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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中葉以來,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自然環境空前惡化。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和思想家指出,全球生態環境的惡化將是21世紀人類面臨的最大威脅。但在反思生態危機的根源時,人們的觀點卻莫衷一是,有的將其歸結于科學技術,有的將其歸結于人的貪婪或人的認識,還有的將其歸結于人的消費。事實上,他們的探討并沒有抓住問題的根本,那么,什么是問題的根本呢?問題的根本在于,要審視當前人類的生態危機,就要先審視當前整個人類社會所處的時代背景。當前我們所處的時代,從本質上看依然沒有越出馬克思的資本批判理論所指涉的范圍,即依然處于資本時代。對于任何當代社會問題的研究都不能脫離這一時代背景,對生態問題的研究亦是如此。在當代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情況下,立足資本時代的視角研究生態危機的根源,對正確認識和解決當代生態環境問題,探索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有效途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資本的本性與資本時代 資本是資本時代的核心要素,是現代社會一切現象的起因、動力和內在靈魂。作為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資本的本性就是不受束縛地追逐利潤的最大化,通過擴張而增殖自身。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獲取剩余價值,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余勞動。”[1]馬克思的這一精辟見解不僅指出資本的本能在于增殖自身,還指出了資本擴張的起點是生產勞動。正是在生產勞動中,資本通過對活勞動的吸吮、對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攫取而使自己不斷地增殖和膨脹。通過這種增殖和擴張,資本的權力越來越大,它不再單單是一種經濟權力,而是成為現代社會全部權力的基礎;它也不再是單純的地區性權力,而是成了世界性的權力,將整個人類社會推入資本時代。資本的本性是增殖和擴張,于是在此時代中,“文明的一切進步,或者換句話講,社會生產力的任何增長———例如科學、發明、勞動的分工和結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場的開辟、機器等———都不會使工人致富,而只會使資本致富,也就是只會使支配勞動的權力更加增大,只會使資本的生產力增大”[2]268。對于資本的增殖和擴張本性,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形象地寫道:“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大膽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了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的法律;有了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3]追求資本的不斷增殖構成資本主義社會最基本的原則。可以說,為了獲得利潤,資本可以不擇手段,不惜一切代價,甚至是人的生命。美國當代著名學者和社會活動家克沃爾在《自然的敵人》一書中以活生生的事實揭示了資本的本性。1984年12月,美國的跨國公司聯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爾開辦的一家農藥廠發生嚴重的毒氣泄漏事故,給當地居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造成了大量人員傷亡,震驚世界。對于傷亡人數,各種說法可能不一致,但事故造成的大量人員傷亡是公認的。據克沃爾介紹,在博帕爾毒氣泄漏事故中,大約造成8000人死亡,超過50萬人受傷,受傷者中有5萬~7萬人無法治愈。在此后的二十幾年里,受害者中每個月都有人死去,直到今天,還有受害者深受身殘折磨??宋譅栒f:“這是歷史上最為嚴重的工業事故,博帕爾已經成為工業進程給人類帶來危險的代名詞以及生態災難本身的象征。”[4]28在克沃爾看來,這場災難的直接原因不在于工人操作上的失誤,也不在于這個公司特別貪婪,“而是這個制度要求它不斷削減成本,獲得更多的利潤”[4]35。公司之所以在印度投資,就在于能夠獲得超過國內的利潤。造成這場災難的根本原因是盡可能地減少成本。為了降低成本,公司留下了很多安全隱患,甚至以發展中國家人們的生命為賭注。設在印度的工廠和設在美國本土西弗吉尼亞的工廠在生產設計上是一樣的,然而在環境安全防護措施方面卻采取了雙重標準。印度博帕爾農藥廠只有普通的裝置,而設在美國的工廠除裝置外,還裝有電腦報警;博帕爾農藥廠建在人口稠密地區,離火車站只有兩英里,而美國本土的同類工廠卻遠離人口稠密地區;在美國,工人的安全防護措施是完善的,而在印度,公司則拒絕給工人配備應有的安全防護措施??宋譅栔赋?,如果工廠設計得更合理些,安全措施更完備些,博帕爾那樣的悲劇就有可能避免。為了獲得利潤,資本甚至不惜以犧牲人的生命為代價,那么,犧牲一些青山綠水以及干凈的空氣和寶貴的森林又有什么值得奇怪呢?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談論異化的時候,不僅是指勞動異化,也是指自然異化。而且馬克思指出,不管是勞動異化,還是自然異化,都是由私有財產和金錢的統治造成的??