反思走向與民族共反思———評實80年代后期創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詢和構筑》、《白嘉軒:文學史空缺的成功填補》、《人與歷史歷史與人———再評實的〈白鹿原〉》。王仲生“歷史的觀點”突破對歷史的靜態認識,關注到歷史糾結處的關聯性,把人與社會、環境、文化焊接一體,置于社會結構演變的流程中。他這樣評述實的歷史觀:“人,人的命運,始終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們不再是歷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歷史結論的形象性注釋,他們是活生生的歷史存在和血肉生命。這反映了實歷史意識的現代性?！蓖踔偕谘凶x文藝理論的基礎上,有機汲取了新歷史主義理論的成果,承認歷史與人的平等關系和對話原則:“真正的歷史對象,并不是一個純粹的客體,也不是任主觀意識擺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統一,是一種關系,一種對話。在這種關系中,同時存在著歷史的真實和歷史理解的真實?！?/p>
此外,李星的《在歷史與現實之交———讀實中篇小說〈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紀中國鄉村小說的基本傳統》、周燕芬的《賈平凹與30年中國文學的構成》等文,也是美學歷史批評結出的碩果。神話原型批評是新時期文學批評中出現較晚的批評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組原型批評文章載于《現代英美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1982年榮格的《心理學與文學》也有譯介,但當時并未引起重視。直到1987年葉舒憲選編的《神話一原型批評》一書由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神話原型批評才激發起人們自覺運用的熱情。其實,葉舒憲1986年在《民間文學論壇》第1期發表《英雄與太陽:〈吉爾伽美什〉史詩的原型結構與象征思維》,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運用原型批評的系列成果,專著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與太陽?中國上古史詩的原型重構》、《太陽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學中的女性原型》(與李繼凱合著)、《詩經的文化闡釋》、《高唐神女與維納斯》等。葉舒憲的研究成果填補了神話原型批評的學術空白,季紅真給以充分肯定,認為原型批評對于人類精神之謎的解密極有意義:葉舒憲把原始思維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維納入原型批評的理論框架中,揭示集體無意識層面上文學原型的置換變形,拿到一把打開現代人和前人心靈溝通的鑰匙。
葉舒憲的批評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學與外國文學范疇,對陜西文學尚未涉獵,但對整體慢半拍的陜西文學研究而言,陜西神話原型批評由于葉舒憲等陜西師范大學學人③的踐行,在全國文學批評中一時獨領。文化詩學批評段建軍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將陜西文化詩學批評研究水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專著《白鹿原的文化闡釋》是這方面的力作。段建軍多年從事文藝美學研究,對西方哲學美學爛熟于心,薩特、尼采、海德格爾、杜夫海納、?？隆秃战鸬乃枷胗绊懼鋵W術的建構。在中國傳統美學思想與西方文論的交匯中,他提煉出“肉身化存在”的文化命題:“長期受封建主義和理性主義壓抑貶損的人類肉身是一種非常高貴的存在。它通過自己獨特的肉身化思維,把整個世界人化。于是,世界具有了人的形體結構、情感愿望、生命追求。這個人化的世界實際是人肉身的詩意創造物?！?/p>
古代文學批評史范文6
