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收入與消費論文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收入與消費論文范文1
論文關鍵詞：非基本生活消費，ELES模型，貢獻率，自適應預期模型
問題的提出[①]
消費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2008年按支出法計算，河南省國民生產總值18473.14億元，居全國第五位，最終消費支出為7759.33億元項目管理論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42.0%（最終消費率），低于全國最終消費率平均水平6.6個百分點，居全國第25位。2007年河南省政府消費支出2011.27億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3.4%（政府消費率），居民消費支出4820.00億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2.1%（居民消費
圖1 河南省消費不足的邏輯推理
率），按照著名發展經濟學家H.錢納里等實證研究，政府消費率一般維持在11.9%―15.0%之間，河南省政府消費率符合H.錢納里的標準結構（箭頭 1），但是居民消費率卻遠低于標準結構中的居民消費率大于60%的水平論文服務。在居民消費支出中，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為8837.46元項目管理論文，占城鎮居民收入的66.793%，低于全國平均水平4.5個百分點，居全國倒數第5位。據初步統計2009年河南省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為34.2%，依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的恩格爾系數標準，河南省城鎮居民生活水平自1996年已進入小康層次，消費方式已經開始由生存型向享受發展型轉變，基生活消費已經基本穩定且彈性較低（箭頭2），所以非基本生活消費低是才是問題的根源（如圖1）。
一、基于非基本生活消費模型分析
1、非基本生活消費的概念及界定
生活消費按滿足人們需要的順序，可分為基本生活消費和非基本生活消費，基本生活消費是維持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須的、最低限度的消費。非基本生活消費則是基本生活消費的對稱，是超出維持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消費。一般而言項目管理論文，人們只有在滿足了基本生活消費的條件下，才有可能發展非基本生活消費。本文參考了《消費經濟學大辭典》的合理詞義解釋部分，并對非基本生活消費做了一定的延伸和補充論文服務。非基本生活消費是指在滿足人們維持和延續其生命的基本生活消費的前提下，用于滿足自身發展和發揮其體力、智力以及為使生活舒適的物質消費、精神消費和勞務消費的總稱。生活消費支出、基本消費支出、非基本生活消費支出分別用CE(consumption expenditures)、BLC(basic living consumption)、NBLC(non-basic living consumption)表示。
2、擴展線性支出系統（ELES）下非基本生活消費的模型構建
假定某一時期人們對各種商品(服務)的需求量取決于人們的收入，而且人們對各種商品的需求分為基本需求和超過基本需求之外的需求兩部分，居民在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之后才將剩余收入按照某種邊際消費傾向安排各種非基本消費支出。非基本生活消費的ELES模型需求函數[②]：
參數是邊際消費傾向，滿足：0<βi<1，<1
對模型的進行變形：
令V=；a=；b=
對方程式進行回歸可得a*和b*，進一步可求出：
3、非基本生活消費的計量分析
模型采用1993―2008按收入水平分組的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的截面數據，為了修正和避免數據出現異方差，本文采用了加權最小二乘估計（WLS）法對方程參數進行回歸估計項目管理論文，權重W=resid^(-2)。顯著水平選取為0.05。t(d)是β*i的t觀測值，R2為方程的可決系數論文服務。
通過EVIEWS軟件進行WLS回歸結果如下[③]：
2008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598.6320 R2=1.000000 D-W=2.276046 F=358360.2
2007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31.44564 R2=0.999890 D-W=2.310967 F=988.8286
2006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59.77045 R2=1.000000D-W=1.776125 F=3572.506
2005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回歸估計參數
tβ=2019.675R2=1.000000 D-W=1.427389 F=4079087.
2004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回歸估計參數
tβ=239.4272R2=1.000000D-W=1.674908 F=57325.39
2003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回歸估計參數
tβ=128.6925R2=0.999795D-W=1.609279 F=16561.75
2002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180.7875R2=0.999991D-W=1.718861 F=32684.13
2001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175.2843R2=0.999999D-W=1.181300 F=30724.59
2000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30.37496R2=0.999990D-W=1.323353 F=922.6385
1999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445.2760 R2=1.000000 D-W=2.680368 F=198270.7
1998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133.6603R2=0.999997D-W=1.623019 F=17865.07
1997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341.95878R2=0.999954D-W=1.505179 F=1760.539
1996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99.82376R2=0.999999 D-W=1.794003 F=9964.783
1995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1196.196R2=1.000000D-W=1.504203 F=1430885.