梢哉f,為了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潤,資本在殘酷地掠奪和剝削工人的同時,也必然向大自然展開殘酷的掠奪,而絲毫不去考慮也不可能去考慮這種掠奪對自然生態環境的長遠影響。作為資本時代的核心要素,資本的本性不僅決定了資本的反人性,也決定了資本的反生態性。 二、資本的反生態性 自然界對人類社會的重大意義是不言而喻的,整個人類社會的存在與發展都依賴自然界。“自然界起初是作為一種完全異己的、有無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與人們對立的,人們同自然界的關系完全像動物同自然界的關系一樣,人們就像牲畜一樣懾服于自然界。”[5]而到了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二大階段———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社會階段后,事情發生了變化。如果說“上帝創造了一個自然的世界,資本則創造了一個人工的世界,資本作為新的造物主而領有現代世界的一切”[6],包括自然界。在此階段中,自然界不再是神秘莫測之物和恐懼的力量,而“不過是人的對象,不過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認為是自為的力量;而對自然界的獨立規律的理論的認識本身不過表現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為消費品,還是作為生產資料)服務于人的需要”[2]393。為了增殖和擴張,資本驅使著它的人不斷向自然界開戰,企圖把整個自然界作為有用物投入到資本生產中去,把人與自然的關系變成單純的功利關系、占有關系。一方面,資本的擴張本性使資本主義不得不最大限度地進行擴大規模的生產,而降低生產成本的愿望又驅使它到處尋找廉價的原材料和勞動力,這就致使資本要不斷地、毫無節制地榨取自然界的各種有利資源,對自然界進行殺雞取卵、涸澤而漁式的掠奪性開發,結果造成了人與自然的矛盾日益激化。另一方面,資本的擴張本性也使資本主義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刺激消費。“每個人都指望使別人產生某種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犧牲,以便使他處于一種新的依賴地位并且誘使他追求一種新的享受”[7]120,“工業的宦官順從他人的最下流的念頭,充當他和他的需要之間的牽線人,激起他的病態的欲望,默默盯著他的每一個弱點,然后要求對這種殷勤服務付酬金”[7]121。消費品的迅速增長和消費主義的盛行,是資本擴張本性的必然產物。而這又必然會加劇生態環境的失衡。因為消費主義的盛行和消費社會的到來,會進一步刺激生產規模的擴大,從而帶來更多的自然資源的消耗和廢棄物的排放,其結果是在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過程中出現無法彌補的裂痕。正如福斯特所指出的:“資本主義經濟把追求利潤增長作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價追求經濟增長,包括剝削和犧牲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這種迅猛增長通常意味著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時向環境傾倒越來越多的廢物,導致環境急劇惡化。”[8]3資本的本性決定了它不會承認任何界限的存在,它要打破一切加之于自身的限制,以實現自身利潤的最大化。如今,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資本更是要利用其先發優勢,擴大自己的運動空間,把自己的觸角盡可能地伸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在資本的推動下,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本的人奔走于世界各地,到處建立聯系,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全球推廣,結果是引發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全球氣候變化是最具有全球性的、最具殺傷力的。在反對全球變暖的運動中,科學家、政治家、社會活動家、各國政府首腦等都在分析全球變暖的結果以及設想如何遏止全球變暖。但結果如何呢?受制于操作和欺詐的《京都議定書》,只不過是起著擴張資本的作用,使西方發達國家從氣候變化中牟利,根本不能解決全球變暖問題。一些公司表面上的環保行為僅僅是出于利潤需要的公關活動,是以綠色為幌子來掩飾其反生態的行徑。比如,借助“碳排放權”這一概念,西方發達國家的碳基金公司不但將碳排放權商品化,還推動了國際碳排放交易市場的繁榮發展。借助碳排放交易機制以及清潔發展機制,西方發達國家輕松逃脫減排義務,并再次站在世界經濟倫理的檢閱臺上,為全球經濟啟動新的游戲規則,而發展中國家卻靠犧牲本土資源和生態環境再次淪為西方資本主義的附庸。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Summers)曾這樣說過:“在你與我之間,難道世界銀行不應該鼓勵更多的污染工業轉移到最不發達國家嗎?我認為,向最低工資水平的國家傾倒有毒廢物背后的經濟邏輯是無可非議的。我們應該面對這一事實……我總認為非洲一些人口稀少的國家遠未被污染,它們的空氣質量與洛杉磯和墨西哥城相比,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4]82對于薩默斯的這種論調,福斯特曾經指出,它表現出了十足的生態帝國主義的惡習。