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眾消費論文范例

摘要:大學生群體作為青年群體的主體之一，具有強迫性消費的特點。近年來，大學生高利貸、校園貸、裸貸等現象頻有發生?；蜗M觀念和貸款行為的轉變不僅要靠自我實現、家庭引導和學校教育，也需要社會大環境的引導，因此將征信范圍拓寬至大學生群體實屬必要。本文在分析了大學生消費特點和目前主流征信渠道的基礎上，將大學生征信模型按照行為分、經濟分和消費分三種劃分，依據主流建模技術對大學生信用評分建立提出了建議，并對評分后續應用進行研討。

關鍵詞:大學生；大數據；信用體系；消費者心理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金融工具的使用呈現爆發式增長趨勢，而與此同時，由于信用體系的不健全，信用風險也隨之大大增加。大學生群體具有強迫性消費特點，以及盲目從眾和攀比的心理特征，在諸多互聯網商家的正向激勵面前，大學生容易按照“心理賬戶”預期，也即內心對于消費品自身價值判斷而產生的消費價格預期，做出非理性決策，因此產生更多超支現象和貸款現象。目前社會對于大學生的經濟誠信教育尚有缺乏，征信體系在大學生群體中的普及極為必要。

一、大學生消費特點

從2010年的“援交門”，到2015年的校園貸，再到2017年的裸貸，媒體的不斷曝光將公眾一次次拉回對大學生經濟行為的討論中。大學生需要大量金錢現象產生的原因歸結于其入不敷出的異常消費行為。在眾多對大學生消費心理的研究中，主要的理論有從眾性消費[1]、炫耀性消費[2]和沖動性消費[3]理論。隨著強迫行為的研究深入，強迫性消費[4]因結合了心理學和行為經濟學理論，成為了研究大學生消費心理的最新觀點。強迫性消費[4]被廣為認同的觀念是，效用產生在消費行為本身而非商品本身。本質上講，這是一種非理性的消費行為，往往為宣泄某種負面情緒或填補某一缺失需求。在行為經濟學研究中，物質主義因具有一定時代特點，對于解釋強迫性消費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物質主義指以物質享受為生活第一要義，在生活中對于物質需求極端重視。在信息時代，物質主義在各種媒介中廣泛傳播，客觀上影響了在這一時代背景下成長起來的21世紀青年。2012年王財玉等人[4]根據經改良的單一構念的強迫性量表研究發現，在大學生群體中，物質主義和強迫性消費呈現正相關關系，社會支持則會削弱物質主義對強迫性消費的激勵作用。這一結果驗證了物質主義對于強迫性消費的正向作用，同時反映了社會影響的作用。物質主義思想傳播也使人與人之間的依賴關系延伸至人與物，引發了人對消費品的價值認同及情感宣泄。這一延伸也使得心理賬戶，也即個體對于消費品價值的主觀定義，與實際賬戶之間偏誤進一步加大，驗證了心理賬戶影響下的非理性經濟行為。2019年王玉潔在研究中發現大學生對心理賬戶效應反映明顯，對于心理賬戶反映越明顯的大學生越具有強迫性消費傾向[5]。這一結果進一步論證了，大學生在面對互聯網商家的正向激勵時，其追求物質的心理得到極大滿足，心理賬戶估價也得到獲利心理暗示，以至于其容易產生強迫性消費傾向。由于大學生具有強迫性消費傾向，社會支持的作用不容忽視，對于大學生的社會性幫助和溝通對于解決大學生異常消費行為十分必要。在此基礎上，大學生失信受罰的誠信規則教育，對提高大學生誠信素養和控制大學生異常消費而言有莫大幫助。

二、主流征信渠道以及大學生信用評分

(一)國內主流征信渠道

【摘要】現代郵輪旅游自國內興起以來，勢頭相當迅猛，為旅游產業尤其是國內港口城市發展帶來了新的機會；但由于國內現代郵輪旅游尚處于起步階段，在以文化為基礎支撐產業發展過程中還有較大的完善空間。文章對中西方郵輪文化進行比較，概括中西方郵輪文化具體表現形式，分析其差異并給出可行性建議；指出中國郵輪旅游產業發展應重視產業根基奠定，在其文化形成時期穩扎穩打，應根據國情和文化基礎有選擇地學習西方先進經驗，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郵輪旅游文化，逐步奠定中國郵輪旅游產業在國際上的地位。

【關鍵詞】郵輪旅游；中西文化；差異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國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日新月異，中國現代郵輪旅游從2006年起開始蓬勃發展。但新產業的興起與發展在初期需要大量文化奠基，國內對中西方郵輪旅游文化的關注不夠、研究甚少；國家相關政策支持及國民普及還有待提高，在產業發展方向及目標等方面尚未有成熟的規劃。因此，筆者對此進行相關文獻搜集整理、消費市場調查取樣、產業現狀綜合及分析，分析中西郵輪旅游文化的差異，探尋中國特色郵輪旅游文化建設路徑。

一、中西方現代郵輪旅游文化特征比較

中西方郵輪旅游文化本身沒有具體形態，主要通過文化承載體——人進行表現，通過旅游者消費行為的偏好，體現中西方郵輪旅游文化的差異。

（一）中國郵輪文化特征。第一，中國游客從眾、模仿心理較重，整體上尚處于起步階段，缺乏旅游者自主了解的過程以及對郵輪文化的深入學習，因此在產品的選購上呈現壓倒性的趨同態勢。第二，信息接收呈現被動態，高度依賴旅行社。旅游者絕大多數選擇以參團的形式出行。為便捷地滿足其旅行需求，他們大多選擇通過包辦程度極高的旅行社來完成他們的郵輪旅行，特別是第一次郵輪旅行。第三，購物欲望強烈，更注重產品項目包含的多樣性。中國旅游者參與郵輪旅游的游客多是具有一定消費能力的群體，在購物欲望的驅動下，其消費貢獻也相當可觀。第四，觀光與拍照是旅行重點。在郵輪目的地，中國旅游者下船觀光率幾乎為100%。游客們選擇實地參觀，感受別國風土人情，并拍大量照片或小視頻留作紀念或與家人朋友分享。第五，注重安全因素的作用。國內戶外探險旅游、郵輪旅游等旅游方式所具有較多的不確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其在中老年消費群體中的發展。

