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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食盒范文1
想翔國際有限公司法人董事。媒體培訓專家，專注于中英電視交流。
“老式的”講故事技巧正在重返舞臺中央。隨著數字世界不斷帶來的機遇和內容生產者責任的擴大，今后更將如此。
西方業界有句話：假如你的內容不在人們關注的前2%之列，便等于你不存在。
“業內人士”將太多精力花費在節目平臺、傳送系統、電視頻道和先進的制作質量等技術問題上，對內容的專注不夠。電視節目無論長短，成本多少，都需要把好故事出色地講述出來，并醞釀出強烈的情感因素，譬如好玩，震驚，憤怒等。換句話說，“老式的”講故事技巧正在重返舞臺中央。隨著數字世界不斷帶來的機遇和內容生產者責任的擴大，今后更將如此。
每個以節目內容為基本面的公司和電視臺，都要評估自己是否有足夠受過培訓并掌握了講故事方法的人員。“將故事”是門很難學的技能，而且，基本上它千百年來未曾改變。
講故事的人常會為人們提供這樣幾種東西——愉悅和娛樂，以及有用的知識或道德觀。而將知識或道德倫理編織到一個好的故事結構里，相當困難。
大多數的英國電視公司不愿花錢培訓員工的講故事能力，而更愿聘用做過報紙或電臺記者的人去紀實類電視部門做節目。事實上，只有BBC更愿意直接從大學（通常是頂尖大學）招募電視從業者。不過，BBC和第四頻道都有特別的基金和培訓方案尋找、培養“會講故事的人”，第四頻道還有專門的時間段展示新紀錄片。
近來，新媒體產業不再坐等別人為他們培養制作人。Youtube花了幾百萬美元為視頻創業者們建立制作中心，了解如何才能提高他們的敘事能力和制作質量。2013年1月，洛杉磯一個4000平方米的廢舊飛機庫正式開放，為Youtube學習中心再添新址（倫敦已有一學習中心，另外一個將建在亞洲）。
今天的視頻媒體環境給故事講述者們帶來空前壓力。人們期待故事的受眾（不僅是聽眾和觀眾）能夠和“講故事的人”互動，受眾之間實現互動，甚至受眾也可以在故事中扮演一個角色。同時，這個故事能對現實世界產生影響。
近日，在媒體用戶中展開的一項深入全球的、關于敘事未來的調查顯示，互動是關鍵。只有12%的媒體用戶愿意接受完全被動的體驗。
未來的故事必須為受眾考慮更多。首先，故事要允許人們深入其中，還要加強他們的體驗感。顯然，具有爭議的“事實”是關鍵。
受眾希望影響到故事的發展進程，并與故事涉及的人物產生互動。他們愿意看到這個故事出現在不同平臺上。調查顯示，年輕人更換內容接收終端（電話到筆記本電腦到電視到平板電腦等）的頻次每小時多達27次。人們還希望故事與真實世界在某個層面上能夠對接。據調查，人們希望得到激勵，并在自己的生活中有所改變。
古代食盒范文2
呂不韋與“一字千金”先河
說到圖書“炒作”，古代早期最成功的一個案例，應是呂不韋策劃的“一字千金”。
呂不韋是戰國末期衛國人，早年以經商出名，后當上了秦國的相國。但呂不韋能為后人所記住，是因為《呂氏春秋》這本書。
《呂氏春秋》又叫《呂覽》，“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是先秦時期一部百科全書式作品。但此書并非呂不韋親自操刀而成，而是他組織門客編纂的。
呂不韋有“三千食客”，各種人才都有，所以編纂《呂氏春秋》并沒有費多大力氣。但書編好了，卻并不為當時學術界和文化圈所認可，于是呂不韋發揮了他的商業才能，決定炒作、推廣《呂氏春秋》。
呂不韋的炒作手段其實很簡單，他讓手下將書的內容張榜公布，貼在咸陽城門口，旁邊掛出布告，大概內容是，如果哪位能在《呂氏春秋》一書的內容里增加一字，或是減少一字，立即獎賞千金。此即《史記·呂不韋列傳》中所說的，“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成語“一字千金”，即由此而來。
呂不韋“一字千金”的消息在咸陽城里迅速傳開，引起很大轟動。
左思與名人效應
《三都賦》是晉代暢銷書作家左思的代表作品，創作前后整整花了十年時間。
左思當時并沒有名氣，所以《三都賦》寫好后也不為當時的文壇所注意。但是左思并不甘心，遂找到了當紅作家、《博物志》作者張華。左思向張華講述了《三都賦》的寫作經過，張華深受感動。細閱之后，也不知道是出于同情，還是真的覺得《三都賦》寫得不錯，張華遂將《三都賦》推薦給名氣更大、更有“話語權”的文人、醫學家皇甫謐。
皇甫謐十分賞識左思，對《三都賦》評價很高，還親自為此書作序。在皇甫謐的支持、操作下，當時朝廷的著作郎張載、中書郎劉逵等分別給《三都賦》作注。
憑借張華、皇甫謐等一班文化名家的影響力，《三都賦》名聲大振，為當時洛陽人青睞，成為當時的最佳暢銷書，時人競相傳抄。一時間，洛陽城內紙張價格大漲，由原來的每刀千文漲至兩三千文，不少人只得到外地買紙回來抄寫《三都賦》。成語“洛陽紙貴”，說的就是這件事情。
李夢符與“釣竿懸魚”
在中國古代，沒有“稿酬制度”，卻有一種約定俗成的“潤筆費”。在文人日子最好過的盛唐時期，獲取“潤筆費”是當時文人謀生的主要手段。
唐代一些文化名人熱衷于給別人“樹碑立傳”，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了不菲的“潤筆費”。唐宋散文家之一、“文章巨公”韓愈，“為文必索潤筆”，他給韓宏撰寫《平淮西碑》，得酬“絹五百匹”。
像韓愈這樣的文人，在當時已相當有名氣，所以人家舍得出錢“買文”，他不愁作品不好賣。對于普通文人來說，想通過“潤筆費”來過上幸福生活卻很難。為了使作品暢銷，有的文人便想到了“行為藝術”，以此來“炒作”推銷作品。
五代時期的文人李夢符就曾通過“行為藝術”來賣詩。據北宋吳淑《江淮異人錄·李夢符》所記，李夢符是后梁開平初年人，他在洪州（今江西南昌）時，“嘗以釣竿懸一魚，向市肆唱漁父引，賣其詞”。
