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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范文1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牽一發動全身，需要在通盤規劃協調之下先形成框架性的頂層規劃，并抓住重點、循序漸進加以推進。2013年2月，國務院批轉的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正式出臺，作為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路線圖”，明確了30多條收入分配機制改革路徑，提出了到2020年城鄉居民收入實現倍增的目標：城鄉居民人均實際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力爭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長更快一些，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利益結構的重大調整，是一項十分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是經濟社會發展中帶有根本性、基礎性的制度安排，勞有所得是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之一。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圍繞“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作出新的部署，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與和諧穩定，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黨和國家對人民的鄭重承諾。把收入分配體制改革落到實處，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期待。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應當從三個方面加以落實。
一要健全初次分配制度和著重保護勞動所得。初次分配，一般是指生產成果在勞動、資本、資源（土地）、技術（知識）、管理等生產要素之間，按貢獻份額進行分配的過程。我國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根本上是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堅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調節并重。在初次分配過程中，《決定》首先強調“著重保護勞動所得，努力實現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出一系列關鍵性舉措。在勞動要素之外，《決定》重點提出，“健全資本、知識、技術、管理等由要素市場決定的報酬機制”，突出了由市場機制決定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相應報酬、并將知識要素增列其中的創新思路，為依法保障知識（包括品牌、創意等）和技術成果參與分配的應得份額，建立健全根據經營管理績效、風險和責任確定薪酬的制度明確了方向。《決定》還重申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這些制度機制一旦做實，對理順和規范股市等投資行為，提高租賃服務質量水平，拓寬居民租金、利息、股息、紅利等增收渠道，都將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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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單位福利制度改革。最早被重視的是住房制度改革,已經歷了公房出售、提租補貼、建立住房公積金、停止福利分房等階段。同時,為配合國有企業改革,企業辦社會問題也很早就被重視,從最早實行生產經營和生活服務分開,到分離企業辦社會職能,經過多年的實踐探索,國有單位福利制度改革的思路已清晰,一是實物福利貨幣化,二是生活服務社會化。
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1980年開征個人所得稅時,當時納稅的主要對象是來華工作的外籍人員。1986年和1987年,國家相繼出臺了個體工商戶所得稅和個人收入調節稅,擴大了納稅范圍。1994年,我國實施了統一的個人所得稅稅法。自1999年11月起,國家決定恢復征收利息稅。
