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史選評得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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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史選評得失研究

本文作者:孫桂平 單位:集美大學文學院

唐詩史研究有一個基本目標,即:將具有文學史意義的唐詩作品甄別出來,并從唐詩發展史的角度進行述評。文學史著作論析唐詩,也具有類似的評選功能。由于對唐詩進行學理性評論和系統接受是從宋代開始的,因此著者在撰寫文學史時,比較重視宋代以來學者對唐詩的看法,而對唐詩在唐代的實際影響,則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從而造成一些疏漏。“唐人選唐詩”反映了諸多唐詩在唐代的影響,這對于我們認識文學史論著在選評唐詩方面的得失,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史選與唐代選本離合情況舉例

文學史著作對于唐詩大家的成就,一般會分類述評。有些在文學史著作中被強調的詩歌類型,也是“唐人選唐詩”所重視的。有些在文學史著作中被強調的詩歌類型,卻是“唐人選唐詩”所忽略的。有些在現存唐代唐詩選本中被重視的詩歌類型,則不為文學史著作所關注。①以李白詩而言,文學史著作一般將其樂府與歌行類詩作當作最主要的成就,②[1]在唐代詩選家中,殷璠《河岳英靈集》最早認識到李白的樂府詩成就?!逗釉烙㈧`集》選錄李白詩十三首,以樂府或歌行面目出現的就有十一首。③《河岳英靈集》并品題云:白性嗜酒,志不拘檢,嘗林棲十數載。故其為文章,率皆縱逸。至如《蜀道難》諸篇,可謂奇之又奇。然自騷人以還,鮮有此體調也。④[2]120-121殷璠用“志不拘檢”評價李白的氣質,以“奇之又奇”評價李白善于創新詩體,后來白居易《與元九書》說“李之作奇矣才矣,人不逮矣”,[3]961應該就是對殷璠評語的繼承?!逗釉烙㈧`集》的選詩和評語說明,李白樂府詩和歌行體所取得的成就,在其生前已經被讀者所認識。此外,《又玄集》選李白詩4首,2首樂府,2首歌行?!恫耪{集》選錄李白詩28首,樂府和歌行占21首。而且,《河岳英靈集》、《又玄集》、《才調集》選錄李白的樂府與歌行,在題材上涉及言志、抒懷、應酬三類。不難發現,李白善于用樂府體、歌行體表情達意,其所臻抵的駕輕就熟程度,給唐代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梢哉f,文學史著作重視李白的樂府與歌行,與“唐人選唐詩”相一致,反映了李白詩在唐代的實際影響。李白絕句的成就,到明代已被確認,如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六云:“李白五、七言絕,字字神境,篇篇神物”。[4]108

基于此,文學史著作對李白絕句,一般都要專門加以闡述。這一點,與“唐人選唐詩”所反映的情況有較大出入。考察現存唐代唐詩選本,《河岳英靈集》選錄李白詩13首,只有《答俗人問》1首絕句?!队中愤x錄李白詩4首,沒有五、七言絕?!恫耪{集》選錄李白詩28首,只有《相逢行》一首貌似近體五言絕句,但仍然以歌行為題,且用“阿那邊”這樣的口語,實際上不能算是標準的近體五言絕句。如果說,“唐人選唐詩”能夠代表唐人對李白詩接受和認識的情況,那么《河岳英靈集》、《又玄集》、《才調集》的選詩傾向表明,李白絕句的成就,在唐代還沒有引起重視。文學史著作接納唐后學者的詮釋,重視李白絕句,體現了學術的進步。而《才調集》選錄李白詩的題材傾向,反襯出文學史編撰普遍存在的一些問題。據《唐人選唐詩新編》統計,《才調集》所選李白詩28首,除《古風》(3首)、《贈漢陽輔錄事》外,均與男女情事有關,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李白詩歌在題材上的特點,而韋縠對此顯然是持肯定態度的。實際上,李白詩歌在唐代得以流行,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題材通俗易懂,如王安石所謂:“白詩近俗,人易悅故也。”[5]1538