1994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3144.5403R2=0.999990D-W=2.396234 F=20891.89
1993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42.16312R2=0.999993D-W=2.142866 F=1777.729
1992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202.8902R2=0.999990 D-W=1.223436 F=41164.42
匯總回歸方程估計結果，通過Excel軟件處理結果如下：
表1 1993-2008年河南省城鎮居民基本消費和非基本消費支出情況單位：元
類別
年份
CE
a*
b*（β*i）
BLCi(BLC)
NBLC
2008
8837.46
1475.782
0.562177
3370.727
5466.733
2007
7826.72
1268.192
0.593939
3123.156
4703.564
2006
6685.18
1603.482
0.511453
3282.145
3403.035
2005
6038.02
1209.152
0.541007
2634.358
3403.662
2004
5294.19
1197.215
0.522404
2506.753
2787.437
2003
4941.60
955.1838
0.562634
2183.946
2757.654
2002
4504.68
1417.536
0.480717
2729.795
1774.885
2001
4110.17
676.3441
0.651922
1943.082
2167.088
2000
3830.71
814.1469
0.633153
2219.309
1611.401
1999
3497.53
745.6160
0.607170
1898.063
1599.467
1998
3415.65
882.5848
0.605248
2235.796
1179.854
1997
3378.02
590.5870
0.681768
1855.838
1522.182
1996
3009.35
596.1219
0.635379
1634.908
1374.442
1995
2673.95
622.2854
0.615177
1617.069
1056.881
1994
2155.15
359.2111
0.684511
1138.585
1016.565
1993
1609.26
393.4778
0.608181
1004.234
605.0264
1992
1342.58
260.5322
0.674353
收入與消費論文范文2
論文關鍵詞：ELES，城鎮居民，消費結構
一、引言
消費、投資和凈出口在GDP分析中常被譽為拉動經濟增長的3個主要因素，這其中，消費對與經濟增長則具有持久的推動力。近些年來，我國居民收入與消費水平不斷提高，居民消費結構轉換和消費需求擴張已經成為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進入21世紀，居民消費結構變化對于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不斷增大，消費結構問題一直是消費經濟研究的重要內容，是一定時期人民群眾消費狀況的重要標志。
國內對于消費結構的研究一直熱度不減。如尹世杰（1983）在其主編的《社會主義消費經濟學》中系統研究了消費結構問題,是我國進行消費結構理論研究的開端。丁聲俊、葉方恬（1990）在《中國消費結構和食物結構》一書著重研究了食物消費結構問題，并分析比較了國內外消費結構的一般趨勢。林白鵬（1993）在其所著《中國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關聯研究》一書中將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兩個領域聯系起來研究。孫鳳等（2000）通過面板數據分析了中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對消費結構的影響。尹世杰（2001）在《中國消費結構合理化研究》一書中重點研究了實物、住房、勞務、文化教育、信息和旅游等不同消費支出項目支出結構合理化的途徑，并指出“要實現消費結構合理化，必須實現產業結構合理化；要實現產業結構合理化，又必須根據消費結構的變化，不斷調整產業結構”。趙衛亞（2003）建立了中國城鎮居民的變系數面板數據模型，在此基礎上分析了不同收入層次的城鎮居民家庭消費結構的差異。周建軍等（2003）運用擴展線性支出系統模型和趨勢分析方法對我國1992-2001年城鎮居民消費結構進行了研究。綜合分析現有的研究成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消費經濟有了重大突破。首先是表現在經濟增長方式實現了轉型，國民經濟轉型方向總體上是從“外需依賴型”轉向“內需擴大型”，從“投資拉動”轉向“消費拉動”，從“生產經濟”轉向“消費經濟”。其次表現在消費結構的轉型上。城鎮居民消費逐漸由重實物消費轉為物質消費和服務消費并重；農村居民消費也由溫飽型逐漸向小康型轉變，由生存性消費逐步轉為發展性消費。就實際情況而言，我國城鎮居民收入高、消費量大、商品化程度高，其消費對農村居民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在消費結構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城鎮居民的消費行為往往成為我國居民消費行為研究的重點。
二、ELES模型簡介