相比而言，古代文學史是一門傳統性很強的學科。首先，它的研究對象是中國古代的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時間跨度極長，作品數量極大。作為當代文學專業學生和教師，雖然實際接觸到的可能只是其中極小一部分，但如從專業內在要求看，冰山之下的巨大體量有時不得不隨時被挖掘出來，成為研究的對象或重要的證據。這一點與理工類學科有所不同，如數學等學科有一個由淺入深，由基礎到應用的過程，只有在學習了基礎性知識以后，才有可能理解高階的知識。而文學史雖分為不同時間段，但其中并沒有明確的難易之分和邏輯上的次序，具體作家、具體時代雖有互相影響的情況，但從認識的角度看，二者不是前因后果的關系。比如，研究明清小說的學者對先秦文學了解較少完全是可能的，某些學生關注較為次要的甚至極不著名的作家也是可能的。任何學習者都可以隨時對某些問題發生興趣，開始探究。因此，就文學史研究對象而言，該學科關注的潛在對象是所有歷史上的文學作品。其次，就文學史學科發展來說，對文學的研究和論述從先秦時期就已出現，并一直延續到當代，從未間斷。這些文學史研究者留下的大量著作成為后人無法繞開的環節，如同《文心雕龍》這樣的著作已勾勒出南朝以前的中國文學史，后世的文學史建構基本上以此為依據一樣，現代編著的中國文學史的基本框架也是從歷代文學批評著作中提煉延伸而來的，這就使中國古代文學教學者永遠無法擺脫對前代學者的繼承，在教學過程中或撰寫論文時總要引用參考前人的論述。因此，從先秦至近現代的著名文學批評家或學者的重要論述也成為教師或學生必須要面對的研究學習對象。再次，文學史研究對象如文學現象、作家現象本身是非常復雜的問題，并同紛繁的社會歷史因素發生關系，所謂知人論世說明研究文學需要了解作家的生平經歷，要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因此，史料是中國古代文學學習、研究的基礎，而中國存在的歷史資料又極為豐富，即使研究一個具體的問題，事先也很難把任何一部史料從閱讀書目中撇開。那么，學生如果對某個文學史問題產生興趣，從較低的要求說，基本的閱讀必須完成，如果要深入了解，則大量的閱讀史料不可避免。
二、古代文學教學過于依賴教材產生較大弊端
古代文學史的傳統性意味著教學工作者和學生必須面對盡可能多的作品和史料，劉勰所說“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是不易之理。[1]586但當代古代文學史教學中常見的問題是視野非常狹窄，從學的角度說，集中表現在古代文學作品閱讀量太少和對作家作品的藝術理解過于簡單。根據筆者做過的對所教班級課外閱讀的調查，約有58%的同學除了上過的課文外，并不閱讀作為教材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中的其他篇目；約有71%的同學除了《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以外，從未閱讀任何其他古代文學作品的原著；完整讀完任一古代作家別集或古代總集的只有4%。在討論對作品的理解時，也表現出沒有獨立見解，回答內容程序化的情況。這種情況雖不能代表全部，但也反映了大多數高校古代文學教學的普遍問題。產生這一狀況的原因部分是圖書借閱制度和古籍閱讀的不便為學生閱讀課外書造成了障礙，從教的角度說，導致這些情況的原因在于在古代文學教學中，作品閱讀過于依賴作品選，學術觀點過于依賴文學史教材?，F在通行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朱東潤編）和其他文學史教材都有各自的問題。[1]257如《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初版于1962年，受當時的意識形態影響極大，選擇作品的標準常常偏向作者的政治立場和思想意識，即反映勞動人民的困苦，揭示統治者的黑暗，表現愛國主義情感，即使選入愛情題材的作品，也強調思想健康的標準，而藝術特色鮮明，藝術成就突出的作品常因為不太符合思想性要求而遭到摒棄。這種做法使得選出來的作品離學生的思想情感較遠，無法觸動他們的心靈，因此也不易被認同喜愛，學生自然也就不愿閱讀。如北宋柳永詞，在當時風靡全國，所謂“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原因在于這些詞通俗易懂而大膽生動的語言，在于對男女情愛的真誠表達。這一類作品在柳永的詞里實際上占絕大部分，所以李清照在《詞論》里批評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吨袊糯膶W作品選》對這些無一采擇，只選了看起來比較“干凈”的愛情詞《雨霖鈴•寒蟬凄切》和作品《望海潮•東南形勝》等，而柳永大量的描寫歡愛的作品如《定風波•自春來慘綠愁紅》《憶帝京•薄衾小枕天氣》《慢卷紬•閑窗燭暗》、《晝夜樂•洞房記得初相遇》等大量詞作，既符合古代文論家對柳永詞的評述，也能說明柳永詞流行的文學史意義，從現代批評的角度看也有非常高的藝術價值?！端膸焯嵋?bull;樂章集》說“永所作旖旎近情，使人易入”，[2]1807正是從這個角度說的。如果這些詞在教材中被忽視，柳永詞的真實面貌即所謂“詞語塵下”“冶”的特征是不能得到學生的理解的，[3]柳永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意義也不能得到很好解釋。還有一些文學風格從現在的評價標準來說確有問題，如齊梁艷體詩，藝術上難稱偉大，內容上也無甚可取，但在當時的文壇卻曾風行一時，從文學史角度也不無意義，并且這些作品的某些藝術手法對后世文學也有積極的影響，因此，作品選中稍微涉及也有利于學生對文學史全面的了解，即使不選入也可作為問題留給學生做課后的了解和思考。否則，初唐陳子昂等人的文體革新的意義便無法得到更透徹的說明。
