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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曾經探討過的文藝學邊界問題、文學理論的現代性問題、西方文論的本土化問題、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問題、文學性問題、文學批評的使命問題，以及新媒介下文學經典的命運等問題并沒有隨著新世紀的到來而見出分曉，塵埃落定，相反，隨著信息傳播速度的加快與以計算機網絡為代表的數字媒介的日益興盛，隨著讀圖時代的高調而至，文學的周邊環境及其自身都發生了諸多變化，從而使這些問題在為文學理論提供研究動力與資源的同時，也寓示了文學理論教學中難以解蔽的困境。 一 首先，文學的周邊環境發生了變化，或者說與文學一起搭建起來的關系網絡發生了變化，亦即文學的“社會關系”發生了變化。馬克思曾言:人的本質不是什么抽象的存在，而是現實生活中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個論斷極富啟發意義，文學何嘗不是如此?既然沒有一種關于文學的本質界定可以直到永遠，既然表象也可能是本質的另一種暫時而飄浮著的存在，那么，不如來個思維轉向，不去追問深度的本質，而去關心文學的關系，通過研究文學與周邊眾多參照物的聯系，來追問當下的文學需要和能夠做什么。當今時代，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經濟是人們最為關心的話題;政治透明度越來越高，但其威嚴依舊;人們擺脫了地奴，卻成了房奴;“美”成了可以快速生產的商品，個性化追求與復制粘貼同為時代風尚;沒有宗教意義上的精神領袖，哲學家也沒有了古希臘的生存溫泉，明星才是夢想———這樣的時代，文學屬于自己的“一間屋子”何在?文學與政治、經濟，文學家與明星、地產商并存的理由何在?傳統的有關文學的本質主義界定，顯然無法回答這些咄咄逼人的問題。再往文學身邊靠近，文學還面臨著讀圖時代圖像或視覺文化的重重包圍。代替印刷文化，圖像已經成為當今社會一種主導性的、覆蓋全面的文化景觀，三十多年前丹尼爾•貝爾“當代文化正在變成一種視覺文化，而不是一種印刷文化”(156)的判斷正在被迅速應驗并津津有味地上演著，幾乎所有的文化產品都圍繞著視像而展開與跳躍，視覺美學、眼球經濟成為文化生產的重要參數。艾爾雅維茨在《圖像時代》中指出:“后現代主義最突出的特點是從視覺出發。它是一種圖像和圖畫不僅相互糾纏、而且可以互換的視覺文化”，在這種境遇中，“文學迅速游移至后臺，而中心舞臺則為視覺文化的靚麗輝光所普照”(34－35)。 其次，文學自身也發生了變化。當今時代，以電視、計算機為代表的電子媒介，在不可逆轉地改變著人們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全方位地介入了當今文學藝術的存在方式，發生了并繼續對文學發生著不可估量的影響，不論人們對經典的紙質文學有著怎樣濃厚的情結，人們在圖像與網絡面前停留的時間遠遠超過對傳統紙質文本的閱讀時間已成為事實，由于媒介載體的變化，文學文本從可聽文本、可讀文本變化為可視文本，而文學觀念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由重視抒情、詩意而變為重視感性形象。文學的邊界在悄然擴張:文學與人類學、心理學、哲學、性別學、生態學親密結緣，文學與廣告、裝潢、酒吧、廣場、公園等熱烈擁抱，文學不再只躺在架上守在文人的身旁，也走向市井、工地，文學也不再只以語言文字作為自己的表達方式，還選擇了電影、電視、DV等，文學不再只鐘情于傳統意義上的高雅文學與托爾斯泰們，也鐘情于大眾文學如韓劇與金庸們。(梁曉萍44)大眾文學的票房收入一路上漲，玄幻、穿越、鬼怪、網游、修俠、靈異、言情、身體等文學的網絡點擊率遠遠高于《安娜•卡列尼娜》、《平凡的世界》等名著，在專家的擔憂中，文學一邊被消費著，一邊被邊緣著，詩性的光環失去了，傳統的美感被快感取代了，文學“成為游樂場、荷爾蒙的宣泄地和急功近利的交易所，誘使讀者淪為欲望的窺視者，逐漸喪失審美力和判斷力”(王紀人50)。