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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人口婚育證明樣本范文1
【關鍵詞】 流動人口； 外來育齡婦女； 生殖健康，需求服務
1引言
在城市化進程中，一般有三大因素綜合推動城市人口增長：一是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長；二是城市行政區劃的擴展；三是持續的大規模農村人口流入。目前，我國正在進入人口城市化的新階段，在低生育率水平影響下，未來城市人口的增長將主要由第三個因素推動。據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司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1》預測，2020年我國城鎮人口將超過8億，未來10年累計需轉移農村人口1億人以上，流動人口向沿海、沿江等主要交通線地區和大城市聚集的長期趨勢不會改變。
作為省會城市及長三角城市群中重要的增長極，杭州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對人口集聚具有較為顯著的拉力，因而也是流動人口相對集中的地區之一。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顯示，杭州市常住人口為870.04萬人，同五普相比，10年共增加182.17萬人，增長26.48%，年平均增長2.38%。全市常住人口中，市外流入人口為235.44萬人，占27.06%。顯然，如何為日益增長的流動人口提供更為科學、有序、有效的公共服務，無疑是“十二五”乃至更長時間杭州所面臨的迫切問題。
近20年來，生殖健康服務已成為國際社會促進人口發展的重要政策領域之一。按照國際人口與發展大會《行動綱領》提出的第一個生殖健康行動，“所有國家應盡早，且不遲于2015 年通過初級保健系統致力于使各個年齡段的所有人獲得生殖健康”。從公共服務促進人口發展的理念與目標來看，流動人口生殖健康公共服務的應對不足，不僅會影響到人口集聚地的社會和諧穩定，而且從更廣闊的層面會影響人口均衡發展，對區域乃至全國未來勞動力人口的數量和質量都會產生非常負面的代際影響。因此，如何將大規模流動人口的生殖健康納入政府公共服務的框架與體系，并從政策制定與實施中提供更有效率和更有針對性的生殖健康公共服務，是現階段流動人口管理與服務工作的一個亟需重視和發展的領域。本文以國家人口計生委《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問卷》杭州市樣本點統計數據為基礎，試圖對杭州市女性流動人口生殖健康服務需求現狀進行剖析，并從流動人口生殖健康政府公共服務供給的視角提出粗淺建議，期待拋磚引玉，引起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部門的重視。
22010年杭州市女性流動人口動態
監測調查基本情況為更好地探討流動人口中外來育齡婦女的生殖健康需求，相關公共服務使用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本文在2010年上半年與下半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原始數據的基礎上，先按性別分離出女性外來婦女的動態監測數據，然后進行相關基本情況的調查數據分析，進而剖析這些基本數據與生殖健康與計劃生育服務發展之間的關系。
2.1女性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樣本容量及占比情況
根據總觀測樣本數據，從性別劃分來看（表1），2010年上半年動態監測樣本中女性流動人口數為972人，占總樣本數的48.8%；下半年觀測的樣本值為996人，占總觀測樣本數的49.8%。由于動態監測調查問卷的發放同時具有隨機抽樣調查的特征，因此以上半年和下半年動態監測樣本的性別構成來看，2010年杭州市流動人口的性別構成中，男性占比要高于女性，但是兩者差距較小。這也說明，由于杭州市女性流動人口在總動態觀測樣本中所占比例接近50%，在構建應對流動人口的公共服務中，應充分考慮到其中的性別差異。隨著流動人口的增長，與女性流動人口尤其是育齡婦女相關生殖健康公共服務應受到充分的重視并加以有針對性發展。
