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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民間文藝專家學者鄭重指出：地處楚文化腹地的湘鄂西蘇區80年前產生的經色歌謠，是典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應該好好搶救挖掘搜集整理，不能讓其自生自滅，而應該好好傳承下去。 我搜集整理的《湘鄂西蘇區歌謠》［1］，共收入140余首曾經流傳于湘鄂西蘇區的歌謠。這些歌謠，它不但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地處楚文化腹地的湘鄂西蘇區廣勞苦群眾為表達自己的政治呼聲，記錄當時偉大的革命斗爭實踐而編唱的紅色歌謠，而且也是革命先烈武裝斗爭的生活縮影和大眾文化的生動體現。它象璀燦的明珠閃耀在老區人民心中，珍藏在民間文學的寶庫里。我對這些革命歌謠的熱愛之情，是騎在牛背上的時候，從田野里老農們嘹亮的歌聲中萌發的?，F就該書的史料價值和文學價值談點感想和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湘鄂西蘇區歌謠的史料價值 歌謠由民歌和民謠組成，“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2]。 湘鄂西蘇區歌謠屬時政歌，是民間文藝范疇，系勞動人民有感于切身政治狀況而創作的[3],鮮明反映出那個時代社會政治的面貌。 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一）湘鄂蘇區與歌謠。在湘鄂西這塊熱土上，屈原的《楚辭》，尤其是《九歌》，以“歌樂鼓舞以樂諸神”祭歌而成，后人以“風”、“騷”并稱。唐朝的《竹枝詞》和《柳枝詞》之類，是文人采錄無名氏之作后潤色流傳的。 竹枝詞即竹枝山歌，唐宋時集中于夔州地區又遍及長江中下游巴人中。巴人是土家族先民，至今湘鄂西的土家族民歌，是與古代竹枝詞保持著一脈相承的聯系。湘鄂西蘇區歌謠，許多繼承著優良傳統，在生于斯、長于斯的群眾中廣泛流傳。 《紅色歌謠萬萬千》“：天上星星數不完，紅色歌謠萬萬千，一人唱來眾人接，好象橄欖回味甜”，這首歌謠，可以反映出當時的革命歌謠就是這樣津津有味地在湘鄂西蘇區傳唱開去的情景。謝覺哉回憶當年的時候曾寫道：“特別是唱新民歌，一傳十，十傳百，黨的政策和鼓動口號通過新民歌很快地傳到每個人的心里”。 （二）湘鄂西蘇區歌謠與當時的斗爭環境。湘鄂西地區之間的漢族和苗族、土家族人民很早就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民間文藝，民歌尤其發達。“在工農群眾中，最容易發生效力的是歌謠及一切有韻的文字，因為最適合他們的心里，并且容易記憶。 所以關于文字方面的宣傳，多有仿用十二月、十杯酒、鬧五更、孟姜女等調，或用十字、六字句的韻文。在許多環境較好的地方，都可以聽見農民把這些歌謠，提起喉嚨高唱。”[4]《窮人覺悟學蘇俄》：“富人飽，窮人餓，窮人生活真難過；富人少，窮人多，窮人覺悟學蘇俄。蘇俄窮人翻身了，豐衣足食無折磨”，這是當地人民群眾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覺醒歌唱。 在這種形勢下，湘鄂西地區的許多革命青年，在武漢、長沙、宜昌、沙市、常德等地先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或共產主義青年團，并被黨團組織派回本地開展革命活動。當革命“其勢力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上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時候，歌謠與人們的血肉聯系，便充分體現了出來。