（二）西方郵輪旅游文化特征。第一，郵輪旅游歷史悠久，傾向于自主選擇郵輪產品。西方已有百余年的郵輪旅游歷史，作為老牌產業，其國民普及度較高，西方相對開放的環境也使旅游者傾向于自主了解郵輪文化，在產品選擇上更注重自身的需求，多以休閑放松為主。第二，消費重點在享受。西方郵輪旅游者更關注旅游的過程，享受消費的比重遠高于中國。西方郵輪旅游對其產生好感。第三，娛樂項目選擇多樣，喜好使用運動場所及健身器械。西方郵輪旅游者對于娛樂項目的選擇更為豐富，參與娛樂活動的積極性明顯高于中國旅游者，在運動健身方面的表現最為明顯，并自主選擇與嘗試則更為積極。

第一篇：高校班級管理新媒體發展影響及對策分析

新媒體是相對于報紙、雜志、廣播、電視四大傳統媒體而言的，它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極具彈性；它既是一個時間的概念，又是一個技術性的概念。狹義的新媒體是指通過數字技術以有線或無線技術傳播的新興媒體，主要以網絡媒體和手機媒體為代表；廣義的新媒體包括大量的新興媒體，既包括網絡媒體和手機媒體，也包括傳統媒體運用新技術和新媒體融合而產生或發展出來的新媒體形式，如：電子書、電子報紙、交互型網絡電視（IPTV）等。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信息技術逐漸地影響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高校班級管理工作也不例外。在這種情況下，研究新媒體環境下的高校班級管理的特點、新媒體發展對高校班級管理的影響及對策，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意義。

1新媒體背景下高校班級管理的特點

新媒體以互聯網和手機為主要傳播渠道，其出現和發展給高校班級管理帶來了革命性變化。由于新媒體在技術上具有開放性和平等性；思想建構上具有獨立性和自由性；交流上具有雙向性和互動性；使用上具有趣味性和技術性，使得新媒體背景下高校班級管理具有與傳統班級管理不同的特點。

1．1開放性

基于新媒體背景下進行的高校班級管理模式跨越了教室的藩籬，穿越了時空的界限，它以數據庫為中心，以新媒體技術（手機飛信、騰訊QQ、人人網、微博、微信、易信）為載體，以網絡為中介，形成了“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的開放式班級管理形式。新媒體背景下，教師和學生每個人都可以是管理者，也可以是被管理者。

1．2交互性

摘要：

品牌是企業形象、產品質量、售后服務等內容的一種象征與標志。交互式網絡廣告作為塑造和維護品牌形象的重要渠道，對企業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從塑造品牌形象的重要意義作為出發點，敘述了交互式網絡廣告概念特點、設計原則，最后分析了如何設計基于品牌形象塑造的交互式網絡廣告。

關鍵詞：

品牌形象；交互式網絡廣告；設計

一、塑造品牌形象的重要意義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商品的競爭日益激烈，如何取得消費者的青睞，如何在市場競爭中取勝成為企業取得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基礎。而品牌已經成為消費者購買該某一產品首先要考慮的問題。