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目前,企業的社會保險制度框架已經形成,養老和醫療保險實行統賬結合模式。隨著企業社會保險制度的逐步建立,機關事業單位同企業在社會保障制度安排上出現了“并軌”趨勢。在農村開展的社會保障項目主要有兩個,一是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二是新型合作醫療制度,但兩者仍處于試點或局部推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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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三大紅利”仍有很大空間
對于那種“中國人口、資源、改革三大紅利耗盡”的說法，我認為是不對的。人口紅利可以通過勞動者知識水平和技術水平的提升繼續獲得：改革紅利可以通過不斷深化改革繼續獲得：土地、礦產資源雖然會減少，但科學技術的發展是用之不竭的資源。所以，中國新的競爭優勢源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和良好的制度環境。建立良好的制度環境，實現經濟總量、人均收入翻番，關鍵在改革。
發展的動力分為內生動力和外生動力，兩者是不一樣的。要想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任務，必須依靠改革，建立良性機制，而不應單純依靠宏觀調控。改革的關鍵是讓企業成為市場的主體，目前政府管得還是太多，特別是審批太多。
二、分配：收入分配改革應以初次分配為重點
收入分配制度如何改革，目前學界有兩派意見。一派認為，應該把初次分配作為改革重點：另一派認為，著力點應放在二次分配。
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初次分配是以市場調節為基礎的分配，但在中國，無論城市，還是農村，由于各種原因，至今尚未形成市場經濟規律下的分配，初次分配的改革更加迫在眉睫。
導致初次分配與市場經濟規律相脫節的原因，既有行業壟斷阻礙市場公平競爭環境形成的原因：也有計劃經濟體制遺留的初次分配的工資級差、工資標準等因素；還有勞動力市場上雇主和受雇者地位不對稱的原因，買方強勢，賣方弱勢。
此外，從深層次看，中國初次分配的邏輯中，還存在著特殊的二元勞動力結構，即高級勞工市場工資高、福利多、升遷容易；低等勞工市場工資低、福利少，幾乎沒有升遷機會。
在農村，農民在初次分配中的話語權更不樂觀。首先，到現在為止，農民還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場主體。農民雖然有土地的承包權、使用權，但沒有產權，不能用于抵押、轉讓，土地的流轉很大程度上受市場外因素的干擾，農民的土地收入受到多方限制。其次，雖然農民工可以在城鎮和企業中工作，可他們的身份和市民不一樣，他們更弱勢，雇方和被雇方雙方地位不對稱的問題十分突出。第三，農民養了牲畜、家禽，種了農作物，但他們在銷售中處于弱勢，和他們打交道的大公司明顯強勢。即便農民組成了專業合作社，跟大型企業比也還處于弱勢。
鑒于我國尚未形成市場經濟規律下的初次分配框架，因此，改革的重點應該放在初次分配。
三、藥方：分配改革的七張藥方
首先，健全完善市場，早日形成生產要素的供方、需求方公平競爭的環境：形成商品生產者之間公平競爭的環境，打破行業壟斷，消除所有制歧視。修改或取消部分在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初次分配的規則，包括工資標準、工資級差等。以貫徹市場經濟規律作為初次分配的基礎條件。
第二，讓農民成為清晰的產權主體和市場主體。讓土地的流轉在各個產權主體、市場主體之間有序地進行，制止土地使用中的尋租行為，保證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去年中國農村進行的土地確權登記，就是保證農民的財產性收入的舉措之一。
第三，在勞動力市場上促使買方和賣方的地位趨于平等，消除不對稱行為。應該充分發揮工會的作用，促使第一次分配趨于完善。
第四，在二元勞工市場存在的情況下，應該促使低勞工市場向高勞工市場轉變，同時，提高職工的受教育程度，給予其更好的升遷機會。
第五，鼓勵農民和低收入家庭的成員自行創業，創辦小微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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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貴認為，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收入分配帶來重大影響，如何調整社會各類人員收入分配關系，顯得尤為重要而緊迫，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第一，金融危機導致經濟發展速度放緩，可供分配的蛋糕在減少，社會分配中的矛盾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突出、更加尖銳、更加引人關注。第二，金融危機加劇社會分配矛盾，各級黨和政府包括各類社會組織必須正視社會分配中的問題，決不能視而不見。第三，金融危機導致社會群體之間利益沖突加劇，影響社會和諧穩定，必須迅速果斷地采取有效調控措施，化解分配領域的矛盾。第四，應對金融危機的挑戰，最重要的任務是平衡各社會群體的利益關系，縮小各社會群體的收入差距。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指出，應該用兩分法看待金融危機對我國收入分配帶來的影響。