《黨給窮人播火種》“；這個世道鍋底樣，昏天黑地暗無光，黨給窮人播火種，心中燃起紅太陽”，又有《共產黨像太陽》：“共產黨，像太陽，財主惡霸瓦上霜，太陽出來霜化盡，百姓心里暖洋洋”等歌就是例證。 “馬日事變”后，湘鄂兩省的、唐生智集團實行白色恐怖，國民黨的劉佐龍15軍、魯滌平2軍、李品仙8軍和李焱43軍等駐軍與各縣反動勢力勾結，為鎮壓革命運動，紛紛成立縣市“清鄉委員會”，組建“保安團”、“常練隊”等地方武裝，屠殺工農群眾?！陡F人活路只一條》、《工農團結不怕天》歌謠等表達了湘鄂西地區群眾的革命意志和斗爭精神。同時《國民黨是刮民黨》這首歌謠，也揭露了敵人的反動本質和反映出了群眾的斗爭方向。 （三）湘鄂西蘇區歌謠與當時革命領袖人物。 “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海陸豐地區有過歌頌澎湃的歌，右江地區有歌頌韋拔群的歌”[4]，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其他地區，產生了更多的歌頌當時革命領袖人物的頌歌?！陡F人都跟走》、《來到我漁家》是對的贊頌。“中央決定在湘西北組織特委，發動群眾，造成暴動割據的局面，并派賀云卿、周逸群等同志返湘工作”[5]，后于1928年1月與周逸群達到監利縣，參加領導荊江兩岸的年關斗爭。“要吃山珍上高峰，要吃海味下龍宮，要想窮人不受苦，快跟鬧革命”，這首《快跟鬧革命》就是當時史實的反映。 在武裝斗爭中，擔任過南昌起義20年中團黨代表的段德昌，在失敗后由等派遣，于1927年9月經武漢、宜昌等地轉入鄂西農村開展武裝斗爭，后擔任公安縣委書記，“最早在洪湖初創了一塊革命根據地”[6]，等到洪湖時，段德昌已在洪湖地區擴充了一支神出鬼沒叫敵人聞之膽顫心驚的游擊隊。 段德昌和周逸群開展武裝斗爭后，在歌謠《帶支人馬搞武裝》正是當時的紀錄：“周逸群，段德昌，帶支人馬搞武裝，出去人人空著手，回來個個有支槍”。段德昌從始到終是湘鄂西蘇區領導對敵作戰的主要軍事指揮員，他被洪湖人民稱為“火龍將軍”，在帶領紅軍戰士對敵作戰中，成為紅軍將領中唯一百戰百勝的“常勝將軍”，從《常勝將軍段德昌》這首歌謠就可見他在蘇區人民心中的位置。 1927年底年關斗爭時，正帶兵駐扎在湖南省南縣九都山，這里正是段德昌的家鄉。特委派人與彭德華聯系，他送槍支、油印機、經費等給黨組織，并請年關暴動時不要放火燒縣城東堤，因為堤上多系民眾茅草屋，燒縣衙容易惹得民房著火。#p#分頁標題#e# 黨組織考慮了他的建議。群眾在《彭老總愛窮人》的歌謠中贊道：“北斗星，亮晶晶，彭老總，愛窮人，搭救我們出苦海，好象一位觀世音”。段德昌從洪湖武裝斗爭中負傷回南縣后，與原在北伐軍中就已熟識的戰友相見，別有一番滋味，也就是在此時，由段德昌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使革命陣營又多了一員虎將，幾十年后還深情地回憶道：“感謝段德昌播下了我這顆不大好的種子。” 《湘鄂西蘇區歌謠》，華中師大教授劉守華稱其“對于革命史跡和民間文藝學的研究也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書中歌謠對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事件及重大的社會政治問題都留下了印記。 二、湘鄂西蘇區歌謠的文學價值 湘鄂西蘇區歌謠，一方面它們的內容是革命的，是一個轟轟烈烈的革命時期的產物，另一方面，它又是源遠流長的中國歌謠傳統的發展。對人民它是引路的旗幟，對敵人它是威力無比的炸彈，被人民稱作號角和匕首。 它具有民歌的優美特質與藝術魅力，其教育和文學的價值是顯而易見的。 （一）湘鄂西蘇區歌謠內容豐富，各類繁多。