1、品牌形象有利于產品在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曾經探討過的文藝學邊界問題、文學理論的現代性問題、西方文論的本土化問題、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問題、文學性問題、文學批評的使命問題，以及新媒介下文學經典的命運等問題并沒有隨著新世紀的到來而見出分曉，塵埃落定，相反，隨著信息傳播速度的加快與以計算機網絡為代表的數字媒介的日益興盛，隨著讀圖時代的高調而至，文學的周邊環境及其自身都發生了諸多變化，從而使這些問題在為文學理論提供研究動力與資源的同時，也寓示了文學理論教學中難以解蔽的困境。   一   首先，文學的周邊環境發生了變化，或者說與文學一起搭建起來的關系網絡發生了變化，亦即文學的“社會關系”發生了變化。馬克思曾言:人的本質不是什么抽象的存在，而是現實生活中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個論斷極富啟發意義，文學何嘗不是如此?既然沒有一種關于文學的本質界定可以直到永遠，既然表象也可能是本質的另一種暫時而飄浮著的存在，那么，不如來個思維轉向，不去追問深度的本質，而去關心文學的關系，通過研究文學與周邊眾多參照物的聯系，來追問當下的文學需要和能夠做什么。當今時代，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經濟是人們最為關心的話題;政治透明度越來越高，但其威嚴依舊;人們擺脫了地奴，卻成了房奴;“美”成了可以快速生產的商品，個性化追求與復制粘貼同為時代風尚;沒有宗教意義上的精神領袖，哲學家也沒有了古希臘的生存溫泉，明星才是夢想———這樣的時代，文學屬于自己的“一間屋子”何在?文學與政治、經濟，文學家與明星、地產商并存的理由何在?傳統的有關文學的本質主義界定，顯然無法回答這些咄咄逼人的問題。再往文學身邊靠近，文學還面臨著讀圖時代圖像或視覺文化的重重包圍。代替印刷文化，圖像已經成為當今社會一種主導性的、覆蓋全面的文化景觀，三十多年前丹尼爾•貝爾“當代文化正在變成一種視覺文化，而不是一種印刷文化”(156)的判斷正在被迅速應驗并津津有味地上演著，幾乎所有的文化產品都圍繞著視像而展開與跳躍，視覺美學、眼球經濟成為文化生產的重要參數。艾爾雅維茨在《圖像時代》中指出:“后現代主義最突出的特點是從視覺出發。它是一種圖像和圖畫不僅相互糾纏、而且可以互換的視覺文化”，在這種境遇中，“文學迅速游移至后臺，而中心舞臺則為視覺文化的靚麗輝光所普照”(34－35)。   其次，文學自身也發生了變化。當今時代，以電視、計算機為代表的電子媒介，在不可逆轉地改變著人們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全方位地介入了當今文學藝術的存在方式，發生了并繼續對文學發生著不可估量的影響，不論人們對經典的紙質文學有著怎樣濃厚的情結，人們在圖像與網絡面前停留的時間遠遠超過對傳統紙質文本的閱讀時間已成為事實，由于媒介載體的變化，文學文本從可聽文本、可讀文本變化為可視文本，而文學觀念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由重視抒情、詩意而變為重視感性形象。文學的邊界在悄然擴張:文學與人類學、心理學、哲學、性別學、生態學親密結緣，文學與廣告、裝潢、酒吧、廣場、公園等熱烈擁抱，文學不再只躺在架上守在文人的身旁，也走向市井、工地，文學也不再只以語言文字作為自己的表達方式，還選擇了電影、電視、DV等，文學不再只鐘情于傳統意義上的高雅文學與托爾斯泰們，也鐘情于大眾文學如韓劇與金庸們。(梁曉萍44)大眾文學的票房收入一路上漲，玄幻、穿越、鬼怪、網游、修俠、靈異、言情、身體等文學的網絡點擊率遠遠高于《安娜•卡列尼娜》、《平凡的世界》等名著，在專家的擔憂中，文學一邊被消費著，一邊被邊緣著，詩性的光環失去了，傳統的美感被快感取代了，文學“成為游樂場、荷爾蒙的宣泄地和急功近利的交易所，誘使讀者淪為欲望的窺視者，逐漸喪失審美力和判斷力”(王紀人50)。這就是讓人快樂并痛著的文學現狀，文學理論教材中所講的“文學既無功利又有功利、既是形象的又是理性的、既是情感的又是認識的”、“文學是一種審美意識形態”、“文學是一種感興修辭”等理解都不能完全解讀消費時代的這種文學實踐，普適性的結論遇到了新的問題。   二   讀圖時代肆意生產的圖像文化還影響到文學理論的接受主體大學生，它使大學生因經典文本閱讀體驗的缺乏而造成文學理論理解上的貧血。如上所述，文學的確進行著邊界的擴張，讀圖時代已經到來，這是已然的結果，我們沒有必要憂心忡忡，畢竟，讀圖時代會有讀圖時代的文學經典，讀圖時代人的生命體驗不會流失，文學會記錄這個時代人的生存感受，但我們也期望學生在共時地接受同時代的文學時，更要將目光伸向歷史，從傳統的文學經典中汲取營養。文學經典絕不僅僅是文學問題，它是某片土地上有意識生命族類的延展記錄，是情感與思維的匯集，是人類為自己圈起的精神家園，是后人走近古人并返身觀照自我的重要參照，“文學經典指的是具有豐厚的人生意蘊和永恒的藝術價值，為一代又一代讀者反復閱讀、欣賞，體現民族審美風尚和美學精神，深具原創性的文學作品”(方忠189)。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反對圖像寫作對于經典莊嚴使命的“充滿快樂”的“祛魅”，也反對數字化寫作在虛擬空間中對于經典崇高命意的“瀆圣化”篡改，反對文學創造中拼貼、復制等純技術游戲，也反對廣告化、快餐化等展示文學。   文學理論這門課開在大一或大二，如今的受眾大部分屬于九零后，他們基本不主動而充滿熱情地去閱讀經典文本，①據筆者最近的一次調查顯示，112名正在學習“文學概論”這門課程的大一學生中，其中完整讀過紙質的中國古典四大名著的竟無一人，95%的學生讀過其中的某一種，但多為零星片斷，大部分學生通過電視、電影、動畫、電腦等圖像文本接觸四大名著。完整讀過《平凡的世界》的占所調查總人數的8%，完整讀過其他現當代名篇如《狂人日記》、《四世同堂》、《穆斯林葬禮》、《塵埃落定》等著作的為零。完整讀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湯姆叔叔的小屋》、《魯濱遜飄流記》等“兒童或中學生必讀書目”的占所調查總人數的6%，完整讀過《紅與黑》、《復活》、《簡愛》、《局外人》等西方經典文學名著的為零。通過調查發現，學生大多在家長或語文教師的引導與督促下讀過一些具有比較明顯的有助于心靈健康成長的、有教育意義的名著，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平凡的世界》等，其它的名著則接觸較少。究其原因，一是教育語境的功利性逼迫:為了應試，為了得分，他們往往只作“文學史知識”般的有針對性的被動閱讀，大部分時間會留給數學、外語等見效快的學科;二是閱讀的享受化心理作怪:一名學生非常坦誠地說他只喜歡閱讀“穿越”、“武俠”，不想把自己變得那么復雜，那么累。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電子傳媒的誘惑，圖像文本直觀，感性，圖文并茂，生動有趣，很容易攫取人的眼球;而且圖像文本停留時間短暫，不像紙文本以陌生化的手段故意延宕人的閱讀時間，這樣，觀者就可以在有效的時間內獲取更多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現代人“快節奏、大容量”的學習需求。一個人的時間是有限的，面對繽紛而又不必作過多思考的圖像文本，何樂而不為?第四，圖像文本可以在娛樂性的視聽感受中減緩人的壓力，使學生在緊張的教室學習之余得到些許的心靈松綁，在目標性過強的符號學習中獲得剎那的無目的性愉悅。正是由于以上各種原因，大學生對于經典文本的閱讀少得可憐。難怪有學者提出:“經典寫作那種可供反復閱讀、欣賞的情況在網絡(圖像)寫作中將不復存在。一千個哈姆雷特中的九百九十九個已經死去了，只剩下一個還在此時此地嬉皮笑臉，做抓耳撓腮的快樂狀”(敬文東43)。