一方面是負面的影響，一是由于成本壓力加大，使得一些工資水平本來就不高的行業如紡織、加工制造等出現減員降薪行為，一些效益較好的行業如電力、鋼鐵、航空等也出現降薪行為；二是出現局部侵害勞動者報酬權益的現象，如拖欠、克扣工資等；三是薪酬增長速度降低，薪酬分配經濟支撐能力減弱。當然，我們也要看到另一方面，即危機帶來的機遇，經濟發展的起伏性規律促使我們思考宏觀薪酬政策如何與之相適應；金融危機引發的國際關于加強企業高管薪酬監管的熱潮將促使我國規范企業高管薪酬管理；金融危機引發的呼吁解決分配不公的新聞輿論和社會呼聲有利于促進理順薪酬關系。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曾湘泉認為，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一些行業高薪不再，越來越多的頂尖人才從華爾街、硅谷等撤離，現在正是企業吸納金融、制造業和高科技產業優秀人才的最佳時機，客觀上為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提供了難得的契機。企業人力資源管理部門應該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在留住本企業核心人才的同時，做好人才的吸引和儲備工作。
與會者一致認為，金融危機使得我國收入分配形勢更加嚴峻，必須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調整和規范。對于如何進行調控，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見仁見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關系司司長邱小平指出，解決當前收入分配領域的突出矛盾，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則，著力提高勞動要素報酬比重，體現勞動要素價值；堅持公平與效率相結合原則，市場經濟條件下更要注重公平，公平做不到，同樣會損害效率；堅持職工工資增長與企業效益增長相協調，把企業自主分配與職工民主協商結合起來。在宏觀政策取向上，他概括為：提低、保發放，調高、擴中，以此構建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體系，把解決當前問題與完善體制結合起來。具體包括以下措施：一是繼續完善工資支付保障制度，加強對拖欠工資行為的監控；二是抓住暫緩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的有利契機，進一步完善落實最低工資制度；三是加快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將協商薪酬、協商定額、協商工時等作為主要內容；四是規范國企負責人薪酬制度，健全激勵約束機制；五是加強研究國有企業工資決定機制改革，在分類管理的基礎上，對競爭性較強的企業給予更大的自；六是加快政府公共信息指導建設，發揮工資指導線作用，為健全企業薪酬分配微觀機制提供條件。
貴院長認為，要理順收入分配關系，一是應盡快實施地區附加津貼制度，縮小公務員地區收入差距。地區附加津貼制度是公務員工資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主要體現各地經濟發展水平、物價消費水平、財政能力和企業相當人員工資收入水平等方面的差異，是妥善處理地區間公務員工資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二是盡快規范事業單位津貼補貼，遏制事業單位收入分化現象。規范事業單位津貼補貼，是有效遏制事業單位收入分配秩序混亂、解決收入分配分化現象嚴重的重要措施。三是盡快建立工資調查制度，構建科學合理的收入水平決定機制。我們應按照《公務員法》規定，國家實行工資調查制度，定期進行公務員和企業相當人員工資水平的調查比較，并將工資調查比較結果作為調整公務員工資水平的依據。四是加大社會保障力度，提高低收入階層的福利待遇。統籌全社會的社會保障，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完善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推進企業、機關、事業單位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探索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
廣東省勞動保障廳從實踐的角度向與會者介紹了廣東應對金融危機所采用的宏觀政策。其主要做法是：對生產經營遇到暫時困難的企業，指導企業著重就合理調整工資水平等問題與職工進行協商，進一步理順企業內部分配關系；對生產任務不飽滿的企業，可就實行彈性工作時間、放假期間工資報酬等進行協商，解決好工資能升能降問題；對生產經營遇到嚴重困難的企業，指導企業就工資支付辦法、離崗生活費等問題進行協商，重在建立工資支付保障機制，幫助企業與職工共渡難關，共謀發展。
金融危機對我國影響最大的領域就是企業，在人力資源管理方面，最直接的表現就是裁員和降薪。因此，本次論壇與會代表就如何應對危機，加強人力資源管理進行了研討，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議。
