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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經濟發展范文1
關鍵詞：中國古代園林 文化內涵 哲理
中國古代園林被譽為“無聲的詩”、“立體的畫”、“自然山水式園林”，明代造園家計成在《園治》起首篇提出，中國古代園林的最高境界是“m由人作，宛自天開”。
一、中國古代園林的發展簡況
商周時代，初期造園階段園林的形式是囿。春秋戰國時期，自然山水園林已經萌芽，而且在園林中構亭營橋，種植花木。秦漢時期出現了以宮室建筑為主的宮苑，并開始模仿自然山水，人為造山。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發展轉折時期，佛教的傳入及老莊哲學的流行及文學藝術的探求，使園林風格崇尚自然，促進了園林藝術的轉變。貴族官僚的私家園林表現出了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意境。而文人名士的園林則表現出歸隱山林、追求怡性暢情的傾向。
唐宋時期，園林已達到成熟階段，這時期的園林除為滿足居憩游的功能之外，人們已更注重園林陶冶情性、抒發襟懷的功效。珍奇花木，滿園皆是，自然美與藝術美巧妙結合，山水畫、山水詩文、山水園林這三個藝術門類已有互相滲透的跡象，詩畫的情趣開始形成。
明清時期，園林則已多是溶豪壯、雅逸、俗樂于一體，造園已達到“意境高超，筆法簡練”的高度。這一時期文人著書立說成為一種時尚，多有刊行問世討論園林問題的鴻篇巨作。這些專職從業文人和工匠出身的造園師匯合成一股新的推動力量，激發了造園事業向更高層次發展。
近現代時期，中國古代園林已然開始衰微，同時自然風景區便于開始凸顯。中國古代園林的萌生和發達，完全是為當時帝王、官宦、富商和文人服務的，用人工的辦法來完成所謂“非常之觀”，也就成了唯一的選擇。在近現代社會里，人們思想改變了，交通發達了，回歸自然成為可能。人們以極大的熱情要求尋訪自然風景和自然風景區。因此中國古代園林的衰微也是必然的了。
二、中國古代園林的文化藝術特征
（一）造園強調“師法自然”，順自然之理，得自然之趣，同時也強調“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要求，高于自然，融于自然。造園力求在總體布局、組合上要合乎自然，每個山水景象要合乎自然規律，分隔空間強調融于自然，園林建筑強調順應自然，樹木花卉強調表現自然等。
（二）刻意表現自然式山水風景的特點，園林布局有定法而無定式。我國古代園林深受我國文化傳統和藝術的影響，形成了寄情于景的特點，以客觀存在的山水為范本，經過藝術加工提煉，將真山抽象化、典型化縮移摹寫，托物言志，情景交融，實現自然美與人工美的高度統一。在整體布局上，充分利用原有山水形勝，在空間處理上，則追求分割、通連、伸縮、虛實等手法，使大者不感其曠，小者不覺其促。
（三）創造出一種可以游玩、可以居住、可以聚會的生活空間環境。園林是根據現實之中的實物實景，并依照自己的理想建造出來。是古人為滿足寄情山水、雅好自然的需要而創造的最佳生態環境。歷代官宦、文人也都把園林作為修身養性、隱居生活及怡養天年的最佳環境。
（四）追求“生境”、“畫境”、“意境”三種境界。中國古代園林最突出的特色并不僅僅在于巧妙、精湛的規劃設計，更在于其所蘊含的深刻意味，也就是意境文化。宗白華先生在他的著作《美學與意境》當中說道：中國園林無論是借景，對景，隔景還是分景，都是通過布置空間，組織空間，創造空間，擴大空間的種種手法，豐富美的感受，創造了藝術意境，中國園林藝術在這方面有特殊的表現，它是理解中華民族的美感特點的一個重要領域。
三、中國古代園林的精神文化內涵
園林文化藝術是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雙重體現，是物化了的文化倫理和審美意識，能夠形象地傳達一個民族的精神氣質和一個時代的文化心理特征。
中國古代園林的形成與發展，經歷了漫長的歷程。從最初的囿，老子的“自然而然，無為而治”、孔子的“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寄情山水的隱逸風格，以及唐宋的山水畫、山水詩文、山水園林，明清的精雕細琢、意境高超。經過漫長的文化積淀，使我國古代園林從建園者到賞園者，無不透露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與哲學的深奧。
（一）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使中國古代園林蘊涵人生理想、美學意識和人文關懷。儒家文化倡導“仁山智水”、“安貧樂道”等思想及文人名士的“身在野而心在朝”的抒情情結，深刻地影響著歷代文人名士。文人士大夫在園林設計上更追求“師法自然”，高于自然，融于自然。不可概述為追求“天人合一”。因為明確提出“天人之間，合而為一”觀點的是西漢的董仲舒，“天人合一”的核心是“君權神授”，主要目的是為鞏固漢代的封建統治。但是“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于先秦時代，《周易》中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庇终f：“有天地然后有萬物?！币虼酥腥A文化在天人關系問題上走的是一條“循天道”的路線。園林這一本質與孔子的禮樂人生架構互為表里并演變為人格養成和心靈凈化的現實教育環境。
（二）釋、道文化使中國古代園林富含人生韻味、生活哲理。中國古代園林將佛教思想中對于美的表達、美的傳播、美的享受融入中國園林設計之中，使人們在園林之中能夠感悟佛理，體悟生死輪回的道理。認為園林中山水、建筑、花木的擺放，會直接影響到人們內心的佛性。這種審美觀，與中國古代園林在藝術境界追求上“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相契合。通過精心創造出這種渾然天成的美，來帶給人們平和、寂靜的心境。
道家思想重視清靜無為，追求“自然而然，無為而治”，倡導個體自由。在人與自然的循環中，達到合一，擺脫物對人的奴役，達到精神的絕對自由。將自然山水擬人化，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以文人名士為代表的私家園林則表現出歸隱山林、追求怡性暢情的傾向，強調人心之審美。如南朝劉勰 《文心雕龍》 中的“情在辭外”、“物色盡而情有余”，東晉顧愷之主張“以形寫神”、“遷想妙得”等?！爸袊鴪@林意在含蓄，一山一石耐人尋味”，也符合作為道家思想的物我之觀念。通過對于物的審美，升華到人對于自然的審美。