薩默斯以十分輕蔑的態度來對待第三世界和生態環境問題,并不是因為他喪失理智,而是他作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本質的暴露,是資本積累的經濟擴張主義的邏輯必然。“作為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薩默斯的作用是為世界資本的積累創造合適條件,特別是在涉及資本主義世界的核心時更應如此。無論是世界大多數人的幸福,還是地球的生態命運,甚至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命運,都不容許阻礙這一執著目的的實現。”[8]55殘酷的資本競爭、金融資本的短期利益追求、龐大的公司規模和冷漠的官僚管理體制,所有這些都使資本距離自然越來越遠,遠到現實的自然反倒成了抽象的有用物。人們想當然地認為自然提供給我們的資源是源源不斷的,自然容納和化解毒害廢棄物的能力也是超凡的,人類是可以為所欲為的,因為大自然像母親一樣是無限寬容的,但所有這些想法都是極端錯誤的!當人們意識到生態環境問題的嚴峻性,關于“綠色”、“環保”“低碳”的神話便誕生了。環保汽車、環保購物袋、環保電池、環保家用電器等,仿佛只要消費了這些冠以“綠色”、“環保”等字的商品,人們便可以輕松地卸下心中的負罪感和對于生態環境惡化的焦慮感,一如既往地“過度消費”。實際的結果是,消費主義化了的環?;蛘哒f商品化、資本化了的環保,根本面對不了真正的環境問題,也根本解決不了生態危機,因為這樣的環保并沒有觸動資本本身,也沒有觸動資本主義制度,反而是以“綠色”、“環保”、“低碳”的名義被資本收編,成為資本獲利的工具。#p#分頁標題#e# 三、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要從監管資本著手 黨的十七大報告在規劃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時,明確提出建設生態文明的要求: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使循環經濟形成較大規模、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牢固樹立。這一奮斗目標的提出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需要,也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需要,更是解決改革開放以來與經濟增長同步出現的比較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社會現實問題的需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環境保護工作不斷得到加強,民眾對生產生活環境質量的要求也不斷提高,但由于我國的經濟增長基本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傳統發展模式上,所以也出現了比較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資源相對短缺、生態環境脆弱、環境容量不足,逐漸成為中國發展中的瓶頸問題。如果這些瓶頸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將會直接影響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宏偉目標的順利實現,甚至影響到中華民族的生存和長遠發展。正是基于事態的嚴重性,中央明確提出了建設生態文明的要求。如前所述,資本的本性是反生態的,那么,是不是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就要反資本,甚至消滅資本呢?不是的。雖然說資本的本性是反生態的,但在人類社會目前的情況下,資本還不會退出歷史的舞臺,因為它的歷史積極作用還沒有完全發揮出來。在資本的不可遏止的擴張中,資本促進了現代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開創了世界歷史,也推動了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盡管是通過異化的手段。在開創世界歷史的過程中,對于凡是低于現代資本生產方式水平的地區、國家和民族來說,資本必然要以勢不可擋、橫掃一切的威力“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9]。這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歷史過程。而對于那些低于現代資本生產方式水平的地區、國家和民族來說,資本依然具有變革和推動歷史前進的某種進步因素。這也是馬克思所充分肯定過的“資本的偉大的文明作用”。對于中國來說,目前“資本的偉大的文明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中國還要利用資本進行經濟建設,促進經濟發展,要使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融入到世界歷史的發展潮流之中。另外,要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也離不開資本的支持,因為生態文明建設需要真金白銀,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因此,對于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來說,關鍵在于解決好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要走出GDP主義的誘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改變單純地以GDP的增長作為經濟發展衡量指標的做法;另一方面,要積極發揮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的優勢,加強對資本進行有效有力的監管,盡可能使資本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降到最小,從而使資本在服務于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服務于生態文明建設。