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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范文1
1.1了解文獻的整體脈絡，引入目錄研究。開始研究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應該對文獻建立一個整體情況的了解、概述體系，掌握某一本書的流傳情況和書寫情況以及主要內容，作為開始研究的敲門磚，廣大學者要有一定的目錄學基礎。古代文學研究需要的文獻內容分散在各類書籍當中，如果將文獻進行重新的整理，工作量巨大，也會占用很多時間。目錄學是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中的指示學科，是進行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指路明燈”，能夠有效提高古代文學研究的效率，對研究工作的開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本好的目錄學作品，不僅能夠幫助我們整理一本書創作的年代、背景、內容、流傳情況以及作者的生平、經歷、主要寫作思想等基本知識，還能夠讓我們判斷出一本書的真實情況，提供新的材料并擴大我們的研究范圍，還能直接關系到鑒賞批評的科學性和準確性，幫助研究者在眾多書海中篩選出有研究價值的作品，讓我們的研究工作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文獻，特別是古籍文獻作品，在流傳的過程中會出現不同的刻本或者抄本，在內容上會出現或多或少的變化，改串、錯版的情況屢屢發生，但在流傳的過程中是無法避免的。因此，一本好的目錄學作品，還能夠幫助我們篩選優秀的文獻作品。
1.2增加質疑的意識。對待文獻要有正確的選擇態度，就文獻本身而言，它只是參考資料的一種，文獻考據也只是研究中的一種手段而不是學問。古代文學研究的文獻多源自一代一代的流傳保存，在流傳過程中難免會發生偽造、篡改的情況發生，例如被世人稱為“詩仙”唐代詩人李白在去世之前并沒有將平生創作的詩作固定成集，很多都是后人整理結集而成，元稹等李白后代名家都曾受到委托進行編撰李白詩集，在清朝編訂的《全唐詩》納入李白名下的作品也有數集，其中真偽需要結合李白當時的創作風格、創作心情等慢慢敲定。而在明朝對古書的篡改更是廣為人知。古書文獻中的一字之差就能有完全不同的解釋，如果沒有可靠的文獻版本進行參考，將讓古代文學的研究進入歧途。因此，在研究中參考的古典文集一定要時刻懷有質疑的意識，有判斷真偽的能力，特別是現在網絡技術發達的今天，很多從網絡而來的文獻信息也存在紕漏，需要廣大研究學者活取活用，用科學的研究方法開展研究工作，為后人留下可靠的文獻信息。
1.3對文獻的準確解讀。文獻中的注釋是對文章中內容的進一步解釋，一旦發生偏差將會影響整篇文章的分析，即使是文獻中的一個標點，對原作也會產生影響，標點的錯誤不僅影響斷句，特別是書名、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也要嚴格遵守標點要求。為了提高古代文學研究的準確性，必須對文獻文本資料進行正確的解讀，要有精準的注釋內容、標點符號等，通過校對完成文學準確性的把關。校對過程就是尋求文獻全貌的過程，根據創作的環境、作者的境況進行整理，把一本書不同的版本和相關的文獻進行比較、篩選，校正對錯，盡全力整理出最接近原稿的版本。如果研究者參考的文獻與原稿相距甚遠的版本，在注釋和標點等方面存在出入，那么得到研究的結論也必然遠離原作的本意。因此，我們必須對文獻進行精準的解讀和校對。2.4重視文獻學的歷史地位。將文獻學方法引入到古代文學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古代文學的研究對象是歷史上存在的真實人物創作出來的文學作品，它有著特殊的歷史時代，但是時間已經過去，歷史無法重演，憑空臆造的不是對文學的研究。因此，只能借助歷史留下來的文獻作品幫助研究，只有重視文獻學的作用，肯定它的歷史地位，在思想上轉變對文獻的認識，將推動古代文學研究的深入。
2、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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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幾年的學習，本人具備以下幾方面的知識和能力：
1、掌握的基本原理和關于語言、文學的基本理論。
2、掌握本專業的基礎知識以及新聞、歷史、哲學、藝術等學科的相關知識。
3、具有文學修養和鑒賞能力以及較強的寫作能力。