（三）辯證思想使中國古代園林更添情趣、提升境界。中國古代園林遵循虛實相生、置陣布勢的章法。正如清代文人沈復在《浮生六記》中所說“若夫園亭樓閣，套室四廊，疊石成山，栽花取勢，又在大中見小，小中見大，虛中有實，實中有虛，或藏或露，或深或淺，不僅在‘周回去折’四字，又在地廣石多，徒煩工整。”園林結構就虛實而言，山為實、水為虛；景處為實、空處為虛；現于顯要景觀為實、藏于假山屋后隱景為虛等。就曲直而言，曲為主，直為輔。就大小而言，大中見小，小中見大。就開合而言，小園林的水以集聚為主，讓人有寬闊連續之感，大園林的水以分散為主，有連綿不盡之意。這種把大自然景色經過取舍、提煉、加工、概況以后形成的園林更具境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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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經濟發展范文2
關鍵詞: 高中歷史復習經濟發展原因
歷史科高考的重要內容之一是經濟史。而在經濟史的考查中又常常涉及經濟發展的原因、表現、從中得到的啟示等。不同時期,不同國家經濟發展的具體表現和原因是各不相同的,很多學生會覺得多而亂,但是只要我們在復習中注意總結規律便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首先,經濟發展的原因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概括:環境、技術、市場、政策、資金、勞動力、資源。
其次,高中歷史包括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近現代史。中國古代史講述了中國從先秦時期到清朝前期的歷史,中國古代社會是傳統的農業社會;中國近現代史則講述了1840年到20世紀90年代的歷史,是中國由傳統農業社會向近代工業社會過渡的歷史;而世界近現史則講述了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包括經濟工業化、政治民主化及世界科學技術發展的歷程。在分析古代經濟及近現代經濟發展原因時的側重點是不完全相同的。
一
在中國古代史中,對于經濟發展的原因,我們主要從環境、政策、技術、市場、勞動力等方面分析,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環境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國家統一,社會安定為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如漢朝、隋唐、元明清;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朝相對安定,江南地區得到開發。
(二)統治政策對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統治者對土地政策、賦稅政策的調整都影響到經濟的發展。如西漢初期漢高祖、漢文帝、漢景帝的休養生息政策使漢初經濟得到恢復發展,為漢武帝的大一統提供了物質基礎;唐太宗輕徭薄賦,勸課農桑,武則天重視發展生產,這為后來“開元盛世”的出現做了準備;清朝的更名田、地丁銀等都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三)生產力的發展促進經濟的發展。它包括生產技術的進步、水利工程的興修、生產工具的改進、作物品種的引進等。如商周時期我國人民已經會用綠肥和糞肥,戰國時期的都江堰、鄭國渠,唐朝的曲轅犁、筒車,宋朝引進占城稻,明朝引進玉米等都促進了我國農業生產的發展。
(四)經濟的交流帶來雙贏的效果。它包括:1.中外經濟交流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繁榮。如隋唐時期、宋元時期頻繁的對外貿易擴大了中國產品的海外市場,促進了我國手工業生產技術的進步及手工業和商業、城市的繁榮。2.國內各民族間的交流既促進了邊疆地區開發,又使中原地區得到了發展。
(五)勞動人民的辛勤勞動。
二
在近現代史中,對于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原因,我們側重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環境、技術、資金、市場、資源、勞動力、政策等。
(一)環境。和平的國際環境,安定的國內環境,與周邊國家的友好關系都是一國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如二戰后歐洲、亞洲國家經濟發展就得益于和平的環境。兩次世界大戰中英法德等國家經濟發展都受到嚴重破壞,而美國經濟實力更強,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大戰中美國本土遠離戰場。
(二)技術和資金?？茖W技術是第一生力,現代國際競爭實際是科學技術人才的競爭;而資金的缺乏也會嚴重影響經濟的運行。如工業革命使英國成為世界工廠,在于它積極地運用了最新的科技成果;19世紀晚期英國經濟發展速度慢于美國和德國,工業產值由世界第一下降到世界第三,其原因就在于英國的資本家不愿對國內的老企業進行設備的更新及采用新技術,同時把大量資金輸往殖民地以獲得高額利潤。二戰后聯邦德國及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原因在于兩國都重視采用新技術,重視科學教育事業的發展;都實行國民經濟非軍事化,把資金最大限度地運用于經濟發展上。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經濟發展迅速,除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原因外,也在于對外開放,引進了外國先進的技術及資金。
(三)市場。統一的國內市場,廣闊的海外市場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如殖民擴張使英國成為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國,廣闊的市場需求成為英國率先進行工業革命的直接原因。美國內戰,德意志統一,日本明治維新等都為本國經濟發展提供了統一的國內市場,促進了本國經濟的發展。