就第一個方面來說,關鍵在于轉變思維模式和做法。不可否認,對于社會主義社會的資本來說,不管是公有資本,還是非公有資本,它們都具有資本的一般本性,即追逐利潤最大化。在實踐中,社會主義社會的資本也存在著片面追逐利潤最大化的現象,這尤其表現在某些地方政府和企業對GDP的頂禮膜拜上。作為一種極端現代化的意識形態,GDP主義正是資本狂熱地追求最大化地增殖自身的本性的體現。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一些資本所有者為了實現自身利潤的最大化,不惜違背社會主義社會的道德,甚至違反社會主義社會的法律。最近屢見報端的食品安全事件和飲用水污染導致的群體性致病事件,都將事實真相指向了一個方向:公有資本的經營者和非公有資本的所有者都不同程度地被資本獲利的邏輯誘惑和奴役,儼然淪為了資本獲利邏輯的工具。所以,中國要進行生態文明建設,首要的任務就是要走出GDP主義的誘惑,走出單純地以經濟增長作為社會發展衡量指標的思維模式,將經濟社會的發展置于更開闊的視野中。具體來說,就是要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將以GDP為本的經濟發展思維模式,轉變為真正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思維模式。而且,這里的以人為本,不僅是指以當代人為本,還指以后世子孫為本;不僅指為滿足人的當下基本需要為本,還指以人的長期保障和長遠發展為本。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拋棄GDP主義及與其相伴隨的以金錢驅動為特征的經濟盈虧底線,以可持續性的而非掠奪性的方式對待自然。“過去我們對大眾為物質福利而進行的斗爭主要是從經濟的角度去理解,而現在這種斗爭則日益呈現出更加廣闊而完整的環境背景……我們的斗爭將告訴我國:解決環境問題的方法必須超越盈虧底線。這才是21世紀的真正希望所在。”[8]34-35需要指出的是,這里所強調的走出GDP主義,并非意味著主張經濟不能再增長或發展了,這對于仍然處于貧窮狀態的地區和國家來說是既不公平也不現實,而只是想強調說明人們對經濟發展內涵的理解應該更加全面。就像科學發展觀所強調指出的,科學發展不是不要發展,特別是經濟發展,因為任何社會的發展都要以經濟發展為物質基礎。就第二個方面來說,關鍵在于積極調控和監管。如前所述,對于中國的經濟發展來說,資本依然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資本還要在中國社會中存在相當長的時間。那么,對于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來說,一個非常重要的現實問題就是如何協調好經濟增長和資本擴張與生態文明建設之間的關系。雖然資本具有反生態性,但社會主義社會畢竟具有特殊性,社會主義社會的資本也具有其特殊性。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來說,它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這就能夠保證國家對國有、集體等公有資本以及外資等非公有資本進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進行有效有力的監管以及科學合理的安排和利用。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國家和政府的思路應該是將經濟發展和資本贏利與生態文明的建設進程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整體目標結合起來,使資本的贏利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促進生態環境的良性發展,服務于生態文明建設,從而規避因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和資本贏利而破壞生態環境的風險。我們認為,這是可以做到的。具體來說,國家和政府一定要有所作為,加強對經濟的干預和引導,對資本的運作進行有效監管,實施強有力的宏觀調控。比如通過制定和實施相應的經濟政策和計劃,對經濟活動參加者的經濟行為進行引導和制約,扶持新興綠色產業的發展、獎勵積極采用綠色技術的企業、嚴格限制企業的排污量等。再比如通過制定、完善和運用經濟法規來調節經濟活動,通過法律法規來賞罰分明地規范各類經濟活動主體的各種經濟行為。#p#分頁標題#e# 當然,社會主義社會如何利用資本服務于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服務于生態文明建設這個問題,應該說是一個新問題,也是一種新思路,還需要深入研究,畢竟它涉及一系列的現實問題,如思想觀念的轉變問題、官員的政績考核方式問題、相關法律法規的健全和執行問題等。但筆者相信,隨著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向前推進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大規模展開,人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和研究會很快多起來。