李夢符推銷自己作品的手法很有創意，亦頗具靈感：手拿懸掛了魚的釣魚竿，以吸引眼球；在街頭或店內“駐唱”自己的作品，弄出動靜來，讓更遠更多的人知道和接受。李夢符的另類炒作果然奏效，名氣遠播，其寫出來的詩作在江南一帶大受歡迎，“好事者爭買”，有一千多首詩歌流傳。
宋代文人與“打廣告”
中國圖書炒作最熱鬧最受重視的時期，應該在宋代。當時活字印刷術已廣泛使用，出版業發展了起來，“打廣告”式炒作開始流行。
當時的文人穆修十分欣賞韓愈、柳宗元的作品，得到韓、柳二人的善本書后，自費刻印韓愈、柳宗元的文集，在相國寺一帶出售。穆修采取的炒作手法是“以贈促銷”，只要“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贈”。
宋代圖書營銷炒作最常見的手法和現代差不多，主打“質量牌”。除了打“質量牌”，有的還打“溫情牌”、“誠信牌”，把紙張規格、數量、工價等相關信息印刻在書中，通過公開書的成本，明碼標價，取信于讀者。當時還出現了導購“圖書廣告”，把書的主要內容、特點告訴讀者，以便選購時一目了然?，F代圖書前面的“內容簡介”，即源于宋代這種“導購廣告”。
現代的版權意識，在宋代書商中已開始萌發，這也是由于圖書推廣的需要而出現的。當時有規模的書商都會在出版的書上印上自己的標記，即所謂“墨圍”，以便有別于別家出版的書籍，形成“品牌效應”。
元明清書商與“征稿”式炒作
到了明清時代，印刷出版已不再是新興產業，而成為商機無限的成熟產業。此時書商的炒作手法更為豐富，其中最值得一提、且影響到現代圖書營銷模式的，是“征稿”形式的宣傳炒作手法。
明代天啟年間，蘇州酉酉堂書坊刻印《明文奇賞》一書，便在書上印上了征稿啟事：“愿于征者，或封寄，或面授，須至蘇州閶門，問得書坊酉酉堂陳龍山，當面交付。”
與蘇州書商一樣，杭州書商同樣愛打“征稿廣告”。崇禎年間，杭州陸云龍崢霄館書坊在出版《皇明十六名家小品》一書時，便印上了“刊《型世言二集》，征海內異聞”……這樣的征稿啟事。
古代食盒范文3
〖關鍵詞〗 靺鞨 “新靺鞨” 北土 蕃人
在古代中國東北地區對外關系史上，渤海國與古代日本的政治交涉和經濟、文化交流，占據著重要的地位，這是不爭的事實。相形之下，此前或大體同時期的其它一些部族集團，如靺鞨與日本之間的往來與交涉的情況，都隱而不彰，非但如此，有些實際上并非關乎渤海的史事，也因此被系于渤海。本文試對日本史料中的涉及“靺鞨”的記載摘出，并試對其性質作以討論。
《續日本紀》（卷八）元正天皇養老四年（720年）正月丙子條載：
遣渡島津輕津司從七位上諸君鞍男等六人于靺鞨國。觀其風俗。
該條史料記述的是奈良朝廷派遣渡島的津輕地方的長官帶領六名下屬前往靺鞨國，考察風土民情。這是日本史籍中關于“靺鞨國”的最早記錄。這條記事，作為古代日本北方開發史上的著名事件，近年，隨著北方史研究的升溫更被頻頻提起；不過，關于史料本身，還有許多不明之處。例如“渡島津輕津司”，其所在位置至今沒有能夠確認，但其范圍大體當不出日本海西岸偏北一帶。靺鞨人海上航行到日本列島在8世紀以前就已開始，并且已知，其時，倭王權和靺鞨部族，已經通過阿倍比羅夫與所謂“肅慎”人的沉默貿易，發生了間接的關系[1]。按照中國史籍中“肅慎”與“靺鞨”兩個古代部族間的承繼關系，以及它們在日本正史中音訓上的相似（アシハセ，相對應的漢字是“阿志婆世”），“靺鞨國”往往被視做北海道北部、東部，即所謂鄂霍次克文化圈一帶[2]。
這一條史料還容易導致另一種解釋，即渤海國的別稱。因為此時，渤海建國已經20多年，并且這一時期的渤海，在唐朝常常因其部族名而被稱做靺鞨，所以，這里的“靺鞨”似乎也不能排除是渤海的別稱的可能性。果如此，則日本奈良朝廷派出使節的對象國似乎也可以指渤海[3]。當然，由于當時渤海對大多數靺鞨部尚未達成統一，所以此處的“靺鞨國”似乎還可能泛指渤海以及渤海領之外的其他靺鞨部[4]。
《日本書紀》沒有使用“靺鞨”，而是以“肅慎”統稱大陸北方部族。《續日本紀》沒有沿用“肅慎”舊稱，而恢復了靺鞨的本來名稱。這其中，除去含有史籍編纂者接收到的來自大陸的新信息外，從“靺鞨”到“肅慎”，可能也不是簡單的替換，其所指代的地域也可能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派往“靺鞨國”的諸君鞍南，其位階是從七位上，這是非常低級的位階。與此相對，728年，渤海第一次遣日本使團完成使命歸國之際，日本政府派出從六位下引田朝臣蟲麻呂為送渤?？褪梗?40年，派出以從五位下大伴宿禰犬養為遣渤海使；758年，授予歸國遣渤海大使小野朝臣田守從五位上，副使高橋朝臣老麻呂從五位下。此后日本派往渤海的使節團大使的官階也均在六位以上[5]。據此可以推斷，此次出訪的目的地不大可能是渤海。
727年（日本神龜四年），渤海首次向日本派出使節團之際，日本的朝廷對渤海的記錄是“渤?？ね跏故最I高齊德等八人，來著出羽國”，“渤?？ふ?，舊高麗國也”[6]。前者，即“渤?？ね跏埂?，當是渤海使節對出羽的地方官的自我介紹。需要指出的是，渤海在與日本二百多年的交往中，從未以“靺鞨國”自號過。后者“舊高麗國”當是史官對渤海前史的追溯，其根據很可能是渤海使節遞交給日本天皇的國書內容[7]。如果720年諸君鞍男等為考察“風俗”而專程前去的“靺鞨國”就是渤海，那就不至于約70年后，《類聚國史》[8]才披露渤海建國初期的光景：“渤海國者，高麗之故地也。天命開別天皇七年（668年），高麗王高氏，為唐朝所滅。后以天之真宗豐祖父天皇二（698年）年，大祚榮始建渤海國。和銅六年（713年），受唐冊立其國。延袤兩千里，無州縣館驛，處處有村里，皆靺鞨部落?！?。”如果“靺鞨國”就是渤海國，以上的情景，應是諸君鞍男受命觀察風俗時就應當看到、并已為日本奈良朝廷所了解的。從這一處細節也可以看出，諸君鞍男等人所到之處很可能并不是渤海國。