2.2女性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樣本年齡構成
從動態監測樣本人群的年齡構成來看，杭州市外來女性流動人口年齡分布較為集中，呈現年輕型年齡結構的特點。從圖1可以看出，2010年上半年女性流動人口主要集中于30～50歲之間，50歲以上及20歲以下分布較少。盡管下半年動態監測數據相對上半年的觀測值有較大的差異，主要集中于20～50歲之間，但同樣50歲以上及20歲以下女性人口分布較少。動態監測數據說明，杭州市外來女性流動人口主要以青壯年育齡婦女為主。年輕型流動人口的增加，可以緩解目前杭州市人口老齡化的趨勢，流動人口增加形成的“人口紅利”對杭州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非常積極的作用，但同時也意味著，對于年輕型人口年齡結構的女性流動人口和常住戶籍女性人口在生殖健康服務內容的提供和財政投入上，應有所區別，即常住戶籍女性人口的生殖健康服務提供，應更多地考慮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養老及護理需求，而對女性流動人口應更多的提供性教育培訓、生殖健康、艾滋病性病防治、產前健康篩查及產后護理等公共服務。
2.3女性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樣本就業水平及教育構成動態監測數據顯示，2010年上半年杭州市樣本女性流動人口實現就業的806人，占82.5%；下半年為867人，占87.6%。顯然，女性流動人口遷移具有顯著的就業動因，這一就業人口群體也是杭州市產業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教育構成來看，2010年上半年和下半年的動態監測數據都顯示，杭州市女性流動人口的整體文化程度偏低，教育構成以初中文化程度的女性流動人口為主體，分別為52.2%和53.9%，遠遠高于2009年浙江省女性就業者同等受教育水平（39.5%），也高于全國水平（45.3%）。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女性流動人口合計占比為26.8%、25.9%，高于2009年同類教育程度水平（17.5%）和全國水平（22.6%）。見表2。
杭州市女性流動人口的年齡與受教育程度具有顯著的相關關系。盡管不同年齡階段監測樣本女性人口具有文化程度較低的特征，但是比較而言，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監測樣本在較高文化程度上分布較為集中。這說明盡管外來女性人口受教育程度整體偏低，但是從趨勢上來看，來杭外來女性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提高。因此，從相對年輕人口受教育水平較高的實際出發，應從人力資本投資的視角來關注和發展生殖健康相關的公共服務。
2.4女性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樣本婚姻狀況
從婚姻情況來看（見圖2），2010年上半年女性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樣本中，未婚的有271人，初婚684人，再婚的13人，離婚的2人，喪偶的1人，具有相對穩定的婚姻狀況，離婚與再婚率較低。下半年動態監測指標中，婚姻狀況一欄有所調整，樣本監測值為未婚222人，在婚764人，離婚7人，喪偶3人。與整個動態監測樣本容量比較而言，女性未婚的比例要小于總體水平（上、下半年分別為24.1%和29.1%），而已婚比例要大于總體水平（上、下半年分別為74.5%和70.2%）。這說明杭州女性流動人口中，絕大多數為已婚育齡期婦女。相對未婚流動人口來說，對生殖健康和計劃生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務有著更為集中的需求，客觀上要求政府部門應更為主動地提供避孕節育、藥具發放和孕情檢查，以及提供計劃生育和生殖健康知識宣傳、咨詢等服務內容。圖2女性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樣本婚姻狀況