蘇海南認為，各類企業應根據自身受危機影響大小的不同，分別采取不同應對措施。對于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大、生產經營不正常、效益下降的企業，一是適當調整現行薪酬結構，增加與企業效益掛鉤的浮動工資比重；二是實行靈活工時制人員改行全彈性工資制，根據工時和完成任務情況發放薪酬；三是通過協商暫時降低部分或全體員工的薪酬水平，在努力保證關鍵重要人才不降薪、少降薪的同時，其他人員可按各自原工資的相同百分比下調薪酬水平。上述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大的企業，都要切實保證按照勞資雙方約定的標準支付薪酬，不能出現違約拖欠或克扣薪酬現象，保證員工基本權益和基本生活。對未受金融危機影響的企業，一是繼續夯實薪酬分配基礎，深化薪酬制度改革；二是從本企業的生產經營特點出發，有針對性地確定本企業薪酬制度、形式、結構和水平；三是建立工資增長機制，合理安排職工工資增長。此外，不論是宏觀層面還是微觀層面，都要重新思考經濟發展周期性波動規律下薪酬管理的對策。
曾湘泉就企業人力資源管理部門如何應對挑戰提出了三點建議。一是保證人才不能流失，特別是核心人才不能流失。無論企業遇到多大困難，降薪也好，裁員也好，都不能針對核心員工。通過合理化薪酬結構，適度提高核心員工浮動薪酬、長期激勵的比重，在市場前景和企業業績不佳時可采用薪酬遞延發放的方式。二是企業應建立總報酬觀念，總報酬模型已經在世界著名企業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所謂總報酬，即除了貨幣化工資外，福利、工作與生活的平衡、績效認可、個人發展與職業機會等也非常重要，企業不能僅僅把眼光放在薪酬方面。三是在總報酬的設計上，可通過更為靈活的工作設計和時間安排、提供更多的學習和發展機會、清晰的職業生涯規劃、對員工工作成績給予及時的肯定和獎勵以及提供員工自主選擇的福利項目等來達成。
廣東佛山市企業聯合會、企業家協會代會長歐陽榮對如何留住核心人才提出三點看法，一是企業應及時調整發展戰略，在危機時期更加關注核心人才的成長；二是提升和完善企業文化，能做事的給機會，做成事的給地位，創建一個核心人才成長的優良環境；三是對現行薪酬體系進行調整，一方面調整薪酬結構，加大浮動績效薪酬比例，另一方面豐富精神激勵手段和方式，將物質激勵和精神激勵有機結合起來。
甘肅金川集團公司人力資源部主任胡耀瓊談到了總報酬在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他從自身企業的實踐經驗出發，提出企業在一定時期總成本是不變的，要控制普通崗位用工，留出更多的成本用于核心崗位員工，企業就必須做好組織機構優化、職責邊界界定等基礎工作，將普通崗位與核心崗位進行有效區分。同時，注重非貨幣薪酬對員工的吸引作用。該公司受金融危機影響，企業效益有較大幅度下浮，但企業不減員不降薪，通過企業年金等方式增強員工對企業的歸屬感，起到了貨幣薪酬不能替代的作用。
旅游行業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受到沖擊較大，人力資源管理面臨著很大的困難。中國國際旅行社人力資源部部長陳建華向大家介紹了他們應對金融危機挑戰時的經驗和做法。由于行業不景氣，國旅今年不得不實行裁員降薪，以緩解成本壓力，共渡難關。如何做好這項“苦差事”，他認為，企業在降薪裁員時要明確五個前提條件：一是不能觸動法律底線，要與員工為善；二是企業要有配套的規章制度；三是市場化運作，人性化操作；四是做好精心準備，不打無準備之仗；五是盡量不裁人，可通過轉崗、培訓等方式借機優化人員結構。如果一定要實施裁員，也要注意在操作過程中掌握幾個方法：一是先易后難，盡量不要形成消極群體；二是選擇工齡短的員工，這些員工既有更多的工作機會，觀念上也比較容易接受；三是多做宣傳，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盡量壓低人的期望值。
上海浦之威投資有限公司副總裁李彤梅談了她對企業應對危機、加強人力資源管理的認識和做法。企業在裁員降薪時，一要注意學法守法，將遵守法律法規貫穿始終；二要加強制度建設，包括企業組織架構、職位描述、績效管理等；三要注意溝通和宣講，特別是與留用員工的溝通；四要加強組織領導，充分發揮工會、職代會的作用。此外，在日常的人力資源管理和操作中，要做好有關文件的準備工作，這些文件包括勞動合同書、集體合同書、員工花名冊、簽收單、入職說明書、入職登記表、合同變更書、解除證明、員工加班申請表等。如果從制度上加以完善，企業就能有效避免發生勞動爭議時的被動局面。
國際金融危機到來，企業高管薪酬成為世界范圍內熱議的問題。國內部分企業高管的偏高過高薪酬也引起了全社會的高度關注。因此，在本次論壇上，國企高管薪酬問題也成為大家爭論最為激烈的話題。與會者圍繞國有企業高管年薪水平、確定機制、配套改革、宏觀監管等展開了討論。