可能是基于人文教育的宗旨,文學史著作幾乎都試圖將李白塑造成具有完美人格且能代表盛唐文化的詩人,因而忌諱談這一點。因為提及這一點,不免損害李白的崇高形象,如王安石所謂:“白識見污下,十首九說婦人與酒。”[5]1538-1539這樣處理,忽略了李白詩歌在題材上最為重要的特征,因而對揭示詩歌發展真相形成不利因素。文學史編撰者這種“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的心理,與唐詩史研究所需要的求實、求真精神,是有一定距離的。以杜詩而言,文學史著作一般都要專門介紹杜律,這與“唐人選唐詩”所反映的情況比較一致。在唐代唐詩選本中,現在所能知道的,僅《又玄集》選錄杜甫詩7首,①[6]193-194所選均為五、七言八句律詩。由于元稹早在中唐時期就撰寫了《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序》,指出杜律具有特殊的文學史意義,因此韋莊推崇杜律并不具有新意。但韋莊選擇這七首杜律為《又玄集》壓卷,則表明唐人已經認識到,杜律不僅可以代表杜詩的成就,而且也可以代表整個唐詩發展的成就。文學史著作推重杜律,體現了今人對唐詩發展的主要成就有準確認識。

至于文學史著作所普遍關注的杜甫“詩史”類作品,在現存唐代唐詩選本中則未見得到認可。那么,在“唐人選唐詩”之外,杜甫“詩史”類作品在唐代以一種什么樣的面目為人所認可呢?我們認為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則強調其時事性,一則強調其敘事性。前者以中唐白居易為代表,他在《與元九書》中說:杜詩最多,可傳者千余首。至于貫穿今古,覼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3]961這里,白居易顯然是把杜甫“詩史”類作品當成符合《詩經》傳統、對時政現實有諷喻功用的風雅之作。后者以晚唐孟棨為代表,其《本事詩》強調“詩史”類作品反映了杜甫在“祿山之難”中所遭遇的社會現實: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7]15

顯然,孟棨已經認識到杜甫“詩史”類作品具有敘事性強的特點。從“唐人選唐詩”的整體傾向來看,時事類和敘事類詩作在唐代地位不高。敘事類和時事類詩作在表現方法上是以寫實為主,而輔以議論,一般地說,這是史家擅長的筆法。杜甫將史筆化為詩法,在今天看來,這于唐詩發展無疑是創造性的貢獻;但在當時,就不免會因為其偏離詩法之正統而令人感到有些陌生和怪異。而且,敘事類詩作具有樂俗傾向,以其將詩歌娛情悅性的崇高功用降格為好奇以悅眾的市井小道,所以不為唐人看重。白居易最為有名的兩篇敘事詩《長恨歌》與《琵琶行》,雖然達到了“童子解吟”、“胡兒能唱”的流行程度,[8]803卻并不被對白詩甚為青睞的《才調集》所選錄,就可以說明這一點。杜甫詩史類作品兼具時事性與敘事性,其不被“唐人選唐詩”所重視,是必然的遭遇。又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世家,而某些杜詩就體現了其忠君愛民的儒家思想,這些可以視為“言志”之作。因為杜甫“言志”類詩作有著深沉闊大的思想境界,表現出了令人崇敬的士人人格,對后世正直的知識分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所以文學史著作一般也都很關注這類詩歌。而這,與“唐人選唐詩”的選錄情況大相徑庭。雖然由于文獻不足,我們難以完全了解唐代唐詩選本選杜的情況,但結合其選詩的整體傾向,可以判斷這類杜詩不受選家青睞。#p#分頁標題#e#