ELES模型是由經濟學家Liuch（1973）在英國計量經濟學家R.stone于1954年提出的線性支出系統（LES）基礎上修改而成的。擴展線性支出系統（ELES）模型較以前的線性支出系統（LES）模型相比較，其在研究消費結構的變動特征和靜態分析方面則顯示出了相對較多的優越性，彌補了LES模型的一些缺陷。該系統假定某一時期內人們對各種商品或服務的需求量取決于人們的收入和各種商品的價格，而且人們對各種商品的需求分為基本需求和超過基本需求之外的需求兩部分，并且認為基本需求與收入水平無關，居民在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之后才將剩余收入按照某種邊際消費傾向安排各種非基本消費支出。ELES把消費者對各類商品或服務的消費支出看作收入和價格的函數。其經濟含義為：在某個時期，價格和收入一定的條件下，消費者首先滿足一個基本需求，基本需求與收入水平無關?？鄢拘枨笾С龊蟮氖杖雱t按一定比例在各類商品或服務之間分配。
ELES模型基本表達式為:
(i =1,2,…,n) （1）
其中, 表示消費者對第i類商品或服務的消費支出；為第i類商品或服務的價格；為消費者對第i類商品或服務的基本需求量；為模型參數,表示邊際消費傾向；y為消費者人均可支配收入；為消費者對第i類商品或服務的基本需求支出。
將上式進行變形整理:
令=+y?。?）
其中=-?。?）
對(2)式應用普通最小二乘法（LS）,得到和的估計值
對(3)式兩邊求和,即=(1-)經濟論文，整理后=/(1-) （4）
將（4）代入（3）式中，得到=+/(1-)。
三、實證分析
為構建城鎮居民消費結構的ELES模型，基于數據的可得性、可用性和權威性等原則，筆者收集了2009年按照不同收入分組的我國城鎮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數據和消費支出數據(見表1)雜志鋪。
表格中將“可支配收入”記為“Y”，將“消費支出總計”記為“V”。根據目前通行的統計口徑，把城鎮居民家庭消費支出分為8項：食品、衣著、居住、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醫療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娛樂服務、雜項商品和服務。分別按順序用V1、V2、V3、V4、V5、V6、V7、V8代表以上列舉的8個項目。下面利用這些可得數據進行計量分析。
表1我國城鎮居民2009年消費支出情況（單位：元）
項目
最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
中等偏下戶
中等收入戶
中等偏上戶
高收入戶
最高收入戶
Y
5253.23
8162.07
11243.55
15399.92
21017.95
28386.47
46826.05
V1
2293.82
3009.48
3640.22
4410.49
5367.01
6360.33
8135.04
V2
458.48
684.18
962.45
1263.8
1601.19
1986.16
2782.3
V3
578.93
735.23
880.76
1131.03
1493.31
1775.08
2863.28
V4
226.04
366.43
521.47
701.08
977.07
1325.54
2114.2
V5
362.6
504.09
632.03
834.48
1072.01
1322.4
1745.91
V6
394.8
582.28
861.44
1285.03
2047.83
3181.88
5858.67
V7
457.22
665.96
953.75
1290.09
1807.73
2461.1
4116.41
V8
128.67
195.43
286.68
393.73
598.21
851.39
1388.59
V
4900.56
6743.09
8738.79
11309.73
14964.37
收入與消費論文范文3
論文關鍵詞：收入,消費,協整檢驗,誤差修正模型
一、引言
收入與消費的關系狀況，對于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關于居民收入與消費
的關系一直都是經濟學家們長期關注和研究的問題。國外學者對于收入與消費問題的種種理論，雖然觀點上迥然不同,但均強調了收入對消費的決定作用,即認為消費是收入的函數,如凱恩斯(Keynes)的絕對收入消費函數；杜森貝里(Duesenberry)相對收入假說下的短期消費函數；庫茲涅茲（Kuznets）的長期收入函數；弗里德曼(Friedman)的持久收入消費函數。直到20世紀80年代戴維森(Davidson)等人運用協整技術，通過誤差修正機制將收入與消費的長期均衡和短期波動反映到模型中，從而將消費函數帶入了一個新的領域。近年來，國內學者以這些消費函數理論為基礎，以協整技術和誤差修正模型為計量方法，結合我國實際進行了實證研究，如秦朵建立了中國居民總消費的誤差修正模型，得出1952-1987年居民消費與總收入之間存在較固定的比例關系。同時國內一些學者也對我國農村居民的收入與消費關系進行了初步探討，于俊年分析了農村消費需求狀況，并分別按不變價和現價對農村居民消費與收入進行了實證分析，分析結果表明，農村居民消費與收入之間存在很強的相關性；許韶杰建立了消費函數模型，并實證分析了我國農村居民收入與消費的均衡關系，認為我國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受現期收入水平影響大，且兩者的修正機制對消費行為具有很強的矯正作用。關于消費和收入之間關系研究的成果比較多，但是多數都是偏好于宏觀研究，即較多地偏重于全國范圍的總體研究，對某一特定區域的農村居民收入與消費的相互關系的研究偏少。因此，本文以遼寧省為例，運用協整理論和格蘭杰因果檢驗，對農村居民收入與消費的關系進行探討，以期發現內在規律，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參考。
二、基于協整與誤差修正模型的分析
(一)變量、數據的選取和處理
本文的實證研究涉及反映農村居民收入和農村居民消費兩項統計指標，為排除人口總量和結構變化的影響，選取平均指標作為變量進行計量分析，以遼寧省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純收人(AY′)為解釋變量，農村家庭平均每人年消費性支出(AC′)為被解釋變量。其中，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純收人是指農村常住居民家庭總收人中，扣除從事生產和非生產經營費用支出、可直接用于農村居民進行生產性、非生產性建設投資、生活消費和積蓄的那一部分收人；農村家庭平均每人年消費性支出指農村居民用于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支出，包括食品、衣著、居住、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醫療保健、交通和通訊、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其他商品和服務類消費支出。
