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傅璇琮文學史寫作地位研究，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本文作者：木齋 單位：吉林大學文學院
有幸與傅璇琮先生結識，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但真正與傅先生開始有較為深入的學術交往，則開始于我的《古詩十九首》研究。我自2005年以來，陸續發表有關《古詩十九首》的系列論文，對十九首產生時間、時代背景等問題發表了顛覆性的個人見解，這一系列見解，雖然被后來很多學者評價為“石破天驚”，“振聾發聵”，但在當時數年之內，卻是一片沉寂。正是傅璇琮先生，首先發表了《〈古詩十九首〉研究的首次系統梳理和突破——評木齋的漢魏五言詩研究》，認為：“木齋有關古詩十九首問題的研究，可以看做是自梁啟超發表‘東漢’說之后對古詩十九首和五言詩起源的第一次系統總結、第一次系統的梳理和第一次具有創新意義的突破，就其研究的深度、廣度和系統性來說，是前所未有的，其關于古詩十九首產生于建安十六年之后的結論，已經改寫了文學史。”[1]以后，當我發表有關詞體起源并非在民間的系列研究之后，傅先生再次撰文評價：“欲達到這種突破性的重寫文學史，則必要進行文學觀念、方法論上的革新木齋的詞學研究和十九首的相關研究，在學界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其中體現出的一些新思路與方法更引發學界討論提出詞體發生于盛唐宮廷，開辟了以詞體建構，或說是重寫唐宋詞史新的寫作范式；而木齋的《古詩十九首與建安詩歌研究》的出版問世，又標志了當前對古詩十九首與五言詩發生演變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2]對于傅先生這一系列的高度評價，我一方面感到十分惶恐，另一方面感到十分慚愧的是對于傅先生的學術思想缺乏研究，對于傅先生之所評價，就其學術思想和方法論上難以尋找到源頭。一直到今年為了寫作這篇文章，才有了一個稍稍系統一些的反思，那就是通過對百年中國文學史、詩歌史的寫作史的梳理，我看到了傅先生在這一巨大變革中的重要學術地位和重視創新與流變的學術方法論，以及傅先生獎掖后進、海納百川的大家風范。
一、中國詩歌寫作史之回顧與傅先生之重要地位
以我來看，從文學史寫作的角度來說，一個世紀以來，經歷了眾多文學史、詩歌史樣式的嘗試，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四種類型：第一種是傳統的文學史寫作。百年文學史寫作，在民國時代，大抵還是作家、作品的摘引，并無連貫的史的概念，更缺少源流的歷時性闡發。這種狀態，如同馬雍先生在民國時期出版的《蘇李詩制作時代考》一書的《導言》中所說：“吾國之有文學史，蓋始于光緒三十年（1904）林傳甲氏之京師大學堂中國文學史講義。四十年來，坊間此類著作，約得七十余種。其間佳制固多，然大部囿于文苑傳之范疇”，“夫囿于文苑傳之范疇者，上之略得知人論世之旨，下之惟摘舉集部一二名篇，系文苑列傳，依次排比，略施品藻而已。”這段論述，對于抉發當時文學史寫作之弊端，可謂切中肯綮。“囿于文苑傳之范疇”可以說是早期文學史寫作的概況。但其中也有幾部不錯的文學史，主要有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錢基博《中國文學史》，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等，這些著作在林傳甲、黃人等前輩的探索之后，可以說奠定了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基本范式，但這些著作的詩歌史描述總還不脫離作家作品的羅列，缺少對文學史、詩歌史自身規律的探索。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用功十余年，于1932年由北平樸社出版，此著除以所引孤本秘笈之豐富為他人望塵莫及外，還嘗試建立新的中國文學史框架。