本議題主講嘉賓、首都經貿大學勞動經濟學院院長楊河清談到，本世紀初，我國國有企業高管年薪與職工工資相比是不高的，大約在4.2倍左右。近幾年來，企業高管薪酬問題日顯嚴重，一是“三高”現象突出，即高管年薪與全國職工平均工資相比，12～50倍為偏高；50～100倍為超高；100倍以上為極高。二是行業間差距拉大，房地產、金融等行業高管年薪收入增長過快。三是薪酬增降與公司業績關聯度不高，一些經營出現虧損的企業高管年薪照樣增長。四是薪酬決定機制有缺陷，存在自定薪酬現象，國家層面監管不力。對于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他提出以下建議設想：一是區分企業性質，進行分類管理；二是增強高管薪酬回報水平和真實績效的匹配度；三是重視薪酬結構的合理化，進行合理的風險控制；四是完善高管薪酬確定的機制和流程，從公司治理、法律保障、政府監管三方面進一步完善或加強；五是重視長期激勵的作用及其存在的問題，當前情況下慎重使用股權激勵；六是借鑒國外高管薪酬確定的方式和經驗。
楊院長的發言也引來一些不同意見，在尖峰對話過程中，一些企業界代表就高管薪酬問題提出了不同看法。中國中鐵股份公司人力資源部副部長張賀華談到，目前國企高管薪酬管理的主流是好的，一些企業高管年薪的天價只是個別現象，不具有普遍性。從他掌握的情況看，一些央企負責人的薪酬大致在五六十萬元左右，還包括了一些延期兌現部分，有些薪酬還要和績效考核掛鉤，而考核指標有些是滯后的。這樣的年薪水平是很難留住人才的。當然，他也承認，個別金融企業的高管年薪確實很高，但不能以偏概全。
中冶集團人力資源部副部長黃長路認為，要重視高管的社會責任構建問題，現行的制度設計中過多地考慮了現期激勵和物質激勵部分，今后應加強高管的社會責任心建設。一方面要加強社會輿論宣傳，使高管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事業觀；另一方面，從制度建設上應注重當期績效指標和長遠績效指標的和諧統一，需對高管退休政策進行統籌安排，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高管的短期行為。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范文5
長期以來，我國收入分配和居民消費格局存在居民收入和勞動報酬比重過低并呈現不斷下降趨勢、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居民生活成本不斷攀升、企業薪外各類附加費過重、居民即期消費存在后顧之憂等問題，這使得我國民眾收入水平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短板”。
過去十年，我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超過20％，GDP年均增長10％左右，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卻徘徊在6％至8％之間。總體上來看這些年，政府和企業所得的份額是增加了，居民收入雖然總量也增加了，但是居民收入所占的份額卻是相對減少了，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的，居民的勞動報酬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正在下降。
從整個經濟環境來看，調整國家企業居民三者之間的分配關系刻不容緩。當前，我國經濟正在進入轉型拐點，農村剩余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轉向局部短缺，這種供求關系的變化迫使企業提高員工待遇和福利保障。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斷出現的新趨勢形成了市場倒逼機制，正推動我國收入分配格局發生根本變化。無論是企業還是普通民眾，都在強烈呼吁政府推動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使經濟進入均衡共享的包容性增長階段，讓廣大勞動者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笆濉币巹澲邪逊峙渲贫雀母镒鳛橹刂兄?，國民經濟亟需進入“GDP增長一居民收入提高一消費增長一內需擴大一經濟持續增長”的良性循環。
目前，我國收入分配和居民消費格局存在五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報酬比重低。我國職工工資的上漲幅度，大大低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幅度。我國居民收入和勞動報酬比重低，而且呈現下降的趨勢。我國過去十年間財政收入年均增長超過20％，GDP增長10％左右，但城鄉居民收入只增長了6％-8％，出現政府在分配中得“大頭”，居民收入占“小頭”的失衡格局。同時，資本所得也高于勞動所得。二是收入差距大。我國城鄉之間、行業之間、階層之間、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非常大。據統計，我國城鄉之間收入比達3.3倍。最高收入行業與最低行業的收入差距擴大到15倍。我國基尼系數接近0.5，全國收入最高10％人群和最低10％的收入差距達到23倍之多。在地區收入方面，人均GDP最高的地區與最低之比達13倍。三是薪外附加重。有報道顯示，日前搭載在工資上計提的“五險一金”等繳費項目有20多項，企業負擔太多太重，客觀上擠占了企業為員工加薪的空間。同樣，工資被扣除一部分繳納到各項基金中，員工實際到手的現金減少。四是居民生活成本不斷攀升。研究表明，我國教育、醫療和社保三項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只有29.2％，比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低20個百分點以上。居民生活成本過高，特別是高房價使城市居民生活成本有難以承受之重。五是未來預期憂。老百姓對未來消費有后顧之憂，上學難、看病貴、住房難、養老負擔重等問題成為阻礙居民消費的障礙，影響居民的消費預期。