本文選取的原始數據來自《遼寧統計年鑒》，考慮到改革開放初期農民收人超常增長的特殊性，不選擇1978-1983年數據分析，僅對1984-2009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分析。為消除價格因素對時間序列數據的影響，取《中國統計年鑒》中“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1984年=l00)”對AY′和AC′進行平減，得到實際的農村居民人均年純收入(AY)和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AC)。為消除時間序列中存在的異方差，對兩數列進行自然對數變換，記為LnAY和LnAC。
(二)變量的平穩性檢驗
在進行協整檢驗之前，必須確定每個序列是否為單整序列，即要進行單位根檢驗。如果序列不存在單位根，則序列為平穩序列；反之，序列為非平穩序列，對非平穩序列隨機變量進行計量分析時會出現偽回歸的現象。單位根檢驗的方法主要有Dickey-Fuller(DF)檢驗、增廣DF(即ADF)檢驗和Phillips-Perron(PP)檢驗。DF檢驗所設定的模型需要假設隨機誤差項不存在自相關，而ADF檢驗則能夠處理隨機誤差項存在自相關的情況。因此，本文利用Eviews7.0計量軟件采用ADF方法來檢驗各個指標變量的平穩性，并確定其單整階數，檢驗結果見表1。從檢驗結果看，在10%的顯著水平下，遼寧農村居民收入與消費的對數序列是非平穩序列，而其差分序列在1%的水平下平穩，且均為I(1)序列。
表1 1984-2009年遼寧省農村居民收入與消費數據的ADF檢驗結果
變量
檢驗類型
ADF值
1%臨界值
5%臨界值
10%臨界值
結論
LnAY
（C,T,1）
-2.330474
-4.3942
-3.6118
-3.2418
非平穩
LnAC
（C,T,1）
-1.589616
-4.3942
-3.6118
-3.2418
非平穩
LnAY
（c,0,0）
-4.104672*
-3.7343
-2.9907
-2.6348
平穩
LnAC
（c,0,0）
-4.571676*
-3.7343
-2.9907
收入與消費論文范文4
關鍵詞：社會保障 居民消費 儲蓄
長期以來，社會保障制度被看作是經濟的“內在穩定器”和“減震閥”，發揮著重要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同時，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網絡，增進國民整體福利水平還被認為可以改變居民的收入預期和消費行為，進而對經濟發展起到相應的刺激作用。目前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改革正由點到面逐步展開，由城鄉分割向城鄉統籌轉變。這種變化和發展必然會使居民消費和儲蓄行為呈現出新的特征，給學者提供更大的研究空間。因此，有必要對社會保障和消費之間的關系進行梳理。
理論文獻中的社會保障與消費
（一）經典理論文獻中的社會保障與消費
在西方經典理論文獻中，涉及社會保障與消費之間關系的理論主要有絕對收入假說、生命周期理論、永久收入理論和預防性儲蓄理論。1936年，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Keynes表述了通過社會保障體系將收入由邊際消費傾向較低的高收入者轉移給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低收入者，會提升社會總體消費水平的觀點。20世紀50年代，Modiglian的生命周期假說和M.Friedman的永久收入消費理論基本上同時發展起來。前者以在一生中平滑消費來解釋居民消費和儲蓄行為，認為社會保障體系越完善、水平越高，人們的儲蓄意愿也就越弱，消費率就會越高。后者則將社會保障視作永久收入，并以此為基礎，推斷以增進社會整體福利水平來改變居民收入預期進而影響居民消費，要比減免稅收等暫時性的措施效果要好。1968年，Leland提出預防性儲蓄理論，認為社會保障具有社會保險方面的功能，可降低居民或家庭對未來收入和支出的不確定性，進而減少謹慎性儲蓄，主動擴大消費。
（二）后續理論文獻中的社會保障與消費
盡管各種學說構建研究框架的假設、分析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大都得出了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和完善與居民消費之間呈現出正相關關系的結論，但西方也有學者對此觀點持謹慎態度。1974年，哈佛大學教授Martin Feldstein發表了論文《社會保障，引致退休，資本積累》，提出了社會保障的“資產替代效應”與“引致退休效應”?！百Y產替代效應”是一種“擠出儲蓄”的力量，而“引致退休效應”則會迫使人們為退休時期的延長進行更多的儲蓄。他認為社會保障體系對儲蓄和消費的影響將取決于“資產替代效應”與“引致退休效應”的凈效應。
經驗文獻中的社會保障與消費
（一）得出正相關結論的經驗研究