在日本東北部宮城縣，有著名的日本三古碑之一的多賀城碑[9]。多賀城建于神龜元年（724年），為按察使兼鎮守將軍大野東人所建，碑立于天平寶字六年（762年）。碑文刻記了多賀城的位置：“去京一千五百里；去蝦夷國界一百廿里；去常陸國界四百十二里；去下野國界二百七十四里；去靺鞨國界三千里?！眱H僅從里數上看，“靺鞨國”不可能在北海道，以多賀城為中心展開3千里半徑，則恰好可以到達大陸和庫頁島地區。
《令集解》公式令“遠方殊俗”條載：“凡遠方殊俗人，來入朝者，所在官司，各造圖畫，畫其容狀衣服，具序名號處所”[10]。以下是為“具序名號處所”所作的注釋：
穴云，名號，謂其國號也。假靺鞨也。處，謂海中、山中之類。
“穴記”成書于延歷十七年（798年）以前，正值渤海對日本遣使最頻繁時期，并且與日本第二部正史《續日本紀》幾乎同時編纂完成。因此，廣受注目。關于本條記事中的“靺鞨”是否指渤海，日本學界仍然持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石井正敏認為，“穴記”為“遠方殊俗人”作的注解是“非常參蕃人也”，即指不經常來朝貢的蕃邦之人。而當時，渤海已經數度遣使到日本，盡管渤海的遣使是不定期的，但已不屬于“非常參蕃人”之列。因此不贊成“靺鞨”即渤海說。石井氏還推測，此處的“靺鞨”很可能指的就是后文將討論的兩度去日本的“鐵利靺鞨”[11]。我同意石井先生對“靺鞨”即渤海國見解的批判，不過“靺鞨”未必一定是指鐵利人。至少，我們在《續日本紀》中看到，“鐵利”之后，并不見跟綴“靺鞨”字樣，看不到兩者之間的對應關系。作為后世的研究者，我們當然知道鐵利是靺鞨之一部，但問題是，鐵利人也未必以“靺鞨”自稱?！把ㄓ洝彼姷摹办呿H”，很可能來自另外的渠道。事實上，到8世紀結束前，在日本，已經有了“靺鞨（國）”的概念，如多賀城碑以及《類聚國史》中對靺鞨部落的描述。
根據以上討論，可知，720年諸君鞍男等人所到之“靺鞨國”，是指東北歐亞大陸地區靠近日本海的靺鞨部（如拂涅、虞婁、越喜等部）、或庫頁島附近早與日本有過交流的靺鞨部族的居住地區。雖然，諸君鞍男等對上述地區考察的結果與日本朝廷的對策，由于史書沒有留下任何記載而無從了解，但是，這樣一次小規模的航海行動，仍然說明日本的統治階層對靺鞨部族的關注，并與靺鞨人世界發生了直接接觸。
在日本的雅樂中，據稱由朝鮮半島傳入的，包括“新靺鞨”、“大靺鞨”等曲名在內的“高麗樂”以及據稱由渤海傳入的“渤海樂”都在其中。奈良時代，“高麗樂”和“渤海樂”均被稱為右方之舞[12]。9世紀以后，嵯峨天皇朝，對雅樂進行了整頓、改革，將渤海樂與三韓樂統稱為“高麗樂”[13]。
其中，關于“新靺鞨”、“大靺鞨”等曲目是否屬“渤海樂”[14]，長期以來存在爭議，爭議的焦點在日本史料中出現的“靺鞨”是指（渤海以外的）靺鞨部族，還是指渤海。近年，日本的雅樂及渤海史研究者多將“新靺鞨”、“大靺鞨”等系于渤海[15]。
根據12世紀成書的《舞樂要錄》記載，延長六年（928年）的“相撲節”上演出了若干種樂舞，有“新鳥蘇、綾切、皇仁、渤海樂、納蘇利、狛犬”等[16]。此后，“渤海樂”不復見于史籍。對此，有研究者指出可能是“新靺鞨”取代了“渤海樂”[17]，也可能“新靺鞨”就是指渤海樂[18]。必須注意的是，“渤海樂”，并非某一具體的舞樂曲名，而是9世紀樂制改革以前由渤海傳入日本的樂曲的總稱。我們看到，在《舞樂要錄》中，“綾切”是與“渤海樂”并列在一處的，而“綾切”，又稱“大靺鞨”[19]、“高麗女”、“愛嗜女” [20]?？梢?，以曲名的興替嬗變來解釋“新靺鞨”與“渤海樂”之間關系是困難的?！靶蚂呿H”、“大靺鞨”等樂舞并不是渤海國的樂舞，而應當是渤海建國前靺鞨部族的樂舞。有資料證明，靺鞨部族是喜歡起舞狀志的：隋朝初年，靺鞨遣使朝貢，高祖設宴款待。席間，“使者與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戰斗之容”[21]。
以下要討論“新靺鞨”到底是怎樣一部樂舞?？少Y參考的史料主要有三條。
一為10世紀前期，由源順編纂的《倭名類聚抄·高麗樂》（卷四、曲調部、第四十九項目下）[22]：
新靺鞨 [靺鞨二音末曷，蕃人出北土，見唐韻タリト申タリ。サレバ高麗ヨリ渡タル內ニハアラザルカ]
這句話的意思是，“新靺鞨”依《唐韻》發音末曷，乃北土蕃人所作，不可能是由高麗傳入的?！靶蚂呿H”的注記，由兩部分內容構成。
第一部分，是“靺鞨”二字的發音，依《唐韻》，作“末曷”。另據《樂家錄·樂曲訓法》（卷二八），“新靺鞨”訓讀為“志牟真加”。新，讀作“志牟”(shimu)；靺鞨，讀作“真加”（maka）?！督逃柍芬矊ⅰ澳叄╉H”注音為“マカ”。按現代日語的音讀原則，這里的“靺鞨”與中國史籍中的“靺鞨”即“末曷”是極為近似的。據日本學者的研究，《日本書紀》中出現的“肅慎”，在日文中訓讀為“阿志婆世”（ashihase）；既然在日本“肅慎”與“靺鞨”屬于同一部族集團，則《續日本紀》養老四年條中的“靺鞨國”，與多賀城碑中的“靺鞨國”亦應同樣訓讀為“ashihase”[23]。如果上述結論成立，則這種情況表明，在古代日本，對“靺鞨”這一概念的引入，可能存在過不同的渠道。
第二部分涉及到了“靺鞨”的屬性與來源。靺鞨人出自北方；“新靺鞨”不是從高（句）麗傳來的。
“蕃人出北土”這一表述方式，并不是日本人的原創，而是來自中國的古典。南朝顧野王所著《玉篇》卷下，革部第四二三，有“靺”字與“鞨”字。兩字相續。靺字下注云：“亡達切。靺鞨蕃人出北土”；鞨字下注曰：“胡葛切，靺鞨”。顧野王是6世紀時的著名學者，兼通史地及文字學?！队衿烦蓵诹捍笸拍辏?43年）。革部中有“靺鞨”，注為北方的蕃人。從時間上看，《玉篇》中“靺鞨”出現的時間早于作為通說的563年（《北齊書》河清二年）。但《玉篇》從唐代至宋代，幾經重修，已非顧氏之舊。而且，書中間雜“肅慎”、“勿吉”和“靺鞨”等字樣，作者對它們之間的譜系卻未作任何解釋。顧野王既是地理學家，又著有《輿地志》[24]，不會不知道靺鞨與前二者的關系，因此，靺鞨應為后人加進去的[25]。故而《玉篇》不能作為“靺鞨”初出的確證史料?！办呿H，蕃人出北土”一句，很可能系唐人“重修”時所為[26]，又在漢籍大量流入日本的唐代，隨《玉篇》輾轉到了日本，被用來注解樂舞“新靺鞨”的發音。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室生寺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就記有“玉篇卅一卷（以下分字注）陳左將軍顧野王撰”、“玉篇抄十三卷”[27]。同一目錄中，還可見“唐韻正義五卷”[28]。因此，《倭名類聚抄》將靺鞨二字訓為“末曷”，所依據的“唐韻”很可能就是這部《唐韻正義》。