這一說法顯然有些夸大，但它起碼提醒我們:一定要力爭讓每一個學生在有限的生命過程中，盡可能多地吸收精神營養，成為構建生態文學的生力軍，而不是成為精神沙塵暴的參與者與制造者。#p#分頁標題#e#   三   文學理論教學的困境是多方面合力的結果，除上述原因外，文學理論教材的本質化傾向、此起彼伏的西方文論因缺少中國語境而與中國文學現狀常常錯位、中國古代文論價值被遮蔽、意義被誤讀等現象也是造成文學理論教學短路的不可忽視的原因，關于這些原因，將在別處專門論及。面對文學理論教學中的諸種困境，我們該如何突圍?有哪些有效的路徑可供選擇?首先要解決的便是因大學生閱讀經驗缺乏而造成的前行困境問題，因為接受主體是教學活動中最為重要的一方。這件事顯然不是僅靠幾位學人就可以完成的，它更多地要依靠高校的所有文學理論工作者的長久努力，而且這種努力不僅指向文學生存環境的改變，更需指向大學生閱讀經驗的長期培養。由于當今文學生存的外圍環境很難在一日之內憑借幾位憂國人士得以改變，消費時代連大學教授、曾經有過堅守的精英作家都席卷其中，因此，改變文學生存處境的訴求可以作為我們的長遠目標，目前最具有可操作性且最謹慎的做法是，做好對大學生閱讀的時代性引領、警惕性選擇和現實性解讀，其中，首當其沖的問題便是閱讀對象的選擇。筆者認為，在辯證理解圖像文本與書面語言文本各自優長的情況下，教師可以與學生一起進入古今中外的經典語言文本，品嘗和體驗不同時代不同人群的生命感悟，在此基礎上理解文學表達的獨特性規律。那么，為什么要盡量選擇優質的語言文本而不是當下炙手可熱的圖像文本(至于圖像文本，也要以正視與包容的態度擇優從之，畢竟圖像是文學自身發展歷程中的一種選擇)?這緣于對圖像文本和語言文本的對比理解。   對于這個世界，圖像與語言一直都在爭寵。在人類試圖解讀世界、表達自我時，圖像和語言從眾多符號中脫穎而出，成為最受人類歡迎的兩種符號，從此，“任何一方都是為自身而要求一個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權，因此，文化的歷史部分就是圖像符號和語言符號之間爭取支配地位的漫長斗爭的歷程”(艾爾雅維茨26)。遠古時代，文字還未出現，口語表達又有不能永久留存的局限，人類便通過刻畫在山洞、巖壁、身體等上面的圖像來傳情達意，傳遞信息，這一時期，圖像是人類重要的表達符號。后來，文字出現，語言擁有了記錄的功能，圖像的特權地位被打破，圖文之爭因此爆發。基于不同的哲學觀念，東西方對于圖像與語言的理解是有差異的:受重理性而輕感性的哲學觀念的影響，西方從古希臘開始，一直崇尚語言而貶低圖像，視詩歌為高于繪畫的藝術，直到文藝復興，圖像的魅力才開始抬頭;而中國古代則不同，與天人合一的觀念相一致，語言與圖像的沖突相對緩和，二者一直融洽相處，共同創造了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中國古代文化;戲劇出現以后，盡管也有案頭與舞臺之爭，但二者高下難別。直到現代社會，圖像憑借其快捷、生動、貌似真實的特點，迅速俘虜了讀者，才使讀者成為觀眾，使圖像以絕對的優勢躍居于霸主的寶座。   將圖文之爭置于人類文化史中進行考量，我們發現，以一方消滅另一方的情形從未發生過，通常的情況是某一方占據優勢而另一方顯出弱勢，而孰強孰弱，人類表達的需求說了算。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不必急于指責某一方，也不需要在厚此薄彼的先驗理解中一棒落下，如果這么做，就又重蹈了本質主義思維的覆轍，我們需要在“虛靜”的心態中認真分析人類守護和建設精神家園的現實需求。顯然，語言文本與圖像文本已形成了某種共生與互讀，《妻妾成群》憑借《大紅燈籠高高掛》一夜走紅，曹雪芹的《紅樓夢》也因電視劇而走入尋常百姓家，但二者在展示文學魅力方面是否真的難分高下，在文學信念的堅守方面是否不分伯仲，尤其在這樣一個消費時代?與形象清晰、明確的圖像文本不同，語言文本建構的形象模糊、多義，較之于斑斕奪目卻稍縱即逝的圖像形象，紙質文本的形象更能為一千個讀者提供一千種解讀的想象時空，這種被中國古代文論稱之為“詩無達詁”的文學特點，恰恰造就了接受者的求解樂趣與文學形象的深刻特性，何況對于源自語言文本的圖像形象而言，文學語言始終是其根本與依循，能否“形神兼備”地再現文學人物始終是其最重要的評判標準。而圖像文本，因其主要功能在于讓人看而非讓人思———“電影不是讓人思索的，它是讓人看的”(喬治•布魯斯東51)，“電視之所以是電視，最關鍵的一點是要能看……正是電視本身的這種性質決定了它必須舍棄思想，來迎合人們對視覺快感的需求，來適應娛樂業的尾服”(趙勇16)———因此，它在滿足觀眾快感的同時把深刻的思想膚淺化了，而這一點之于人類，恰恰是十分可怕的:當人類不再敬畏生命，當活著的意義被戲謔性地抽空，人類如何眺望或走近安頓其身體與靈魂的精神家園?如此，與大學生一起閱讀經典文學文本，在“把文明的普世價值譜系保存得最好、亦最純粹的經典文本”(芝加哥大學校長赫欽斯語)中一起去找尋“感情的型”(李長之語)與“文化共名”(何其芳語)，不正可以培養莘莘學子的文學擔當精神嗎?   既如此，主動為因經典閱讀貧血的大學生輸血便成為當代文學理論教學困境突圍的一種有效性途徑，在具體的做法上可以不拘一格，但起點應當是立足于經典文本，通過教師講解與學生實踐兩方面的努力，挖掘其獨特的藝術價值與人文精神，共同建立一個兼具感性與理性的閱讀數據庫，在經典文本余興與衍興(王一川2－6)的反復把握中搭建起一個開放性的平臺。在教學實踐中，我們作了一些有益的嘗試，首先，我們向學生推薦一些必讀文本，包括文學理論文本和文學作品文本，前者如曹丕《典論•論文》、劉勰《文心雕龍》中的《神思》、《體性》等篇目、鐘嶸《詩品》、朱光潛《文藝心理學》、《論美》、陶東風《文學理論基本問題》、亞里士多德《詩學》、賀拉斯《詩藝》、康德《判斷力批判》、韋勒克與沃倫《文學理論》等，后者如中國古典四大名著，魯迅、徐志摩、張愛玲、丁玲、路遙、賈平凹、鐵凝、林白、海子等作家的作品，以及《紅與黑》、《追憶逝水年華》、《簡愛》、《禿頭歌女》等外國文學作品，每個學生選擇自己感興趣的一種，認真撰寫讀書筆記。   與此同時，我們要求學生在閱讀期刊(論文集)論文的基礎上推薦其中高質量的一篇(鼓勵推薦自己撰寫的論文)，論文研究的對象可以是文學理論基本問題，文學理論的熱點論題，也可以是文學文本批評，并利用課前十至二十分鐘的時間進行現場推薦。推薦前要盡可能多地查閱資料，將外圍的知識也諳熟于心;推薦時則要求先講推薦理由，再進行闡釋;之后有五至十分鐘的互動對話，其他學生會就論文的內容與形式等進行質疑、詢問或補充。本學期我所帶的兩個班已有十二個同學上臺推薦，通過這種實踐教學活動，學生不僅對文學的存在、價值及其當下的意義有了一些理解，對文學理論這門學科由生疏而漸趨熟悉，由懼怕而漸生喜歡，更通過討論對話互相啟發，提高了思維與分析能力。#p#分頁標題#e#   除了改變學生的知識結構以應對文論教學的困境外，實現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西方文論與中國語境的有機相融，扭轉文論教材的本質主義傾向，最終使文學理論自身更具有接地性也是走出文論教學困境非常重要而有效的途徑。   概言之，電子傳媒與消費時代聯手，將文學與文學理論逐漸邊緣化，有關文學終結、文學理論終結的擔憂不絕于耳，恰好說明了文學理論這門學科正經歷著一場不見硝煙的戰爭，這不是“一個人的戰爭”，文學理論教學正在遭遇的困境是多方面合力的結果:讀圖時代復雜多變的文學情狀、九零后經典文本閱讀經驗的嚴重缺乏、文學理論教材或顯或隱的本質主義傾向、此起彼伏卻水土不服的西方文論、被遮蔽和誤讀中國古代文論等，都加入了制造困境的行列。為了走出困境，諸多學人做出了有益有探索，譬如童慶炳、王一川、方克強、陶東風、南帆等學者，堅持反本質主義思維，為文學理論的未來提供了文本批評和文化批評兩條具體的研究路徑，②尤其立足于文本的批評理論，因其對文學理論自主性、自律性的獨特觀照而更具學理價值和可操作的特性;而如我一樣的普通文學理論工作者，也正在加入文學理論教學的創新隊伍。