如上所述,現存唐代唐詩選本在不同時期表現出了幾種主要的選錄傾向,早期以“選秀”為主要傾向,中期以“玄”這一審美性為品評宗旨,后期以“才調”為選錄標準。而“言志”類詩作與此三者無關,其不被詩選家視為唐詩的主流,是顯然的。況且,杜甫一生官宦未曾顯達,早歲旅食京華十年,不僅墮落至“衣不蓋體,嘗寄食與人,奔走不暇,只恐轉死溝壑”的困境(《進〈雕賦〉表》,《杜詩詳注》卷二十四),而且于窘迫之際曾不分是非地“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杜詩詳注》卷一)。后世讀者可以忽略這一點,而贊賞他“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崇高精神。但唐朝的讀者則可能介意這一點,而視之為不合時宜。顯然,言志類杜詩在中晚唐、五代時期難以產生巨大影響,其不被“唐人選唐詩”所收錄,正在情理之中。

二、被文學史著作普遍忽略的詩作舉例

有些唐詩作品被多種現存唐代唐詩選本選錄,究其原因,或者是因為該詩流行一時,或者是因為該詩具有特殊的文學史意義。就后一種情況而言,有些見錄于多種現存唐代唐詩選本的詩作尚未得到文學史編撰者的注意。茲舉皇甫冉《巫山高》、祖詠《蘇氏別業》兩詩為例加以說明?;矢θ健段咨礁摺吩谥刑茣r期備受推崇,《中興間氣集》、《御覽詩》、《極玄集》都予以收錄。范攄《云溪友議》卷上記載劉禹錫過巫山時“悉去千余首”以《巫山》為題的詩作,僅保留了四首,并為白居易所認同,皇甫冉“巫峽見巴東”詩就是其中之一。[9]568這說明,皇甫冉《巫山高》在中唐時期聲名極盛傳誦一時,其被“唐人選唐詩”所重視,在很大程度上就與此有關。不過,皇甫冉《巫山高》之所以被唐代詩選家所重視,還因為這首詩具有特殊的文學史意義。范攄《云溪友議》提到,至白居易任蘇州刺史時,以《巫山》為題的詩作竟已達到千余首。南宋郭茂倩《樂府詩集》選載《巫山》詩計二十首。[10](238-243)

唐以前的,有齊朝的虞羲、王融、劉繪和梁朝蕭繹、范云、費昶以及陳朝后主、蕭詮等人的八首見錄。唐代同題詩作早于皇甫冉的,有鄭世翼、沈佺期、盧照鄰、張偱之、劉方平等人的五首見錄。由此可見,以《巫山》為題的詩歌,在皇甫冉之前已經形成了未曾間斷的創作傳統。以劉禹錫、白居易詩才之盛,如果皇甫冉《巫山高》與其它同題詩作相比,不能顯明特出的文學史意義,恐怕是不會受到賞識的。那么,其文學史意義到底何在呢?一則,皇甫冉《巫山高》有意而且有效地繼承了巫山詩的創作傳統。這既包括對齊梁時期舊制的模仿,如孟二冬《論高仲武〈中興間氣集〉》所指出的,皇甫冉《巫山高》與梁朝的同題詩作在“遣詞用句以及情調風格上都基本相似”;[11]也包括對入唐以來新作的效法,如方回《瀛奎律隨》卷四所指出的:“此詩與杜審言、陳子昂詩法相似”。[12]164由于該詩的整體格局系脫胎于舊制,因此全詩在寫法上自然就呈現出雅正的特點。二則,皇甫冉《巫山高》成功地超越了巫山詩的創作傳統。關于這一點,高仲武有明確認識,他在《中興間氣集》中評論皇甫冉詩說:“《巫山詩》終篇奇麗,自晉、宋、齊、梁、陳、隋以來,采掇者無數而補闕獨獲驪珠,使前賢失步,后輩卻立。自非天假,何以逮斯!”[2]480