在提出了“資產替代效應”與“引致退休效應”后，Feldstein還以美國1929年至1971年的數據對此觀點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美國的現收現付公共養老金計劃使儲蓄降低了大約50%，顯然在美國“資產替代效應”大于“引致退休效應”。1994年，Jonathan Gruber對失業保險和消費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他研究的方法十分獨特，分別考察了有失業保險和沒有失業保險兩種條件下失業期間消費的下降情況。根據他的研究，如果沒有失業保險，失業期間消費將下降21%，如果有失業保險，消費僅下降7%。1999年，Ndikumana與Allene利用67個國家七個年份的截面數據，對收入分配和消費規模進行了回歸分析，結果發現收入分配均等程度較高的國家，經濟增長率和消費總水平也相對較高。而社會保障本身就具有重要的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通過社會保障體系轉移收入，有利于提高消費。2005年Wouter Zant在荷蘭所做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
（二）得出負相關結論的經驗研究
1965年，Phillip Cagan利用1958-1959年消費者聯盟中15000位會員的數據來分析養老金對儲蓄的影響，發現參加養老金計劃會喚起人們的退休欲望，從而增加儲蓄，減少消費。1975年，Blinder運用美國1949-1972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實證研究，得出了收入分配調整對居民總消費需求沒有顯著影響的結論，這也就意味著通過社會保障體系縮小收入差距，進而提高消費水平的渠道在這一時期并不順暢。
綜上所述，國外學術界對于社會保障與消費之間關系的研究仍是在不斷發展與完善的。雖然主流觀點傾向于社會保障對居民消費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但并未取得結論上的完全一致。這一方面源于模型的框架、解釋變量的選用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另一方面則是源于各國社會保障體系本身存在著重大差異。
我國關于社會保障與消費之間關系的研究
1999年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分水嶺，而關于社會保障與我國居民消費之間關系的研究也自1999年分為兩個階段，具體如下：1999年之前，學者們大多以絕對收入假說、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假說為理論框架，1999年之后，學者們一般以預防性儲蓄理論為研究基礎。1994年，臧旭恒考察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居民消費行為，認為居民消費和傳統福利保障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1999年，趙新安、程義全對我國城鎮居民消費傾向的變化和社會保障費用支出的變化進行了分析，發現二者的變動趨勢基本一致。總體來說，這個時期研究的內容相對簡單、直觀。1999年，宋錚對1985-1997年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認為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是影響中國居民儲蓄的最主要因素，而要想啟動居民消費，首先要啟動居民未來的收入預期。2000年，龍志和、周浩明基于預防性儲蓄理論，對1991-1998年我國居民的儲蓄行為進行分析。結果顯示這九年間，居民儲蓄的預防性動機明顯，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越大，儲蓄的規模也就越大，消費也會隨之萎縮。這兩項研究均從謹慎性儲蓄的角度肯定了社會保障對消費的積極影響。2006年，韓冰等利用2002年全國各地區消費和收入的橫截面數據，得出了社會保障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171125，僅排在居民可支配收入這一影響因素之后。
除了對全國的情況進行分析外，學者們也考慮到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二元性，做了具有針對性的研究。2001年，王麗娜通過對比分析，發現在我國農村地區，由于傳統福利被打破而新的社保體系還遠不完善，農村居民消費占居民消費的比重從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1年的50.1%。2004年，冉凈斐以2000年和2001年全國農村住戶的調查數據為依據，得出了農村社會醫療保險有利于增加農村居民即期消費的結論。2007年，陶紀坤指出，農村居民收入偏低是制約我國農村市場消費潛力的主要因素，而農村社保網絡的建立與完善可以通過直接和間接的方式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民消費。
雖然大多數研究都肯定了社會保障對消費的促進作用，但也有學者對此表示了不同看法。如趙衛華（2004）、楊天宇和王小婷（2007）。他們均認為在我國，社會保障的“引致退休效應”要大于“資產替代效應”，因此社會保障對消費的凈效應應該是負的。
我國關于社會保障與消費之間關系研究的不足
最近二十多年，發達國家對社會保障和消費的理論研究又有了新的進展，給我國相關研究提供了模版和范例。而我國不同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模式、體制改革背景也要求我國學者不能照搬國外的理論，必須結合我國實際情況進行研究。由于我國社會保障與消費之間關系的研究長期處在學習和探索階段，存在著一些不足和薄弱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新興消費理論在國內的適應性研究
20世紀80年代末，緩沖庫存儲蓄理論和目標儲蓄理論相繼出現，把收入沖擊、流動性約束、目標性消費等因素納入分析框架內，這不僅豐富了儲蓄理論，也延展了社會保障與消費之間關系的研究，但國內的相關研究較少。2002年，朱國林等曾經從生存性消費、遺贈儲蓄和預防性儲蓄動機出發，建立了一個研究消費的理論框架，但這三大動機和目標性消費動機在內涵上有不小的差距。因些可以說，國內對預設消費目標和流動性約束條件下社會保障影響消費的機理分析還很不成熟，并且也缺乏這方面的實證研究。
（二）社會保障與農村居民消費研究