摘  要：高職學生人數逐年增加,學生在思想觀念、生活環境、價值取向等方面差異性明顯，高職院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暴露了許多薄弱環節,因此有效的分析高職生思想現狀，探究其產生的原因，便成為加強高職院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和針對性的必然需求。

關鍵詞：思想  心理  學習  生活

    越來越多的資料顯示，高職學生思想、心理、學習、生活各方面存在的問題，不同程度地影響了同學們的學習生活和成長成才，針對不容忽視的高職學生現狀，我們對高職生的現狀進行了認真細致的調查，本次調查運用了抽樣問卷法并輔之以訪談方式對高職學生的現狀進行了調查，發放問卷800份，回收問卷789份，回收率98.6%，問卷有效率98.1%。

    一、高職學生的思想、心理現狀

    1、學生關心國家大事，政治思想穩定、健康，但參與政治活動的積極性、主動性不高。

    調查顯示高職學生普遍關注國際國內重大政治經濟事件及社會政策,愛國熱情高漲，政治上積極要求進步，在“高職學生應該用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武裝頭腦，確立獻身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政治方向”的觀點的調查中，82、3%的同學表示贊同，基本贊同和不贊同的分別占12.3%和2.6%；調查中有11.5%的同學對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見》完全熟悉，而比較熟悉和有點熟悉的卻占到41%和47.5%，對于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大多數同學表示需要加強，但通過調查發現，高職學生對學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需求體現出多樣性，一些新穎的、現代化的教育方式被廣大同學所喜好，喜歡演講、辯論、看電教片與社會實踐的分別占51.5%和29.3%，而喜好傳統的專題報告、授課和主題班會的教育方式僅占到4.5%、4%和4.5%。調查表明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只停留在理論學習階段，同學們喜聞樂見的教育方式、方法更能起到良好的效果，真正作到寓教于樂。