在古代日本，“新靺鞨”被歸入高麗樂，這是沒有疑問的。但《倭名類聚抄》又說“新靺鞨”不是由高（句）麗傳入日本的。盡管我們目前還不清楚“新靺鞨”與高麗樂有著怎樣的內在關系，但是“新靺鞨”在表演時，樂舞起首由高麗笛獨奏“高麗小亂聲”然后，由眾多樂器合奏“高麗亂聲”[29]?？芍靶蚂呿H”與高麗樂或者說高麗樂舞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毋庸置疑。
按靺鞨部族活動于朝鮮半島三國鼎立時代的末期和統一新羅時代，如果其舞蹈日后經由高（句）麗傳至日本，或許能在三國時代或新羅時代的史料中尋得蛛絲馬跡。然而，作為傳世的朝鮮半島最古的史書，《三國史記·雜志》[30]樂志部分對三國古代音樂史的記載實在是非常匱乏，而且其所依據的源史料也不是《三國史記》以前的朝鮮古史，而是中國正史的音樂志和東夷列傳[31]：朝鮮半島三國時代音樂志的源史料來自《隋書》、《北史》、《舊唐書》和《新唐書》[32]，并且沒有添加進任何三國自己獨有的資料。而在上述正史等的有關記載中，完全看不到任何涉及到“新靺鞨”的史料。
還有一種見解，認為“新靺鞨”可能是日本制造，在11世紀白河院天皇在位期間，由藤原朝臣俊綱所作[33]。
從上述情況看，或許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即“新靺鞨”舞蹈來自北方大陸靺鞨人居住的地區，傳入日本后被再創作為樂舞，又以地域關系被劃入高麗樂，配曲時也主要利用高麗樂中的表演要素和道具。因此，出現了“高麗亂聲”等獨奏或合奏曲目。
另一條在1233年成書的、現存最早的綜合性樂書《教訓抄》中[34]：
新末鞨
別裝束舞
小曲
此曲或書云，靺鞨芋田人名也。出北土靺鞨國名也。或曰件舞出彼國。
較之于《和名類聚抄》，《教訓抄》提供了有關“新靺鞨”的相對詳細的信息：指出了“新靺鞨”的作者是北土靺鞨國的一個叫靺鞨芋田的人[35]；舞蹈是在靺鞨國編成的[36]。《教訓抄》作者狛近真主張“新靺鞨”出自北土靺鞨國。值得注意的是，對“新靺鞨”，狛近真也重在強調其首先是舞蹈而非樂曲。
第三條在成書于17世紀末的《樂家錄·本邦樂》（卷三一）條中[37]：
新靺鞨者靺鞨國之曲也。舞者自彼國來于中華，為禮拜舞踏之體云云。
在這則史料中，編撰者肯定了“新靺鞨”為靺鞨國之曲，舞蹈也出自靺鞨國，該國使者來到日本，在朝廷的禮儀場所表演樂舞[38]。
根據以上，想作出以下推論：“新靺鞨”是靺鞨部族傳統的舞蹈，后來靺鞨人通過某種渠道（從其具體表演時借助許多高麗形式，推知可能是通過朝鮮半島）將其帶到日本；可能最初并沒有這個明確的名字，后來在配曲時為了區別諸如“大靺鞨”等樂舞曲名，而被賦予“新靺鞨”之名。
“大寶令”以后，日本在律令制國家建設中，形成了一套雙重的自我認知體制：一方面，日本不甘心進入以大唐為中心的冊封體制中，對唐朝以鄰國相稱，追求對等外交的理想；但同時，日本的統治階層又模仿大唐，設定了一套日本版的“華夷秩序”。即日本以“中華”自居，一廂情愿地將與其保持國交關系或往來的古代國家、部族，如高句麗、新羅、渤海、以及靺鞨部族等視為夷狄、蕃邦[39]。作為這一秩序的可視性表現，在一年中的重大節日或外交場合，都要上演這些夷狄、蕃邦的樂舞。事實上，除去前文提到的唐樂、渤海樂以及高麗樂外，還有從西域、印度傳來的天竺樂、林邑樂等[40]。而上述種種來自所謂蕃土的音樂，絕大多數也都可以在中國正史四夷樂（四方之樂）中找到源頭。如《新唐書·禮樂志》（卷二二）載：“周、隋與北齊、陳接壤，故歌舞雜有四方之樂。至唐，東夷樂有高麗、百濟，北狄有鮮卑、吐谷渾、部落稽，南蠻有扶南、天竺、南詔、驃國，西戎有高昌、龜茲、疏勒、康國，安國，凡十四國之樂，而八國之伎，列于十部。”在上述十四國之樂中，沒有見到與“靺鞨”有關的音樂。但是如同前文已提到的，靺鞨舞并不是沒有在中原王朝的宴饗儀式上出現過。只不過，在中原王朝的樂舞系統中，比起以上“十四國之樂”，靺鞨舞可能實在微不足道，故未被收錄進去。
上述三條史料，都沒有將“靺鞨”與渤海國扯在一起，可見，不管是因為日本人（統治階層）固有的認知，還是由于時代的久遠使得渤海國與日本密切交往的歷史早已被淡忘，總之，在時人的眼中，“靺鞨”不就等于渤海國。而“蕃人出北土”、“舞者自彼國來于中華”等文句則表明，在渤海國之外，確實有靺鞨人來到日本，甚至可能也曾出現在朝廷的宴饗儀式上。
樂舞，不過是為日本朝廷的“華夷秩序”服務的工具而已。從這個意義上講，“新靺鞨”是高（句）麗制造還是日本制造，都已經顯得不重要了，關鍵是“靺鞨”在這里被賦予的是地理上的意義以及在日本統治秩序中的位置：在“北土”，有日本的一個蕃邦。這才是最重要的。