4、了解我國關于語言文字和文學藝術的方針、政策和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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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方面的研究對象可以概括為傳播的文學與文學的傳播。從傳播學的外延上說,文學傳播學則是依照以傳播內容劃分出的特定傳播種類,它是立足傳播學立場,運用傳播學理論和方法體系對文學傳播這一傳播內容種類進行考察、描述、說明、歸納和揭示等研究的學科,是傳播學學科的分支領域。作為新的學術領域,文學傳播學的開創應該是一個比較龐大的學術工程,因為文學本身包含著非常復雜的內容和多層面的構成:僅就文學自身而言,從國別上看,有中國文學、外國文學;從時間上分有古代文學和現代、當代文學;從表達方式上說有口頭文學和文本文學;就文學題材說,則有詩歌、散文、戲劇和小說。面對這樣復雜的研究對象和范圍,文學傳播學的創建工作應該先從哪一方面和角度入手,要有一個科學的選擇。正是基于這一思想和認識,曹萌選擇了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研究作為其文學傳播學建設的奠基和突破點。
在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范圍內,中國古代文學都堪稱典型和范例,因此,在文學傳播學尚為空白領域的學術背景上,進行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研究,實具重大意義:既在國內外傳播學界開拓出文學傳播學這一獨特學術領域,又為建設文學傳播學學科奠定了基礎。同時,還可以通過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的具體研究成果,檢驗和完善一般傳播學理論與方法,為探討人類傳播的方式、類型及規律提供更多的途徑,從而豐富傳播學理論方法體系,拓寬傳播學領域。此外,從傳播學立場出發,運用傳播學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現象、思想和發展過程,揭示古代文學傳播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極大作用,以及立足傳播學立場重估中國古代文學的文化價值,還能刷新當代人的“古代文學”觀念,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創新提供參考和借鑒,進而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研究提供新途徑和新范式。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研究是從傳播學立場出發,以傳播學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為指導,結合文學史、文獻學、社會學、美學等學科理論與方法,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播主體、傳播目的、傳播方式、傳播思想、傳播類型,以及影響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的重要因素進行描述和說明。二是開拓與創新。文學傳播是經過學術嫁接產生的新學科。對于傳統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而言,帶有突出的開拓與創新性。如上所說,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研究是以傳播學的立場和視角對文學進行描述和說明,其主要研究對象是文學作為被傳播的信息的傳播過程和非文學的信息以文學作為傳播方式而被傳播。這樣的研究方式和研究對象使它超越了既往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因此,就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而言它又是開拓與創新。