    2、政治視野比較開闊，政治取向存在明顯的實用性、功利性。

微信公眾平臺給學術期刊提供了獨立傳播的渠道。在理論上，相比各類數據庫，微信平臺使學術傳播的主體從單篇論文重新回歸到期刊本身。但這并不是傳統意義的回歸。因為期刊在紙質載體上業已形成的包括裝幀設計、欄目編排等在內的完整形象依然顯得“支離破碎”，但期刊的品牌形象卻不會因此而消失。不過，隨著傳播技術和環境的變化，學術期刊原有的傳統品牌觀念和由此建立的內容傳播模式也都需要改變。在近年的微信平臺運營實踐中，推送期刊論文接近推送信息總量的40%，是學術期刊微信平臺的內容建設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這表明學術期刊大都認同微信平臺的傳播功能，并把期刊的內容傳播放在首位。但從傳播效果來看，僅以閱讀量和點贊數來判斷，多數平臺都不理想。為了扭轉這一局面，不少研究者基于平臺運營的角度，從內容質量、內容再加工、服務功能創新、社交和互動等方面提出了應對措施。然而，單純以閱讀量為目標的傳播模式使學術期刊更多地專注于內容本身如何即時吸引大量讀者，而忽視了內容與塑造期刊品牌的關系。也有研究者提到新媒體的品牌傳播，出于品牌概念的復雜性和多元性，人們對期刊內容的品牌化建設僅限于對用戶注意力及用戶體驗[7]、個性化定制[8]或內容產品化的一般性的思考，并沒有針對學術期刊內容傳播的特性和差異深入闡析期刊內容在新媒體傳播中的品牌化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人們對學術期刊內容的新媒體傳播與期刊品牌構建的認識是彼此割裂的，忽視品牌經營的內容傳播勢必會讓學術期刊的突圍之路愈加艱難，而正如之前所提到的，要使微信平臺發揮品牌傳播的作用，學術期刊需要建立新的品牌觀念和內容傳播方式。那么，什么是新媒體下的學術期刊品牌？如何才能實現學術期刊內容傳播的品牌化？這是本文試圖解決的兩個問題。

1新媒體傳播語境下的學術期刊品牌內涵

品牌是一個多維度、多層面的綜合體。因此，從不同的立場出發，品牌概念的內涵及要素也不盡相同。自21世紀初國內開始期刊品牌研究以來，人們對期刊品牌存在幾種理解：一是期刊本位說，也就是把期刊內在與外在的完美結合視為期刊品牌的核心要素。如張伯海較早提出的：所謂期刊品牌，就是指那些由內在的豐富底蘊與外在的完美風采結合而成的高質量期刊產品，是優勢定位與個性策劃相結合的、從眾多期刊中跳出來的這一個。在此基礎上，人們對抽象的“內在”界定不斷予以豐富和拓展。有人把“內在”歸結為“理念”，認為期刊品牌就是辦刊理念、經營理念、服務理念、行為理念、視覺理念的高度抽象和概括[12]，有的引入市場營銷的思路，把期刊內容、整體形象、辦刊理念、市場定位、風格特色和營銷策劃等都當作期刊品牌的“無形資產”，還有的把期刊的這種無形資產等同于品牌文化，是一種“人文文化、道德觀念、情感體驗、審美判斷的思想文化體系”[13]。對學術期刊而言，人們習慣于將“內在”理解為學術質量、風格特色和地位聲譽。其中，講求學術品質和聲譽是學術期刊品牌的重要標志。這在袁桂清等所引述的期刊品牌定義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其指出，學術期刊品牌是指“能夠全面反映本領域最新進展和科技創新水平，引導科學活動，有較強的學術權威性和影響力，被本學科或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所廣泛認知、美譽、崇尚、推崇、信賴和跟蹤的學科旗幟性領銜期刊”。在這里，期刊的學術威望無疑構成期刊品牌的第一要件。而關于期刊品牌的外在形式，人們基本借用了經濟學中的概念，將期刊“外在”總結為期刊名稱、標志、封面包裝、整體設計等符號的組合。很顯然，期刊品牌的“外在”維度所對應的更多是以紙本為載體的期刊，而非喪失期刊完整性的新媒體?？傊?，期刊本位說重點立足期刊本體的高度發展，受眾往往居于從屬的位置。盡管期刊本位說也提到讀者的認同，但這種認同要以期刊自身發展水平為前提。對于品牌的形成，受眾的認知和反饋并不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然而，由于互聯網信息傳播模式的“去中心化”演變，以自我為中心的傳播形態使原來的期刊評價體系發生了改變，人們開始從讀者/用戶的角度重新認識期刊品牌的內涵，轉而以讀者感受作為期刊品牌認定的標準，我們可以稱之為讀者感知說。讀者感知說強調受眾的感受、評價和需求。如周覓等[15]提出：期刊的品牌就是讀者和作者對于期刊肯定性感受和評價的凝聚。也有論者[16]進一步指出：學術期刊品牌……其特征主要取決于讀者對學術期刊出版物的感受、了解和認知，以知識形態存在于讀者大腦中。讀者感知說將原來假想中的受眾群體置于期刊品牌評價的中心，意味著學術期刊出版從發表向傳播的偏移，即學術期刊出版更應該重視傳播的方式和效果。雖然讀者感知說并沒有成為學術期刊品牌觀念的主流，但人們試圖將上述兩者結合起來，把期刊內在品質建立在讀者的認知之上。如于春生提出：數字期刊在網絡傳播中基于內容質量、服務水準等因素在用戶心目中形成一定的地位、聲譽、影響力，綜合成為網絡品牌。然而，無論是期刊本位說、讀者感知說，還是兩者的簡單相加，都難以準確傳達學術期刊品牌在新媒體傳播背景下的本質內涵。正如朱劍[18]所描述的那樣，從知網問世算起，學術期刊數字化已有20多年的歷史；在數據庫時代，學術期刊這一本應具備發表和傳播功能的公共平臺，只剩下了發表功能，傳播功能被龐大的數據庫所接替。此時，學術傳播的中心發生了轉移，而傳播的主體也發生了改變：期刊的“獨立性”消失了。如果說數據庫給學術期刊的沖擊主要來自對期刊主體的消解，那么，移動互聯時代受眾角色的轉變則撼動了學術期刊的傳播思維定勢。當受眾只是內容的接收者時，學術期刊作為傳播的中心僅需要完成一對多的單向傳播；當受眾成為內容的生產者和消費者時，受眾在信息傳播“去中心化”的過程中變成以自我為中心，學術期刊也必須通過融入消費者的信息網絡來實現有效傳播。受眾角色從被動到主動、從邊緣到中心的轉換，是學術期刊新媒體傳播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學術期刊發表和傳播功能的真正發揮最終取決于傳播效果。因此，學術期刊品牌的評判需要建立在傳播有效性的基礎上。長期以來，期刊本位說代表了學術期刊品牌精英化的趨勢，他們強調期刊的學術權威，并把這種權威視作讀者認同/傳播效果的必然條件。讀者感知說和兩者結合說雖然都基于讀者的立場，但從根本上仍然將學術評價作為傳播有效性的主要衡量標準。然而，在新媒體傳播環境下，讀者得以隨時隨地以任何方式針對任何對象進行主動性的社會化閱讀。這表明在消費者“霸權”的移動互聯時代，讀者可以展開“隨心所欲”的閱讀。這種閱讀行為方式深刻影響著學術期刊的新媒體傳播。要想獲得更大的傳播影響力，如何適應讀者的價值取向、行為需求以及偏好成為提升傳播效能的不可或缺的方面。換言之，期刊除了具有媒體屬性，還需要具有工具和服務的屬性。作為新媒體下的學術期刊品牌，其核心內涵就在于所提供的獨特內容和服務能與目標讀者的價值取向、行為需求和偏好持久而高度地契合。學術期刊內容傳播的品牌化也同樣需要基于內容創建與特定讀者價值取向、需求偏好相一致的信息應用服務，以具有黏性的信息傳遞，培育忠誠且有興趣的追隨者。