注釋： [1]《日本書紀》齊明四年六年（660年）條載：“三月，遣阿倍臣，（闕名）率船師二百艘，伐肅慎國。阿倍臣，以陸奧蝦夷，令乘己船，到大河側。于是，渡島蝦夷一千余，屯聚海畔，向河而營。營中二人，進而急叫曰，肅慎船師多來，將殺我等之故，愿欲濟河而仕官矣。阿倍臣遣船喚至兩個蝦夷，問賊隱所與其船數。兩個蝦夷便指隱所曰，船廿余艘。即遣使喚。而不肯來。阿倍臣，乃積綵帛、兵、鐵等于海畔，而令貪嗜。肅慎，乃陳船師，系羽于木，舉而為旗。齊棹近來，停于淺處。從一船里，出二老翁，廻行，熟視所積綵帛等物。便換著單衫，各提布一端，盛船還去。俄而老翁更來，脫置換衫，并置提布，乘船而退。阿倍臣遣數船使喚。不肯來，復于弊賂辨島。食頃乞和。遂不肯聽。（弊賂辨，渡島之別也）據己柵戰。于時，能登臣馬身龍，為敵被殺。猶戰未倦之間，賊破殺己妻子”。關于“肅慎”的所在地區及其屬性，日本學界早有討論，但仍認識不一；一種看法認為屬通古斯，即肅慎——靺鞨說[1]，一種看法主張屬北海道地區的鄂霍茨克文化人。從結論上說，我推測，此處的“肅慎”屬于大陸北方靺鞨系統的人群集團的可能性更大。齊明年間發生的上述事件反映的是靺鞨人與日本列島貿易交流的開始階段的情況。
[2]熊田亮介《蝦夷と蝦狄——古代の北方問題についての覺書》，高橋富雄編《東北古代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86年，頁159-221；蓑島榮紀《阿倍比羅夫の北征と東北アシア世界》，佐伯有清先生古稀記念會編《日本古代の傳承と東アシア》，吉川弘文館，1995年，頁483-537等。
[3]鳥山喜一《渤海史上の諸問題》，風見書房，1968年，頁232-234；酒寄雅志《八世紀における日本の外交と東アシアの情勢》，載《國史學》，103，1977年，后收入酒寄雅志著《渤海と古代の日本》，校倉書房，2001年，頁197-234；新野直吉《古代交易史上の日本海岸北部》，載《日本海地域史研究》二，1981年，頁1-28；孫玉良《渤海史料全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徐德源等《大欽茂王時期的渤日交往史事新探》，載《日本研究》1993年4期，頁63-69等。
[4]平川南《多賀城碑》，須藤隆等編集《新版古代の日本 九 東北·北海道》，角川書店，1992年，頁231-232。
[5]以上均參考《續日本紀》卷一、卷一三、卷二一等有關記事。
[6]參考《續日本紀》（卷一），圣武天皇神龜四年九月、十二月記事。
[7]《續日本紀》（卷一）天武天皇神龜五年（728年）春正月甲寅條：“武藝忝當列國，濫總諸蕃。復高麗之舊居，有扶余之遺俗”。對此一段國書的分析，參考拙文《從唐、日本及新羅典籍中的有關稱謂看三國對渤海的認識》《歐亞學刊》，第三輯，2002年，頁197。
[8]日本《國史大系》本，吉川弘文館，1982年版。
[9]多賀城碑位于今宮城縣仙臺市靠近仙臺灣附近。
[10]《令集解·公式令·集解》（卷三一），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版，吉川弘文館。
[11]石井正敏《“續日本紀”養老四年條の“靺鞨國”——“靺鞨國”=渤海說の檢討》，載《アジア遊學》3，特集東アジアの遣唐使，勉誠出版，1999年，頁80-82。
[12]押田良久《雅樂の種類》，載《雅樂の招待》，共同通訊社，1984年，頁162。當時，日本將外來舞樂分為左方之舞和右方之舞，其中，唐樂、林邑樂、天竺樂等統在左方之舞；高麗樂和渤海樂等則系在右方之舞中。
[13]關于日本樂制改革的時期，目前學界意見不一，主張在嵯峨、仁明朝的說法比較有影響。參考增本喜久方《雅樂傳統音樂への新しいアプローチー》，音樂之友社，1982年，頁197。
[14]《歌舞品目·異域樂名》（卷一），1822年，據“續史籍集覽”九冊本，近藤出版部，1930年。大槻如電《舞樂圖說》，1905年，東京六合館藏版，1927年，頁90；“新訂增補故實叢書”本，吉川弘文館，1930年，頁55。
[15]例如荻美津夫《古代藝能を通してみた日本と渤海の交流》，載《環日本海論叢》，第八號，1995年，頁242-243。酒寄雅志《雅樂‘新靺鞨’にみる古代日本と東北アジア》，武田幸男編《朝鮮社會の史的展開と東アジア》，山川出版社，1997年，后收入《渤海と古代の日本》，校倉書房，2001年等。
[16]《群書類叢·舞樂要錄》上，（卷五三一），東京，續群書類叢完成會，1983年，第十九輯，頁152-178。
[17]石井正敏《“續日本紀”養老四年條“靺鞨國》，見《アジア遊學》三，勉誠出版，1999年，頁91。
[18]酒寄雅志《雅樂‘新靺鞨’にみる古代日本と東北アジア》，《渤海と古代の日本》，校倉書房，2001，頁321。在這里，酒寄先生將“渤海樂”看作一部具體的樂舞了。
[19]《教訓抄》五，《續群書類叢》（卷五二九），東京續群書完成會，1983年，第十九輯上。
[20]小野亮哉監修《雅樂事典》，音樂之友社，1989年，頁36。
[21]《隋書·靺鞨傳》（卷八一）。
[22]《倭名類聚抄》，源順撰，元和三年古活字版，二十卷本。
[23]兒島恭子《エミシ、エゾ、蝦夷、毛人の意味》，見《律令制と古代社會》，東京堂出版，1984年，頁320-321。
[24]今有王謨輯本，收入《漢唐地理書鈔》，中華書局影印本，1961年。
[25]周齊《靺鞨叢說》，載《哈爾濱師范學院學報》，1963年第3期，頁386-387。
[26]因為《倭名類聚抄》成書于10世紀前半期，有關史籍的傳入只能早于這個時期。當為唐人“重修”版的《玉篇》。
[27]宮內廳書陵部所藏室生寺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東京，名著刊行會，1996年，頁21。
[28]同《日本國見在書目錄》，頁25。除《唐韻正義》外，音韻學方面的著述還有“新撰音訓四卷”、“韻林二卷”、“四聲韻音一卷”、“韻詮十卷”、“切韻五卷”、“韻集五卷”等，頁24-25。
[29]酒寄雅志《雅樂「新靺鞨にみる古代日本と東北アジア》，《渤海と古代の日本》，校倉書房，2001年，頁321。
[30]《三國史記》（卷三二），韓國漢籍民俗叢書6，臺北，1971年。
[31]依據《北史》（九四）高句麗傳、《隋書》的音樂志和東夷傳、《舊唐書》的音樂志和東夷傳、《新唐書》的禮樂志和