在上述理論思考和學術戰略鼓勵下,曹萌首先從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研究入手,展開文學傳播學學科的創建,因此,匯編中國古代文學傳播資料就成為這一學科開拓工作的先導性著作。在曹萌的主導下,他的研究生們利用傳播學的知識方法和理論系統,將中國古代文學傳播過程和現象,劃分為傳播行為、傳播方式、傳播目的、傳播組織與制度、傳播類型、傳播思想、傳播媒介、輔助文學傳播的重要因素等類項,然后以這些類項為基本標準,在各類古代文獻資料中進行甄別、發掘、鉤稽,而后按時間排序加以編纂,就有了以中國古代社會歷史朝代為斷代的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文學傳播資料匯編,再對所匯編的資料加以特定的評點,便形成了一套四卷本《中國古代文學傳播資料匯編與評點》,該書于2006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繼之,曹萌出版了他的文學傳播學領域的第一本學術專著《中國古典小說名著傳播研究》。該著作選取中國古代幾部代表性小說名著進行傳播學角度的描述和分析,依據傳播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對這些已經在古代文學研究中受過反復學術煎炒的作品,實施傳播與影響的研究,從而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儒林外史》、《聊齋志異》等作品的傳播方式、傳播特征和擴散范圍,以及傳播類型給予提煉和概括,成就了一部文學傳播學領域的開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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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古代漢語；漢語音韻學；發展路徑
中國的傳統語言文字之學或稱為“小學”含有文字學、訓詁學和音韻學三大分支。由于古代漢語僅存的書面符號（文字）是一種既表義又表音的語素文字，其本質特點是以音表義，只有準確地了解文字的讀音，才能夠了解它所代表的確切意義，所以音韻學是傳統語言文字學“小學”的基礎，是古代漢語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漢語史、漢語方言學、文字學、詞匯學、訓詁學、古典文獻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古代史、古籍整理等學科都有密切的聯系。因此梳理傳統漢語音韻學的研究成果，探求漢語音韻學的現展路徑具有重大的價值和深遠的影響。
一、漢語音韻學研究概述
1.傳統音韻學
漢語音韻學是我國歷史悠久的古老學科，有著巨大的成就。雖然漢代以前人們就開始對發音時發音器官的動作和狀態進行描寫產生了最早的漢字注音法―譬況法，漢代出現用同音字來注音的直音法，但是直到漢代末年， 人們才發明了反切注音法，導致了韻書的產生并由此使得音韻學開始從小學中分離出來，成為了一門獨立的學科. 開始的音韻學研究重在對聲調和韻類的分析，成果主要體現為韻書編輯。這些韻書既可能是反映了某一時期通語的語音狀態，也可能是反映了當時南北方言的差異。把它們聯系起來，就可以構筑成一部完整而生動的漢語語音發展史。唐末至宋元時期的韻學家們為了更加全面地反映韻書所記錄的語音系統編制了等韻圖，以等韻學的觀念分析漢語的聲母、韻母、聲調及其彼此的聯系， 是中國古代的語音學。他們的研究比西方語音學的產生要早上將近一千年。明代末年到清朝乾嘉時期，是漢學的高峰時期。音韻學研究基本走的是傳統的治學之路，一直運用傳統的文獻考據方法，以“清代古音學殿軍”的 章炳麟、黃侃為代表的無數樸學大師們窮經皓首， 既研究以《廣韻》為代表的系列韻書所反映的中古語音系統， 又開始了對沒有韻書時期的先秦古音進行有益的探討， 開創了今音學與古音學并峙的局面，為音韻學的繁榮和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但是由于種種局限， 前人的努力僅限于對漢語語音的音類的分析和古音系統的考證，卻無法將歷史上不同時期漢語語音的音值描寫出來。
2.現代音韻學
20世紀以來隨著西學東漸，西方現代語言學理論和方法以及工具等傳入我國。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karlgren）的巨著《中國音韻學研究》的問世和在我國的翻譯出版是標志著音韻學發生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走上了獨立的現代化的道路。音韻研究不再只是考證古音系統，而是重在審音和古音值的構擬。構擬方法的引進使中國音韻學的研究面貌發生很大變化，形成了音韻學研究的新。并推動了等韻研究和近代音韻研究。建國之初，音韻學的研究和教學受到重視，以對《切韻》音系和 《中原音韻》音系的研究和討論為主。20世紀80年代以來音韻學研究進入大發展時期。無論是在研究領域還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大突破。這一時期的一大特點是特別重視歷代詩文用韻研究。學者們或研究魏晉南北朝或研究宋元的韻文或研究敦煌變文的用韻，為進一步了解、研究漢魏以來的漢語韻部分的分合情況提供了翔實、可靠的例證。在古音構擬上不僅延伸到周代以前的甲骨文時代的漢語語音構擬問題，甚至涉及“原始漢語”語音的構擬問題。