一種是四句頭或五句頭。湘鄂西蘇區最為流行的是這種整齊的五言或七言歌謠，它每首或和每節由四、六、八句組成，因此人們稱為“四句頭”或“五句頭”。 七言的“四句頭”如《窮人不會窮到頭》：“長江｜不會｜長河｜藕，石磙｜不會｜滿江｜游、財主｜不會｜富到｜底，窮人｜不會｜窮到｜頭”。在節奏上的韻律構成，是一、二、四行押韻。同時，也有每每三字起頭，增至六、八句的。如《暴動》：你有錢，又有田，我有斧，又有鐮；工農團結暴動起，風展紅旗飄天，革命高潮來到了，土豪劣紳哭漣漣。“五句頭”，是由五句五言或七言構成的，如《我接紅軍來養傷》：我接｜紅軍｜來養｜傷，用斗｜苞谷｜熬砂｜糖，一回｜熬得｜一斤｜糖、慢慢｜熬得｜紅軍｜嘗。 這種歌謠的形式表面上與四句頭差不多，但它是發展了，提高了，它的前四句好象已經把要表達的意思表達出來了，在最后卻添上一句，或是翻出新意，或是錦上添花，或是畫龍點睛，起到深化主題的作用。那種二、二、四押韻，前兩句或兩句對仗整齊的格式打破了，它是前兩句和后兩句押韻，成奇數排列，仍使全歌謠的韻律顯得非常對稱和諧。 這種歌謠，流行于中南五省，尤以湘鄂西地區為多。二種是五七言交錯的長短句。湘鄂西蘇區歌謠中的五七言長短句，有先長后短的七七五五式，也有先短后長的五五七七式，前面提到過的《國民黨是刮民黨》歌謠，就是七七五五式的。長短句的交錯格調，很容易使人聯想起“詞”來。三種是小調。小調在湘鄂西蘇區歌謠中顯得輕松活潑，朗朗上口，有一種特殊的魅力，如《洪湖蘇區小調》：男是｜先鋒｜上戰｜場，女是｜后勤｜保家｜鄉，啷得｜啷，｜打勝｜仗，個個｜喜洋｜洋。有飯｜吃，有衣｜穿，洪湖｜蘇區｜好旺，啷得｜啷，跟黨｜走，工農｜幸福｜長。它是七三五句式，一行可七言，也可三言，還可五言，其中三言可重復。每節可獨立存在也可蟬聯成篇，節奏明快，可長可短。四種是兒歌。湘鄂西蘇區歌謠中的兒歌，幽默恢諧，它一般是五五三的句式，每句的字數亦可伸縮，靈活多變。如《吃菱角》“：小?。饬猓?，是個｜壞家伙。個個｜想出｜頭，口袋｜都鉆｜破。用牙｜嚼，咬掉｜角，是個｜壞家伙。個個｜想出｜頭，口袋｜都鉆｜破。用牙｜嚼，咬掉｜角，吃掉｜它的｜心，甩掉｜它的｜黑殼殼。”｜除上述主要的種類之外，湘鄂西蘇區歌謠還有十字調、五更調、四季調、十二月調、蓮花落、三棒鼓詞等各種韻文，配唱新詞。“有的區鄉蘇維埃政府開大會時，進行唱歌比賽，村村鄉鄉，越比勁頭越高。 男女青年上山砍柴、下湖捕魚、田間勞動，或哼小調，或縱情歌唱，”“真是軍事匆忙而弦歌不絕。”[9] （二）湘鄂西蘇區歌謠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 “民間文學首先開文學反映現實的光輝道路，是現實主義的文學的奠基者”，“民間文學首創積極浪漫主義的表現手法，從而對中國文學的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10]。湘鄂西蘇區歌謠以積極的態度反映現實揭示舊社會的黑暗，鞭撻壓迫剝削者的罪行，抒寫勞動人民的苦難和抗爭，表達他們渴望改變不合理現實，追求光明美好的生活，建立蘇維埃享受當家作主人的愿望，許多歌謠表現的手法就是現實主義的。 由湘鄂西蘇區歌謠而說起浪漫主義，人們自然而然地想起湘鄂西地區曾誕生了我國第一個偉大詩人屈原，當地流傳著他依民歌調式寫成的《楚辭》等，那些作品由追溯上古神話的想象力而成為浪漫主義的開端。湘鄂西蘇區歌謠繼承和發揚了中國的浪漫主義文學精神，并與現實主義相結合。如：“葛藤上樹團團轉，姐愛紅軍在心間；今生愛你五十載，死后還愛一萬年”。 湘鄂西蘇區歌謠，是湘鄂西蘇區歷史中最為生動活潑的一部分，雖然存在粗糙的地方，還不十分精美，然而卻純樸、清新、富有生命力。它是湘鄂西蘇區廣大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藝術品，兼有教育、娛樂、審美與紀實作用，對其后的民間詩人、歌手必然會發生一定的影響，培養著他們對大自然、對社會人生進步的審美觀念和健康藝術情趣，給他們以寶貴的借鑒和啟示。