這就是讓人快樂并痛著的文學現狀，文學理論教材中所講的“文學既無功利又有功利、既是形象的又是理性的、既是情感的又是認識的”、“文學是一種審美意識形態”、“文學是一種感興修辭”等理解都不能完全解讀消費時代的這種文學實踐，普適性的結論遇到了新的問題。 二 讀圖時代肆意生產的圖像文化還影響到文學理論的接受主體大學生，它使大學生因經典文本閱讀體驗的缺乏而造成文學理論理解上的貧血。如上所述，文學的確進行著邊界的擴張，讀圖時代已經到來，這是已然的結果，我們沒有必要憂心忡忡，畢竟，讀圖時代會有讀圖時代的文學經典，讀圖時代人的生命體驗不會流失，文學會記錄這個時代人的生存感受，但我們也期望學生在共時地接受同時代的文學時，更要將目光伸向歷史，從傳統的文學經典中汲取營養。文學經典絕不僅僅是文學問題，它是某片土地上有意識生命族類的延展記錄，是情感與思維的匯集，是人類為自己圈起的精神家園，是后人走近古人并返身觀照自我的重要參照，“文學經典指的是具有豐厚的人生意蘊和永恒的藝術價值，為一代又一代讀者反復閱讀、欣賞，體現民族審美風尚和美學精神，深具原創性的文學作品”(方忠189)。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反對圖像寫作對于經典莊嚴使命的“充滿快樂”的“祛魅”，也反對數字化寫作在虛擬空間中對于經典崇高命意的“瀆圣化”篡改，反對文學創造中拼貼、復制等純技術游戲，也反對廣告化、快餐化等展示文學。 文學理論這門課開在大一或大二，如今的受眾大部分屬于九零后，他們基本不主動而充滿熱情地去閱讀經典文本，①據筆者最近的一次調查顯示，112名正在學習“文學概論”這門課程的大一學生中，其中完整讀過紙質的中國古典四大名著的竟無一人，95%的學生讀過其中的某一種，但多為零星片斷，大部分學生通過電視、電影、動畫、電腦等圖像文本接觸四大名著。完整讀過《平凡的世界》的占所調查總人數的8%，完整讀過其他現當代名篇如《狂人日記》、《四世同堂》、《穆斯林葬禮》、《塵埃落定》等著作的為零。完整讀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湯姆叔叔的小屋》、《魯濱遜飄流記》等“兒童或中學生必讀書目”的占所調查總人數的6%，完整讀過《紅與黑》、《復活》、《簡愛》、《局外人》等西方經典文學名著的為零。通過調查發現，學生大多在家長或語文教師的引導與督促下讀過一些具有比較明顯的有助于心靈健康成長的、有教育意義的名著，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平凡的世界》等，其它的名著則接觸較少。究其原因，一是教育語境的功利性逼迫:為了應試，為了得分，他們往往只作“文學史知識”般的有針對性的被動閱讀，大部分時間會留給數學、外語等見效快的學科;二是閱讀的享受化心理作怪:一名學生非常坦誠地說他只喜歡閱讀“穿越”、“武俠”，不想把自己變得那么復雜，那么累。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電子傳媒的誘惑，圖像文本直觀，感性，圖文并茂，生動有趣，很容易攫取人的眼球;而且圖像文本停留時間短暫，不像紙文本以陌生化的手段故意延宕人的閱讀時間，這樣，觀者就可以在有效的時間內獲取更多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現代人“快節奏、大容量”的學習需求。一個人的時間是有限的，面對繽紛而又不必作過多思考的圖像文本，何樂而不為?第四，圖像文本可以在娛樂性的視聽感受中減緩人的壓力，使學生在緊張的教室學習之余得到些許的心靈松綁，在目標性過強的符號學習中獲得剎那的無目的性愉悅。正是由于以上各種原因，大學生對于經典文本的閱讀少得可憐。難怪有學者提出:“經典寫作那種可供反復閱讀、欣賞的情況在網絡(圖像)寫作中將不復存在。一千個哈姆雷特中的九百九十九個已經死去了，只剩下一個還在此時此地嬉皮笑臉，做抓耳撓腮的快樂狀”(敬文東43)。