“十二五”期間領域的改革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彭森在2010年中同改革論壇上指出，“十二五”期間，適應經濟發展形勢的變化，結構調整著力點必須從重點調整產業結構轉向全面調整需求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和要素投入結構等，改革也將涉及全方位結構調整、涉及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制度等重大任務。
據了解，根據五中全會會議公報，“十二五”期間將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資源性產品價格和要素市場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會事業體制改革、城鄉改革等領域的改革攻堅。
首先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這需要轉變政府職能，創新公共服務體制，優化政府組織結構和行政層級，完善政府績效考核制度，推進依法行政等方面加大改革的力度，從制度上更好地保障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加快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制政府和廉潔政府。 第二是完善基本經濟制度。這包括要進一步明確國有經濟的職能定位，逐步實現從競爭性領域逐步退出。完善國有資產制度，深化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母公司層面的股份制改革，要大力推進鐵路、電力、電信、石油等壟斷行業的改革，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引入競爭機制。
第三是深化資源環境價格改革。穩定推進電力、天然氣、水等資源性產品價格和環保收費制度的改革，切實發揮價格在提高能源資源使用效率、控制污染排放和調整經濟結構中的杠桿作用。
第四是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完善分稅制的財政體制，建立財權事權相匹配的體制，健全規范透明的轉移支付制度，著力加強基層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財力保障，進一步優化稅制結構，有效發揮稅收對收入分配和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的調節和促進作用。
第五是深化金融體制改革。要在有效防范金融風險的前提下，積極穩妥推進金融業改革開放和制度創新，使金融更好的服務于實體經濟的發展。
第六是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第七是深化社會領域改革。要著眼于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與社會和諧穩定的大局，處理好政府與市場公平效率的關系。
第八是協調推進城鄉改革。
彭森強調，實施這改革，是因為經濟發展環境發生重大變化，預計在“十二五”期問，中國過分依賴出口增長，以及過度消耗資源能源的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繼續。同時，國內的環境也發生了變化，即“十二五”期間，第三產業將超過第二產業，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同時農業占經濟的比重將降到10％以下。
全方位結構調整啟動
為了，適應經濟發展模式的變化，“十二五”產業結構調整也將深化。而政策著力點將從重點調整產業結構轉向全面調整需求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和要素投入結構等。
以調整中央、地方關系，建立財權和事權匹配的體制而言，中央黨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就指出，目前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經超過34％，未來需要下降到30％以內。同時政府全部開支，不能超過總開支的15％。地方目前因為財力匱乏，過度依賴土地財政的模式也需要改變。