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發愿要寫一部比較的足以表現出中國文學整個真實的面目與進展的歷史”的“中國文學史”，但就中國詩歌史源流關系的深度探索來說，還未能臻于完美。同樣，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自序》說：“中國文學自來無史，有之當自最近二三十年始。然這二三十年間所刊布的不下數十部的中國文學史，幾乎沒有幾部不是肢體殘廢，或患著貧血癥的。易言之，即除了一二部外，所敘述的幾乎都有些缺憾唐五代的許多變文，金、元的幾部諸宮調，宋、明的無數的短篇平話，明、清的許多重要的寶卷、彈詞，有哪一部中國文學史會經涉筆記載過？不必說是那些新發見的與未被人注意著的文體了。”這些說法，一方面顯示了作者新的文學史觀念，增添了傳統學者不重視甚至不認為是文學的一些變文、彈詞、寶卷之類的俗文學作品，另一方面說明作者更為重視通俗文學部分。
無獨有偶，陸侃如、馮沅君在1956年版的《中國詩史•自序》中坦言他們寫作《中國詩史》時的一些問題：“這書初稿是在1925年—1930年間寫成的。那時我們一方面受了右翼的‘整理國故’的影響，一方面也一知半解地瀏覽了一些1927年以后翻譯出版的左翼文藝理論書籍，在思想上是非常混亂的我們引用了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也引用了布哈林與波格達諾夫的錯誤理論胡適在《白話文學史》里的謬論，我們不止一次地移植了過來。”這雖然是一種反思，但這種反思又何嘗不受上個世紀50年代意識形態思潮的左右和支配呢？這些在意識形態話語支配下的文學史寫作和詩歌史寫作，可以說是一個時代的通病，并且延續至今。目前流行的諸多《中國文學史》版本，以袁行霈本為代表，代表了20世紀的學術成就和學術方法。但21世紀以來，文學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文學史寫作需要及時反映新的學術觀念、視角和成果。近年來出版的文學史，主要有章培恒、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文學史新著》[3]，后者“毅然拋棄歷來慣用的王朝分期法，而采用將古代中國文學史分為上古、中世、近世三大段”[4]。此外，作者對中國文學史上的不少現象也作了新的闡述，例如，歷來的文學史把《孔雀東南飛》作為漢末建安時期的作品，該書則考證其為從建安到南朝的演變產物。增訂本還對許多作品作了新的解讀，對一些長期被忽視的重要作家作了介紹和評價。第二種是通史類的文學與歷史文化交叉的跨學科研究，以傅璇琮、蔣寅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通論》（以下簡稱《通論》）為代表。此類型的文學史寫作，如同該作《總序》所說：這部《通論》是一個全新的設想它的基本思路和內容構成都不同于現有的文學史著作。
歷來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大多以王朝和文體為經緯，以作家為單元，依次敘述，優點是突出作家的歷史貢獻，缺點在于頭緒較多，史和論，敘述的獨立和交叉之間的關系不好處理，而且，整體性較差。我們認為，文學史研究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通過揭示不同時代的創作范式，把握整個文學史運動的軌跡。圍繞這一中心，我們的工作首先是突破現有文學史著作的體例，橫向開展文學史的綜合研究。這段論述既有對以往文學史寫作利弊的具體分析，又有對這部通論編纂設想的闡發。以這部《通論》為代表的橫向式文學史研究，對于舊有文學史將時代背景、作家生平與作品思想內容、藝術特色的分割式的敘說，顯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飛躍。文學史的起源、發生、演變，原本是生動、具體、鮮活地與各自的時代，包括其中的政治背景及哲學、宗教、科舉制度、學術等水乳交融地存在著的，《通論》的這種研究，無疑較為接近文學史的歷史真相，比較深刻地解析了文學史現象的歷史文化構成原因。