這一說法顯然有些夸大，但它起碼提醒我們:一定要力爭讓每一個學生在有限的生命過程中，盡可能多地吸收精神營養，成為構建生態文學的生力軍，而不是成為精神沙塵暴的參與者與制造者。#p#分頁標題#e# 三 文學理論教學的困境是多方面合力的結果，除上述原因外，文學理論教材的本質化傾向、此起彼伏的西方文論因缺少中國語境而與中國文學現狀常常錯位、中國古代文論價值被遮蔽、意義被誤讀等現象也是造成文學理論教學短路的不可忽視的原因，關于這些原因，將在別處專門論及。面對文學理論教學中的諸種困境，我們該如何突圍?有哪些有效的路徑可供選擇?首先要解決的便是因大學生閱讀經驗缺乏而造成的前行困境問題，因為接受主體是教學活動中最為重要的一方。這件事顯然不是僅靠幾位學人就可以完成的，它更多地要依靠高校的所有文學理論工作者的長久努力，而且這種努力不僅指向文學生存環境的改變，更需指向大學生閱讀經驗的長期培養。由于當今文學生存的外圍環境很難在一日之內憑借幾位憂國人士得以改變，消費時代連大學教授、曾經有過堅守的精英作家都席卷其中，因此，改變文學生存處境的訴求可以作為我們的長遠目標，目前最具有可操作性且最謹慎的做法是，做好對大學生閱讀的時代性引領、警惕性選擇和現實性解讀，其中，首當其沖的問題便是閱讀對象的選擇。筆者認為，在辯證理解圖像文本與書面語言文本各自優長的情況下，教師可以與學生一起進入古今中外的經典語言文本，品嘗和體驗不同時代不同人群的生命感悟，在此基礎上理解文學表達的獨特性規律。那么，為什么要盡量選擇優質的語言文本而不是當下炙手可熱的圖像文本(至于圖像文本，也要以正視與包容的態度擇優從之，畢竟圖像是文學自身發展歷程中的一種選擇)?這緣于對圖像文本和語言文本的對比理解。 對于這個世界，圖像與語言一直都在爭寵。在人類試圖解讀世界、表達自我時，圖像和語言從眾多符號中脫穎而出，成為最受人類歡迎的兩種符號，從此，“任何一方都是為自身而要求一個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權，因此，文化的歷史部分就是圖像符號和語言符號之間爭取支配地位的漫長斗爭的歷程”(艾爾雅維茨26)。遠古時代，文字還未出現，口語表達又有不能永久留存的局限，人類便通過刻畫在山洞、巖壁、身體等上面的圖像來傳情達意，傳遞信息，這一時期，圖像是人類重要的表達符號。后來，文字出現，語言擁有了記錄的功能，圖像的特權地位被打破，圖文之爭因此爆發。基于不同的哲學觀念，東西方對于圖像與語言的理解是有差異的:受重理性而輕感性的哲學觀念的影響，西方從古希臘開始，一直崇尚語言而貶低圖像，視詩歌為高于繪畫的藝術，直到文藝復興，圖像的魅力才開始抬頭;而中國古代則不同，與天人合一的觀念相一致，語言與圖像的沖突相對緩和，二者一直融洽相處，共同創造了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中國古代文化;戲劇出現以后，盡管也有案頭與舞臺之爭，但二者高下難別。直到現代社會，圖像憑借其快捷、生動、貌似真實的特點，迅速俘虜了讀者，才使讀者成為觀眾，使圖像以絕對的優勢躍居于霸主的寶座。 將圖文之爭置于人類文化史中進行考量，我們發現，以一方消滅另一方的情形從未發生過，通常的情況是某一方占據優勢而另一方顯出弱勢，而孰強孰弱，人類表達的需求說了算。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不必急于指責某一方，也不需要在厚此薄彼的先驗理解中一棒落下，如果這么做，就又重蹈了本質主義思維的覆轍，我們需要在“虛靜”的心態中認真分析人類守護和建設精神家園的現實需求。顯然，語言文本與圖像文本已形成了某種共生與互讀，《妻妾成群》憑借《大紅燈籠高高掛》一夜走紅，曹雪芹的《紅樓夢》也因電視劇而走入尋常百姓家，但二者在展示文學魅力方面是否真的難分高下，在文學信念的堅守方面是否不分伯仲，尤其在這樣一個消費時代?