(四)資源。19世紀晚期美國經濟發展的原因之一是西部領土的開發提供了更豐富的、資源的、更廣闊的市場;德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也得益于從法國得到的阿爾薩斯和洛林的礦藏資源。1973年西亞國家提高石油價格引起了二戰后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五)勞動力。1861―1865年美國內戰廢除了奴隸制度,為美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勞動力;19世紀晚期美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之一是歐亞移民的涌入提供了勞動力,并帶來了必要的技術和經驗。而1861年俄國農奴制改革同樣促進了俄國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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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校歷史教材章節子目結構的解讀
以人教版職校歷史教材為例，首先談談對教材章節子目結構的解讀。教材必修一政治史部分，有9章（教材稱之為專題，其中5個專題是中國史內容，4個是世界史的內容）、28節（課本前言上稱之為學習內容）、98個子目；必修二經濟史有8個專題（其中中國史、世界史各占4個）、26個學習內容、82個學習子目；教材必修三思想文化科技史有8個專題（其中中國史5個、世界史3個）、28個學習內容、101個學習子目。教材編排先中國史后世界史，無論中國史還是世界史，學習內容又按古代、近代、現代的時間順序安排教學，政治史、經濟史和思想文化科技史之間既自成體系又相互關聯，體現了編者對教材整體性、專題性、時序性的考慮。圍繞教材的每個專題，編者又精心選排了子目的內容，力圖以點代線，以線連面。教師了解了教材的編排指導思想，通過章節子目形成知識框架，就可以幫助學生領略教材的布局輪廓，進一步使學生形成古今貫通、中外關聯的思維，從而建構起對人類文明史發展脈絡的認識。
二、職校歷史教材章節子目的標題例讀
高明的教學者、學習者往往在關注教材編排體系的同時，還要仔細推敲、理解章節子目標題的內涵，因為標題是文章主要內容的高度濃縮，是精華，是文章的眼睛。
下面以教材專題一為例，談談對教材章節子目標題的解讀。
專題一標題是《古代中國經濟的基本結構與特點》，下面幾節的標題分別是《古代中國的農業經濟》《古代中國的手工業經濟》《古代中國的商業經濟》，每個標題含義豐富，既各自獨立又相互關聯。
在學習這一專題前，老師要引導學生仔細解讀專題的標題，可以把它分為“古代中國”“經濟的基本結構”“特點”三個組成部分，先界定出“古代”的時間范圍，再通過讓學生閱讀目錄和導語了解“經濟的基本結構”，進而初步得出傳統經濟的基本“特點”。
1.本專題的課程標準
（1）知道古代中國農業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中國農業經濟的基本特點。
（2）列舉古代中國手工業發展的基本史實，認識古代中國手工業發展的特征。
（3）概述古代中國商業發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國商業發展的特點。
（4）了解“重農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響，分析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緩慢的原因。
2.本專題的知識結構
（1）古代中國的農業。①農業在古代中國被統治者看做是最基本的經濟形式（農業的地位）。②比較成熟和相對完備，成為中國古代經濟突出的特征之一（農業的特征）。③古代中國以先進的農業技術聞名于世，中國人在農業方面的創造對文明的進步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農業發展的影響）。④中國古代農業生產的基本形式，也是古代中國農業經濟的基本特點，為自給自足的中國經濟的基本形態（農業的基本形式和基本形態）。⑤農業發明和技術改進在農業經濟發展中起著關鍵作用（農業發展的關鍵）。⑥農民承擔著沉重的壓力，歷史上關系農業經濟發展的制度和政策主要是土地政策和土地制度，統治者大多限制大地主對土地的控制，保證對農業經濟的直接控制（中國古代農民的負擔和土地制度）。
（2）古代中國的手工業。以一些關鍵部門和行業為主，歷朝手工業都有嚴格的管理規定。
（3）古代中國的商業。商業增強了中國古代經濟的活力，但由于傳統重農輕商的偏見，商人的收入低，長期受到鄙視和抑制。
古代經濟發展范文4
[關鍵詞]巴蜀；戰國后期；秦國征服；社會經濟改革
巴蜀經濟文明歷史悠久，巴蜀地區的發展自商周開始，放眼于整個華夏，其農耕文明都較為先進，秦國為了一統天下而首先入蜀，對蜀地大力發展，為秦滅六國和西漢文明發展都有著極大的影響。
一、巴蜀的地理概況
巴蜀地區在古代，從農耕條件來看其較為優越。古代的巴蜀是當時華夏的農耕良域，而在我國古代，農業乃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在《后漢書》有評說：“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边@就全面地評述了古代巴蜀地區優越的農耕自然地理環境。從其中的土壤條件看，巴蜀地區的土壤有多種類型，存在黃壤、紫色土、棕壤等，這就使得這一地區適合多種農作物的培育生長，且產量較大。其中存在的紫色土以及由河流沖積形成的潮土占面積最為廣大，而紫土則主要是黃土壤形成的主要來源，而潮土則是種植水稻最佳的土壤。這就奠定了其農耕最為基本的條件，那就是所謂“膏腴”之地。在灌溉方面，巴蜀地區的水源豐富，河流貫穿整個境內的河流主要有岷江、嘉陵江等大的河流?！度A陽志》中記載，“岷山導江，東別為沱?！逼洹叭瓷钍?，為四瀆之首，而分為九江?！卑褪竦貐^特殊地形也有利于降雨的形成，在四川盆地的中部，全年的降水量達到一千多毫米，并且向四周有著逐漸增大的趨勢，水分蒸發量遠遠低于降水量，這就使得巴蜀地區水量充沛。為農耕發展提供了物質，地理，天時等各方面優越條件。
二、秦漢對巴蜀的征服及其社會經濟改革