2.5女性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樣本生育情況
為了更好地了解女性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樣本的生育狀況，本報告在原始監測數據的基礎上，扣除“您共有幾個15周歲及以下子女”限選中缺失數據的374人，對剩下的598個動態監測樣本進行數據分析。結果發現，2010上半年外來女性流動人口中，有4人未婚生育，僅占女性動態監測樣本總數的0.4%。在598個監測樣本中，生育一孩的樣本數為341人，占57%；生育兩孩的樣本數為146人，占24.4%；擁有3個孩子的樣本數為9人，占1.5%；其余102人尚未生育，占17.1%。下半年動態監測數據中，未出現未婚生育現象。剔除掉未的222個樣本，剩下的774個有效樣本中，尚未生育孩子的有41人；生育一孩的數量為382人，占49.4%；生育兩個孩子的婦女302人，占39%；生育三個孩子的婦女有46人，占5.9%；有四個孩子的婦女3人僅占0.4%。從監測數據來看，絕大多數的外來育齡婦女生育孩子控制在二孩之內。從生育三個及以上孩子的外來育齡婦女婚姻情況來看，主要發生于在婚人群，在離婚及喪偶樣本人群中沒有出現。774個外來已婚育齡婦女共生育孩子1136個，平均生育孩子數為1.5個。生育二孩的外來已婚育齡婦女年齡分布來看，主要介于30～49歲年齡組別間。
從外來婦女生育孩子的地點來看，上半年樣本觀測值顯示，534人選擇了在老家生孩子，占54.9%。從最近一次在戶籍地以外生孩子的地點選擇來看，動態監測數據統計中，該選項缺失值高達864，在有效的108個監測樣本中，53人是選擇縣區及以上醫院生育孩子的，17人選擇到婦幼保健機構生育了孩子，23人則求助鄉鎮街道衛生院，4人到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生育，56人在是通過其他途徑在戶籍地以外生孩子的。沒有人選擇求助計劃生育指導站，或是通過私人診所或在家產嬰。在下半年的動態監測樣本中，涉及一孩孩出生地的有效觀測值為733個，其中50個外來婦女的第一個孩子是在杭州出生的，占6.8%，而在老家生育第一個孩子的觀測值為672個，達91.7%，其余11個觀測樣本的一孩出生地是在既非杭州、也非老家的其他地方。從二孩的生育地來看，有效觀測樣本數為351，其中36人二孩出生地為杭州，占10.3%；309人在生育二孩時仍選擇了回老家，占88%；選擇在“其他地方”生育二孩的只有6人。生育三孩的有效監測樣本為49個，其中46人第三個孩子在老家出生，占94%；只有3人選擇了杭州作為第三個孩子的出生地。生育四個孩子的有效觀測值為3個，出生地全部為老家?？梢悦黠@地看出，隨著出生孩次的遞增，在杭生育的比例逐漸下降，而回原籍地出生的比例顯著上升。
3流動人口監測樣本避孕需求滿足
及相關數據分析流動人口避孕需求的滿足，一直是國內外女性生殖健康領域專家們關注的熱點問題，相關數據的獲取一般較為困難。從2010年下半年動態監測有效樣本數據來看（見圖3），杭州外來女性人口實際上呈現多樣化的避孕需求。在調查表涉及的11種避孕方法中，避孕方法的選擇又相對較為集中于女性絕育、宮內節育器和。其中宮內節育器是外來女性流動人口選擇最多的避孕方法，樣本數達到327個，占總外來已婚育齡婦女樣本數的32.8%。女性絕育排在第二位，占20.4%。和避孕藥的使用也較為普遍，其中避孕法獲得133個有效樣本，居第三位，而緊隨其后的是口服避孕藥。這說明，在為外來育齡婦女進行計劃生育管理及提供避孕公共服務時，重點應放在查環（B超）及避孕藥具的發放上。值得注意的是，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的樣本數也有37個，占外來已婚育齡監測樣本數的3.7%。