與形象清晰、明確的圖像文本不同，語言文本建構的形象模糊、多義，較之于斑斕奪目卻稍縱即逝的圖像形象，紙質文本的形象更能為一千個讀者提供一千種解讀的想象時空，這種被中國古代文論稱之為“詩無達詁”的文學特點，恰恰造就了接受者的求解樂趣與文學形象的深刻特性，何況對于源自語言文本的圖像形象而言，文學語言始終是其根本與依循，能否“形神兼備”地再現文學人物始終是其最重要的評判標準。而圖像文本，因其主要功能在于讓人看而非讓人思———“電影不是讓人思索的，它是讓人看的”(喬治•布魯斯東51)，“電視之所以是電視，最關鍵的一點是要能看……正是電視本身的這種性質決定了它必須舍棄思想，來迎合人們對視覺快感的需求，來適應娛樂業的尾服”(趙勇16)———因此，它在滿足觀眾快感的同時把深刻的思想膚淺化了，而這一點之于人類，恰恰是十分可怕的:當人類不再敬畏生命，當活著的意義被戲謔性地抽空，人類如何眺望或走近安頓其身體與靈魂的精神家園?如此，與大學生一起閱讀經典文學文本，在“把文明的普世價值譜系保存得最好、亦最純粹的經典文本”(芝加哥大學校長赫欽斯語)中一起去找尋“感情的型”(李長之語)與“文化共名”(何其芳語)，不正可以培養莘莘學子的文學擔當精神嗎? 既如此，主動為因經典閱讀貧血的大學生輸血便成為當代文學理論教學困境突圍的一種有效性途徑，在具體的做法上可以不拘一格，但起點應當是立足于經典文本，通過教師講解與學生實踐兩方面的努力，挖掘其獨特的藝術價值與人文精神，共同建立一個兼具感性與理性的閱讀數據庫，在經典文本余興與衍興(王一川2－6)的反復把握中搭建起一個開放性的平臺。在教學實踐中，我們作了一些有益的嘗試，首先，我們向學生推薦一些必讀文本，包括文學理論文本和文學作品文本，前者如曹丕《典論•論文》、劉勰《文心雕龍》中的《神思》、《體性》等篇目、鐘嶸《詩品》、朱光潛《文藝心理學》、《論美》、陶東風《文學理論基本問題》、亞里士多德《詩學》、賀拉斯《詩藝》、康德《判斷力批判》、韋勒克與沃倫《文學理論》等，后者如中國古典四大名著，魯迅、徐志摩、張愛玲、丁玲、路遙、賈平凹、鐵凝、林白、海子等作家的作品，以及《紅與黑》、《追憶逝水年華》、《簡愛》、《禿頭歌女》等外國文學作品，每個學生選擇自己感興趣的一種，認真撰寫讀書筆記。 與此同時，我們要求學生在閱讀期刊(論文集)論文的基礎上推薦其中高質量的一篇(鼓勵推薦自己撰寫的論文)，論文研究的對象可以是文學理論基本問題，文學理論的熱點論題，也可以是文學文本批評，并利用課前十至二十分鐘的時間進行現場推薦。推薦前要盡可能多地查閱資料，將外圍的知識也諳熟于心;推薦時則要求先講推薦理由，再進行闡釋;之后有五至十分鐘的互動對話，其他學生會就論文的內容與形式等進行質疑、詢問或補充。本學期我所帶的兩個班已有十二個同學上臺推薦，通過這種實踐教學活動，學生不僅對文學的存在、價值及其當下的意義有了一些理解，對文學理論這門學科由生疏而漸趨熟悉，由懼怕而漸生喜歡，更通過討論對話互相啟發，提高了思維與分析能力。#p#分頁標題#e# 除了改變學生的知識結構以應對文論教學的困境外，實現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西方文論與中國語境的有機相融，扭轉文論教材的本質主義傾向，最終使文學理論自身更具有接地性也是走出文論教學困境非常重要而有效的途徑。 概言之，電子傳媒與消費時代聯手，將文學與文學理論逐漸邊緣化，有關文學終結、文學理論終結的擔憂不絕于耳，恰好說明了文學理論這門學科正經歷著一場不見硝煙的戰爭，這不是“一個人的戰爭”，文學理論教學正在遭遇的困境是多方面合力的結果:讀圖時代復雜多變的文學情狀、九零后經典文本閱讀經驗的嚴重缺乏、文學理論教材或顯或隱的本質主義傾向、此起彼伏卻水土不服的西方文論、被遮蔽和誤讀中國古代文論等，都加入了制造困境的行列。為了走出困境，諸多學人做出了有益有探索，譬如童慶炳、王一川、方克強、陶東風、南帆等學者，堅持反本質主義思維，為文學理論的未來提供了文本批評和文化批評兩條具體的研究路徑，②尤其立足于文本的批評理論，因其對文學理論自主性、自律性的獨特觀照而更具學理價值和可操作的特性;而如我一樣的普通文學理論工作者，也正在加入文學理論教學的創新隊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