二 、對漢語音韻學研究發展之路的思索
現代科學文化飛速發展，漢語音韻學也要跟上時代的步伐，從研究范疇，研究方法上加以革新， 以完成前人沒有完成的任務。
1.擴展研究領域，實現漢語音韻學研究范疇的多元化。
無論是上古音的研究（包括先秦聲母、韻部和聲調的研究，兩漢音系的研究，以及甲骨文時代漢語語音的研究，乃至“原始漢語”音系的研究），無論是中古音的研究（包括《切韻》、《廣韻》音系的研究，詩文用韻的研究，反切的研究，以及梵漢等對音的研究），也無論是近代音的研究（包括宋、元、明、清諸代語音研究以及《中原音韻》音系研究、等韻的研究）都有待進一步開拓。漢語語音史和音韻學史的研究應該加強。歷代詩文用韻研究領域應有較大空間。
2.吸收先進文明成果，實現研究方法的現代化。
已有學者借鑒西方語音學的研究成果，就突破傳統的單一模式 ，采用生理物理的、數理統計、共時歷時比較及語言類型研究等研究方法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如能運用現代科技， 有效綜合上述研究方法，創立科學、系統、高速、高效的研究系統、建立大型漢語音韻語料庫、漢外對音語料庫，對于建立解決傳統音韻學中諸如古漢語聲調調值等問題無疑大有裨益，在資料收集、數據積累上大量省時省力，提高研究的效率和準確性。當然，在具體的研究工作中不可能用電腦完全代替人腦。如在詩文用韻的研究中關于韻段的劃分，在音注研究中對有效音注的分類，都要依靠研究者的判斷。
3.清理前人研究成果，明確當今研究任務
首先，在批判性繼承傳統音韻學的基礎上，重建歷史上各個時期的通語語音系統，進一步深入研究各個時期漢語共同語；其次，匯集文獻材料，研究歷史上的活語言，重建各個時期的漢語方言音系；第三，加強對上古語音的研究，揭示早期漢語語音的狀況。第四，聯系現代漢語方言研究的成果， 揭示漢語方言的歷史， 揭示方言與古代漢語的聯系。
可以預計的是，漢語音韻學將在未來的中國文化、學術發展中發揮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們應該在先賢們研究的基礎上，借鑒當前先進語音學理論、充分利用先進的現代科學技術，使漢語音韻學這一傳統顯學在新的時代迸發新的生命力而不是成為漸漸衰落的“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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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楚辭》 文獻 意義
《楚辭》是以屈原為代表的戰國詩人的詩歌總集，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其以豐富的內容、奇特的想象引起歷代文人的高度重視并出現了浩如煙海的相關研究文獻，如王逸的《楚辭章句》、洪興祖的《楚辭補注》、朱熹的《楚辭集注》、汪瑗的《楚辭集解》、王夫之的《楚辭通釋》、蔣驥的《山帶閣注楚辭》、林云銘的《楚辭燈》、屈復的《楚辭新注》、戴震的《屈原賦校注》、陳本禮的《屈辭精義》、胡文英的《屈騷指掌》、王]運的《楚辭釋》、劉永濟的《屈賦通箋》、蔣天樞的《楚辭校釋》、湯炳正的《楚辭今注》、姜亮夫的《屈原賦校注》、金開誠的《屈原集校注》、黃靈庚的《楚辭章句疏證》、馬茂元的《楚辭注釋》，等等。其數量之多，規模之龐大令人嘆為觀止。
在對《楚辭》及相關文獻的學習和探究時，我們可以辨別《楚辭》相關作品的真偽問題，可以得知《楚辭》的流傳情況，可以研究《楚辭》對后世文學的影響，但主要還是通過文獻更好地了解和研究《楚辭》的內容。
在《楚辭》的流傳過程中，由于歷史發展、習俗變遷等多方面的原因，許多作品的原貌都不得而知。在屈原現存作品中，其主題最讓人莫衷一是的當屬《九歌》。近兩千年來，研究者眾說紛紜，異說歧出，由于各個時期的政治文化需要，對《九歌》的主題的理解主要有：忠君愛國說、民間祭祀樂歌說、楚王郊祀說及人神戀愛說。究竟何種理解更符合屈原當時的創作目的？我們可以通過諸家之解說及其他相關文獻的旁證探討其主題和性質。
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與中原各國的文化傳統與民間習俗有較大的差異。楚國上下原始的習俗濃重，巫風盛行，這在中國古代典籍中多有記載。《呂氏春秋?孟冬紀?異寶》：“荊人畏鬼而越人信S?！薄稘h書?地理志下》：“（楚地）信巫鬼，重祀?！薄端鍟?地理志下》：“大抵荊州率敬鬼，猶重祠祀之事?！薄秶Z?楚語》下云：