流動人口避孕行為的選擇必然會受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在我國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框架下，社會經濟、家庭與社區環境特征和人口學因素通過某些不可測量的中間變量，如避免生育的動機、避孕措施使用的有效性及使用某種方法的成本和效益等，都對杭州外來女性育齡婦女避孕和避孕方法的選擇產生一定的影響。許多研究將婦女的文化程度當作育齡婦女個體的社會經濟地位，認為育齡婦女的教育程度越高，常傾向于少要孩子，因此容易接受避孕（Conney，Choe，1991）。為驗證流動人口受教育程度與避孕方法選擇之間的關系，更有針對性地采取相應的流動人口避孕服務，本文對動態觀測樣本的受教育水平與避孕方法進行了實證研究。將2010下半年原始數據中在避孕方法選擇問題上呈現缺失值的樣本單位剔除后，整理編制得到聯表。（見表3）。圖32010下半年動態監測女性有效樣本避孕需求滿足調查
表明杭州外來女性已婚育齡婦女群體中，女性的避孕方法選擇與其受教育程度具有相關性。受教育程度直接影響育齡婦女對避孕知識的接受。由于不同文化程度的外來育齡婦女其避孕措施使用和方法選擇有較大的差異，在為外來育齡婦女提供相應的避孕公共服務和產品時，應充分考慮針對性和差別性。
4女性流動人口生殖健康與計劃生育服務現狀
為流動人口育齡婦女提供計劃生育、生殖保健的宣傳咨詢和技術服務是現居住地計劃生育管理服務的重點，而外來人口孕檢是流動人口管理服務的重要內容之一。2010年上半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樣本中，關于“您戶籍地政府是否要求您定期在現居住地參加孕檢”一項中，共獲得692個有效觀測值，占71.2%。其中，戶籍地政府要求外來婦女定期在杭州參加孕檢的304人，占總有效觀測值的43.9%，而戶籍地政府沒有要求外來育齡婦女在現居住地參加孕檢的206人，占29.8%，另有181人選擇的是“不適合（包括絕育等情況）”。戶籍地政府要求外來育齡婦女在杭州參加每年一次孕檢的有42人，要求參加每年兩次孕檢的146人，要求每年3次孕檢的31人，要求每個季度進行一次孕檢的74人?？梢?，由于原戶籍地政府的要求和執行力度不一，外來育齡婦女實際每年參加孕檢的次數有較大的區別。
為穩定低生育率水平，我國各地計生部門將流動人口孕檢作為計劃生育管理的重要工作。由于各地的規定不一樣，各地計劃生育政策的制定是由當地的具體狀況決定的，每個地區的處罰力度也都不一樣。目前，杭州市外來女性育齡婦女一般需要攜帶婦女身份證、結婚證、戶籍地發出的計生證到現居住地居委會開具證明，然后到外來人口中心進行檢查，或是到指定醫院進行B超檢查，并由B超檢查員出示計劃生育孕檢結果報告單，然后再由外來人口本人寄回戶籍地。從動態監測數據來看，關于外來育齡婦女在杭州孕檢，共獲得507個有效觀測值，其中268人在杭州接受過孕檢，其余239則未在杭州接受過孕檢。值得注意的是，該調查內容的缺失值高達465個。外來育齡婦女在杭州接受孕檢的報告，有269人是自己郵寄會原戶籍地，另有31人是由杭州計生部門來解決寄送的，而回答“不清楚”的樣本數9個。這說明目前外來育齡婦女在杭孕檢報告以孕檢人自己寄送為主。關于在杭孕檢的收費，監測結果顯示，目前僅有271人接受全免費計生孕檢，占28%，237人接受部分免費孕檢，沒有發現全部收費孕檢的觀測值，這說明目前杭州對于外來育齡婦女已開始實現部分免費，但是尚未實現全免費孕檢服務覆蓋。
從查環（B超）的動態監測數據來看，上半年相關的498個有效觀測樣本中，在杭州接受查環（B超）服務的人數僅有86人，占整個有效樣本的17.3%，若以整體女性流動人口觀測值計算， 則實際在杭州接受查環（B超）的外來女性人口所占比例僅為8.8%。在關于該項服務是否收費的調查中，動態監測獲得的有效樣本值為496個，占女性監測樣本數的51%。其中真正享受免費的只有23人，占有效樣本值的4.6%，95.4%的外來女性不得不為查環（B超）自掏一部分費用。
從杭州市計生部門為外來流動人口提供的、避孕藥具的發放服務來看，上半年的494個相關選項的有效觀測值中，外來女性流動人口在杭州接受過和避孕藥的人數有16個，僅占有效觀測值總數比例的3.2%。然而在回答關于該項服務的收費情況時，回答“全部免費”的卻有229個有效觀測值，這可能與流動人口原戶籍地免費提供的和避孕藥服務有關。