譬如其中《魏晉南北朝卷》，分別以“世族”、“佛教”、“音樂”、“繪畫”與魏晉南北朝文學的關系為題，《隋唐五代卷》則分別以隋唐五代文學與政治、傳統思想、宗教、科舉制度、藝術、交通、幕府、婦女之間的關系為題，這些章節課題本身就為文學史的研究指出了新的更為廣闊的研究視角，從而將文學史的研究和闡發引向了更為遼闊的歷史文化背景。《中國文學史新著》和《中國古代文學通論》可以視為自袁本文學史之后最有成就、最有特點、最有代表性的兩部文學史力作。但重寫文學史的學術史使命并未終結，時代期待著更有特色、更有創新力度、更為貼近文學史源流發展關系的新的文學史。“任何一部文學史，都還僅僅是當代史”，這句名言不妨可以理解為，迄今為止的任何一部文學史寫作，都還不可避免地受到寫作者所處時代意識形態、學術水準、方法論等多維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大略而言，胡適時代的文學史，由于當時帝制覆滅，民國初建，民眾觀念興起，因此，主要為白話文學史、民眾創造歷史的文學史；以后，更升格為階級斗爭文學史、反映民生疾苦的文學史。同時，在文學史的結構框架上，也帶有強烈的時代色彩：時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內容、藝術特色，將原本是一部生動的、有內在聯系的完整的文學史，機械分割為這樣的板塊陳列。以往文學史的弊端，并非表面上的民眾化、白話文學史化、庸俗社會學化，而是深入文學史內在的血液骨髓之中，影響到對文學史進程的總體詮釋。#p#分頁標題#e#
總體而論，這些文學史著作存在的問題，或由于時代原因，或由于體例限制，對于詩歌史部分的描述，則由于皆是大文學史的緣故，未能詳盡周全，但都為我們專論詩歌史提供了研究的基礎，其存在的問題，也正是我們努力突破的方向。第三種是文學編年史寫作。編年體文學史的提出、倡導，同樣出自傅璇琮先生。傅先生于1998年出版《唐五代文學編年史》，這可以說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隨后，編年體文學史受到了較為廣泛的響應，如趙逵夫主編《先秦文學編年史》，劉躍進主編《秦漢文學編年史》等。傅先生說：“我出于個人的研究心得，覺得編年體研究，可能是整體研究中一條較有創新且有實效之路”[5]2。確實如此，品讀《唐五代文學編年史》等，會產生劉知幾《史通•雜識上》所說的“雖燕趙萬里，而于徑寸之內，犬牙相接”的感受。第四種是源流史類型。按照索緒爾的說法，學術研究分為共時性研究和歷時性研究兩大類別，共時性研究是歷時性研究的基礎，歷時性研究才是學術研究的終極目的，這無疑是正確的。譬如我們研究中國文學史，對具體的作家作品研究，甚至對某一個微小問題的考辨，就是為了能較為接近歷史真相地解讀文學史自古至今的源流演變的歷程，從而達到以歷史為借鑒、認識自己的目的。從這一點出發，可以更為清晰地認知傅先生倡導的編年體的流變式研究和通論式的橫向研究的深遠意義，它們為源流式的這一歷時性文學史研究的提出和完成，分別從橫向和縱向奠定了有力的基礎。編年體和源流體，同為歷時性研究，兩者之間有何不同呢？編年體以時間為序，依次陳列文學史所發生的重大事件，確實能使人有文學史發生的歷史長河的切身感。而源流式的文學史、詩歌史寫作，則需要借助多重的研究方法，來闡發文學史和詩歌史的源流關系。如同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提出的以“地下之新材料”印證“紙上之材料”的“二重證據法”，后經過陳寅恪、聞一多、姜亮夫、饒宗頤等先生補充為三重證據法，并隨之發展成為多重證據法，在運用傳統研究方法的同時，還要運用文化哲學、文藝學、美學等現代學術研究方法，去研究出土文獻、傳世文獻的特質與源流等，從而達到較為接近歷史真相地闡述整個詩歌史的源流歷程。