從1991年到2009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快速增長，由708.6元增加到4760.62元，農村市場也就自然而然的被看作是危機之際拉動內需的主要力量。完善農村社會保障網絡，提高農村社會保障水平也就具有了特殊的意義。2010年的中央財政預算，已經把農村社會保障作為拉動內需、保障民生的重點來投入，中央財政安排的農村低保、新農合、農村醫療救助等方面的補貼資金有較大幅度增加，也為新農保試點預留了資金。但與此相對應的是我國關于農村社會保障與農村居民消費之間關系的研究相對滯后。到目前為止，農民工和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仍在理論和實踐的探索中，也缺乏對農村低保、新農合、農村醫療救助等不同類型的社會保障方式影響農村居民消費的比較研究。
（三）社會保障對不同收入階層居民消費的影響研究
伴隨著改革開放，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急劇擴大。2006年，世界銀行認定中國的基尼系數達到了0.47，越過了0.4的警戒線。而在理論研究中，收入增長和收入分配對消費的影響并未達成一致。Keynes的經典理論認為在收入增長的過程中邊際消費傾向遞減，但炫耀性消費理論卻給出了邊際消費傾向遞增的消費函數（Walther，2004）。因此，對社會保障與我國各階層消費之間的關系也不能一概而論。但由于社會階層的界定比較復雜、各階層社會保障數據可得性也較差，國內不論是運用時間序列數據展開的長期研究，還是利用截面數據進行的短期研究都比較薄弱。
參考文獻：
1.Wouter Zant.Social security wealth and aggregate consumption:An extended life-cycle model estimate for the Netherlands[J]. De Economist,2005
2.Levchenko A.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Consumption Volat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taff Papers, 2005,(2)
3.Feldstein.Social Security, Induced Retried and Aggregate Capital Form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4,(82)
4.Cagan, Phillip. The Effect of Pension Plans on Aggregate Saving:Evidencefrom a Sample Survey[M].New York:Columbia Univ. Press,1965
5.臧旭恒.中國消費函數分析[M].上海三聯書店，1994
6.宋錚.中國居民儲蓄行為研究[J].金融研究，1999（6）
7.冉凈斐.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與消費需求增長的關系研究[J].南方經濟，2004（2）
8.陶紀坤.論農村社會保障與擴大內需的關系[J].當代經濟管理，2007（3）
收入與消費論文范文5
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花落微觀經濟學家安格斯?迪頓（Angus S. Deaton），這又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冷門。
迪頓擁有美英雙重國籍，現為普林斯頓大學德懷特?艾森豪維爾國際事務教授、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學院和經濟學系經濟學和國際事務教授。他是亞當?斯密的“老鄉”，1945年出生于蘇格蘭愛丁堡，然后在劍橋大學從本科一直讀到博士。迪頓早年曾先后就職于英國劍橋大學和布里斯托大學，后來于1983年來到美國，在普林斯頓大學工作至今。
諾貝爾經濟學獎表彰的是迪頓“在消費、貧困和福利等研究領域的卓越貢獻”。迪頓的工作極大地加深了我們對與消費有關的各個方面問題的認識，他在具體的個人選擇行為與總體的經濟結果之間建立起了聯系，對經濟理論和現實政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并已經促使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出現了深刻的轉變。 從消費者理論到微觀發展經濟學
迪頓在計量研究方面有突出的才華，他與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并稱“普林斯頓計量雙塔”，在計量經濟學界享有極其崇高的地位。迪頓原本是一位數學家，后來因為對人類經濟行為非常感興趣，才決定進入劍橋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學習經濟學。劍橋大學應用經濟學系是在20世紀40年代由198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人稱“國民收入核算之父”的約翰?理查德?尼古拉斯?斯通創建的（還得到了凱恩斯的幫助）。斯通是迪頓的導師，對迪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最初迪頓主要關注消費者行為，分析家庭和個人的需求、消費以及儲蓄等，他的博士論文的標題是《消費者需求模型及其在英國的應用》。1980年，他和約翰?米爾鮑爾合著的《經濟學與消費者行為》一書出版，立即成了經典著作，它對消費者行為的研究范式和相關理論及結果進行了全面總結，闡明了消費者理論在經濟分析中的作用。