比較而言，在為外來人口提供的生殖健康和計劃生育公共服務項目中，上取環手術似乎更受外來育齡女性的重視，該項服務的覆蓋相對較高。在257個有效樣本觀測值中，在杭州接受過上取環手術的人有238個，占總有效樣本數的92.6%。在關于該項服務的收費情況的91個有效觀測樣本中，85人上取環手術全部免費，占93.4%。
總體來看，外來女性流動人口的人工流產比例較低。動態監測上半年共獲得18個有效觀測值，其中10人在杭州進行過人工流產手術，占55.6%。從該項服務的收費情況來看，以外來女性自費為主，全部自費的占64.7%。政府在這一方面的生殖健康服務基本沒有介入，在現有計生管理與服務體系中也缺乏這一公共服務的設計與供給。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下半年動態監測中，增加了“生殖健康計生咨詢服務”調查項，并獲得了330個在杭咨詢服務的有效觀測值，占 44.7%。有關該項目收費情況的330個有效觀測值中，327個 （占99.1%）都是免費獲得的。這說明杭州在流動人口生殖健康計劃生育的咨詢服務做得比較到位，相關的工作也較為主動。
5結論與建議
2010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分析結果表明，杭州市女性流動人口尤其是外來育齡婦女的生殖健康與計生公共服務體系的構建及公共產品的提供必須正視兩大需求趨勢性增長特征：一是女性流動人口中，外來育齡婦女數量仍將不斷增加，計劃生育公共服務與管理的工作任務將更為繁重，相應的財政投入需求將不斷增長，這是外來育齡婦女生殖健康需求量的增長趨勢；二是外來育齡婦女生殖健康需求水平將突出的增長，客觀上要求政府提供的生殖健康服務更有針對性和更有效率。因而在理念和實踐中，以關注人口發展為核心的生殖健康公共服務也將完全不同于以前過于關注生育控制及穩定生育水平為目標的計劃生育管理與公共服務。從女性流動人口生殖健康服務供求平衡來看，現有計生管理服務體系及其公共服務的供給遠遠滯后于女性流動人口群體的真實需求。基于這一分析結果，以下幾點在未來滿足流動人口公共服務需求的體系設計及服務提供中很有必要給予考慮。
5.1從生育控制型管理盡快向生殖健康型服務轉型
由于絕大多數的外來育齡婦女在來杭以前就已生育，在生育醫療的公共服務上，完善原戶籍地的生育醫療服務可以讓更多的女性流動人口受惠。而對杭州來說，為外來女性流動人口提供生育醫療的公共服務，重點應放在醫院、婦幼保健機構及鄉鎮街道衛生院，關鍵是落實生育保險和生育醫療服務的異地報銷，為外來婦女提供更便利和人性化的服務。由于外來婦女在杭州尤其是超生生育的比例很低，計劃生育工作的重點可能需要從防范外來婦女違規在杭生育轉向合法生育的產前、產中及產后公共服務的機制建設和服務完善工作上來。
5.2盡快建立起流動人口婚育期生殖健康公共服務體系
女性生殖道感染疾病主要為滴蟲性陰道炎、霉菌性陰道炎、細菌性陰道炎、尖銳濕疣、淋病、宮頸息肉、附件炎、盆腔炎、衣原體感染等，與常住戶籍人口比較而言，由于流動人口的經濟能力及文化程度等相對偏低，因而生殖道感染疾病相對更為嚴重。作為一項基本公共服務，流入地政府應提供相關公共服務用于這些女性流動人口生殖道疾病的防治，將流動人口生殖健康的有關信息納入流動人口信息管理系統，特別是做好艾滋病、性病的防治服務。強烈建議取消孕檢，將有關的醫療資源用于流動人口定期婦女病普查， 發現影響婦女生殖健康的常見疾病，及早期生殖系統腫瘤， 從而達到早診斷、早治療， 有效促進杭州外來婦女健康， 提高婦女生活質量。
5.3從三個基本立足點出發逐步完善生殖健康服務
若從基本公共服務的視角來看，流動人口的生殖健康關注及公共服務的提供至少應基于如下三個基本立足點：一是保障流動人口的基本生存權（或生存的基本需要），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需要流入地或是流出地政府及社會為每位外來人員提供基本的就業保障、基本養老保障、基本生活保障及基本的醫療，尤其是生育保險和生育醫療等方面的服務；二是滿足基本性尊嚴（或體面）和生育基本權利的需要，需要政府及社會為每個人都提供基本生殖健康相關的教育和文化服務；三是滿足基本健康的需要，需要政府及社會為每位流動人口提供基本的健康保障。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水平的提高，流動人口生殖健康作為一個社會基本公共服務的重要構成部分，其涵蓋范圍會逐步擴展，水平也會逐步提高。正因為如此，流入地政府在為流動人口提供公共服務時，應擺脫傳統以控制生育和管理人口的觀念約束。