辨析文章、考鏡源流本是我國學術研究、詩論詩學的傳統，早期如鐘嶸《詩品》、劉勰《文心雕龍》，一直到明人許學夷《詩源辨體》、胡應麟《詩藪》，清人葉燮《原詩》、沈德潛《古詩源》、劉熙載《藝概》，都對中國詩歌的源流問題有精辟的闡發，但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詩歌源流史，其中劉熙載《藝概》，可以視為一部精要的詩詞曲源流史綱要。探索源流關系是中國詩歌美學的重要傳統之一，也受到現當代學者的重視，以“流變”“演進”之類名詞來作為書名者，自上個世紀的文學史寫作即有之，如民國時期有鄭賓于《中國文學流變史》，譚正璧《文學源流》，近年則有謝衛平《中國文學流變史》，但三者雖然同為“流變史”，但卻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源流史，有流變源流之名，而無內在源流關系之實，仍然是甲乙丙丁，陳列各個時期文學之內容、形式、作家、作品而已，與傳統文學史寫作模式并無二異。這些“流變史”“源流史”“演進史”，為何采用“源流”之名，卻與一般文學史、詩歌通史無異？其原因主要如下：第一，古人如劉熙載，為何能以一人之力完成《藝概》，其《詩概》《詞概》《曲概》，分論詩詞曲三大詩歌體裁，蓋因古人以文言體式，發論而不證明，點到而無闡發，如說“宋子京是宋初體，張子野始創瘦硬之體”，宋子京晚于張先八歲，緣何反尚在宋初之體？而張子野年長于宋子京，緣何反為后來發生瘦硬體之始創者？以及何為宋初體，何為瘦硬體，論者均無闡發，因此，古人可以輕松完成“咫尺而有萬里之勢”的宏觀描述。而今人在現代學術發生之后，必要有嚴謹之論證方可公布于世。第二，與此相關，現當代學術研究日趨細密，治宋者難及于唐，何況漢魏，不知漢魏，何知六朝唐宋，因此，研究者視野難以有宏觀之思考以及宏觀思考下的微觀考量，未有宏觀思考和微觀考辨，何能有源流史之闡發和寫作？第三，傳統文學史以及詩歌通史類型寫法容易而源流史寫作困難，此為最為關鍵之所在。傳統文學史或是詩歌史的寫法，基本上是作家、作品等方面的陳列，后來之作，雖然有逐漸深入的趨勢，但就本質而言，仍在窠臼之內。
二、傅先生對后學創新之獎掖扶持
我在從事中國詩歌史研究中，逐漸形成了寫作一部流變史、演變史的學術理想，并在上世紀90年代分別出版了從先秦到宋詩、宋詞的流變系列專著。我的“源流史”，并非簡單依次陳列文學史現象，而是需要將整個詩歌史視為一個完整的生命，對于文學史現象給予內在的生命關系的闡發，不僅要回答每個時期何以為此，而且還要回答此一時期和彼一時期之間的關系，此一時期內部不同作家、詩人、文學現象之間的源流關系，以及具體到某一個重要作家其人生不同階段的源流關系等。因此，寫作或者編纂一部傳統方式的文學史或是詩歌史，數年時間即可完成，而研究及寫作中國詩歌源流史，若以個人之力，即使傾畢生之力，亦難以完成，此即源流史無人問津原因所在。我確立中國詩歌源流史這一課題，開始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有感于當時流行文學史的諸多弊端，對于中國詩歌史源流關系的求知不能從已有文學史中得到答案，因此希望寫作以源流關系為宗旨、為特色的一部完整的中國詩歌源流史，茲以寫作時間為次序征引幾篇發表過的文字。
一是寫作于1998年的《中國古代詩歌流變》：寫一本探討中國詩歌內在演變規律的書，是我多年之夙愿。這個想法，大約產生在15年前，我攻讀碩士學位前后。當時對各家之文學史、詩史，總覺意有不足：一部有著內在演進規律，具有內在源流關系的文學史，被分解為斷代史、作家史。你只見到有一座座高峰，卻見不到山峰之間的起伏延綿；你只看到一支支河流，卻尋不到它的源頭，也找不到它的歸宿。文學史的撰寫，似乎已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即每個時代都橫剖為時代特點、作家生平、思想內容與藝術特色，而時代特點又可以分為政治的、經濟的等等，思想內容又可以劃分為積極的與消極的、功利的與唯美的、反映民生疾苦的與形式主義的等等。在這些文學史著作中，無疑可以看到當時時代和社會的投影，看到階級斗爭理論的投影。這種模式一旦形成，就成了一種客體的存在。它深刻地影響著一代學者的思維模式，桎梏著一代學風。當某些學者想要像孫行者那樣縱個筋斗，跳出這一束縛之時，卻又常常發現，自己原來還在如來佛的掌心之中。筆者在撰寫這本《流變》時，何嘗沒有這種感受呢？但是，無論如何，總要有人去做“縱個筋斗”的嘗試，哪怕這是一次失敗的試跳。中國詩歌，上下五千年，縱橫開闔，波瀾壯闊，各種矛盾交錯演進。要想理清、表述清楚這種種矛盾錯綜復雜的進程，又談何易事！[6]1#p#分頁標題#e#