若結合具體作品分析高氏評語,則首聯為巫山擬出類人的活潑飄渺形態,尾聯以清猿長嘯牽引黯然銷魂之情,這是該詩的奇處。至于中間兩聯,妙在拆用《高唐神女賦》中的“朝云暮雨”之典渾然不使人覺而且對仗工整,這是該詩的麗處。用語秀麗而使全詩呈現出清奇的特點,為以前的同題詩作所不能及??梢哉f,皇甫冉《巫山高》的出現,證明了齊梁詩風在唐代不僅繼續發揮著影響,并且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另一方面,皇甫冉《巫山高》所表現出的清雅詩風,又正是大歷詩風典型的審美形態。因此,皇甫冉《巫山高》為大歷詩風對齊梁詩風的繼承與超越提供了一個極為確切的例證。其文學史意義,是非常顯著的。即就此而論,皇甫冉《巫山高》在唐詩史著作中無疑應該寫上一筆,但目前的文學史著作幾乎都忽略了這一點。如果我們根據高仲武《中興間氣集》所選和所論來為肅、代兩朝的詩人及詩作選秀的話,最有代表性的詩人自然是分列上、下卷之首的錢起與郎士元,輪不到皇甫冉;但若論代表性的詩作,則無疑首推皇甫冉的《巫山高》。如此,我們就不禁要反問:既然張若虛能以《春江花月夜》“孤篇橫絕,竟為大家”,最終在唐詩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那么像皇甫冉《巫山高》這樣明顯具有文學史意義的佳制竟然不被納入文學史著作中作重點介紹,這是否有失公允呢?祖詠《蘇氏別業》①也應為文學史著作關注,但實際上已被忽略。

《蘇氏別業》見錄于《河岳英靈集》、《國秀集》、《極玄集》、《又玄集》,可以說是盛唐、中唐、晚唐詩選家一致推許的詩作。姚合編選《極玄集》,以大歷時期詩人的作品為主,于盛唐僅選錄二人作為“極玄”的典范,祖詠當其一,詩被選五首,而《蘇氏別業》就在其中。那么,《蘇氏別業》為什么會被諸多唐代詩選家所推崇呢?我們可從詩歌發展史的角度探討這一問題?!短K氏別業》是以園林為題材的唐詩典范。在唐代以前,謝靈運游歷山水,陶淵明參與農耕,為山水詩和田園詩創作樹立了典范。雖然唐代王績、孟浩然、王維、韋應物、柳宗元等繼承和發展了這兩種創作傳統,但就其典型性而言,都沒有超越陶、謝。唐代能與謝之山水詩、陶之田園詩相媲美的,是園林詩?,F存唐詩中有大量優秀的園林詩,可以說明這一點。而別業,就是唐代園林的重要形式之一。祖詠《蘇氏別業》以“南山當戶牖,澧水在園林”和“竹覆經冬雪,庭昏未夕陰”兩聯,將山水納入園林寫,展現了與山水詩相區別的園林詩特色。而且,《蘇氏別業》寫出了園林之于唐代士人的基本功用。

在這首詩里,詩人自己是別業的訪問者,對自然山水的游賞和隱居情景的體會,都只是暫時所選擇的休閑方式;而不像陶、謝那樣,以游賞山水和隱逸田園作為基本生存狀態。不僅前來訪問的詩人祖詠如此,主人又何嘗不是這樣?別業既以“別”為名,顯然是在公事之余用于休閑的??梢哉f,將游賞山水的雅致、遠離塵囂的隱逸情懷由持之以恒的生存狀態,分解為收放自如的片段生活享受,這正是唐代園林的情趣之所在?!短K氏別業》一詩對唐代文人士大夫階層的園林情趣作了典型反映,因而為諸多詩選家所賞識。但《蘇氏別業》作為有唐一代園林詩代表作這一點,唐詩史的編撰者似未有明確認識。實際上,自然風景題材是唐詩的大宗,但唐詩史的編撰者仍只是將這些詩作區分為山水、田園兩類,而忽略了唐代園林詩已足以自成一類。從山水詩、田園詩的角度看,《蘇氏別業》仍然是一首好詩,但并不具有特別的意義。只有從園林詩的角度看,其相對于山水、田園詩的特殊性以及在同類題材詩作中的重要性,才能夠顯明。“唐人選唐詩”推重祖詠的《蘇氏別業》,說明這首詩的文學史價值在當時已得到理解。而文學史著作忽略了這首詩,則反映了今人對于唐代園林詩所達到的成就,認識尚不夠深入。#p#分頁標題#e#