5.4財政專項投入加大對外來育齡婦女的健康干預
發達國家城市化進程中針對流動人口女性生殖健康的有關研究表明，對外來育齡婦女的生殖健康進行積極健康的干預，可以有效降低整個社會的醫療成本，有利于人力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外來育齡婦女生殖健康檢查是一項群眾性工作，需要組織專門隊伍，由專業人員和基層人員結合，逐級培訓到位，資金保證，并得到政府、衛生局、婦聯等相關部門積極配合才能同步順利完成。從2010動態監測問卷設計可以看出，動態監測的內容在這一塊還幾乎沒有涉及。因此，以后的監測應進一步進行豐富，將控制流動人口生殖道感染作為防治婦女病的重點，加大生殖健康保健知識的宣傳力度和普查范圍，持續開展衛生健康教育活動，指導外來育齡婦女改變不良的衛生習慣，增強婦女自我防病意識和提高自我保健能力，不僅可以降低外來女性婦女病的患病率，也有利于提升杭州健康城市發展水平。
5.5采取切實行動做好流動人口子女青春期生殖健康服務
現在我們經常提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其實這里忽視了一個很嚴重的代際問題，即在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中除了給“農民工二代”提供與市民子女一樣的教育外，相關的服務還應延伸到“農民工二代”的青春期生殖健康服務。這一服務主要是指地方政府為流動人口子女生殖健康提供實行全程生殖健康教育，而不僅僅停留于提供一般意義上的義務教育服務。有針對性地為流動人口家庭提供子女生殖健康教育咨詢服務，計生部門協助教育部門在中小學進行生理、心理衛生教育，有針對性地開展和普及生殖健康、生育節育知識，預防青少年妊娠。青少年妊娠最常見的不良結局是人工流產，因此應給予特別的重視。
5.6創新生殖健康教育與咨詢服務的社會管理
對外來育齡婦女進行專題性的生殖健康教育與咨詢服務，不僅可以有效促進女性身心健康，而且可以更有針對的服務促進婦女發展，以婦女的發展有效防范生育率反彈。多因素分析發現，婦女自我治療生殖道感染的知識水平是影響是否利用衛生服務的重要因素，婦女有關自我治療生殖道感染的知識水平越高，利用衛生服務的可能性越大（RR=2.77）。由于外來育齡婦女的保健知識水平普遍較低，尤其缺乏經期、孕期衛生保健知識。因此，提高外來育齡婦女受教育水平，對不同年齡段的育齡婦女開展以生殖健康為核心的健康教育，做好生殖保健咨詢服務，提高她們的生殖保健知識水平和生殖保健意識，促進健康行為習慣的建立。然而，這樣的教育和咨詢服務，僅靠政府不僅難以實現，而且往往效果不一定很好。杭州應該在這一領域大膽嘗試創新社會管理，吸引非政府組織、社區居民或城市鄰里中心等參與有關的生殖健康教育與咨詢服務，并將其作為社區建設的一個組成部分。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杭州市計生委的大力支持，特此感謝?。?/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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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人口婚育證明樣本范文2
針對近期工作，綠東村街道黨工委高度重視，真正做到了責任、投入和措施“三到位”，主管領導、工會主席朱東方同志明確提出“開展三項活動、達到一個目標”。
一是開展宣傳教育活動。積極組織“雙節”維權慰問宣傳教育活動。該辦事處在轄區醒目位置懸掛大型公益性宣傳廣告，出動文藝宣傳隊6次，展出宣傳版面30多塊，布置宣傳咨詢臺15個，懸掛宣傳橫幅30多條，給本轄區常住人口中下崗、無業特別困難戶，流動人口中留守兒童以及計生干部中低收入者共發放慰問金9400元，送去了黨和政府的溫暖。利用流動人口已婚育齡婦女康檢日和清理清查之機發放宣傳品18000余份，免費發放避孕藥具1200余盒。與鄭州市人才交流服務中心搞好銜接，找準切入點，更好地為人事空掛戶提供政策法規答疑解惑,明晰辦事程序。