以協調推進城鄉改革為例，“十二五”將加快推進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全面推進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完善農村土地整治和城鄉區域之間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制度，研究建立進城人口、農業人口、承包地、宅基地退出和補償機制，統籌解決當前農村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和城鎮化過程中城鎮土地不足的問題。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廖洪樂指出，農村做好產權制度改革。需要在宅基地，農村承包經營，農村集體財產等多個方面確定每個家庭和個人的實際權益。“這也是目前農村糾紛最多的一個問題。所以‘十二五’的農村改革必須涉及到一些根本制度問題，要建立承包地、宅基地的退出和補償機制?！绷魏闃氛f。
收入的多元性增長
我國經濟正在進入轉型拐點，當前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斷涌現的一些新趨勢形成了市場倒逼機制，正在加快我國經濟轉型的進程，收入的多元性增長是社會廣泛關注的問題。
要實現收入的多元性增長，政府要發揮宏觀調控作用，和企業聯手推進我國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做好以下幾個方面：
一要與經濟發展同步提高居民收入與勞動報酬比重，實現政府企業居民三者分配關系的協調發展。建贏居民收入跟經濟增長掛鉤、勞動所得與企業效益掛鉤、工資與物價水平掛鉤的機制，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變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增速遠快于城鄉居民收入增速的現狀。
二要調節收入差距，深化壟斷行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擴大中等收入階層比重。要擴大中產階層的比例，構建“橄欖型”分配格局。鼓勵創業，使更多的創業者成為中等收八者。要平衡壟斷國企與一般國企、國企與民企的收入分配差距，完善國有資本預算，規范國有企業分紅。要調整不合理的高收入，堅決打擊取締非法收入。要扶持低收入和困難人群，探索建立城鄉低保標準正常調整機制和與物價變動相適應的動態補貼機制。
三要政企聯手推進收入倍增計劃，提高財產性收入，讓老百姓“能消費”?，F在企業利潤率很低，企業加薪不能完全靠企業。政府要積極實施“化稅為薪”或“提薪讓稅”，為企業增加員工工資創造條件。減少地方政府對企業的各種收費，減輕企業負擔。要堅持企業自主分配與平等協商相結合。要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充分考慮家庭綜合稅負能力，以家庭為單位進行計征和抵扣。提薪是漸進的，擴大收入是多元化的。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讓農村居民擁有財產性收入，推進農村宅基地、住房。土地使用權的抵押貸款，將資產變為資本，讓老百姓創業有資金。要拓寬居民金融投資渠道，提高居民的股息、利息、紅利等財產性收入。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范文6
關鍵字： 基尼系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我國貧富差距現狀分析
2013年1月18日，國家統計局近十多年來首次發表了中國的基尼系數，數據顯示， 2012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74，2008年基尼系數曾達到0.491，此后逐步回落。
此前，西南財經大學首屆中國家庭金融調查2012年在北京的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家庭的基尼系數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其中，城鎮家庭內部的基尼系數為0.56，農村家庭內部的基尼系數為0.60。這一系列的數據顯示出中國無論是從全國、城鎮還是農村來看，貧富差距都過大具體說來，我國貧富的日益分化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擴大化趨勢
（2）各行業之間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
（3）區域間貧富差距明顯
我國現行分配制度的發展及存在的問題
自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的經濟體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隨著市場化改革的加速，市場機制已基本取代了傳統計劃分配的方式，我國現行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行的分配制度是結合我國國情長期探索的結果，具有很大的優越性，但根據前文中所闡述的我國收入分配現狀，可以得知目前我國分配制度仍存在一系列問題，例如，對一些非法收入和不合理收入難以進行有效地監管，在政策庇護和壟斷資源的優勢下進行的“權力分配”等，這些現狀也表明現行的分配方式與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并不十分相符，貧富差距問題嚴重，已經突破合理界限。