直到公元前285年，秦帝國最終平滅了巴蜀人的反秦活動，將蜀國改為蜀郡，最終實行郡縣制，秦帝國政府派官員實施了管轄統治，最終將巴蜀地區的割據狀態結束。秦政府將《秦田律》在巴蜀地區大力的推行，下設鹽、鐵、市官等機構來穩定其對巴蜀地區的封建統治，建立起了正常的封建秩序，最終進一步地促進四川地區的發展。
秦對巴蜀的統治方案中，其一方面主要就是繼承原有政治和經濟基礎，另一方面則就是挑戰來自根深蒂固的舊勢力的落后觀念，在政策上主要就是體現為軍事上的鎮壓和制度上的更建，實行井田制和郡縣制，而在文化和意識形態上則主要就是將秦人移民到巴蜀地區，統一文字、修建跟咸陽同建制的城邑），對巴蜀地區苦心經營。對于那些散落地聚集于崇山峻嶺之中的大大小小的部落，無論其有無必要，當時的秦國也無法對其直接統治。秦國對其主要還是采用懷柔政策，施以恩惠，并且進行友待，進而換取兵源合作以及戰略要道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戰略合作，這跟秦帝國奪取巴蜀地區的真正目的有關系，《史記》中記載，伐蜀“取其地，足以廣國；得其財，足以富民?！保貒粗惺前褪竦氐呢S沃國土以及其龐大的財富，以及兵員和戰略通道，其最終的劍鋒主要是直指諸侯強國楚國，最終實現中原一統。
在對巴蜀地區的統治中，秦的改造除了對原有政治經濟的繼承，還主要是通過幾個方面來進行，其一就是遷入秦民，《華陽國志》中記載，戎伯尚族，乃移秦民萬家實之，在其后的西漢時期的移民有同樣意義，目的主要就是從事生產，對原有的資源進行開發，同時也進行一種同化式的教化，利用中原較為符合封建的生產方式以及風俗習慣去影響并加速“蜀地”的改革。秦國對蜀的首次秦民移入是發生在公元前314年，有記載表明，移民規模達到了五萬多人。其中大多數是到達成都，也有部分移民入蜀而沿途扎根進行安居。
除了移民就是興建封建城市和封建制度，在秦國滅巴蜀后，在川東地區，主要以平都、枳、江州、閬中等為都城，并形成了早期的城市體系建制，主要是以都城為中心，在川中以及川西，主要是以成都為中心而形成輻射四川整個盆地及周邊地區的城市體系，這兩個城市體系帶動整個巴蜀地區經濟文化繁榮發展。
在秦滅巴蜀以后，以及后來的漢政權建立，封建政府都在巴蜀地區興修了大量水利工程，進一步促進巴蜀地區的農耕經濟發展，在我國古代，巴蜀地區雨量充沛，其地面徑流十分地豐富，但往往會出現排泄不暢的困局，進而造成大范圍的水災，嚴重地影響到了百姓正常的生活以及當地經濟發展，因此秦國在統一了巴蜀后，大力興修水利工程，其中較為有代表的就是蜀郡守李冰都江堰工程，李冰帶領蜀中百姓興建都江堰，修整了南安沫水一直到岷江會流處的水道，疏通了岷江宜賓沙灘等。
三、結束語
巴蜀地區存在的兩個古老民族，在秦國進行封建化改革、文字統一以及遷移等改革政策的直接影響之下，居住在巴蜀地區原來的巴蜀人和中原地區的文化迅速進行融入，到西漢的中期，巴蜀民族特征通過百年融合不再具有原始特征，也正是秦漢在巴蜀地區的經濟政策使得巴蜀經濟于原基礎之上登上了新臺階，對后期秦滅六國和漢代中興都立下了汗馬功勞，同時也使得巴蜀在自身經濟發展之中創造了各方面的條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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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經濟發展范文5
關鍵詞：古代城市；制度變遷；體制內；體制外
本文受上海高校青年教師培養資助計劃（項目編號：ZZGCD15023）；上海工程技術大學科研啟動項目（2015-37）資助
中圖分類號：F29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古代中西方城市的比較――基于制度層面的分析
收錄日期：2016年11月16日
中國與西歐的古代城市雖然都是經濟繁榮的區域，但是其成因、內部制度以及人口規模和主體都有著本質的不同，反映出中國與西歐在封建社會發展過程中各自的制度特征。與此相關的研究也很多，復旦大學的趙建民教授曾經從中國與西歐封建城市的區別中尋找中西封建社會解體緩速的主要原因，并分別從中西城市建立的目的、與封建統治的關系、在封建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進行了論述。劉景華比較了封建時代中西城市產生的過程，二者在“城市”的概念內涵方面的差異，以及在城市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行會等民眾組織，從而得出西歐中世紀城市能蓄積起沖擊封建政治體系的力量，而中國封建城市更多意義上是在封建政治體系中起著堡壘作用。李培、習亞哲從城市人口特征與地域分布、農業和商品經濟對城市發展的影響以及城市內部規則演變等角度對西歐封建型城市與中國封建型城市進行比較研究，并概括兩者的類別特征。張南、周伊將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城市和古典希臘城市作比較，從城市的興起，城市的功能以及城市的歷史地位方面討論了二者的不同。
近年來，關于古代中西方城市的研究比較多，運用豐富的史料從不同的方面進行了分析，然而就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史料學的分析方法占絕大多數，通過對史實的描述總結，從而得出結論；但是經濟學的理論利用較少，沒能將理論經濟學與經濟史學有機地結合起來。自從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興起之后，不斷的有人將制度變遷理論運用到經濟史的研究中，其中以諾斯為代表，本文通過描述古代中西方城市的特征，嘗試運用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的相關理論進行分析，得出古代中西方城市在制度變遷方面沿著不同的道路。城市作為這一過程中的產物，它不僅體現了制度變遷的不同結果――體制內和體制外的產物，而且體現了不同的制度變遷路徑導向不同的社會形態――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
一、城市的起源