夷傳。參考宋芳松《對“三國史記”樂志的音樂學的研究》，載韓國國樂學會《韓國音樂研究》，第十一輯，漢城，1981年，頁117-161。
[32]樂志敘述以新羅為中心展開，顯然，這是由《三國史記》奉新羅為正統所致。
[33]小野亮哉監修《雅樂事典》，音樂之友社，1989年，頁173。
[34]《教訓抄》（卷五二九），教訓抄五，續群書類叢完成會，1983年，頁264-265。
[35]“靺鞨”用作人名的例子，在日本現存古籍中有蹤跡可尋。如“根連靺鞨”（《正倉院文書》卷二，第410頁）、“山背連靺鞨”（《正倉院文書》卷二，第134頁）、“若湯連坐靺鞨”（《正倉院文書》卷一一，第225、358、451頁）、“舍人江野靺鞨”（《正倉院文書》卷一三，第154頁。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人名中的“靺鞨”均為名，而非姓。
[36]《教訓抄》原文標點如上。但與文中內容觀照，總覺得有些欠妥，若斷為“此曲或書云靺鞨芋田人名也。出北土靺鞨國名也?；蛟患璩霰藝彼聘槨?/p>
[37]《日本古典全集》，日本古典全集刊行會，1935年。
[38]“舞者”，當即指來訪的使節團成員。參考前引《隋書·靺鞨傳》（卷八一）。隋朝初年，靺鞨遣使朝貢。高祖設宴款待?！笆拐吲c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戰斗之容”。
古代食盒范文4
小小的葡萄，看似平淡無奇，卻讓延慶縣與懷來縣因此結緣，搭起了兩地合作的橋梁。為了促進產業發展，打造品牌效應，實現資源優勢互補，2013年雙方已經就共建“延懷產區”達成了合作意向，共同發展葡萄及葡萄酒產業。在剛剛閉幕的2014世界葡萄大會上，延慶縣和懷來縣共同召開新聞會，正式宣布共建延懷河谷葡萄及葡萄酒產區（以下簡稱“延懷河谷產區”），隆重推出了“延懷河谷”產區品牌。
據介紹，延懷河谷產區規劃范圍包括延慶縣、懷來縣27個鄉鎮，約2000平方公里，以官廳水庫為核心，以媯河、桑干河、洋河、永定河流域為重點，以葡萄種植、葡萄酒釀造和酒莊文化旅游為主導產業，是具有資源共享、產業融合、一體化發展特征的區域經濟體，其目標是打造“中國的波爾多”。該規劃打破區劃分割、謀求協同發展，無疑將使延懷河谷的葡萄種植和葡萄酒產業之路更有韻味、更具魅力。
產區優勢帶來發展機遇
據延慶縣委副書記、縣長李先忠介紹，自今年2月提出京津冀協同發展國家戰略以來，延懷兩縣牢牢把握這一機遇，以籌備世葡會為契機，大力推進產區共建工作，著力促進兩縣葡萄與葡萄酒產業優勢互補、協同發展。目前合作共建工作已經取得了豐碩的階段性成果，共同制定了“延懷河谷”產區規劃、成立了延懷河谷產區產業發展基金、精心設計了延懷河谷酒莊精品旅游線路、組建了延懷河谷葡萄與葡萄酒產業聯合會、聯合申報了“延懷河谷”葡萄國家農產品地理標志并獲得批準。李先忠強調，延懷河谷產區品牌正式推出后，兩縣將全面落實延懷河谷葡萄及葡萄酒產區規劃，努力把“延懷河谷”打造成國際一流的葡萄及葡萄酒產區和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的共贏典范。
當然，兩縣能夠抓住這一發展機遇主要得益于產區自身具備的多方優勢。李先忠說，北京市延慶縣和河北省懷來縣山水相連、地緣相接、地域一體、文化一脈，經濟社會交流源遠流長，二者都具備了發展葡萄及葡萄酒產業的自然環境和后天條件。
延懷河谷產區位于燕山、軍都兩條山脈之間，地處北緯40度葡萄種植的“黃金地帶”，四周高、中間低，南北與東西皆為“V”型高差明顯的盆地，所形成的區域小氣候尤其適合栽培不同品種的葡萄，為獲得不同酒型、酒種的原料提供了良好條件;其溫度適宜、光照充足、晝夜溫差大、病蟲害少，為無公害、綠色和有機葡萄生產提供了重要保證;區域內有官廳水庫及媯河、桑干河、洋河、永定河等18條河流，周邊多山河流相間而下，具有明顯的河谷特征，土壤屬堿性，礦物質豐富、質地適中，非常適宜葡萄生長。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李華教授還在學術會議上作了專題報告，針對延懷河谷葡萄發展的自然條件進行科學分析，實踐證明，延懷河谷為鮮食及釀酒葡萄提供了得天獨厚的生長環境，是我國乃至全球最適合葡萄種植的區域之一。
在區位上，延懷河谷地處北京西北部，是世界上唯一處于國家首都的葡萄及葡萄酒產區，憑借首都市場潛力巨大、科研資源豐富、國際交往頻繁等優勢，更有利于產區走向世界、融入世界。
在產業發展方面，延懷河谷產區葡萄種植歷史悠久，種植面積呈逐年增長態勢，目前已達到27.5萬畝，葡萄年產量達到16.3萬噸，葡萄酒年產銷量7萬噸，葡萄產業總產值超過40億元，與法國、英國、美國、西班牙、阿根廷等眾多國外知名企業開展合作，產區品牌認知度高，匯聚了中國長城、龍徽、豐收等知名葡萄酒企業，誕生了中國第一瓶干白葡萄酒、第一瓶起泡酒、第一瓶白蘭地，“延慶葡萄”和“沙城葡萄酒”獲得了國家地理標志認證，兩縣還多次獲得國內外多項鮮食葡萄及葡萄酒大獎。
總而言之，建設延懷河谷產區有利于進一步擴寬合作空間和領域，聯手打造延懷河谷產區葡萄及葡萄酒品牌，彰顯產區獨特品質，提升世界影響力。
資源互補打造國際一流葡萄酒鄉
葡萄和葡萄酒是兩地共同的優勢產業，也面臨著一些共性難題，優先在葡萄和葡萄酒產業開展合作，懷來和延慶選擇的抱團發展顯得順理成章。構建以葡萄及葡萄酒產業為核心的協同發展大格局，充分發揮各自資源優勢。延慶有科技、市場優勢，重點承擔商貿會展、研發培訓及旅游服務等功能;懷來成規模、知名度高，主要承擔規模生產、冷鏈物流、文化旅游等功能。
“好的葡萄酒是種出來而不是釀出來的”，延懷河谷葡萄與葡萄酒產業聯合會會長徐濤說，目前國內的葡萄酒產業并不具備品牌優勢，也不具備技術優勢，甚至沒有成本優勢，要想突破這樣的瓶頸，首先要種出最好的葡萄，才能釀出最好的酒，品質是一切的基礎，其次要根據延懷河谷產區的特點，優化種植布局，調整品種結構，完善技術體系，釀造出有特色的，能夠與中國美食搭配的葡萄酒。