二是開展入戶抽查和沿街門店、農貿市場清理清查活動。為檢驗各社區入戶調查開展成效，計生辦對社區的部分樓院常住人口進行了入戶抽樣調查，抽查的樣本量為每個社區10戶已婚育齡婦女。依據抽查情況核對資料，對發現漏檔漏管現象的社區進行公開通報，辦事處要求成效好的社區再接再厲，有問題的社區抓緊整改，沒有抽查到的社區進行認真自查，確保該項工作齊頭并進。計生辦還對存在的問題作進一步督導。對沿街門店和轄區農貿市場開展地毯式清理清查，積極組織開展了“女性流動人口職業推介會”活動，為8名流動人口找到了合適的就業崗位；同時努力督促辦證，查驗戶籍地《流動人口婚育證明》。
流動人口婚育證明樣本范文3
關鍵詞：計劃生育/生殖健康教育 婦產科 門診 宣傳與教育
隨著醫學理念的轉變，對醫療機構婦科產的概念認識已經突破了基于醫學角度的婦科疾病咨詢、診療及分娩生產，而逐漸將計劃生育/生殖健康教育也融入到婦產科工作中。近年來，據我國門診和社區研究發現，育齡婦女生殖道感染率一直維持在30%～50%高位，孕產婦、圍生兒死亡率和病殘兒出生率也在一些地區和人群呈上升趨勢，已經嚴重影響到了育齡婦女健康和出生人口質量?；诖?，本文筆者結合多年的計劃生育/生殖健康宣傳教育經驗，以醫院婦產科為切入點探討了如何利用婦產科平臺對女性尤其是孕齡女性開展計劃生育/生殖健康教育，并參考長期跟蹤隨訪結果評價了教育前后效果變化，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 2009年3月～2011年4月我院婦產科收集的3228例孕產婦和未婚育齡女性體檢者（側重于流動人口、低學歷人群和新婚夫婦）臨床資料。其中孕產婦1218例，育齡未婚女性及配偶體檢者2010例。
1.2 方法 抽調資歷豐富的婦產科工作者組成宣傳材料編寫團隊，對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圍生育期注意事項、典型的生殖健康疾病等進行整理，據此編寫新婚保健手冊、孕產婦保健手冊、生殖健康手冊、婦產科常見多發病指導等，或制作有關計劃生育/生殖健康教育的光盤，以及實物形式的避孕節育用具。宣傳教育方式：
1.2.1 以婦產科門診為中心，在候診過程中，對群體播放健康教育電視宣傳，此外在隨后接觸的位置配備宣傳資料方便就診人群隨意拿取和翻閱。利用醫院和婦科產天然優勢開展專門的生殖健康咨詢門診，隨時解答每一位咨詢者問題，接診人員做好咨詢問題記錄并講解相關知識和注意事項。另外，還可以利用醫院在社會的影響力，將咨詢門診移出醫院，移到社區、學校、廣場、大型工廠（特別是女職工多）等人流量多的地方開展面對面咨詢服務。還可以利用各類媒體開展生殖健康知識公益宣傳，這樣既能樹立醫院證明形象，還能服務于受眾。
1.2.2 診療過程中的計劃生育/生殖健康宣傳教育。①診療過程中依據患者病種和病情開展生殖健康知識宣傳，于治療后發放生殖健康知識書籍、影像制品；②對孕產婦而言，分孕早、中、晚三個階段開展針對性的知識講解，初診時側重發放關于孕產婦保健知識手冊，之后定期開展生育健康知識講座；③對新婚夫婦，婚前和孕前對其進行知識、優生優育知識、性病防治知識、避孕節育知識、男性參與生殖健康、預防出生缺陷等教育，同時開展各種新婚話題討論，授課前后以問卷抽查方式了解知曉情況，同時發放新婚保健手冊，提供婚前咨詢服務；④對計劃生育宣傳可從計劃生育手術術前咨詢和術后服務二個方面來開展。術前咨詢側重于嘗試講解，如宮內節育器的避效果和可能出現的不良反應、取器術后避孕方法的選擇，還有3種終止早期妊娠方法的利弊；術后服務則側重于術后衛生、營養、休息、性生活、用藥、避孕等知識。對2年間在我院婦產科門診接受計劃生育/生殖健康教育的人群隨機抽取3228例作為樣本，3228例樣本在接受教育前后均在門診備案，并建立聯系方式。為檢驗效果，每年隨訪抽取的3228例調查對象，參考流行病調查方法制作計劃生育/生殖健康知識問卷或調查對象復查結果作為對比依據。
1.3 效果評價 比較健康教育前后調查對象知識知曉率、婚前檢查率、產前檢查率以及孕產婦、圍生兒死亡率和病殘兒出生率變化。婦科疾病采用常規婦科檢查取白帶進行病原學常規檢查。
1.4 統計學處理 統計數據分析采用SPSS 11.0軟件包對所有數據經整理后進行統計學處理和流行病學分析。以P
2 結果
2.1 1年后隨訪，3228例調查對象教育前后計劃生育/生殖健康知識知曉率統計如下表1.