三、被文學史著作普遍誤解的詩作舉例

從“唐人選唐詩”的角度看,文學史著作在選評唐詩時,尚有不妥之處。某些詩作是應該進入文學史著作,但編撰者在評價時有偏愛之嫌。而有些詩作,不僅其進入文學史著作的方式存在問題,至于其是否應該進入文學史著作,也是需要討論的。茲以王維山水田園詩和王翰《涼州詞》為例,對這些問題略作說明。一般文學史著作受蘇軾“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這一經典評語的影響,把王維山水田園詩當作介紹的重點。有的論析更為透辟,認為王維精悟禪理的思想素質,使他的山水田園詩境界自高。這樣安排誠然有道理,但與“唐人選唐詩”所反映的情況不相符合?,F存唐代唐詩選本選錄王維詩,純粹的山水詩僅《又玄集》所選《終南山》一首,算不得受關注。而樂府詩與應酬詩,所占比重極大。據《唐人選唐詩新編》統計,《河岳英靈集》選錄王維詩15首,《息夫人怨》、《婕妤怨》、《漁山神女瓊智祠二首》、《隴頭吟》、《少年行》等6首為樂府詩,《贈劉藍田》、《入山寄城中故人》、《淇上別趙仙舟》、《寄崔鄭二山人》、《初出濟州別城中故人》、《送綦毋潛落第還鄉》等6首為應酬詩。《國秀集》選錄王維詩7首,《河上送趙仙舟》、《初至山中》、《成文學》、《送殷四葬》等四首為應酬詩,《扶南曲》、《息媯怨》等二首為樂府詩。《極玄集》選錄王維詩三首,均為應酬詩。《又玄集》選錄王維詩四首,《觀獵》、《敕借岐王九成宮避暑》、《送秘書晁監歸日本》等三首為應酬詩?!恫耪{集》選錄王維詩二首,《送元二使安西》為應酬詩,《隴頭吟》為樂府詩。如果說,“唐人選唐詩”反映了唐人對王維詩接受的大致情況,那么王維透露著禪學思想的山水隱逸詩并沒有得到唐人重視,就顯而易見。

從現存唐代唐詩選本看,王維詩“寫景如畫”的特點已經被殷璠、韋莊所明確認識,但在《國秀集》、《極玄集》、《才調集》中卻沒有被強調的跡象。即使在《河岳英靈集》、《又玄集》中,所選王維詩能體現“寫景如畫”特征的,也主要不是指王維以寫景為題材的詩作整體,而是指應酬詩中“寫景如畫”的秀句。比如,《河岳英靈集》“王維”條品藻集內詩句“天寒遠山凈,日暮長河急”,就出自《淇上別趙仙舟》。而《又玄集》中“寫景如畫”的秀句“隔窗云霧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鏡中”與“林下水聲喧語笑,巖間樹色隱房櫳”兩聯,出自《敕借岐王九成宮避暑》。而像“分野中峰變,陰晴萬壑殊”這樣的秀句出自寫景詩《終南山》,就“唐人選唐詩”而言,屬于例外情況。耐人尋味的是,盡管王維高超的寫景技巧已為唐代選家所重視,但其寫景詩本身卻未被選家關注。最明顯的表現為,后世學者公認體現了“寫景如畫”特征的輞川系列詩作,唐代詩選家一無所選。原因在于,唐代之前已有“詩言志”、“詩言情”、“詩寫意”、“詩繪景”等方面的詩歌創作實踐,而且這些在理論上也已得到明確認識。唐詩之勝,在于兼綜上述諸多創作傾向而有之。王維的輞川之作,大致被當朝人視為未能體現唐詩之勝的單純寫景之作,而遭到選家的冷落??梢哉f,文學史著作將山水田園詩視為王維的主要成就,有以偏概全之弊。文學史著作應根據“唐人選唐詩”,增加介紹王維應酬詩和樂府詩的相關內容。對有些唐詩作品,文學史著作的選與評,均有不妥之處。比如王翰,現存詩作雖然不多,但其七絕《涼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一般要被當成盛唐詩歌的杰作引入分析。從“唐人選唐詩”所反映的情況看,文學史著作僅僅選錄這首詩,有不當之處。《國秀集》選錄王翰詩《涼州詞》二首,其一為“葡萄美酒”篇,其二為“秦中花鳥”篇。從二詩所寫的時間和內容看,這兩首詩前后相續連為一體。