中古中期的歐洲，隨著封建制經濟的發展，以及長子繼承制等制度因素，一部分人開始從事手工業及商業活動，起初他們在領主的土地上進行交易，由領主對其提供一定的保護，并收取相應的稅收等管理費用，隨著貿易活動的頻繁與貿易規模的擴大，自由的商品交易與領主的管理約束相互沖突，為了脫離封建領主的管制，11世紀之后，意大利、法國的一些“城市”為了爭取獨立的權利，開始進行反抗領主的斗爭。經過長期的斗爭，他們獲得了不同程度的自治權，最終掙脫了封建束縛。關于我國古代城市的起源，學界有很多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城市是防御外部侵略，保護內部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目的而建立的；另一種觀點認為城市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人們為了交易的目的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城市的雛形“集市”；再一種觀點則從地理因素出發，認為在交通要道，水利樞紐或自然資源豐富的地區自然發展形成了城市。第一種觀點可概括為政治上的原因，例如建立城墻，組織軍隊等硬件設施，從而使得一個地區貌似一個“城市”，但是這種早期的城市與歐洲中世紀的城市有著本質的區別，它并沒有相對發達的手工業和繁榮的商業，而是以農業生產為主要經濟活動，與真正意義上的城市還有一定的距離；第二種觀點與歐洲的城市興起原因有相似之處，但突出的區別在于，古代中國的城市服從于封建政權的統治，而歐洲的城市則是獨立于封建政權的統治。因此，個人權利在古代的歐洲城市遠遠大于其在中國；第三種觀點認為的起源，更加體現了城市是一個自然的制度變遷的結果，不像歐洲的城市，需要制度上的徹底變革，擺脫舊制度，建立新制度。
因此，從中西方城市的起源來看，古代中國的城市是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是封建體制內的產物；而中世紀歐洲的城市，通過贖買或與封建領主的斗爭，創建了新的制度，游離于主流體制之外，成為封建體制中的一種異己的力量。產生這兩種結果的原因之一是，不同的意識形態對制度變遷的過程產生了不同的影響。根據林毅夫的觀點，一個社會不同階級之間的意識形態差別如果足夠大，那么有可能會引起革命。在古代的中國，等級觀念強于西方，對于自身利益的訴求更多的寄希望于有一個“清官”，能夠為老百姓帶來福祉。由于這種強烈的等級觀念，即意識形態的資本比較大，剝奪的時間也相對較長，也就是說，即使沒有這樣的“父母官”，人民對嚴苛的稅賦，殘酷的統治的承受能力也遠遠高于西方。西方歷來強調平等，私人產權不容侵犯。因而，如果一項制度安排侵犯了這種權利，就可能引起制度變遷，有些學者稱之為制度“剛性”（相對于制度的“彈性”）。
二、城市的制度
中世紀的歐洲城市是自由的象征，農奴為了擺脫被奴役的地位一般會逃往城市，居住一年零一天以上，便成為自由人，因此有“城市里流動著自由的空氣”的諺語。同時，城市還擁有租稅權、司法審判權、行政和軍事等獨立的自治權利。市民是城市的主人，在城市中擁有話語權，通過選舉和市民大會參與城市的管理和監督。在具體的商業領域，有第三方組織――行會協調和規范經濟行為?？v觀歷史，只有在集權或的程度較弱的社會發展階段，經濟活動相對自由的情況下，第三方組織才能發揮積極的作用。因此，與領主的莊園形成鮮明對比的歐洲城市，完全獨立于周圍的“封建農村”，充分體現了自由民主。而古代中國的城市，雖然大多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經濟中心，但是其商業功能是依附于政治功能的。與自下而上建立起來的歐洲城市不同，中國的城市往往是因為統治當局的因素，自上而下建立的。北宋的城市也是由于政府取消了坊和市的區分而變得更加繁榮。城市的空間結構，建筑布局，功能定位無不體現當權者的意志。城市中的人民完全處于被統治地位，沒有任何表達自身意愿，獲取相關權利的途徑，即使遇到涉及個人利益的情況，也只能訴諸于官府。封建當局的權力是絕對的，不受挑戰的。既然城市的居民無所謂自由與權利，也就沒有類似于西歐的農民逃往城市的現象，人們走到哪里都是一樣的。中國古代社會結構是一元的，沒有獨立發展的工商業，城市與鄉村一體化，城市統治著農村。官府運用行政手段對城市商業經濟進行直接的管理監督，調節市場的價格水平，供求狀況甚至規定交易商品的種類，同時收取一定的稅賦。另外，中國在唐宋時期，雖然也出現了行會，但與西歐的行會有所不同，中國的行會向官府繳納稅收，并借助官府的權威管理行會，體現了政府對經濟的間接干預，可被視為政治權力在經濟領域的延伸。
綜上，從古代中西方城市的制度特征來看，歐洲中世紀存在著領主莊園的封建專制制度和城市的自由民主制度兩種截然不同的制度類型，而在古代的中國，國家對城市和農村擁有絕對的統治權力。從制度變遷的角度來看，古代歐洲城市的制度是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結果，而古代中國的城市制度帶有強制性制度變遷的色彩。在古代歐洲，受其意識形態的影響以及政府有限理性的制約，政府實施強制性制度安排的成本遠遠大于其收益，因此沒有設置新的制度安排的動機，相反城市的市民階層有充分的自由以較低的成本創造適合城市經濟運行的制度。這種由市場自發形成的制度是由于封建體制中的制度不均衡才產生的，所以是與封建制度格格不入的。而在古代的中國，影響國家設置制度安排成本的一個重要因素――統治的合法性遠高于歐洲，國家有強烈的動機，通過低成本的制度安排，獲得更高的稅賦收入、提高自身的威望等制度的收益，強制性的制度變遷首先是符合國家利益的。因此，西歐的城市是摧毀封建統治的力量，而古代中國的城市是鞏固封建統治的堡壘。
三、城市的主體
城市的主體指的是城市的政治經濟活動以某一個群體為核心，他們能夠控制城市的發展方向，并不是指城市中何種人口數量最多。中世紀的西歐城市是國內外貿易的中心，城市的主體是從事工商業的自由市民。由分工和專業化發展而產生的商品交換支撐起城市的經濟。并且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交易規模的擴大，城市人口不斷增加，因此對農產品的需求也相應增加，于是吸引了周圍農村居民帶著剩余農產品來到城市進行商品交換，降低了農奴對封建領主的依附；另一方面，封建領主對工業產品和奢侈品的需求也對實物地租向貨幣地租的轉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農奴與領主與城市經濟發展的聯系越來越大，封建的生產關系受到嚴重的威脅。
而中國的城市，不僅有手工業者和商人，更重要的是封建的官僚、貴族和高利貸者，他們的消費活動是城市經濟發展的動力。南宋的臨安城隨著首都的遷入，人口由40萬增加到124萬，超過了當時的開封。同時，隨著官僚貴族的加入，城市的服務業也得到發展，酒樓、茶坊、瓦子等休閑娛樂行業迎合了統治階級的需要，有時甚至通宵營業，被稱為“鬼市”；另一方面，封建官僚、地主和高利貸者在農村擁有大量的田產，他們通過封建的地租和稅賦對周圍的農村進行剝削，更重要的是他們掌握著國家機器，通過封建政治制度進行權利尋租，因此他們有加強和鞏固封建政權和生產關系的強烈動機。