隨后，他們又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幾近理想的需求系統》一文。2011年該文入選1970年以來《美國經濟評論》最頂級的20篇論文之一。在這篇論文中，他們根據斯通的消費需求理論，利用鹿特丹支出模型與對數轉換模型的函數逼近方法，提出了一個“幾近理想的需求系統”。這個系統后來被稱為迪頓―米爾鮑爾系統，為衡量消費者對價格和收入的反應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工具，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此后，在對收入和消費進行研究時，迪頓發現了“迪頓悖論”。宏觀經濟學傳統的永久收入假說認為，消費的波動要比收入的波動更為平滑，其解釋是，消費是由其永久收入決定的，由于永久收入的波動比當期收入小，所以消費的波動要小于收入波動（即更加平滑）。但是，許多學者在對收入的長期時間序列進行了分析后發現，收入通常是一個“一階自回歸過程”，這就是說，如果一個人今年的收入增長較快，那么一般來說明年的收入也會增長較快。對此，迪頓追問道：如果確實如此，那么因為永久收入是所有各期收入的均值，它的波動就會大于當期收入的波動，然而這樣一來，如果消費真的由持久收入決定，那么從理論上講消費的波動就應該大于收入的波動了。這個發現被稱為“迪頓悖論”。迪頓指出，要化解這個悖論，就需要研究個體的收入和消費，用個人層面的數據，來研究宏觀的消費行為，而個體的收入和消費卻與平均收入和消費完全不同。
20世紀80年代以后，迪頓逐漸將研究重心轉移到了微觀發展經濟學上。他是普林斯頓大學發展問題研究項目的成員，這個項目使得普林斯頓成為全世界研究發展經濟學的主要基地之一。在世界銀行工作時，迪頓主持了生活標準測度調查問卷的設計，然后取得了很多國家的家庭調查數據。利用這些數據，迪頓完成了很多有影響的研究，開拓了許多新的研究領域。
在以往，發展經濟學實證研究主要是基于國民賬戶總量數據進行的分析。但是現在已經完全不同了，發展經濟學作為一個蓬勃發展的實證研究領域，其基礎變成了來自單個家庭的詳細數據。迪頓是這個偉大轉型的主要推動者之一。一個例子是，長期以來，有些發展經濟學家認為低收入導致低卡路里攝入，而營養不良的人當然不可能盡展才智去發家致富，從而構成了一種惡性循環。這樣一來，向窮國提供國際援助時就要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援助著眼于促進經濟增長，但是收入增加仍然不能導致卡路里攝入量明顯增加，那么就應該直接援助糧食。迪頓關于收入和卡路里攝入量關系的研究表明，收入增加確實會導致更多熱量被消耗;但是另一方面，營養不良導致貧窮這個假設并沒有可靠的證據支持;換句話說，營養不良主要是低收入的結果，而不是相反。
在1997年出版的《家庭調查分析：發展政策的微觀計量方法》一書中，迪頓系統地介紹了家庭調查數據分析方法，包括家庭調查表的設計、經濟計量分析工具的選擇，還討論了相應的政策問題。迪頓強調，家庭調查是研究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的關鍵數據源。
貧困、不平等和幸福感
迪頓非常關注現實社會問題。幾十年來，迪頓對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他強調，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消費數據常比收入數據更加可靠。他給出了很好的范例，應該如何利用消費數據來衡量貧困、理解其決定因素。例如，貧困是在個人層面上定義的，而消費數據通常是在家庭層面上收集的，比較常見的處理方法是按照人均家庭總支出來衡量個人貧困程度，即假設兒童的消費與成年人相同。但是迪頓認為這種估計并不合理：兒童的消費支出通常僅為成年人的30%―40%，因此有兒童的家庭的人均貧困程度被夸大了。迪頓警告，使用國民賬戶數據往往會得到與使用家庭調查數據相反的結果。他還警告，對貧困水平進行跨國、跨地區比較時要特別謹慎。
迪頓特別對印度20世紀90年代的貧困問題專門進行了研究。有人認為，在這個時期，印度“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也有人認為，印度仍然處于“普遍貧窮”中。迪頓認為，關鍵的問題是貧困如何度量。他根據印度全國家庭抽樣調查數據，修訂了貧困發生率以及其他貧困標準，修訂后的結果與人均支出、各州產出和實際農業工資的趨勢一致。他和合作者通過對印度1993年-1994年和1999年-2000年全國家庭抽樣調查數據的分析，發現20世紀90年代印度的不平等呈現明顯上升趨勢，印度各邦內部特別是城市地區與農村地區之間的經濟不平等惡化了。
近些年來，迪頓也非常關注人們的幸福感和不平等問題。2001年，他出版了《健康、不平等與經濟發展》;2013年，他又出版了《逃離不平等：健康、財富和不平等的起源》。尤其是后者，成了一本暢銷書。在這本書中，迪頓主張從更多的維度來刻畫人們的福祉，例如健康、自由、幸福感，等等;同時，在討論不平等問題時，也要關注這些指標的不平等，而不能只考慮金錢。另外，迪頓還在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合寫的《高收入提高了生活評價但沒有改善情感福祉》一文中，系統地闡述了金錢與幸福感的關系：錢多可以帶來較滿意的生活，但是不一定能帶來更多的幸福感;不過錢少一定是與情感痛苦有關。迪頓建議，在對各國福祉進行比較時，直接詢問人們的自身情況或許比用貨幣指標衡量更加真實可靠。 在理論和現實之間
稱迪頓為微觀經濟學家當然沒有錯，但是更準確的稱呼或許是“微觀計量經濟學家”。好的計量經濟學研究，必定是理論模型與優美的統計計量（檢驗）方法和新穎可靠的數據的結合。迪頓的研究正是如此，它們構成了理論和數據之間的完美的橋梁。從分析人們的消費和儲蓄行為，到探究消費和收入之間的關系，再到將微觀計量方法擴展到對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人們的收入水平、幸福感、貧困和不平等的研究，并利用新型的家庭調查數據檢驗它們之間的關系，迪頓自始至終一直在致力于協調理論與現實、模型與數據。
有人稱，迪頓是一個懷疑主義者。在做出任何一個結論之前，他總是要求看到更多的數據。他認為，世界是非常復雜的，把世界化約為簡單的理論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在別人眼中的“因”和“果”之間，迪頓經常會看到無數個“第三因素”（例如，他說，并沒有“你更健康，所以更富有;你更富有，所以更健康”這種“規律”，中間可能發生很多事情）。