2學術期刊微信讀者的主要特征

學術期刊在新媒體傳播中的品牌構建或強化并不是以獲得較高學術聲望為旨歸，而是在于能夠傳遞符合特定讀者學術價值取向、興趣偏好和行為需求的信息。因此，把握學術期刊新媒體讀者的類型及其閱讀特征是規劃品牌策略的第一步。以微信公眾平臺為例，通過與數據庫讀者比較，可以發現，學術期刊的微信讀者類型與數據庫讀者有著明顯的區別，微信讀者最初源于投稿作者和知曉該期刊的讀者，這類受眾由特定專業群體組成，并憑借以往的經驗對期刊內容抱有預先的期望和評價，因此往往具有相對一致的目標、需求和偏好；數據庫讀者則包含了幾乎所有的專業受眾，他們只是出于工具利用的目的，彼此之間更多是獨立的、個性化的個體。從傳播關系來看，雖然微信讀者和數據庫讀者都是作為目標的受眾，都被看作是有意圖地傳遞意義的目的地和目標54，但數據庫讀者的主動性要稍強于微信讀者，前者的主動性主要表現為有目的的選擇，后者的主動性①則主要表現為對信息的注意和投入程度。再從媒介使用行為來看，與一般新媒體受眾相比，學術期刊微信讀者的閱讀同樣具有斷續性、短時性和簡單性，但這并不是純粹的淺閱讀，在有限的碎片化時間里，學術期刊的微信讀者不是要對信息進行快速地消化和拋棄，而是關注、理解和闡釋內容，因此他們依然更傾向于直接而完整的閱讀文本?？傮w而言，學術期刊的微信讀者更像是一個具有一定共性的群體，他們對信源提供的特定信息給予關注、理解和思考，同時追求信息獲取的便利體驗。由此可見，學術期刊微信平臺內容傳播的品牌化重點不在于個性化和社交化的滿足，而在于提升信息對受眾的影響，以及信息應用的多元服務。

3提升學術期刊品牌傳播效率的3個轉變

具體來看，學術期刊內容品牌化傳播的有效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層面：1）受眾對傳播內容表示關注；2）受眾對傳播信息的理解；3）受眾對傳播信息的闡釋；4）受眾對傳播內容表示接受，并引發收藏、轉發、分享等網絡行為，而且能夠應用到自己的研究和實踐當中；5）受眾對信源產生穩定的期待。眾所周知，新媒介所帶來的信息過剩和信息超載，使受眾對信息的關注度在降低，甚至出現“關閘”的情況。因此，要提升信息對受眾的影響，我們首先需要把握以下3個轉變。