這種狀況將不利于提高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更不利于構建和諧社會。因此收入分配制度失衡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向前發展的一大障礙，關于縮小貧富差距和收入分配改革的話題成了中國社會的聚焦領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為最大的焦點議題。在此，就我國經濟發展的兩個重要時期--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簡單分析我國分配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改革開放前
在農村，主要實行的是農業合作社形式，根據勞動力強弱、熟練程度等具體情況逐日記工分，年終按工分總數進行分配。
在城市，從1952年全國開始實行“工資分制”；1956年改工資分制為貨幣工資制?？傊?，不論城鄉，實施的都是按勞分配形式下的平均主義和極端平均主義，制約了生產力的發展，嚴重地影響著人們的生產積極性。
（二）改革開放后
我國的分配制度開始發生變化。在主流分配制度之外，伴隨著改革開放和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原政策，城市里出現了多種經濟成份，因此也就出現了多種分配方式。如按產權分配、按經營權分配等等。在這些經濟的配合下，整個社會經濟開始出現了繁榮，人們的生活逐漸發生了變化。然而，事物的發展并不都是令人樂觀的。一方面由于分配的多元化，一部分人因種種原因先眾人而富了起來。他們開始在一切可能的場所以“補償式”的消費、“炫耀式”的消費甚至是“宣泄式”的消費來體現自身的地位和價值。另一方面由于新富群體的出現，使得本來貧富差距不是很大的中國社會很快發展到了兩極分化的程度。
面臨我國現今貧富差距懸殊的局面，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縮小收入差距顯然已迫在眉睫。
分配制度改革的意義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徐紹史于2012年12月15日宣布，發展改革委將于2013年協調推進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關實施細則的出臺，努力增加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收入。
他在全國發展和改革工作會議上說，為充分發掘消費潛力，明年要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培育新的消費熱點、改善消費環境。為此，發展改革委將協調推進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關實施細則的出臺，努力增加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收入。
為培育新的消費熱點，我國將加快發展信息消費和養老、健康等服務消費。支持4G網絡建設和業務發展，擴大綠色節能環保產品消費，繼續實施節能產品惠民工程。出臺促進文化創意與相關行業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推動文化、旅游、體育等消費健康發展。
他還表示，明年將著力保持投資穩定增長，調整預算內投資結構，大幅度壓縮用于一般競爭性企業項目投資，適當減少可利用社會資金的經營性基礎設施投資，停止建設樓堂館所等投資，壓縮小型分散投資，重點支持全局性、基礎性、戰略性的重大項目，集中力量辦大事，這些內容在剛剛召開的第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均有所提及，并期待具體政策的進一步落實。
收入分配機制改革對縮小收入差距、實現分享式發展、改變二元式經濟格局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對于刻不容緩的以消費增長為主的增長方式的轉型，收入分配方式的改革可釋放出巨大的消費支付能力。特別是具有高邊際消費傾向的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是現階段一般消費增長的最基本推動力。這對于中國走出新興市場國家的中等收入陷阱至關重要。由此看來，合理切分蛋糕不僅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具有深遠的政治意義，同時也具有極積極的經濟意義。
結論
我國2004年開始醞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但至今不同行業、城鄉之間收入差距過大，職工工資增長幅度低等問題仍持續存在，已成為我國提高百姓消費總水平、擴大內需、拉動經濟的制約因素。
《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回應了百姓對提高收入、共同富裕的期待。相信通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國家將更加注重勞動者權利，讓百姓通過勞動和財富能獲得與經濟發展增長水平相一致的收入。
參考文獻：
[1] 劉詩白.政治經濟學[M].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