首先根據種植條件，確定適種區域，鮮食葡萄主要分布在洋河兩岸、桑干河流域部分鄉鎮和媯河流域南部鄉鎮，其中媯河流域以發展鮮食有機葡萄為主;釀酒葡萄主要分布在桑干河流域、永定河流域、官廳水庫周圍及媯河流域的北部鄉鎮。在此基礎上，產區還建設了十大種植基地，包括三大種苗繁育基地、四大標準化種植基地、三大特色化種植基地，使延懷河谷真正成為中國葡萄第一品牌的原料生產基地和中國葡萄種苗繁育基地。
葡萄栽培品種根據地理地形、區域特點和葡萄生長期要求等條件，進行優化調整，并通過發展設施葡萄，實現產區栽培結構合理、四季皆有葡萄生產的種植格局。
采訪時記者了解到，為了保證葡萄果品的良好品質，產區引進了葡萄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生產技術體系，嚴格控制畝產量和采摘時間，加強果品采后處理。為了拓展產業鏈條，產區大力發展葡萄食品加工業，建設高端精品酒莊。此外，還生產果凍果醬、葡萄罐頭等相關休閑食品以及葡萄汁等保健飲品，提升鮮食葡萄的產品附加值，同時帶動農民增收。
延慶縣農委副主任宋剛介紹，不僅在規劃上，在具體操作層面，兩縣的資源、品牌、技術等要素也在迅速融合、實現共享。全國第一家跨行政區域成立的行業聯合會――延懷河谷葡萄與葡萄酒產業聯合會即將掛牌，它包括了兩縣90多個種植大戶、農民專業合作社、規模釀酒企業等會員單位，將成為延懷河谷產業發展的主體。會長徐濤告訴記者，成立聯合會的首要目的是要提高葡萄種植以及葡萄酒釀造的技術和水平，同時建立和國際水平一致的標準，努力將延懷產區發展為中國最優秀的、甚至在世界上能夠與法國波爾多相媲美的中國葡萄酒產區。
三產融合帶動區域經濟一體化
懷來縣委副書記、縣長李玉清介紹說，為了加強一、二、三產融合發展，延伸產業發展鏈條，構建產業水平高、科技含量高、輻射帶動強、環保要求嚴的高端復合產業體系，打造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葡萄及葡萄酒產業集群。延慶縣和懷來縣共同構建了“一區、兩岸、四中心、多組團”的空間布局，形成功能優化、特色突出、產業資源與生態環境相協調的產區發展格局。一區：即統一的延懷河谷產區。兩岸：即官廳水庫南北兩岸兩條高端精品葡萄酒莊產業帶。四中心：即產區交易、研發、物流、會展四大功能中心。多組團：即在產區統一規劃下，各地區、各鄉鎮根據各自優勢發展的多個聚集度高、特色鮮明的產業組團。
古代食盒范文5
鑒于古代漢語課考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考核方式的改革應遵循這樣的思路:1．考核方式由單一考核方式轉變為多維復合考核方式。古代漢語的考核方式應呈現多樣化方式，如口頭作業、電子版作業、分組討論、社會用字規范調查、古籍經典內容情景演繹等，這些方式各有優缺點，應結合學生的實際情況組合運用，注重學生學習態度、自主學習能力、知識運用能力的綜合評價，只有這樣，才能對學生的綜合素質做出科學合理的評判。2．考核內容由注重理論知識轉變為側重能力。古代漢語課有兩個主要學習目標:一是要求學生掌握語言學基本知識和基本理論;二是培養學生靈活運用所學語言學理論知識解釋語言現象，分析處理語言問題的能力。就這兩個要求而言，前者是必備的基礎，而后者才是學習古代漢語的關鍵。因此，對于古代漢語這門課程的學習，不應僅僅停留在語言理論知識的簡單記憶上，而應加強語言應用能力的培養。所以，在相應的考核方式上應該由理論知識型命題向實際能力培養型命題轉變。3．評價主體由教師單一評價轉變為師生多元評價。隨著高校各門課程教學改革的逐步深入，教學方式已經從傳統的單純課堂講授發展為教師引導、師生共同參與。學生獲取知識的渠道也從單一的課堂拓展為圖書館、網絡、社會。如仍用傳統的教師為評價主體的單一方式，不能滿足學生多元化獲取信息的需求。為此，應將學生也納入到考核評價體系中來，形成學生自評、學生互評、網絡作業學生跟帖等方式相結合的多元化評價主體，使評價更加科學、全面、公平、民主。4．評價方式由注重終結性評價轉變為注重過程性評價。以學期末考試的卷面成績為學生學習古代漢語課的終極性評價，不能全面體現學生的學習態度、學習過程，而注重日常知識的逐步積累與運用的平時作業、小組合作、討論發言、課程論文、現場答辯、撰寫語言調查分析報告等過程性評價方式往往被忽視。要使學生真正建立合理的知識結構體系，必須減少只看重結果的終極性評價，而應加大過程性評價的體現力度。
二、古代漢語課程改革實踐
廣西師范大學漓江學院中文系古代漢語課程的考核方式，經過六年的探索與實踐，已經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1．自始至終以學生為主體，參與整個教學過程。多年來的教學改革均強調以學生為主體，但是一言堂的理論型授課方式很難將這一理念落到實處。為此，我們嘗試讓學生參與整個教學活動，如學生參與古代漢語精品課程網站建設、選擇作業布置方式、評點作業、設計編輯課程作業論文集、搜集整理實踐性教學成果等，使整個教學過程都有學生參與，力爭做到以學生為教學過程中的主角，學生在實際參與過程中學到的不僅是知識點本身，更融合了團隊協作能力、創新能力和發現問題、獨立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2．從學生熟知的今天仍在使用的語言現象入手。因古代漢語所反應的內容與今天的現實生活有距離，有些語言理論或語言現象，學生很難理解。如在講授使動用法時，學生比較茫然，但是日?？谡Z中經常使用的“打掃衛生”就屬于使動用法，用現代漢語的解釋，即:打掃，使之衛生。這里的衛生便是形容詞的使動用法，學生很快就理解了，并能舉一反三，分析今天仍然使用的語言中哪些還存有古代漢語語法現象的遺留。