從制度變遷的角度來看，歐洲城市的制度安排最初是市民根據市場發展的需要而設置的，隨后的發展也由市場起主導作用，其結果也是交易成本最低，最適合市場經濟發展的制度被創造出來，原來的封建體制也會受其影響，被不自覺地納入市場經濟的發展進程中，無形之中促進了封建體制的瓦解。而古代中國的城市制度由統治階級根據自身的需要而設置，之后由市場規律加以實現，那么資源配置會傾向于統治階級的利益，其結果必然是鞏固了統治階級的地位，進而對封建體制的依賴性越來越強。由此可見，古代中西方城市的主體，一個是封建統治階級本身，一個是其對立階級，封建體制外的這一階級主體就注定了二者的制度變遷道路將走向不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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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經濟發展范文6
【關鍵詞】古代絲綢之路 經濟全球化 “一帶一路” “三位一體”理念 包容性塑造外交
【作者簡介】金應忠，上海市國際關系學會研究員
【中圖分類號】F114.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568-（2015）02-0085-12
【DOI編號】10.13851/ki.gjzw.201502006
2013年9月，主席訪問哈薩克斯坦時提出沿著古代絲綢之路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同年10月訪問印度尼西亞時又提出沿著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同年年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這些倡議正式列入決議，使“一帶一路”建設成為中國國家戰略。事實上，“一帶一路”建設并非只是中國的國家戰略，歐亞非三大洲越來越多國家對此倡議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和熱情，紛紛提出相關建議和方案，這表明“一帶一路”建設已超越中國的國家戰略，成為更多沿帶、沿路國家的國家戰略，甚至成為歐亞非三大洲的共同發展戰略也是可能的。這種可能的實現將成為當代世界和平發展新的切入點和增長點，為世界經濟增長注入新的動力。這樣的趨向為我們研究“一帶一路”戰略提供了新的視角，因此需要研究這種趨向的動力是什么？促使這種趨向形成合力的理念是什么？中國的作用是什么？研究這些問題與研究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具有相輔相成的意義，本文擬就此展開討論。
一、凝結歐亞非的歷史記憶，
承載歐亞非的和平發展夢想
古代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可以統稱為古代絲綢之路，這不僅是中國先民走出來的，而且是歐亞非三大洲先民共同走出來的。古代絲綢之路建設的壯舉與風采不僅在當代中國人中，而且在歐亞非的民眾中都凝結著歷史記憶?！敖z綢之路”概念最早由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hofen）于1877年出版的《中國》一書中提出。 然而歐亞非的先民將通往中國之路與“絲”、“絲織品”聯系在一起卻是早已有之。據稱在公元前10世紀，中國的絲織品就已到達古埃及。古希臘人對歐亞大陸的東方生產絲與絲織品的國家也早有耳聞，并以“賽里斯”（seres）稱呼中國，用“賽里斯人”稱呼中國人似乎與“絲”的譯音相契合。 對絲織品、瓷器及其他產品的好感激發了“西方”人對中國的向往，試圖開拓通往中國之路，猶如唐朝高僧玄奘因對佛教的敬仰造就了赴印度取經的壯舉。歐亞非三大洲先民各自對對方的向往、好感以及互利推動了東西方之間的聯系與交往。在數千年前，人們不得不利用雙腳或借助畜力去跨越崇山峻嶺、草原大漠的阻隔，也不得不依靠風帆搏擊浩瀚海洋上的驚濤駭浪，實現互聯互通的艱難可想而知，然而古代絲綢之路仍然在艱難中聯通數千年。
歐亞非三大洲先民走出數千年傳承的古代絲綢之路，學者黃仁偉認為是以相互發現對方為主要特征的人類歷史第一次地理大發現為標志。 正是地理大發現增進了相互了解、互賞互鑒，使相互聯系、交往不斷增多，貿易、文化交流日益頻繁。漫漫的古代絲綢之路互聯互通為歐亞非古代先民建構了廣袤無垠的生活圈，既有商人的往來，又有民族的遷徙；既有改善生活品質的追求，又有躲避災難的需要；既有物質的互通有無，又有文明、文化的溝通交融；為各自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多樣的機會。
近生的第二次地理大發現導致歐洲少數列強對非洲、亞洲的殖民與掠奪。而在此之前的數千年中，盡管古代絲綢之路的發展也不可避免地發生這樣或那樣的矛盾、沖突，但是在陸上與海上仍然不斷拓展與延續，總體上對歐亞非三大洲的先民是有益的。古代猶太人在摩西帶領下走出埃及、越過紅海來到西亞，在“流著奶與蜜”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古猶太國在“第二圣殿”被毀之后，其中一個支族沿著古代絲綢之路來到中國，并在開封定居，在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過程中繁衍生息，形成了“七姓家”的社會群體，獲得了新的發展空間，成為猶太歷史中獨一無二的奇跡。公元610年，伊斯蘭先知來到麥加傳教，他曾說“知識，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既肯定中國的文化價值，又鼓勵雙方相互交流。穆圣的后裔沿著古絲綢之路來到中國，既成就事業，又繁衍生息，成為世界最偉大航海家鄭和的祖先。
中國漢朝使者張騫兩次出使“西域”，唐朝高僧玄奘到“西天”取經，鄭和奉明朝皇帝之命在28年內率龐大船隊七下“西洋”，多次遠航至非洲東岸……諸如此類的往來至今都給所到達的國家留下美好的回憶，值得當代人珍惜。古代絲綢之路不僅惠及歐亞非三大洲先民，而且至今依然是相關國家民心相通的橋梁，發展和平友好關系的楷模，共建“一帶一路”的歷史明燈。