生長在南縣老區的當代著名民歌手“洞庭歌王”潘之美，從借鑒和啟示。生長在南縣老區的當代著名民歌手“洞庭歌王”潘之美，從小就吸取著湘鄂西蘇區歌謠等民間文藝的養料，并從中受到薰陶和啟發，從而搜集整理和創作出了反映洞庭湖區的可以傳世的情歌和勞動歌謠。 （三）湘鄂西蘇區歌謠構思奇特，藝術形象鮮明生動。 湘鄂西蘇區由于領導者的倡導，所形成的大唱革命民歌的風氣多年不衰。在當時紅軍中，就有周逸群《贈李俠公》、《白浪換作紅旗揚》；段德昌《我到紅軍把兵當》；鄧中夏《在覺悟的門前》、《過洞庭》；柳直荀《江城子•紅軍跑步歌》；賀錦齋《吾將吾身交吾黨》、《刀劍從中斬豺狼》；栩栩《殊途同歸》等等。正是由于紅軍將領和紅軍戰士，蘇區干部帶頭編唱，湘鄂西蘇區歌謠才有的是“舊瓶裝新酒”，利用舊的格調編唱新詞；有的則是借鑒吸取傳統民歌的語言、形象、手法，創作新歌，推陳出新。歌謠的傳統手法是《詩經》留傳下來的賦比興三種，其中比興兩種用得最多。蘇區的人民巧妙的運用這些手法，通過奇特的構思，對生活進行高度的概括，塑造出鮮明而生動的藝術形象，表達深刻的思想和強烈的感情。如《紅軍到》“：公雞叫，紅軍叫，腰里挎的盒子炮，白狗子嚇得跪下地，繳槍連喊把命饒”。此歌謠中刻劃的紅軍戰士威武高大，而白狗子卻渺小如鼠，簡短的四句，就使紅軍形神兼備，栩栩如生。#p#分頁標題#e# 奇特的構思，往往能創造一個深遠的意境。意境，是為形象比生活原型更高更美更典型更理想所構成的一種藝術世界?！都t軍妹子好風彩》中“紅軍妹子好風采，恰似蓮花帶露開，走到林前鳥起舞，走到塘邊魚游來”。蘇區人民贊揚紅軍女戰士，把感情、背景、形象熔鑄在一種神話般的藝術天地里，異常生動而形象地描繪出了一個女紅軍戰士的颯爽英姿，所到之處，鳥為之起舞，魚為之歡躍。 突出特征的藝術才是唯一真實的藝術，特征是事物本質的標志，是事物的靈魂所在，個別可以表現一般，特征顯示事物本質。“紅軍好比千年松，長在窮人心窩中，白匪要砍砍不倒，頂天立地入云青（《紅軍好比千年松》）”。這首歌謠“以彼物比此物”，借具體可感知的形象來表達復雜的內心，用借喻的方法來反映紅軍的偉大，闡明紅軍與蘇區人民的關系。 賦體歌謠是“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一種是鋪張的寫，還一種是簡煉最典型的細節，而且用夸張的方式表達，因而造成了強烈感人的藝術效果。“送郎參軍到村頭，村頭一樹石榴，剖開石榴兒好籽，似妹情意在心頭”，前兩句敘事，后兩句聯想到石榴籽寓著心頭情意。這種比興賦，它不但包含了詩情畫意，而且自然巧妙地表達了綿綿情思。 湘鄂西蘇區歌謠的價值，它不同于作家文學，它是屬于民間文學范疇的，它創作與流傳方式、藝術形式和風格、社會價值等都有別于作家文學。它象民間文學一樣，具有多種價值，它的特點是“多功能性”，它在人民生活中不是一種單純的文學，而是作為意識形態的綜合體現的。它兼出處不明，全憑口傳的詩歌，乃是人民靈魂的忠實、率真和自發的表現形式，是人民的知己朋友，人民向它傾吐悲歡苦樂的情懷；也是人們的科學、宗教和天文知識的備忘錄”[11]“，這是人民的各種信仰、家庭與民族歷史的儲存處”[12]。 湘鄂西蘇區歌謠的真正價值也正在于此。這些歌謠，它不愧為楚文化腹地誕生的一份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理應受到我們今天的重視與愛護。 我自己愿意作為湘鄂西蘇區歌謠的傳承人，把這些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下去，給子孫后代留下一份精神財富，為湘鄂西蘇區歌謠的流傳做出一份應有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