二是寫作于1999年的《宋詩流變》：對于迄今為止現有的中國文學史、詩歌史，坦率直言，我是不滿的我認為，一部文學史，或是詩歌史，它本應該是縱向流變的歷程，像是一條滔滔滾滾、千折百回的大江，也像是一個人由出生到死亡的生命過程。雖然可以分成若干歷程，若干階段，但前后之間內在的延續和變化卻是本質的內容這部《宋詩流變》，是我詩歌流變系列的第三部。前兩種，《唐宋詞流變》和《中國古代詩歌流變》，已經分別在去年和前年由京華出版社出版如果這部《宋詩流變》的寫作有什么意義的話，那就是，此書是我的流變詩史新模式理想的嘗試，也就是說，將整部宋詩作為一個具有內在聯系的系統工程來加以思考，并界定出每一位具有樞紐地位的詩人、詩派的坐標。傳統寫法中的各種內容，如生平、作品、內容等方面，不可避免地仍有涉及，但要盡量編織在全書系統工程之中，編織在縱向流變的鏈條里。[7]12
三是寫作于2009年的自傳體回憶錄《歷史的化石》：二十余年來，日日夜夜讓我的靈魂燃燒的，幾乎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寫作一部真正具有探索意義的《中國詩歌演變史》，就像是司馬遷的私人寫史。我想要做的事情，是真正意義上的個人描述和解讀中國詩歌史。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將這一宏大工程順利完成。[8]5這幾部拙作，記錄了十余年來我對于寫作一部中國詩歌流變史執著追求的歷史印痕，很有趣味的事情，是此四部拙作皆為傅先生賜序，由于傅先生高度評價，反倒令我汗顏而難以在此一一引述，只引一段文字：“木齋已出版的《唐宋詞流變》《、中國古代詩歌流變》，現在撰寫成的《宋詩流變》，以及今后計劃撰寫的《金元明清詩歌流變》，確是流變詩史的整體構思，是我上面提到的文學史寫作設想的新的進展，這比編年史更使人有宏觀的和流動的感覺。”[9]
可見，從宏觀上來看，傅先生幾乎在中國文學史寫作的四大類型中，都占有著重要位置。從傳統的文學史、詩歌史的研究寫作方面，傅先生于唐詩、宋詩方面的研究無需贅述，而從文學與文化跨學科研究的開創、編年體研究和寫作新體制的體系建構以及由此生發出來的傅先生對我所艱難探索的流變體、演變體詩歌史的鼎立支持和深刻闡發，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文章結尾，想到本文的副標題，似應談談和傅先生的學術交往。其實，前文所談，傅先生自身由文學史的傳統寫法，到通史類的跨學科研究，再到編年體的提倡和實踐，則我的詩歌源流史學術理想的追求與傅先生學術思想的吻合，已經說明了我與傅先生學術交往在學術觀和方法論上的吻合，這是我與傅先生交往的學術基礎。這里，還需補充說明的是傅先生作為學界前輩，能夠并不“審時度勢”，也并不參看他人之是否評價以及怎樣評價，而是從學術本身出發，對于像我這樣的后學晚輩給予高度的評價和積極的鼓勵，這是令我終生難以忘懷的。傅先生在平日的交談中，也常常鼓勵我說，不要在意別人和你商榷，商榷得越多，探索越艱難，對你的研究越有好處，要相信學術史最后的評價。此前，筆者曾有一文談及和傅先生的學術交往，請允許我轉引其中片斷，作為文章之收尾：傅先生著作等身，成果豐碩，這是無需此文在此贅述的。我所感興趣的一個問題，就是前文所引傅先生自己的說法：“既要有理性的思索，又要有情感的傾注”，這不是傅先生一次偶然的表述，而是一種有意的學術追求。
傅璇琮先生倡導這種“理性的思索，情感的傾注”式的學術研究和寫作，他的作品，也同樣體現了這種精神，如同傅明善《傅璇琮學術評傳》所說：“大氣恢宏，富有原創性，同時還具有濃烈的詩意和文學韻味”。傅先生的著作大家都能讀到，就不必贅言，就說說我親身感受到的事情吧！傅先生極為樂于獎掖后進，算起來，傅先生單為我所作之序（含編、寫兩類），就有五六部之多。先生寫序，有幾個特點，一個是不需要作者為之提供任何《序言》草稿；二是他一定要閱讀原稿；三是速度快而文字美。有時候僅僅是數天時間的交稿期——大概是性格使然，我的每部書稿交到先生手中的時候，總是馬上就要印制的時候，但先生總是微笑著，操著帶有寧波口音的普通話，問我所需要交稿的時間，等我不好意思地說出時間緊迫的意思之后，他也總是和藹地說：“沒關系，你就在這個時間來取好了”。到了約定的時間，果然，一篇《序言》就能交到我的手中——是我所十分熟稔的娟秀有力的字跡，而更為精美的，是一篇篇《序言》中的文字。“理性的思索，情感的傾注”，信矣哉！[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