三、古代文學的學科性質對電子書的應用提出了要求
中國古代文學史教材原先在全國范圍內基本上定于一尊，即游國恩的《中國古代文學史》，但九十年代以后，各地各單位紛紛推出了不同的版本，較有影響的如郭預衡、章培恒、袁行霈等先生各自主編的文學史教材。之所以存在一個文學史教材推陳出新的熱潮，根本原因還是在于文學現象本身的復雜性質使得人們對文學的理解各有不同，難以明確定其是非，這種狀況在可想見的將來必定仍然存在。所以，對古代文學現象產生不同的理解，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不是因為文學史教材編著者的水平不高，也不是用更多的人力財力資源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它反映了社會科學的某些內在特征，其實是積極的現象。同時，對文學的理解必須建立在個人親身閱讀、感同身受的基礎上，將研究者個人的體會和認識直接傳達給學生，要求他們作為真理接受，本身也不符合文學接受、傳播的規律。因此，從長期的教學改革目標看，在古代文學領域（也應包括其他文學領域），教材作用的弱化是發展的趨勢。怎樣通過大量閱讀作品，提高閱讀能力；通過作品比較，尋找作品的藝術規律；通過師生的心靈交流，加深對作品意蘊的理解；通過創作練習，吸收古代文學的營養是古代文學教學最重要的任務，應成為古代文學教學的主要內容，而最重要的前提則是大量的主動的閱讀。顯然，目前高校教學中依賴一套文學史教材和作品選的做法很難達到上述目的。即使在教學過程中，教師總要布置一些課后的閱讀書目，或組織閱讀交流，但受限于圖書館的條件和教學進程，在一個教學內容下，讓教師和所有同學同時擁有大量材料在原有教學模式下是不可能的，因而這種課后閱讀課堂討論的教學效果也難以保證。幸運的是，當代電子科技發展的代表———電子書及其設備提供了上述問題的解決方案。電子書的特點是大容量、可檢索和可復制。理論上，電子書每字占2個比特，1兆的容量可有524288個字，以2G的存儲量估算，則可儲存超過10億字。以《史記》為例，TXT格式文本的白話文《史記》共62萬余字，大小為1.22M，據此，2G的空間可儲存約1700部左右《史記》規模的著作，因此將古代文學課程的基本閱讀量容納進2G甚至1G的空間內完全是可能的。#p#分頁標題#e#
電子書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可檢索，一旦檢索的底本范圍較大，所得的信息則非常可觀。它雖然不能代替逐行閱讀，但在教學中卻有獨特優勢，因為教學過程不同于學術研究，首先它目的性較強，文檔檢索完全可以用來配合教學內容，比如關于作家的生平資料，通過檢索正史和野史、筆記，加上一部分文集完全可以基本掌握。那么，學生閱讀的就不是文學史教材的內容，而是第一手資料，它的內容一定比教材粗枝大葉的介紹更豐富，對學生來說，由于接觸資料的全面性，歷史人物的形象也會更生動有趣。其次，教學過程并不需要太強的創新性，因此，也不需要學生像學術研究那樣全面掌握材料包括最新的材料和很少見的材料，基本的閱讀對學生來說更為重要，這也符合了電子書的特點：通過檢索可以掌握基本的信息，而避免過多信息的干擾。第三，教學過程總是由多人參與，比如課后作業和課堂討論，如需要閱讀某一部紙質文本，正常情況下，任何圖書館藏量都保證不了每位同學能同時閱讀，并帶到課堂上用作教學資料。而電子書的可復制性使每位同學都有充分時間去閱讀，并且如果工作量較大，可以分解任務，通過檢索詞的設定，使每個人都可以有目的閱讀，完成自己的電子稿后再整合成最終的作業。電子書的功能不僅在大容量和可檢索，從內容的角度來說，它和紙質文本完全是相同的，完全可以用來做仔細的閱讀。古代文學教學過程中重視電子書的應用可以避免上文所述的弊端，而具有獨特的優勢。最重要的益處是由于學生擴大了閱讀量，方便地接觸到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從而擺脫了用他人指定的范圍限制個人的興趣愛好，用他人的思想成果代替自己的思索過程的狀況。電子書的使用在現階段是完全可行的。得力于電子技術的突飛猛進，電子設備價格不斷下降，而性能卻在不斷提高。高校教室已實現了多媒體化，電子書的應用平全具備。高校學生的手機普及率已達到100%，其中智能手機已經占了大半，可想見在不久的將來，智能手機將全面代替原有的非智能手機，而即使是較低端的手機，一般也支持電子文本的閱讀，更不用說已有不少學生擁有了筆記本電腦。筆者在教學過程中就已發現這種傾向：越來越多的學生在課堂上針對教學內容用手機查找資料。從學生的角度說，推廣電子書閱讀不僅條件完全具備，而且也會深受歡迎，因為這種閱讀形式符合時代的潮流。因此，需要在教學改革過程中改變觀念，至少在特定的學科如古代文學專業準許學生攜帶手機電腦等工具，作為教學設備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