表4 2年期隨訪內，教育前后圍生兒死亡情況比較
年度 圍生兒總人數（n） 圍生兒死亡人數（n） 死亡率（‰）
2009-2010 381 7 18.4
2010-2011 514 2 3.8
表5 2年期隨訪內，教育前后病殘兒出生率情況比較
年度 圍生兒總人數（n） 病殘兒人數（n） 病殘率（‰）
2009-2010 381 11 28.87
2010-2011 514 7 13.62
3 討論
婦產科開展計劃生育/生殖健康教育意義。隨著人們健康意識的增強，受制于專業權威健康知識獲取渠道單一的影響，健康宣傳教育重要性越來越突出。近幾年，雖然我國女性生殖健康醫療水平和人口出生質量改善方面有了質的飛躍，然而由于人口數量多、地區差異和后天影響因素，我國孕產婦、圍生兒死亡率和出生缺陷率仍在一些地區和部分人群居高不下。分析原因，主要為缺乏基本的婦科知識、生殖醫學和婦幼保健知識等。據統計[4]，在廣大農村地區或城市流動人口中，育齡婦女對婦產科知識知曉率普遍偏低，這種現象在教育程度偏低的人群中同樣明顯。這種情形很可能導致一些育齡未婚男女不知婚前檢查、孕前檢查，以至將疾病隱患拖延到分娩期，導致出現孕產婦、圍生兒死亡率和出生缺陷率風險?？紤]到婦產科是育齡婦女分娩前必然接觸的最后一關，將計劃生育/生殖健康教育力量和重心集中到婦產科門診，利用婦產科天然優勢開展計劃生育和生殖健康知識宣傳教育，不僅有助于提到宣傳教育的覆蓋面，降低遺漏率，而且宣傳教育的到位率和效果更佳。本文表1-表5統計結果也很好地證實了這一結論。
本文在對抽取的3228例調查對象背景，以及計劃生育/生殖健康教育前后效果對比發現，流動人口和學歷層次低的人群無論是教育前，還是教育后計劃生育/生殖健康知識知曉率、婚檢率、孕檢率以及孕產婦、圍生兒死亡率和病殘兒出生率表現均差于本地人口和學歷相對高的人群。原因可能是，流動人口由于其流動的特殊性，得不到最基本的婦科及生殖健康知識的宣教，缺乏自我保健意識和渠道。而關于高孕產婦、圍生兒死亡率和病殘兒出生率與學歷水平關系，學者而路平等[5]報道，孕產婦保健質量與其文化素及配偶的文化程度呈正相關關系。因此，建議婦產科開展劃生育/生殖健康教育時，應重點對以上特殊人群進行干預，以提高其知曉率，并最終實現孕產婦、圍生兒死亡率和病殘兒出生率的整體下降。
參考文獻：
[1]馮瑞蘭.清豐縣住院孕產婦實施健康教育路徑探討[J].河南預防醫學雜志，2010，18（6）：217-218
[2]葉運莉，劉婭，張俊輝，吳志榮瀘州市育齡婦女避孕知識知曉情況調查[J].社區醫學雜志 ，2011（3）：16-19
[3]柴靜，王德斌，洪倩，朱琳鴻，王飛等。農村已婚育齡婦女生殖健康知識及態度和行為調查[J].中國婦幼保健， 2010，7（25）：65-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