一、我國大學生誠信缺失的現狀及原因分析

首先，在學習誠信方面：考試作弊，論文抄襲，應付考勤，考核作弊等等現象都已經屢見不鮮，雖然大多數大學生認為這些行為是不對的，但大家都這樣，也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第二，在人際交往誠信方面：大多數的學生在人際交往過程中都不能做到以誠待人，在老師，家長，同學面前一套，背后一套，用謊言和奉承的方法爭取對自己有利的信任，向同學借錢借物也不能按時歸還；在談戀愛的過程中，用欺騙的方式同時腳踩幾只船。第三，在經濟誠信方面，坐火車，看電影時逃票，故意拖欠學費，編造假話向家長騙取生活費，虛報家庭情況獲取國家助學金用于高消費，信用卡手機卡等欠費透支之后棄之不用，向熟人或同學的推銷假冒產品等。第四，在就業誠信方面，許多大學畢業生在畢業求職的過程中，偽造課程成績，資格證書，獲獎證書，在校期間的任職和表現，面試時為符合招聘單位錄用條件而編造虛假信息，與多家單位簽約，挑選更好的單位，然后再與不愿意去的單位毀約。

而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第一，社會原因：當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趨利性誘發的拜金主義，實用主義，享樂主義和個人主義，以及社會上存在的腐敗現象對大學生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從而導致了大學生誠信缺失現象的日益嚴重。第二，家庭原因：由于社會競爭日趨激烈，家庭倫理的傳統觀念觀和父母“能力之上，望子成龍”的育人觀念導致家庭誠信教育的缺失；有些家長甚至縱容大學生的不誠信行為。而父母家長在日常生活中誠信缺失的一些具體行為和表現，也在潛移默化的影響著孩子。第三，學校原因：這也是最為直接的原因。當前，我國高校的誠信教育的效果和影響力同社會要求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教育內容過于單一，缺乏吸引力，教育方法也比較簡單，懲罰性等負面的教育居多，缺乏人文關懷，高校教育和考核模式的統一化也是誘發大學生誠信缺失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高校關于誠信制度的建設也相對滯后，誠信檔案制度不完整，誠信公開制度不完善，制度執行不徹底，誠信激勵制度不健全等也對大學生的誠信教育產生了嚴重的影響。第四，大學生自身的原因：當代大學生誠信價值觀的錯位和信念弱化導致了他們心理機制的矛盾和失衡，利益需求與滿足壓力增強，從而做出錯誤的誠信缺失的行為；利益權衡過程中的投機心理，僥幸心理與從眾心理也助長了大學生的失信行為。

二、國外高校的誠信教育

在美國，誠信教育從本科生入學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針對學生的各種不誠信行為，都制定了相應的條例來進行制約。并且具體到定義、表現形式、處罰規則、申辯程序等各個方面。而美國高校的“誠信榮譽制度”也是高校誠信教育的最大特點。通過簽訂“榮譽守則”使學生們從心底里真正認同學校的規定，遵守規定并且監督別人。此外，從教育形式和內容也是靈活多樣，種類繁多。良好的社會環境對美國大學生的誠信教育也功不可沒。日本對誠信教育非常重視，他們成功借鑒了中國儒家的誠信思想。日本高校的誠信教育十分重視誠實品格的教育,注重對大學生正確價值觀的培養。日本高校誠信教育采用靈活多樣的方式,并將誠信內容滲透到其他學科的教學中。父母也能做到以身作則，為孩子的誠信行為起著良好的榜樣和示范作用。新加坡的道德教育則是要求學生要誠實，正直，誠信，學校開設道德教育課程,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輔導活動,鼓勵學生積極參加社區活動。同時“,新加坡的道德教育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將儒家文化中的忠心,孝順,仁愛,誠信等品質,融入其多元化的社會,建立了東西方文化一體化的公民道德教育。”并且，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通過靈活多變的教育方法和途徑,培養學生良好的誠信意識和誠信習慣。高度重視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的緊密聯系,重視各個方面的相互配合.這不僅有利于為大學誠信教育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也有利于促進學生更健康,全面的成長.在瑞士,則更加體現出了國家對于誠信教育的重視。高校對于誠信教育的研究是建立在立法的基礎上的，在這里都是在基本法律保障的基礎上，讓誠信教育成為高校必須遵守的準則。1970年，世界上最早制定的民法典之一《瑞士民法典》在瑞士國會通過，該法典就將誠信原則定位為民法的基本原則。

三、中外高校誠信教育的對比研究

中外高校的誠信教育在制度，內容和途徑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異。首先，就中外誠信教育的制度而言，國外的誠信評價及監督機制非常健全，對于不誠信的行為都有量化的標準。從機構設置，政策制度，運行流程，職責分工等都十分規范，內容完善具體，要求系統規范，程序科學合理，運行也非常順暢。就美國來說，高校通過“榮譽制度”樹立和培養學生的誠信觀念，并且對于不同的欺騙行為給予不同程度的懲罰。在瑞士，誠信教育是學校必須遵守的準則，這些都是有法律來作為依據和保障的。而我國的誠信教育制度目前上不是非常健全，在執行的過程當中也存在著一定的漏洞。其次，就教育內容而言，國外的內容更加多樣化，并且借鑒了外國的優秀文化。日本在誠信教育中充分借鑒了我國儒家思想中誠信和信義的觀點，“儒學在日本多年的傳播和發展中，它所推崇的一系列道德規范，已完全滲透為日本民族的心理，直接影響著日本人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新加坡的誠信教育則突出了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性，“讓東方傳統價值觀中的重人，重人際關系，重個人內心的精神修養和西方價值觀的重民主，重科學，崇尚知識和理性相互搭配平衡”新加坡的品格教育也是其誠信教育的一大特點，整個社會都鼓勵開展形式多樣的各種活動來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美國的通識教育地位也高于課程教育，是美國各高校的必修課。而我國大學生的誠信教育內容帶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和民族性，旨在樹立大學生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的價值觀，主要表現在大學階段設置的思想政治理論課中。再次，就教育的途徑而言，西方的教育途徑不僅僅局限于課堂教育和學校教育，家庭，社會和學校合力，為營造良好的誠信環境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