連接歐亞非三大洲的古代絲綢之路源遠流長，延續數千年，傳承的是堅韌不拔的毅力、互賞互鑒的態度，并在優勢互補的交往聯系中提升各國人民的福祉的精神。這種親和力和精神在相關國家民眾的歷史記憶中歷久彌新，是當代共建“一帶一路”的民心基礎、動力源泉，這也成為相關國家追求共同夢想的歷史依據。這種親和力和精神表明“一帶一路”是沿帶、沿路各國共同的發展戰略，而且隨著經濟發展項目逐漸完工，經濟開發區逐步建成，新興城市集群快速興起，新興經濟走廊不斷形成，……由此帶來的互聯互通、經濟一體化發展，不僅為發達國家帶來更大的發展空間，而且將帶動新興經濟體實現群體性崛起。
弘揚古代絲綢之路的親和力與精神，共建當代“一帶一路”是歐亞非各國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歷史趨向、維護經濟健康、穩定發展的需要。
首先，共建“一帶一路”反映了當代歐亞非各國推動經濟健康、穩定發展，增進民生福祉的強烈愿望。我們正處在要和平而不要戰爭、要合作而不要互斗、要穩定而不要動亂、要富強而不要貧弱的和平發展時代。不僅發展中國家要實現和平發展，同樣發達國家也要提振經濟，擴大出口、增加就業機會、改善人民福祉、提升內部的穩定性等。古代絲綢之路給了歐亞非三大洲相遇的機會，共建“一帶一路”又使三大洲獲得了合作的契機。因此這不僅是復興與重振古代絲綢之路的偉大工程，而且將為世界提供和平與穩定之錨，為增進人民福祉提供機會之窗，也為各國實現和平發展的目標準備了條件。
其次，共建“一帶一路”為沿線國家創造了相互發現并再發現自己的機會。這可以用黃仁偉所說的人類社會的第三次地理大發現來表述。 古希臘人在見到中國人之前，地理學家克泰西亞斯（Ctesias）在公元前397年所著的《旅行者》的著作中這樣描述中國人：“男高十二骨尺（中指之端至肘為一骨尺），壽逾二百歲”， 猶如今人對外空人的想象。盡管今人對地球上同胞的描述已不需要這類想象，但是對對方的發現乃至自我發現依然存在著極大的空間。
從認識論的視角來看，社會是一種共生關系，人是在共生關系的相互發現中發現自己的；如果不善于發現他者與自身的真實關系，很難發現自己的存在。受到傳統國際政治、地緣政治觀念以及歷史與現實矛盾和分歧的束縛，國家之間的相互認知以及對自我的認知往往是不完整、有偏差的，由此導致合作的潛能往往被忽視。而這些潛能或潛力的挖掘可能為相關國家帶來廣闊的發展空間。
而弘揚古代絲綢之路精神，共建“一帶一路”可以為應對上述問題提供新的視角。認識的轉變需要從新的視角來思考，共建“一帶一路”對歐亞非各國都具有內生性，植根于對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記憶。從古代絲綢之路到共建“一帶一路”是一脈相承的，如果說古代絲綢之路因給相關國家相互發現并發現自己帶來了繁榮，那么共建“一帶一路”同樣將帶來新的輝煌。路是走出來的，新的輝煌就在腳下，因此需要我們高瞻遠矚、邁開腳步。
第三，共建“一帶一路”為歐亞非各國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建構戰略主動地位提供了新的契機。從“大航海時代”開啟的經濟全球化以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興衰相依”的發展趨勢愈加明顯，共同發展、共擔風險的要求也愈加強烈。這不僅需要研究如何實現共生、共同發展，而且需要思考如何建構相互合作抵御風險的平臺。
共建“一帶一路”既是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又是建立應對經濟全球化風險的重要戰略依托的需要。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超級大國或許是經濟全球化風險的策源地，但是由于其資源與實力的體量較大，因此客觀上自身可以建立應對風險的戰略依托。1997年，金融危機席卷亞洲并波及歐洲，而美國卻巋然不動。2008年，爆發于美國的金融危機，目前來看美國比其他國家更早走上復蘇道路。歐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也使歐洲獲得了類似的體量，但是抗御風險的能力卻與美國相差甚遠，表明其體量還不夠大、不夠強。
因此對眾多歐亞非國家而言，應對經濟全球化風險，要善于共同建構足夠大、足夠強的戰略依托。俗話說“一個好漢三個幫”，一個人可以走得快，眾多人在一起可以走得遠。當然這里的戰略依托不是傳統國際政治概念，也不針對誰、攻擊誰，而主要是促進相關國家經濟穩定發展的需要。發展中國家需要有戰略依托，發達國家也同樣需要，日本經濟發展經歷的波折也證明了這一點。盡管日本曾為建構自己與東亞國家經濟關系的“雁行模式”而驕傲，但是日本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依然失之于未能使東亞國家成為其經濟穩定發展的戰略依托。盡管日本曾經提出建立“心心相印”關系的說法，但這僅僅是一種外交辭令，事實上一直秉承使東亞國家落后自己十年的理念，因此無法建立抵御風險的戰略依托。上世紀80年代的“廣場協議”使日本經濟一蹶不振，表明“脫亞入歐”不能使日本獲得戰略依托，跟隨美國也不能使日本獲得真正的戰略依托。經濟問題必須依靠經濟辦法來解決，沒有經濟領域的戰略依托，日本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再復興是沒有希望的。
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的發展趨勢都是當代世界的客觀事實，各國相互依賴、利益交融同樣是當代世界發展的客觀事實，如何合作應對經濟全球化的風險是各國的共同需求，就此而言，共建“一帶一路”為沿線國家提供了確立戰略主動地位的新契機。
二、將是21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再復興工程
對于古代絲綢之路的起點與終點問題，主要是指“官路”，即使在當代討論也涉及各種因素。太倉瀏河港與上海港在歷史上都在現江蘇省內，明朝鄭和率船隊七次下西洋，都是從該地起航。上海寶山也因當年曾建造烽火臺“寶山”、為鄭和船隊導航而得名。這說明當今的上海港在歷史上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至于“民路”的起點與終點更為多樣，古代絲綢之路途徑歐亞非各地，許多城市或地區都是連接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這是因為各地都有加強經濟交往聯系的內在動力，也有展示自身魅力與優勢的內生需求。在這種內生動力與需求的驅使下，使得古代絲綢之路在歐亞非三大洲縱橫交錯、相互聯結，而且延續數千年。