昭王問于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圣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吧僦ヒ玻爬鑱y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呿準苤?，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p>
以上文獻都充分說明巫風在楚國的盛行，楚人對巫術的崇拜、對神靈的虔誠敬仰。屈原在這樣的環境下創作亦會受其影響，所以《九歌》應當是詩人在當時楚國祭歌的基礎上創作而成的，是為楚人祭祀和娛樂鬼神而寫的，其巫祭性質自然不言而喻。其中祭祀神靈分別為：威嚴高貴的東皇太一，飄忽不定的云中君，恩愛纏綿的湘君湘夫人，不可一世的大司命，親切隨和的少司命，威武正直的東君，親近友睦的河伯，癡情可愛的山鬼和為國捐軀的英魂。
此外，有關《楚辭》的注解文獻中也論述了《九歌》的祭歌主題和巫祭性質。王逸《楚辭章句?九歌》題注為：“《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王逸生活在離屈原不遠的東漢，相距不過數百年，所以對于《九歌》的理解也比較符合當初屈原本身的創作目的，較為可信。王逸認定《九歌》為祭祀樂歌，其后并無異議。朱熹《楚辭集注?九歌序》云：“《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蠻荊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褻慢荒之雜。”王夫之《楚辭通釋?九歌》亦云：“熟繹篇中之旨，但以頌其所祠之神。而婉娩纏綿，盡巫與主人之敬慕，舉無叛棄本旨，闌及己冤?！边@些注本進一步鞏固了《九歌》巫祭性質的可靠性。
兩千年楚辭研究史昭示，古籍文獻是我們研究《楚辭》的重要途徑，同時合理有效利用出土文獻也是學科深化的必然途徑。
近五十年來的考古發現為《九歌》的巫祭主題提供了大量的可信材料。1965年江陵望山一號楚墓、1977年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和1987年荊門包山二號楚墓的相繼出土，不但解開了楚國上層人物進行占卜祭祀活動的情形，而且為所祀諸神之間的關系找到了依托。經考古研究者認定，望山一號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孫昭固，死于楚威王時期或楚懷王前期，天星觀一號的墓主是官至上卿的番齲大約生活于楚宣王或楚威王時期（公元前340年前后），包山二號的墓主是楚昭王后代昭佗，下葬年代為公元前316年。從這些考古的結論來看，以上三墓主所處的時代恰與屈原生活的時期大體相仿，這樣就可以借此了解屈原時代的一些祭祀情況，尤其是竹簡中記載了當時祭祀的諸神體系。這和《九歌》中所描寫的部分神o是相吻合的，大體相同的只有“司命”，而云中君、東君可以和竹簡的“云君”配套，湘君、湘夫人和竹簡的“東城夫人”配套，河伯跟竹簡的“大水”、“后土”配套。這些出土文獻與《九歌》中的神靈配套亦是《九歌》巫祭性質的有力證據。從這些珍貴的文獻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一是《九歌》確為戰國時代屈原的作品;二是屈原對一系列祭祀樂歌進行了挑選和改造而作《九歌》;三是《九歌》只能產生于郢都，屈原任職于楚懷王之時;四是《九歌》從祭祀歌舞演變而來，最終成了宮廷樂舞。近現代一批學者利用出土文物楚墓竹簡，證明它們記載了大量的祭祀之事，而所祀之神均可與《九歌》之神o一一對應，其對應方法固然學界尚有不同見解，而《九歌》為祭祀樂歌卻再一次得到肯定，王逸的注解顯然無誤，《九歌》實際上是南楚沅湘一帶降神迎神的巫覡以性娛神的祭祀樂歌。通過出土文獻和有關楚國祭祀巫術文獻的記載，從而還原了《九歌》本身的面貌，讓讀者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九歌》的內容和主旨，再現當時楚國沅湘之間作歌樂舞以娛諸神的習俗及楚國人民事神的虔誠。
此后，1978年在湖北隨縣出土的曾侯乙編鐘從另一方面證明了《九歌》為祭祀神o的樂歌，并讓后人看到當時祭祀場面的宏大。它形象生動地展示了這一時期楚文化中樂文化的宏大場面，為屈原作品中的仙樂飄揚提供了很好的想象范本?？傊?，利用出土文獻資料對于解決《九歌》的主旨和性質問題或將大有裨益。