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迪頓也確實經常扮演置疑者的角色：從對“理性預期假說”的挑戰，到對以總量分析為特色的宏觀經濟分析方法的揚棄，從對外國援助的批判，再到對用“隨機對照實驗”方法評估發展中國家政策干預的有效性的做法的否定，都是如此。
迪頓也是一個樂觀的人，他對自己的研究充滿信心，他對人類的進步和發展充滿信心?；蛟S，正是因為時刻生活“在理論和現實之間”，迪頓才成了這樣一個“樂觀的懷疑主義者”。他的實證結論和在經濟發展、不平等、貧困等問題上的政策主張，都建立在對扎實的微觀數據的計量分析的基礎上，所以他經常能夠看到“眾多指標顯示趨勢向好，但是需要做的事情仍然非常多”。
收入與消費論文范文6
關鍵詞：文化商品；重力模型
中圖分類號：F7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7-00-04
根據文化商品的不同特性分為五類：文化遺產類，印刷制品類，傳播媒介類，視覺藝術品類，以及電影攝影制作類。不同的因素在不同的商品貿易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傮w來說，一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起著關鍵性的正相關因果發展作用，語言，人均收入水平和互聯網的普及都有著顯著效應的推動發展作用，而地理位置的原因有反作用因素。本論文的研究結果對一個國家制定推動文化商品貿易的發展的戰略政策可以提供一定的建議，也對文化商品相關企業在日后的發展中有著引導作用。
一、文化商品貿易研究背景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在中國各類商品市場的快速延伸與發展，大部分商品都已經進入了固定的循環經濟模式，尤其是生活必需消費品以及能源類消費品。另一方面，隨著世界貿易的迅速發展，各個國家之間的交流活動也在不斷增加，而文化商品貿易也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二戰之后的經濟高速發展之后，美國遭遇了經濟大蕭條之后，市場上民眾的精神需求大幅度的增加使資本家認識到，經濟效益不僅僅可以從工農產品上得到巨大的利益，文化價值同樣可以創造高價值的效益，如果把“文化”實現產業化，實現文化藝術的產品化，文化單位和傳媒機構的企業化，文化藝術領域和多媒體現代娛樂集團的資源融合化，可以使規?；奈幕唐樊a生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而通過近百年的發展，美國文化產業已經成長為國民經濟中地位僅次于軍事工業的支柱性產業，每年的產品出口超過了航天工業相關產品的出口，成為第一大出口創匯產業。而我們知道的，每年的美國文化產品出口不僅僅為美國傳媒資本家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也給美國政府帶來了相應宣傳的“硬實力”表現。
“文化”的定義非常困難，因為其涵蓋了很多虛擬的社會價值，比如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我們很難用一個框架來約束文化的定義以及其價值。而在世界范圍內，我們更難去劃分文化的界限，比如亞洲地區，日本、韓國很多文化都起源于中國，具有許多相似性。在西歐和北美地區，也有很多文化價值觀都是通用的。因此，在本論文中，我們用“文化產業”的概念來定義文化的價值。文化產業最早產生于20世紀，是在霍克海默所著作的《啟蒙辯證法》一書中提到，后來由英國經濟學家約翰霍金斯用“創意產業”來加強了文化與政府間的相互依賴扶植關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對其定義為：文化產業就是按照工業標準，生產，再生產，儲存以及分配文化產品和服務的一系列活動。而這個產業所誕生的所有產品都是文化產品。介于文化的特性，關于文化商品的研究相對比較少，而研究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貿易往來的很多。隨著各個國家之間信息與基礎商品的貿易增加，很多國家民眾的思想認知都被外國文化所影響甚至改變。特別是很多發展中國家中，海外文化商品都占有一定的比例，甚至超過了本國文化商品的比重。中國就是典型的例子，這和中國近年來接受了許多海外投資帶來的經濟協作有很大的關聯性。
文化產品的崛起發展是在二戰之后，和人民的生活消費水平是有緊密聯系的，一般我們判斷說人文發展指數越高的地區，其文化商品消費力會越強。按照傳統的消費觀念，人類的發展消費分為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人們的消費都集中于食物和衣物的消費，所以這個階段工農業發展迅速，和第一次、第二次產業革命的時間相吻合；第二階段，人民的消費模式就轉向了自我滿足與表現，就會大量的購買生活消費品，比如餐具，廚具，書桌等等相對生活必需品，所以會帶來科技技術與相對稀缺生產要素的大量移動與發展；而發展到現在，很多人們的生活需求模式已經轉變到了第三階段，生活娛樂與文化精神層次的消費過程。據統計，現在在歐洲國家，精神娛樂消費的支出，包括視聽娛樂、電腦設備、CD、DVD等音樂設備，運動設施，玩具，新聞報紙讀物，看電影，買彩票等等行為已經占到家庭支出5%的比例，由此可證明，文化商品的貿易帶動了各地文化商品的消費增長。據聯合國貿易發展協會統計，世界文化產品的總產值在2007年已經達到了13萬億美元，并且每年保持7%的速度增長。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也在調查報告中得出結論，組織成員每年的文化創意產業增長率都在5%至20%之間。世界銀行也預計在未來10年中，文化產品的生產值會占據到世界生產總值的10%左右。而當今的先進科技技術與數字技術也更加加速了文化產品的傳播與發展，文化產品所交易的并不僅僅是商業利潤的價值，也附加著一個國家的形象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