當代的“‘一帶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長的經濟走廊，包括亞太、歐洲、非洲等多個經濟圈”， 是經濟全球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和動力之一，同樣也將是沿線國家共同努力、循序漸進實現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何處為起點、何地為終點、何處聯何地接，將由沿線國家按照經濟發展規律、社會發展需要作出選擇。將沿線所有經濟圈互聯互通起來，實現經濟一體化。當然，“一帶一路”建設即使用100年時間來完成也不為過，與用數千年時間走出的古代絲綢之路相比，100年或許只是彈指一揮間。當代“一帶一路”建設，各國有自己的原則構想，即使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也對此有自己的抱負，這是很正常的?！耙粠б宦贰苯ㄔO在客觀上可以視為歐亞非三大洲人民實現共同夢想的過程?；ヂ摶ネǖ膬r值最終都將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得到體現。因此這項歷史性工程的進展如何，將在根本上取決于沿線國家在此過程中相互認知的深化與合作。
盡管“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之間確實存在大量歷史與現實的矛盾與分歧，但是這些矛盾和分歧并非不可調和，需要通過建設責任共同體來加以應對，包括在尊重歷史的基礎上，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來處理相關問題，維護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的整體發展。如果說國家之間的矛盾、分歧具有客觀性，那么建構責任共同體就顯得十分必要且重要。盡管各國家之間的利益有所差別，相互之間的矛盾在所難免，但共同利益或互補利益并非獨立存在，而是與個體利益相互聯系、相互促進。任何個體利益均具有雙重屬性，即與他者個體利益的矛盾性與同一性、自主性與共生性。如果說其中的自主性、矛盾性帶來與他者的矛盾與分歧，那么其中的同一性、共生性則要求發現與他者個體利益之間的共同利益或互補利益，承認與他者合作、協作的必要性，也因此需要建立在某種底線上的責任共同體來管控、彌合、化解相關矛盾和分歧，為各自拓展個體利益開辟空間、帶來實惠。
按照上述理論，各個國家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認識、發現自己，歸根到底要求在認識、發現與他者之間的矛盾、分歧的基礎上，尋求有效的應對途徑，建構具有規范性的相互責任制度和機制。就此而言，共建“一帶一路”首要的問題是避免使沿線國家之間的矛盾、分歧影響合作的前景，要用塑造性思維尋求構建責任共同體，以此來管控、彌合、化解矛盾與分歧。在該問題上，盡管面臨經濟優先抑或政治優先的選擇，但是發展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硬道理，所以以責任共同體為指導來建構經濟與政治的統一性是最佳的選擇。如果說歐亞非三大洲先民共同創造的古代絲綢之路是勇氣與智慧的體現，主要是對高山峻嶺、荒漠草原乃至驚濤駭浪等自然條件和物理障礙的克服，那么當代人共建“一帶一路”同樣需要以高度的勇氣與智慧來塑造責任共同體，以便管控與化解相互間的矛盾與分歧，提高利益共同體的安全性，塑造和平共處、和諧共生的環境，為建立命運共同體創造良好的條件。
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三位一體的理念源于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特征，國家之間在安全、發展方面的合作都是全球化進程中的伙伴關系的內容。具體而言，國家之間在諸如經濟、貿易、金融、投資、公共服務、環境衛生、社會領域的相互聯系也是對伙伴關系內涵的豐富與拓展?；锇殛P系也強調興衰相伴、命運與共。根據《辭?！返慕忉?，“伙伴”是由“火伴”延伸而來，是指同吃一鍋飯?；锇殛P系既是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的基礎，同時也是外在形式。
此外，伙伴關系也強調國家之間關系的平等與均衡化。第一，平等就是要相互尊重對方的發展利益與權利，不能以大欺小、以強凌弱，更不能損害對方的利益和權利為代價而謀求自身利益。另外，在伙伴關系的建設中，也面臨利益優先還是道義優先的困惑，這需要建立責任共同體來維持兩者之間的統一性，既不能為了道義而舍棄合理的利益，也不能為了利益而舍棄道義，要實現二者的平衡，需要樹立正確的義利觀。
第二，發展的均衡性，是指中國在發展過程中要使相關各方都能從自身的發展中獲得更多的發展空間、更多的財富增長機會，因此需要我們為落后國家、不發達國家提供適度的幫助，包括相應的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經驗方面的支持等。只有其他國家發展了，才能為我們自身的發展創造新的機遇；只有在共同發展、共同增長的過程中，才能賦予伙伴關系實際意義。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國際政治經濟不平衡問題日益突出，因而加劇了全球性危機爆發的風險，因此需要以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建設來實現同舟共濟、權責共擔，從而增進人類共同利益?！耙粠б宦贰睉鹇哉菍Υ藛栴}的回應，該戰略將為歐亞非三大洲的有關國家實現多側面、多層次的廣泛互聯互通，共同發展、共同增長提供機會，以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當代需要，因而具有很強的戰略前瞻性。
總體而言，“一帶一路”建設作為中國的國家戰略，適應了中國和平發展的現實需要，也是中國融入歐亞非三大洲一體化發展的戰略選擇。但是在此過程中，“一帶一路”建設又不僅僅是中國自身的事業和戰略，也是歐亞非三大洲各國的共同事業、共同的發展戰略，因此不僅需要共商、共建，而且需要各國共同出力，形成合力，因為這符合各國的現實發展與長遠利益。此外，在共商、共建的過程中，也要共同分享由此帶來的利益，實現各自的戰略目標、戰略價值以及實現對國際體系的戰略再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