名詞作狀語也是學生較難理解的知識點，但是今天的成語中有大量的成語都屬于名詞作狀語，如:蠶食鯨吞、星羅棋布、雷厲風行、狼吞虎咽、作鳥獸散等，學生通過分析日常生活用語中留存的古代漢語現象，加深了對古代漢語知識的理解，同時也深化了學生運用語言理論解釋分析語言現象的能力。3．學生全員參與的多維作業評價方式。傳統的作業布置和講評方式，學生僅把書本上的解釋照搬到作業本上，有時候完全沒有理解題目的內容，談不上真正地掌握知識點。今天的學生大多對于網絡信息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根據這一點，我們因勢利導，布置可以鍛煉學生綜合能力的電子版作業，傳到網上，學生互評作業，收到了較好的效果。如在講授《段于鄢》時，學生對于姜氏、莊公等人物形象有不同的理解，就此布置了一項課外作業，要求學生根據自己對文章的理解，改編成詩歌、劇本、散文、小說等不同的文學樣式，上傳到中文系教學網絡平臺，學生之間相互跟帖，評判同學的作業，教師再根據每位同學的作業質量和同學的評價給出最終的作業成績。這樣既提高了學生的學習熱情，又提供了學生之間相互學習交流的機會。4．注重能力培養的考試方式靈活多樣。日常的教學活動以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為主，課程結束的考核方式也應與之相吻合。如根據所學知識擬定一份試卷，要求題型多樣、題量適度、難度適中等。為學生以后從事中學語文教育培養命題能力奠定基礎;情景演繹也是學生較為喜歡的考試方式，如選取出自《戰國策》的成語，學生分成若干組，每組選擇一個成語，先找到在《戰國策》中出現該成語的原文，再解釋其中出現的詞義引申、詞類活用、句式等語法現象，然后根據自己的理解進行情景演繹，并錄像存檔。實踐證明，這種考核方式不僅激發了學生閱讀古籍的興趣、鍛煉了學生分析語言現象的能力、培養了團隊合作精神，更培養了學生豐富的想象力和創新能力。
三、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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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鎖骨骨折;克氏針;鎖骨固定帶
【中圖分類號】R681.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5-0515(2010)006-035-02
鎖骨骨折好發于青少年,骨折多發生于鎖骨中段,多為斜形或橫形骨折。因受胸鎖乳突肌牽拉及上肢的重力作用的影響,多有移位。因保守治療復位困難且不易固定,易移位,致骨折畸形愈合,影響外觀[1],故多主張手術切開復位內固定。我院自2006年5月-2009年8月采用鎖骨固定帶配合切開復位克氏針內固定手術治療21例,取得了較好的療效,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組患者21例,均選自鎖骨中段或中外1/3骨折,其中男15例,女6例。年齡12-45歲,平均28歲。左側9例,右側12例。其中粉碎性骨折5例,余為橫形或短斜形骨折, 1例為陳舊性骨折。
1.2 手術方法
術前1-2小時內使用抗生素,選擇臂叢麻醉?；颊呷⊙雠P位,稍墊高患肩部,頭偏健側,常規消毒手術野,鋪無菌巾單,以骨折處為中心,平行于Langer線,沿鎖骨上緣作一長約3-5CM的弧形皮膚切口,依次切開皮膚,筋膜直至骨膜,并行骨膜下剝離,顯露骨折端,用骨刮匙清潔骨折斷端后,用一直徑為1.5-2.5MM的克氏針,鉆入內側骨折段內髓腔,直到其由胸鎖關節附近穿出鎖骨及皮膚少許,然后將手搖鉆夾住皮外的部分倒轉將針拉出,直到克氏針退到骨折處為止,直視下整復骨折后,若為粉碎性骨折,可用粗絲線或鋼絲先整復。將克氏針鉆入外側骨折段髓腔,至有明顯阻力感時為止,用事先準備好的克氏針對比后,見克氏針進入內側骨折段髓腔約5CM,將過長的針在皮外剪斷并折彎,尾端埋于胸骨端皮下。沖洗切口,縫合關閉切口,年輕女性用可吸收線行皮內縫合,手術時間0.5-1.5個小時,術后使用抗生素3-7天。
1.3 術后處理
術后常規用鎖骨外固定帶2-3周,并保持固定帶的松緊度。鼓勵患者早期進行患肢手指的屈伸及腕肘關節的功能鍛煉,但應限制患肩聳肩、上舉及后伸動作。
2 結果
21例患者隨訪4-8個月,平均6個月,并均拆除內固定物。僅1例畸形愈合,系陳舊性骨折,因過早負重所致,但亦僅訴術區有不適感,并不影響日常生活,余20例均愈合佳,肩關節外觀無畸形,活動自如。
3 討論
鎖骨骨折是常見骨折之一,占全身骨折6%左右,其治療方法多[2]。傳統的手法復位,橫形“8”字繃帶固定固定時間長,不牢靠,需反復閉合復位,繃帶松緊不適往往造成胸腋皮膚損傷,增加病人痛苦,并最終導致復位不良,甚至畸形愈合,引起外觀上的不滿意。而切開復位鋼板內固定術,有固定牢靠之優點,但皮膚切口太長,內固定物費用高,而且二次手術又將取同樣長度的皮膚切口,并在臨床實踐中發現有較高的再骨折率[3]之缺點。鎖骨外固定帶配合克氏針的手術治療,卻使二者的優勢互補,直視下小切口整復骨折克氏針內固定,對鎖骨骨膜及周圍組織損傷少,手術操作簡單,時間短,保證了骨折斷面的對位及對線要求,由于肩鎖關節及胸鎖關節均為微動關節,其負荷不太,固定要求不高,故配合鎖骨固定帶外固定數周及恰當的限制患肩劇烈運動,往往可以取得滿意的治療效果?？傊?對于臨床上常見的單純鎖骨中段斜形或橫形骨折,采用此法有內固定物費用低廉,二次手術簡單優點,對于基層醫院不適為一種理想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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