孫欽善先先生在《中國古文獻學史》中指出：“古文獻學不僅研究整理古典文獻典籍的專門學者所必修，對于古代古代學科的研究者來說，也是需要加以掌握的，因為它關系到對史料的駕馭、精通和考辨。甚至對于一般需要閱讀古書的人來說，知道一些古文獻學的知識也是必要的。因此古文獻學又帶有基礎學科的性質。”文獻的學習對于我們研究《楚辭》有著重大幫助，通過學習相關文獻，不僅可以了解作者本身的創作目的和文本內容，還可以進一步看到當時的社會狀況、風土人情等，同時，古文獻的學習和研究對于整個古代文學的學習都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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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范文6
“中文系不培養作家”
無論是思慕已久還是機緣巧合，每一個第一志愿填報中文系的孩子多少都是有些文學夢的，若稱才高八斗不夠火候，文藝青年也當之無愧。而就讀于北京大學，更是每一個中文人的夢想。入學之初，誰不幻想著蟲鳴夏夜，邀二三好友至未名湖畔，談詩論畫，品人生幾何，興至則來，興盡則返。
不料良辰美景尚未來得及消受，開學典禮上便遭系主任溫儒敏老師當頭棒喝“中文系不培養作家”，培養的是“語言、文學、文獻等方面的研究型人才”?！把芯啃腿瞬拧保攘葞鬃譂矞缌舜蠹一镲L花雪月的白日夢。
我的第一堂課，非慷慨悲涼的魏晉風骨，非豐神情韻的大唐氣象，亦非筋骨思理的兩宋華章，遑論五四思潮、新時期文學等后來者。旁人興許猜不到，北大中文系大一新生的第一門課名曰“現代漢語”，學的是那世界語言之本――每一個用于傳遞信息的符號都是語言學研究的對象。入門方知不易，原來這漢語真乃最難分析的語言之一，七大方言區的語音、語法各異不說，單普通話的語法就在大規則之外又有許多例外。而古代漢語中常見的“而、何、乎、乃、其、且、若、所、為、焉、也、以、因、于、與、則、者、之”，這十八個字的解釋就可以是一部多卷本的皇皇巨著啊?？杉幢憷寺膶W的春秋大夢被澆了一頭冷水，有些惝恍失落，但“現代漢語”打開了文學的魅力之海。
艱澀文學史必修之利器
學校里總有那么些關于中文系的傳言，據聞每個理科生都暗戀過中文系女生，又言中文系的人論文兩三萬字尚屬平平，更有言甚者曰中文系乃北大養老院之一。對于前兩項尚可接納，第三項卻實在是外人對我們的誤解。
且不論語言學國際音標的大舌小舌、送氣不送氣、清音濁音等各種挑戰口腔的高難度訓練，也不論古典文獻學埋首煙波浩渺的古籍資料室、終日冷對豎排繁體書的艱苦，便只說那眾人心中萬般美好纏綿的文學。
提及文學，不能不說說那陪伴每個中文系學生長達三年之久的文學史學習。在漢語言文學的課程設置中，文學史作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器”，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先秦兩漢文學史、魏晉隋唐五代文學史、宋元文學史、明清文學史、現代文學史、當代文學史、西方文學史、東方文學史，雖不求字字甚解，但也須粗通些許，這一個“些許”可是囊括了洋洋上下五千年、浩浩幅員萬丈余的文章事。
文學史至少屬熱鬧紅塵之物，讀盡天下好文尚可遍覽歷史，可那文學理論真真愁煞人也。漢語言文學論文與那一般書評、影評差別之處，多半便體現在這“理論”二字。中國古代文學主情主理之爭、出世與入世之別，西方傳統中現實與浪漫的糾葛，爭的多半不過是那“文學到底是什么”的問題。比迪?馬丁說：“如果沒有受過文學理論的教育，學生們很少會有機會清晰地去思考問題。”文學不僅是語言的藝術，還是一個國家國民情感和真善美的追求，文學理論幫助我們形成“批判性思維”，提供給我們一個閱讀和思考的場所，教會我們有獨立思考的能力。雖然有些有時枯燥乏味，但想要徹底通曉文學，就必須抱有沉潛的心態。
長期投資操守性情
然而，漢語言仍是每個文化人不忍拋棄的詞語，它直連漢文化最精巧幽深的傳統。漢唐雍容魏晉風流已遠了，漢語言仍是連接古今溝通的橋梁。
宋元文學史課上，張鳴老師一襲長袍、兩袖清風，頗有古意，更兼有蘇軾之豁達豪放，故同學敬稱其為“夫子”。夫子精心于北宋，尤慕蘇軾之風，介紹蘇軾、黃庭堅之流時往往細細品賞，待北宋文學史講完學期已過大半，南宋、元朝只好匆匆帶過。談及蘇軾《江城子?密州出獵》一詞時，講到東坡曾與友人在書信中自言此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狈蜃有υ唬骸皷|坡‘呵呵’實為千古放達第一人也?！?/p>
最后一堂課，夫子謂：“北宋哲學家邵雍曾推衍，天地萬物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因緣際會，雖今日離愁別緒，但想到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后大家仍會相會于這間教室，又復寬慰爾?！?/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