第一首詩寫征夫離別家鄉前與親友飲宴。“葡萄美酒夜光杯”寫送行的場面盛大,“琵琶馬上催”寫親友熱情勸酒,征夫舍不得離開,以至于將醉。于是親友開玩笑:“喝成醉漢,到邊塞如何戰斗呢?”而征夫以“古來征戰幾人回”的慨嘆來對答。第二首詩寫征夫抵達邊塞后的生活,不如想象的那樣激烈,并無殘酷的戰斗,只是履行日常防衛戍守的枯燥職責。在寂寞寒苦的日子里,不免想念起京城長安的親友和鳥語花香的景象。這兩首詩所描繪的場面,存在反差明顯的對比關系,第一首詩之所以特別耐人尋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第二首詩映襯出來的。即,在王翰那里,這兩首詩本來就是不可離析的整體,所以《國秀集》一并選錄。文學史著作選此而棄彼的處理方式,并不可取。將“葡萄美酒”篇從連為整體的兩首詩中割裂出來,導致了理解上的偏差。早在清代,學者對這首詩就有不同看法。沈德潛《唐詩別裁》認為詩情以悲苦為主:“故作豪飲之詞,然悲感已極。”[13]639施補華《峴傭說詩》認為詩情以歡快為主:“作悲傷語讀便淺,作諧戲語讀便妙。”[14]997

這種差不多相互對立的理解方式自然延伸到不同的文學史著作中。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認為:詩極寫將軍正要縱情痛飲,卻被催走上戰場的復雜心情,流露出一種深刻的憂郁感傷。這種理解與沈德潛接近。袁行霈、羅宗強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認為:這首詩以豪飲曠達寫征戰,連珠麗詞中蘊涵著清剛頓挫之氣,極為勁健。這種理解與施補華較為類似。實際上,選入《國秀集》的王翰《涼州詞》二首,為同一樂調之曲詞,情感內涵上應該一致。南宋郭茂倩《樂府詩集》曾征引《樂苑》、《樂府雜錄》的相關記述,說明《涼州詞》所配的樂調屬宮調,而宮調偏于感傷,最宜哀怨。另外,即使只從內容上判斷,“秦中花鳥”篇詩情也是悲苦的。所以,“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詩情以悲苦為主,當無疑義。有些文學史著作認為,“葡萄美酒”篇反映了盛唐詩人精神氣質,這一看法是欠妥的。若將《國秀集》選錄的王翰《涼州詞》(二首)視為整體,那么其是否應該被選入文學史著作,就成了一個問題?!稕鲋菰~》系配合樂曲《涼州曲》而創作的歌詞。郭茂倩《樂府詩集•涼州曲》解題云:“《樂苑》曰:《涼州》,宮調曲。開元中,西涼府都督郭知運進。”[10]1117這表明,《涼州》到玄宗開元年間,才成為宮廷常用樂曲。而王翰系睿宗景云年間進士,其最重要的文學活動,恰在開元盛世。據此可以判斷,王翰是《涼州曲》的最早作者之一,其《涼州詞》二首可能是諸作中最有名的。不過,王翰《涼州詞》雖然膾炙人口,但其文學史意義并不明顯。這一點,多數文學史編撰者似還未明確意識到,如章、駱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未選評這首詩,是例外的情形。本文提出以上若干問題,并非說“唐人選唐詩”的選詩傾向,應該成為文學史著作編撰的基本立場。本文主要想說,“唐人選唐詩”的價值取向,應該引起學界關注,以有益于中國文學史(唐詩史)的編撰工作。#p#分頁標題#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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